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 海濱寄簡第五集　落霞集

自　序 從前在故鄉的時候，我的鄰居有個少年視賭如命。他的父母無論怎樣勸告，他一概聽不下去。有一天，他忽然心血來潮，跑到廚房裡去拿了一把大菜刀來，將左手的五個指頭砍斷。那時故鄉還沒有醫院，更沒有現代化的醫藥設備，這位五指血淋淋的少年，只好由家屬用青草來止血。過了多久，傷痕已經結了疤，也算完了一宗事。 這位少年忍心把自己的左手的五指砍斷，這充分證明他誓絕賭博的決心，比較那些在警察拘留所里被迫宣誓認罪的人更有勇氣，更有自信心。 誰料過了一年半載，這位以砍斷手指來表示決心的少年竟動搖了。起初，他僅站在旁邊看人家賭博。接著，他故態復萌，原形畢露，終於坐上賭攤了。因為他的左手五指已經砍斷，不能拿紙牌（俗稱四色牌），他只好利用罐頭殼，盛滿了米，以便插紙牌。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事情，印象很深刻，雖然時間過了五十年，我的記憶猶新。 記得「海濱寄簡」第四集出版之前，我在自序里寫道： 《海濱寄簡》到第四集為止，以後不想再發表類似的文字了。假如肚子裡真正有許多話可說，而且非說不可的時候，我將準備採取其他文體來表現，而書信的文字，暫告一結束。 那篇《自序》是1963年2月28日寫的。誰料剛剛過了一年，蒙幾位知交一再寄來他們的鴻篇巨著。我除了感謝他們的盛意外，忽然又覺得技癢，準備拿起筆來，發表一些個人的感想。一面可以鞭策自己，一面也想借重報紙的公開的園地，把朋友們的功績宣揚一下。 像以往的四集《海濱寄簡》一樣，我對於收信人一概不署名，免得有「高攀」的嫌疑。這是我一貫的作風，本書沒有例外。 連士升 1971年6月11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 一 ××： 牛津和劍橋，各有千秋。就漢學而論，牛津出了一個理雅各（James Legge），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劍橋出了一個翟理斯（H. A. Giles），寫了幾種很有分量的中國文學史和傳記。在史學方面，牛津出了一個湯因比（A. Toynbee），花了三十年工夫，完成一部《歷史的研究》。劍橋出了一個李約瑟（J. Needham），他計劃中陸續寫作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將達十一厚冊。 燕京大學很榮幸，同時有兩位校友分任牛津和劍橋的教席，時間都達十幾年之久。吳世昌兄的《紅樓夢探源》和你的《四川考古學》，已經風行一時，受各國士林尊重。 日前閱讀東南亞華僑問題專家巴素博士（Dr. V. Purcell）近著《中國》，裡邊盛稱大著《中國考古學》（Archaeological China）。正想念間，忽接到你寄來該書第三冊《周代的中國》（Chou China）。這幾天來，夜以繼日地一口氣讀完，得益很多，現在略述感想如下。 法國的兩位歷史學家郎古萊和賽諾巴合著的《歷史方法論》，開宗明義就坦白地指出：「沒有檔案，沒有歷史。」但是，一談到檔案，古代既嫌太少，現代又患太多。因此，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著作，多數失之簡略，偶爾有一些大部頭的著作，主要的是考訂材料的真偽，學派的源流，其中辯論的部分多過敘述，敘述的部分多過分析。此外，舊式的學者，多數只會寫筆記，不懂得歸納和演繹，把所有材料，組織成有系統的著作。結果，讀者僅能得到零零碎碎的印象，很難洞悉全貌。 自考古學發達後，大家才開始注意古代的文物，尤其是過去四十年間，河南、湖南、四川等省的發掘工作，次第實施，每次新發掘所得的材料，使我們對古代文明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使古代的歷史拉得更長。 現代通訊社所爭取的是最近的一天、一分、一秒的新材料，可是古代歷史所爭取的是幾百年、幾千年前的材料，而史前史有關的地質學、古代生物學，動輒以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做單位。研究學問之難，這兒可見一斑。 大著，《中國考古學》第一、二冊，即，《史前中國史》和，《商代中國史》，還沒有拜讀過。就第三冊《周代中國史》而論，你既能夠充分運用中國的古籍，又能夠自由利用已發掘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歐、美、日本學者關於這一類問題的著作，你也博採旁搜，一覽無遺，經過融會貫通之後，寫成一本有系統、有見地的巨著，使人開卷之後，不忍釋手，非從頭到尾看完不可。 由西周、東周，到戰國的889年間，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那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雖然在理論的鬥爭上，每人都以正統自居，把別人當做旁門左道，但是，我們很高興的是，那些思想家究竟與凡人不同，他們的言論，多數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而成為各自的系統。 你說，「太史公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家」，這句話是先得我心。太史公實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不但是個最出色的文豪兼史家，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獨到的見解。他所網羅的「放失軼聞」，除了口頭的報告和斷簡殘篇外，還根據了許多古物、碑銘、彝器。經過這一番細磨的工夫，他的言論才信而有徵，絕不會向壁虛構，而史家最可貴的，就是有這一大堆信而有徵的檔案和實物，作他著述的基礎。 大著一共十六章，你花了一章討論建築上的遺物，六章討論各地的古墓所發掘出來的遺物，兩章討論玉器和瓷器，三章討論金屬工業，尤其是青銅器、武器、工具、裝飾品、錢幣、車馬的配備，一章討論漆器，足見你這書是名副其實地從考古學的立場來立論，並非憑空臆造。老實說，像這些豐富的資料，單純靠一間博物院還不夠，單純靠個人的努力也不夠，最重要的是，你有機會運用中、英、美、日、丹等國的博物院，同時，又取得各國專家的合作。 我的故鄉在閩東福安縣，自小與漆器為伍，所以第十四章談到漆器的時候，仿佛使我重溫童年的美夢。但是，我怎樣也想不到，漆器技術的發展，遠在周代已經達到高峰，假如我沒有機會讀到你那樣內行的描寫。 最後兩章談到文字和周代的文化。這兩章，一般受過中國高等文化的薰陶的學者，大概能夠道出它們的梗概，雖然在提綱挈領的工作上，很少人會達到你那樣的水準。 