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七

xx： 每天到報館去辦公的時候，書桌上照例放著一大堆信件。這些信件多數是從許多還未相識的青年朋友寄來的，其中有的托我介紹職業，有的要我刊登稿件，有的閉著眼睛恭維，有的也曾破口大罵。這些信件我照例一一看完，其中我的確能夠做得到的事情，我馬上就辦；那些超過我的能力的，或者我根本不需要理會的事情，我就把它們擱置下來。這些七零八碎的事務，大約耽誤了我二三十分鐘工夫。接著，我又心平氣和地從事我的業務了。 開頭我要向那些托我介紹職業的朋友敬致萬分的歉意。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裡，要找個適當的職業，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據我知道，報上「征職」的廣告一刊出，每個職務至少要有幾十個人逐鹿。那些履歷齊全，經驗豐富，人品端莊的人，無疑地會得到較多的中選的機會。此外，在冷戰還沒有停止之前，一個候選人的思想和行動也在有關當局考慮之列。七除八抹，被錄取的機會並不算太多。 另一方面，那少數真正學有專長的人，尤其是教授、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他們剛從英國或澳洲回到馬來亞，公私各機關，都爭先恐後地要羅致他們。 這兒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失業問題，一面是由於產業不大發達，沒有許多位置可以安插；一面也由於自己準備不夠充分，沒法子爭取主動。 談到刊登稿件問題，我和一般同事都覺得大傷腦筋。由於新聞和廣告的擁擠，副刊的篇幅越來越縮小了。那些內容雋永，長短適中的稿件，編輯先生恨不得它們會源源而來。那些內容枯燥，篇幅浩繁，或者觸犯禁令的文章，編輯先生難免要搖搖頭。此外，每個作者把自己心愛的作品寄到報館後，恨不得馬上登出，稍微遲緩一點，便怨聲載道。誰也承認，編輯先生有取捨刪改的權利。這種「權利」可以使他們結交一些文友，也可以使他們得罪更多的撰稿人。 今天你們又以非常動聽的名義，給我寫一封相當誠懇的長信。你們對我的恭維，我原封不動，全數奉還。你們對我的批評，我倒想趁這機會解釋一下。 你們說，我的《海濱寄簡》，主要的是討論「治學與治事」的問題，對於社會上的現實問題完全撇開，這未免太過於偏見。其實，這並不是我逃避現實，又不是我的偏見，而是我有我的苦衷。 太平洋戰爭前，我寫了將近十年最現實的問題，即國際問題和社會問題。到了戰爭爆發後，那些文字變成了我很大的負擔。戰後我一直在報館寫了15年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國際問題和社會問題。那些文字給我吐露一些見解，同時，也時常給我帶來無限的麻煩。 還有一層，現實問題的文字，今天很新鮮，不久便成為明日黃花，沒有保存的必要了。因此，戰後我下個志願，公餘之暇，我要憑我個人的興趣和素養，學寫一些遊記、傳記、散文、雜文。積15年的辛勤，現在已寫成幾本不大成熟的小冊子了。空閒的時候，自己拿來翻閱，倒也可以加強自己對某些事物的記憶。這比較每天在辦公室里所寫的許多最現實的文章，更合我個人的胃口。 你們說，我的作品毫無革命性，這種批評倒搔著癢處。我崇拜革命家，但我自己並不是革命家，這好像我佩服音樂家、雕刻家、美術家，而我自己並不是音樂家、雕刻家、美術家一樣。事實如此，毫無辦法。 其實，革命不過是人類活動中的一種，並不會包括一切。我承認自己至多僅能做到「和平的革命」；要我去衝鋒陷陣，或者整天亂喊「殺！殺！殺！」我卻做不到。 真正的歷史家，除態度客觀之外，還須有遠見。從歷史家的觀點說來，左翼的列寧固然是個偉人，右翼的丘吉爾也是個偉人，而無偏無倚、坦坦蕩蕩的尼赫魯何曾不是個偉人？假如站在任何一黨的立場，這又當別論。贊成列寧的人，一定要咒死丘吉爾；支持丘吉爾的人，一定要痛罵列寧。至於尼赫魯，因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時左右逢源，有時兩面夾攻。高興的時候，不妨和他打個招呼；不高興的時候，簡直不用理睬。見仁見智，就是這意思。 最後，談到個人的享受問題。我想普通人所注意的享受，如喝酒、抽菸、跳舞、打牌，我一點也不感興趣。除了幾個月看一次電影外，主要的是空閒時間都是面對大自然，看看雲、望望海、散散步、讀讀書。這種享受既不費錢，而且可以增進身心的健康。希望你們也多多接近大自然，儘量享受大自然的恩賜。 記住，摒除煩惱，才是最大的享受。 工作忙碌，時間實在不夠分配。來信恕不能一一作復。 此祝 進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