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貧困時代的思想家 · 憶埃德蒙特·胡塞爾

Eine Erinnerung an E. Husserl 1959 1919年春季，我按照我的老師莫里茨·蓋格爾（M. Geiger）和亞歷山大·普凡德爾（A. Pfänder）的建議，為在胡塞爾的指導下繼續深造而從慕尼黑去了弗萊堡，那時我結識了他的助手馬丁·海德格爾。40年後的如今我問自己，在弗萊堡的這三年間我從胡塞爾那裡學到了什麼，這時的答案無法令我自己滿意，更無法令他滿意。我還記得，當時有一天他曾失望地找我談話，因為我在最初的學期所實現的飛速「進步」，現在一下子停滯了。他的質樸心靈猜不出來的這種缺乏繼續進步的原因就是，和很多我的同齡人一樣，我對年輕的海德格爾感興趣得多。更年輕、更適應時代的人激勵我們面向的種種激動人心的問題在何種程度上越來越引人入勝，胡塞爾的「還原」到純粹意識的學說就在同樣的程度上失去了關注。 但人們仍對年長者和更有智慧者懷有最大的感激。他是這樣一個人，他以現象學分析之精湛、講課之清醒明晰以及科學訓練之人文的嚴謹，在一切內在外在持存之物崩潰的時代教我們站穩腳跟，他的方法就是強迫我們避免一切大話和俏皮話、用現象學的直觀檢驗每個概念，在回答他的提問時不給大鈔而給出可用的「零錢」。令我難忘的是，當人們擔心法國軍隊占領弗萊堡，講堂變得空空如也的時候，這位最平凡的大學者如何以一種日益增長的冷靜沉著繼續著他的講解，似乎理論研究的肅穆莊嚴不可能被世間的任何東西所打擾。而在1933年政治顛覆之後不久，其接替者[1]任校長職位期間，當我在胡塞爾的寓所中——如今他自己還原到了這裡——拜訪他的時候，我能夠從他身上獲得的印象，還是一種不受這侵襲一切的時代之破壞力影響的，向著智慧蓬勃發展的精神自由。 1936年秋，我離開了歐洲，去日本的一所大學任職。胡塞爾把1935年秋天在布拉格演講、1936年在貝爾格勒出版的論文《歐洲科學危機和先驗現象學》（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的第一部分送到了我那裡去，因為他不再能夠出席德國的公開場合及使用德國的刊物。我得到了他一同寫來的如下這張明信片： 布萊斯高地區弗萊堡市洛雷托街40號　1937年2月22日 親愛的同仁君，我祝賀您在仙台：在我的老朋友中間安頓下來！[2]您的親切祝福我答謝遲了，因為在一月初，我曾希望能夠將我的《歐洲科學危機和先驗現象學》一文的第一部分單行本送給您。您仍然總是不在。但願您不屬於「早年成名者」，不屬於已經達到精疲力竭狀況的人，以至於仍擁有內心的自由，給您自己的人類學「加上括號」，並且在我的新的、最成熟的表述的基礎上理解，為什麼我把一切人類學當作是哲學上無知的實證性，為什麼我認為只有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是哲學的方法，是唯一的、普遍的存在認識，更準確地說，是在現實的具體中達到自身思義。也許您會理解到，舍勒、海德格爾——以及所有較早的「學生」都沒有理解現象學——作為唯一可能的現象學的先驗現象學——的本真和深刻的意義，以及有多少東西依賴這種意義。它當然不易接近，但我認為種種努力都是值得的。也許您成功地理解了，為什麼這麼多年以來，我不是出於固執，而是隨著種種最內在的必然性，走著這條在一個新的提問和決斷的維度上將會高舉的孤獨之路——以及為什麼我必須把時興的生存哲學以及顯得那麼占據上風的歷史相對主義的消沉秘論，評價為變得無力的人類的軟弱失敗，這些人逃避了整個「新時代」的瓦解曾布置給他們並且仍在布置的重大任務，他們就是我們大家！第一部分僅僅是緩慢地往上引，接下來的部分在第二卷或者第三卷中，才帶來了現象學的還原，可惜出於偶然的原因，後面的重頭是一些片段。最親切的問候與祝願，祝您的哲學天賦有純粹的、出色的發揮。 衷心問候同仁和朋友 您的埃德蒙特·胡塞爾 這張寫得密密麻麻的明信片，其內容顯然圍繞著其中預告的論文。「科學的危機」並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蔓延著的對科學懷有敵意的氣氛中表現出來。看起來，似乎自然科學因而還有我們「生存」的整個「新時代」都無法說出任何更多的東西了。從這種歷史境況中，胡塞爾的大範圍嘗試，即對科學的「剩餘概念」（Restbegriff）進行一種基本的批判，並藉此奠定和貫徹一種科學性的哲學的真正方法，得到了解釋。「這種危機並沒有損害專門科學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然而卻徹底動搖了它們的整個真理的意義。