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四

xx： 因為長期受了師友的影響，在我所寫的長文或短論里，我一再提到《 史記 》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蒙各地讀者的愛護，他們願意接受我的忠告，買了整套《史記》來研讀。作家所說的話，被許多素昧平生的讀者拿來一一實行，這不消說是人生最大的樂趣。 近來我時常接到各地讀者的來信，說《史記》他們已經買到，可惜他們的中文的水平不夠高，看得不大明白，因而減低興趣。這一下子可把我弄慌了。在中學的選文里，偶爾節錄一二篇《史記》；在 大學 中文系的課程里，偶爾也在名著選讀裡邊講解幾篇。剩下一大堆名文，多數學生都不能直接欣賞，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正想念間，從書架上找到一冊《史記故事選》，是瞿兌園先生編譯的。瞿先生大名是瞿兌之，湖南人，今年七十二歲，他的父親是清末的軍機大臣瞿鴻璣，家學淵源，《史記》讀得爛熟。瞿先生本人曾任大學教授，精通方誌，對於歷史掌故尤其熟悉。他不但是個學人，而且是個出色的辭章家。他這部書，一共22篇，170頁，每篇多數僅描寫一個人，但也有六篇把兩人或三人寫成合傳。每篇的開頭，有個提要，簡單明了，一目了然。 在寫作的過程中，作者一面研讀有關的資料，一面馳騁他的想像力，侃侃而談，娓娓動聽。他說的話很有根據，而文字又如行雲流水，行其所當行，止其所欲止，不裝腔作勢，不賣弄學問。深入淺出，如數家珍。我把全書看完之後，不禁要拍案叫道：兩千年前的 司馬遷 ，居然找到一位真正的知己，可以替他做介紹人，把一些中文水平不太高的學生，提高閱讀的能力，加強研究的決心，此後盡可大搖大擺地進一步直接探討古典的名著，把根柢打得十分鞏固，以便隨時登堂入室。 我常覺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最懂得通時達變，洞悉世故人情。傳教士里擁有許多才高學博的文士，他們上通天文，下識地理，旁及醫藥、法律、藝術、文學。當他們到一個新地方去傳教的時候，他們不但苦心焦思地精研當地的語言文字，人情風俗，甚至起居飲食，也儘量向當地人士看齊。這樣一來，他們才能夠深入民間，博得人民的信任。 誰也知道，第一部《聖經》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以後一千九百多年間，不但各國有各自的譯本，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運用羅馬字，按照各地的方言來翻譯。從前人說 柳永 的詞最能深入民間，於是加個按語：「有井水處，皆歌柳詞」。西方的傳教士也能夠做到這一點。有語文處，總有《聖經》的譯本。只有這樣，《聖經》才能普及民間。 三百年來，說英語的國家都流行聖詹姆士的譯本。但是，三百年來，英文的變遷很厲害，許多極平常的成語和生字，現代人已經看得很刺眼。聽得很不順耳了。因此，戰後牛津和劍橋大學當局才爭取各教會、各大學的《聖經》專家的合作，重新翻譯《聖經》。他們經常開會，字斟句酌，一點也不含糊。偶爾為著一個名詞，一個成語，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直到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這才成為定論。 自這部新譯本出版後，不用幾年工夫，已經暢銷全球了。雖然迷戀古色古香的人，還認為聖詹姆士的譯本夠典雅，但就普及和實用而論，新譯本已經是後來居上。 和《聖經》有同等價值的西洋文學名著，當推莎士比亞的劇本。四百年來，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層見疊出，但他們大多數是做訓詁的工作，把莎士比亞的劇本的字彙，作非常仔細的解釋。至於幫忙一般讀者了解莎士比亞的劇本的內情，到如今，還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19世紀的英國散文家蘭姆兄妹。而他們所編譯的故事，僅得二十篇，離原文三十七篇還有極大的距離。 從《聖經》擁有各種文字、各種方言的譯本的經驗；從蘭姆兄妹編譯《莎氏樂府故事》的經驗；我認為中國的古典文學，實在有擇要翻譯，或全部翻譯的必要。 不過這事情，絕對不能希望普通書店，因為書店志在牟利，須偷工減料，一本萬利，這才符合它們的願望。換句話說，這事情須由學術機構做主體，凡例要嚴密，態度要慎重，同時，須不計工本，把內容弄到盡美至善，這才不會辜負古人寫作的苦心。 年來 顧頡剛 先生對於《 書經 》的翻譯， 余冠英 先生對於《 詩經 》的選譯，已經成績卓著。假如有人能夠把《 易經 》譯為正確而流利的白話文，這對於古典文學的傳播上當不無小補。 有人喜歡唱高調，說翻譯的文字詰屈聱牙，不可卒讀。其實，這是一種偏見。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到家了。 假如非精通原文，便不讀名著，那麼不懂希伯來文的人，就不該讀《聖經》，不懂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就不該看希臘和羅馬時代的名著，結果，受損失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老實說，不靠翻譯，許多高僧和學人就沒法子讀佛經；不靠翻譯，近代中國的進步將遲延五十年。我們固然不能以翻譯代替原文，但翻譯至少會引人入勝。須知翻譯是飯前的開胃酒，胃口一開，以後大可狼吞虎咽地慢慢研究原文，欣賞原文了。 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