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十四
只因你願意獻身給你的事業,所以你把事業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託。人家也許覺得這種生活太枯燥,而你卻從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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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都市的人,好像
杜甫
所說的那樣,「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從年頭到年底,很難見到一面。因為每個人都忙於業務,從上午八時開始,一直忙到下午五六時。名義上,工作八小時,可是加上事前的準備,交通的耽擱,真夠人頭痛。那些負較重大責任的人,晚上還要應酬、開會、翻閱文件,正是時時刻刻都在忙碌中,沒有半點休息的機會。
日前得有機緣,和你閒談一小時,不勝喜慰,別後又蒙你惠贈國際教育計劃學院所出版的大著,謝謝!這個學院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附屬的組織,專門研究國際性的教育、科學、文化等重要問題。你以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副院長的資格,被選為該院研究員,這是很有光彩的事情。就在這機構的贊助下,你到巴黎研究一年,這篇報告書是你的心得的一部分。
談到教育計劃,這兒我不能不穿插一段有關
李光
前先生的故事。
當第二次大戰期間,李先生避難到美國。他一面在
大學
里擔任講席,一面考察美國大規模的企業。他所得的結論就是美國的工商業家並不是普通的人物。他們的手下擁有一批
智囊
團。智囊團的成員,不必擔任例行公務,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設計,從營業的大方針,以至於用人行政,甚至慈善事業,一宗宗,一件件,都要全盤計劃。到了戰後,李先生重返新加坡,一切事業都按照計劃來處理。因此,他主持下的事業,一天比一天有更大的成就,除了財源廣進外,他還創辦了李氏基金會,嘉惠社會。
當南洋大學創辦的時期,一般人對於這事業都極熱心。李先生除了竭誠贊助外,還特地提出一個建議,南大須聘請專家到這兒來作調查、統計,然後訂定詳細計劃,以便按步施行。假如當時他的建議被接受,恐怕南大的發展一定更見神速。
你專門研究教育二十多年,除了教育理論、教育心理等課程外,你對於教育計劃或策劃有濃厚的興趣。年來拜讀你的幾篇大著,不勝欽佩!
從前的留學政策,簡直是浪費金錢,培養一些特殊階級,三分不像本國人,七分不像外國人。大多數學子都是囫圇吞棗地全盤吸收外國的皮毛,而忽略外國的精華,至於本國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社會現象,什麼東西應該保留,什麼東西應該除舊布新,自己絲毫沒有把握。因此,留學生和本國格格不入,不能作較大的貢獻。
現在則不然。自你在南洋女中畢業後,你先到香港大學攻讀,然後負笈倫敦,專攻教育學。每年的潛修,使你回國後,在師資訓練學院及教育部擔任要職,一面從事教育計劃,一面在師資訓練學院做副院長,理論和實踐並行不悖,公餘之暇,仍博覽群書,謝絕交遊,把每滴血汗都貢獻給你的事業——教育計劃。只因你願意獻身給你的事業,所以你把事業作精神上最重要的寄託。人家也許覺得這種生活太枯燥,而你卻從工作里,找到世外桃源,得到真正的快樂。
世間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文化交流。你去年出國做研究員,這事情和普通留學生截然不同。普通留學生的見識有限,至多僅能吸收一小部分。你是在十幾年前從倫敦學成之後,回到新加坡應用你所學的東西,學問與日俱增,見解日更深刻。因此,你到了法國後,才能夠享受文化交流的樂趣。你不但能夠以批評的態度,充分吸收國際名教授的高見,同時,你也能夠以如數家珍的身份,把新加坡教育的優點和缺點,一五一十地提供出來,請各位師友發表意見。像這種高度的文化交流,並不是普通留學生或觀光客所能夢想得到。
從你的大著中,知道你對於新加坡的教育情形了如指掌。雖然過去幾十年間,我曾以主筆的身份,陸陸續續地發表有關教育文化的社論,但是,一半局限於時間,一半要注意許多問題,致精力分散,沒法子對於某一個專門問題,作深入的研究。除了印度三傑傳費了我十七年的業餘時間外,其餘的作品,多在閱覽各種名著後,心血來潮,一口氣把稿子寫成。因此,我充其量僅是個作家,不像你是個道地的教育專家。
的確,教育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種責任實在夠繁重。尤其是教育計劃這種複雜微妙的工作,它關係今後世世代代的知識、生存等重要問題,它更需要一位學有專長,常識廣博,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來擔任,這兒謹祝你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記得十幾年前,我曾替你發表一篇大作《石膏與我》,我對這篇文字的印象極深。我知道你熬過一次大病,無形中增加你的信心。後來我又發表你的《西班牙遊記》,注意點也與眾不同。幾年前,你曾到蘇聯出席國際心理學會議,去年又到法國做研究員,這些親見親聞的資料,望你得空寫出來,給遊記文學做個大貢獻。不知高見如何?
此請
著安!
子云(197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