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二四

xx： 先後連接幾封信，知道近況清勝，慰甚！ 承贈《 中國文學史 》四厚冊，謝謝！這部書觀點正確，材料豐富，而文字也琅琅可誦，可算是後來居上。我希望不久之後，能夠看到一部《中國通史》，這種工作是吃力不討好，專門學者不敢做，普通文人做不來。它需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者兼備的人，才可以動筆，光是閱覽資料的準備工作，至少需要十年苦工夫。 從前梁任公既有這宏願，又有一枝常帶情感的筆鋒，最適宜做這種工作；可惜他對政治太過熱心，致精力分散，沒法子完成他的志願，這是很可惜的。 做人真是難事，沒有名望，連吃飯也發生問題；有了名望，時間就要由社會去支配，自己沒法子作主。難怪詩聖泰戈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後，在私人信件上很感慨地說道：「從今以後，我再也得不到片刻寧靜了。」 誰也知道，真學問全是從寂寞中得來。那些顯赫一時的政治顯要、社會聞人，一天到晚忙著開會、接見、批閱文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連氣也喘不過來。假如私生活再不檢點，這簡直是雙斧伐孤樹，連生命也保不住，哪裡有閒工夫繼續做學問？ 我常覺得，搞政治的人，在某種環境下，坐監幾年，強迫他休息，讓他有多餘的閒暇來檢討和寫作，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尼赫魯的三部大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發現》、《自傳》是在長期監禁中寫出來的；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是在監獄中完成的。他如文學上的名著《天路歷程》、《魯濱孫飄流記》、《唐·吉訶德》，它們的作者也經過一度的囚犯生活。 思想這東西是最難捉摸的、稍縱即逝的東西。一個人受了新刺激，馬上有反應。當印象還很新鮮的時候，須把它速記下來。速記積聚了相當時期，最好找個機會加以整理。這兩部分工作，缺一不可。沒有速記或筆記，將來無從問津。速記或筆記積得太多而不加以整理，這等於陳年爛賬，將來一看就覺得頭痛，不如乾脆把它扔掉，還使精神上少了一層負擔。 在新加坡期間，你要教導四百名學生，弄得你有「這不是教書，而是帶兵」的感覺。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本來材料是現成的，問題全在選擇的工夫。學問是多方面的，問題也全在選擇的工夫。聰明的教育家，他會循循善誘地指導學生養成治學的興趣和方法，由博返約，執簡馭繁。到了這地步，學生將會覺得欲罷不能，非繼續研究，不能滿足他的治學的願望。 一個學有根底的學生，當他進了 大學 之後，他應該以圖書館或實驗室為生活的中心。只要他肯用功，埋頭苦幹，遲早便有豐富的收穫。 至於教授，他應該處於指導的地位，讓學生質疑問難。一個問題解決了之後，又有新問題；一連解決幾個問題，學生便豁然貫通，以後他將以勢如破竹的姿態，一往無前地窮源究流，用不著別人指導了。 在書籍這麼方便的時代，尤其是指導入門的書籍很多的時代，一個人沒有進大學也照樣可以研究學問。所不同的是，大學裡有圖書館、實驗室的設備，有各種專家學者讓你請教，最後，還有機會讓你結交許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做將來社會活動的準備；而這些條件，是那些沒有機會進大學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著名大學和普通大學的分野很簡單：前者取錄學生非常嚴格，後者取錄學生馬馬虎虎；前者聘請教授注重真才實學，後者聘請教授僅看人事關係；前者對於圖 書儀 器的設備，力求充實，後者因陋就簡，只要應付得過去，便算功德圓滿。只因一念之差，前者和後者的出產品判若天壤。 但是，辦大學是一宗極端困難的事情。它是整個國力的比賽。以文化高度發展的英國，到如今，還是以牛津、劍橋、倫敦三間大學馳譽國際，其他各大學也許有某些學系、某些教授聞名宇內，但要它們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還需要相當時間。美國大學多達一百多間，但舉世聞名的還不到十分之一。號稱文明古國的中華，獨擅勝場的僅得北大和清華。文化最普及的日本，首屈一指的還是東京帝國大學。任何事業的成功，不外天時、地利、人和的適當的配合，同時，又靠時間、精力、金錢的累積。「莫問收穫，只問耕耘。」這兩句話應該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來信一再垂詢你的幾個舊生，足見你的人格的偉大，堪為師表。據我的觀察，世間最能幫忙同學的是同學，最能傷害同學的也是同學，「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就是這意思。 近來有什麼新著，得暇乞惠賜一二，以開眼界。 專此，順請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