平心而論，我對學問的興趣相當廣泛，不過有兩種書我不大喜歡，這就是法律和考證的文章。前者失之呆板，後者失之武斷，無論呆板或武斷，都會減少讀者的興趣。 大著文從字順，明白如話，使我閱讀的時候，好像讀中文書一樣的便利。這兒證明你的英文已經達到可以朗誦微吟（Readable English）的地步，現在特地向你道賀。 回憶二十多年前，你剛從哈佛學成歸來的時候，我們在香港會過面。我開頭問你留學幾年有什麼心得。你不假思索地答道，「學會翻閱幾種字典。」這雖然是你過分謙遜的說法，但從這句話我可以看出你治學的態度的認真，連一字之差，也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大著源源出版，這正是實至名歸。我末學膚受，當以你的偉大的成就做榜樣，而努力向前。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2月22日） 二 ××： 三年前，大著《紅樓夢探源》由牛津大學出版後，蒙你惠贈一冊，不勝感激！接著，我請你將大著的內容作個提要，蒙你一口答應，在最短的期內，把提要一氣呵成，交由南洋商報新年特刊發表。自這篇文章問世後各地的報紙雜誌，競相轉載，或刊全文，或看全錄，而那些僅通中文的讀者，真是如獲至寶。大家公認大著對於「紅學」是個大貢獻。 大著體大思精，從頭到尾，沒有一句廢話，這證明你雖然沒有「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但你的確下過苦工夫。 我常覺得，五四運動時代的文人，因為特殊環境的關係，成名太過容易。有些人僅寫了一兩篇小說，幾首新詩，就憑空得到小說家或新詩人的大名。至於那些從事考證的人，雖然懂得「大膽的假設」，但很少知道「細心的求證」，結果，落得武斷的罪名。 你原籍海寧。自海寧出了一個王靜庵後，它的大名已經為世人注意。王靜庵年輕時從事辭章，長大後從事考證。他實事求是，不放言高論，但他的著述所給後人的影響，恐怕會比五四運動時代的許多健將深厚得多。你現在步王靜庵的後塵，年來你先後出版《紅樓夢探源》、《羅音室詩詞抄》，不慌不忙，穩紮穩打，這倒是清代樸學大師所遵循的途徑。 除了《我怎樣寫〈紅樓夢探源〉》外，去年我曾在某刊物上拜讀大著《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創作》。最近我從書店裡，買到《散論紅樓夢》，由你領銜，內容共收論文十七篇，作者十五人，其中你和覺垠各得兩篇。 「一部《紅樓夢》，正是憑他獨有的極不平凡的人生經驗，從他祖父的藏書中所獲得的淵博的知識和文藝修養，用他卓越的藝術天才所寫出來的封建時代的『世人真面目』。」你這句按語，可以把曹雪芹的真價值，很扼要地指點出來。 今年已經90高齡的英國著名小說家毛姆，他所著的《十部小說及其作者》，並沒有把曹雪芹包括在內。這一面可以說是他的無知，一面也可以說是他的偏見。老實說，假如他要選擇世界著名的十大小說家，曹雪芹固然有他的份兒；假如他僅選擇一名，曹雪芹也應該在考慮之列。可惜毛姆不通中文，同時，他對於東方的文學多少有些隔膜，不然，我相信他下筆之前，絕對不會這麼粗心，把曹雪芹漏掉。 目前《紅樓夢》已經有好幾種譯本，其中大多數都是節譯的，語焉不詳，很難表現蓋世天才的造詣，至於作者的文字的技巧，更不容易用外國文來表達了。 你過去曾花了三年工夫去撰述《紅樓夢探源》，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再花幾年工夫，把《紅樓夢》譯為英文。假如你肯擔任這分艱巨的工程，相信當代沒有幾個人具備你那麼好的條件。九泉有知，曹雪芹將引你為知己。 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新書，我曾陸續看了一些。就這部《散論紅樓夢》而論，除了大著兩篇外，還有幾篇寫得真不錯。 劉大傑以《中國文學發展史》出名，他這篇《晴雯的性格》，寫得十分細膩。他說：「晴雯的全部生活是一首詩，是一首充滿著青春生命力量富有反抗精神的抒情詩。晴雯的形象，是曹雪芹心靈中的寵兒，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藝術品。」在她的口舌間，時常吐露出刀劍般的諷刺，把她周圍的黑暗醜惡和那些鬼鬼祟祟的勾當，毫不容情地揭露出來。 劉大傑又說：「晴雯死了以後，變為芙蓉花神，這是曹雪芹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在讀者無限悲痛的心裡，留下一點安慰；在現實主義的真實畫面上，點上一線光芒。這種手法是中國民間文學的特色，在《孔雀東南飛》里，在《梁山伯與祝英台》里，我們都可以體會得到。」 王永的《論〈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力作。他說曹雪芹「充分掌握了中國語言的精練性，他能夠運用最簡短的語言概括複雜的生活現象；特別表現在作者對於長久形成的書面語言和成語典故的運用方面。作者把那些淺顯易懂的書面語言和當時人們的口頭語言結合起來，巧妙而準確地描繪了各種事物的形象。」關於這問題，我曾下過一番心機。我所得的結論，和王永大同小異，所以我看了這篇論文，倍覺親切。 覺垠的兩篇：《曹雪芹的文學思想》和《談〈紅樓夢〉中的細節描寫》，最能啟發一般青年讀者，尤其是後一篇，作者引用趙姨娘「談鳳（鳳姐）色變」的一段，作者說：「一提到這位璉二奶奶便膽戰心寒，幾乎連哼一聲也不敢。這樣極其簡練的細節描寫，豈不是已經把鳳姐的兇狠蠻橫的專權者的性格活生生地畫出來了嗎？」 此外，許長的《〈紅樓夢〉的寫景和塑造人物》，也值得細讀。這些論文，都反覆說明曹雪芹之所以成為偉大作家的原因，在於塑造人物的個性，運用語文的技巧，使他們不至流於「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罷了。 今天是舊曆元宵佳節，鄰近各街坊的鞭炮聲，震耳欲聾。我回想童年在故鄉連氏先祠祭祖的時候，門前那兩棵高達三丈的火樹銀花，以及第二天帶回家去的一堆大饅頭，宛若隔世。近來有什麼新著？得暇乞惠賜一二，以開眼界。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2月27日） 三 ××： 別後不通音問，但我時常在香港的報紙、雜誌上讀到你的作品。年來你雖然傾全力搜集香港的掌故，但你最近出版的《文藝隨筆》，倒使我愛讀得不忍釋手。 真正愛好寫作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讀書的。雖然作家的生命在於豐富的生活經驗，但書本的知識，不但使作家能夠間接地接受前人或時人的經驗，而且能夠吸收他們的精華，化為自己的血液。 孔子之所以博學多能，因為他懂得隨時學，隨處問，同時，他還努力搜集民歌、民謠，整理編訂為一部完整的《詩經》。