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研究 · 第五章 韓非與楊、墨及諸子之關係
韓非之時，楊、墨之學盛行。 韓非既博觀群言，不宜於楊、墨獨無所取。章學誠《文史通義》曰：「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楊朱為我，其術自近名、法家。今按《韓非》引楊朱曰：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說林上》）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說林下》）
《韓非》又記墨子曰：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拙為鳶。」
就以上所引，則韓子之楊、墨，未有所非也。後乃並詆儒、墨之顯學，蓋將以自樹，不得不絀儒、墨。亦其操術實異也。夫墨子兼愛、尚同、明鬼、尚賢諸說，固未韓非所取，至於辯言正辭之術，則韓非仍本諸墨翟以來。晉魯勝注墨《辯經》，又雜集《刑》、《名》二篇，附於其後，今不傳。蓋以刑名之學，亦實墨子也。其序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主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為別色，故有堅白之辨。名必有分，明分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辨。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辨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厚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莊子·天下》篇謂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然則名家堅白同異之辨，皆出於墨家。」至於墨家而後為辯之術益詳，後之學者，於墨子所言治天下之道，雖有異論，獨於辯論之法，則同遵墨家，惟不流於倍譎耳。魯勝所稱孟子、荀卿、莊周皆是也。《墨經》雖見傳，而多訛脫不可強解。惟《墨子·非命》篇有立言三表之法，其辭曰：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蓋墨子以為，今之言論，欲明事之是非利害，不可不用三表之法。韓非于堅白游詞，多所訾詆。又引田鳩之說，謂墨子言多不辯。則其所詆者是倍譎之墨，而所取者惟是墨子之辨也。倍譎之墨，徒飾無實之言，《漢志》所謂名家之弊，則苟鉤析亂而已者也。韓非非之曰：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外儲說左上》）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同上）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問辯》）
韓非所以非名家破析之弊如此。然韓非自為書，其文曉切事情，深得辯言正辭之法，故條理粲然，而議論質實。戰國諸子之文，未能或之先也。雖長於指陳利害，顧不為詭察浮說，殆善承墨子三表之術者也。其內、外《儲說》之文，尤為一體，語必比偶，事皆征類，後世以為連珠之體所肇。今錄其一例於下。
內儲說上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以上總綱）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灶，哀公之稱「莫眾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荊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擁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上經，參觀一。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灶，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灶？」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灶，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灶，不亦可乎？」
上傳。（經中「侏儒夢見灶」句傳）
儲說之例，先總其大綱，次別其事誼為經，次即經中每句為傳。則文體特創，而論指易了。故謂韓非亦能持墨辯之一人也。
韓非之時，其尤盛行於世者，又有縱橫之學，尚長短捭闔，詐諼而無信。程子以縱橫與法家皆出道家，然韓非固深惡從橫之說者也。其言曰：
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之謂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忠孝》）
韓非既兼包眾家之長，其所淵源者固已廣矣，於是欲自建其說於天下，則非先攻去當世之顯學不可。而當世顯學，無過儒、墨，故韓非置諸家不論，卒乃專詆儒、墨。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世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爭鬥，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
辭，安得無亂乎？（《顯學》）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斗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同上）
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無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同上）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同上）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性情，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為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五蠹》）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同上）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裋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同上）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八說》）
墨者之徒，可使赴湯蹈火，其流變而為俠，喜濟人之急，亦兼愛之意也。故韓非以儒、俠並稱，即是儒、墨矣。魏文侯師子夏，其後魏獨有博士文學，以尊禮儒者。故韓非深譏文學，所以詆儒者之徒。竊嘗論之。古之言治者，儒與道相絀，而墨又與儒相絀。然墨子親受業孔子之門（《淮南子》說），其學術之異者，僅在等差辨析之間，至於理國之大端，不甚相遠也。韓愈以孔子必用墨子，墨子亦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豈有見於此耶？若夫刑名法術之學，宗祖道家，其言治也，始較然與儒、墨不同。韓非最晚出，所說益有條貫矣。或曰：荀卿之為儒，已不純乎儒者之古義，多自禮禁以推刑罰，為韓非、李斯所本，遂流為刑名焉。凡法家言治，多與儒、墨殊者，其詳當敘次於後編，今略舉其犖犖大者於此。儒、墨並上賢，而法家不尚賢，其異一也。儒、墨並師古，而法家獨法今，其異二也。儒、墨並尚智，而法家不尚智，如秦愚民，其異三也。儒、墨並主以德化人，而法家主以勢服人，其異四也。儒、墨並重仁愛，而法家重刑罰，其異五也。儒、墨於事貴適於義，而法家獨貴用術，其異六也。儒、墨皆以治出於聖，而法家以治出於理，如彭蒙之告宋子，其異七也。儒、墨皆稱堯、舜，而法家每詆毀堯、舜，其異八也。儒、墨皆以最高權歸之元首，而法家以最高權歸之法律，其異九也。儒、墨皆以為人君者，大錄萬幾，自任其責，而法家則以人君惟當端拱無為，委責於臣，課效於法，而君不事
事，其異十也。儒、墨皆言常道，以為持一定之道，可萬世行之而不敝，法家則主常識，在因循人情，卑議合時務以為治，其異十一也。儒、墨皆不尚戰，故孟子謂善戰陳者服上刑，墨子亦非攻，而法家多尊顯戰士，其異十二也。自余細端相異者猶眾，不復悉論。韓非為法家之學，故言治務與儒、墨相難。欲知中國古代政治學之流派者，不可不一考法家與儒、墨之異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