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二一

xx： 檳城一別，不覺已經過了8個月。在這期間內，我因為忙著撰述《泰戈爾傳》，弄得夜不安寢，食不甘味。親友寄來的信件，堆積如山，我看完把它們放在一邊，始終找不出時間來答覆。熟人到家裡來訪問，我非常感激他們的盛意，但我也找不出時間去回拜。至於電影或文娛，我只好看看廣告，聊解眼飴，要抽出時間去尋開心，似乎十分困難。 從撰述幾種長篇傳記的經驗，我知道大部頭的著作，到底和短篇的散文不同。寫短篇的散文，只要興奮和靈感一來，差不多可以援筆立就。至於大部頭的著述，無論創作也罷，研究也罷，非有大魄力便不能交卷。 一部百萬言的《 紅樓夢 》，它需要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然後才算是完璧。一部百萬言的《戰爭與和平》，它要經過七次的刪改抄寫，然後才算是定本。一部《 資治通鑑 》，需要16年才殺青。當代英國克拉潘教授的《近代英國經濟史》及湯因比教授的《歷史研究》，各費30年的工夫才能夠完成。小就與大成，小點和大菜，二者之間的差別，並不是普通人所能估計。 你知道，我在報館的工作，主要的是寫社論，雖然偶爾也編輯一些副刊或特刊。社論這東西，是和時間賽跑，越和新聞配合越好。只因時間性太重，所以過了不久，便成為明日黃花，連自己也掉頭不顧，更不必說一般讀者了。 為著保留一點生活的腳印，公餘之暇，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貫注於讀書寫作。以前所寫的多是散文和遊記，近年來卻偏重傳記，將來也許還會嘗試長篇小說。 自五年前經過一場大病後，精神大為減退。從前是無限公司，日夜可以毫無限制地繼續煎熬；現在已經改為有限公司，一切須量入為出，早眠早起，起居飲食，都受嚴格的管制。 承囑為你的刊物寫稿，本應如命，只因精力有限，不敢分心，更不敢任意透支，所以寫稿這事情，恐怕要敬謝不敏了。方命之處，望你及其他約我寫稿的朋友多多原諒！ 閒居無事，細心思索中外歷史上移風易俗的工作，主要的是落在兩三個有心人的肩膀上。山東出了孔孟，居然成為禮義之邦。屈宋文章，曾左事業，使湖南人個個有光采。建安曹氏三父子，眉山蘇氏三父子，都能夠主持文運。歐洲的文藝復興，無非得力於羅馬三畫聖。名噪一時的英國湖上詩人，他們的人數也是屈指可數。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領略移風易俗的工作，全在兩三個有志之士肯負起帶頭的作用。這些人須動機純潔，認識正確，既不為名，又不為利，只為負起歷史所加的使命。起初，他們的行動也許像曠野的呼聲，不為社會重視，但是，經過相當時間後，社會人士對他們的認識逐漸增加，等到一種運動蔚為風氣的時候，他們便達到收穫的階段了。 年來研究印度問題，頗有所得。我覺得印度在2505年前出了一個佛祖釋迦牟尼後，它的文化、藝術、政治、經濟一直停滯不進，至少可以說是進步得不快。它幾度被外族侵凌，尤其是獨立前的150年間，曾受英國的統治，使它沒法子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發展。 平心而論，英國這個老大的帝國，自有它的風度，比起西歐其他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去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英國在印度所留下的光榮的傳統，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第一，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我們知道，政黨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文官制度須十分健全，使政府可以繼續不斷地辦理要公。戰後亞洲和非洲許多新興國家在行政上攪得一塌糊塗，而印度卻能夠按照固定的方針，厲行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五年計劃，主要的是得力於健全的文官制度。 第二，實施良好的英文教育。雖然尼赫魯說，「殖民地教育是書記教育」，但在印度的英國文官中，曾產生了一位特出的史學家、 政論 家、詩人麥考萊。麥考萊在印度服務多年，除撰述一部巨著《英國史》外，還寫了許多傳記及詩篇。在印度沒有獨立以前，每個上流人物的書房，差不多個個都有一部《聖經》，一部《莎翁全集》，一部《麥考萊全集》。只因印度人懂得「簡練以為揣摩」，所以印度的少數文人學者能夠寫出標準的英文，養成他們愛好文學的習慣。 第三，印度在短短三十年間，一連產生了三個大人物：泰戈爾、甘地、尼赫魯。泰戈爾和甘地開路於先，尼赫魯繼承於後。這三個人的相互合作，相互照應，使印度在國際文壇政壇上發出萬丈的光芒。相反的，假如這三個人不生於同一時代，甚至彼此互相指摘，互相抵消，恐怕世人對印度的看法又不同了。 簡單說一句，我們須儘量接受先人的豐富的遺產，然後加以發揚光大，有多少熱，發多少光。想起「無忝爾所生」這句話，我們實在不能不發憤用功了。 此請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