司馬遷之所以成為一代的文豪兼史家，因為他除了博覽現成的名著外，還儘量網羅放失軼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個人肯孜孜不倦地耕耘，他的收穫當然是天公地道。 英國的名作家林·羅柏（Robert Lynn），曾寫了一本琅琅可誦的名著《書和作家》。裡邊充滿著心得語。事實上，心得語十分有限，有時聚精會神地研讀一本書，等到讀完之後，至多僅找到幾個警句，有時基至毫無所得，這事情並非罕見。 你這部《文藝隨筆》，雖然不是卷帙繁多、條理井然的文學史，也不是應有盡有的世界文學名著摘要，但是，你所介紹的，大多數是名著和名作家。例如《伊索寓言》、《天方夜譚》、《人間喜劇》、《金銀島》、《紅字》，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安徒生的童話、彭斯的詩篇、愛倫坡的詩和小說、拉封丹的寓言、小仲馬的《茶花女》、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甚至《查泰萊夫人之情人》，這些都是百讀不厭的名著——古典的和近代的。 我常覺得，任何語文的名著，都是經過千錘百鍊，其中艱苦，只有作者本人最明白，外人至多懂得梗概，不能知道詳情。 就我這個外行的觀察，任何文學名著至少須具備下述三大條件： 第一，文字簡練。古人早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字多麼巧妙，總不如口語那麼方便。因為一個人說話的時候，他不但可以控制聲音的抑揚頓挫，而且可以運用臉部的表情，手部的動作，來加強他的表情達意的效果。你瞧，同樣一部小說，看的時候是一個樣子，聽了說書人的口述的時候，又是一個樣子。同樣一首詩歌，看的時候是一個樣子，聽了朗誦者的一唱三嘆後，又是一個樣子。他如演講家、劇員、電影明星，他們能夠把一篇演講和劇本活靈活現地表演出來，這更可加強文字的效果。 其實，文字的技巧，不外簡練二字。古典文學最優秀的莫如詩篇。詩篇四言、五言、七言，多麼利落乾淨。較長的句子，如李白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李後主「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中間都可以加「讀點」，使讀者覺得順口。 我有一位教中文的朋友，非常稱讚《三字經》，他認為這是兒童最好的讀物。初讀時，也許因為沒有好老師替他們解釋，覺得相當困難，到了成人，知識大開之後，他可以得到極大的方便。例如「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寥寥四句十二字，把五代的次序寫得有條有理，多麼本領。 第二，故事雋永。無論小孩或成人，誰也愛聽故事。故事最重要的在情節，有起筆，有伏筆，有高潮，有結局。讀者看後，有個完整的印象，因而沒齒不忘。 例如《魯濱遜漂流記》，寫的是冒險的故事。這故事顯然是向壁虛構，但也寫得近情近理，使人開卷之後，非知道它的結局，絕不肯釋卷。西洋小說每章的結尾，雖然不用「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字句，但他照樣吸引讀者的興趣，控制讀者的情緒。此中關鍵，全在於故事津津有味。相反的，假如故事平淡無奇，索然無味，雖文字出神入化，也不能發生斷然的作用。 第三，教育意味。文學不是宗教，用不著臚列教條，使人看了很膩煩。但是，真正的好文學，無形中也會給人以良好的教訓。《伊索寓言》像中國古代的幾種著名的寓言一樣，都隱藏著深刻的教訓。就一般古典的詩歌和小說而論，其中許多警句，早已家喻戶曉，變做成語了。 我曾翻閱幾種英文的成語辭典或格言辭典，發現被引用最多的，除了《聖經》和《莎士比亞全集》外，當推那些古典文學。那些警句，正是金科玉律、字字珠璣。不然，它們絕對不會流傳得那麼久遠，同時，也不會使人把他們當做口頭禪，甚至連作者是誰，也不暇去追究。 大著名為《隨筆》，其實一點不隨便，一點也不含糊。書中有許多獨到的心得語，頗堪回味。 當我看完本書後，恨不得時光倒退二三十年，讓我把已經讀過的古典名著，重讀兩三遍，同時，把那些還沒有過目的書，漏夜讀完。這兒可見你的著作是很有分量，不是普通隨筆一類的書所能比擬。 假如你要我吹毛求疵，那麼我引用《孟子》的原文時，發現多了一個字。「明足以察秋毫，而目不見輿薪。」這兒「目」字，顯然是一時的筆誤，或校對的疏忽，沒有改正出來。 專此敬請 著安！ 子云（1964年3月8日） 四 ××： 在中學時候，你有三年工夫，陶醉於話劇。你讀過不少劇本，當過主角，據說，你還拿過導演筒，做起導演來。 我對於教育，完全注重興趣。有了興趣，什麼都能夠學得成功；沒有興趣，單純用威迫利誘來強制青年學這個，干那個，結果，多是徒勞無功。 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從來沒有誇張自己聰明，他最得力處全在於「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八個大字。作為印度革命領袖的甘地，從來承認自己很笨拙，他最得力處全在於天天努力工作，不知道疲倦是怎麼一回事。的確，誠之所至，金石為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任何事業的成功，全看時間、精神、環境適當的配合。誰能夠具備這一切條件，誰就奏著凱歌，不然，就會落伍。 談到話劇，自五四運動以後，最成功的是曹禺。曹禺是南開出身，中學時代就酷愛話劇。他曾登台表演旦角。據他的同學告訴我說，他當時演得惟妙惟肖，博得不少掌聲。大學畢業後，他參加留學考試。考場的失利，鼓勵他走上劇本創作這條大路。他的《日出》和《雷雨》一出版後，即刻名滿天下，中國、日本，甚至南洋各地區都爭先恐後地表演他的劇本。由於情節的巧妙，對話的漂亮，每次演出，都得到意外的成功。 記得十年前，《曹禺戲劇集》前六冊在新加坡各書店出售的時候，我即刻買了一套，讓大家輪流閱讀。直到最近，才買到他的另外兩部大著《橋》和《膽劍篇》，但他的獨幕劇，到如今還沒有機會看到。 撇開《膽劍篇》不說，今天和你談一談曹禺的《橋》。 曹禺所走的道路，即近代戲劇大師易卜生和蕭伯納所走的道路。他最關心社會問題，所以他對於不良的社會制度和人物，要作無情的攻擊。他膽大心細，智圓行方。當他要攻擊不良社會制度和人物的時候，他不像一般懶惰的文人一樣，做些不著邊際的諷刺。相反的，他抱定寫實主義，對於他要攻擊的社會制度和人物，先要下一番調查研究的功夫，從書本知識到實地的考察，他都有充分的準備。這樣一來，他才能夠遊刃有餘地處理他的問題。這是說，他能夠熟能生巧地駕馭他的眼前的複雜問題，而不為複雜問題所困擾，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曹禺不但是著名的戲劇作家，而且寫得一手好散文。