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四五

xx： 昨天和你長談，不勝喜慰！ 你說，一個人到了晚年，多數喜歡過著清靜而又平淡的生活，看看自己多年想看的書，寫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但是，事與願違，學校當局硬要你擔任行政工作，整天要看許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許多不想做的事，這未免是一種苦惱。 你的話我非常同情。除了要看許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許多不想做的事外，我覺得你應該再加上兩句：要參加許多不想參加的酒會，要說許多不想說的話。 在現實的社會裡，十人中有九個是趨炎附勢的。他們對你沒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根本不想有什麼認識。他們所認識的僅是權位勢利。當你當權、在位、得勢、專利的時候，誰也願意和你打交道；當你喪權、去位、無勢、失利的時候，誰也會白眼相看。芸芸眾生，大多數都具備這一副勢利眼，毫不足怪。不過描寫最深刻的，莫過於 吳敬梓 筆下的胡屠戶。 在歐美各國，公私關係，劃分得一清二楚。公事只留在辦公室辦理；回到家裡，很少人會把公事拿來麻煩你。這兒的情形，剛好兩樣。到了晚上，還有人為著芝麻大的公事，到你家裡敲門請教。這樣一來，全部時間將被打得七零八碎，很難有整段時間，讓你慢慢地思考。難怪你說，有許多篇文章，僅寫了一半或者僅寫個導言，以就沒有機會繼續寫下去。 我常覺得，擔任行政工作，比專門研究學問更為困難。因為書本是死的靜的東西，而人事是活的動的東西。要掌握瞬息萬變的人事，當然比研究一成不變的故紙堆要麻煩得多。 據我觀察，一般人一踏進仕途，或者擔任行政工作，他在學問上的建樹，恐怕就要打個九折八扣。別的不用說，光是開會、看卷宗、寫報告、接賓客、赴宴會，送往迎來，已夠把腰骨磨斷了。剩下一些時間，還要料理一點家事。假如他還是餘勇可賈，他至多能夠翻翻一些報紙，看看流行的雜誌，要從事專門的研究，撰述大塊文章，恐怕機會不算太多。 說來還是丘吉爾最高明。今天報載他患著腦中風，病勢十分嚴重，但他已經度過九十歲生日，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尺度來衡量，他已經超過上壽。假如照《劍橋現代史》的分法，把拿破崙、俾士麥都定為劃時代的人物，那麼丘吉爾也可以算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 記得十年前，當丘吉爾度過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曾根據他個人的著作，以及時人對他的評論，寫成一篇長文。這篇文字後來收入拙著《春樹集》。最近十年來，他退出政壇，但他仍繼《第二次大戰回憶錄》之後，寫了一部輝煌的巨著《英國人民史》。別的不用說，光是這兩部大著，加上他在戰前所寫的兩部大著《世界的危機》和《馬爾柏廬勳爵傳》，就可以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了。 閒居研討丘吉爾的成功，我認為他得力於下列三個條件： 第一，精力充沛。辦大事業，做 大學 問的人，最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只要精力充沛，這才能夠樂此不疲。不然，身為首相或重要的部長的人，一天所要料理的事件，不知道有多少宗。假如體力不濟，精神萎靡不振，對於整個形勢不但沒有全盤的計劃，而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非把事情弄糟不成。 要長期保持充沛的精力，這還須從保重健康著手。丘吉爾一生愛「小憩」或「假寐」（ciasta or catnapping），多則半小時，少則五分鐘。經過一度「小憩」或「假寐」之後，他的精力百倍。到了晚上，當人家早已覺得精力不濟的時候，他卻越來越興奮，每天可以工作到午夜三時而毫無倦容。 第二，才具精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負責重任的人，才具的鍛煉，可以說是當務之急。從他所著的《青年時代》里，我們知道，當他二十歲左右，他曾花了一年半載來自修，把文學、史學的基礎打得十分鞏固。此外，他知道英國的勁敵是德國，所以他一路來細心研究德國的內情，尤其是軍事、政治、經濟。因為他的素養很深，胸有成竹，所以當他在國會裡服務的六十四年間，他不出席便罷，每次出席，總是一鳴驚人。平時 出口成章 ，到了大難臨頭，誰都覺得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卻認為這是「最了不起的時代」，錦囊妙計，層出不窮，使盟邦的領袖，俯首帖耳地聽從他的指揮。 第三，社會安定。近百年的中國，曾出了一位大人才，即 梁啓超 。他也是精力充沛，才具精良，只因政治沒有上軌道，所以他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本事，這對中國是個大損失。 另一方面，丘吉爾卻生在社會十分安定的英國，同時，因為社會上有是非，所以他才能夠暢所欲言，暢所欲為。此外，由於文章有價，他一生稿費的收入，遠超過他當六十四年國會議員，兩任首相，幾任部長的收入。只因收入優裕，所以他不必在生活的鞭子下工作，而是隨心所欲地充分控制自己的時間和命運。無論地中海之濱也罷，或者鄉間的別墅也罷，他都能夠享受寧靜閒適的樂趣。 平居左圖右史，把天下大勢了如指掌；一旦掌握大權，好像六轡在手，操縱自如，而不失規矩準繩。具備那些優越的條件來干行政工作，倒也不錯，因為他是在創造歷史，不是辦理例行公事。 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