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論 · 第五章　亞洲的問題

一、三強——俄、英、美 一個國家要生存，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這和個人的生存法則是一樣的。保存自己就是通過一切恰當的手段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力量抵禦外部勢力的侵擾。 為了讓行動產生最大的效果，不管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活動，我們都要將長期性的想法和短期性的想法相結合，這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表面上看，這兩種觀點似乎相矛盾，但它們的實踐意義與影響卻是互補的，就如同宇宙中的向心力和離心力一樣，只有當兩者同時出現時，才能保證在判斷和決策上的一致性。生活就是不斷在似是而非之間找到著力點，前面提到的情形只是對它的一種描述罷了。用一種平和的心態去接受相反的事實，而不是費盡心機地去抑制它，才能夠讓我們在成功的航線上越行越遠。有一個政治信條大眾都認可：「擁有一個強大的反對派能夠增加代議制政府的成功效率。」這是對上述觀點的一個有效詮釋。所以，只有當我們掌握了詳細的材料以後，才能建立起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細節，而不把握事物間的主要矛盾，我們就很難清楚地認識到事物各部分之間的關聯和它們對整體的意義，並採取恰到好處的行動。能不能正確理解事物間的關係和重要性，取決於是否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我們暫時不談國家、集體或者其他事物之間的運動形式，光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就充滿了種種必然性和不可預見性，我們的思想必須融入它們之中，而且要在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做出精明的判斷和決策。我們一般把行動放到最大化來進行決斷，而世界上更多的是微小的、出人意料的、複雜的和充滿新意的東西。雖然每個國家都將主要精力放在處理內部問題上，但它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形勢的發展。這些影響不但各不相同，而且還導致了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連續性變化。這些變化的重要性和性質是不斷起伏的。化敵為友，以弱勝強，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一個國家及其領導人在任何時期都可能會遇到失望、失敗甚至動搖國家根基的情況，但他們應該想到，這只是事物發展的一個階段，應該做的就是立足實際，從當前的情形來分析以後可能會出現的種種情形，雖然這些預想可能會超出他們這一代的範圍。但他們必須想到自己是後人的保護者，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簡單來說，就是國家及其領導人必須要有長遠的眼光，並在合適的時機下合理行事。然而，由於人為的估計和事物的變化總不會那麼吻合，預測和估計又非常困難，所以他們必須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又要放眼未來，只有他們清醒的頭腦和國家的利益相一致時，國家才能健康穩定地發展。 關於美國擴張主義的起源和演化雖然不是我們這次討論的主題，但對這方面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意義。美國的擴張在最近的時間段里向前走了一大步，想要充分研究它就必須考慮大量的細節，以便從其中找出影響擴張的幾個重要因素。但是這樣做未必是最好的，我們應該認識到，美國的擴張只不過是幾十年里歐洲文明發展的一個片段。我們能夠在俄國侵占亞洲的過程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國和德國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國海軍力量的增長中，在日本的進步中，以及在非洲南部的實踐中初露崢嶸的英國聯邦思想中看到明顯的證據。每一個軍事大國在這些運動中的表現都不應該被我們忽視。雖然我們不知道這種運動的起源和前景，但這種運動確實存在著，而我們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已經改變了國際局勢和種族之間的關係。不管這種運動會發展到什麼階段，它肯定有自己的前途，要了解這些並非易事。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現實，我們還要做好此刻我們該做的事。 本文就是要對上述可能的前景做一個細緻的陳述和研究。在研究之前，我們有必要說一下國際形勢的變化是如何反映長期和短期的觀點的。古巴、西印度群島及巴拿馬地峽對美國在政治、軍事和商業上的重要意義在幾百年前就被人知曉。要詳細地說明這些可能需要很長的篇幅，我們暫且不管偶然性的細節，單從外交談判和政府主張，還有如《克萊頓—布爾沃條約》、格蘭特政府吞併聖多明戈的努力、關於購買丹麥人占有的島嶼的失敗談判，以及我們與哥倫比亞達成的確保地峽鐵路運輸的條約這些重大事項中，我們也能看出些端倪。人們對美洲的關注要早於美國的成立，當美國人把擴張當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時，上面的關注便形成了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在美國內戰前就存在，但在內戰之時受到了壓制，在內戰結束之後，它又重新煥發了活力，美國堅持讓法國從墨西哥撤出就是這一信念的具體體現。在某些特殊時刻，長遠的想法要服從當下的利益，一旦危機消失，長遠性的想法又要占據上風。 事物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當形勢中出現了新的因素，舊的因素的影響和重要性就會顯得更加清晰，因為它隨著時間的變化慢慢被人肯定，其正確性慢慢地在具體行動中表現出來。美國的擴張思想變得更加公開和急迫，傳播範圍越來越廣，表述得也更加自信。接著，美國將眼光移開了安的列斯群島與巴拿馬地峽，放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中國及日本身上。不過僅僅是注意到這一點的話，依舊有它的局限性，除非美國的統治者能夠認識到海權對國家發展和世界的重要影響。當然，海權只是擴張的一個基石，充當保護者的角色，它自己並不具備擴張的能力。美國擴張者沒有將眼光放到太平洋以外，一直沒有超越夏威夷，由於夏威夷對美國重要的軍事意義，美國人從來都是以防禦的觀點來看它，而不是把它當做，稱霸世界的一個據點。根據我的觀察，在美國與西班牙戰爭之前，美國的擴張就被歷史上繼承下來的防禦思想所束縛。現在的美國人只是將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馬地峽及夏威夷作為軍事防禦基地，並漸漸感到美國所要面對的危險都可能從那裡開始。所以美國人必須趕在敵人之前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哪怕不是軍事行動，也要採取一項直觀的政策。 正是這種心理才導致了和西班牙的戰爭，它的結果也正說明，一旦擁有了適合自己的精神土壤，思想的種子就能很快生根發芽。當下的美國人正在討論建國者和前幾代人都沒有涉足過的領域，而各種聲音和文字、報刊評論都顯現了這一現象。歷史習性讓美國人從沒斷過在自己大陸外獲得疆域和建立權力機構的想法。雖然在亞洲獲得霸權的這種想法讓美國人乍聽之下大吃一驚，但這是美國人長遠的計劃，也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這跟美國在短期內的行動並不矛盾，就像對菲律賓的吞併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是美國人在思想上很完美的跳躍。 今天，我們必須制定出符合眼下發展的政策，並安排一系列任務。不過這對於馬上要去做的事來說是必需的，但對於以後來說就未必同樣如此。在充分考慮到現實之後，接下來我們就要考慮對將來發展趨勢的把握，這些都跟我們在未來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年發生的一些事件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國家之間的關係，對它們的研究會為我們對未來的展望提供正確的方向。雖然這種展望不一定完全正確，而且會隨著時間的變化產生種種不一致性，但只要國家的引導是富有遠見的、持續不斷的，它就能產生重要的意義。進行這種研究要有靈活的頭腦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因為美國人已經習慣了對國際形勢的漠不關心，除了門羅主義。這不但是我們所處獨特地理位置產生的結果，也是我們骨子裡刻意要求的產物。這種懶惰是歷史遺留的，因為在當時，故步自封有很多充分的理由；還有，這種意願和華盛頓反對美國加入同盟的警告息息相關。當今世界局勢在發生變化，我們沒辦法置身事外，所以一定要考慮到自身的行動對國家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妥善處理國際關係。對於國際局勢的關心不僅能增加我們的知識，也能滿足我們對陌生事物的渴求性，這些和我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影響著我們的後代。 有了長遠的意識，在處理國際中的突髮狀況的時候就不會顯得手足無措，因為這種意識已經幫你做出了選擇。對於即將發生的情況我們一定要做充分的了解，這樣才能有備無患。充分的準備是指對現狀和未來都有足夠的了解，美國最近發生的狀況很好地表明了這種準備的重要性。對古巴和西班牙的戰爭使美國攫取了世界強國的地位，由此帶來了無數的責任和機會。沒有比這個更能讓人感覺猝不及防，並能更好地說明眼前的考慮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了。很顯然，對現實的種種考慮在一定情況下並非無足輕重。肯定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將美國從歐洲國家的爭鬥中拉出來，並讓它重煥生機。和西班牙的戰爭只是這些事件中的一個，這些事件都促使人們把眼光轉移到了東亞，使人們認識到環境的變化要求人們改變以往的政策。處理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實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日本在四個月前還向美國政府表示對我們吞併夏威夷的不滿，而現在又十分支持我們占有菲律賓。 東方局勢的變化也是有很多預先的事件做鋪墊的，這和美國的擴張一樣，不過東方發生的事件並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所以也沒被我們所關注；另一方面，使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這樣就會使人們感覺很突然，從而讓人們喪失對它精準的判斷，只有模糊的認識。當然，它們的確客觀存在著，在影響國際局勢的強國間同樣存在，我們一定要避免和這些強國的接觸。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們占據了菲律賓，關於這件事我們沒必要迴避，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機會往往是和責任同時出現的，不管我們有沒有能力利用這些機會，我們都必須做出決定，而這種決策的正確或錯誤只有依靠道義來評判了。 在占領菲律賓後，我們受到了種種指責，有人說我們背棄了門羅主義。這種說法完全是一種偏見。門羅主義雖然包含一定的貶義，但它所包含的內容卻沒有更多的含義；如果門羅主義所包含的含義是固定的，我們只有拒絕新形勢才能奉行它了。門羅主義的主要內容是：抑制歐洲各國對美洲大陸的擴張。所以，我們在干涉歐洲對美洲進行侵占的時候，並沒有固定的行為準則和成文規範。只要符合我們的切身利益，我們就去做。 這種相互彌補的力量沒有任何的條文或者法律約束，所以我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隨時放棄其中的一個，也不會招來譴責。如果我們把門羅主義當成一個純粹的政策來奉行，並接受廣泛的建議，那我們在亞洲的權力也就不會被人禁止。門羅主義從一開始就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兩個國家領土上的鄰近地區是產生爭端的一個根源。而我們國家得益於在地理位置上相對孤立，所以這種情況就能得到有效地避免，結果就是和歐洲國家的爭端完全脫離關係。 總而言之，我們要充分運用我們在地理上的優勢，儘量保持穩定發展。但是在本土之外，各國的利益會有交集、融合；而在這些地方，門羅主義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從來沒有過占據歐洲領土而獲得利益的想法，因為一旦介入歐洲爭端，對我們並沒有好處，某一個地方局勢的穩定依賴於幾個世紀以來各民族之間的平安延續；我們在西半球的擴張並沒有什麼好與不好的顧慮，最終也沒能有效地調整西半球的民族關係。在當下的亞洲，我們遇到了和我們的利益緊密聯繫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如既往地採取有利於我們的行動，就像我們在歐洲和任何國際爭端中的表現那樣。如果形勢發生突變，而某些地方成了權力的真空，我們會以保護自己的體制和抵禦外敵為出發點，對這些地方實行軍事占領。不過，美國不會得寸進尺，因為這和它的政策是相違背的。但是前面我們提到過的情形極有可能發生，不管最終的結局是怎樣，當一個生命死亡之後，屍體除了用於解剖和充當食物之外，別無它用，就像禿鷲喜歡在死屍上空盤旋是由生存法則決定的，一味地抱怨不會產生任何效果。永遠不可否認，世界是一路向前發展的，我們只能在這個過程中尋找對我們有利的因素並運用於自身，既不能一味地排斥，也不能對已經發生的事悔恨或者傷心。 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中，門羅主義會一直適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門羅主義漸漸變成了一種傳統，一個很保守的東西，它所具備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參半。這種傳統的觀念只能運用在一成不變的事物上，而一個事物是否會發生變化完全是由外部環境決定的。如果一種思想所對應的事物是一成不變的，那麼這種思想就永遠實用，變成了真理；但是對思想的運用卻在不同的條件下有所不同，信念、規則、主義都不是原則本身，只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已。它們沒能力擺脫外部條件的影響，在有些條件下暫時的實用也便沒有永恆的意義。我們不應該將這些思想神話，而應該在任何情況下對它們進行修改。 不管對一種思想如何迷信，依然有可能對它進行修改。從美國對歐洲事件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來，哪怕是在今天我們也找不到干涉歐洲事務的理由。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歐洲力量發生變化，我們對歐洲的態度再也不能一成不變。哪怕只是出於保護自己安全的考慮。我們被世界的發展拖進了這樣一個圈子：一旦有一個歐洲國家衰落，可能會直接損害我們的利益，從而促使我們採取行動，一是為了避免災難，二是為了減少損失。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關注不同國家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對我們自身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同樣它們對我們的態度也受國民性格和政府政策的影響。所以，美國人的命運和其他國家的命運是相同的，只是現在國家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罷了。而且在亞洲，所有的國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處，這一處不是指某個特定的區域，它在未來的發展中還會發生變化。 來自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的力量在亞洲交匯到一處，對亞洲的未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先從地理位置、人員、環境等因素來探討一下地理上的特點。隨後論述政治狀況。為了了解這些，我們還得注意亞洲周圍的環境，比如歐洲國家的地理狀況和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等特點，以及和亞洲聯繫的交通線的情況、各國在亞洲的軍事據點等。亞洲問題不僅僅是局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亞洲問題出現的時候，世界正好面臨著這樣的狀況：交通方便快捷，藉助於電訊聯絡方便，各國的變動越來越受到其他國家的注意。但是敏感並不意味著理解，就像症狀和診斷是兩碼事一樣。所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從一開始我們就注意到政治問題和軍事戰略有很多相同之處。這兩者中間有利益的連接，而各國領土邊緣的情況正是其軍事力量和軍事行動的基礎，在和平狀態下也是如此。向利益交織的範圍內投入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樣具有首要的軍事意義，因為無法自由方便地移動的力量不是有效的力量。正是各國之間運輸能力和設施的不同使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效率有所不同。 如果單純以形狀來觀察亞洲大陸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幾乎完全處於赤道北部，其主要位置在北回歸線和北極圈之間，大多數地方位於溫帶地區。不過以此就判斷亞洲是溫帶氣候的話，就有點草率了，因為自然狀況在每一個地方是不同的。亞洲北部和南部分別在西伯利亞和印度，前者異常寒冷，後者異常炎熱。主要原因是亞洲大陸太過遼闊，海洋無法發揮對氣候的調節作用。區域遼闊對氣候的影響體現在季風上，這種季風是隨著季節而變化的周期性的風，就像陸地和海洋的微風隨著晝夜的變化而改變一樣。不過，季風的持續周期同信風一樣是穩定的，季風主要出現在印度洋、孟加拉灣和中國海，是由大陸冷熱交替形成的。太陽在赤道南北間的運動導致了大氣風向的周期性，冬天刮東北風，夏天刮西南風。 從輪廓上來看，亞洲大陸沿著北緯30度從東到西的跨度大約是5000英里，而沿北緯40度則會增加幾百英里，這是由於西部的小亞細亞半島和東部的朝鮮半島向兩邊延伸的關係。總體來說，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存在著亞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觀和政治分立，這種極為不穩定的形勢使得亞洲問題非常棘手。在這兩條線之間還有蘇伊士地峽、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伊朗）的絕大部分及阿富汗，帕米爾、西藏高原地帶，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在這個地帶還有摩蘇爾和巴格達、德黑蘭和伊斯法罕、梅爾夫和赫拉特、喀布爾和坎大哈，以及遠東的中國北京、上海、南京和漢口等城市。在這些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所屬的國家能夠依賴自身的力量保持其穩定，強大的鄰國也無時無刻不想著侵犯它。喜馬拉雅山只有南段偏離出了北緯30度。雖然日本領土狹小，但我們也注意到，日本領地的大部分和政治中心都在這個地帶內，而且跨越了這個地帶。 從整體上來說，這個地帶爭端不斷。它的南部和北部的政治狀況雖然整體上比較穩定，但也並非一潭死水。南北兩邊的邊界都有外敵入侵的危險，各種爭端層出不窮，雖然這些爭端從眼下來說還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這些行為不管是從表面上來看，還是從實質來看，都是軍事衝突的前期表現。亞洲的分裂地帶是向東西延伸的，而亞洲軍事爭端卻是南北方向的。我們所要了解的就是這些爭端產生的原因及背景。而這其中的利益關係是非常龐大的，現在的形勢在表面上顯得相對平靜，我們希望這種平靜能夠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某種調整的出現。這種調整要麼符合每個人的利益，要麼是由參與競爭的最高領導人決定的。拋開理論，就實際情況而言，平衡既能在力量不平等的情況下出現，也能存在於完全的均衡之中，這個說法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矛盾，其實卻非常有道理。 我們展開一張世界地圖，就能找到這個地帶有一條分割線，這條線所經過的區域的政治都極為混亂。這條線沿著南北擺動，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們熟知的。光是聽到突厥斯坦、基輔、梅爾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爾這些名字我們就能感覺到這種情形，滿洲和旅順也在這條線上。在亞洲西部和遠東地區都能很清晰地看到這種擺動，對歷史有研究的人將會更加了解這點。事實上，把亞洲沿著南北分割開來是辦不到的。把東西方分開來調查，把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和另一個地區完全分開，東西亞共同構成了一個大問題的真實內容並給它注入了大量複雜的因素。所以，我們完全有必要探尋它們之間的聯繫及它們與整體的聯繫。 我們暫時把亞洲東西向的分割線看做我們分析問題的一個階段，接下來我們將考察這條線的特點和力量分布。這些力量沿著南北兩個方向不斷拓展並發生變化。隨便看一眼地圖，我們就會注意到一個明顯的問題：龐大的俄國的領土從小亞細亞向東延伸一直到日本上端。在這樣大的跨度內，任何政治力量都沒能力阻礙俄國集中軍隊。在俄國，只有自身遙遠的距離和自然環境的阻礙能夠限制它調動這些力量，所以處於中心位置的俄國具備非常有利的因素。另外，俄國的領土像一把利劍一樣插進了中亞，在它的一側還有高加索山脈及裏海的保護，另一側，是起伏不斷的山脈，從阿富汗向東北延伸到中國西部邊境，所以到現在為止，俄國並沒有遭遇到來自中東右側力量的侵略。 俄國的領土推進是在100年內完成的。在中亞，它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我們能夠聯想到，途經波斯而直插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多麼具有吸引力。這樣的活動在大陸的另一端已經展開了，俄國跨過滿洲直插旅順，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俄國的東西兩側，它都煥發出無盡的活力，不過這種表現顯得收放自如。出於一種擴張的欲望和自然生存法則，俄國正在依靠自己在地理上的優勢向南推進，而推進的中心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對上述地區內的俄國行為產生干涉。從自然環境和政治狀況而言，俄國漫長的地帶並非它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不會受到襲擊，如果某個國家真想對俄國加以限制，只能在上述地帶的側面進軍。所有反對俄國擴張的國家都與俄國素無冤讎，也不是嫉妒它的強大，它們只是覺得，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無休止的擴張和不公平的主宰都是值得詬病的。如果世界能連成一個聯邦，政治的運行就需要有反對勢力的存在，它無疑應是以國家或種族的分野為基礎。 