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三〇

xx： 日前拜讀大著《文、學與文學》，佩甚！佩甚！ 在 中國文學史 上，文和學根本分不開。第一流的文豪，才有資格做史學家，而史學家是舉世公認為最有學問、最有才華的人物。 翻開中國文學史， 左丘明 、 司馬遷 、 歐陽修 、 司馬光 ，固然是第一流的文豪，同時，又是最有素養的史學家。 梁啓超 在文壇馳騁幾十年，到了晚年，仍以史學為最後的歸宿。別的不用說，光是《三百年中國學術史》、《 清代學術概論 》、《先秦政治史》三書，一面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一面又像韓潮蘇海一樣，寫成洋洋灑灑的文章。近代學人，如 胡適 、 丁文江 、 顧頡剛 、 朱自清 、 聞一多 ，都是學有專長，而文學造詣又極高深。難怪 周作人 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時候，把顧頡剛的「 古史 辨自序」也選入於散文集。因為那篇自序雖然是敘述治學的經過，但行文虎虎有生氣，處處引人入勝，絕非平鋪直敘，了無生氣的文章所能比擬。 治學30年，研究的對象也許有變動，但鑽研文字的興趣卻無二致。我常覺得，像數學是自然科學的鑰匙、史學是社會科學的關鍵一樣，文字可以說是學問的學問。文字沒有攪得精通，看書如霧裡看花，寫作如隔靴搔癢，始終沒法子深入堂奧。 多年來，社會人士看見野雞 大學 出身的博士非常頭痛，這事情不必多說。但是，少數優秀大學出身的人才，究竟與眾不同。其中最大的關鍵，還在於嚴格的訓練。每個學生除了需要博覽精研有關學科的名著外，他還要精通本國文字。此外，他至少有閱讀兩種外國文的能力。這兒可見，「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無論載道也罷，言志也罷，假如工具發生問題，那麼言志固然不行，載道也何曾夠水準？ 科學起源於分類，這事情中外都是如此。當 孔子 在杏壇設教，而且學生越來越多的時候，他只好挑選頭十名內的高足，向社會介紹一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 、 子夏 。姚姬傳談學問，把它分為三大門類：義理、考證、文章。多年來，我冥思默想的結果，我親切地覺得，任何部門的學問，可以概括地分為三大門類：原理、歷史、問題。要貫通原理、歷史、問題，莫如文字。假如文字欠通，那麼看書的時候，不求甚解；寫出來的東西，讀者恐怕也莫名其妙。 原理即姚姬傳所謂「義理」，它提綱挈領地把一種科學分為若干門類。在每個門類里，都有它的許多術語的定義，著名科學家所下的定律。這些定義和定律，可以說是這門學問的金科玉律。在舊的定義和定律還沒有被推翻、被揚棄之前，任何學者都要遵守。 術語、定義、定律，在內行人看來，宛若家常便飯。在外行人看來，好像囈語一樣，多少會弄得頭昏眼花。內行和外行的分別，主要的是在這兒。 術語、定義、定律，並非憑空而來的，它們是人類幾千年努力的結晶品。因此，要進一步了解一種科學，必須研究它的歷史。 在過去，講原理的文章也包括在歷史之內；懂得歷史，就懂得原理。所謂「鑑古知今」，所謂「讀書不讀史，雖多如糟粕」，無非說明歷史包括了一切學問。 其實，研究學問的目的，主要的在於解決當前的問題。假如一個人既把握住一門科學的原理，又明瞭它的發展過程，那麼他在面對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會提出許多實際的辦法，把許多難解難分的問題，一一解決了。這是多麼有趣！ 我們承認，有的人僅具偏才，有的人卻有全才。前者算是專家，後者算是通儒。中國古代的教育，像英國牛津、劍橋這兩間老大學一樣，主要的以培養通儒為主；雖然他們在沒有成為通儒之前，他們早已學有專長，以專家的資格問世。 曾國藩 對於文章和學問同樣重視。雖然他沒有寫考證的文字，但是，就文論文，他無疑地是清朝268年間的冠軍。在《聖哲畫像記》里，我們可以看出，他所挑選的32位文豪、學者、文學家，是很有分寸的。這是長期研究的心得，絕不是人云亦云。他說： 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辭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 經過曾氏一番指點後，中國文學史的著名人物便了如指掌了。 專此布達，順請 著安！不宣！ 子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