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二二

xx： 前信意有未盡，今天繼續談下去。 我常覺得，報紙的社論固然等於報館的靈魂，但是專欄特寫和星期論文，更容易顯出報館的力量。一般說來，專欄特寫是報館內部同事的責任；星期論文是邀請社會人士，學者專家來執筆。內外互相呼應，使報館和社會發生密切的聯繫，這才會發生更大的影響。 除了《大公報》創業時代的三巨頭—— 張季鸞 、 胡政之 、 吳鼎昌 ——外，到了第二代，它的人才輩出，在新聞界、文藝界、學術界、政治舞台都起了領導的作用。 在專欄特寫這方面，《大公報》放出的第一名大將是范長江。范長江是四川人，1908年生。當他在北京 大學 肄業的時候，他已經嶄露頭角，給《大公報》寫稿了。他的第一部名著《中國的西北角》連續在報上發表，不久之後，出版單行本，一紙風行，極受學術界重視。 范長江不但是個傑出的記者，而且長於組織。他辦過國際新聞社、《華商報》；到了戰後，他擔任過中國的幾家大報的總編輯和主筆。他的活動是多方面的，欲知詳情，請看香港某國情報機構所出版的《 人物誌 》。 《大公報》發出的第二名大將是王芸生。王芸生是河北人，1899年生。他的筆鋒富有情感，寫起社論來，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同情。他在《大公報》服務的初期，主要的是主編《國聞周報》，這份刊物在華北風行一時。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全國人民掀起抗日的浪潮，就在那種環境下，王芸生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資料，連續在《大公報》的專欄特寫上發表《六十年的中國和日本》。這一套資料後來整理成書，共七厚冊。這樣一來，王芸生便成為「日本通」。 其實，中國還有一位道地的「日本通」，他的名字叫做王芃生，和王芸生的姓名有六分之五相等。王芃生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會，這是政府的情報機關。只因中國人一向喜歡民間，不重視政府的出版物，所以王芃生的作品遠不如王芸生那麼吃香。 《大公報》的第三名大將是蕭乾。蕭乾也是北方人，燕京大學同學，比我低四班。他在求學期間，已經開始寫作。他和 沈從文 的關係很密切。因此，他一離學校，就有機會成為《大公報》「文藝」版的接班人。 在抗戰期間，蕭乾成為《大公報》駐英國的特派員。他以優美的散文的筆調來描寫戰時的倫敦百態，每篇通訊都有充實的內容。蕭乾成為名作家，《大公報》造就了名記者，報館和記者，相得益彰。 《大公報》第四名大將就是大作所提到的楊剛。楊剛原名楊繽，湖北人，燕京大學出身，比我低一級，和 吳世昌 同班。 楊剛出身於湖北的望族，她的父親在當地很有地位，算是縉紳之家。她自幼飽通經史，到了18歲，才前往江西的一間教會學校——保靈中學——讀書。聰明而努力的她，一下子也讀通英文。 1928年，她考進燕京大學，進入英文系，極受各位教授的器重。記得她在第一級那一年，已經擔任英文戲劇的主角。她的台詞背誦得正確而流利，舉動大方而幽雅，一看就使人知道她是出身於名門閨秀。 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話可應用於楊剛的身上。當1927年，國民 革命軍 抵達武漢的時候，她的父親因為是當地的紳士，被革命軍逮捕下獄。據說，她曾為這事情，寫了「血書」為父親聲援，結果父親平安無事。可是，到了大學讀書時代，以及離校的二十多年間，她自己以文學家、革命家的身份，從事各種活動，儼然是巾幗不讓鬚眉，到處受人尊重。 從1931年到37年間，她的家和我的家往來很密切。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按時到北京圖書館讀書，然後抽出一部分時間來賣稿。當時我們的收入不多，但精神上非常愉快，為的是學問天天有進境。至於經濟，我們是嚴守「有無相通」的原則，誰的稿費匯到時，誰就很慷慨地拿出來公開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到著名的館子去吃一大頓。 自七七事變後，她和她的愛女和我們一家人，同時逃難到香港。其間，她曾回到湖北去省親，不久之後，她便重返香港，進了《大公報》，擔任「文藝」版的編輯。 她愛好讀書，勤力寫作。在大學時期，她徑譯好英國小說家奧斯汀的名著《傲慢與偏見》。她的活動力很強，中國和外國的朋友都很多，凡是和她接觸的人都對她有深刻的印象。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們亡命越南，她徑返內地，此後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了。到了戰後，從朋友的口述中，她已經住美國長島久居，並且準備撰述長篇小說。以她對文學的素養和造詣，加上多彩多姿的生活經驗，我相信她不難有驚人的成績出現，可惜她的大著還沒有問世之前，她已經與世長辭了。 目前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大家忙於衣食，個個變成植物，動彈不得，所以散處四方的許多舊交新識，都無從聯絡。此外，我最怕寫信。雖然我時常想念許多朋友，不過要我動筆來噓寒問暖，實在很困難。 除了上述的四名大將外，大公報的編輯部有不少是我的同學。但是，時間隔了三十年，想起杜少陵的名句：「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不勝感慨系之。 此請 著安！ 子云（197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