北方和南方從字面上來看是相對的，所以我們推斷，與俄國北邊的擴張相對應的是分割線南邊的擴張。事實的確如此，不過南北之間還是有些差異，無論是從本質還是擴張的程度而言。歷史千百年來的演變使我們產生了許多想法和企圖，我們從中能夠了解到，雖然南亞半島深深地插入了中亞爭執不斷的區域，但統治南亞半島的權力中心卻與它相距甚遠，同俄國領土的集中相對的是，它的人口和軍事力量都顯得非常分散。正是因為這樣，印度才沒成為英國的主要政治和軍事活動場所，它只是英國眾多殖民地中的一個，而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由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將它們連接到一起。在眾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適合用來對中亞實施軍事打擊或者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採取行動。印度的陸上邊境有阿富汗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天然保護，而海上邊境有稱霸世界的英國海軍。這樣一來，印度實際上就成為了一個開往埃及或者向中國進軍的前沿陣地，對鄰近地區的控制就更加不用說了。 從本質上來看，印度不僅僅作為一個軍事基地。它處在埃及和中國的中間位置，同樣能夠適用於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英國在其他殖民地的行動，都能夠在印度得到補給和支持。在印度和亞洲問題的聯繫方面，它也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占領緬甸會使印度的領土邊境向東推進，這樣就避開了喜馬拉雅山脈，中國的大門就被打開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和中國的西部省份都將會暴露在眼前。在海洋上，英國在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及埃及的海軍據點一樣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強有力地援助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貿易。從更深層次來說，這種貿易針對的是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以亞洲領土為目的是這個爭端中最明顯的體現。 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軍事占領構成了當前的亞洲形勢，不但英國和俄國的行為是以它為前提的，其他國家或防禦或進攻的行為也以此為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人們就不會關注這片領域。正是由於有了這個背景，每一個國家都會面臨多多少少的危險，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所以，我們必須時刻思考、總結這些危險和機會，因為它們是國家利益所在，這些利益在政治領域是和戰爭中的戰略目標相對應的。 國家首先要將自己保護起來，這和個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一樣，我們不能將其理解為一種狹隘的生命循環。生命的特點是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但是對國家而言，擴大其規模不一定是必然的。對人也是如此，當我們的身材長到一定極限之後，人的精神還會在很長的時間內不斷發展變化。對於國家來說，保存自己就意味著通過適當的方式獲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東西，並以此來抵禦外部力量的入侵。我們習慣了根據某一項既定的權力來分析國家之間的爭端，在這個時候，我們預設的前提是這種白紙黑字的權力必須得到遵守，到那時，當一場爭端中一方的優勢要遠遠強於另一方，而又沒有法律或者制度的規範時，我們就只能權宜處理了。從自我保護的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正確的，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充分地考慮到對手的要求，並在很大程度上給予滿足，或者通過協調達到雙方的平衡，這對兩國及兩國的人民都非常有益。在這樣的一種協調當中，國家和政府並不是結果的擁有者，只是充當了一個工具的作用，它自身不會獲得什麼，而是為後代謀福祉。所以，放棄既得利益和求助仲裁都受到這種關係的制約，因而一個政府不能光從自我奉獻的角度出發採取行動。國家與個人不同，個人處理的是自身的事務，所以這種精神當然值得提倡了。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把眼光集中在英俄兩國的領土安全上面，雖然英俄兩國當前在亞洲最具競爭意向。我們要考慮到這兩國既有發展的需要，也有發展的權利，而這種發展一方面受到它們兩國水火不容的態勢影響，另一方面則與亞洲存在爭端的分割地帶有關。所以上述問題的討論不能僅圍繞英俄兩個國家，要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討論，尤其是亞洲地區。因為對於亞洲國家來說，發展一方面能解決許多問題，另一方面能促進亞洲地區的發展。 發展的兩個相關因素是：組織內部活力和國際物資的交換自由，前者能消除差異而後者維護著貿易平衡。組織問題屬於國家內部問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涉及外來因素。不過，交換自由必須依賴外部環境，它不僅與交換對象有關，也與交換過程中的利益相關體有關。因此，商業交換不僅能促進處於英俄兩國統治範圍內的亞洲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而且能夠帶動有此目標的其他國家的發展，從而實現雙贏。任何一個被統治國家都渴望在商業領域獲得均等的機會，不會受到強權壓制等各種不公平待遇。因為這種情況令人厭煩、讓人無法忍受。據分析顯示，至今軍事力量的使用仍是問題的關鍵。雖然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現在的形勢是，英俄兩國不僅在獲得新的地理要塞方面有優勢，而且在鞏固、發展新舊土地時也如魚得水。 這種情形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處於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所有地帶。但是，因為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使得它備受關注。目前，涉及的問題與發展的結果關聯不大，而這種發展結果也許不能將中國人民對貿易交往的美好期待變為現實。未來是怎樣的誰也做不出準確的預測，涉及的問題對發展結果的影響就像一個變量對函數的影響。不過，對於發展而言，這和把不同的數值代入表達式求得結果又有本質的不同。不同的問題會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甚至同一個問題在不同的情況下也會產生不同的發展結果，因此必須把各種結果都考慮進去。 與此相連，假如把亞洲的中央地帶看做一個源泉，世界各國憑此互通有無來使自己受益，這看起來非常合理。因為就連亞洲地區建設國內交通所使用的勞力和資本，都會對許多國家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在未來會怎樣，對我們現階段的預測影響不大，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陸軍和海軍力量、陸上的和海上的地緣狀況、內外聯絡、商業活動和利潤等）都考慮在內，上述影響將會呈級數增長，而級數的大小由國家未來的實力決定。 世界各國特別關注亞洲地區的原因是，它能為世界的繁榮發展做出貢獻。就各國對亞洲地區的控制意圖或者爭取瓜分的企圖來看，這與軍事目標是緊密相連的。如果你接受了上面有關數值的可變觀點，接下來我們就談談在戰爭策略上極為重要的內外交通問題。國內交通只是一個國家商業發展的一部分，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麼構成國際航線的交通，它們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眾所周知，交通主要有海上運輸和陸地運輸兩種方式。這種劃分方式使我們聯想到歐洲如今正處於拉鋸戰的海上強國英國和陸地強國俄國，它們不同的本質預示著兩國的較量即將拉開帷幕。認真觀察英俄兩國的競爭形勢，它能更好地引導我們看清當今世界的複雜局面，並教會我們如何求得對手之間的平衡發展。為了達到這種平衡，英俄兩國的組織結構無論在大小上，還是性質上都應該相似。另外，它們之間的摩擦要儘量避免。如果上述兩種局面能夠實現，英俄兩國就能和平相處了。 海上航線隨著船隻的航行延伸，與始發點和航行方向無關，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自然法則，人們只能遵守並應用這種法則，而不能妄想改變它。海上交通的運載量比陸地運輸多得多，而且陸地運輸需要的開支比海上高得多，因為陸地運輸不僅受到地形的限制，還受到加寬道路、增修鐵路所需開支的限制。因此，雖然陸運有著速度上的優勢，但還是不能彌補數量上的劣勢，所以海運有著陸運所沒有的競爭優勢。海運的這些優勢是與生俱來的、長久的。只有在沒有海運的地方，或者水運不方便時，陸運才會有競爭力。不過，人們常常因為鐵路運輸的速度優勢，而忽略了它的數量劣勢。我們應該明白運輸的好壞不僅取決於速度，更取決於長時間內能夠安全運送的貨物數量。 水運的上述優勢可能對於它所屬地區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貢獻。不過，正如上文所言，海運的存在與它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後者取決於能力，該能力一方面體現在海軍力量上，另一方面體現在海陸交界處海上力量與陸上力量的相互配合上。在海陸交界處，由於陸軍力量在傳統中是政治權力的基礎，它與海軍力量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協調因素，這就需要達成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影響範圍是不可預知的。 陸權的使用與海洋之間的距離有關；由此可知，在任何海陸交界處，陸地環境同樣制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它受到陸權的影響。在不同時期，上述情形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河流的中上游地段、島嶼及對海岸戰略的影響程度不同，甚至像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運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上述情況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不言而喻。還有在國際水道被陸上力量截斷之處——巴拿馬地峽，這種截斷在陸地的毗鄰之處極易發生。而人工水道最易受到截斷的威脅，蘇伊士運河就是最好的例子。從地中海通往波斯灣的鐵路，不僅反映了亞洲的發展前景，也顯示出了被截斷的可能。 雖然陸地和海洋是具有不同特點的交通渠道，但是毫無疑問，對中國及擁有海岸線的國家而言，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有效媒介，使各國的物資交換順利進行，促進國家的發展。長江對於海運有著重要作用，因為它有幾千英里的河段可用於汽船航行，還將大海與其他流域的中心地帶相連，中國擁有的海岸線可使別國的船隻由海洋抵達，由於交通便利，運輸量和財富都會相應的增加，所以要想有好的收益，就必須保持海運暢通無阻。由此可以看出，從商業交換中獲益最多的國家最希望商業不斷發展，而商業的發展又與環境有關，因此藉助海運發展貿易的國家都把和平的環境作為影響利益的首選條件。商業國家的利益在於和平已不是新鮮的話題，但它們也要隨時做好戰爭的準備，在此條件上推行和平政策，但是戰爭的準備應該是防禦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原因如下：因為這些國家的主要利益在海上並對海運有控制權，但它們對爭端區域的陸地控制能力要比鄰近的國家弱；又因為海軍對內陸的控制能力有限，而且作為防禦工具的海軍，對其他的國家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 前文說到，俄羅斯的統治地域廣闊且連為一體，加上它距離海域遙遠，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依賴陸運與亞洲的多爭端地區進行交通、聯絡。由於陸運條件惡劣，俄國很難通過政治擴張的方法得以改善。這就表明，俄國即使擴張到了海邊，但由於這些抵達點遠離俄國的中心地帶，它們的聯繫還得通過陸運。因此對於俄國而言，海上貿易只會對離海岸線較近的地區有益，但這些地區較小，無法達到海上貿易的水平，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並且，它們瀕臨的是內海，這些地區還可能遭受敵國的封鎖，這一情況在達達尼爾海峽以及波羅的海的出入口就時有發生。 通過俄羅斯的地理位置可知，由於海運比陸運有著上述的比較優勢，那麼俄國在積累財富方面便處於不利地位。換言之，俄國缺少獲取財富的有力工具。對於這個事實，俄國肯定會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就會體現在侵略擴張上（厭惡任何國家擴張行為的人最喜歡用這個詞）。它一定會不斷侵略，以此來滿足財富積累的目的。如彼得大帝眾所周知的志願表明，俄國經常有組織地進行侵略計劃，而這些計劃又值得我們深思，有多少是為了自身的需要，又有多少是為了永不滿足的野心。這或許正是亞洲局勢動盪不安的原因，可以這樣說，海上貿易只讓俄國小部分地區受益，而這些地區加起來和俄國的領土相比也是九牛一毛。因此，俄國的目標是更多、更開放的海域，甚至希望占領或者控制別國的海濱地區，來滿足使自己繁榮昌盛的野心。在此還要說明，俄國對內的統治制度及一般政策是：在吞併了某一地區後，俄國通常要剝奪其他國家在它實行占領之前就已享有的東西。 假如你了解了利益糾紛的情況，又找到了敵對的依據，那你只是發現了問題的一面。那些在海運方面有著天然優勢的國家，海上貿易促進了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即使不同情俄國，也要做到坦誠相待，因為俄國因其海岸的狹窄、內陸的廣闊、條件的惡劣及氣候的嚴酷承受著諸多的束縛。 儘管有海運優勢的國家應持有以上態度，但俄國人民依然有自己的責任。同理可知，亞洲地區可能出現的任何變革都與人民和政府的道義責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不能只依據自然因素或者現有的法律，也不能只靠社會中約定俗成的原則，因為我們有可能面臨許多機制瓦解或者部分需要調整的局面。這兩種情況也可能通過自然選擇達成一種平衡，各自找到適合的位置，這一過程中所包含的矛盾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理性地對待自然的力量，並通過妥協和人為的協商方式求得自然的協調，矛盾衝突或許可以避免，至少部分能夠避免。 二、海權與陸權的衝突 東面的中華帝國、西面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會前景都無法確定，它們就成為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的攻擊對象。 陸權對亞洲中心地帶（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未來的影響，使得俄國特別偏愛實行領土獨占。而其他國家即使在俄國領土上享有權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權力的使用情況不能令人滿意。但也有例外情況，後文會涉及。憑藉著自身的軍事力量，俄國在海權範圍外為所欲為。不過，雖然在一些地區不能對俄國直接抵抗，但可以通過其他地區的力量對它進行限制。這種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陸上的，要以實際情況而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壓力，因為各國力量均是多樣且廣泛分布的。在一個地區的行動總是受到在其他地區虛弱地位的牽絆，作為軍事行為，這類約束方式被稱作「轉換」。 如果俄國妄想推行獨占政策，就可能產生上述壓力，分散它的軍事力量，削弱它的實力。這不僅與俄國的地域遼闊、交通不發達及因利益得罪的國家眾多有關，也因為這些國家擁有許多「轉換」行動的有力地點。而這些地點或者其他容易被占領的地區，都位於俄國側翼附近。假設不考慮其他情況，施加於側翼的壓力與攻擊比中間地帶的更有效，因為兩翼之間的距離比中間到任意一翼的距離遠得多，而集中力量的進攻或防禦行動在中間與一翼之間比在兩翼之間更容易進行。所以，和俄國對立的國家之間進行的結盟或者合作雖然虛弱無力，但由於有上述優勢，跟俄國軍事力量集中的情況相比，有了略微的彌補。不過，海權和陸權也可能達成某種平衡，而這是決定亞洲永久和平的兩個要素之一。 另一個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於極難實現顯得更為重要。完全可以確定，焦慮不安是產生摩擦的原因，這在各國政府中均有體現。為了預防這種不安導致最壞的結果——戰爭，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的形勢，並採取相應的對策。如果做不到這點，國家的行動就會失去目標。如果國家沒有認識到自身及他方的優勢和劣勢，以及形成這種優勢和劣勢的原因，那麼國家和政府就會誤判當前形勢，當斷不斷或者貿然行動。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會產生危害。相反，如果國家和政府能夠把握當前的局勢，根據局勢的變化制定相應的對策，時刻做好應對各種變化的準備，國家之間多溝通相互考慮，這樣做出的決策就會更準確，從而杜絕戰爭的發生，維持和平的局面。毫無疑問，對國家間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於國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並認為引起衝突是損人不利己的事，這也是和平能在歐洲國家存在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如果與亞洲未來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繫的國家，也能對各自的優缺點、利益所在以及與東方合作的可能性有著正確的認識，並對自身的能力進行正確的評估，那麼亞洲問題也能被和平解決。根據各自的現實情況進行力量協調，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麼摩擦就不會產生。這樣，今天在歐洲上演的戰爭就不會再次發生，相互競爭的意願之間會有一種適當的制衡。接著，在了解了俄國固有的優缺點的基礎上，我們將考察那些本能地對俄國的主宰地位進行限制的國家。在進行考察時，要涉及自然狀況以及人為的聯合或者同盟。建立聯盟對於國家的利益是否有幫助，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只會簡單提及。 商業控制是將海洋由自然狀態轉變為具有海權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與海權相對應的是陸權——對內陸地區的獨占性統治，它們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海權存在於海洋的表面，它無法在陸地上立足。海洋本身並沒有什麼產出，但作為主要的商業通道和交通場所，卻有著獨一無二的價值。海洋的價值體現在被運輸的商品上，商品交換的利潤促進了國家的繁榮發展。因此，海上強國不可能放棄對海權的控制，放棄海上帝國的權力。由於海上強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有著共同的利益，面對著日益高漲要求放鬆海權控制的呼聲，海上強國應慎重考慮做出多大讓步。但由於它們推行必要政策會受到各種限制，因此保持海權優勢就很有必要，所以對於各種呼聲不應過早響應，一定要三思而後行，放棄長期被認可的海權絕非易事。毫無疑問，海上帝國是一個世界帝國，讓它放棄海權的做法明智嗎？掠奪所謂的私人財產是商品冒險時代就有的現象，不過「私人」的定義卻有待商榷。例如像「戰時違禁品」這樣在本質上很難把握的概念就沒有一個精準的定義。如果認為這個概念是說海上敵方的物資可由中立國承運，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過，「私人」這個詞的一般含義是屬於個人，但運往其他國家用於交換的商品不是「私人」的。眾所周知，錢是戰爭的血液。在對外貿易中，個體公民的錢財對國家財富的增加有著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個人財富對於戰時國家的血液循環必不可少。而這與國內貿易不一樣，後者在本國進行，沒有外國的參與，這就好比是生物體內的活動，把自身擁有的東西分給不同的部位而已。不過，一個有機體不能自己養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來自外部的東西，這些外部東西就類似國家的對外商業活動，這些活動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海運是外部資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對支撐戰爭的進行特別重要。擾亂國內貿易不一定會對戰爭的目標產生影響，但肯定會因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對外商業活動由於「私人」財產被掠奪而阻斷，這種影響就很大了，絕對不會只是簡單的怨憤而已。所以，為了本國戰爭的勝利去干涉敵國的對外貿易活動，使對方損失慘重被迫順應自己，這種活動代價小、收穫大，不失為一種好的手段。 上文說到，對於亞洲中心地區而言，俄國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國家，它的擴張一直以來都是從兩翼進行的，事實情況也的確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國的侵略擴張行為，就只能針對兩翼下手。這種做法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攻擊兩翼針對的是俄國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內陸地區要與這些海岸保持暢通無阻的聯絡以便獲益，必然會被地理位置優越且力量強大的海上強國所左右。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俄國兩翼的形勢：一方面由於它們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目標和政策目標有密切的聯繫，大家都想得到它們；另一方面，各國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及所處位置，有的進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國的擴張。 如果俄國的地理狀況及所要達成的目標如上文所言，它獲得利益的方法是：儘可能地尋找寬闊、開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東部的目標是中國海岸，西部是經波斯抵達波斯灣，還可以經黑海或小亞細亞涉足地中海。據俄國政府的消息顯示，沒有自然阻礙或者人為因素能夠阻止俄國按照上述計劃進行侵略擴張。此外，有人推測俄國對印度也有企圖。假如推測成立，那俄國就是從中間地帶擴張而不是兩翼了。