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二三

xx： 久別重逢，不勝喜慰！ 在昨晚的宴會裡，幾位舊同學共聚一堂，大家有說有笑，把人世的艱辛，完全拋在九霄雲外，這種樂趣實在不容易得到。 屈指算來，大家離校將達四十年。這四十年來，全世界鬧得天翻地覆。撇開八年抗戰不談，光是戰後二十五年間，大家也經歷了不少風暴。雖然大家還是別來無恙，但日月催人老，有的白髮滿頭，有的禿得精光，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已經成家立業，其中大多數都以專家的姿態在社會上活動，至少可以使大家不必再為他們的生活擔心了。 中外古今的大詩人多是誇大的，不過他們誇大的很有趣。例如詩仙 李白 說「朝如青絲暮成雪」，當我在五十年前讀這句詩的時候，我覺得這和他的「白髮三千丈」一樣的無稽。誰料轉眼之間，四五十年的寶貴光陰就這樣虛擲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姑定我們能夠像羅素那樣，活到97高齡，不過真正可以讓我們在文壇藝苑馳騁的光陰，至多不過二十年。此後，精疲力盡，老態龍鍾，心有餘而力不足，要從事不舍晝夜的工作，實在談何容易。 我常覺得， 大學 是養成獨立研究的最好場合。要從事獨立研究，一個人必須好學、好問、好思。想起孔門所提倡的「好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五大程序，不禁驚嘆古人的思想的精細而又深刻，不然，怎麼想也沒有這麼透徹。 我們都是教會中學和大學出身的人。只因身歷其境，所以我們對於它的利弊比較局外人認識得更清楚。 從利的方面來看，教會學校的經費雖不如政府學校那麼充足，但是主持校政的人，大多數抱著「獻身」的精神，所以薪水比較低，效率又比較高。 在初中時代，我的校長高德祁，他原任中華聖公會的牧師，後升任為杭州的會督，他所給我的人格上的陶冶實在太大了。他每天從上午九時教到下午五時。到了傍晚，和同學們一起踢足球，或在薄暮時分，和他的夫人到郊外散步，整天精神奕奕，毫無倦容。他非常熟悉莎士比亞。我所讀的《四福音》及《麥克白》和《李爾王》原文，就是他朗誦和解釋給我聽的。此外，他最關心學生們的生活，如有所需，他老是有求必應。為了免交學費，他曾任命我教導低年級的英文。為了強迫我的英文寫作，他曾鼓勵我時常寫信和作文寄到福州鼓山的避暑勝地，由他親自改正後寄回。這種學而不厭，誨而不倦的精神，使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1926年，我進入福州英華書院，校長黃安素，美國人，美以美會牧師，我對他沒有什麼印象，為的是他舉動輕浮，滑頭滑腦。我在英華一年，僅和他談過一次話。 1927年，我進燕京大學，這是我的生命的轉捩點。假如當時我沒有進入燕京，而進入其他大學，恐怕後來學業的進展，不會那麼順利。原因是，燕京崇尚自由研究，這對於愛好讀書的青年是個安心立命的好所在。那時，燕京剛搬到未名湖畔，校舍天天在發展，校園也在天天美化中。一個有相當懷抱的青年人，置身於那麼幽美清靜的環境中，渾忘人世間有什麼悲慘醜惡的事情。經過長期的培養，一個青年自然而然會養成純良的品性，剛毅的精神。這對於未來服務社會的時候，不消說是很有幫忙。 那時燕京曾禮聘一批久負時譽的教授。這些教授為著不負歷史所加在他們肩膀上的重任，更是孜孜不倦地發揮他們的才華。他們一面誠心指導畢生，一面博覽精研，在學術疆域上有所發現。須知以身作則的辦法，是比任何教條更有效力。經過一段時間，燕大的人才產生了。他們服務的成績，有口皆碑。當我於二十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時候，亡友黃伯權老先生就念念不忘地提到我的幾位老同學，尤其是戴雲峰兄和胡慶育兄。在黃老先生沒有去世之前，他時常到我的陋室來 談天 ，這也許是得力於先入為主的偏見，以為燕大出身的人個個都是優秀的，連我這個最蹩腳的蠢才也不例外。 現在再談到燕大及一般教會學校的缺點。教會傳教士大多數是來自歐美各國，他們的人生觀是趨向個人主義，這和傳統的東方社會有很大的出入。就個人的本領而論，燕大的校友大多數可以在社會立足，負一部分責任，只因他們的活動以個人的興趣為中心，極少從事集體的行動，所以他們很難爭取領導權。只因他們無權無勢，僅以專家的身份在社會活動，所以他們終身實行為人服務的宗旨，不能高踞任何機構最高的寶座。 還有一層。他們自幼受了一般不大高明的傳教士的影響，以為月亮也是西方好，所以做人的最大目標，就是歸化為美國籍，到美國去找「極樂世界」。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早在戰前的中國種了根，現在台灣更是變本加厲，許多要人的兒女，多數往美國「深造」，無論深造得成功或不成功，但百分之九十都是一去不回頭。 昨晚飯後回來，萬感交集。一面緬懷四十年前的往事，一面追念許多良師益友。據悉，自燕大歸併到北大後，新校舍如雨後春筍建築起來，學生和教授的人數都增加一二十倍。這是歷史必然的趨勢，值得我們注意。 此請 儷安！ 子云（1970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