他的劇本每幕前關於背景和人物的描寫，既細膩，又明朗，讀了之後，回味無窮。他的對話，恰到好處，既不會過火，又不至晦澀。換句話說，什麼等樣的人，說什麼等樣的話，由對話中可以表現出每個角色的程度的高低，性情的善惡，行為的文野。 「文似看山不喜平。」這句話你應該永遠記住。尤其是戲劇，它最忌平鋪直敘，毫無波瀾起伏。你瞧，曹禺的戲劇，往往會把每個角色的戲分配得相當均勻，使主角和配角都有戲做，不會單調枯燥到那地步，光讓一兩個主角來做戲，其餘都像木偶泥人一樣死死板板地擺在戲台上，沒有什麼戲可做，這將使演員和聽眾同樣活受罪。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極美和極丑，至善和至惡同時存在的大時代。在大時代里，矛盾和衝突，好像家常便飯，多得數不清。作者只好通過藝術的選擇的眼光，高明的手法，提出最精彩的片段，給讀者以最深刻的印象。 當抗戰期間，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人憑空發國難財。有的人獻身給祖國，有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關於這些問題，曹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經過相當時間的孕育，他的每個角色都成為典型的人物。從服裝到態度，從思想到行動，刻畫得很精細，使讀者看了之後，不能不和作者起共鳴。 在《橋》這個劇本里，它的高潮是寫爐子倒下來，工程師沈承燦受傷，斷了一隻右手，寫來十分緊張。 「四人方由望台避開，下面轟然一響，鋼水亂飛，滿廠是火星，濃煙，蒸氣。一片呼喊聲。火星，熔鋼在空中劃出千萬道光彩，穿過鋼樑由頂上灑入望台與室內。」 沈：（沉重地）嗯，這消息，我已經知道有兩天了。我怕影響你們的工作和情緒，沒有立刻告訴你們。這是萬萬想不到的！大家辛辛苦苦，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出鋼，他會給你這麼一個（忽然激昂）打擊！不過，我不相信這是致命的。現在我們已經過了一大半河，我們是沒有退回的可能。（望望他們）這兩天，我正在跟橋樑公司商量長期合同。 燦：爸爸，不過做橋—— 沈：嗯，做橋用鋼少！不過我們要先借橋渡過我們的難關，我們要慢慢地找出路來，慢慢找出市場，…… 生在我們這大時代的文人，大多數都要吃盡萬苦千辛，整天過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生活。在這當兒，我們應該要咬緊牙齦，堅定最後勝利的信心，同時，須以無比的勇氣，接受各方面的挑戰。 更重要的是，我們須要接受曹禺的教訓，「要先借橋渡過我們的難關，要慢慢找出路來……」。信心加上努力，永遠不會辜負人的。《橋》的主題剛好是個例子。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3月24日） 五 ××： 前信和你談曹禺的《橋》，今天繼續談他的《膽劍篇》。 這部劇本寫的是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這個故事，差不多每個讀中國書的人都知道，只因知道的人太多了，所以作者執筆的時候，須抓住重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又不能過火，文字一過火，很容易引起反感，至少那種焦味是不大好聞的，所以「過猶不及」，二者都有毛病，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要恰到好處。 曹禺寫這個劇本，他的手法和《橋》不大相同。《橋》寫實的成分占多數。作者除了要參觀好多次鋼鐵工廠外，對於制鋼有關的書，多少也要涉獵一些，不然，寫出來就不夠內行。 《膽劍篇》純粹是精神的訓練，心理的分析。作者除了熟悉聖經賢傳外，對於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也要有深入的了解。中國人有時「靜如處子」，有時卻「動如脫兔」。有時柔若綿羊，有時卻剛若猛虎。他們是大事聰明，小事糊塗。對於芝麻綠豆的小事，他們多數會忍人之所不能忍；對於名譽和生命有關的大節，他們又多數會為人之所不能為。假如你了解這些基本的態度，那麼你無論閱覽歷史也罷，或者應付人事也罷，你都覺得頭頭是道，不致鬧出盲人摸象的笑話。 《膽劍篇》主要的是寫兩對人物。一邊是剛愎自用、躊躇滿志的吳王夫差，另一邊是臥薪嘗膽、誓復國讎的越王勾踐。一邊是忠而見謗、信而見疑的伍子胥；另一邊是謀而見用、計而能成的范蠡。這兩對人物的性格和機會，剛好成為強烈的對照。讀者只看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便不難判定誰會勝利，誰會失敗。 開頭我就說過，這部劇本是精神的訓練，心理的分析。本來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但是，當一個人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的時候，他應該鼓起無比的勇氣和敵人對抗。這正如諸葛亮的《出師表》的主題一樣，打也死，不打也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將一命，和敵人一決雌雄，說不定還有一線希望。當中日戰爭時期，中國以毫無軍備可言的國家，膽敢接受日本的挑戰，抱的就是這種態度。且看范蠡對伍子胥怎麼說： 伍相國，我當你是吳國的忠臣，天下的人傑。四海之內，哪一個不知道信義無雙的伍相國？但是大王被俘之後，我們獻出美玉良金和國家的寶器，為的是保下他的性命。貴國大王已經應允下來。當時並不見相國拔劍相待，今天卻在我們背後出爾反爾，動起手來，難道吳國的相國可以這樣對待四海的公論嗎？伍相國如果以諾言為重，就不要動這個念頭，不然，五步之內，血濺越國土地。天下震驚，二人同盡！伍相國，到了今天，越國不是沒有一個怕死的。 當你讀完這部劇本的時候，假如你有工夫參考《史記·項羽本紀》所記載的樊噲的兩句話：「臣死且不避，杯酒安足辭？」或者參考《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最精彩的一段，即「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你將會得到會心的微笑。 的確，中國人的特性，就是儘量容忍，得饒人處且饒人。不過這種容忍也有一定的限度。假如它會傷害國家民族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個人人格的尊嚴，那麼極大多教人都會起來作獅子吼，並且很坦白地說了一聲：「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在范蠡和勾踐的對話中，作者根據考古學的知識，說吳國的農業豐收，因為它用的是鐵犁，不是木犁，而鐵犁比木犁耕地深得多。