這裡所涉及的並不是作為歐洲文明中的其他諸種文化形式當中的一種文化形式的特殊的文化形式——『科學』或『哲學』的事情，因為……新哲學的最初奠立就是近代歐洲人性的奠立，而且是作為這樣的人性，它與此前中世紀的和古代的人性相反，希望通過它的新哲學，並且只通過這種新哲學，得到徹底更新。因此，哲學的危機就意味著作為哲學普遍性的諸環節的一切近代科學的危機，這是一種最初是潛伏的，但後來就越來越顯露出來的歐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個意義方面，在其整個『實存』方面的危機。」處於胡塞爾思路的核心位置的不是對向來本己的歷史生存的操心，而是「世界問題」，是對一種由理性所奠基的世界的追問，「到最後，這個在意識中顯露出來的有關理性與一般存在者之間最深刻的本質聯繫的世界問題，這個一切謎中之謎，一定會變成真正的主題」。[3]因為：「以此才能決定，這個自希臘哲學誕生起歐洲人就固有的目標（Telos），即想成為由哲學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為這樣的人而存在……是否只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歷史上-事實上的妄想，是否只不過是在許多其他文明和歷史性中的一種偶然文明的偶然獲得物；或者相反，是否人類本身本質上包含著的隱得來希（Entelechie）最初沒有在希臘人那裡顯露出來。……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是否歐洲人自身中有一種絕對的理念，而不是像『中國』或『印度』那樣是一種純粹經驗的人類學上的類型。另外，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是否將所有其他的文明歐洲化的壯舉本身表明一種絕對的意義的統治，這種絕對的意義屬於世界的意義，而不屬於歷史上無意義的胡鬧。」[4]至此，擺在胡塞爾面前的、他無疑曾藉助於某種「按部就班的工作哲學」去實現的目標，就得到了設定。 凡是從1936年的最後這部著作回顧了1911年胡塞爾在《邏各斯》雜誌上的文章《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的人，都能夠懷著驚奇與欣喜地發覺，胡塞爾是何等地不為一切時興和不時興的東西所動，堅持認為一，尤其是科學的一，是真實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因為哲學的不只想「理解」還想認識的特性，如果缺了對靜觀（Theoria）的最高等級的信念，就是不可想像的。《邏各斯》雜誌上的文章一開始就說，「自最初的開端起，哲學便要求成為嚴格的科學，而且是這樣一門科學，它可以滿足最高的理論需求，並且在倫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種受純粹理性規範支配的生活成為可能。這個要求時而帶著較強的力量，時而帶著較弱的力量被提出來，但它從未被完全放棄過，即使是在對純粹理論的興趣和能力處於萎縮危險的時代，或者在宗教強權禁止理論研究自由的時代，它也從未被完全放棄過。」[5]與這種對理論研究自由的堅持相稱的，是胡塞爾的授課一直表現著的、附屬於這種堅持的信念，即哲學能夠作為科學來教和學，而如果它為私人的「意見」「世界觀」和「立足點」提供空間，那麼它就不再是科學的了。在這個對哲學之科學性的提問上，「各種精神必定會分道揚鑣」。胡塞爾把從希臘哲學起到康德為止的這種對科學方法的意向看作是有生命的；它遭到了來自浪漫主義哲學——尤其是謝林，以及導致了歷史主義「世界觀哲學」的黑格爾——災難性的削弱和歪曲。籠罩著這兩人的是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在自然主義的實證主義思維方式中，對科學性的意向儘管是有生命的，卻是有短缺有錯誤的，因為它把意識自然化了，另一方面，對持懷疑態度的歷史主義而言，各種哲學都是某個特定歷史境況的思想，與這兩者相反，胡塞爾的文章反轉過來，以便從它那方面，在意向性的意識中建立起作為一切科學之科學基礎的，關於存在者的本質上被給予方式的現象學。不過，這樣一種科學性的哲學的觀念是與靜觀的習慣（das Ethos der Theoria）息息相關的。但如果就像很久以來的情況一樣，尤其是在科學中，最寬泛意義上的「實踐」動機變得極其強大，並且使得作為種種原則之理論科學的哲學枯萎，那麼這種理論習慣的失敗本身就成為了對當今人類的一種突出的實踐性提問，當今的人類一方面通過並依靠其科學而活著，另一方面在其最高的意識形式中不再相信科學或誤以為能夠從科學旁邊閃過。