我們看一下地圖就會知道，俄國在波斯的擴張除了會使它接近海灣，也可能讓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與北部地區的交通方面獲益匪淺，並以阿富汗為翹板侵略印度。 俄國的這一系列活動將會對其他國家的利益產生嚴重影響，從而激起它們強烈的敵對情緒，它們將會採取一切行動去對抗俄國。海權雖然是這些活動的基礎，如果不加強管理，也無法跟地理位置優越且陸上實力強大的俄國抗衡。此外，由於俄國的政局穩定及領土廣闊，其他國家對俄國實施的攻擊對它而言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有些國家認識到，為了維護爭執地區的共同利益，它們有必要團結協作，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制定合適的政策，維護國家的利益。因為共同利益促成了國家間的合作，所以對當前情況認識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國家間的合作就會越順利、越長久。 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都想統治政治局勢動盪及社會前景不確定的國家或者地區，因此，這些地區的未來發展是由統治它們的國家實行的政策決定的。這些地區主要有東面的中華帝國，尤其是漢族地區；還有西面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後兩者相鄰，分界線是一條雖然高大但沒什麼阻隔作用的山鏈，從亞美尼亞山地向東南延伸將至波斯灣。因為沒有鐵路，該地區商業比較落後。它的面積（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區）大約是100萬平方英里，南鄰地中海與波斯灣，北依黑海與裏海，南北寬度大約是500英里，相當於紐約到芝加哥距離的一半。該地區的發展潛力巨大，可修建兩條鐵路，一條從地中海到波斯灣頂點，另一條經過波斯直抵印度邊境。如果這一計劃可以實現，肯定會帶動該地區經濟的發展。 但在上述地區甚至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安於現狀，從來沒有想過發展進步。因此，這些問題很難處理，就只能等到發達國家有需要時再來解決。不過，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很嚴峻，它成為各國急於瓜分的對象，每個國家都想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為自身將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不管各國的方法如何，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要獲得某種優勢，要握有實權，還要控制地盤。這就是某些亞洲人認為的強國想要獲得特權的原因。假如南北兩個國家的這種動機十分明顯，其他國家必然會效仿。當然，強國不能完全剝奪當地人的權力，這不現實也沒必要，他們只要讓當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術即可，這些方法、技術將會促進他們的進步，也會給強國帶來利益。如何實現這一局面，是逐漸接管對當地的統治（如在印度），還是像在埃及那樣對名義上的政府實行控制，這要根據實際的情況而定，決不能不顧實際生搬硬套原來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變化一般是私人商業企業先進行的，由於當地政府的軟弱無能還導致了許多違法行為的發生。這時就需要外國政府干預當地的政策以維護外國公民的權利，一方面體現在要求當地政府承諾不再犯以前的錯誤，另一方面還要求得到某種擔保，比如說被給予某種程度的地方統治權，有利於他們在當地的發展。這就像播種一粒種子，它的生長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條件決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紮根，就很難拔除。另外，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控制一塊土地的因素不是當地人民的抵抗，而是與它實力相當的國家的阻撓。 這種情況在印度的歷史中得到印證（當克萊武與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國和法國之間對抗出現時，印度就處於緊張狀態），在當今也時有體現。在埃及，各國的對抗剛剛結束，與人們開始的預料大相徑庭，形成了一國主宰的局面，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上述過程已經開始且還在繼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是否會像印度和埃及那樣由突發事件扭轉整個局面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至於小亞細亞、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也可能會出現上面的情況。雖然我們不能預測出現的時間，但現在的局勢表明，這個過程必然會開始而且產生相應的結果。 無論這類過程會產生什麼結果，事實表明它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應該研究現今的局勢看清未來的發展狀況，做好必要的準備。這個研究要基於兩個基本情況：第一，如今的鬥爭是在亞洲中心地帶的兩翼進行的，而且會因俄國的擴張而延續下去。第二，局勢明顯表明上述鬥爭是在海上強國與陸上強國之間展開的。即使認識到這兩大競爭者也不要忽視一個事實，即海權與陸權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也就是說，陸上強國也要向海邊擴張利用海洋為自己服務，反之，海上強國也有必要控制陸地上的居民。不過，法國是第二種情況的例外。因為法國是俄國的同盟國，素有海上強國之稱的法國成了俄國在東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傾向，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所以，德國、英國、日本和美國有著一致的利益絕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會長期存在。 接下來我們就分析一下這些局面。上述四國以及俄國共同決定了側翼地帶的軍事、政治形勢。在這四國中，英國、日本和美國是海上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主要在海軍方面。德國與它們三國不太一樣，但它近年來的商業發展情況使得它也想在不發達地區實行自由貿易。與其他國家相類似，德國肯定也會反對獨占性控制，因為獨占對它非常不利。德國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並且體現在了海軍擴充計劃上。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許，四個國家均可以以海軍為後盾對中國採取行動。它們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為後援支持這種活動，強大的海軍也可以防範陸軍對這些基地的進攻。但德國的情況有點兒不同，它的膠州灣基地容易受到攻擊。日本由於是島國比較安全，占據菲律賓的美國也有安全基地。不過，中國的香港遠離陸上敵國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擊。 以上情況保證了海洋處於海軍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艦船、攻防力量、基層官兵以及上層決策者等諸多方面，四國的海軍都勝過了俄法海軍。而且，四國海軍隨時可以得到陸軍的支援。俄國的一翼是日本陸軍，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則是德國軍隊。另外，俄國易受攻擊的兩翼之間還沒有鐵路聯繫，而菲律賓和香港與俄國的東翼只有一小段絕對安全的水上距離。除此之外，長江還為海上強國進入內陸提供了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距離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頗具戰鬥力的其他艦隻則可到達還要遠400英里的漢口，而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入距離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軍事形勢反映了政治形勢，對它的正確認識有助於和平發展。儘管海上強國有著種種優勢，但不能利用海上優勢進行侵略擴張，無論它們在戰爭中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因為海軍的攻擊力絕對比不過陸軍，所以只能用它們來扼制憑藉武力進行商業壟斷的不正當競爭。不過，海上強國也有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強國由於自身力量不足，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通過中國人來統治中國，企圖控制統治者但不能取代他們。海上強國希望中國政府遷往長江流域，最好使長江沿岸成為中國的樞紐地帶。這種情況實現的條件是北京政府迫於壓力遷都，否則可能在長江流域產生與北京對立的革命政府。中國中央政府的軟弱會促進這種革命的發生，而這種革命是已經嶄露頭角的地方獨立運動的另一種形式。另外，中國經歷一段政治分裂時期也許有利於愛國主義的產生，因為法國革命之前的法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在當今時代，愛國主義將人們匯聚為比現有民族更廣泛的集團。中國的統一或者分裂不是人為可以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這兩種情況。 由我們的闡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個海上國家憑藉它們在東亞的殖民地，能夠抵制來自北方的擴張。但在波斯、土耳其亞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況尚不明確。這裡距離俄國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國的黑海艦隊也容易得到法國海上力量的協助，這些均有利於俄國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這個地位也是法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奮鬥目標。義大利由於它在當前國際聯盟問題上的傾向性及基於明顯利益的民族情緒，它會積極支持任何能保證地中海地區的均勢及蘇伊士運河航行自由的行為。義大利人民憑藉出眾的政治眼光認識到，由於靠近馬耳他及位於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們能夠依靠自身強大的海軍力量，在本地區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使義大利成為連接歐洲與遠東的交通鏈條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日本和美國，由於在地中海沒有關鍵利益也就沒有優越的地位，因此沒必要把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該地區。另外，美國不可能幫助土耳其蘇丹維持其被濫用的權力，況且美國不願破壞與俄國的傳統友誼，只要後者不推行明顯違背美國利益的政策。儘管如此，美國人仍需接受他們已經介入了世界事務的這一事實，因為他們發表了門羅主義，接著占領了以菲律賓為主的一些島嶼，在中國又有了關鍵利益，所以美國人不可能擺脫如利凡得或波斯灣入口的力量平衡這樣的問題對它產生的影響。這些地區與美國的利益緊密相關，至少現在如此，因為美國從大西洋海岸到達新獲得的地區的最短路線要經過紅海，而這條路線對於英德兩國更是意義重大，這兩國對中國的相同策略將對美國有益。所以，某個地區影響到英德兩國的因素也必然會影響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從我們觀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亞細亞的問題關係到英國、德國、美國與它們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間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過，因為它不是這些國家的唯一通道，顯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為這條通道戰爭時易遭圍堵，經過的又是狹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狹長的紅海及連接這兩者的易受攻擊的蘇伊士運河，這使得它的價值更小。再說地中海的長度（從直布羅陀到蘇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強大的法國海軍，了解了這些情況，不僅不會對英國放棄上述危險航線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會同意英國的主張，即蘇伊士運河僅可在和平時期提供便利。不過，如果有關國家繼續擴大它們的地盤，尤其是沿著現在的航線擴張，那麼，這條航線受到的威脅減少，就可能達到一種平衡。這樣，相對於安全但遙遠的需繞過好望角的航線而言，它就可能成為一條臨時的軍用航線。 毫無疑問的是，海軍力量是軍事安全的先決性條件，要想實現上述意義上的軍事安全，海軍不僅需要獲得上述航線的中心地帶——東地中海區域作為基地，還需要獲得一種政治局面，這種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羅陀和馬耳他這樣的據點的安全，也能通過利益聯盟贏得民眾的支持。這種局勢在英屬地已經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賓，它既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好處，又給了它們努力的動力。如果蘇伊士運河不太安全，英國就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在戰時它也能暢通無阻，而保證埃及的穩定將有利於這種情況。另外，還要對河上的船隻及引水業務進行嚴格軍事管理，以防人為的沉船行動造成運河的堵塞。不過，即使運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隊或軍火運過狹窄的陸上頸狀地區，及時完成軍事任務。 在戰時，土耳其亞洲部分的長期政治傾向可以決定埃及的歸屬權及通往東方的最短路線的安全問題，而波斯地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亞洲的土耳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是高度發達的、擁有訓練有素的陸海軍的現代國家，就自然會有上述認識。因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國對許多問題的影響也沒有這樣的國家影響大。這樣的國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證（如同奧斯曼帝國處於盛世時的情形），因為埃及在各個時期的戰略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這個國家瀕臨黑海、波斯灣、紅海和利凡得，對這些地區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務都產生有力的影響。雖然這樣的國家現在不存在，但這樣的政治實體能否形成並健康發展是亞洲的重要問題，和有關中國的問題同樣重要。但是，中國是一個產出國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對於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中國。 為了在上述地區建立可健康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必須從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現在不合理的統治政策，因為當前情況充分地表明，國家內部不存在進步動力。不管未來將會如何發展，現在的居民一定會繼續存在，由於國家政府要承受來自外界的強大壓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軍事組織和經濟管理參考的是外國（俄國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中國駐紮的艦隊將會是外國的而非本國的。因為海軍是最具技術性也最專業化的軍種，所以中國海軍短時間內不可能發展成熟並投入使用。不過，在監管期內，軍事戰略領域受到的影響並不會因中國陸海軍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學習對中國的陸海軍起到了積極作用，那麼兩者的結合將使中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 顯而易見，在中國、埃及和任何有著大量人口的國家，要想實現全面的發展就只能依靠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就這些地區的現狀而言，不管是民眾還是政府都不具備變革的能力。於是，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變革要有什麼樣的推動力，在什麼樣的組織的指導下進行？這個答案取決於外部環境是和平的還是競爭的。變革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各國的政治立場是對立的，而政治立場是國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鬥爭的表現形式怎樣、性質如何，是發生在爭執地區本身還是其外部、在陸上還是海上、是通過和平競賽還是戰爭，問題的解決終究要取決於力量的均衡。不能預測變革時間並不表示不需要分析當前形勢，因為決定結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還有人的思維傾向。面對不斷出現的緊張局勢，通過認真分析問題的重要性，認清事情的本質，明確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就能給予上述傾向以慎重的引導。這點對於有著共同利益的海上強國尤為重要，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統一的領導，能否協調行動就在於對問題的認識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區，沒有一條水道像中國的長江那樣能夠連接內地與海洋，但在敘利亞和卡拉馬尼亞的海岸有一個靠近英屬賽普勒斯島的折進內陸的海灣。因此，該地區內陸的發展（這是使當地人民進入國際社會的前提）只能依靠陸上交通，以鐵路為主。在沒有可供大型船隻航行的水道時，文明就沿著鐵路傳播並向四周擴散。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直接參與，鐵路建設主要由私人企業承擔，優先建設的將是難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別是位於地中海與波斯灣之間易由海洋抵達的國家更是如此。鐵路的走向是由當地具體情況決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戰略上發揮的作用卻是顯而易見的，而這必然會促使各個國家由於軍事或商業等原因對築路權進行爭奪。 海上強國如果認識到它們有著共同利益，就應該盡力防止它們之間的和平競爭演變成敵對矛盾。假如真的這樣做了，就說明長遠的觀點對目前的行動產生了有益的影響。鐵路給擁有它的國家帶來的好處也會對鄰近的國家產生影響，促使後者也加強鐵路建設，從而使得大片土地資源得到開發。如果這些資源被一個海上強國所擁有，它的控制力就會更強。毫無疑問，在所談論的地區，都有豐富的軍事原料。 上述分析說明處於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可能發生的變化。從中可知：儘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各地均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它的未來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更有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歐洲、印度、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由於英國和德國不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所以它們不會讓利凡得與波斯灣成為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特別是敵人在太平洋地區與它們發生嚴重對抗時。依託上述航線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耳他、亞丁和波斯灣）能對它進行控制的原因是這條航線相對狹窄，即使對該航線稍作迂迴也無法抵消這些據點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國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動權。一旦過了西西里和馬耳他，海上形勢會隨著地理變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狀況發生變化。這一地區的國家目前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至於未來會不會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和波斯的發展狀況來決定。 有些人反對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軍力量，並且不贊同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的做法。因為從直布羅陀至馬耳他的航線比較暴露，這種情況下的交通運輸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了該航線的強度。因此，這種反對是有道理的，這雖然不能改變現有的事實，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陸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為海軍提供給養。與此相關，埃及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東西方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包括運河淤塞在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變這種情況。而納爾遜和拿破崙認識到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運河開鑿之前就成為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路。