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八

xx： 日前在南洋學會的聚餐會裡，我提出一個問題，徵求大家的意見，你不假思索地補充了一點，使我的答案比較圓滿，這兒特地向你道謝！ 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說：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以日本留學生為主體。創造社如此。語絲社也如此。 為什麼日本留學生比較歐美留學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上有更多的貢獻呢？ 你說，因為到日本讀書的多數是窮學生，生活很困苦，同時，因為日本的學校對於本國的學生要求較嚴格，對於中國的學生要求較寬容，所以中國的學生有充分的時間深入民間，得到更多的經驗。 你的話說到這兒為止，以下是我的意見。 原來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生活越困苦，想運用文學來寄託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衝動就越劇烈。許多作家所以夜以繼日地埋頭寫作，雖然他們的動機並不一定要「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但他們至少可以把塞在喉嚨里的骨梗吐出來，使心裡暫時得輕鬆一下。須知整天很安樂地在冷氣房或暖氣房裡過活的文學家，他們充其量僅懂得做研究或校勘的工作。他們懂得很多文學理論，他們看過不少文集，可惜他們的生活毫無內容，所以寫不出文學的作品來。例如 胡適 成名的幾篇文章，不外《 紅樓夢 考證》、《 水滸傳 考證》，不過這種考證式的文章，至多僅證明他參考了不少書，和創作本身並沒有絲毫關係。難怪他活了七十二歲，在國際上享了大名，但他一生並沒有寫過什麼特別的文學作品。 記得1964年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莎士比亞與莎士比亞研究》。我曾很惋惜地說許多作家都餓死，不過以研究餓死的作家為職業的文人，卻能夠過極舒適的生活。 「絝紈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詩聖 杜甫 還不是為這事情嘆了一口長氣？ 和困苦的生活及豐富的經驗有關的，就是語文本身的問題。日本起初是全盤接受中國的文化，甚至喧賓奪主地把中國的文化當做日本的文化。當七十年前， 梁啓超 一般人亡命到日本的時候，他們只須花了幾個月工夫，便可閱讀日文的作品。因為那時的日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中文，比較聰明的人，只須認識日文字母，粗通一點日文的文法，便有閱讀日文的能力。甚至日文一竅不通的 黃公度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來跟日本的士大夫作筆談。 到了五十年前，當創造社的一些基本幹部到日本留學的時候，他們進的是日本高等學校。他們接受嚴格的訓練後，不但精通日文，而且能夠閱讀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的書報。這樣一來，他們的眼界大開，對於世界文學名著也有更徹底的認識。只因他們對於世界文學名著有更徹底的認識，所以他們便鼓起無比的勇氣，力爭上遊。結果，他們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貢獻，自然會多采多姿，有聲有色。 至於歐美留學生，因為學習外 國語 文的困難，到處發現了下列的現象。撇開程度惡劣的學生不談，那些優秀的學生，一腳踏進歐美的國土後，便立定志願，發奮學習語文。他們整天翻字典，記生字，絕對不說一句中國話。等到他們精通外國語後，他們便束裝回國了。社會關係較佳的人，一來就當 大學 教授或科長以上的官員。從此養尊處優，和創作絕緣。這是藏拙的辦法，因為多做多錯。只要長期沒有動筆，以後就把創作當做畏途。何況他們一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之後，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腐化，除了教書和辦公外，主要的工作就是送往迎來，婚喪慶弔，打麻將或打橋牌，連報紙也沒有好好的閱讀，何況有系統地研究什麼書籍，嘔盡心血地寫作什麼東西？ 日前遇著一位大學畢業生，他告訴我說，十幾年前他剛進大學的時候，因為家境困難，所以他必須半工半讀，一面上學，一面兼任家庭教師。到了晚上，他還是青燈黃捲地努力不懈。他曾寫過小說和散文，越寫越起勁。除了濃厚的創作欲外，他還希望得到一些稿費來補貼家用。 現在則不然。現在他擔任政府的高級中學的教師，月薪將近一千元，同時，他還兼任黃昏中學的教師，收入也不壞。公餘之暇，僅在客廳里看電視，或者到娛樂場去尋開心，連信也懶得寫，更談不到什麼讀書和寫作了。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當他在某著名中學教書的時候，他發現一般同事整年不會看過三本書。起初，我還是將信將疑，以為他是言過其實。近來經過多方面考察和見聞，知道這兒的讀書的風氣實在不夠濃厚。一般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到了社會工作後，無論當教師、公務員或職員，除了處理例行公務外，喜歡買書和看書的，實在寥寥可數。古人說得好：「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終日多暇逸者，其出入不遠矣。」想起日本人和德國人那麼努力上進，想起他們的讀書和寫作的風氣那麼濃厚，想起他們的出版物堆積如山，回頭看看本地的讀書和出版界，除了人人必讀的幾種課本外，真是一無所有，這怎麼不使人羞愧得無地自容？ 南洋學會的聚餐會，是個以文會友的地方，望你多約幾個朋友來談。 此請 著安！ 子云（196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