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研究 · 第四章 刑名法術為韓非學之淵源
第一節 韓非以前刑名法術之學
《史記》稱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引《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據《集解》說，是刑名法術之學，成於申、商也。申、商以前，管子實近法家，而韓非又謂伊尹、太公，莫不尚法，其所從來遠矣。韓非與管子之關係，已於前章道家中述之。《漢志》謂法家出於理官，以輔禮制。而名家亦出禮官，用正名為本。《漢志》法家首李悝，名家首鄧析，韓非頗稱李悝、申、商以下。鄧析書雖在名家，今所傳二篇，殊有刑法深刻之意。惠施本治名家言，而韓非又援其說以明法術，故知名、法二家，其淵源實遠承黃、老，近肇禮官，為說時可以相通。至子產主嚴刑，吳起實兵家也，韓非亦多引之，豈不以其言皆有關於刑名法術與？然則管子以後，自儒、道二家，韓非各有所取外，其餘足為法家之宗者，又有鄧析、子產、吳起、李悝、白圭、惠施。要及尹文、慎到而益詳，至於商鞅、申不害之書出，則法家之大體於是乎具矣。尹文、慎到益推法之本，申不害兼言術，鄧析、尹文書，惟後世併入名家，又為韓非所未道。然欲明法家之淵源，固不得不列也。今以尹文、慎到為一節，商鞅、申不害為一節，而先述鄧析至惠施諸人於此。庶幾韓非以前刑名法術學之流變，可得而考焉。
（一）鄧析
《列子·力命》篇以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子產執政，執而誅之。《漢志》鄧析二篇，今本仍分《無厚》及《封辭》二篇，雖出於掇拾，然其義猶有可論者。其「無厚」之說曰：「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旨同於申、韓，解說亦近法家。惟其書不具，不可悉考耳。
（二）子產
韓非數引子產之說，今掇其關於法術者。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克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內儲說上》）
《左傳·昭二十年》記此事較詳，且載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韓非又記子產聽訟之術曰：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內儲說上》）
（三）吳起
吳起本受業於曾子之門，今所傳《吳子》，則兵家言也，而韓非則取其關於法術者：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征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內儲說上》）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內儲說左上》）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外儲說右上》）
（四）李悝
《漢志》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食貨志》稱：「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按：李悝，《漢志》以為法家之首，顧其說希傳於今者，故著《漢書》所引，以見法家富國之略。韓非似嘗取其用術之端而記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內儲說上》）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外儲說左上》）
前一事記李悝用術而當，後一事記李悝用術之不當也。
（五）白圭
《史記》列白圭於《貨殖傳》，以為魏文侯時，李克（克當作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觀韓非記白圭語，則大抵又近法家也。《呂氏春秋》志白圭與惠施問答，蓋猶及魏惠王時雲。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說林下》）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內儲說下》）
觀白圭所言，似亦長於用術者也，宜韓非稱之與？
（六）惠施
《漢志》「《惠施》一篇」，在名家。《莊子》亦數稱惠子之辯。至於韓非所引，則近刑名法術之言也。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說林上》）（馬國翰輯《惠子》以「慧」同「恵」）
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說林下》）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內儲說上》）
第二節 韓非與慎到、尹文之關係
《史記》曰：「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漢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慎到同時又有尹文，與宋鈃俱游稷下。《漢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然其言實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四庫提要》）自道以論名，自名以論法，雖未見述於《韓非》，固是法家之宗也。
《莊子》以慎到與彭蒙、田駢並稱，以尹文與宋鈃並稱。今考尹文書稱田駢、彭蒙，而於宋子若有微詞。則知慎到、尹文，同是法家也。《莊子·天下》篇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焉者也。
荀子亦以慎到、田駢並稱。其《非十二子篇》曰：
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元典，及訓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今先列慎到學說之要如下。（今所傳《慎子》僅五篇，以後學說兼據《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
（一）尚法 慎子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於是又論法之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然法者公物也，故又曰：「蓍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故最與法相反者莫如私。乃又言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爭，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二）不尚賢 慎子既以法為主，則以治天下之事，惟在奉法而已。若任賢以為治，必勞而無功，故不尚賢。其言曰：「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此言恃賢為治之必敗也。