在帝國主義時代，埃及由於適宜居住的地區有限，導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國。究竟會成為哪一個國家的呢？是否由距離的遠近來決定，近距離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確？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英國在利凡得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藉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對於地中海這個面積不大的海域來說，一支處於中心地帶的優良艦隊可以操控整個海域並輕而易舉地完成一般的軍事任務。不過，在地中海兩端擁有港口對於這支艦隊不是十分必要，儘管在緊急情況下它可以開往直布羅陀或者蘇伊士並從那兒獲取補充，而且不必駐紮在當地保衛它們。所以，只要在利凡得、義大利或馬耳他擁有穩固基地，上述艦隊就能主宰從東到西的整個地中海區域。 英國為了自己的強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對於整個東方世界而言，埃及也處於樞紐地位，因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各個地區的物資均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兵家必爭之地，任何海軍也無法完全切斷從四面八方進入埃及的物資，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進行攻防行動是很好的做法。物資供應至少可來自兩個方向，即紅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艦隊都無法同時切斷它們。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鎖，紅海對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來說依舊是最短的支援路線。在上述情況下，英國還可以使用經過好望角的航線，由於這條航線過長，就更沒理由捨棄蘇伊士航線，因為英國經由蘇伊士運河在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進行調動很保險。假如由於某種原因或者災害使英國海軍長期處於劣勢，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那麼不管在何時何地，英國的抵抗都會被瓦解。 總而言之，以軍事眼光來看，放棄地中海和蘇伊士航線選擇好望角是為了防禦並非進攻。對於一個掌握了馬耳他和直布羅陀的國家來說，抓住埃及加強對它的統治是有必要的，還要在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建立供應必需物資的基地，這樣，即使英國運輸的物資被切斷，也可以及時給予補充。在英國獨立稱霸的時候需要如此，在義大利、德國與英國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應該如此。 不管依據國家能力應做出怎樣的決定，利凡得的戰略中心對上文討論的潛在侵略的幾個特點有著決定性的長遠意義。上述幾個特點也可能出現在該地區，在過去的時代中圍繞的是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方，這兩地有著眾多的複雜事實。而今天，「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體現了這種意義，主要是因為蘇伊士地峽及運河決定了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繫。前文過多談論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們與蘇伊士連通，這些地區的重要性體現在對交通線的影響方面，蘇伊士航線的最關鍵點是連接了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那麼，經過好望角的漫長航線是否可以被放棄？換言之，較短的航線對各國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線？在各國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這種認識是否正確？還有，英國長期享有的全人類施惠者的榮譽是否與日俱增地體現在了蘇伊士航線上？ 以現在局勢來展望未來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進步運動是東西向進行的，而非南北向，這是因為東亞和西亞是發展潮流的最大推動力。而巴拿馬和蘇伊士這兩個地峽對東亞和西亞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它們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礙的體現。這兩條運河也是南北地區的分界線，分界線以北地區的商業情況和政治活動比較活躍。另外，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大於巴拿馬運河（儘管巴拿馬運河也很重要），不僅因為以前沒有近期也不會有像橫跨北美大陸鐵路這樣的交通途徑替代它，也因為在蘇伊士附近有著直布羅陀海峽、黑海、達達尼爾海峽、紅海及曼德海峽，而美洲地峽沒有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則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對有些國家對於蘇伊士運河的覬覦心理起到一些預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會引出下面這個問題：上述情形是否會影響政治思維習慣？答案是這些情形是決定對外政策時的首要考慮因素；其他因素要服從前者。英國對南非的認識以及對蘇伊士運河的關注就受到這種情況的左右。對美國而言，必須時刻注意與中美洲地峽鄰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價值上升可能對它的政治產生的影響。另外，也可以從美國大陸的南端對地峽施加影響，因為門羅主義失去了往日風采。雖然繼續執行門羅主義可以維護美國的榮譽，但由於世界機會及注意力轉移到了亞洲，不管對於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而言，很顯然利益中心發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著手處理，需要考慮的是請求與我們無關的國家的政治保護是否會削弱我們的實力。因為推行國家政策、進行軍事活動取得成功的條件是集中精力、始終如一。如果推測無誤，東西半球南端形勢的意義不如其他地區發生的重要進程的意義大。 以上我們的討論以亞洲之外的國家和民族及人口眾多的中部爭執地帶為主。顯而易見的是，後者好像連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關國家變得更強大的賭注而已。但這與事實不符，雖然爭執地帶的民族、國家很像沒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這群羊卻不屬於任何人。這些國家的國民特性體現在個人身上可能是堅強也可能是果敢，只是發展的停滯使這些國家喪失了應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這些推論大體上正確，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這些國家在將來的某段時間內仍會停滯不前，這是無法想像的糟糕結果；即使有進步，那動力也是來自外部而非內部。後一種情況，外來推動力的來源以及特點甚至由此引起的變化，對世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斯拉夫式的、條頓式的或者亞洲式的推動力所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另外，一個種族的成員是生活在一個國家內，還是由於各種原因分成幾個獨立的國家甚至敵對的集團，這對於國家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中國的4億居民都能夠接受現有的政治體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塊並不寬敞的土地上，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文化將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國家的影響，這也會對世界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意義。總而言之，外來因素對一個國家的影響不是體現在物質發展上，而是體現在個人性格的變化上及由此而來的國民性格的改變。 因此，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十分重要，從這點出發，外來競爭者的特性及相對能力就值得我們關注。這方面的差異決定著如何開始一段長時期內的歷史進程，而歸宿往往蘊含在開端之中。所以要具備長遠的眼光，即使現在無法預測結局。由於影響未來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對現在的情況認真觀察、仔細探索，再採取積極的行動。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出現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為我們贏得了時間，而充裕的時間是做事穩妥的保證，它將引領我們看清整件事情的發展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並不排斥其他種族產生的作用，而是將這種影響與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條頓①文明的一些因素通過漸進的過程注入了羅馬文明之中，使本質上不同的種族特性相互影響。這個至今依然有參考價值的歷史結果要歸功於愷撒的高瞻遠矚。不過，估計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會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他只是看到了當時羅馬潛在的危險，認為應該擴張羅馬的邊界、鞏固羅馬的邊防來阻止敵人的進犯，這一切只是從防禦出發，為羅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們應該知道，這個時期的歐洲文明也需要進行對外交流。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它會以毫無共同之處的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交匯而結束。儘管大家都希望歐洲文化應該保持它的獨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條頓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歐洲深刻影響的中國文化的元素，它們的融合將會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雖然這些並不要求各國的文化趨於同一，但它們確實需要有一種共同的精神，而這一過程的發展變化將會比物質進步更為緩慢。當拉丁文明與條頓精神相碰撞時，拉丁的特色就體現在了羅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會集權是其自然衍變形成的，歐洲儘管有許多國家，它們卻有著一致的神聖基督教傳統。這既不是一成不變繼承下來的，也不是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時刻發展的精神信念與傳統思想的完美結合，它的生命力已體現在了世代沿襲之中。 雖然我們和東方國家有了接觸，但它們對於我們的文明卻仍是一竅不通，因而讓它們了解我們的文明進而促成兩種文化的融合是人類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不過，對此我們不必心存疑問也不用恐懼，因為有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條頓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時又未喪失各自的獨特性及影響區域。這主要是因為一種精神滲入了這兩種不盡相同的文化中並成為它們共有的東西。兩種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們之間的分隔之牆，消除了它們長期的對立關係，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要解決長期的隔離、理解的缺乏、不易實現最終的統一等問題，僅僅從商業利益角度（圍繞眼前利益的短期觀點）考慮是不夠的。當然，短期考慮有助於解決近期需要，但必須與正確的目標保持一致，而這個目標必須單獨考慮。對於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將提及的因素，既要顧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慮長遠的利益。未來的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將具有權利意識並用適當的歐洲方法管理，它們將產生一定的影響並分享普遍的利益。未來的東方國家還將認識到——不過我們對它們的責任要求我們現在就認識到，它們的發展對世界的進步有著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意義，而且它們有充足的時間來吸收基督教幾百年的發展成果。 現今的世界由許多獨立的國家組成，而非處於一個權威力量的統治之下。愷撒曾為這種統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沒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羅馬公民的個人主義傾向使更英明的體質難以確立。由於愷撒及後繼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長久失去活力的羅馬體製得以繼續維持下去，而內部的變化（通常指動亂）使該結構在紛爭中仍然能夠存在並使其免於陷入衰亡之中。羅馬時代的集權統治就像一座大廈，它的穩定性不是取決於堅實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決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們以國際組織增加導致國家活動減少為由，希望把世界置於一個權威統治下，實現某種統一，這樣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有了某種規範，各個政體已經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應有的位置，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雖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導致了中央集權的瓦解，從而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將查理曼帝國推入了混亂之中。可是，分裂的、戰爭頻繁的歐洲卻有能力擊退阿拉伯人的入侵，並逐步確立新的社會秩序，而該秩序為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創造了有益環境。 想憑藉中央權威解決難題以及調節利益的做法，對當代文明國家甚至文明本身來說都是致命傷害，這就好比是政府操縱個人的「家長式作風」。和公民社會一樣，國家社會的健康發展也取決於個體成員的素質，這主要由成員的理性的自我實現能力所決定。國家間的利益鬥爭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競爭，使得各國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異長期存在。而在衝突中形成並能夠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於亞洲國家的團結，另一方面也會激起他們對外的強烈敵對意識，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現。如果這種局面僅有形式而沒有完美的本質，它的過早出現就不是一件好事。 三、以中國為中心 中國是現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僅因為它幅員遼闊又處於動盪中，還因為中國四周的陸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區，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 由於中國動亂導致的其他國家間越來越激烈的鬥爭已發展到了給塑像揭幕的時刻。塑像的存在並不神秘，但層層外罩遮住了它的本來面目，揭幕之前它不會被人們所注意。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到將來，事物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只有在帳幕落下時，被長期掩蓋的事實才會呈現在人們眼前，我們才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判斷它發生的變化以及由此變化產生的影響。我們沒有感覺到移動腳步，但已走過了多年的光陰，導致原有的機會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粗心及懶散，使我們錯過了太多的東西。不過，正如上文所言，爭執地帶並不是只有中國。只要稍作改變，對中國的評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亞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說明的是，在制定行動計劃時，關注亞洲國家民眾的情況比關注其他國家的更重要，這絕不是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採取的掩飾或藉口。因為國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為了自身利益，這是無需遮掩的事實。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原則，一般情況下也不需要證明（針對具體事例的情況除外）。不過，為了更恰當地處理主要問題，防範意外情況的出現，政府做的任何決定只有優先考慮和它直接相關的國家的自然權利和未來發展狀況，才能稱得上是正確的、目光長遠的決策。「自然權利」這個詞用來形容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與政治權利和法律權利不同，因為後者不是一個人自然享有的權利而是被賦予的。而一個地區的人民對這片土地的絕對控制權不僅與自然權利有關，也會涉及政治權利。政治權利體現為統治、管理和發展等諸多政治行為，它要求通過這些方式保證整個世界的自然權利，即資源應該被開發、利用來造福人類，而不能被擱置、浪費。原則上，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外來力量強制執行就是正當行為。當然，也要考慮具體情況，即形勢是否需要、時機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對形式還是相關的人而言，東方國家大眾的利益不一定與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為後者沒有代表性，它們既不能體現國民的意願，又不能盡力造福國民。它們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沒有強大的反對力量與之抗衡的情況下，它們在世代沿襲中產生了種種缺陷。既然情況如此，那麼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餘的，我們要想方設法結束它。 事實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敗無能導致了現今的動盪局面。假如情況相反，由於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相互制衡，而後者的商業利益要靠和平環境的維持，海上強國就能輕易地防止影響他國利益以及危害它們存在的行為的發生。如今，內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導致現存政府的毀滅，只是不知道具體的情況將會怎樣。其他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可能會利用現有的統治者，也可能取代他們。不過，這兩種做法都與美國的精神或傳統相牴觸。美國可能希望在東方出現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國家的統治，這樣更有利於他們獲取長遠的利益；另外，美國政府不會允許出現獨占勢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擴張行為。 我們知道了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應該想辦法去解決。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麼問題的解決就得依賴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這不僅能防止任何國家處於主宰地位及國家聯合局面的出現，也能使國家健康發展，提高東方國家的物質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東方民眾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時能使東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過的。雖然歐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進其成員的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東方國家也能發生上述變化，那麼新注入的因素髮揮的作用就充分體現出來了。上述變化在日本這個小國已經得到體現，它的變化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即我們從外國的制度中吸取精華，同時保持本國原有的特色。雖然日本沒有像中國那樣經歷政府癱瘓之苦，但外來的推動力促使它經歷了一場制度革命，並在近些年成為了國際尊嚴與權利的全面享有者。當然，革命過程的長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的大小來決定。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外部動力的影響程度與本國問題的多少，以及針對範圍的大小有很大的關聯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適應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此），日本較小的地域、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進步的關鍵。由此可知，增加對外接觸點有利於幅員遼闊的中國的發展，外來影響可以以這些接觸點為中心向外擴散發揮作用。 