漢唐史論集 · 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

緒言 西漢一代政治集團的興起原因，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因了時代需要而起，他們多半是舊政治局面或制度的改革者，或是新政策的執行者，這種集團的政治意味，比較濃厚。另外一類則多半憑藉政治以外的關係，與皇帝接近，因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造成以私人或私家為中心的政治集團，這種集團常是政治上純人事糾紛的製造者。不過各集團本身興起原因的異同，尚非他們相互衝突的主要原因。它們的衝突，大半起於政權的爭奪，以及政見的爭執。此外還有純以私嫌而起的衝突。 每個政治集團持續的久暫，以及在政治鬥爭中能否獲勝，最重要的要看皇帝對它支持與否或是支持到如何程度而定。至於它本身能否適應當時的政治要求，尚系次要條件。這種情形的發生，在君主專制的時代中，是勢所難免的。 西漢政治集團的衝突，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從劉邦到景帝，可算第一個時期。這段時間中的衝突，以政治上的保守派與革新派的衝突為主。漢初四十多年的政治，可以說一直由淮泗功臣集團來主持。這批時代英雄，雖把舊政權推翻，但對新帝國的開國規模，沒有創造的見識和能力，因此只有一切承襲「秦法」。同時他們在得到政權之後，又大部變成了黃老信徒，只求保持政治現狀，而不願有所興革。國家新成，便呈現這麼一種暮氣，以致許多在統一後必須做的事，都因而停頓，終至使國家內部發現分裂的危機。文景時期，有兩批人發動政治改革，先後被功臣集團與後來的另一反動集團所擊敗，結果乃至使漢廷不得不以武力來解決政治問題。所以這段時間，可以說一直是保守性的政治集團的天下。 武帝可以自成一個時期。他採用了文景時期革新論者的大部改革辦法，終使國內得到安定，政治煥然有新氣象。他繼而從事對外戰爭，因此新的政治集團及軍事集團，皆因時代需要而興起。武帝的各項政策，均由這些新興集團順利的推行。反對武帝政治的儒家，力量微不足道，對新政策的阻力很少。武帝雖然有時因用人失當，致有些事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過這段時間中整個國家民族的精神，則是進取而有為的。 武帝死後一直到王莽，是第三個時期。武帝死後，由於舉國上下對武帝數十年從事戰爭的結果感到不滿，因此對武帝政治素表反對的儒家政治集團，乃漸漸抬頭。到元帝時，竟成為政治上的主要勢力。不過漢朝從此即不能振作，因為儒家的反功利思想，使漢朝不能定立進取性的政策，他們的當政，更直接窒礙進取人才的發展。擁有不少人才的西漢最後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集團，即為他們消滅。哀帝以後，國家竟毫無人才可言。最後他們簇擁著外戚王莽，登上皇帝的寶座。無奈主角及配角均差，一齣好戲，終至狼狽收場。 不過話得說回來，西漢乃是中國史上不可多見的強盛時期，這段時間中的政治集團，雖也相互衝突，但就每個集團質的方面說，卻不盡同於後世。根據史實看來，每個集團的首腦人物，他們無論是反動的或是前進的，本身大都具有相當的才幹。即使是由外戚甚至佞幸進身的人，也大半有成績表現，很少是屬於戲台上所表演的國舅國丈那一種的類型。他們的個人操守，大致也還說得過去，所以西漢史上很少有一點事不做而專門貪污的軍政大員。西漢大多數的皇帝，對於用人，不能說不慎重；同時更維持一種相當高度的法治。西漢一代的文治武功在歷史上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與此大有關係。這倒是值得附帶一提的。 一　漢初功臣集團與外戚集團的火併 劉邦於倉卒間建立新的王朝之後，政治上尚有許多嚴重問題，等待解決。他作皇帝後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從事翦除一部分不穩定的功臣。他為此幾乎無歲不征，直到他死，戰亂未曾止息。這個問題，早已種因於統一以前對項羽作戰之時，不過到他作皇帝後才表露出危機而已。劉邦的功臣，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劉邦在淮泗初舉義旗時的基本幹部，這批人在舉義前多與劉邦「同為編戶民」，對劉邦相當忠實。同時他們之間，也具有濃厚的感情。所以可把這批人稱作「淮泗集團」。此輩可以蕭何、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等人為代表。其中除蕭、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經驗及能力外，其餘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與項羽作戰，勝的機會絕少。另一類是劉邦舉義後陸續加入的，他們來自各地或當時其他革命團體，故私人間無密切的聯繫，可統名之曰「雜牌」。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輩出，可以韓信、英布、彭越、張耳、陳平等人為代表。這兩派人士，前者常追隨劉邦左右，後者則多領兵在外打仗。他們在一起的機會很少，因此兩派尚未發生過嚴重摩擦。 劉邦與項羽作戰，在那種軍事第一的時候，自己的嫡系部隊偏不爭氣，因此不得不借重「雜牌」。黃河以北的地盤，完全是由他們打下來的。而決定全局的垓下包圍戰，更由韓、英、彭三人為主力。滅項之功，既以「雜牌」居多，因此劉邦所封的異姓七王，「雜牌」占了六個。不過劉邦之分封他們，乃是迫於以前的成約及當時的形勢，內心實有所不甘。同時對他們的既成勢力，感到恐懼。對韓、英、彭三人，尤為畏忌。因此處心積慮，找尋機會來消滅他們。韓、英、彭三人雖然看不出有結成黨與的跡象，但三人當時的處境與心情，可以說是一樣。所以韓信被捕，彭越便稱病；韓、彭被殺，英布便乾脆的「欲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滅，劉邦也跟著死去。他所遺留的大臣，除陳平外，幾乎全屬於淮泗集團，他將國事託付於這個集團的中堅人物蕭何。由於劉邦死後呂后專政，呂后娘家人的政治勢力，便日見擴張。呂后是劉邦的糟糠之妻，呂家人也自始即追隨劉邦，所以他們可以稱作淮泗集團的外戚派。蕭、曹等人，則可稱為這集團的功臣派。不過呂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見識方面，遠遜女子。呂后之剛毅，固不待言；其妹呂嬃，也極有膽識。至於男子，除了呂后的哥哥呂澤曾立過些軍功外，其他無一不是庸才。他們的勢力，可以說是呂后一手栽培起來的。呂后利用劉邦的連年在外作戰，乘機過問政事，族誅韓信，便由她決定。劉邦晚年，呂家人在朝中已隱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呂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當時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與呂家接近的，如張良、酈商、樊噲、審食其等。其中樊噲是呂嬃的丈夫，審食其是呂后的愛人。惠帝即位後，政事實際已全由呂后決定。惠帝死後，她更進一步實行「臨朝稱制」。不過當時呂家人的勢力，仍非功臣派之敵。軍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陳平、周勃、灌嬰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較耿直，臨事則一無辦法。陳平為人極圓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書所常並稱的「絳灌」，本是韓信羞與為伍、英布以為不在話下的人物。他們具有堅強的排外性，對於排拒異己，步趨常是一致。四人的聲望才幹，雖然超過諸呂，卻不足與呂后相抗。所以呂后扶持諸呂，他們無法阻攔。第一步呂后要提高呂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們封王或封侯。當她徵求大臣們的意見時，王陵首拿「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誓」為根據，表示異議，呂后大不高興。