因此，范蠡和勾踐才下個結論，說越國要使五穀豐登，就得要用鐵犁來代替木犁。這說明他們君臣二人都知道最新式的工具的重要性。 生在多災多難的國家的人民，他們都懂得一套吃苦的哲學。什麼「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差不多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我們不必多提像范蠡那樣第一流的人物，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民，如苦成，他也下個決心，寧可吃盡苦頭，卻不想吃嗟來食。且看苦成對勾踐怎麼說： 大王在吳三年，百姓忍飢耐寒，伐木織布，勤勤苦苦，日夜不息，為的是贖大王早日歸回，立志雪恥。如盼得大王回來，滿想大王能有富國謀強的辦法，哪知卻是賑發夫差的米。（越說越振奮）我們一見這米就滿心氣憤，這無異是用毒藥解渴啊。（停一下）小民責怪大王，請大王降罪。 勾踐真是賢明的政治領袖。他聽了這一套逆耳的忠言，一點也不生氣。相反的，他卻肯定地說了兩句話：「沒有米不算窮，沒有志才是真窮。」 中國歷代比較有大成的人，他們多數出身貧賤，即孟子所謂「勞其心志，苦其筋骨，餓其體膚，行空乏其身」。但他們都具備一筆最大的資本，即堅定不移的志氣，百折不撓的魄力，所以他們能夠視苦如飴，熬過一道難關，又一道難關；一連打通幾道難關，以後信心堅定了，經驗也豐富了，任何問題，他們都可以迎刃而解。 《膽劍篇》就是鼓勵人向上的興奮劑，對於一個走投無路的人，它是最好的伴侶。至於曹禺寫劇的技巧，前信已經說明，茲不贅。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3月28日） 六 ××： 拙著文集陸續印行後，蒙各地師友一再為文指導，不勝感激！ 在已經發表的書評中，各地師友多寄予熱烈的期望，這在銅臭十分濃厚的南洋社會裡，可以說是空谷足音，使人歡欣鼓舞。為著不至於使師友過分失望。今後我更應該努力充實知識，認真生活，好好地學寫文章。 一般說來，普通書評限於篇幅，不能暢所欲言。大著洋洋大觀，除了儘量鼓勵外，還和我討論許多問題。本來見仁見智，人人不必盡同，不過這種學術上的探討，是益智的良藥。評者可以儘量提出不同的見解，被評者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機會，這正合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本意。 大著有兩句話：「莎士比亞和研究莎翁的專家，在中國人的眼裡是輕重倒置的。」當我看到這地方，不禁拍案叫絕，說你是先得我心。 本來文學家像革命家，宗教家一樣，乾的是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這種事業是創造的，不是因襲的；是永生的，不是死亡的。為著創作這種偉業，文學家須打破傳統，掃除一切障礙；為著創作新生命，文學家須深入民間，體驗各種生活，然後以生花的妙筆，發為可歌、可泣、亦莊、亦諧的文章。 中國像外國一樣，真正的文學家，大多數是潦倒一生的。他們有的以身殉道，有的到處遭人排斥暗算。在物質上，他們是痛苦的；在精神上，他們都是得道者多助，到處有他們的知音，包括師友和信徒。 作為中國小說的大宗師的曹雪芹，他的生活是夠辛苦的。我們且看他的好朋友敦誠和敦敏對他怎樣描寫。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敦誠） 賣畫錢來付酒家，秦淮殘夢憶繁華。 （敦敏） 當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他住的就是北京西郊海淀。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求學的時候，海淀的老人家看見我和幾位朋友喝蓮花白或白干，往往會含笑地說了一聲：「據傳說，雪芹當年也愛喝這種酒。」可惜他窮到連四兩酒也買不起，只好向店小二賒數；至於店小二是否願意給他掛賬，或者當場給他顏色看，那又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了。 在古代，文人如要逃避窮的運命，唯一的出路是做官，因為在產業落後的國家裡，做官不但可以解決個人的飯碗問題，同時，也可以使一般親戚朋友解決飯碗問題。萬一官運不大亨通，他須退而求其次，給達官顯宦、富商巨賈做清客。清客無權無勢，要顯赫也顯赫不起來，他可以告慰的，就是個人的飯碗問題可以解決，雖然他的親戚朋友的飯碗還是個問題。 話又說回來，官做得成功，文章就完了；同樣的，清客做得滿意，文章也完了。在整個英語世界中，一輩子做大官，同時，又陸續有驚人的成績出現，從前有馬皋萊勳爵和底斯拉利，現在有丘吉爾和尼赫魯。在中國，僅有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曾國藩等少數人物。其餘的文士，哪怕他們才高學博，一入仕途，便和翰墨絕緣。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這兩句詩是有感而發的。 由於文學家富有反抗性，不肯作唯唯諾諾的沒有骨氣的人，所以他們往往不見重於權貴。須知權貴炙手可熱，當一個人和權貴處在對立的地位的時候，他的前途不問可知。但是，為著尊重自己的人格，他絕對不能作違心之論。因此，他只能過著倒霉的生活。 至於研究文學的人，那又當別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研究文學的人往往受社會的重視，在大學裡可以當教授，在研究院或國家科學院裡可以當院士，因為他們幹的是扶持風雅的工作，不致危害於社會。 第一流的宗教家被釘死於十字架，可是代天行道的傳教士，個個養尊處優。第一流的革命家被禁於監獄或者被判作刀下鬼，可是革命成功後，許多和革命毫無關係的官僚卻腦滿腸肥。第一流的文學家時常有絕糧的危險，可是研究文學的人卻高踞文學教授或院士的寶座，被世人尊重。 日前看見一個剛處於臨摹的階段的「書法家」，抄了杜甫的一首詩，標價馬幣三千元，我看了之後，不禁為杜甫叫屈。假如杜甫當時一首名詩脫稿，能夠換回五斗米和三斤牛肉，他也不致餓死了。 今年是英國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詩人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紀念。英國不用說，全世界各地的莎士比亞學會，屆時當舉行盛大的紀念。除了以表演莎翁名劇的幾位大明星外，各大學的莎士比亞專家，甚至僅能背熟幾篇重要的台詞的人物，將被人另眼相看。