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六

xx： 日前和你詳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你的結論是，伯希和不是一個建築師，而是磚匠、瓦匠，這話我完全同意。 清朝268年的天下，除出了一個空前的小說家 曹雪芹 外，在文學、史學、哲學上，它的貢獻不算大。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傾全力來做考證工作。他們不能著述一部像《 史記 》、《 資治通鑑 》的歷史，他們僅能考訂一些地名、人名、版本以及有關的資料。他們不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們僅能給兩千年前的經書做解釋。他們也不能從事文學的創造，提供新題材，發表新作風，他們僅能做到「每個句子都有出處」。 我曾研究清代文人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受科舉的遺毒。因為每個讀書人在20歲以前，都要研究八股文、試帖詩、工整的書法。到了20歲以後，中試的平步上青雲，以後就在官場裡鬼混一生；失意的蟄居鄉村，很潦倒地做老學究，什麼新知識、新發明，他們都不聞不問。僅有極少數的特立獨行之士，他們不問眼前的窮通得失，公餘之暇，仍埋頭讀書著作。不幸他們的底子已經打壞，個個像從小腳解放出來的改組派那樣，走起路來究竟不大自然。他們崇拜古人，藐視今人；他們只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身如槁木，心似死灰，難怪在學術上沒有很大的建樹。 以伯希和為首的近代歐洲的漢學家，不幸走的也是清代樸學大師的路子。 我們承認「沒有檔案，沒有歷史」。但我們也應該明白，檔案並不是歷史。由檔案到歷史，中間還須經過一段加工。這種加工的工作，既需要天才，又注重理想，把理論和實踐冶於一爐，有體有用，有質有文，這才算是一件價值連城的無瑕的白璧。 談到研究學問，光是語文這頭一關，就不大容 易通 過。就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而論，光是中文，就費了半生工夫；外國文可以自由運用的，多數僅限英文一種，其他語文的基礎都很淺薄，而且平常沒有繼續閱讀，運用起來恐怕相當吃力。歐洲的漢學家多數費了幾十年時間和精力，從事語文的研究；具備良好的語文基礎，他們這才能夠找到直接的材料。可惜材料是層出不窮的，看了一種 新書 ，至少會引導你多看十種新書；發現了一種新資料，至少會鼓勵你要多找十種新資料。牛角尖越鑽越窄狹，到頭來，他們只能見到一株一株的樹木，而不能看見整個森林。 不錯，做學問必須從筆記著手，不過筆記積聚到相當程度，必須加以整理，成為一部比較完整的作品。不然，筆記越積越多，這將成為一種很大的負擔。 你說，伯希和積聚了很多筆記，不過他的筆記誰也沒法子利用，一來書法潦草，很難閱讀；二來細大不捐，雜亂無章。因此，你下個斷語，說他只能夠製造磚兒、瓦兒、而不是一個建築師。 顧頡剛 先生常說，他自己所做的一部分考證的工作，不過是「下學」的事情，他還需要「上達」的人來完成。這是他的過分謙恭的說法。其實，學問是學問，本來沒有什麼上下的分別，但考證資料，並不算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目前的趨勢，就是史學分為科學的史學和文學的史學。科學的史學，只求資料正確，別的管不著。文學的史學，除根據正確的資料外，還需要琅琅可誦的文章。這兩派的對立，越來越尖銳化。前者譏笑後者為空疏淺薄，後者批評前者為支離破碎。據我的看法，最好是學問淵博，資料翔實，而文字深入淺出，這才算是上乘的歷史。 在《歷史算是一門藝術》那篇文章里，英國大哲學家兼大文豪羅素說，吉本筆下的人物，個個都是活靈活現。反觀《劍橋上 古史 》，他發現裡邊所描寫的人物毫無生氣，充其量僅能算是一本流水賬，把有關的事實，按時間的發展，一一臚列出來罷了。 我常覺得，科學的歷史家，最好是擔任編輯的工作，因為他們所懂的語文既多，所搜集的資料也不少，讓他們來干編輯的工作，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從事校補。另一方面，那些文學的歷史家，不妨儘量利用他人已經考證過的資料，按照自己的理論，描繪一幅又一幅動人的畫面，使人讀了之後，永遠不會忘記。 從前劍橋 大學 教授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乾的就是編而不寫的工作。他所編的《劍橋近代史》算是成功了，但他滿肚子的學問並沒有留下什麼值得特別可以紀念的名著。 改天再談。 專此順請 撰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