因此輪到陳、周，便不敢反對。呂后第一個目的既達，第二步便設法要諸呂掌握實際的軍政大權。據說首倡此議者，是張良的兒子年方十五歲的張辟彊。《史記》九《呂后本紀》說：「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是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此說破綻甚多。與辟彊談話的丞相，以時間論，應該是王陵，而王陵則是在惠帝死後面折廷爭反對分封諸呂的人。其次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為相國居南軍，均在呂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後八年的事。若說此事乃是實現丞相八年以前之請求，寧非奇談！總之此事乃呂后扶持諸呂的必經步驟，朝中大臣對此事應負責任者盡多，而不必諉過於一豎子。 至於呂后扶持諸呂的目的何在，後世對此頗多議論，而以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呂武不當並稱」一條，最為允當。趙認為：第一，呂后本不想以呂代劉。因為她對劉邦簡擇的舊臣，甚為信任，與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間並無意圖顛覆劉氏的跡象。他說：「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又說：「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後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第二，呂后之扶持諸呂，乃是因為孝惠死後，呂后本人沒有嫡親子孫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呂家人在她死後受別人欺侮。他說：「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為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陵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第三，呂后對劉家子弟不能算壞。並且她為使劉、呂相親，確曾費過一番苦心。他說：「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後意，後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為魯元湯沐邑，即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後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後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後之欲使劉、呂常相親。」呂后之以呂氏女配諸劉，確有其政治作用。《漢書》九十七《外戚傳》說：「更立恆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證明。不過呂后的用意雖佳，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諸呂政治勢力的膨脹，與功臣派發生衝突，自在意中。功臣們昔日「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論功不過封侯，而呂祿、呂產等以裙帶關係取王侯如拾芥。當年蕭何封侯，尚以「未嘗有汗馬之勞」而生爭議，對此又焉能容忍！何況諸呂進而奪去他們的實權，呂祿作上將軍，呂產作相國，使周勃的太尉、陳平的丞相變成擺設。所以當時功臣派心情之鬱憤，可想而知，其謀誅諸呂的動機，便自此而起。他們首謀本身的團結，故陳平聽了陸賈的勸告，即與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與反呂最激烈的宗室劉章聯合，劉章是當時齊王劉襄的弟弟，有強大的齊國作背景，同時又是呂祿的女婿，諸呂也對他另眼相看。他反呂的主要目的，是想擁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呂后一死，齊國便出兵西指。這次事變，可以說是功臣派的主謀，而由宗室執行任務。劉章便是親自帶兵與諸呂動手的人，相國呂產與長樂衛尉呂更始均被他當場殺死。這次政變如無宗室參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單就當時周勃那副模樣看來，即可作此假定。 諸呂在「不當為王」與「欲為亂」的罪名下，盡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幾個封王的兒子也被統統殺掉。功臣派藉口說他們不是孝惠之子，實際上是怕他們長大後替呂家報仇。又認為齊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惡人，生怕他們將來變成呂家第二，因此才挑選了「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的代王來入承大統。功臣派對呂家的畏忌，從這類地方表現無遺。他們這次與諸呂的火併，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權位的爭奪。所謂「安劉」之功，乃是欺人之談。因為就現有的歷史記載看來，劉家何嘗有不安的現象，所不安者，周陳輩之權位耳。 諸呂的罪名，實有重作一番討論的必要。先說「非劉而王」。所謂「白馬之誓」，僅見於《史記》的《王陵傳》中，《高祖本紀》上沒有正式記載。就常理推斷，此誓倒非虛構。因為王陵以這誓約為理由，在朝廷上公開反對分封諸呂，如是假的，呂后豈有不加駁斥之理。事後，王陵更指出陳平、周勃均曾參加盟誓，陳、周也未否認。呂后臨終，更曾拿這誓告誡諸呂。所以這誓約的真實性，可無問題。可能是劉邦晚年與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約，未舉行公開儀式。呂后對此事，也必知道或參加。不過最主要的，是「白馬之誓」的破壞，陳、周二人，要負大部責任。他二人在當時，可以說是諸呂能否順利封王的最大關鍵。他們若能據「誓」以爭，理由絕對站得穩。縱然無效，此心可以無愧，其咎便在呂后。可是他們非但不敢反對，反為諸呂封王，製造理論根據。據《史記·呂后本紀》，當時他們對呂后說：「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不可。」這即是說「白馬之誓」已失時效，而認為王諸呂為合理合法。無論二人的話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話予諸呂封王以絕大的支持，則無可否認。由此看來，酈況騙諸呂時所說的「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的話，乃是實情。後來政變發動時，除掉齊國還以「非劉而王」四字為藉口外，陳、周輩便不好意思再彈此調。於是又另外搬出「欲為亂」的大帽子，加在諸呂頭上。 至於諸呂之「欲為亂」，據《史記·呂后本紀》說：「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又說：「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斗。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這段記載，頗多疑問。呂祿欲為亂而迅解兵柄，已屬費解，尤奇者是事後竟不通知呂產一聲。呂產那時仍是南軍領袖，手下的軍隊盡多，而他欲入未央宮「為亂」時，何以只帶「從官」，不帶軍隊？如果從官之中，包括軍隊，何以當未央宮殿門關閉之後，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來」？又何以見了劉章所率領的一千餘人都不敢抵抗？