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三五

連士升 《海濱寄簡 下》
xx: 日前和你暢談,得益不少。 今年你曾做了一件大事,把你四十年來所搜集的《椰蔭館藏書》全部奉送國家圖書館。新加坡文化部為著這件事情,特地舉行一個紀念會,由文化部長親自主持,足見你的慷慨的舉動,曾博得政府和社會的同情。 一般說來,搜集圖書,必須具備三大條件:第一,濃厚的興趣;第二,袋裡有閒錢;第三,經常有閒工夫。十個證書人,九個有買書的興趣,所以第一個條件多半不成問題。讀書人多數是清寒的,收入有限,子女又多,光是打發開門七件事和子女的教育費,已經疲於奔命。在有限的收入中,要籌出一筆款項來購置書籍,並不容易,所以第二個條件,頗難應付。在讀書人不被重視的社會裡,多數有得飯吃,就沒有時間;有了閒工夫,等於投閒置散,吃飯大成問題,所以第三條件更困難。 你在當地社會裡,得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方便:從廈門 大學 畢業回來後,在事業上早已扎了根。由於生活的安定,你這才能夠培養濃厚的藏書興趣。加以袋裡有閒錢,經常有閒工夫,積四十年的辛勤,你的藏書已經很可觀。更難得的是,你的興趣集中於南洋問題,越專越精,越積越多。當我十八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時候,你的有關於南洋問題的藏書,已經成為朋友們欣賞的對象。 自馬大、新大、南大成立後,喜歡研究南洋問題的青年學者,多數曾登門請教,充分利用你的藏書。這種功德真是不小。現在你索性把自己最心愛的書籍一萬冊,拱手送給國家圖書館,讓各地學者自由閱覽,這種行為在南洋社會還算是創舉,值得大書特書。 記得北京圖書館剛開幕的時候,該館特辟一室,庋藏一代文豪 梁啓超 的十萬冊圖書,門外懸著一木板,題為「梁任公紀念室」。我每天到圖書館時,在閱覽的餘暇,總要到室外徘徊幾分鐘。那時,圖書館的書庫的門禁不大森嚴,我可以隨便進出,東翻翻,西看看,而那些大文豪的筆跡,最使我嚮往。 戰後到歐洲小住一年,每天生活的中心,還是圖書館、博物館、咖啡館。圖書館看書,博物館看寶物,咖啡館寫東西。我知道許多圖書館的長成,主要的是得力於私人的藏書。他們多數把畢生的精力所搜集的東西,到了老年或死後,一一奉送國立或市立圖書館,化私為公,嘉惠士林,這種風氣實在值得提倡。 在科學日益昌明,分類越見細密的時代,父親所愛好的書籍,子女未必會喜歡,因為隔行如隔山,稍微專門的書籍,外行人根本看不懂。從前書籍有限,而且書籍的性質,不外經史子集,所謂「書香之家」,多數仍以八股文、試帖詩為主。那些寥寥可數的藏書,自前一代的人物死後,很可能給蠹魚作食糧,或者給女傭拿去包花生米。 其實,買書難,藏書更不容易。現代的大都市,人煙稠密,多數人都住在鴿子籠式的屋子。除了几榻外,差不多沒有周旋的餘地。在那種環境下,一個人如要大規模地藏書,首先表示抗議的,恐怕是主婦。因為空間有限,而書籍又十分笨重;與其讓書籍堆了滿屋,不如順便送給圖書館還乾淨。 還有一層,普通人買書,隨買隨看,隨看隨丟,東一本,西一本,凌亂不堪。或者把書籍買到手後,往書架上一插,此後一去不同頭,讓塵土把書籍蓋得滿滿。等到要用的時候,又要從頭找起,多麻煩! 須知藏書是需要專門的訓練。一般私人藏書家,沒有能力聘請專門圖書館員,所以圖書的散失和凌亂,自是意中事。 另一方面,藏書較多的人,當自己的年紀較大的時候,化私為公,送給公共圖書館,讓圖書館管理員代為保管,這才是保護圖書最適當的方法。 從圖書館我們自然而然談到博物館或文物館。你告訴我說,你準備把府上所收藏的古董全部奉送文物館,但目前沒有這種機構,所以躊躇不定。 目前新加坡已經建築了一間「中華總商會」。這間新會所,冠冕堂皇,倒能表示這個新興國家的新氣象。假如中華總商會能夠撥出 一層樓 來陳列中國歷代文物,題為「中國文物館」,這無形中會增加當地及外來的參觀者的興趣。 新馬都是多種民族的國家,在某種形式上,我們倒像世界博覽會。在博覽會裡,各民族應該把各自的優秀東西,一一拿出來展覽,借收切磋琢磨的效果。 事實上,這種工作和什麼「沙文主義」漠不相關。它僅鼓勵人把各自的特產拿出來展示,由模仿到創造,由個別到綜合,這是歷史進化應有的步驟。 文物像圖書一樣,難得而易失,難合而易分。為著避免遺失和分散,我們只好鼓勵大家把私有的東西,交給公共機關去收藏保管。 《椰蔭館藏書》現在高踞國家圖書館最高一層的「東南亞研究室」,同樣的,你所收藏的古董,最好也交給中華總商會的中國文物館。在你的積極的倡導下,新馬現有的藏書家、古董家,相信都會向你看齊。這倒是人生快事。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