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八

xx： 日前和一位很會寫字的朋友 談天 。我請教他學書的經過。他說，他臨摹的時間較短，但他卻有極好的機會，跟三位書法家交遊。當每個書法家要為人家寫字的時候，他一定自告奮勇地替他們拉宣紙。積十年的經驗，他深得運筆的奧妙。過去二三十年間，他也時常為人家寫字，不過我覺得他寫條幅比較瀟灑超脫，寫招牌大字略嫌骨力不夠。 談到現代書法家，他最佩服於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於先生年輕時代是個熱情的革命家。他曾創辦過《民立》、《民吁》、《民權》等報。一代報人 張季鸞 先生是他的助手。目前年紀在六七十歲以上的中國政治家，多少都受過他的影響。 於先生畢生的精力，集中於書法，尤其是他所編著的一部《標準草書》，不但花了他很多時間，而且花了他的全部財產，至少也有五十萬元。 原來於先生是個藝術家。藝術家為著求真、求美、求善，對於任何事物都挑剔得很厲害。當他準備寫《標準草書》的時候，他曾到處搜求真跡。雖然在俗人的眼光中，真跡是一片故紙，不值得半文錢；但是在藝人的眼光中，這些東西正是價值連城。 有一次，有個古董商拿了一幅 王安石 的字到於先生府上求售，索價三千元，於先生把這幅字留下，把玩了幾天。到了古董商重來訪問的時候，於先生告訴他說：「假如這幅是王安石的真跡，那麼三千元一點也不算貴，可惜這是假的，所以我不要？話又說回來，我曾採用這個字幅里的一個字，現在奉送二百元給你，作為這一個字的代價。」他這種天真的態度，唯利是視的商人當然看不慣，但是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如此。 於先生學書六十年，無倦無怠。有時他很憤慨地說了一聲：「假如我花六十年工夫去治學，自信在學術上也許有更大的成就。」其實，學藝和學道，治書法和治學術，可以說是殊途同歸。最重要的，就是勤學苦練，等到工夫到家，誰也會有左右逢源的樂趣。 自於先生去世後，他的墨跡馬上提高價值，事實上，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除了生病以外，他每天平均要寫三十個條幅，論數量，不能不說是很可觀。 照規矩，國家和社會對於豐功偉績的藝術家，應該有特殊的表示，例如建築博物館、紀念堂，將于氏生前所寫的文章和詩篇，所寫的書法，儘量搜集在一起，或出專集，或印拓本，留給後代人觀摩。可惜目前萬方多難，有錢有勢的人，未必對這事情很熱心；少數熱心的人，未必有舉辦這事業的能力。久而久之，他的著作和書法風流雲散了，他的生平早已被人遺忘了。過了幾百年之後，說不定有個強有力的知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廣事搜羅，然後建築一間于右任博物館來紀念他，說他是20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最著名的書法家之一。 和於先生齊名的，是沈尹默先生。沈先生在藝壇上的活動也有六十年的歷史。他是個高度近視的人，只因他患著近視，所以「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積六十年的經驗，他早已達到「神乎其技」的地步。 年來沈先生寫字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除了為許多著名的古籍題封面外，他也時常為人家寫對聯、寫條幅。他的字以一寸左右的楷書和行書最為出色當行。此外，為著培養後進，給一般初學者指示迷津，他曾把畢生學書的經驗，配合著古代書法家的教條，融會貫通，成為一家言。這種造詣，和於先生的《標準草書》，可說是先後輝映，相得益彰。 誠如沈先生的高足 郭紹虞 先生所說： 先生說出了自己體會有得的經驗，再指出了怎樣體會的方法。他教人通過自己的想像活動，去欣賞古人的書法，從靜的形中體會出動的勢，於是古人執筆運筆之法也就恍若親受指示了。這真是金針度人之談。一方面說明了學 書經 驗的基本工夫，一方面又指出了如何從基本工夫的實踐中達到超諸境界的方法。與人以規矩，同時也與人以技巧。語深語淺，左宜右有，於是沈氏的理論經過這樣解釋，也就變得更切實用而行之有效了。 一般說來，中國的書法，肇始於先秦，發揚於漢魏，到了晉代 王羲之 、獻之父子，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唐代的書法家，歐褚顏柳，李孫張章，繼承二王的餘緒，各有特殊的造詣，但當時社會上最崇尚是詩篇，而不是書法。宋代的蘇黃米蔡，以書法名家，然當時最占勢力的，卻為理學，而不是書法。元代的趙孟，能畫能書，大有上接二王，下啟明清的氣概，然而他的書法，嫵媚有餘，骨力不足，很容易起人反感。趙氏以後，最特出的為 董其昌 ，他如文微明， 祝枝山 、 唐寅 等人，多少都有才子的作風。 清代樸學的風氣特甚，比較高明的人都注意訓詁、音韻、校讐、歷史、地理、算術等部門的學問，對於藝術反而不大注意。 但是，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我們居然產生了兩位特出的書法家——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他們都活得長壽，這也許是上天有意給人們以刺激，希望大家在求實用之餘，不妨鼓勵少數人從事書法的研究。 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