呂產的從官，既連一千人都無法應付，人數之少可知；那麼呂產又為何率領數目那麼少而又毫無戰鬥能力的人，來發動「為亂」那麼大的事呢？從這些地方看，可以說諸呂不但對「為亂」沒有準備，即對別人的暗算，也未曾防範。呂產之入未央宮，與其說是「欲為亂」，不如改為「欲上朝」或「欲辦公」倒恰當些。總之，諸呂的罪名雖冠冕堂皇，而實際上是遭人暗算，糊裡糊塗的作了政治陰謀的犧牲品。 諸呂雖庸，看來倒是一批心地厚實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敗而又被惡名。他們在「欲為亂」以前的那段時間中，可以算得上雖無功卻也無過。呂后對他們並不放縱，呂后的侄孫呂王嘉，便因「居處驕恣」被廢。當時一般人對呂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說壞。騙呂祿交出兵權的酈況，曾遭舉國不滿。《史記》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的《酈商傳》上，載有「天下稱酈況賣交」的話，這是當時人與後世直書「諸呂之亂」的史家們見解不同的地方。 二　文景時期的政治革新論者及其反對派 文帝的入承大統，事之偶然，猶如中彩。因為這事完全由功臣派秘密決定，他事先一點也不知道。無怪他得到消息後，手忙腳亂。後來聽了宋昌的勸告，才鼓起勇氣，帶了幾個隨員，到京城去接收皇位。他來到京城，面對著這麼一個複雜艱險的局面，內心的不安，不言可喻。所以他在即帝位入未央宮後，跟著就「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史記》十《孝文本紀》）然後才下正式的即位詔書。這固可以看出文帝的機智，同時也可看出文帝對新環境的恐懼。 文帝即位後，擺在他面前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就中有三個最大難題，是必須解決而又無法解決的。第一，迎立他的那般功臣，原都是當初與劉邦一起革命的，資格既老，又有擁立之功，所以文帝即位後，他們在政府的位置，一概未受動搖。他們遇事倚老賣老，反對革新，抱定了既得的權力與地位，大有除死方休之概。他們阻礙新人的進用，自己又干不好，因此國家無法求進步，而文帝卻又奈何他們不得。第二，宗室諸王國，因安定了一個相當時期，人口大為增加，實力隨之增強。同時中央政府自孝惠以來，即以「無為」為政治最高原則，對諸侯內政採取不干涉主義。《史記》一百六《吳王濞列傳》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這种放任政策，養成了諸侯的驕恣。文帝也是諸侯出身，當初的政治地位，原和他們相同。而且消滅諸呂后的皇帝候選人，原有三個，文帝不過是其中之一，由功臣作最後之圈定而已。這樣，諸侯對文帝，自然不會十分尊敬，文帝自然也不敢對他們過分約束，如此反更啟發他們覬覦皇位的野心。他們遂由私生活的越規，進而至於各種法令制度的破壞。所以淮南王劉長直呼天子為「大兄」，錘擊辟陽侯，自作法令。吳王劉濞也可以煮鹽鑄錢，招致天下亡命，稱病不朝。甚而至於濟北王劉興居造反。一般黃老信徒的大臣，個個怕事，裝聾作啞。諸侯鬧了那麼多的亂子，終文帝之世，很少見有什麼大臣事先向皇帝提出警告，自然更談不到什麼防範辦法。因此造成了「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的局面。第三是匈奴問題。自劉邦在平城吃了大虧與匈奴和親後，漢廷一直遵循著這種屈辱政策。可是匈奴根本沒有守約的觀念，有機會仍是照樣入侵。文帝時有位熟悉邊事的宦官中行說，投降匈奴，作了匈奴的軍事政治指導員。匈奴得到他，入侵更為方便，有一次匈奴的斥候曾到達長安附近的甘泉。由於他們的來去飄忽，漢軍很難捕捉他們的主力。因此他們便「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在這種情勢下，和的意義，早已失卻。戰呢，不但人才與裝備，都成問題；而國內政局的不安，也使他不敢從事大規模的戰爭。 文帝作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幾乎無日不在這三個問題之中打滾，但結果一個也未解決。丞相一職成了功臣集團分子的輪流終身職，這個死了，那個補上。除了周勃因太不知趣而被中途免相外，其他無一不是頭頂「丞相」二字的官銜進棺材的。直到文帝死後，還有功臣集團中人在作丞相。其次文帝對於不法的諸侯，也未能作嚴厲的制裁。淮南王劉長被「廢處蜀中」，半路自殺，竟鬧得天翻地覆。對當時勢力最大的吳王劉濞，尤其不敢得罪，賜几杖請吳王安心養病，終於養出日後的七國之亂來。對於匈奴，在外交上仍是採用和親政策；在軍事上只能作被動的防守，雖然不斷的挨打，但是無法還擊。 文帝雖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卻並非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作了不少解決這些問題的準備工作。他治事精勤，崇尚節儉，尤其注意人才的選拔。他遺留下雄厚的國力，以及不少優秀的謀臣武將，以為後世安內攘外之用。同時他更設計好一種建國的藍圖，為後世所遵循。終使國家在他的身後日臻強固，使漢朝成為名符其實的新朝代，而非舊朝代的延續。這藍圖的起草人，就是蓋世聰明的「洛陽少年」賈誼。 賈誼的學問，受儒家的影響最大，同時又懂法家之學。他主張以仁義立國，極端痛恨秦國的強暴政治。他所發的議論，全以時事為據，故無空疏之病。原來漢朝立國後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說是完全承襲秦朝的。秦制的基本精神，則是「武力」與「律條」。因此漢朝的法律，極為嚴厲。而漢初一般大臣，偏又講究「清靜無為」，平時對人民不大過問，一旦出事，就搬出秦法來。所以若論漢初的政治，「不教而誅」四字，足以盡之。此外，在秦法之下培養成的「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的風俗，也依然存在社會上。從這些地方看來，漢朝沒有資格稱得起為「漢」，只配稱作「後秦」。所以賈誼在太中大夫任內，首先建議改革制度。《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賈誼傳》說：「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後他在梁懷王太傅任內，又針對著令人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時弊，上了有名的所謂「治安策」（載《漢書》四十八《賈誼傳》），提出許多對時局的獨到見解。其中除了對付匈奴一項有點不切實際外，其他各項莫不由後來的史實證明其正確性。他的主張，不僅是在改變舊制度的表面，在精神方面也要一掃嬴秦之惡毒。他不僅要改良當時的政治現狀，而且要糾正當時的社會風氣。他要在強力之外，更注入政治與社會一種德教的新精神。他既反對秦朝，當然不能用秦朝的手段來推動他的政策，所以他的一切改革辦法，性質都是比較和緩的。 對於諸侯問題，他認為只要諸侯的力量不足與中央抗衡，便可無事。他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辦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因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其次他主張好好教育太子，使他們將來能在德行上作國家的表率。這樣，逾法的事，自然會少。對於社會風氣，他主張以管子所說的「四維」來改變秦朝以來社會上惟力是視、惟利是圖的頹風。同時，他認為這等任務，「俗吏」是辦不到的，必須由「識大體」的人來擔負。此外他主張君臣間要有禮節，皇帝應當優禮大臣。因為自劉邦以來，漢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禮節，常將低級社會朋友家人間的言語動作，搬到朝廷上來，極無體統。同時他認為皇帝必須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則必將使臣下「犬馬自為」，忘掉廉恥節操。如以此話按諸陳平、周勃之媚呂而又反呂，則可見劉邦狎侮大臣的影響，何等嚴重。