多個國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異有利於這種分布的形成，並且形成的局面能夠維持平衡，而且多個國家介入中國產生的不同影響對它也是有好處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影響的多樣性雖然可能導致政治分裂，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管理和世界的總體局勢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讓所有的中國人信奉一種精神，被一個人管理是不現實的。雖然中國沒有多個政府，也希望出現有不同政策觀點的派別，這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以及與其他國家實現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對各個國家由於各自利益在中國展開的鬥爭惴惴不安，因為這是不可改變而且應該被接受的事實。當前的行動要以當前的形勢為依據，不應該為了不可避免的事實而憂心，中國人反而應該利用它來激勵自己去採取對國家的發展進步最有利的行動，這必須與最終的目標相一致。具體而言就是，認清當前的形勢，爭取實現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在影響上的平衡並盡力減少它們的衝突。尤其需要特別關注德國、英國和美國，因為它們之間需要進行合作，而合作的實現依賴於認識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國有著統一的政治觀念，因而俄國不會因組織的問題傷腦筋。在這樣的組織中，公民的不同意見需要求同存異達成一致，而這一點對於國家政策的執行及國際諒解的達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國家中，由於法國和俄國是聯盟關係，法國在一定程度上與俄國在東方的政策有著聯繫，這種聯繫取決於俄國政策與法國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對的是有關拉丁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問題。無論是作為有著利益紛爭的鄰國而言，還是在地中海的衝突目標都顯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強了其他國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紐帶，而法國在地中海堅持不懈地建立霸權的行為加速了該紐帶的形成。面對這樣的危機，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國家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國得到俄國支持的情況下。對於法國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體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國人的性格中缺乏對於政治聯合來說至關重要的堅定性，這是任何性格長處也無法彌補的。上述的敵對關係可能產生兩個後果：第一，法國對西地中海的控制權會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與條頓文明對亞洲地區的政治影響不可替代。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雖然日本是亞洲國家，但已經通過卓有成效的內外措施，取得並保有了國際社會全權成員的地位。前文已經說到，日本的組成力量要求它必須位於海上強國之列；另外，日本幅員的狹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對大陸領土的企圖。換言之，日本希望擴張領土的願望是不現實的。儘管西亞和地中海是現在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問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們明顯不處於日本的可及範圍，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國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個特定地區及美洲大陸那樣。不過，日本和美國的情況還不一樣，它的國土狹小、人口稀疏導致它沒有可用於遠方的力量，而美國就不會這樣。況且，亞洲大國的競爭會削弱日本開拓遠方的實力，儘管它離大陸很近。實際上，除俄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在擴張領土方面可能都會受到限制。所以，通過商業或者政治聯繫激發中國民眾從而改變中國是一條可取之路。這可以藉助海上力量，因為海上力量具有機動性，既可以在當地發揮作用，也可用於其他地區遏制敵對影響，起到諸如進行商業控制以加強自己、削弱敵人的作用等等。 歐洲國家和日本在權力類型、運用方法及當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們發揮的影響卻是不同的，因為這兩者的源生文化和傳統習慣不一樣。日本在吸收、運用歐洲的文化方面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能力和認真，但是歐洲文化對它來說畢竟是外來的東西，並非自己所固有的。對歐洲人來說，歐洲文化則體現著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維習慣，是幾個世紀發展、演變的成果。在演變過程中，外來文明在當地民族特色與環境的作用下經歷了一個同化過程，這個過程的產物有著永恆的特點，但它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發生相應的變化。在我們看來，日本的劣勢是可以挽救的，因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歐洲文化，還沒有與自己原有的傳統文化相融合，而兩種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的。在政治變革的短時間內，日本的文化改變不會太大，因為長期習慣和思考方式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國、英國、美國三個國家的合作（並非正式同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極有可能一直存在。這是因為該合作有著共同的利益，並由起源、傳統及精神上都極為相似的思想所指導。如果日本加入這個合作，這就標誌著一個長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階段的來臨，它形成的局面是：處於對抗之中的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間，後者取得了主動。不過即使如此，儘管四國協力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種族特點的差異還是會被人們所察覺，從而導致觀點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國都是亞洲國家，日本對吸收歐洲文化的熱情是一件好事，它讓人期待歐洲文化進入日本人的亞洲生活方式並將其改造。就像羅馬文明影響條頓部落一樣，它產生的是條頓文明，而不是羅馬文化的單純擴展。因此，我們希望的是一個改造過的亞洲，而非另一個歐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個新興的亞洲可能是最正確的做法。 但是，必須了解種族特性的不同會暫時產生觀念或者行為上的分歧，這又容易形成誤解甚至衝突。我們都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種族差異方面的相互包容。因為即使一家人也會因利益的分歧而爭吵，雖然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誤解不容易找到和解之路，但只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解還是可以實現的。在上文，我們已經詳細地闡釋了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對立的利益以及地緣狀況，而亞洲各國在性情上的差異還未較多涉及。這些性情可被分為三大類：亞洲的、斯拉夫的和條頓的，其中任何一類或許都不能被它方完全的理解。我們必須認清、分析並接受不同的性情，把它們當做要消滅的困難而非抱怨的藉口。因為廢除它們既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所以要給它們平等發展的機會，但它們的發展要靠自身的內在因素，而不是依靠武力擴散自己的影響。這種有容忍精神的性情有利於國家利益的協調發展，假如無視本質的差異，用追求同一替代相通之處，把精神的合一與行動的一致相互混淆，就不會有上述的協調。為了歐洲和亞洲的共同利益，三類種族追求的最終解決性方案不是廢除亞洲的文化，而是將歐洲文化和平地融入其中。這個過程是在和平、友善的環境中實現的，這樣的環境有利於歐洲文明的傳播，前提條件是歐洲文化具備我們認為的優越性。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平等、友善環境的維護離不開武力的存在和對自己立場的堅持。後者表現為爭取平等的機會及採用讓人關注的方式來支持自己的要求。而任何設想都離不開充分的研究，還有對形勢的正確分析，因為充分的準備是設想的基本保證。通過消除那些妨礙國家健康發展的消極因素，充分的準備和全面的設想有利於和平，有利於實現漸進性協調的穩定結果。 真正的籌劃要求如實接受所有的因素且耐心分析各種因素可能產生的結果。這個過程相當複雜，有各種各樣的細枝末節，抓住主要的問題以其為突破口有利於事情的解決。首先，對於未來要進行推測，一步一步地分析在某個時刻可能發生的情況；其次，要時刻謹記國家賦予我們的使命，充分認識現實的危機及其他國家的需要。此外，國家和個人都要有一種公共精神，在考慮自己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到他人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本著這種想法，我們以長遠的眼光來考慮現實的需要。當前亞洲落後的政治環境體現了亞洲國家的政治才能不足。在這種環境下，有效組織的缺失導致了亞洲人民喪失了採取有效行動的依靠，剩下的就只是發展的停滯，還有人民對這一切的消極抵抗。這些對未來的發展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不過一時還不必對其採取措施。日本正在為未來的發展進行著有組織、有計劃的準備活動，但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為亞洲強大推動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觀察，就民族特性與意圖而言，相互競爭的斯拉夫和條頓哪一個對日本的短期利益及亞洲的未來發展更有利，它將據此確定自己的未來方向。 斯拉夫和條頓這兩個種族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具體體現在政治制度、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方面。我們相信這些不同有一部分來源於民族自身，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另一部分是多個世紀環境變化發展的結果。兩個種族之間還存在著由於理解缺乏而產生的敵意和利益衝突，這些衝突來源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及隨之而來的抱負。處理這種局面的關鍵是承認問題的存在，而不是心存芥蒂還用偽善的辭藻粉飾太平。如果做到了這些，就可能出現兩條平行線，儘管它們不同向但永遠也不會碰撞。雖然我們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合二為一，但可以相互接受，不誇大相互間的分歧，並在共同的關注對象上找到共同點而不是尋找差異引發爭執。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要學會去認識對方的需要。 兩個種族的種族特性差異表現在了行為上，因為行為是精神的具體表現。除此之外，陸權和海權的不同也加大了兩個種族的分歧，它們目前的所有、甚至需求均體現了這種不同。陸權和海權的不同體現在兩個種族的地理位置上，和它們在亞洲的利益相關，也涉及了交通問題。條頓國家占據海洋，而斯拉夫種族則幾乎與海隔離。但在陸權方面，條頓處於劣勢，在地理上它遠離亞洲，而斯拉夫的大片地帶與亞洲接壤。由於亞洲的對外交通幾乎全靠海運，所以條頓人有著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它的海上事業和商業發展也是如火如荼。 上述狀況在本質上不可能發生逆轉，即使有一些變化，也在有限的範圍內，不可能出現平起平坐的局面。基於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狀況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它左右甚至決定著國家的擴張行為，影響著某一種族在其力量賴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壟斷地位。另外，每個種族都需要在自己占據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點，儘管它們處於不利地位，但是這種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領域裡，雙方必須相互讓步以求達到協調。 比如，俄國對目前它那條經由波羅的海和黑海駛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賴性強的通道就永遠不會滿意。同樣，歐洲的德國和英國絕不會允許俄國在利凡得並由此在蘇伊士航線上處於主宰地位。不過，俄國想要實現這點的前提條件是，占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從而將它被封閉在黑海內的海軍基地轉化為可以自由進出的堅不可摧基地。俄國艦隊具有的穩固發展、紮實訓練並有自由出入口的這些優勢是舉世無雙的，假如它針對蘇伊士運河，那麼與海權緊密相關的商業形勢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此我特彆強調，儘管我真心希望英國贏得目前在南非的戰爭，但我更希望英國通過以下的行動來彌補自己的失敗和損失：將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區，和德國共同擁有蘇伊士地峽及小亞細亞半島的控制權，從而確保對於兩國來說均是必不可少且無法被經由好望角的航線所取代的蘇伊士航線的安全。 俄國對於海洋的要求在什麼地方可能得到滿足呢？只有兩個地區，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個都不會讓俄國徹底滿足，因此俄國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變。兩個地區中，一個是波斯灣，俄國可以從黑海之濱穿過波斯抵達；另一個是中國海岸，俄國已經經過西伯利亞到達該處。俄國要想得到波斯灣就必須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讓步，而且即使俄國抵達波斯灣它也不會滿足，而是會以此為翹板對從俄國在東土耳其的邊界最南點到波斯灣的大片領土進行占領。假如這些都能實現，俄國就處在了印度的側翼，從而可以干預可能建造的從地中海穿過美索不達米亞並延伸至印度的鐵路。此外，儘管從波斯灣並不能像從利凡得那樣對經過蘇伊士通往東方的航路進行絕對控制，但是波斯灣具有側翼上的意義，戰時從那裡可以施加長期性的威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國在波斯灣駐有一支海軍，而此海軍值得英國艦隊及其盟友特別防備，那它們就可能放棄在黑海和中國海域的軍事活動。因為英國艦隊及其盟友如果將海軍力量分散在兩個地區，相互間進行呼應不太可能。基於這種情況，這些國家不會採取對它們帶來危險的行動，這將有利於俄國。另外，反對俄國進入中國海岸是沒有道理的，只會激起俄國的仇視。如果對俄國果真不進行什麼抵抗，在東端，我們也將看到各個強國的匯聚，就像在爭執地帶的西端一樣。而它們圍繞的中心利益會因為中國政府的垂死狀態頗具爭執性。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地盤，並利用它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的必由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強國和俄國的互惠協定不應該採用正式條文的形式，應該只是一種諒解；它也不應該由人進行仲裁，應該建立在具有互讓精神的現實承諾上。它需要體現這種認識，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在長江沿岸利用軍事占領迫使某段水域對海上強國強行關閉。而海上強國也應該保證在和平時期不會使用海軍力量阻止其他國家擁有長江的商業使用權，這種保證一方面體現在海上強國之間訂立的保證協議上，另一方面體現在它們的相互監督上。在這方面，海上強國之間的合作既離不開它們對某種活動的共同反對，也與它們相互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關。而這些共同點會防止某個國家發揮不適當的影響。 在現實中，陸權集中的一個國家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可能性要遠遠高於擁有海權的國家，因為海上強國不止一個，而且它們的力量基地距離中國比較遠。另外，海上強國注重獲取利益，通常首選是商業途徑，其次才會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進所打交道國家的商業發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們。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它們在乎的是逐漸提升自己的影響，利用外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成果來促進當地人民的發展，而不是占有他們的國家。因為這樣的過程用武力（外來勢力的干涉力量和當地的抵制力量）去實現是不必要的，但這卻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武力將歐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了如今的水平，它對於我們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仍然有利。 總之，就現在的具體形勢而言，中國和利凡得海域及亞洲東西端的形勢發展離不開武力。客觀形勢要求條頓國家進行合作，既因為它們有著一致的物質利益，也因為它們受利益驅使的行為由同一種精神所激勵，這就是本質上自由、追求影響擴大的商業交換精神。商業影響需要在各地部署海軍來實現，但不能藉助海軍廣泛傳播，因為海軍的特點導致它不能在陸地廣泛使用，還需要本國隨時隨地地支援。從這點來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和海軍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種利益是海上強國賴以生存的基礎。海軍力量僅能要求他人聽取自己的意見，不能要求絕對服從，因為海軍只能用來抵抗排他性的行動，或者幫助其他國家抗擊征服行為。因此，海上強國應該團結一致，不是以相互約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覺行為。 從目前的對峙情況來看，軍事實力依然決定著亞洲地區未來的發展，一直到敵對被協調取代。前面我們已多次提到，戰略形勢基於的地緣狀況左右著有效合作的性質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國是現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僅因為它幅員遼闊又處於動盪中，還因為中國四周的陸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區，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這一地區未來的市場價值是政治與軍事爭論的核心。此外，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長遠眼光，還要考慮到歐洲文明對亞洲的未來影響。這些影響會使亞洲成為什麼樣的社會？在精神上與我們相比誰優誰劣呢？ 由於各個強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遙遠的國內基地的支援，俄國和日本除外。於是我們將這些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以陸運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類是以海運為主的國家。海上航線不僅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交通便利，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貿易路線。海運航線中有兩條航線非常重要：一條是從歐洲經過蘇伊士的航線，另一條則是從美國穿越太平洋的航線。而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將給後者帶來重要影響，因為它把這條航線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連接起來。 廣義上講，交通是政治決策和軍事戰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說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從古至今，海權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並且只要海軍存在一天，這種狀況就不會改變。由於海運在距離及運量方面有著陸運無法比擬的優勢，而且海運也比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為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而「商業」這個詞讓人聯想到海洋，因為一直以來海上商業創造的利潤就是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財富則是一個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徵。所以，就像陸軍對於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於植物的生長絕不可少那樣，海運通過保證自身利益或者擾亂對手，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活力。上述狀況給了海上強國某種特權，它可以抵消陸上強國在亞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優勢。