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研究 · 第七章 個人對國家論

韓非持國家主義，故個人之行為，恆當屈於國家之下，而軌於法度之中。私善不足矜，公德乃為大，雖在其個人，有賢智高譽，倘無益於國，亦無取乎爾。其書嘗汲汲公私之辨，及匹夫之利與國家之利之不同，今略掇而論之。 個人之所為，有與國家之法律相牾而或致一時之私譽者。韓非嘗論之曰：「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貴賤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仕進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一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願』。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跡，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詭使》）又曰：「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六反》）蓋國家之利害，與個人之私譽，其相反有如此者。 又曰：「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八說》）又曰：「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五蠹》）於是又有五蠹之民：「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同上）凡此之行，皆利於個人，而害於國家；有益於私，而無益於公；有成於譽，而有違於法。故韓非以個人之利與國家之利不兩立，欲治國者，必屈個人使服從於國家之下，一切齊之以法。法與私最相反者也，故又言曰：「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岩居窞路、托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詭使》）蓋個人之有私譽者，其行或為習俗所尚已久，又或承於一時之巨子顯學，人君惑其名 高，往往不敢遽裁之以法，故韓非反覆言之。 國家者，集合個個之眾人而成，當使個個之眾人，服從於國家同一法律之下，秩然如一有機體而不可逾者也。若其中之一個人，忽然離此法律而獨立，以取殊異於眾人，是亂之首也。執法者不求所以正之，而世或相與附同，各自伸其個人以出乎法律之外，則國家之體潰矣。然其行率始自世所指名之賢人，故不可不察也。韓非之言曰：「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奸劫弒臣》）又記太公誅狂矞之言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外儲說右上》）齊桓公之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以為人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五往始得見之。韓子非之曰：「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是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且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亦不可謂仁義也。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難一》）此可以見韓子之意矣。 夫然，個人之對國家，宜若何而可者？韓非嘗記一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外儲說右下》）古時未立國家與政府之別，故先利君雲者，非謂私於一人則然，亦個人對於國家所有法律上之義務應爾也。故韓非又論此事曰：「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說見《非仁義論》章）；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同上）蓋國家法律既定，則人君與人臣，當同守此法律。君不過執行法律，論功行賞，而非所以市恩，故受之者不感其賜；猶論罪行罰，而受之不怨其不仁。以君依法律而命之，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至於國家中之人人，本與國家為一體，宜無不欲國家之富強，故先公而後私，先國而後家，亦其責任所自定如此，豈用此炫忠於一人哉！此韓非「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之說也。而個人對國家之義，亦即著於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