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賈誼的計劃，規模是宏遠的，見解是深刻的。雖是滿口仁義道德，但確有他一套現實的辦法，而不是徒託空言。 賈誼極受文帝的賞識，他由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時，不過二十幾歲。接著文帝便準備以他「任公卿之位」。這樣一來，功臣集團中人，乃又大起恐慌，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一般老牌軍人政客，都起而反對。他們本無政見，自然不會從理論上反對賈誼，只能含糊其詞的說：「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史記》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所謂「專欲擅權」，即是怕賈誼奪去他們的既得權位。所謂「紛亂諸事」，即是怕賈誼改革他們因循敷衍的辦事原則與方法。洛陽在當時是一商業都市，所謂「洛陽少年」，即猶今日之罵人為「上海小流氓」，其詞粗鄙，與說陳平「盜嫂」無異。文帝在當時無法過分違拗那般功臣，不得不把賈誼外放，賈誼終於憂鬱而死於梁王太傅的任上。賈誼雖因沒有取得政治實權以一展其才，可是他的大部見解，終於成為以後漢朝建國的準則，在他身後，一一實現。 賈誼死後，另外一個改革論者繼之而起，那便是晁錯。他少習申商刑名，後又曾受《尚書》於伏生。文帝時曾任太子家令。景帝時他憑了皇帝的信任，氣死了功臣集團的碩果申屠嘉丞相，由內史躍登御史大夫。因為他是法家，故作風與賈誼不同。他為尊天子安宗廟，就在充任副揆之後，展開雷霆萬鈞的政治改革。第一個改革對象便是諸侯。他擯棄眾建諸侯的辦法，而採取硬性的「削地」政策。其主要目標，便是當時富強甲天下的吳國。他也料到可能會激起叛變，但他認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反遲，禍大。」（《史記·吳王濞列傳》）所以不顧一切的實行。他與反對派的衝突，也因此遠較賈誼時為甚。 遠在文帝時，因他屢次上書請求改革，已遭一般大臣不滿。景帝即位後，功臣集團雖趨幻滅，但另一以個人為中心的豪門繼之而起，便是景帝母竇太后的從兄子竇嬰及其門下一批人。竇嬰以外戚之重，又好賓客，所以很多人趨附他，因而造成雄厚的政治勢力。他首先反對削地之議，後來七國亂起，他把他的重要門客袁盎薦與景帝。袁就利用景帝的恐懼心理，獻出「急斬錯以謝吳」的計策，晁錯之被殺，實是竇袁二人作好的圈套。袁盎為人極有手段，文帝、景帝、周勃、申屠嘉，均被他愚弄過。這派人士與諸侯不能說沒有勾結，竇、袁二人都曾作過吳相，袁盎且曾受過吳王的財物，因此二人成了當時的吳國問題專家。他們想利用中央與吳國的矛盾關係，以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們反對削地，目的是在打擊政敵，而非有愛於吳國。從一方面袁盎充任對吳和談代表，一方面竇嬰出任大將軍領兵戡亂看來，可知他們對吳事的看法，是對人的而非對事的。這批人在晁錯心目中，本是韓非子五蠹中人，當然亟須剷除，因此他累次想殺袁盎。但七國亂起，他處於腹背受敵的形勢，反得到「衣朝衣，斬東市」的結局。他被殺後，叛亂並未因而平息。不過竇袁輩的目的已達，便不再彈老調。他們以吳國問題起家，終又出賣了吳國。 晁錯對於匈奴問題，也有極高明的見解。他曾把匈奴與漢朝雙方在戰術的長短，作過詳細的比較，創出「徙民實邊」的偉論。可惜這些事還未等他動手去作，他已殉身於他的政治理想。他和賈誼雖然在見解與作風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是漢初最偉大的政治改革論者。賈誼在朝中是孤立的，晁錯雖握實權，但為時短暫，實力也不雄厚。但他二人所倡的政治革新運動，均曾震撼漢初以來舊政治所造成的反動勢力。其身雖敗，其議論則如洪水暴至而不可抑止，直到武帝時始得到歸宿。但如果這種革新運動能在他們生前實行，則武帝時國家會減少許多麻煩事情。武帝以後的繁榮和平，也將會提前幾十年出現。 三　由養士造成的豪門衝突 從劉邦死後到文景這段時間，漢朝的中央政權，不算鞏固。那時諸侯勢力強大，函谷關以東，幾乎全是他們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史記》十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央的不干涉政策，促成他們的驕恣不法。當時政府大員的辦事態度，又極馬虎，在這種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下，而無嚴格執法的人。因此戰國時代的一部分風尚，又於此時復活。在民間活躍著「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遊俠者流；在中央高級官吏以及列國諸王之間，則盛行著「雞鳴狗盜，無不賓禮」的養士之風。遊俠與養士，本是同一原因所產生同一結果的兩面。所謂「遊俠」，常也就是公卿諸王所養的「士」。養士者常能濟人之急，但被周濟的不一定是善類；遊俠者常能死人之事，但所「死」的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事。他們的道德行為只用之於一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小圈子裡，如果他們的目的與國家衝突，他們便不惜破壞國法。正是《漢書·遊俠傳》所說：「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雖然養士的人與被養的人其中都不乏人才，但無疑的這批人卻是國家走向安定統一之路的障礙物。 漢初養士的風氣，最先從諸侯國中發生，當然他們的用意是在覬覦中央政權。劉邦時，代相陳豨的賓客最盛，終至造反。以後吳王劉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結果也造反。景帝雖平定了七國的叛亂，卻平不了諸侯的養士風氣，因為這是整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純用武力是解決不了的。所以緊跟著是梁孝王的好客，一直到武帝時的淮南王，都幾乎鬧出亂子。景帝初年，這風氣由地方傳到中央。那時劉邦遺留下的功臣集團已零落殆盡，朝廷需要新興的政治集團，於是養士的豪門與法家同時並起。前者是時代的產物，代表人物是竇嬰。後者要改造時代，代表人物是晁錯。兩派人士相互水火，結果竇嬰勝利，因此又釀成盛極一時的中央大員的養士之風。 養士者常利用士來助長威勢，打擊政敵，而求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士」也常借了養士者的政治地位與聲望，去作不安分的事。竇嬰最初之以袁盎讒殺晁錯，與後來之因灌夫的不法而被棄市，正是這種情形的最好註腳。袁盎是兼有「士」與「養士」者的雙重資格的，他是竇嬰的「士」，同時自己手下也有一批人。他雖是國家官吏，卻與當時的大俠季心、劇孟情感極好。季心是季布之弟，《史記》一百《季布欒布列傳》的《季布傳》上說他「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即當時有名的「酷吏」郅都也不敢惹他。劇孟更是「以任俠顯諸侯」，《史記》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說：「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雲。」可見當時他們的潛勢力之大。袁盎憑了這種資本，成了竇嬰門下士的中堅，又靠了竇嬰的提拔，官至九卿。竇嬰被拜為大將軍時，曾以地位金錢拉攏了不少的人，七國之亂前後，正是竇、袁的極盛時代。《史記》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史記》一百一《袁盎晁錯列傳》的《袁盎傳》也說：「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亂平之後，他們的聲勢，更為煊赫。《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說：「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因此條侯周亞夫死後，竇嬰便成為蓋世無雙的豪門。