（三）元首不負責任 今內閣制之國家，法律恆有其最高權，故世稱英倫國會萬能。雖有君主，惟端拱不負責任，其責任在內閣大臣而已。此今之憲法學者所恆言也。當時慎子亦已知元首不負責任之義，其言所以立君之故曰：「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於是乃言君於事不當負責曰：「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四）貴因 古之言治者，皆貴化民成俗，蓋以我之德化之使從我也。法家則尚因時為治，故慎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五）尚勢 慎子之說，見於韓非所引者，惟尚勢一條。韓非亦言勢，而以慎子之言有所未盡也，故為設難焉。其引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於是韓非難之曰：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游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蚓弗能乘也，霧醲而蟻不能游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游者，蚓蟻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以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
尹文之書二篇，經後漢仲長氏撰定，其言推本道家，而重在正名。至論法術及為治之要，與慎到、申、韓相出入，且田駢、彭蒙之言治，亦僅存於是書也。今略述之。
道與法術權勢之治 尹文言治，以道為最高。其言曰：「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
名與法之分類 尹文以為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乃論名與法之分類曰：「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術與勢 尹文又曰：「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製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
名分 尹文又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
法出於理 韓非由老子所謂道，而兼言理，已述於前章。然彭蒙固先言法出於理矣。尹文記之曰：「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漢志》言申、韓皆稱慎到。而莊子以田駢、彭蒙、慎到同列，尹文亦引田駢、彭蒙之言，故知所學淵源不大相遠也。韓非雖難慎到論勢，而其尊法治與不尚賢之意，實不越於慎到，又必博取尹文諸人之書，故次其要於此焉。
第三節 韓非與商鞅、申不害之關係
今欲知韓非與商鞅、申不害之關係，不可不先明二人之學術如何，而次及韓非所引二人之說。比而論之。
《漢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其書今亡三篇。《史記》稱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司馬遷論之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記索隱》：「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索引》解「開塞」與今商子《開塞》篇不同，雖為晁公武諸人所譏，疑其別有所本，仍附著之。）《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曰：『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則其書固政治家所不可少。今列其學說之要於下。
一、變法 管子治齊，雖不屑屑因襲周制，然未大有所革。至商君出，始昌言變法，而以古為不足循，嘗稱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又與甘龍等辯於孝公之前曰：「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又引歷史之事以為證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蓋商君之言變法，其果決如此。
二、社會與道德之變遷 商君之亟言變法，蓋以社會之變遷，與道德之進步，因時為宜，而非有定則。故嘗推人性之所始，皆放於私慾而務利己，其為治世有不同。《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於是又言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蓋商君之意，以道德為變化無定，故治法亦變化無定，因於世變不同也。此近於近世實在論哲學者之倫理說矣。
三、排斥舊道德 周末文敝，凡舊日所稱為道德者，大抵名存而實耗。法家乃思有以變之。故商君之所謂道德，以國家為主體，而直無所謂個人。質言之，即以公德為無上，凡自來所行之私德，皆以為有害於國家，而將一切去之。其《去強》篇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蓋商君之意，重在以實力強國，而不務虛文，以為非悉廢舊道德不可。然有舊道德者，固世之所謂善民；而無之者，固世之所謂奸民者也。於是商君謂雖以奸民治善民，亦不為過。且可以治，可以強。以善民為治者反是。其言誠有所激，顧當舉世襲常守故之日，安其舊習而不知變，非竭力從事於摧陷廓清，固不足以有為也。
國家主義 商君之非舊道德者，蓋欲以行其國家主義，故視國一團體，而以全國之人，皆當服從於國家主權之絕對命令，是以有強國弱民之說。《弱民》篇曰：「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朴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奸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奸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惟商鞅持國家主義太甚，故不留個人自由之餘地。然其所謂弱民政策者，亦但在裁之以法。法律之權，既至高無上，斯不得不屈個人於其下，夫是以謂之弱民也。故又申《去強》篇「奸民治善民」之義曰：「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然則弱民之說，出於商君之國家主義，亦同時出於其法律主義矣。
