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六

xx： 拙著文集陸續印行後，蒙各地師友一再為文指導，不勝感激！ 在已經發表的書評中，各地師友多寄予熱烈的期望，這在銅臭十分濃厚的南洋社會裡，可以說是空谷足音，使人歡欣鼓舞。為著不至於使師友過分失望。今後我更應該努力充實知識，認真生活，好好地學寫文章。 一般說來，普通書評限於篇幅，不能暢所欲言。大著洋洋大觀，除了儘量鼓勵外，還和我討論許多問題。本來見仁見智，人人不必盡同，不過這種學術上的探討，是益智的良藥。評者可以儘量提出不同的見解，被評者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機會，這正合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本意。 大著有兩句話：「莎士比亞和研究莎翁的專家，在中國人的眼裡是輕重倒置的。」當我看到這地方，不禁拍案叫絕，說你是先得我心。 本來文學家像革命家，宗教家一樣，乾的是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這種事業是創造的，不是因襲的；是永生的，不是死亡的。為著創作這種偉業，文學家須打破傳統，掃除一切障礙；為著創作新生命，文學家須深入民間，體驗各種生活，然後以生花的妙筆，發為可歌、可泣、亦莊、亦諧的文章。 中國像外國一樣，真正的文學家，大多數是潦倒一生的。他們有的以身殉道，有的到處遭人排斥暗算。在物質上，他們是痛苦的；在精神上，他們都是得道者多助，到處有他們的知音，包括師友和信徒。 作為中國小說的大宗師的 曹雪芹 ，他的生活是夠辛苦的。我們且看他的好朋友敦誠和 敦敏 對他怎樣描寫。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敦誠） 賣畫錢來付酒家，秦淮殘夢憶繁華。 （敦敏） 當曹雪芹寫《 紅樓夢 》的時候，他住的就是北京西郊海淀。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求學的時候，海淀的老人家看見我和幾位朋友喝蓮花白或白干，往往會含笑地說了一聲：「據傳說，雪芹當年也愛喝這種酒。」可惜他窮到連四兩酒也買不起，只好向店小二賒數；至於店小二是否願意給他掛賬，或者當場給他顏色看，那又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了。 在古代，文人如要逃避窮的運命，唯一的出路是做官，因為在產業落後的國家裡，做官不但可以解決個人的飯碗問題，同時，也可以使一般親戚朋友解決飯碗問題。萬一官運不大亨通，他須退而求其次，給達官顯宦、富商巨賈做清客。清客無權無勢，要顯赫也顯赫不起來，他可以告慰的，就是個人的飯碗問題可以解決，雖然他的親戚朋友的飯碗還是個問題。 話又說回來，官做得成功，文章就完了；同樣的，清客做得滿意，文章也完了。在整個英語世界中，一輩子做大官，同時，又陸續有驚人的成績出現，從前有馬皋萊勳爵和底斯拉利，現在有丘吉爾和尼赫魯。在中國，僅有 歐陽修 、 王安石 、 司馬光 、 曾國藩 等少數人物。其餘的文士，哪怕他們才高學博，一入仕途，便和翰墨絕緣。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杜甫 這兩句詩是有感而發的。 由於文學家富有反抗性，不肯作唯唯諾諾的沒有骨氣的人，所以他們往往不見重於權貴。須知權貴炙手可熱，當一個人和權貴處在對立的地位的時候，他的前途不問可知。但是，為著尊重自己的人格，他絕對不能作違心之論。因此，他只能過著倒霉的生活。 至於研究文學的人，那又當別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研究文學的人往往受社會的重視，在 大學 里可以當教授，在研究院或國家科學院裡可以當院士，因為他們幹的是扶持風雅的工作，不致危害於社會。 第一流的宗教家被釘死於十字架，可是代天行道的傳教士，個個養尊處優。第一流的革命家被禁於監獄或者被判作刀下鬼，可是革命成功後，許多和革命毫無關係的官僚卻腦滿腸肥。第一流的文學家時常有絕糧的危險，可是研究文學的人卻高踞文學教授或院士的寶座，被世人尊重。 日前看見一個剛處於臨摹的階段的「書法家」，抄了杜甫的一首詩，標價馬幣三千元，我看了之後，不禁為杜甫叫屈。假如杜甫當時一首名詩脫稿，能夠換回五斗米和三斤牛肉，他也不致餓死了。 今年是英國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詩人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紀念。英國不用說，全世界各地的莎士比亞學會，屆時當舉行盛大的紀念。除了以表演莎翁名劇的幾位大明星外，各大學的莎士比亞專家，甚至僅能背熟幾篇重要的台詞的人物，將被人另眼相看。九泉有知，莎翁應悔當年嘔盡心血去寫劇本，作詩歌，而沒有做荷馬、但丁、喬叟的專家。 簡單說一句，莎士比亞僅有一個，研究莎翁的專家卻無窮無盡，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能夠產生研究莎翁的專家，雖然程度的深淺，貢獻的大小，各自不同。 我並不菲薄研究莎翁的專家，但我覺得，社會和國家更需要培養和愛護莎士比亞。假如文壇上沒有出類拔萃的創作，那麼各大學的文學講座的主講者將要喝西北風了。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