景帝嘗以「沾沾自喜」四字批評他，自此可窺見竇嬰的風格。雖然景帝不喜歡竇嬰，沒有拜他為丞相，但終景帝之身，竇嬰的聲勢，未受動搖，這當然與竇太后的關係極大。 誰知到了景帝末年，另一個豪門繼之而起。那便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竇嬰作大將軍時，田蚡不過是侍從武官一類的「郎」。但到景帝末年，已作到太中大夫。到了武帝初年，竇作丞相，田作太尉，雙方已有旗鼓相當之勢。田蚡這個人，似乎在處處模仿竇嬰。竇嬰好客，他也好客；竇嬰好儒術，他也好儒術；竇嬰曾與吳國有來往，他也和淮南王交結。不同的是他與武帝的親戚關係，較竇嬰為親，而竇嬰常惹竇太后生氣，王太后卻是田蚡的絕對支持者。因此竇、田雖因得罪竇太后而同遭罷免，但竇太后死後，田蚡反作了丞相，竇嬰則落得「益疏不用」。田蚡作丞相後，聲勢乃顯然的超過了竇嬰。曾作過梁相以謹慎著名的韓安國，便是田蚡最得力的幹部，猶之乎昔日竇嬰門下的袁盎。竇嬰的賓客因竇的失勢，大半跑到田蚡那邊去。最後只剩下一個「剛直使酒，不好面諛」的灌夫。 在那群去竇歸田的賓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籍福。雖然史書並未正面談到他的出身，但可斷言他是一個遊俠頭子。《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曾說季心「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季心、袁絲（即袁盎）、灌夫都是「為任俠」的人，則籍福是何種人，自可想見。並且由福與袁、灌二人的關係看來，也可推知他與竇嬰的關係。武帝初即位時，籍已儼然是田蚡的幕客，曾勸田蚡把丞相一職讓給竇嬰。繼而又勸竇嬰「兼容」，遂碰釘子。後來田蚡又使籍「請魏其城南田」，而遭灌夫怒罵。乃至灌夫罵座遭田蚡扣留時，籍福又「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結果灌夫罵得更凶。從這些事上看，均可證明籍福是去竇歸田的賓客之一。 竇田衝突的起因，從表面上看來，一是為了田蚡要竇嬰的城南田，而竇嬰不許。一是為了灌夫當眾侮辱田蚡。但竇嬰所以不允田的要求，是因認為田「以勢相奪」，顯然是賓客盡去後的憤激之言。灌夫之所以侮辱田蚡，更直接因賓客在宴會上重田輕竇而引起的。所以這兩件事的基本原因，都起於賓客。竇田衝突，可以說是一場賓客爭奪戰。竇嬰因賓客冷落，自然極感羞憤。灌夫的不去，為他保留最後的一點面子，因此引灌夫為知己，並且要藉灌去打擊「生平慕之而後棄之者」，所以竭力支持灌夫的罵人。灌夫之罵籍福，罵臨汝侯，罵程不識，實際就是竇嬰報復情緒的發泄。最後，灌夫因罵田蚡而獲罪，竇嬰也抱定「終不令灌仲孺獨死」的決心，竭力營救。這固是死黨精神的表現，同時也是為保持他最後的一點面子，故竇嬰不惜為此拼掉老命。當時朝臣，無疑均站在田蚡一邊。即連當時以正直出名而又素來同情竇嬰的汲黯、鄭當時輩，都不敢為竇嬰辯護。失勢者又豈能避免他們的悲慘命運呢！ 竇田兩豪門勢力的起伏，雖然直接由於雙方政治權力地位的移轉所致，但這次事件，卻少政治意味。主要的還是起於私人情感的衝突，而非政權的爭奪或是政見的爭執。 武帝雖因王太后的逼迫而殺竇嬰，實際對田蚡也無好感。有能力的君主，大都不願朝中有此現象，所以武帝曾盡力壓制這種養士與遊俠的風氣。竇灌被殺後，不久田蚡也死去。中央大員的好客之風，逐漸衰竭。田蚡以後，漢廷的丞相，除了公孫弘還有幾個賓客外，「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漢書》五十八《公孫弘傳》）。像衛青那樣立過大功的外戚，也只能「奉職遵法」而不敢招士。霍去病更不必說。至於諸侯方面，七國亂後，已有一番整頓。武帝更一面推行賈誼的分化政策，一面加強對他們的統制，因此大部都失去招賢納士的能力。所以自淮南王以後，漢朝即沒有公然倡亂的諸侯。國家的內部，總算大致得到安定。 四　山西軍人與外戚軍人 武帝時國家內部雖日趨安定，但匈奴仍是大患，所以武帝想趁機一雪國家的百年奇恥。經過朝臣激烈的辯論，決定對匈奴作戰。在馬邑誘敵失敗之後，更採取主動出擊的戰略。因為舊人凋謝，他以文帝以來新興的山西軍人集團與幾個外戚軍人，組成了新的軍事統率系統。而漢廷群臣，至此更發生文武分途的現象。原來漢初功臣集團的分子，大都飽經戰陣，所以「出將入相」，他們尚可包辦。文帝時，這批人年紀已老，到景帝則全部死光。景帝時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充任，這批少爺，除周亞夫資兼文武外，其餘均碌碌不足道。武帝時「出將入相」的人選，已不可得，因此干軍的與干政的便不能不顯然分開。恰巧武帝預備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爭，東方淮泗軍人的後裔，既已無人會打仗，因此西北邊陲一批善戰的軍人，遂乘時而起。他們因地域關係，久遭屏抑，至此始有發展事業的機會。 山西人之善戰，秦時即已馳名。《漢書》六十九《趙充國辛武賢傳》：「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這裡所說的「山」，應當是指今日陝西省的華山，所以《漢書》上所說的山西、山東，等於後來所謂的關西、關東。班固認為「山西」所以出將，是由於與外族接近之故，此點大致不錯。不過除此之外，與漢興以來山西人在政治上沒有出路一點，也有關係。 劉邦入關，部下全是「山東」人。這批從龍之彥，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團。他們所交結援引者，當然仍以同鄉為主。何況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談不到政治機會的平等，所以地域關係扼殺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從劉邦到景帝，漢朝的丞相，凡有籍貫可考者，無一不是山東人。武帝的十三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孫賀三人是山西人。而其中兩個是皇親，只有李蔡算是「積功至丞相」。至於軍界，更是如此，氣焰萬丈的淮泗軍人，於大功告成之日，豈肯容別人插足。六郡良家子的從軍，雖是山西人獵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但當時充其量不過是中下級幹部。所以他們在漢初一直被冷落五六十年，直到淮泗軍人死光而無後繼之時，才露頭角。《漢書·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這裡所說的「名將多出」，乃是指景帝以後的事。 武帝用人，有個特點，就是他所任命的軍政最高首長，不問能力，也不問出身，專找最聽話最可靠的人來充任。所以武帝的十三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軍人，有宗室，品類雖雜，而無一不是庸才。所謂「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在軍事方面，也用這個辦法。他所建立的軍事統率系統，是由山西軍人充任主幹，擔任實際的作戰任務，而由幾個「奉法遵職」的外戚來充當最高統帥。山西軍人在朝中毫無憑藉，所以他們的興起，多半要靠真本領。這批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與軍事才幹。漢武一朝的對外戰績，多半是他們的血汗結晶。總計衛青伐匈奴時部下的十五員大將中，山西（今陝西、甘肅等省）人占八名，即李廣、蘇建、李息、趙食其、張騫、李蔡、公孫敖、公孫賀；山東（今山西、河南等省）人占四名，即荀彘、張次公、曹襄、韓說；此外北方邊塞的雲中（今綏遠省）人二名，即李沮、郭昌；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趙信。從這個名單看來，當時武將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戰聲威素著者，亦幾無一非山西人。 山西軍人的最大特徵，一點是愛惜部下，一點是喜歡招賢納士。