早在《歐洲科學危機》的25年以前就說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事實上已經變得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這只是一種打擾著我們的安寧的理論含糊性，也就是為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所探討的『現實』之意義方面的理論不明晰性——即：在這些現實中，最終意義上的存在得到何種程度的認識，什麼可以被看作是這種『絕對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究竟是否可以被認識——那麼也就罷了。但這裡所關係到的毋寧是一種我們所遭受的最極端的生活困境，一種在我們生活的任何一點上都不停足的困境。任何生活都是執態，所有執態都服從於一個責任、一個關於有效性或無效性的裁決，都依據於帶有絕對有效性要求的規範。只要這些規範是沒有爭議的，沒有通過任何懷疑而受到威脅和嘲諷，生活問題便只有一個，即如何在實踐中去滿足這些規範。然而現在的情況是，所有的和任何的規範都受到爭議，或是在經驗上受到歪曲並被剝奪了觀念的有效性。自然主義者們和歷史主義者們在為世界觀而戰，但他們是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從事這項工作：將觀念轉釋為事實並且將所有的現實、所有的生活都轉變為一個不可理解的、無觀念的『事實』混合物。他們兩者的共同之處就在於對事實的迷信」——即便時間歷史的命運被看作是最高的事實。然而：儘管困境如此巨大，人們也願意以這種方式去緩解它，即由於時間性的緣故而放棄永恆。「世界觀可以爭執，唯有科學才能決斷，而它的決斷帶有永恆的烙印。」科學性的哲學，正如胡塞爾畢生所理解的那樣，帶有智性的真誠感受和正確理解的非個人性或實事性。哲學被稱讚的「深邃」就是它的「不完善性」！「深邃是混亂的標誌，真正的科學要將它轉變為一種秩序，轉變為一種簡單的、完全清晰的、被闡明的秩序。真正的科學在其真實的學說領域中不包含任何深邃。深邃是智慧的事情，概念的清晰和明白是嚴格理論的事情。」為了達到這種明白和清晰並放棄深邃的模稜兩可，人們必須無成見地準備好，不把任何預先給予的和流傳的東西作為開端，就算它由歷史上一個個偉大的名字以權威的幻象換上了馬甲。「對於一個無成見的人來說，一個確定是源自康德還是托馬斯·阿奎那，是源自達爾文還是亞里士多德，是源自赫爾姆霍茨還是巴拉塞爾蘇斯[6]，這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研究的動力必須起源於事實與問題，而不是源自各門哲學。」但這幾句話的簡單真理也尤其證明了哲學的歷史；因為對偉大名字的回憶將會表明的無非這一點，即這些名字是被那些如今對我們來說仍然一樣的實事性問題所驅動的，並不單單是在歷史學和歷史性上著手的。 就像胡塞爾或許總是低估經由黑格爾得到普及的「歷史意識」的思想深度，並錯認為思想的歷史在內在上屬於思想的實事性的疑難問題那樣，也沒有人能夠忘記，當胡塞爾遵循著一種「科學的衝動」，堅持原則性科學的偉大傳統是純粹的靜觀時，他是以怎樣一種令人欽佩的方式耐心等待一個失去了的崗位的。到頭來，導致自然主義的實證主義、懷疑或教條的歷史主義以及一種受時間歷史狀況所迫放棄了科學靜觀的觀念和「無所需要的需要」[7]的哲學的，真的就是「變得無力的人的軟弱失敗」。 * * * [1]即海德格爾。——譯註 [2]胡塞爾有日本學生當時在仙台和京都的大學任教。 [3]參照海德格爾，《根據律》，第171頁及以下。在那裡，同樣的問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為了主題。 [4]本段的幾處引文出自《歐洲科學危機和先驗現象學》第5、6節，此處譯文引自《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另外，該譯本在書名和內文中將transzendental譯為「超越論的」，引起了一些討論，此處暫沿用較早的譯法。——譯註 [5]此處譯文引自《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譯註 [6]赫爾姆霍茨（H. L. F. von Helmholtz, 1821-1894），德國生理學家、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巴拉塞爾蘇斯（Ph. A. Paracelulius,1493-1541），瑞士醫學家、化學家。——此處所引譯文注 [7]亞里士多德，《形上學》A, 2.982b；黑格爾，《邏輯學》（即「大邏輯」——譯註），第二版序言，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