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十

xx： 拿破崙的南征北伐，拓土開疆，並不是為戰爭而戰爭，而是希望把國家弄得富強之後，才積極提倡文化教育。換句話說，他把戰爭當做手段，富強文教才是他的終極的目標。 當1796年，他在義大利的名城米蘭的時候，他曾寫封信給當地的天文學家。他說： 科學使人的心思崇高，藝術使生活美化，而且把生活上最大的成就傳播給子孫，這兩件東西應受每個自由政府的特別尊重。 寥寥數語，可以看出他對於科學和藝術的重視。他知道過去米蘭城的學者埋頭苦幹，他們僅希望帝王和教士不要騷擾他們，這已經心滿意足。自他占領這個城後，他可以保證所有學者長享自由的樂趣。他要聘請所有學者，要他們告訴他，應該採用什麼方法，或者提供什麼必需品，使科學和美術能夠得到新生命和新經驗。這是他最大的期待，他希望這位天文學家把他的意旨轉告米蘭城的出類拔萃的學者。 像他崇尚科學和藝術一樣，他對於音樂也有特殊的愛好。他認為音樂不但會陶冶性情，而且會提高道德水準。雖然他在米蘭城的總部里忙得不可開交，但他仍會抽出時間來跟巴黎音樂院的職員通信。他說： 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將花了最大的力量，使你能夠履行你的計劃，使音樂院所缺乏的寶庫得到充實。 在一切藝術中，音樂最能影響感情，所以音樂是立法議員要特別鼓勵的東西。一個大師所譜出的幾節富有情操的樂譜，一定會影響感情。事實上，音樂比較最著名的有關於道德的書籍，更有影響力，為的是後者能夠說服我們的理性，但不能夠改變我們的習慣。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手握大權的人能夠這麼注意音樂，一般人民當然會受他的潛移默化。到了愛好音樂成為普遍的風氣之後，高材捷足的人當然會把生命獻給音樂，因而使巴黎成為國際樂壇上的一個中心。 中國古代的偉人，尤其是 顧炎武 ，當他要作長途旅行的時候，他往往要準備兩頭驢子，一頭自己騎，一頭給他載書。同樣的，能征慣戰的拿破崙，當他行軍的時候，他不但忙於寫信，而且勤於看書。因為行軍沒有固定的地點，他只好隨遇而安。他知道書籍是個笨重的東西，少帶不夠用，多帶又非常麻煩。因此，他特地和皇家圖書館館長商量，要他選出一千本書，卷帙要小，字體要大，然後請印刷廠精印出來，以便隨身攜帶。 你瞧，他的流動圖書館是包含那些書呢？答案是宗教書籍四十冊，史詩四十冊，劇本四十冊，詩六十冊，小說一百冊，歷史六十冊，其餘六百六十冊，是歷代有關的史實的記載。 談到宗教，他是抱著兼收並蓄的態度，無論基督教或回教，無論新教或舊教，他都是一視同仁。凡是譯本，他要選擇最佳的譯筆，同時，他還注意任何教會的歷史呢。 談到史詩和劇本，他所牽涉的範圍頗廣，不過他所選擇的標準很高，只有那些經過時間的淘汰而又能夠站得住的東西，他才看得上眼。 至於小說，他僅著眼於古典的名著，凡是不入流的東西，他連看也不想多看一下。 他對於法國的兩位文豪盧梭和伏爾泰景仰備至，不過他並不是漫無選擇。相反的，他僅挑選盧梭的《懺悔錄》和伏爾泰的《伯爵》，但盧梭的《愛彌兒》，以及他的書信、備忘錄、演講錄、論文集卻在擯棄之列。他對伏爾泰也採取相同的態度。 他希望圖書館長給他預備有詳細說明的目錄，而且須指出那些書籍最值得一讀。 這一千冊書的印刷費和裝訂費相當可觀，事前須作詳盡的預算。每個作家的作品應該占多大分量，每冊書有多重，全部書籍需要多少個箱子才能夠裝得完，書籍和箱子須占多大空間。一切一切，都有所交代，一點也不能含糊。 從上述幾段話看來，拿破崙是個理智和感情有平衡發展的人物。他對於每部門學問的分配都是經過詳細的考慮。最難得的就是他特別注重歷史，把全部流動圖書館的百分之七十二的書籍，分配為史部名著和史料。這種作風倒是和中國的 大學 者相接近。因為他知道，要鑑古知今，除了時常參考史籍外，沒有第二條門徑。 當中國的商人僅懂得寫流水賬，中國的學人僅運用筆記簿的時候，拿破崙卻棋高一著，早已懂得利用分類引得了。他不但利用分類引得來治學，他還知道把分類引得來治軍。他要把敵我兩軍的一切調動，造成詳細的分類引得，以便一目了然。既節省時間，又節省精力，而效率的提高，自在意料中。 他對於巴黎的生活有徹底的認識。他說巴黎以女人為中心，到處都有女人看戲、逛書店、逛公園，甚至教授的研究室里也有女人。男人想女人想得發瘋，除女人之外，什麼也不想，仿佛他們是為女人而生存一樣。他們一天無事忙，連思想也沒有工夫。 綜觀拿破崙的書信集，我們可以想見其為人。雖然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具備天賦的聰明，驚人的魄力，無比的信心，所以他不但在軍事上有特殊的表現，而且就文論文，他的書信集將永遠流傳下去，值得後人研讀。 此問 學安！ 子云（1965年4月9日，赴澳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