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三

xx： 和你相識多年。起初，僅知道你是個青年作家，喜歡寫小說。最近兩年，彼此過從較密，從你的工作的表現上，才深刻地認識你是個優秀的編輯。 自1931年離開校門後，我就靠這枝禿筆來謀生。因為寫作的關係，我所認識的朋友中，以學者、作家、編輯這一類的人物占了大多數。 俗語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許多事情，一經比較之後，馬上顯出高低優劣。因此，我一向鼓勵人時常出國旅行。當你到了一個新地方，你即刻可以按照已知的知識來衡量當前的事物；吸收人家的特長，補充自己的不足。請問世間最寫意的事情，還有什麼比得上技術或學術的進步？ 作為一個良好的編輯，他必須像建築師一樣，準備一個藍圖，工作才有個中心。根據一個中心來找材料，這才會百變不離其宗。不然，東抓一把，西抓一撮，填滿篇幅，便算了事。這不是編輯，這僅算是貨倉管理員，把貨倉里的每個鐵架子裝滿了，便算盡了他的責任。 藍圖定好了之後，第二步就要物色作家。須知「人往高處攀，水往低處流」，這是人之常情。優秀的編輯，像良好的戲院的經理一樣，必須物色那些能夠非常叫座的作家。根據「物以類聚」的原則，假如編輯能夠得到幾位名作家來合作，那麼其他享譽文壇的高手，自然而然會前來獻技。當京劇全盛時代，四大名旦往往有同時在一起獻技的機會。每個人展開渾身解數，全神貫注他的藝術。平時每個人已經出色當行，成為一派的宗師；到了大會串的時候，這更是登峰造極的表現。例如戰前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東方雜誌》，每當新年來臨，編者必須於五六個月前，早就約定最有名的學者和作家來撰稿。到了出版之後，每篇文章既有相當分量，編者也得到最大的光榮。 新馬的寫作人才不算多，加以十年來出版事業走了下坡路，書店關了門，作家擱了筆。就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你受命主編文藝副刊。可是你一點也不灰心，你會腳踏實地到處去訪問已經成名的作家，同時，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心提攜後進。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新馬的文藝界對你已經有很高的評價了。 你本人是個作家，你知道所有作家有他們特有的脾氣，所以你和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你既然很深刻地知道他們的特長，你又很虛心地邀請他們和你合作，結果，你的箭頭所到之處，誰也脫離不了你的關係。古人說：「至誠所至，金石為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你能夠動員新馬大多數作家，不分畛域地和你合作，這充分證明你是個成功的編輯。 文章到手之後，剩下的是編排和校對這兩個問題。假如有人把精彩的文章當做精緻大方的家具，那麼編者的工作就等於室內設計。同樣的家具，同樣的客廳的面積，會陳列的人，馬上顯出美觀實用的價值；不會陳列的人，把客廳當做貨倉，任何東西都塞進去，什麼叫做空靈，什麼叫做古雅，他簡直莫名其妙。 亡友 許地山 先生和黃曼士先生，都是最講究 生活的藝術 的人。他們的客廳的面積並不大，但他們懂得運用腦筋，時常更換牆壁上的字畫、桌椅和角落上的盆景和花卉。一經重新布置，好像滿室生春。會陳列和不會陳列，相去何止天壤。 最後，要談到校對的問題。在光榮的中國文化的傳統上，校對是一門 大學 問。負責校對的人，必須學問淵博，同時，須以繡花針的工夫，一絲不苟地進行他的工作。當全部作品達到「校正無訛」的時候，這才算是大功告成。不但作者十分開心，而且編者也引以為榮。 這純粹是能力和責任感的問題。許多編者的能力也許很高明，但責任感不大濃厚，能夠敷衍塞責，就算功德圓滿，這是不對的。 我曾翻閱中華書局編印的《辭海》，排編者敘述校對工作的辛苦，曾有下列一段話。他說： 就吾人經驗者，普通書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每書印刷所校三遍，編輯三遍。此書每人每日不過校七八面，印刷所須校五次，編輯所須校十次，名詞術語尚有夾用他國文字者，校對更須專家。 這一段話，充分反映出校對是多麼不容易。 目前你的工作環境並不太理想，但你卻盡了最大的力量，先自細心校對一遍，然後在可能範圍內，親自送給每個作者再校對一遍。這樣一來，你所編的文藝刊物的錯字，就比其他的刊物少得多。 「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校讎工作的艱辛，老於此道的人早就嘗遍箇中滋味。簡單說一句，要作品達到「校正無訛」的境地，必須作者、編者、印刷所三方面的密切合作。作者的字跡千萬不要太過潦草，自行發明「天書」，使人看得不明不白。編者除了細心校正之外，如有疑問，須看參考書或請教某一部門的專家。印刷所的工友，須不怕麻煩，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編者簽字付印而後止。不然，作品雖是上乘，但校對工作卻攪得一塌糊塗，這無異「白璧微瑕」，破壞藝術品的完整。區區之意，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請 編安！ 子云（196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