九泉有知，莎翁應悔當年嘔盡心血去寫劇本，作詩歌，而沒有做荷馬、但丁、喬叟的專家。 簡單說一句，莎士比亞僅有一個，研究莎翁的專家卻無窮無盡，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能夠產生研究莎翁的專家，雖然程度的深淺，貢獻的大小，各自不同。 我並不菲薄研究莎翁的專家，但我覺得，社會和國家更需要培養和愛護莎士比亞。假如文壇上沒有出類拔萃的創作，那麼各大學的文學講座的主講者將要喝西北風了。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5日） 七 ××： 接4月2日信，知道你已經安抵巴黎。你既欣賞羅浮宮博物院的油畫，你又親聆巴黎歌劇院的歌劇。歐洲各國的幅員不大，但值得一再參觀的名勝古蹟卻俯拾即是。難怪在歐洲住了相當期間的人，多數是留連忘返。 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你到巴黎和當地名師會談後，便下個結論說：「倫敦的音樂水準並不亞於巴黎。」這句話對你很有意義，且聽我道來。 你生於河內，長於西貢，第一次到新加坡來的時候，還不滿五歲。你在這兒受小學和中學教育，所以新加坡算是你的故鄉。 現在你在倫敦受高深的教育。我贊成你明年學業一結束後，仍在倫敦繼續深造。假如你在倫敦一連住了五年、七年，甚至十年，那麼你就很有資格把倫敦當做你的第二故鄉。接著，你可以把倫敦做中心或大本營，進一步往巴黎、羅馬、維也納、華沙等地去觀摩。因為物以類聚，假如你要認識或結交第一流師友，你必須先努力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讓你的成績替你介紹，這比較任何介紹信更為有力。 我常覺得，故鄉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等於母親的奶對於一個嬰孩的健康。就新加坡而論，這兒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都市，但新加坡的五位法官中，四位來自馬來亞各州府。就中國而論，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在北京和上海，可是北京和上海本地所產生的人才極有限，其餘大多數都來自全國的城市和鄉村。就英國而論，倫敦是300年來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可是倫敦及本地所產生的人才並不多，其餘大多數人才都來自全國及世界各國的每一角落。 為什麼我這樣重視故鄉和第二故鄉呢？因為童年和青年是一個人精力最充沛的時代，讀書固然過眼成誦，歷久不會忘記；交友也是青梅竹馬，毫無猜忌。至於平時所吃、所喝、所玩的東西，因為時間長久，感情深刻，將來回憶時，無一不是好資料。 俗語說：「衣不厭新，人不厭舊。」所謂舊人，主要的是指童年和青年時代所結交的人物，而這種人物，主要的可以從故鄉和第二故鄉找得到。 你知道，國際文壇上長享盛名的人物，他們多數以故鄉和第二故鄉的人情風俗，青山綠水做題材。那些山水也許是十分平常，那些人物也許包括了目不識丁的阿Q、祥林嫂之流，只因他們在文學家的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鑄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當文舉家執筆為文的時候，這些刻骨銘心的印象，馬上浮現於眼前。因此，他們大可用如數家珍的姿態，把那些當有個性的古里古怪的人物一一刻畫出來，使讀者看了之後，和作者起了共鳴。 要讀者和作者起了共鳴，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作者必須對於他所描寫的人物和風景有真知灼見，從談吐到行動，從花木到山水，都要點出各自的特色，絕對不能「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不然，文章就太過平庸，連自己也看不下去，怎能使讀者和作者起了共鳴？ 自航空事業發達後，萬里行程，朝發夕至。歐美各國的要人，時常花了兩三星期，環遊世界一遍，而且加上一個頂好聽的句子：「調查事實」（Fact Finding）。他們在每個大都市僅逗留一兩天，找幾個要人吃了兩頓飯。這種走馬看花的旅行，當然不能造成深刻的印象。自己既然沒有深刻的印象，怎樣能夠寫出輕靈生動的文章，使讀者看了之後，和作者起了共鳴？ 記住老子的名言：「美成在久。」任何事業的成功，全看時間、精力、金錢適當的配合。在這三大條件中，最重要的是時間和精力，而金錢僅處於輔助的地位。因為時間和精力極有限，而且一去不復返，但金錢還可以向親戚朋友借貸或求助。 說了一大堆話，無非希望你把倫敦當做你的第二故鄉，想法自食其力，在倫敦多逗留幾年。你應該在倫敦找到你最得意的老師，最得力的朋友，最有興趣的工作和事業。一通百通，這是最節省時間、精力、金錢的辦法。 家裡有一副對聯：「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這兒「故人」兩字最有意思。須知「故人」像「故鄉」一樣，時常纏繞於夢中。故人的聲音笑貌固然使你有深刻的認識，甚至他的腳步的聲音，暗淡的背景也使你念念不忘。同樣的，故鄉或第二故鄉的一樹一花，一狗一貓，一鳥一魚，都饒有風趣。故鄉或第二故鄉的人情風俗研究得十分透徹，以後到了別的地方去旅行，你將會覺得頭頭是道。 從前劉邦做了皇帝後，他還覺得住在皇宮遠不如住在故鄉那麼舒服。因此，他每夜做夢，仍牢牢記住故鄉。一代文豪蘇東坡，當他寫詞的時候，他的筆下自然流露出「夜來幽夢忽還鄉」。 的確，故鄉和第二故鄉的可愛，像舊書一樣，全在一個「熟」字。許多事情，你可以不假思索，便做得恰到好處，而恰到好處是需要真正的本領，切實的功夫。 我很高興，你已經找到你的第二故鄉，你應該認真地賞識它，細心地咀嚼它，千萬不宜坐此山，看彼山；吃碗內，看碗外。 新加坡各學校快要放假了。假期中，學生們還有許多作業，尤其是在會考十分嚴格的情形下，他們恐怕沒有閒心情去玩耍。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4月7日） 八 ××： 四月五日的信發表後，蒙你大加讚賞，感甚！感甚！ 寫文章、絞腦汁，是一件苦差，可是作品出世後，能夠得到二三知己的嘉許，或者使一般讀者得到一點鼓勵，那麼作者便得到最大的報酬。此外，作者不應該有更大的要求。 昨晚蒙友人C先生賜宴，並蒙他介紹幾位詩人和作家。席間，有一位詩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作家不如學者那麼被社會重視。當時我不假思索地做這樣的答覆。現在趁記憶還新的時候，把我的話寫出來，聊當面談。 第一，作家太多。