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二六

xx： 接到五月廿九日信，驚悉你最近曾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好在你飽通老莊和佛家的典籍，把生死、貴賤、榮辱等問題，早已看得很透徹，所以雖遇不幸的事變，還是天君泰然，不為眼前的損失而感到過分的憂慮。 最近我寫了一篇《談社論》，最後一段引用《 易經 》、《 左傳 》、 杜甫 、 韓愈 、 蘇軾 的名言，而歸納為五大原則，即：誠實、暢達、博淵、新鮮、自然。其中「新鮮」一項，和你所提出的 魯迅 的文章得力於「新」字，不謀而合。事實上，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辭用字更要新。這樣一來，讀者才有新的感覺。不然，因循敷衍，整天炒冷飯，恐怕連自己也覺得討厭，更不用說一般全未謀面的讀者了。 經常逛大規模百貨公司的人，誰也知道裡邊擁有成千成萬種商品。但是，百貨公司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門前的櫥窗。櫥窗里的商品，時常除舊布新，凡是牌號頭、新花樣、新內容、新形式的東西，櫥窗設計專家才把它推出來，吸引顧客的注意。只要顧客動了購買的念頭，登門看貨色，那麼百貨公司的總經理便笑逐顏開。雖然顧客不一定會採購櫥窗里所陳列的商品，但是，顧客既然上門了，他們多少要掏腰包，採購他們所喜歡的其他日常用品。再退一步說，姑定顧客什麼也不買，光是跑到百貨公司里擠來擠去，增加熱鬧氣氛，這無形中是一種活動廣告，為的是人類是喜歡熱鬧的，更不願意落後的，明知有的東西並不急用，或者根本不用，但看人家個個搶購，自己實在不好意思屹立不動，致被人看做吝嗇鬼。 根據這個例子，我們知道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辭用字要新。現在略加說明如下： 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報告文學和遊記獨擅勝場。美國名記者根室（john gunther）得風氣之先，發表了他的《歐洲內幕》，一時洛陽紙貴，極受讀者歡迎。接著，他繼續撰述《亞洲內幕》、《美洲內幕》、《蘇聯內幕》，每本書出版，多是搶購一空，根室無形中成為報告文學的權威。 和根室同時的，就是斯諾（edgar snow）。他的《西行漫記》，內容是記載他親訪延安的見聞。其中他以最大的篇幅來描寫最高政治領袖的言論和生活。這本書雖然受時間的限制，語焉不詳，但他卻成為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經典。接著，斯諾還寫過《舊地重遊》（journey to the beginning），《大河彼岸》（on other side of the river）。雖然後列二書的分量較優於《西行漫記》，但刺激性、普遍性遠不如《西行漫記》。 從那時起，中國許多大報都遣派記者撰述長篇通訊，這些報道文學極引起讀者的注意。甚至英國前任首相艾德禮，當他卸任之後，他曾漫遊中國，然後在倫敦的大報上，連續發表他的報告文學。 除了內幕文章以材料新鮮受人重視外，優美的遊記也以材料新鮮見稱於文壇。須知一個人的活動範圍，經常不出十英里；每天所接觸的人物，除了業務關係的顧客外，至多不過十幾二十人。地方住得太久了，人物接觸得太熟了，難免產生厭倦的感覺。在這當兒，假如看到材料新鮮的遊記，這多少能夠增加臥遊的樂趣。因此，一些有名雜誌和報紙，時常會發表遊記，以吸引讀者。 像報告文學和遊記以材料取勝外，純文學的作品，如詩歌、小說、散文、戲劇，主要的是看意境新鮮。當一般讀書人整天追逐蝸角虛名，蠅頭小利的時候，獨有少數詩人和文學家把個人的利害置之度外，盡心、盡意、盡力地為大眾謀福利，掃除民間的疾苦。因此，他們的作品便被人傳誦。 屈原 、杜甫、 白居易 、 辛棄疾 、陸放翁、 施耐庵 等人，就屬於這個類型。當一般讀者以男性為中心，愛好崇拜偶像的時代，獨有少數文學家把有史以來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很認真地來處理，他們的新鮮的意境，很快就博得讀者的同情，因而鼓起改造社會的浪潮。挪威易卜生的問題劇， 吳敬梓 的《 儒林外史 》的諷刺害人不淺的科舉制度，都是屬於這個類型。 最後，要談遣辭用字這問題。文人嘔盡畢生的心血，寫成長長短短的文章。其中最成功的人，他的大名變成家曉戶喻，後人一提到他的名字，馬上會聯想到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這種人早已機杼一家，獨立門戶，絕不依傍任何人，更不會藉助別人的成就，來加強或加重自己的地位。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都是如此。 其次，大文豪筆下所描寫的人物，因為性格突出，行動怪異，語言不俗，使他們變成典型人物，如孫悟空、豬八戒、魯智深、李逵、武松、林沖、賈寶玉、林黛玉、馬二先生、阿q……讀者一提到他們的名字，即刻聯想他們的性格和行動。 此外，自己鑄造新辭新字，起初人家看不慣，把這些新東西當做野狐禪，邪魔外道。等到看慣了，成為通用的詞句，而鑄造新辭新字的人，不消說也被人記住，念念不忘。 詩聖杜甫，他的詩篇不但材料新鮮，意境新鮮，遣辭用字也無一不新鮮。你只看「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名句，便知他曾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才換回他在文學史上千古不朽的地位。 此請 著安！ 子云（197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