我們都知道，在別處施壓可以減輕當地的危險，拿破崙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維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強國都效仿美國，戰時絲毫不動敵方的商業，並讓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權，那麼它們也就放棄了海權，放棄了在一地施壓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這樣的退讓假如發生在亞洲交鋒勝負攸關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後果是無法想像的。 德國、英國和美國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得的關鍵利益就位於它們和東方交通線上最易受到攻擊的地方。為此德、英需要運用軍事力量給予當地充分的防護，而以亞丁及馬耳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賽普勒斯更是重點保護對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裏海與波斯灣之間的地區，兩國應使自己的政治影響處於上風，但該影響不能損害當地人民的利益，還要防範他們可能會有的各種反抗行為。 上述影響的加強來源於有利於所有國家進步的商業發展，有關國家可以憑藉財力支持商業發展，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將蘇伊士運河作為通往遠東之捷徑的國家要牢記此點，尤其是英國，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隨時可能需要蘇伊士運河這條捷徑，不管為了商業還是軍事。德國在遠東的利益是真實存在的，儘管這利益在類別與程度上與英國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認的是，從黑海出入口、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及小亞細亞高地，都可以對東地中海施加決定性控制，就像幾個世紀之前奧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樣。在帆船時代，喪失控制權不代表被排擠出了最有利可圖的通往東方的航道，但今天絕非如此。所以，法國和俄國可能聯合起來奪取地中海控制權的行為，引起德國、英國和義大利的高度關注。雖然美國的行為還沒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權問題，但是這並不表明美國對此毫不在意。因為地中海的控制權關係到一些國家與東方聯絡上的自由和便捷，而這些國家在利益、特性方面與我們是一致的，那它們在上述地區的政策和我們也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認清了長遠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難理解。打個有關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順風，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風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時還要時刻謹記最終的航行目標。雖然現實中的情況比航海複雜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學會處理它們，而且在處理問題時絕對要認清當前的具體形勢，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結合起來考慮，絕不能顧此失彼。政治活動就如同航海，忘記了駛往的港口，就不能確定航向；而忽視了航海資料，同樣不會取得成功。 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還沒有結合亞洲未來的發展形勢來考慮與蘇伊士運河及利凡得有所關聯的各種複雜局勢。這是因為我們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國內，很少關心外部世界的發展變化。我們討厭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認它的存在，結果常常受到突如其來的危害。比如最近發生的菲律賓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國民眾吃驚不已，但我們相信，當人們漸漸習慣了西班牙戰爭所帶來的驚訝和不安時，長久以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觀念肯定會發生變化。就像大多數的美國人經歷了舊觀念破除、新觀念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進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開始時比較容易，因為人們急於擺脫心理矛盾，隨後就進入單調乏味的心理鬥爭階段，這時許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狀態中去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須認清現實，從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奮鬥目標，而它們是國家制定政策的依據和動力。 本文基於的一個被大眾認可的前提條件是，在19世紀末的大範圍內的擴張運動中，太平洋地區尤以東亞為主，成為所有國家近遠期利益的焦點。因為在歐美地區，領土上不會再有大的變化；但其他地區的局勢尚未確定，自然會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某一地區的現實意義並非指它的自身價值而是它與上述焦點地區在交通上的聯繫。例如，金礦資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時期內具有重要性，這種重要性會隨金礦資源的枯竭而不復存在；但南非作為通往印度和遠東道路上的重要據點，它就具有長期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與此相同，蘇伊士地峽、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無法改變的。不過，前文已有所提及，當前最緊要的事情是在這些地區建立一種政治環境，這種政治環境將對蘇伊士航線的未來進行控制。 這些地區的獨特價值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構成了在亞洲問題中體現的世界整體局勢的戰略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時還要兼顧其他國家的權利，這種權利既要用因時而變的眼光來衡量，也要參考不能用人類法則完美表達的永恆存在的正義標準。在這樣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適的位置，因為它要在理智思維的引導下發揮作用。不過，一個國家通過與他國合作來增強自身力量更能體現出它的聰明才智。這種合作的基礎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這種一致性在國家特徵和傳統方面也有體現，就有助於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諧的合作就會有美好的前景，因為從息息相關的情感中產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國、英國和美國就應該是這樣的一種關係——不必結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為基礎，步調一致地行動。 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雖然美國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夠有正確的認識，這三個國家就應該明白，雖然是有著同一目標的競爭對手，但絕不應該變成敵人。因此，美國應站在德、英這一邊，為了共同的利益去幫助它們擴大影響。因為英、德與東方的交通對我們美國沒有直接的影響，又處於我們日常活動還未涉及的地區，所以很難引起我們的關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國能有這種認識，那麼，它和英、德之間自然也會互相照應。 反過來，美國也會要求並得到來自英德兩國的同樣的理解和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三國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們也有足夠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時候一致行動。蘇伊士航線和巴拿馬航線這兩條最重要的交通線，前者就政治而言只關係到德國和英國，而後者對於美國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雙方都能顧及對方的需要，並給予適當的幫助，就像英國在美西戰爭時，始終不支持組成反美聯合那樣。當共同利益需要時，我們要正確判斷形勢採取適當的行動。不過，任何一個國家決不能干涉其他國家的分內之事，因為不適當的行為往往會使最好的合作夥伴反目成仇。 基於上述道理對巴拿馬周邊戰略局勢進行了很多討論，接下來我們再說一下門羅主義。將長久存在的新形勢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擴張之路，而且還加強了美國的如下觀念：歐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對巴拿馬地峽輕易地施加軍事影響的地區。因為巴拿馬地峽對我們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將美國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連接起來，而且是連接大西洋和遠東的兩條主要交通線之一，所以我們不會同意將庫拉索這個加勒比海中的堡壘再行轉讓，就像我們也不會考慮得到地中海上的馬洪港作為我們戰勝西班牙的成果一樣。 因此，我們必須公正、理智地考慮當事雙方的利益，顧及與我們打交道的國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時，不能含有任何成見也不能感情用事，因為感情往往會影響客觀、公正的判斷。亞洲問題的演化不是幾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這個過程中傳統的觀念也許不會發生變化，但由於現實需要我們依然要考察它們。東方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條交通線的重要性，因此經由蘇伊士的較短航線才日益重要，這條航線經過地區的政治狀況和軍事局勢也處於變動之中；地中海地區也成了重點關注對象，恢復了往日的風采。與此類似，加勒比海由於對巴拿馬地峽有著重要意義，也具有了從未有過的地位，使得門羅主義在該地區的運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區對美國有著與日俱增的多方面意義，因為它不僅是一個日益開放的巨大市場，也是一個交通要道。美國在該地區新得到的地盤給它帶來了機會，同時增加了它對該地區的責任。而已存在的蘇伊士運河和將要出現的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體現了當前變化的特徵，同時這兩條運河的使用又加速這些變化。毫無疑問，巴拿馬地峽將取代麥哲倫海峽的地位，而地中海則替代了好望角。 這樣，新的形勢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為它們遠離了決定各國政策的當前變化趨勢。因此，這些地區對於交通的意義已經很小，它們的重要性只能體現在它們的物產上。那麼，我們運用門羅主義去支持那些對我們沒有好感、地理上又處於巴拿馬地峽影響之外的亞馬孫流域以南的美洲國家，對我們自身的利益有幫助嗎？這樣做是由於政策需要還是出於感情或者習慣呢？我們是否應該保持對上述地區的責任，即使會影響我們在更重要地區的行動？總而言之，儘管門羅主義所憑藉的觀念沒有過時，而且還由於最近的變化被加強，但它的運用是否需要變革、加強或者減少它在某個地區的運用？ 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瓦解和東亞危機的臨近促進了英國和美國的關係，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由於英美兩國有著共同利益這一客觀情況的存在，使得雙方間由不愉快因素導致的瘤疾也變得無足輕重。英美接近不僅因為由來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質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從美西戰爭中體現了這一點。這場戰爭表明這兩個國家都具有支持受壓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對的孤立淡化了對其他地區的這種同情。 在美國，人們已認清了上述情形。不過，存在於他們心中的迷惑影響著對正在南非進行戰爭的英國人的同情，因為南非戰爭的問題正是當初的美國革命為之戰鬥的，並且一旦南非人民沒被給予代表權，英國人向他們徵稅就是粗暴的壓迫。由於英美兩國都意識到彼此間有相同的觀念和理想，在美西戰爭和南非戰爭中均有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這也表明了人類正趨於統一，這種統一將在時機成熟時得以實現，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驅使。美國內戰的結局、義大利的統一、新的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大不列顛帝國聯邦思想的活力，都說明了人類正趨向於更大的集團，並進而形成正式且規範的政治同盟，而戰爭在推動和鞏固這些進步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藉助於戰爭，美國的團結得以維護，義大利的政治統一得以實現，而德國人則擁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戰爭也增進了英國和它的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而使聯邦設想轉化為具體行動。如果沒有戰爭，這個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同理，為了將英美之間的相互同情轉化為行動，使美國願意接受並報答英國給它的支持，這也需要戰爭的壓力，一國受到外來侵犯時，另一國能給予支持和幫助。 當然，戰爭是一種災難，而且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痛苦的災難。不過，我們必須明白，「仲裁」這個詞頗受歡迎的原因是，這個詞具有美好的內涵，並不是人們對當前的局勢有了全面的認識，尋找出來的解決方法。在兩年間已經發生了兩場戰爭，任何一場戰爭所追求的正義目標都不是溫和的方式能夠實現的。當美西戰爭爆發時，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萬人死於飢餓，這主要是由於西班牙人鎮壓反抗而採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國對西班牙發動戰爭不僅因為人道主義，也因為西班牙不可能採取和平的方式對它的殖民地進行管理。而我們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諾，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已經證明了它不具備實行健康統治的能力。 英國發動對南非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戰爭，一方面出於解除壓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不是以代表權為基礎的徵稅就是暴政」這樣的一個普遍原則。一般情況下，英國不會為住在海外且處於不良統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權。不過，德蘭士瓦90％的收入是英國居民創造的，因此英國希望其政府給予英國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絕。我們要知道，在南非，不僅英、美的權利遭到了踐踏，而且德蘭士瓦為鼓勵外國人居住制定的5年內可獲得公民權的法律在未到期時就被修改了，剝奪了他們應有的權利。 英國和美國分別參加了上述兩場戰爭，而且參戰的一方沒有得到另一方的實質幫助，只是從對方那兒得到了真誠的同情。相對而言，這種同情在德蘭士瓦戰爭中不那麼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問題不是太明確，無法讓人一目了然；但主要還是因為許多生於異國的美國公民對自己的出生地有著親近之情，這種感情不太受到對美國利益認識的影響。 儘管如此，英美之間仍有著堅實的聯合基礎。它們兩國的理解不僅體現在利益和傳統方面，也體現在平等和法制觀念方面。只要這種認識與日俱增，兩國就會越來越被共同的精神維繫，還可能建立具有聯盟意義的關係。為使這個集團在種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條頓國家也應該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國。對這個目標我們要耐心等待，人為促使這一過程早早結束絕非一件好事。當然，需要說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為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對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通過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結論：當今的時代特徵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間進行長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著同一的語言和種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國也可能加入這個行列。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各種因素使歐洲拉丁國家的權力和影響與條頓國家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義大利的統一使事情有了明顯的變化。新的義大利在地中海占據了戰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對於歐洲的重要性甚至遠大於加勒比海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勢還使義大利和法國位於政治天平的兩端。 義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條頓國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後者要保證在利凡得的主導地位，因為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對於海上強國的它們來說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極有意義的是，形勢使義大利這個拉丁性的國家和歐洲國家有著密切的政治聯繫，這樣就保證了我們與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對當今局勢尤為重要的是，義大利這個偉大羅馬的直系繼承者已經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將以義大利為中心再現拉丁文明的光彩，這對從拉丁文明中獲益的國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四、日本、中國的變化及其影響 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所產生的進步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因此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接受歐美文化，必要時可藉助於武力。 一場將至的極具破壞力的災難迫使歐洲國家認識到了它們在亞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截至目前，由於死守固有的保守觀念，歐洲國家對它們在亞洲利益的認識和美國隨時代進步形成的行為標準是格格不入的。 美國人民是歐洲文化的直接繼承者，他們和歐洲大家庭有著緊密聯繫。日本也與此類似，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體現了它的優秀品質，因為實行這種轉變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它要求很大的決心和毅力。日本沒有忽視或貶低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傳統文化，而是看到了外來事物的優越性並將其融入自己的制度和文化體系當中。假如只是明顯的物質進步構成了日本發展的全部內容，那麼，這種情況將令人不安。不過，日本在促進物質發展進步的同時也看到了歐洲文化方面的優勢，這是值得肯定的。日本的巨大變化，將會引導亞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去尋找能使自己新生的變革力量。 日本的變化是我們條頓祖先經歷的再現，而對條頓產生影響的是羅馬的政體和基督教。今天歐洲文明給日本和我們帶來了種種好處，這使人認為這種文明沒有進入政治和道德的衰敗狀態。而這種衰敗曾經發生在羅馬身上，就是在當時開始擴散的基督教對其也沒有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所以，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勃勃生機不僅未衰減，還朝更好的方向發展，這表明西方文化在亞洲也是可以發揮好的影響的。不過，與日本物質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相比，基督教的觀念在日本的傳播時間不長，還未達到完美的地步，因此不能獨立發揮影響。日本需要藉助可見的物質成功鼓勵國民接受外來觀念，而這些觀念隱藏於物質表層之下，只有努力觀察、認真分析才能認識它們；通過長期實踐及新思想的變革力量才能使其真正為我所有、為我所用。為此，日本必須虛懷以待，發自內心地接受它們，這樣做，也會得到歐洲國家的善意對待。因為它們並不想在亞洲建立自己的翻版，而是希望曾使它們進步的力量也能讓亞洲獲得重生。是什麼使一個國家不同於另一個國家呢？歐洲國家的健康發展說明了兩個因素：一個是國內進步和個人完善；另一個是對外來影響的積極反應，這一點的缺失則預示著衰敗業的開始。 當前我們僅在日本看到了亞洲人民對歐洲文化的熱烈歡迎。如果可以通過結的果實來判斷一棵樹，那麼在這種歡迎態度中我們看到了日本人民對能夠促進他們幸福的條件的巨大希望。這個條件就是個性自由，它與法律相結合就能滿足增進普遍福利的需要。從日本與大陸的亞洲人民對待歐洲文化迥然不同的態度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島國環境對日本的影響，這種環境促進了民族個性的演變。