從廣義看來，凡是能夠拿筆寫詩做文的人，都算是作家，這好像凡是進學校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算是學生一樣。只因人數太多，所以在未經時間的淘汰之前，一般人對於作家根本不發生興趣。因此，社會往往會殘忍到這地步，讓作家自生自滅，極少會伸出同情之手，幫作家的忙。 第二，出版太濫。從前上海書店林立。除了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幾間大書店出書比較慎重外，一般小書店多得數不清。一般說來，大家出書都很容易。書出了幾本，當然名正言順地叫做作家。因為作家瑜瑕參半，其中極少數學力雄厚、筆鋒犀利的作家不必說，那些大多數的作家，往往因為事實錯誤，思想陳舊，筆下貧乏，成為社會的笑柄。這是社會人士瞧不起作家的另一原因。 作家最嚴正、最公平的審判官，就是時間。經過時間的逐漸淘汰後，泥和沙分開了，清和濁也分開了。到了水淨沙明的境界，誰都能夠一下子認得出各種作品分量的輕重、地位的高低。 唐朝以詩取士，差不多每個文人都會做詩。現在留傳下來的《全唐詩》，已經有四萬八千多首，那些初學的未成熟的散失的詩，至少比《全唐詩》多了十倍、百倍。因為詩人那麼多，所以未經時間作最後的判斷之前，第一流的詩人和第九流的詩人，甚至不入流的詩人，也沒有多大的分別。 所謂時間的判斷，主要的是指很有資格的公平的批評家。一經批評家品題，聲價馬上增加十倍。例如李白，現在我們公認他是詩仙，可是這位詩仙也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比他年輕12歲的杜甫說他「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韓愈說他「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杜詩韓文是一千多年來任何文人所崇拜的大師。因此，杜甫和韓愈所給李白的最高的評價，無疑地會奠定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崇高的地位。 在印刷術還沒有發達的時代，刻書是很困難的。一般詩人寫完一首詩，填好一闋詞，多數把它貼在書房的牆壁上，讓一般朋友觀摩。到了稿件積了相當多的時候，才寫成本子，自己還很謙恭地題為「未定稿」。當時中國的文人，沒有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那麼幸運，能夠找個知書識字的太太，替他們手抄副本，他們所保留下來的就是唯一的「海內孤本」。有時這個手抄本給朋友借去傳觀，輾轉借閱，很可能在沒有面世之前，就全部失掉了，而這位文人的畢生心血所寄託的東西也永遠埋沒了。 當一個半生潦倒的作家被學者光顧的時候，作家的地位無形中提高。學者本身是否有錢，這是小事情，至少我敢肯定說，他們是有閒。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作家的生卒日期和出生地。例如李白，他一生到處流浪，四海為家，很容易使人發生誤會，把他的祖籍和他個人的生長寄寓分辨不清。因此，有人說他是金陵人，有人說他是山東人，有人說他是隴西人，有人說他是四川人，更有人說他是西域人。至於杜甫，他的墳墓至少也有四五個地方，每個地方的人都奉他為同鄉的先賢。 出生地、生卒日期，已經把學者們攪得頭昏眼花，更麻煩的就是版本問題。在印刷術和圖書館都不大發達的時代，手抄本多數以訛傳訛。因此，要找個正確無訛的版本，實在難若登天。此外，一般文人生前所出版的著作，僅占了一部分，還有大部分遺著，沒有機會和世人見面。在這當兒，少數學者如能得到藏書家和圖書館的協助，得見「海內孤本」，那麼他們在學術的研究上，不消說有新的貢獻，同時，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無形中提高。 在時間上，常人多貴古而賤今：在空間上，庸夫又舍近而求遠。一代文豪羅曼·羅蘭，他的書齋懸掛了八幀近代和當代名人的片照，其中德國人三幀，俄國人三幀，印度人二幀，但是，人文薈萃的法國同胞，連一幀照片也沒有。這事情我實在不能了解。 須知古代是過去的現代，世界是所有國家的總和。假如沒有現代，那裡來的古代？假如沒有本國，那裡來的世界。因此，無論做什麼事情，應該先從此時此地著手，尤其是崇尚寫實主義的文人。 你的交遊很廣，所認識的文人很多，加以你的為人一團和氣，笑口常開，絕對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是你的一筆大資本。過去幾年間，你主編一套《南方文叢》、幾套《新馬文藝叢書》，給當地作家增光不少。事實上，編印單行本或大型的雜誌，是鼓勵作家最好的辦法，同時，也給未來的學者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望你再接再厲，鼓足幹勁，我一定給你搖旗吶喊。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12日） 九 ××： 昨天是周末，沒有什麼例行公務，趁著浮生半日閒的機會，獨自躲到海濱，一口氣讀完大著《南國啼笑姻緣》（Burma Road） 我一向仰慕你的英文有高深的造詣，直到昨天細心研讀大著之後，才使我很肯定地說了一聲：「果然名不虛傳！」 本來名者實之賓。先有了事實做根據，然後才有各種名堂來反映事實。古人之所以諄諄勸告後生，「莫問收穫，只問耕耘」，因為耕耘的工作做得圓滿，收穫僅是時間問題。 你生長於南洋，南洋的華人社會中所出產的三位大人物——林文慶、伍連德、梁宇皋——給你以最深刻的印象。這三位老先生，都是學貫中西，他們在南洋和英國學成之後，曾到中國服務多年；到了年老力衰，又是落葉歸根，重返南洋，度著他們的晚年。因為你自幼受了上述三位老先生的影響，所以你不但精於英文，而且在中文上也下過苦功夫，到了水到渠成，自有一旦豁然貫通的樂趣。 14歲那年，你回到廣州，進了嶺南中學。那幾年的中學課程，給你奠定初步的基礎。到了燕大，你真是如魚得水。在名師班德萊教授的指導下，你的英文日有進境。 原來班德萊教授是個莎士比亞專家，他把莎翁全集讀得滾瓜爛熟。在他的慫恿下，你曾擔任《威尼斯商人》一劇里的猶太人蔡洛，《麥克白》一劇里的麥克白。你熟讀這兩個角色的台詞，這已經給你打下切實的根基，更難得的是，班德萊教授對於全本台詞，無所不通，那種精神上的鼓勵，實際的示範作用，對於年輕人正是益智的良藥。 具備這種真正的功夫，華盛頓大學的四年課程，對你僅是錦上添花罷了。 閒話休題。這部《南國啼笑姻緣》，以你個人的生活為經，以抗戰八年間所遭遇的人物為緯，地點是滇緬公路。這兒有發國難財的商人，賣笑的女招待，道貌岸然的傳教士，開口「頂好」，閉口「頂呱呱」的美國大兵，專走國際路線的「吉普」女郎。這兒有靜如死水的山村，嘈雜如鬧市的夜總會。這兒有養尊處優的闊太太，這兒也有流離失所的難民。