這是與當時外戚軍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中以李廣的聲望最高，他是秦將李信之後，世代將門，其本人又具有卓絕的戰鬥技術。他在文帝時已露頭角。景帝時從周亞夫擊吳楚軍，也曾立功。以後他歷任邊地各郡太守，與匈奴打過多次硬仗，當時的典屬國公孫昆邪稱讚他「才氣天下無雙」。武帝時他充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稱他為「漢之飛將軍」，數年不敢入侵右北平。諸如此類，可見他當時聲威之壯。他對部下之愛惜，可以說已達到甘苦與共的地步。《史記》一百九《李將軍列傳》說：「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漢書》五十四《李廣蘇建傳》也說：「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李將軍列傳》又敘述他死後的情形說：「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僅就這一點，便可看出他平素的為人以及受部下愛戴之深。蘇建對養士也甚感興趣，他曾勸衛青招賢納士。李廣的孫子李陵，司馬遷說他「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漢書》六十二《司馬遷傳》）《漢書·李廣蘇建傳》也說李陵「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所以山西軍人，大致說來是愛養士的。隴西李氏所以有那麼大的名望，除了他們的軍事天才外，與「士卒愛樂為用」一點，也有極大的關係。 至於外戚軍人，其作風恰與山西軍人相反。武帝先後以三個由女寵而進的外戚，充任討伐匈奴的統帥，即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三人中除衛青有些才具外，霍李二人，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風。不過他三人共具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以和柔自媚於上」。他們只求皇帝的寵幸，不願再與別人往來。所以衛青當蘇建勸他招士時，他便說：「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他認為人臣除了服從命令去辦事外，自己不應再樹勢力。所以他一生小心翼翼，看皇帝的顏色行事，但是因此也難免與部下及時人發生隔閡。所以蘇建說他：「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稱焉。」霍去病則與士卒隔閡的更厲害，《史記》一百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說：「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但就「奉法遵職」這方面說，卻與衛青無二。李廣利更不足道，伐大宛時貪污腐化，餓死許多士卒，自然更夢想不到什麼養士。可是武帝最喜歡這種人，他們沒有個性，所以聽話；沒有大志，所以可靠。武帝時外戚多矣，而三人特見寶愛者，原因在此。不過，這種作風，如何能受部下愛戴，所以他們只能借了皇帝的權威來驅使部下而已。同時他們僅憑外戚資格而任統帥，使有資歷才能的部將，尤感不服。武帝之世，外戚軍人和山西軍人的領袖人物隴西李氏的始終扞格，便由此種人事問題造成。 衛青在外戚軍人中算是好的，山西軍人有一部分是他的心腹，如公孫敖、公孫賀等。因為前者是他的老友，後者是他的親戚，所以對二人特別提拔。對其他部下，也還寬容。獨對名滿天下的李廣，處處表示排擠，造成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終不得封侯的命運，以李廣的資歷與才幹，而所受的優遇，不如諸將。每次出師，李廣所率領的軍隊，從未超過一萬人，亦從未負過重要任務。他每次作戰，無一次不表現奇蹟，而又無一次不因失援而敗。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命衛、霍伐匈奴，李廣幾次請求，武帝才准他充前將軍。等到出塞以後衛青得知匈奴單于的所在地時，卻把李廣調為側翼，而以公孫敖為前將軍，擔任與單于正面的作戰。《史記》一百九《李將軍列傳》說：「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可見衛青此舉的目的，明明是想提拔公孫敖，以冀恢復他新失的「侯」。至於《李傳》所謂「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亦猶今之軍人，開口便是「奉命」如何如何，恐怕只是一種藉口而已。李廣生平以不能一當單于為憾，此事給他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其後衛青又預備把捉不到單于的責任，推卸於李廣的「失道」上。這種折磨，李廣除引刀自剄外，實已無他路可循。李廣的兒子李敢，曾隨霍去病伐匈奴，亦極善戰。為了他父親的死，把衛青擊傷。後來在隨武帝打獵的時候，被霍去病冷箭射死。武帝反替霍掩飾，說李敢被鹿觸死。李氏與衛、霍的這場衝突，絕非單純的私人糾紛，正是外戚軍人對於山西軍人的示威。李廣為當時軍界名宿，尤受一般中下級幹部的擁護，其負時望及得士心，不但直接威脅衛青，連武帝都有醋意。衛青之敢於打擊李廣，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至於李蔡、公孫賀、公孫敖等之所以能官運亨通者，乃因此輩雖為山西人，但均庸庸碌碌，惟命是從，故仍能得到衛、霍的借重以及武帝的青睞罷了。 到了李廣的孫子李陵，又與另一位外戚發生糾紛，那便是貳師將軍李廣利。此人毫無作戰經驗，只因武帝「欲侯寵姬李氏」，才命他去伐大宛。費時四年，前後出動二十幾萬人，所收的戰果，不過是幾千匹馬。這種人李陵如何能看得起！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漢伐匈奴，他拒絕為貳師將輜重，而願自當一隊。因此帶了步兵五千人，出塞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與單于親自統率的十萬匈奴軍遭遇，在四次惡戰斃傷敵軍萬餘人後，自身損失，不過一千餘人。奇怪的是，像李陵所率領的這樣好的軍隊，武帝卻沒有慎重考慮到後援問題，終因連斗十餘日後，矢盡援絕，在去塞百餘里的地方投降匈奴。同時李廣利以騎兵三萬，在天山與匈奴較弱的一環的左賢王作戰，雖也殺了匈奴萬餘人，而付出的代價，卻較匈奴多一倍。《史記·匈奴列傳》說此次戰役，「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這與李陵的戰績，無法相較。所以當司馬遷為李陵辯護時，武帝認為他是「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漢書》六十二《司馬遷傳》）因為二李同時出師而戰績不同，故「為李陵遊說」即等於「沮貳師」。武帝之袒護親戚，固然可以想見，同時從這件事上，多少也可以看出山西軍人與外戚軍人之間平時意見之深，以及山西軍人政治勢力的微弱。善戰與愛士，既為山西軍人之獨特風格，惟李氏祖孫兼而有之，故李氏可為山西軍人的代表人物。其次蘇建、張騫，亦能近似。但是山西軍人卻吃了這種風格的虧，李氏祖孫之敗，固不待言；蘇建也是處處受排擠，張騫的封侯，更是千難萬難。較諸公孫賀、韓說輩之「無災無難到公卿」者，相去何遠！李氏族滅後，山西軍人中沒有足以與外戚軍人抗衡的人物，而漢軍的戰鬥力，從此走向下坡路。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漢軍與匈奴作戰，李廣利軍七萬人，全軍覆沒，從此漢朝無力對匈奴作主動的出擊。武帝一生轟轟烈烈的開邊事業，最後以這樣的場面來作結束。 山西軍人與外戚軍人的衝突，大致可以說是軍事內行與外行的衝突，也可以說是受部下擁戴與受皇帝寵信的兩種軍人的衝突。前者無論經驗才幹名望任何一方面，均遠過後者，而所遇則恰恰相反。人事上既有這等不平現象，又怎能望其有好的戰果。所以武帝傾全國之力以及數十年的光陰，與其眾「不過漢一大縣」的匈奴相拼，最初雖占些便宜，最後竟焦頭爛額，幾乎不可收拾。武帝以後，山西軍人日見抬頭。宣帝時趙充國、辛慶忌都立過大功。