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二一

xx： 日前在繪畫展覽會裡匆匆一面，因為趕著坐車回家，來不及細談，悵甚！ 近來溫習《 白居易 全集》，這書是我逃難越南期間的侶伴。那時手頭所帶的書不多，特地從堤岸廣肇中學借來一套。該書是《萬有文庫》版，現在我所買到的是用《萬有文庫》版的紙型來校訂重印的，不過版式的天地較大，看來更順眼。 白居易和 元稹 是好朋友，好像 李白 和 杜甫 是好朋友一樣。史家通稱「元白」，事實上，白居易的成就和影響比較元稹大得多。好在真正研究學術和藝術的人，最重要的是「自知之明」，人家的毀譽根本不看在眼內。 因為元白的關係很深，所以他的文集裡所收集的致元微之的信件和詩篇特別多，而且態度也非常誠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正配得上「知心」二字。 在《與元九書》那封信里，他自敘治學的經過，做詩的抱負，間亦穿插一些詩人最得意的事情。例如當時有個娼妓說：「我誦得白學士《 長恨歌 》，豈同他妓哉？」他寫這些句子的時候，恐怕也有會心的微笑。 然而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文學觀點的正確。他辭嚴義正地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換句話說，無論文章也罷，詩歌也罷，著作這些東西的人，應該脫離不了時事，不然，這就算是無病呻吟。 在科舉時代，一般讀書人僅忙著準備考試，考試一定有範圍，同時，還須揣摩心理，投考官之所好。這樣一來，見聞有限，知識簡陋，加以考試所出的題目與個人的素養和興趣漠不相關，自己對於題材毫無認識和感情，所以寫出來的東西，無論文章也罷，詩歌也罷，連一點生命也沒有。請問沒有生命的東西那裡會流傳得久遠？ 科舉時代唯一的好處，就是考試及格的人，多少懂得駕馭文字，明白章法和句法。但是，文字通順僅算是工具，工具琢磨得到家之後，更重要的是充實內容。內容全靠豐富的感情，深刻的思想，淵博的學問。而感情、思想、學問三者又脫離不了生活和學習。 在科舉時代，讀書人唯一的出路，第一是做官，第二是做幕客。做官的人有實權，做幕客的人是替大官做師爺或秘書。近代有一個著名的秘書 陳布雷 ，他有句名言，做秘書的人，除了要守口如瓶外，他應該像蛔蟲一樣，把主人翁的腸胃摸得爛熟。但是，代天行道的人，究竟缺乏真實感，所以那種文字，至多可以算是官樣文章，徒具冠冕堂皇的架勢，沒有藝術的價值，連 蘇東坡 所作的「代 張方平 諫用兵書」也包括在內。 現在再來討論白居易的文學理論「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白居易把生命獻給文學，他長期研究歷代文豪和詩翁成功的秘訣，這才下個斷語說，文章和詩歌應該和時事結不解緣。 為著實踐他的文學主張，他不得不深入民間，詳細調查民間的疾苦。詩人的觀察力是敏銳的，反應力是堅強的，表現力是具體的。他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把被迫害的平民的生活很深刻地表達出來。他的《村居苦寒》、《觀刈麥》，把胼手胝足的勞動階級的生活作入木三分的描寫。尤其是他的《秦中吟》十首，每首都是他親見親聞所得的材料，然後以生花的妙筆，寫成可歌可泣的詩篇。難怪每首詩一經寫出，馬上不脛而走，為的是它們真正能夠表達人民的心聲。 但是，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只許歌功頌德，不愛逆耳的忠言。因此，白居易那些帶有諷刺的意味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大遭時忌。結果，他只有降職謫居，過著非常難堪的生活。用他的自己的話來說： 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扼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儈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用現代的術語來說，所謂「沽名」，即「愛出風頭」，這至多是傷害作者的名譽：所謂「詆訐」或「訕謗」，即犯了「毀謗罪」，輕則罰款和道歉，重則坐監和受刑，而黑暗時代各國的名記者和名作家為著文字獄而身首異處的人，更是史不絕書。 平心而論，一個人的銳氣是有限度的。當一人飽受監獄和刑罰的折磨後，他的銳氣一挫再挫，有的早已遲鈍，有的變成瘋子，腦筋再也不會發生作用，僅有極少數人才會變成哲學家，通時達變，仍舊站穩他們的崗位。 文豪和詩人都是最敏感的，只因他們最敏感，所以對時政的得失，多少會比執政的人看得更透徹。只因他們看得較透徹，所以他們所發表的針對時弊的言論，更能夠引起社會的注意，同時，因為引起社會的注意，所以執政的人往往會老羞成怒，對執筆的人採取不利的行動。 但是，一個有良心的作家應該實踐 文天祥 《 正氣歌 》所標榜的許多大人物的行徑。那種行徑很艱苦，不過真正的作家應該把成敗利鈍置之度外。 此候 近安！ 子云（1965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