重刑 商君以營私背公，為人類之性，非禁之以刑，則莫可得而齊。嘗主重罰輕賞，以為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而賞亦五。其《賞刑》篇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又曰：「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蓋商君嘗臨渭水論刑，水為之赤，其酷如此。非盡由其天資刻薄使然，亦以法之不可輕枉耳。其《修權》篇曰：「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為其不必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然則商君之重刑不少寬假，其意實將以申法之用矣。
尚信 商君以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又曰：「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蓋信為尤重。商君秉政之始，嘗懸徙木以示信，即其見端也。且私人既無自由行動之餘地，而惟以服從於團體之制裁為義務，則舍信以外，無由立其根本之道德矣。
農戰 商君之意，在顯耕戰之士，而抑浮華之民。其《農戰》篇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者，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其《壹言》篇曰：「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遊學之人也。」然尤重戰士。《賞刑》篇曰：「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強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其鼓勵人民尚武之精神，有如此者。
《漢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尉僚》二十九篇」。劉向《別錄》曰：「僚為商君學。」今《尸子》已亡，散見群書中，後人或掇錄之。然其言顧與商君不類，惟頗議審名分。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其猶有尚法之意乎？今傳《尉僚》，但論兵事，不知當時何列於雜家，亦不見其所以為商君學者。輒列韓非書述商君者如下：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和氏》）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鞅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奸劫弒臣》）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內儲說上》）
韓非所稱商鞅者，尤在其重刑主義，其餘取於商鞅之意者多有。蓋言治者至商鞅始變古，故韓非宗尚其學，視他家為切。雖未顯述商君，綜其義往往相合，故茲於商君之學次之略詳雲。
《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漢志》法家：「《申子》六篇。」《論衡》曰：「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並於秦。」今《申子》書不傳，惟見群書所引一二而已。太史公以「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非則言申子之術。今先約舉申子遺說如下：
尚法 《藝文類聚》五十曰引《申子》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今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又曰：「君必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按彭蒙亦以堯、舜為聖法之治，與申子同。則知法家所稱堯、舜，異於儒者也。
重農 《類聚》五十「又曰」引《申子》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又《御覽》三十七引《申子》曰：「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君術 申子論君術，同於慎到，而異於商君。蓋商君欲假權於人君。慎到、申不害並欲人主之無為而治，而授其任於臣，責其效於法。此近世責任內閣制度之原理也。古時君權方重，故未得質言，而托於道家虛靜之說以喻之，不可不深察矣。《呂氏春秋·任數》篇記申子告韓昭釐侯，使無任耳目心智，其言曰：「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而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韓非書述申子，大抵主於用術。今抄列如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內儲說上》）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內儲說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外儲說左上》）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外儲說右上》）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同上）
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難三》）
申子曰：「治不逾官，雖知不言。」（同上）
上所引大抵皆言術也。申子之意，多在以術得君，而使君守法。其嘗試動貌而後言，與大成牛兩韓之譬，得君之術也。教昭侯勿聽左右之請，使之守法也。故其要尤當令君勿入他人之言，故己之謀不泄，則他人無間可伺，是以申無為之戒，而堂谿公所以有玉卮之喻。所謂獨視獨聽獨斷者，蓋不欲君以己之言聞於左右，亦申子取君專勢之術，非以大權委之人君也。
韓非於管仲、孔子、子思、慎到諸人，皆有所難，而於申不害、商鞅無之。蓋以法術之用，具於申、商，韓非雖博採眾學，此二家所取尤多矣。惟其《定法》篇，嘗比論二家之得失曰：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未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飭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侯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雖知不言。』治不逾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術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