同時，它還可以產生令人振奮的力量，憑藉這股力量，日本採納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亞洲國家中得到擴展，從歐洲國家學到很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會成為亞洲的榜樣。島國帶來的安全和孤立會使一個國家具備很強的個性，這比任何品質對國家的影響都大。但是，我們不能將個性強等價於裹足不前，更不能把堅定和偏執相互混淆。不過，亞洲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是消極有害的。這就好比石頭雖然堅硬無比，但風化卻能使它變得脆弱；石頭沒有生死也不會開花結果，但侵蝕使它處於自我消亡之中。 雖然中國受到所有歐洲大國、美國和日本的關注，但當前的形勢限制了它們為了共同的目標採取行動。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各國所執行的政策只是在表面上發生了變化，局勢在本質上並沒有大的改變。北京政府的殘暴和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遭遇的不幸（指義和團運動），只是以一種令人驚訝的方式暴露了隱藏在表層下鮮為人知的情況，在東方，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沒有發生變化。今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件在1000年前的東方也可能發生過，因為東方一直是止步不前的。在我們身上也可能發生相同的事情，將隱藏的殘暴顯露於世。不過，與500年前相比較而言，這類事情發生在今天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會得到寬恕。這類事情大部分是隱藏在漠視之中的恐懼的產物，這種漠視在文明基督教國家的最落後的地區也會發生。不過，與滯後的亞洲相比，這種情況在這些地區發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也沒有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 儘管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對各國產生了影響，但決定各國政策的根本形勢沒有發生變化，即中國之外的全球範圍內的狀況沒有改變。目前，各國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它們為了各自的榮譽，不得不對中國採取切實的、步調一致的反擊行動，並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證。在進行這些行動時，為了利用正義的懲罰實現當前局勢下的共同目標，它們終止了利益競爭並使用共同的方針掩蓋了政治分歧。不過，一旦對中國的反擊成為過去，各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又會成為現實中不可調和的矛盾。儘管如此，各國不會忘記過去的經歷，它告訴我們相互對抗和利益衝突只是現實的一部分。當前局勢下，歐洲各國已經認識到了它們在亞洲的利益有一致也有衝突。一致性體現在它們都希望亞洲國家加入基督教國家的行列，而且是通過國家內部的進步實現的。就思想和實踐兩方面而言，這個設想切實保護了各國的利益。因為它針對的是未來，這個目標不是一個幻想，而是和不斷因時變化的過程相一致的。 美國政府也同意上述觀點，還用書面形式說明了兩個相互補充、相互矛盾的認識：一是必須強調我們的權利，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國政府及中國的獨立。美國政府發表的聲明很有意義，雖然它針對的是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用意是表明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態度。該態度強調了我國人民一直以來的普遍傾向，並就最近的情況做出了政策規定。在美國的立場中，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和務實才能的完美結合。後者使前者看清當前局面，並為此做出修正。就像水手看到前面出現了一個未做標記的淺灘時，要轉舵繞道而行，待看到深水區時再恢復自己的航向。 上述做法體現了美國領導者的聰明才智，進而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不過，普通大眾作為這些行動的最終評價者，它們對近年發生的各種事件也要特別留意。通過分析當今的政治局勢，我們能夠發現它為我們提供的機會和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一定要履行這些責任，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的領導人在行動時要考慮人民的意願，為了使這些意願與現實緊密聯繫，領導者一定要對現實了如指掌，並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未來走向。這個過程一方面要觀察現實，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論。國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據它與現實的結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這些，國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運行，人民也會支持、擁護它，它就會變得無比強大。連我們在內的普通大眾經常被人們抱怨反覆無常，但這不是因為我們在本質上變幻不定，而是現實常有不同的表象，從而導致人們的認識不斷發生變化，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是準確地認識現實。 現實又是怎樣呢？19世紀末，形勢的發展變化已使商業成為了所有強國的競爭目標。即使有的國家不敢奢望自己成為商業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業份額，這一方面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力，另一方面取決於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自由交換的能力。在商業競爭中，大多數的國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狀況不滿意，而有些國家在這方面卻有著明顯優勢，例如美國就有豐富的原材料及對它們的使用能力。僅從商業角度來說，這就使得各國的起跑有著明顯的優劣之分，而由自然資源造成的差異是很難消除的，絕不會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變，於是，許多國家就企圖通過擴張領土並在自己侵占的地區內建立自己的商業優勢。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進行兼併或者培養強大的政治勢力，但這兩者均意味著使用暴力，從而會激起當地人民的反抗，因為誰也不願意自己的權利被剝奪。這就使競爭轉化成了衝突，而陸地或者海上的軍事力量就成為鬥爭的工具。 在歐美地區，領土已經分割完畢並且固定下來，而且疆界可能發生的任何變化都不會改變全世界的商業形式。澳洲大陸也被分割完畢，文明國家也安排了它周圍海中島嶼的政治歸屬權。非洲大陸的狀況也與上述情況相似，只有極少的地區例外，該地區的商業由在那兒有著穩定權力的強國所操控。不過，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後使得它在商業上的地位無關緊要。 現在就只剩下亞洲了。上文已從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亞洲的局勢，在此有必要對各種結論做一個總結，以便能更好地進行我們的考察，尤其是美國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當前亞洲正處於動盪之中，容易受外來影響進而發生改變。在地理上，它位於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包括亞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長江流域在內的中華帝國的絕大部分。在兩條緯線的南北，英國和俄國分別握有主宰性的、穩固的政治權利。由商業控制促成的軍事力量使得這兩個國家一個以陸地為根據，另一個以海洋為依託。同樣已經說過的是，依靠政治滲透而不是商業競爭在遠東謀求商業控制的行為左右著陸權和海權的抗爭。就亞洲問題而言，在俄國和英國身上充分體現了軍事力量的作用。它們分別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和海軍，而它們發展商業的手段也形成了強烈對比，一個提倡自由貿易，另一個則主張通過一切方法進行獨占。 前文還曾提及，亞洲之外的一些強國，它們和英國的目標及實現手段都非常類似，而且，與英國一樣，由於地理位置的相對遙遠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著關鍵利益，它們也不能在中國境內充分使用軍事力量。這是早已存在的一個缺點，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證。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受到的影響要小：一是經由最短的航路，美國離東亞更近；二是美國可以憑藉海洋航線，自如地採取對外行動；三是美國的財富巨大且日益增長；最後一點是，美國在亞洲有位於海上的菲律賓這個根據地，它對美國的防衛具有重要意義。不過，由於太平洋航線到東亞的距離比較遙遠，美國難以對東亞地區採取軍事行動，而它也儘量避免這樣做。日本雖然距離亞洲大陸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員、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財富會使它的力量長期受到限制，因此也無法對亞洲採取行動。 基於上述原因，海上國家要想實現它們的商業目標，就不能通過武力解決，雖然多少需要一點暴力手段，而是發揮各自的優勢。這種優勢最明顯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來自商業的種種好處。我們希望道義精神可以藉助商業進行傳播，人一旦擁有這些，他們就會意識到人的存在不僅僅為了物質享受，也要擔負歷史賦予的使命，這樣亞洲的復興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國和法國，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權為後盾爭奪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優勢地位的。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洋商業上，海上國家期望從中獲益，並通過合作影響中國；另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軍力量上，海上強國依靠它來維護它們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權利，防範其他國家使用武力將它們部分或者全部排擠出中國的企圖。針對這種企圖，前文對當前的軍事特徵和政治形勢做了探討，在此無須贅言，但有一個地方是例外。 這個例外針對的是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商業上都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紹。長江深入中國內地，很大的輪船可以從海上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於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要依靠長江與外界進行交往。地理上，長江位於中國南北之間，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均有重要影響。所以，在長江流域建立了勢力就是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能通過長江與海洋進行溝通；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對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會有所幫助。由此可知，誰擁有了長江流域，誰就具備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因此，海上國家應積極地對長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響，中國由此得到的好處也會擴散到全國。因為在長江流域播下一粒種子，就會結出100倍的果實，其他地區也會有30倍的收穫。 不過，商業好處只是歐洲國家如今對中國施壓的一部分原因。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相互影響的問題不能一直被忽視，也不能因所謂的獨立國家擁有自主權而延誤彼此間的交流。因為這種相互影響已經開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引導這個過程，並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這兩種文明自由發揮各自的影響。各國堅持要求中國給予它們自由買賣的權利，但並不要求中國人一定與他們進行貿易，中國人可根據自己的獲利動機決定如何行動。這樣，我們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國自由傳播，而中國人有自由交流的權利，我們並不強迫他們傾聽或者接受什麼。後一種思想的要求與前一種貿易的要求沒有多大差別，也不應該被否定。如果我們得到的好處只是中國商業上的開放，那麼，一方面中國會因為我們向它提供的物質上的好處變得富有；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對於我們的精神和道義力量缺乏準確的了解，它對上述力量的運用又讓人無法把握，這對於我們和中國都是相當危險的。當然，我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未能履行我們的原則並不意味著這些原則會失去合理性，而且應承認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們，我們照樣能獲益；但是，在履行準則方面的缺失會使我們無法達到圓滿。回顧歷史，我們也許會受到鼓舞，因為忠於理想的人產生的影響一直在發揮作用，並將持續下去。 處理中國問題的目標是：一、防止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處於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地位；二、堅持廣義上的門戶開放。也就是說，中國不僅要在商業上開放，也要對來自歐洲的思想和各個領域的歐洲教師開放，但後者必須是自願來華者，不能是國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實際意義而言，對中國進行思想影響遠比給它物質幫助更重要；對歐洲國家來說，如果中國變得強大，但沒有被它們凌駕於物質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觀念所薰陶，那確實是件危險的事。所以，對傳教活動的強烈反對是荒誕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發展的目標。在歐洲，基督教教義和任何哲學或者科學一樣在精神和道德領域發揮作用，並且共同構築了歐洲文明。雖然基於量和質兩方面的認識，人們對基督教在歐洲產生影響的性質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見，但影響的確存在。單就政治觀點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歐洲其他形式的活動有著同等進入中國的權利，中國人對基督教的不滿也不應該作為將基督教排除在中國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築鐵路並非基督教的活動，卻觸怒了中國人，只是由於政府的關係敢怒不敢言罷了；而中國政府同意傳教活動的做法，並不能使中國人對基督教士的話洗耳恭聽。在中國貿易開放的每一步進展都是施壓促成的，而施壓的方法就是戰爭。商業可以藉助直接或間接的暴力進行，而思想卻只能靠言論的自由傳播。 既然現在的世界發展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而中國漫長的變化趨勢也處在了決定未來前景的轉折點上，美國的公民有必要考慮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並為此做好準備。這種準備體現在目標和能力兩個方面：目標上的準備是精神和道德過程，它使我們分清何為正義、何為不當，然後選取行動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線條的但目標必須明確。能力上的準備是物質行為，包含兩個相關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準備；按政治形勢的需要減少義務。這會使我們節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們應著重考慮政策和能力這兩個主要方面。針對中國最近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我國政府就它的目標和原則發表了一個宣言，申明我們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將執行在過去行動中有所體現的政策。對我國人民來說，他們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們的良知，是否符合他們的是非感，是否體現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期望。我對我國現行政策的闡釋如下：我們堅決要求獲得平等的商業權力，同時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選擇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權力，我們絕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只要不發生在國際範圍內難以忍受的事情。 在闡明這個政策時，我們就意識到了該政策和其他國家的政策並不一致。對於這些差異不必大驚小怪，但也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將其當作可能會對我們政策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考慮。這種影響不會使我們對中國的政策發生改變，只是提醒我們針對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準備，並判斷哪些是不重要的問題，不值得去計較。因為在不必要的問題上投入過多的人力、物力，不僅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國的實力。 簡而言之，我們沒有把握能得到隨「門戶開放」而來的商業利益，除非我們為爭取中國的開放採取相應的手段；我們也沒有把握能使中國的領土保持完整，除非我們不僅發揮道義影響，必要時也採取一切手段反擊任何排擠我們的商業、削弱我們的影響的專斷行為。我們相信我們的影響是正義的，它來自於一個尊重他國人民自主權並盡力發揚自己信仰的國家。不過，如果我們要在中國發揮作用，就必須使中國的代表人物認識到我們願意而且有能力幫助他們抵制各種不合理的要求，我們考慮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類的普遍利益，雖然我們與這種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這些原則只有在具體情況下才會有具體的體現，但我們可以先在一般的意義上肯定它們，使它們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還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國政府向別國發出的聲明就體現了這些原則。 我們要告訴那些國家，美國政府不會讓中國的問題放任自流。中國應該接受外來的正確政治觀點和高深的思想，並把它們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進而從內部實現應有的變革。一個國家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新生，僅憑外來壓力也不可能使個人身上的素質被國家組織所擁有，變化只有始於內部並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為條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過，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自我更新、從外界自覺吸收和消化精神營養的內在動力，但日本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具備了這點。當然，日本並沒有主動去尋求壓力，只是迫於外界壓力才進行的變革。日本只是曾經排斥過外來思想，而中國在與外國有了長期的接觸之後，還是反對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獲生機的東西。為了人類社會的普遍利益，必須讓中國對歐美文明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無論美國的態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進行。不過，我們能無視對上帝和人類的責任，拒絕給予我們的支持麼？況且，我們對國家和個人的尊重能夠使我們提供真正無私的支持，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儘管形勢緊迫、任務艱重，但菲律賓的獲得為我們贏得的充分準備使人們相信我們是上帝的使者。神聖的使命使我們不能不顧現實情況莽撞行事。由於方案眾多，計算各種方案得失時要考慮或協調的利益廣泛，所以我們的決定關係重大。決定是為目標服務的，為了能應付各種情況，為了在關鍵時刻展示我們的實力，我們要輕裝前進，拋棄任何會分散我們力量的種種牽掛和偏見，就算會有犧牲也在所不惜。因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於一處，用拿破崙的話來說就是：「排除任何雜念」。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中國維護我們的商業權力並使其發揮作用，我們決不能篡奪中國人民的權力、侵占他們的土地。目前，長江流域是我們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發生像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之類的事情，那時候我們採取的行動也可能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雖然商業和思想上的門戶開放應該是我們在中國任何地區的目標，但它最容易實現的地區是中部，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因為海權在中部長江地區能穩固地存在。