從用人的得法以及處理國事態度的鄭重看，宣帝是遠較其曾祖為高明的。 五　儒家和法家的政見爭執 竇、田以後，終武帝之世，漢廷沒有以私人為中心的大政治集團。衛、霍的地位很高，但不敢製造龐大羽翼。李廣雖有很多人擁護，但不受天子青睞。其後武帝為了防止叛亂，用了一批「酷吏」。為了籌措戰費，用了一批計臣。另一方面為了裝璜門面，又用了一批儒生。前二者的分子，辦事認真，不怕樹敵，除皇帝以外，六親不認。他們同調極少，手段極辣。後者思想既嫌迂闊，辦事尤無魄力，在武帝心目中多少有點「俳優畜之」的意味。這批人雖也有大官，但無實權，對於國家大事，談不到什麼決定作用。就維持君主絕對專制一點看來，武帝這套用人方法，確也有其道理。 酷吏與計臣，可以合稱為法家。因為他們在思想與作風方面，類似戰國的商、韓。他們之中，有不少的人才，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他們或理政務，或辦特務，或管財政，均有極好的成績。他們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漢書》六十《杜周傳》說：「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因此他們辦事，可以說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論為根據，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論的約束，因此把事辦得極為徹底。武帝當然樂於任用這批既能幹而又絕對服從命令的人。武帝時的丞相，像是擺設，外表雖然維持其優禮，實權卻在御史大夫手中。這現象在武帝末年，益趨明顯。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便多是此輩法家。 武帝這個人，正是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一百二十《汲鄭列傳》）的君主，他的尊儒，正是「外施仁義」的表現。實際上他的好儒，遠不如他的好神仙。他一生行事，更無處不與儒術相反。他對儒生，大體說來是尊而不用。即使是用，也是用他們所懂的關於禮節制度方面的「術」，不是他們那套治國平天下的「術」。因此儒家在當時政治上的重要性，當然無法與非儒家抗衡。所以公孫弘以丞相之尊，為諫置朔方郡，竟為朱買臣鼠輩所摧辱。博士狄山，主張和親匈奴，與張湯廷爭，竟被迫守邊，讓匈奴取去頭顱。這並非因為儒家的議論，全無道理。而是他們的道理，為武帝所不喜歡。 武帝晚年最得力的一位法家，便是「言利事析秋毫」的洛陽賈人之子桑弘羊。他歷任財政方面要職，最後並升任御史大夫。他主持財政，以辦理鹽鐵專利及管制物價二事，最有成績。以武帝之揮金如土，他居然能使財源不竭，物價不漲，本領令人嘆服。桑弘羊那些弄錢的辦法，自然要遭到只講仁義而不言功利的儒家的不滿，所以到昭帝初年，舉國儒生，一致反對桑的經濟政策及措施。《漢書》二十四下《食貨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為了此事，桑弘羊與那般賢良文學，發生激烈的舌戰。桓寬的《鹽鐵論》，便是這場辯論會的紀錄。開會之初，雙方尚作理論的辯難。繼而大動肝火，從對方的人格罵到對方的宗師；從辯論管理鹽鐵物價等機關的存廢問題，一直辯論到有關外交經濟法律的各項國家大計。他們各持一理，不能相下，但都不出先秦儒法二家的思想範圍。 法家首先解釋設立管制鹽鐵等機關的理由，是為防備匈奴的屢次入侵，拿這些機關來「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鹽鐵論·本議第一》）進而解釋振興工商業可以富國利民，而這些措施，正是扶持工商業的必要辦法。他們說：「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也。」（同上《本議第一》）。並且說這些措施，以富商大賈為裁抑的對象，不但百姓不受損失，而且可使「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同上《輕重第十四》）儒家則仍抱著「以古非今」的一貫態度，他們根本反對法家這些經濟政策與措施的目的，首先認為對外就不該用武。因為就理論上說，「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同上《本議第一》）就實際上說，「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同上《本議第一》）所以他們主張對匈奴只應「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同上《擊之第四十二》）其次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農業是本，耕稼乃是百姓基本的職務與利源。他們說：「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同上《力耕第二》）至於人民的衣食缺乏，其故不在生產之不足，而在少數人的奢侈，工商業便是推動奢侈之風的一種動力。故他們說：「男子去本為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谷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同上《通有第三》）因此他們認為必須節儉，始可以致富；必須務農，始可以節儉。他們的「理民之道」，便是「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同上《力耕第二》）以上大致是從理論方面駁復對方，同時他們更舉出這些經濟措施的實際弊病，如因鐵器買賣鑄造的不自由，致使農家沒有好的農具使用而減少生產，以及官吏商賈借管制物價從中非法牟利等等。 從這場辯論看來，法家的經濟措施，在技術上不能說沒有流弊，不過他們完全根據現實，發揮見解，並沒有標榜什麼超現實的政治理想。因此他們的理論，較切實際。儒家的理論，大半忽略現實，偏重理想。他們的批評，令人有「因噎廢食」之感。鹽鐵之議的結果，儒家雖未獲得決定的勝利，但也未像武帝時敗得那樣悲慘。政府為敷衍他們的面子，把法家經濟政策中不重要的酒榷一項取消。這件事可看出當時儒家對武帝的「舉中國以事四夷」，發生極度反感，同時也反映著漢廷中桑弘羊以外的執政者，對武帝政治的懷疑。宣帝時，博士夏侯勝更公開攻擊武帝。而昭宣時期的休養生息，也正是漢廷君臣以武帝為戒鑒的表現。儒家後來所以能在政治上得勢，與這種情勢頗有關係。 六　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與現實派 武帝一生轟轟烈烈的事業，到頭是場悲劇。他和秦始皇一樣，雖是好大喜功，卻最怕死。他晚年簡直害了「迫害狂」，時因懷疑而殺人，最後竟殺到自己的太子。伐匈奴也以慘敗收場，同時國內更呈現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他終於在痛悔中死去，臨死將年幼的皇太子弗陵（即昭帝）託付給他的親戚霍光。昭帝即位後，霍光即以「大將軍領尚書事」的名義，代行皇帝權力。從此「大將軍」這個官銜，變成漢朝事實上的攝政。他獨攬軍政大權，丞相成了他的僚屬。雖然表面上仍是聽命於皇帝，實際上他有處理軍國大事的全權，皇帝極少過問。霍光之為大將軍，不特在西漢官制上創一特例，並且導宣帝以後外戚政治的先河。不過大將軍一職，必須於皇帝不能或不願親政時才能產生，這個官職的設置與否，須視皇帝而定。所以宣帝自霍光死後，即未設大將軍。元帝時也沒有。到了成帝，王鳳才以元舅身分，出任此職。王鳳死後，終成帝之世，大將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蔚成盛況空前的外戚政治。王家的聲勢，如旭日中天，朝廷中找不出一個足以與王家抗衡的政治勢力。任何一個朝臣集團，只能算作王家僚屬的若干單位之一，而不能與王家平行。哀帝雖曾對王家加以打擊，但沒有傷及根本。同時由於哀帝對國事那種兒戲態度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反使王莽在哀帝死後成為舉國擁戴的政治中心人物。他遂利用這個機會，奪去劉家的江山。 另一方面，武帝死後，一向在政治上無甚重要地位的儒家，勢力日見擴張。