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十七

xx： 承詢「字無百日之功」是什麼意思，我可以簡答如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學書並不難，任何人只要很認真地寫了一百天，不難抓到門徑，至於登堂入室的成績，那麼就花了一輩子工夫，誰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其實，任何藝術和學術，最難的是基礎。在打基礎的時候，誰能夠找到良師，每天很專心而有恆地苦幹四小時至六小時，到了百天之後，他不難打好初步的基礎。例如西洋人學習中文，這在過去是一般人認為難若登天的工作。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起，由於美國兩間著名 大學 ——哈佛和耶魯——的帶頭作用，美國的許多軍事、政治的工作人員，多數能夠在百天之內，學到純粹而流利的中國普通話，雖然中文要學得到家，這又需要畢生的時間和精力作代價。 由「字無百日之功」這句話，我不禁聯想到：「文史三冬足用。」在「六經皆史」的原則下，中國所有的汗牛充棟的古籍，都可以歸納到「文史」兩部門，因此，「文史三冬足用」這句話似乎很誇張，但其中卻有大道理在。 本來研究文史這兩門學問，雖然花了一輩子時間和精力，至多僅像九牛一毛。為什麼有人竟這樣狂妄，說「文史三冬足用」呢？原來所謂「三冬足用」，是指入門。到了入門之後，學者就覺得頭頭是道，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績，做一年有一年的新收穫；而這種境界，普通外行人絕對辦不到。 我平生愛看傳記。我看傳記的時候，最注重事主20歲沒有成名以前，但不大注意他們已經功成名遂之後。例如《羅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當他沒有畢業便離開牛津的時候，他還是個似通非通，半通不通的人物。就在二十歲那一年，他發憤自修，一面研究學問，一面鍛煉文字，不到一年半載之後，他便豁然貫通。從此以後，他就蓄意潛修，花了十二年功夫，著述一部空前的大著，在英國的史學界上坐穩頭把交椅。 又如丘吉爾。他本來是個壞學生，每次作文，落得老師給他以最壞的批評。就在他還未滿20歲時，他曾停止一切活動，專心看書半年。他一面研讀吉朋的大著《羅馬衰亡史》，一面背誦馬秀皋萊的《羅馬歌》一千二百行。另外還看了一些名著。從此以後，他信筆寫來，都成文章，連老師碩儒都要另眼相看。 又如戊戌政變的領袖 康有為 ，他的一舉成名的行動固然在於「公車上書」，但他比較同時代的一般老學究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曾花了幾年時間，把當時上海各教會所翻譯的幾百部「西學」陸續讀完。本來好和壞，高與低，完全是相對的。康有為當時對西學的認識，恐怕遠不如現代的普通大學生，但在當時確是了不起。物以稀為貴，康有為之所以能夠起了帶頭作用，並非沒有理由。 一般說來，一個人無論從事藝術或者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從15歲到25歲的十年間。 孔子 之所以很坦白地說明，他在十五歲那年，已經下個決心做學問；到了三十歲，他在學術界已經能夠站得住。這些話無非教人當少年氣力旺盛的時候，須特別努力。 關於年輕時代須立定鞏固的基礎這事情，18世紀英國政治家兼文豪徹斯德斐爾勳爵（lord chesterfield）《致子書》里曾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他說： 記住，任何部門的學問，假如你在十七八歲以前，沒有奠定鞏固的基礎，那麼當你的呼吸還存在的時候，你永遠也休想做巨匠。學問是我們年老的時候的一種舒服的必需的庇護所；假如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不從事種植，那麼當我們年老的時候，它就不會給我們陰涼。當你一參加偉大的世界去工作之後，我既不需要，又不敢希望你多多看書。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種情形下，這是不適當的；因此，目前是你的時代，是你唯一的時代，從事無倦、無怠，不間斷的努力。（見該書第38頁，人人文庫版） 徹斯德斐爾的《致子書》算是英國文學名著之一。在他的書信里，他時常以警告的口吻，告訴他的兒子，「現在還有兩年」、「現在還有一年半」，讓他傾全力來讀書，因為一旦離開學校，加入社會工作後，一個人至多僅能夠忙裡偷閒地讀一點自己心愛的書籍，寫些心愛的文章，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干例行公務，以便換回一家的口糧。 你也許會提出這麼一個疑問，我既然口口聲聲宣稱少年時代的重要，為什麼 齊白石 、陳半丁都是半路出家，後來居然能夠成為一代畫師呢？ 對於這問題，我有幾個答案。 第一，齊白石是做細木出身，陳半丁是畫茶壺出身。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固然沒有機會受過正式的藝術教育，但是，他們日思夜想，一心一意要向藝術進軍。這種心理上的準備，是他們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他們須比普通畫師費了加倍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須時常暗中摸索。例如齊白石，他曾足足花了半年功夫，把《芥子園畫譜》摹臨幾遍；他又曾細心觀察各種動物的動態，花卉的形狀，這些基本功夫下得深，一旦機會來臨，他們當然會脫穎而出。 第三，他們都活得長命。蕭伯納40歲左右，在倫敦社會上還沒出頭。齊白石在50歲前，在中國畫壇上還很寂寞。照常理，前輩提拔後輩；可是就齊白石而論，他卻靠後輩——如 徐悲鴻 和 梅蘭芳 ——來扶持前輩。假如他早死，恐怕他的藝術天才始終沒有表現的機會了。 此問 近安！ 子云（196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