汽輪從海上可以駛至距離海洋600英里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大的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在這兒，商業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功效，並且能得到條頓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後盾海軍的支持。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海軍也會成為中國人民抵制外來侵略行為的後盾力量。 目前，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集中在長江流域，因為將一個地區控制在自己影響範圍內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個中心點而非四面出擊。在此，我們發現幾個強國的利益鬥爭有演變為對抗的危險。不過，這不表示我們需要建立會限制我們自由行動的聯盟或者明確反對某個國家；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行動上的自由無限放大，但我們的言語常常會有這種傾向，體現了我們的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過，這個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這個限度還想繼續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這種情況下，利益和思維方式的一致是行動得以協調，關係得以維持的前提條件。和我們在東方有關係的國家中，英國和我們在利益的性質、法律法規、道德規範方面有著最多的相同之處。因此，英美之間的合作是有可能實現的，但合作並不意味著放棄無處不在的選擇自由的道義責任。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保證行動上的獨立，而無條件的條約可能危及我們的自由，因為它要求我們為一無所知的未來作保證。 為了確保門戶開放目標的充分實現，不僅要在中國顯示我們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線上顯示，尤其是經巴拿馬地峽的最短航線上。任務的廣泛要求相關國家分工和合作。因為在目前陸權和海權的對抗中，沒有一個海上強國有能力獨自製定並抵禦俄國的龐大計劃，即使只在幾個關鍵地區與俄國相抗衡也會令一個國家疲憊不堪。 歐洲和美洲都是通往遠東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蘇伊士，後者經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國的國內財富分布狀況和海外交通狀況要求我們開闢由我國的大西洋海岸經中美洲地峽通往遠東的航道。這樣，美國通往中國的交通線將經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就像歐洲航線經蘇伊士一樣；對歐洲航線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亞細亞、紅海和亞丁都是有關鍵意義的地點，而加勒比海、將來出現的中美洲運河的周邊地區、夏威夷和菲律賓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意義，它們的重要性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但是，我們保護這些地區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對我們有特殊的意義，還因為我們對於未來的責任感使我們背負起這個任務。在這裡我不是想說我們有義務為那些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強國服務，而是想表明在未來的太平洋商業上，在中國的發展上，我們和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我們和他們應該相互扶持，並且應恥於得到比我們給予多的東西。隨著我國實力的逐步發展，我們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峽擁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們曾經遭遇抵制的地區，我們已獲得了英國的默許。這是我們外交勝利得到的好處呢，還是我們應該承擔的另一份責任？答案當然是後者。這不是因為英國的利益與我們有所關聯，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對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的責任使得我們和英國需要相互支持。僅僅在東方達成協議是不夠的，我們雙方還需要維護從各自海岸延伸出來的交通要道，只有這樣，我們在遠東的實力才不會因為必要交通受到封鎖而有所下降。因此，我們必須在太平洋保持足夠強大的海軍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為了防衛我國海岸，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國海軍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這不僅可以確保運用地峽運河增進我國的貿易，還能促使我國海軍迅速進入太平洋。 總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顯而易見，要發揮這樣的作用並不是加大我們的分量就能實現的，還要衡量天平兩端的現實狀況。不過，當前的情況可以說明，我們想提高我國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無關輕重的海軍力量可以實現的，它也不能免除我們作為國際大家庭一員的義務。在這個大家庭中，各國經常相互衝突的利益必須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協調，並通過實力得到維護。我們還要考慮這種情況，巴拿馬運河投入使用後，我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兩支艦隊只能藉助一條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這條航道又特別容易被切斷。這樣，中美洲運河並不能像一條天然海峽那樣具有一條陸地間通道所應具有的軍事價值。憑藉這種價值，一支部署於中央的海軍力量可以在兩個方向上有效行動，從而穩定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勢。就像一支部署在馬耳他的強大艦隊既可對直布羅陀，又可對蘇伊士施加影響，因為它通往這兩個地點的海上通道是暢通的。這種情況下，僅有的問題就是這支海軍力量的大小了。從蘇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響就既取決於軍事力量，又取決於運河的開放情況。不過，由於蘇伊士運河的地勢天然平緩，它遭到切斷的可能性要低於依賴船閘的中美洲運河。 在加勒比海鞏固美國的海軍地位有利於地峽運河的使用，而地峽運河可以縮短美國的大西洋沿岸與東方的距離，使美國的商業在東方順利發展。不過，由於這是一個軍事問題就一定具有所有軍事共有的特徵，那就是足夠的安全絕對不會等同於絕對的安全。因為軍事上沒有什麼是絕對的，不管是進攻還是防禦，危險都會存在。不過，通過各種手段可以獲得一種對自己絕對有力的局面。 要想獲得這種局面，我們建立一支實力強大的海軍是有必要的，它可以應付各種緊急情況，也可以確立我們在加勒比海的統治地位，使其他國家明白我們的權威力量是不容挑釁的。因為只有我們在加勒比海的立場得到所有國家的普遍認可，我們才有把握地峽運河在我們的掌控之中，為我們的商業發展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就獲得了一種對我們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為止，只有英國曾經試圖挑戰我們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國對西印度群島和南美的興趣起源於18世紀，當時英國的主要出口貿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國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據為己有，在他們眼中它是有利可圖的寶地，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區，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的英國與我們美國是對立關係，毫無疑問，我們的門羅主義政策也無法使英、美的利益進行有效的調和。但是，近半個世紀中發生的事件改變了這種情況，英國對這些變化有了充分的認識。這些變化在印度和南美這兩個地區也有所體現：在19世紀初期，英國貿易額的四分之一來源於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對於英國來說卻是可有可無的地區；雖然南美的情況不像印度那麼糟糕，但它為英國帶來的利益遠遠比不上正在日益發展的其他地區。 基於上述情況，英國默許了我們在加勒比海處於統治地位，這種傾向將會繼續提高。這是兩個長期存在的事實促成的，一是英國放棄加勒比地區更有利於它在其他地區利益的順利發展；二是我們與英國有著部分的共同利益，這就要求英、美進行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會為英國的利益竭盡所能提供我們的幫助，我們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國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當我們在加勒比海與其他國家發生政治衝突時。 顯而易見，英國在近期的美西戰爭中給了我們美國道義上的支持。曾經有位值得我信賴的權威人士說過，英國不僅不會參加任何一個限制我國使用武力的國際聯合聲明，而且它還會積極地反對這種活動。英國人已經用行動向我們證明了它的誠意，這要比任何華麗的說辭更具有說服力。我們可以把英國的態度稱為友誼或者謀略，不論哪種稱呼都體現了我們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幫助。雖然我們不能指望華盛頓曾經說過的每句話都是金科玉律，因為有些話只能在特定環境中使用，但有句話卻是在任何時代都適用的：「根本用不著想像政府會一直按照國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標準行事。」因為政府的職責就是為國家謀取福利，它沒有理由也沒有義務去做其他的事。 道義支持作為一個政治因素，它的基礎是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策略的相似性，這就會引起人們的懷疑，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它是否還會產生其他的作用。例如，它是否會轉化為物質上的互利互惠，它是否會促成某些國家的結盟等等。英國和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對立關係已經消失，傳統的敵對情緒被現實中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它們都在為如何使中國進行廣泛的門戶開放而努力。就目前中國的狀況而言，英、美均不希望它被外來勢力控制、兼併或者瓜分，這既與美國的門羅主義有關，也因為中國保持統一對它們在中國的利益更有幫助。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英、美的合作，而它們在中國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但是，美國為此所做的準備還不夠充分，只有在軍事上有了充足的準備，才能應對各種突發的狀況，這樣目標才可能真正的實現。 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都會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一部分人認識到了兩國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意義，但是另一部分人對對方還存在著過去的敵對情緒，這會成為英、美前進道路上的阻礙。我們無法消除那些人的偏見，但我們可以不受他們想法的影響。雖然有時候情緒產生的力量是強大的，但它是短暫的、一時的；而基於現實基礎為了共同利益採取的一致行動，卻是長期的、持久的。誰能贏得最後的勝利是顯而易見的。 門戶開放政策對於英、美都有重要的意義，如果它能使美國的對華出口貿易額占到最大比重，那美國將會成為中國門戶開放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英、美的行為準則也十分相似，他們都認為瓜分和兼併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雖然英國吞併德蘭士瓦共和國的行為好像違背了上述準則，導致我們中的一部分人對英國的偏見更深，但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英國這麼做只是使德蘭士瓦共和國有更好的發展，就像我們攻占菲律賓及100年前合併南部邦聯一樣。今天存在於美國人中對英國的偏見情緒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歷史遺傳，就像當初為了加勒比海問題英國對我們的敵意。不過，這些情緒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它與美國的利益是相悖的，這就使得它總有一天會消亡。但是，這種情緒對我們要建立一支力量得當的海軍會產生消極影響，而海軍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就如藍天對於雄鷹的意義，在緊要時刻它會發揮關鍵的作用。 歐洲社會與赤道以北的大西洋相鄰，我們認為它對於未來世界的發展有著決定性作用。這個地區內的領土邊界情況已基本確定，而且它不會受到國家利益衝突的影響，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也是相對穩定的。而太平洋地區的情況則是大相徑庭，因為各個國家對它的關注剛開始。400年前，隨著美洲和好望角被人們探索發現，地中海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由大西洋取代。在過去的50年中，亞洲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它們都想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去挖掘裡面可能存在的寶藏。人們隨之而來的擔憂是，各個方面均有差異的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時，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時，一定要強調歐洲文化的優越性和實時性，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各個方面。它的生命活力和價值不僅在盎格魯—薩克遜種族身上完美體現，在英國持續健康的發展中和英、美殖民地區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今天歐洲文明具有的特徵，是傳統文化與現實情況相結合的產物。在很久以前的傳統中就有它的雛形，把它和具體的行動相融合，經過不斷的傳承發展，在今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美的責任是使它更好地發展，不僅造福它們，也為推動世界的發展貢獻力量。美國是多民族聚合的國家，由於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法律傳統，他們才能夠團結一致、扶持發展。這種傳統在孤立的環境中衍生、保持、發展，還從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古老家園中吸取養分。它具有強大的改造力，吞併了與它有著政治聯繫的所有種族，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由於美國的政治力量充滿活力，它有責任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這份力量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當然，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我們肯定會遭遇其他國家的阻撓，因為這種做法可能損害到一些國家的利益。不過，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即使要有所犧牲，我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我們貢獻力量的區域很明顯應該是太平洋和東方，因此，我們絕對有必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保證我們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脅。上文已經說到由於共同的利益我們和英國進行了合作，我們會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因此我們不用擔心會有國家對加勒比海下手。這種局面不僅有利於我國的安全，也能減少在海軍上的支出。那麼，我們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這種情況下還對英國存有偏見應該嗎？產生這些偏見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有些人是否也該放下呢？與時俱進是我們要做的事情，為了我國未來的順利發展，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從大局出發，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英美兩國基於利益的一致性和傳統的相似性建立的關係，不是簡單的結盟可以體現的。反之，同盟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並不值得大力提倡。英美兩國在亞洲會與許多國家相遇甚至產生鬥爭，這就要求它們對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要有明確的認識，尤其要小心應對與它們的觀點相悖的國家，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雖然我們和英國有著共同的利益，但我們兩國的政治體制卻是完全不同的，這兩方面決定著我國海軍的運用。但它們卻向以前提出的原則發出了挑戰，因為那個原則可以決定海軍的規模。我認為那個原則在今天也是對的，就如同以前那樣。我並不是否定我國這幾年的進步，也無意否認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只是想說那個原則是正確的，雖然它在新形勢下產生的影響會有所不同。我們要想正確地分析今天的形勢，就要把它與很久的以前相對比，找到制度形成的根源，挖掘出它裡面蘊含的民族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誰與我們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更好地指導我們將來的行動，使我們找到利益的中心點。 在當前的形勢下，由於我們和英國為了共同的利益有著合作關係，而一方力量的強弱會對另一方的利益產生影響，在我們盡力幫助英國的同時，我們衷心地希望英國強大的海軍在英、美合作中能夠起到重要作用。海軍對於英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領土完整方面有巨大的意義。而我國就不是這樣，一方面由於我國在海外沒有獲利巨大的領土；另一方面我們不擔心與外界的交通被切斷，因為我們僅僅依靠自己就能保證國內的發展。所以，單單針對我們的國內發展而言，海軍是可有可無的。不過，為了我們和英國的合作能夠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們願意傾盡全力組建一支規模較小的海軍，為英美兩國的合作服務。 但是，由於英國需要用到海軍的地方很多導致它不能在我們有需要時及時給予支援，所以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創建力量足夠強大的海軍。它可用在以下幾個地方：一、可能出現敵對力量的東方和加勒比海；二、必須握有控制權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極易被暴力阻斷的將要建設的中美洲運河。我國海軍力量的強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大，它只會隨著我們對亞洲認識的深入而改變。 影響海軍力量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人員，這點常常被我們忽略。由於操作各種機器的人員是過剩的，我們可以把他們編織在一起形成常備力量，在必要時他們就能發揮作用。在100年前的帆船時代，任何一個商船水手都會使用槍炮，所以，當時很容易招募到海軍的預備人員用於突發的戰爭。 但現在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因為現在的商船上的大多數人不會使用槍炮，他們對於戰爭沒有多大作用。在戰爭時，一艘艦船上的人員中這種人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而常備軍的計算要以戰爭時為標準，戰爭時所有人員的三分之二組成和平時期的常備軍，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戰爭來臨時臨時招募。 為了使我國的力量充分發揮作用，我們有必要考慮擴大我國的責任。具體體現在：為了在太平洋和亞洲獲得更多的利益，去反對歐洲國家侵占南美洲頂端國家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符合道義精神？雖然英國忙著擴張領土、占領亞馬孫河流域以南的國家，但這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與那些國家沒有經濟和政治上的聯繫，況且眾所周知的是，他們討厭我們。這可能與我們干預歐洲侵占它們的事情有關，我們的立場在戰爭時會受歡迎，平時則會引起他們的反感。但是，由於中美洲地峽對我們的意義非比尋常，我們絕對不會允許任何力量控制屬於它範圍內的地區。我們卻不會關注美洲南端，因為它遠離我們的本土，對於我們的價值不大，而我們需要把精力放在更有利益的地方，比如亞馬孫河流域。它對我們的商業發展有重要影響，它表現出的商業價值是很明顯的。由於國際諒解的功勞，這個地區被迫向所有的國家開放，而我國也要在此爭得一席之地，把它作為門羅主義在各地區是否適用的分界線。 注釋 ①條頓是古代日耳曼的一個分支，公元前4世紀時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區，後來逐漸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後常以條頓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後裔，或是以此稱呼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