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二五

xx： 昨天和你閒談辦報的事情，很有趣味。現在趁印象還很新鮮的時候，把它記載下來，聊當將來參考的資料。 俗語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任何事業的成功，主要的是靠人才。有了人才，自然而然會找到資本；有了資本，不難添置一切必要的配備。人才、資本、配備三者俱全，連天大的事情都可以順利完成，何況區區一間報館？ 報紙雖然是近代化的一種大企業，它需要有關各部門都很健全地平衡發展，但它的靈魂仍寄託於編輯部。讀者花了錢去買報，主要的是希望看到幾條重要的新聞，幾篇可讀的文章。此外，電影消息、經濟行情、體育動態、賽馬專欄、衛生常識，各就各的興趣，搶先看個究竟。只要讀者對某些問題，某些作家發生濃厚的興趣，那麼他們將予以大力支持，而報館的地位將一天比一天鞏固。 中國之有現代的報紙，少說也有80多年的歷史。其中資格最老的應推上海《申報》（1873年創刊，1949年停刊），在國際地位最高的應推《大公報》（該報於抗戰期間，曾得到美國密蘇里 大學 新聞學院的獎金）。 《大公報》起初也沒有什麼苗頭，自1926年改組後，由 吳鼎昌 、 張季鸞 、 胡政之 三人共同負責。吳鼎昌是鹽業銀行的董事長，後來又做貴州省長，讓他來做經濟的靠山，不怕資金周轉不靈；張季鸞主持筆政，而且時常做政府當局的座上賓，對於政局的變化的消息，他往往比較別家報紙靈通；胡政之本來是個名記者，他曾到巴黎和會採訪新聞，具備名記者的資格來主持業務，他這才能夠獨具隻眼，遴選辦報的長才。 起初《大公報》僅以社論聞名。每天晚上，幾個巨頭總要開會討論，提供具體的意見，然後指定一個執筆。文成之後，仍要再三斟酌，成為一篇既有新風色，而又琅琅可誦的文章。 在態度上，《大公報》是採取「小罵大幫忙」的政策，平時儘量找漏洞，敢批評，讀者看得很痛快；到了危急關頭，它便站在國家民族的嚴正的立場來支持政府，結果，它的效力比較從頭到尾地「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的幾十間黨報，強勝萬倍。 《大公報》在社論上發生很大的作用後，它便進一步特派記者到各地去採訪，著重非常精彩的特寫。 起初，他派了一位很能幹的記者到西北去參觀。中國是個龐大的國家，對於邊疆的事情，大多數人都莫名其妙。自那位記者的特寫在報紙上連載後，大家才大加賞識。他的舊學頗有根底，他懂得運用《 讀史方輿紀要 》的方法來描寫現實的環境，遇必要時，將歷史地理的知識加以點綴，成為文情並茂的通訊。因此，他的《中國西北角》出版後，馬上風行一時。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給《大公報》製造一個好機會。《大公報》里有個自學成功的編輯，他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資料，編成一種《六十年的中國與日本》，每天在報紙上連哉，引起讀者很大的興趣；後來匯訂成書，多達六厚冊，這使各大學的西洋史或近代史教授瞠目結舌。因為後者僅能做外國學者的留聲機，食古不化；而前者居然有膽量和魄力，擔任這麼艱巨的工作。 經過長期的努力後，《六十年的中國與日本》的編者不但成為「日本通」，而且可步張季鸞的後塵，成為一個著名的主筆了。 隨著社論及國內通信網的成功，《大公報》開始布置外國通信網，而最初引起讀者注意的是蕭乾的倫敦通信。 那時歐戰爆發，英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引用羅斯福總統的名言），但歐洲的許多流亡政府都以倫敦為根據地。蕭乾運用他的輕鬆的筆調，從側面來描寫戰爭的進展；每篇通訊出版，讀者都爭相傳誦，使讀者對於國際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此外，《大公報》在東京、美國、新加坡都有特派員，他們的長篇通訊稿也受讀者歡迎。 自1936年起，《大公報》曾創辦「星期論文」一欄，廣約學者專家輪流撰稿。這些專論多數都值得一讀。第二年，上海《申報》也如法炮製，由它的負責人趙泰先生（現任馬大中文系講師）到北京去邀請十二人輪流執筆，召集人為 顧頡剛 教授，我也躬逢其盛，現在順便帶了一筆。 至於電訊版，歐美各大報，多用「本報專電」，僅有落後地區的報紙，才完全採用各大通訊社的電訊。為著節省篇幅，同時，使新聞更見有條不紊，我主張「綜合報道」是個好辦法，雖然編者要多費一些時間。 總之，讀者既注重正確詳盡的新聞，又崇拜卓著聲譽的作者。假如報館當局能夠多方面網羅名士為它效命，那麼讀者將把看報當做日常生活的大事件，而報紙也會不脛而走了。 此外，朝野人士能夠尊重新聞自由，給記者以種種便利，這在提高和普及文化上，將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以上所述，是二三十年前的掌故，我們可以把它當做歷史的鏡子看。至於戰後十幾年的情形，我非常隔膜，恕不多談。 此問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