到元帝時，他們的集團，竟成為朝臣的主幹。這固然由於元帝愛好儒術，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舉國對武帝數十年對外戰爭所造成的動亂局面發生反感時，他們是武帝政治最主要的反對派。如果武帝以後的皇帝不願為武帝的話，那麼他們便極具被任用的條件。他們有一套有系統的政治理想及辦法，其完備為諸家所不及。理想在未實現時，總是具有誘惑性的。因此儒術不但頗合一般不切實際的君主的胃口，也易為一般讀書人所接受。於是他們便藉著武帝為他們鋪好的「五經博士」的大道，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漸由配角變成主角。武帝對此，真可以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到了昭帝時的鹽鐵之議，儒生們公開抨擊武帝的政治。宣帝時更有人罵到武帝本人。宣帝的政治，雖是「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漢書》八《宣帝紀》）的一套法家作風，但當時的丞相御史大夫魏相、丙吉、蔡義、韋賢、蕭望之等，都出身儒生，蕭望之更是宣帝託孤之臣。像蕭望之反對馮奉世封侯以及韓延壽與蕭衝突而被殺的事，若在武帝時，便絕無可能。可見當時儒家的勢力，已經不小。宣帝也自認是「以霸王道雜之」。（《漢書》九《元帝紀》）到了元帝，宣帝遺留下的朝臣中，屬於霸道的宦官弘恭、石顯，與屬於王道的儒家蕭望之、周堪等發生權力上的衝突，結果石顯等聯合外戚史高擊敗蕭等。他們又引用了一批附和他們的儒生，便是「阿諛曲從，附上罔下」的匡衡、張譚之流。於是宦官與儒家合流，儒家擁著政治首長的名位，宦官則掌握著發號施令的實權。 王鳳是元帝王皇后之兄，成帝之舅。成帝即位，他出任大將軍，設法擯斥了與皇帝關係較遠的外戚另一王氏及馮氏，而得專斷國政。他確有其長處，他不但奠定了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勢力，同時也提拔了不少人才。成帝時，大將軍以下的外廷首長，大半由儒家充任，他們可以說是王家的主要班底。此外還有一個集團，規模不如儒家集團來得龐大，但團體非常鞏固。這個團體的分子複雜，有軍人，有公卿子弟，有地方官，雖然出身不一，但私人間的聯繫甚密。他們均極能幹，思想屬於法家一類。不過因為他們的政治地位不高，對國家大計，從未提出顯明的政策，他們的思想只是從他們辦事作風上流露出來。這批人以陳咸、陳湯為首，可名之曰「現實派」。儒生派與現實派的關係，是平行而對立的。對於王家，則均是上下的關係，可以說是王家部下的兩個單位。兩派的首要，大半是王鳳提拔起來的。不過儒家在政治上之占勢力，不自王氏始，所以他們雖聽命於王氏，但整個集團的政治地位，王氏並不能完全左右，因此在朝中一直占著上風。現實派因為沒有儒家那樣深厚的根基，大將軍可以完全左右他們的政治前途。每任大將軍對他們的好惡，即可決定他們整個集團的興廢。所以在兩派的鬥爭過程中，現實派始終處於劣勢。大將軍支持他們時，他們還可與儒家對壘，一到放棄支持，便只有垮台之一途。 現實派的首腦，除陳咸、陳湯外，還有蕭育、朱博、朱雲、王章、孫閎、逢信等人。他們多半是極好的吏材，敢作敢為，成帝一代的吏治，頗賴此輩維持。當時屬於儒生派的宰相翟方進曾彈劾陳咸、朱博等人，說他們「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漢書》八十四《翟方進傳》）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他們的能力與作風。陳湯在元帝時任副校尉，與西域都護甘延壽矯詔發諸國兵，斬匈奴郅支單于，威震敵國。陳咸是宣帝時御史大夫陳萬年之子，元帝時作御史中丞，曾與朱雲相結，反對中書令石顯及少府五鹿充宗等人。到了王鳳執政時，曾以陳咸為長史，其後他歷任各地郡守。他作官「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因此「下吏畏之，豪強執服，令行禁止」。（《漢書》六十六《陳萬年傳附子咸傳》）蕭育是蕭望之的兒子，為人「嚴猛尚戚」，也曾作過幾任地方官，以善平盜著名。朱博出身小吏，作冀州刺史時，吏民畏之如神。他極端瞧不起儒生。《漢書》八十三《朱博傳》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這種侮儒的態度，簡直和劉邦相似。朱雲曾在朝中公開請求殺掉丞相張禹，王章則曾抗疏彈劾大將軍王鳳。由此可見這批人中，不特人才輩出，還有不少抗直之士。 儒生派私人間的連繫，雖遠不如現實派緊湊，但他們的思想與立場相同；攻擊現實派，陣線是一致的。所以成帝時由儒家擔任的各任丞相，私人間的關係，雖不密切，但無一不與現實派作對。他們性格圓融，手段持重，每當大將軍對現實派不表好感時，便乘機向對方作致命的打擊。儒生派分子的個人操守，大體還過得去。現實派之中若干分子，行為極不檢點。如朱雲任槐里令時「殘殺不辜」，陳湯更是屢次犯罪，而每次均是砍頭的罪過，這些事常給人以攻擊的把柄。雖然如此，他們仍能憑著他們的才能，與占絕對優勢的儒生派相周旋，從元帝末年一直鬧到成帝末年，共鬧了三十多年，才被擊垮。 陳湯、甘延壽立功歸來，元帝想把他們封侯。中書令石顯，因與甘有隙，便授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共起反對。幾經爭執，陳、甘雖得封侯，但食邑戶數減去許多。到成帝時，陳湯作射聲校尉，又被匡衡舉發他在西域時的舞弊情事，結果陳被免職。這是兩派人士衝突的開始。現實派中咸、湯二人是好友，陳湯被匡衡劾免，又經王鳳提拔，在王鳳幕府中作事。王鳳死後，王鳳的從弟王音為大將軍，待陳湯也不錯。這時陳咸頗以滯於郡守為憾，便因陳湯的力量，內調為少府。作了幾年，很有成績。不過，與御史大夫翟方進，卻於此時結下嫌怨。翟出身明經，很受丞相薛宣的賞識。薛曾有事與翟相連，陳咸奉命對翟詰責，翟因此懷恨在心。自此兩派人士，便展開白熱化的鬥爭。 王音死後，王鳳的弟弟王商作大將軍。王商一向討厭陳湯，因此舉發陳湯的罪過，把他免職，徙居敦煌。這時翟方進作丞相，便乘機上了一本，說陳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漢書·陳萬年傳附子咸傳》）於是陳咸也被免職。同時被免職者有陳的同黨歷任九卿的逢信。此後陳咸借了王鳳的弟弟王立的力量，復起為光祿大夫，又被翟方進劾免。後來王立獲罪，翟更想把陳鹹的黨羽一網打盡，於是又奏一本說：「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漢書·翟方進傳》）結果，朱、孫免職，陳咸徙歸故郡。陳咸回故鄉後，憂鬱而死。其後翟又把現實派的蕭育擠掉，至此現實派趨於瓦解。王章因彈劾王鳳死於獄中，朱雲也早已被廢家居。蕭育在哀帝時雖又作官，但已無大作為。朱博雖也於哀帝時把儒家的孔光趕掉，代之為丞相，但不久犯罪自殺。哀帝以降西漢各種政治上的怪現象，便全是儒生派的傑作。 自從元帝信用儒家後，漢朝即開始不能振作。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漢朝無法定立進取性的政策，無法充分發展國力；而他們的當政，更直接阻礙進取人才的發展。現實派的失敗，象徵著進取人才的全部凋謝，同時更象徵整個西漢王朝的沒落。所以王莽雖由儒家擁上皇帝的寶座，但他的臣下，除歌功頌德者外，竟找不出一個比較有辦事能力或獨立風格的人。他極力想實現他那些含有濃厚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但努力的結果，使人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感，他終於很快的作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殉道者。由此看來，現實派的消滅，即使是對王家說，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損失。 附記：此文寫於前年春天，當時先伯孟真先生曾指示若干意見，不意兩年以後，竟於此處發表，念之愴然。又此文承勞貞一先生予以斧正，特此致謝。 一九五二年四月於台北 原載《台灣大學傅故校長斯年先生紀念論文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