簡單說一句，這是大動亂時代的生活的斷片，其間悲歡離合的遭遇，矛盾衝突的現象，真是俯拾即是。讀完之後，使人對於那次醜惡的戰爭，以及滇緬公路的真相，多少有深一層的認識。 大著是一部優秀的寫實小說，不過任何有名的作家都具備導演兼化裝家的本領，把美麗的靈魂加上漂亮的化裝，把醜惡的傢伙勾畫成更兇惡的臉譜。但是，強調須恰到好處，不然，難免會弄巧反拙。 你的天性幽默，而且擅長說笑話，這對於作家是個無價之寶。你以輕靈生動的筆調，描寫錯綜複雜的故事，當我閱讀的時候，我時常發出會心的微笑。 本來一般中國人寫英文有個通病，就是構造多少有一點中國化。另一方面，那些少數特出的人才，因為學貫中西的關係，往往能夠運用正確而流暢的英文，來發揮個人的見解，尤其是那些懂得中國的哲學、文學、史學的通人，信手引用中國的經典，好像畫龍點睛一樣，饒有趣味。例如大著裡邊引用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結果被中國同化，致淪為中國的蒙古一省或東三省。又如你引用孔孟的哲理來反駁那些太過偏見的宗教家的信口雌黃。這在飽通中國的經史的學者，僅算是常識，但給一般西洋學者看來，卻是無一不新鮮。 我常覺得，真正做學問的人，應該把基礎打得十分鞏固，以後才能夠充分發揮。所謂基礎，就是多讀古典名著。只要幾部名著讀得爛熟，以後執筆為文的時候，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所有高明的理論，漂亮的詞句，競赴筆端，信筆寫來，毫不吃力。這完全要看平時準備的功夫是否夠充分。 你的中文精，英文熟，既精且熟，其妙無窮。因此，在撰述的過程中，你固然會運用英文古典文學的名句，而且能夠很正確而流暢地把中文的詩篇、成語、警句，譯為英文。讀起來，絲毫沒有隔閡，這充分證明你的寫作的技巧很到家。 最後，我要提一提大著里的幾封情書。雖然你聲明這些書信是簡單的信件，但是，措辭的雅純，情意的懇摯，很容易使收信者的感情受了控制。文字的運用能夠達到這地步，實在不大容易，何況這是外國文而非母語？ 年來馬來西亞各地的華校，非常重視英文，這已經成為一種風氣。我覺得，要增進英文程度，光靠幾種課本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經常閱讀課外讀物。在多看、多寫、多修改的原則下，只要一個人肯認真努力，他遲早會達到精通的程度。此外，學古人難，學時人易，因為許多事情大家都親身體驗過，可是，很少人能夠像你說得津津有味。光是這一點，我相信大著將受馬來西亞的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19日） 十 ××： 日前接到手書並大著《聽雨樓叢談》，謝謝！大著從印刷到裝潢，從內容到形式，夠得上一個「雅」字，這是我所得的總印象。 多年來，你以「掌故學」馳譽大江南北和南洋，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誠如我們的前輩瞿兌之教授所說：「隨筆所涉及的資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風俗制度之類，這些在正式的史書上往往不易看見，而在讀史的時候又必須用作補充，於是從隨筆中發掘資料，再將資料聯繫組織起來，然後又用隨筆的形式獻給讀者，這就成為掌故學。」 普通人以為寫隨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們認為隨筆是隨便談談的意思，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範圍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想到說出，這豈不是很容易？ 事實上剛好相反。真正治「掌故學」的人，好像嚴正的史學家一樣，他的工作是有一定的範圍。就你而論，你所寫的掌故雖多，但是，論時間，大多數不出過去百年；論地點，主要的是中國；論對象，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問題，儘量避而不談，或者讓給那些專治正史的學者去談。經過一度細心地分疆劃界後，你的筆鋒所及，好像盤裡的大珠和小珠一樣，溜來溜去，總不會衝出範圍外。換句話說，只因你早已劃定範圍，所以你所提出的問題，胸中自有成竹，這和普通人所想像的隨筆完全不同。 這部大著比以前所出的幾種著作更見精彩。全書二十三篇，分為五組：第一組談畫，第二組談碑帖、書局、石硯、第三組談古蹟，第四組談酒樓、書店及其他，第五組談詩人和小說家。這五組文字長短不拘，但從此可以證明你的隨筆或「掌故學」所涉及的人物故事、風俗制度，不出上述的範圍。 你自幼生長於富貴之家。家裡庋藏金石書畫的豐富，早已引起研究藝術的興趣。到了長大後，你曾漫遊各省及英倫，足跡到處，仍以欣賞藝術，結交藝人為無上的快樂。須知興趣的所在，就是精神所寄託的地方。因此，多年來你所寫的隨筆和筆記，主要的脫離不了藝術和文學。 自你劃定研究的範圍後，你的搜集資料的辛勤，真使我佩服萬分。一部《清史稿》，你不知道翻閱過多少遍，尤其是清朝末年的文武官員的事跡，你正是以如數家珍的姿態，隨時可以自由運用。具備正史的知識做根底，你無論談什麼問題，總可以找出來龍去脈，至少不會離題太遠。 接著，你恣情閱覽近代中國名人的年譜、日記、筆記、隨筆、詩話。這些東西都是最原始的資料。雖然有時披沙獲金，看了好幾天，毫無所獲；但是，偶爾時來運到，所見的材料，完全是字字珠璣，恨不得同時聘請幾個書記代為抄寫，這才滿足求知的欲望。 除了正史及年譜、日記、筆記、隨筆、詩話之外，報紙是你的資料的源泉。你在四十年前，不但早已養成每天細心看報、剪報的習慣，而且也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一般說來，看報誰都樂此不疲，剪報已經成為問題，寫日記很少人會持續到三十年以上。在我所認識的師友中，僅有顧頡剛先生、魏雅聆醫生。因此，我敢說，你的繼續不斷地剪報和寫日記，是使你寫作時長享「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樂趣。 回頭再論你這部大著《聽雨樓叢談》。我覺得本書佳作甚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趙子昂夫婦畫像》、《歐陽詢〈緣果道場舍利塔記〉》、《慶麟的半畝園》、《廣和居詩話》、《小說家畢倚虹》。其中有的是自幼臨摹的碑帖，有的是時常光顧的酒家，有的是「識名四十年」的文人，因為知之深，言之切，下筆前既有充分的認識，下筆時自然會流露真摯的情感，所以閱讀起來，備覺動人。 最後，大著的文字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下筆時十分謹慎，同時，又相當敦厚，饒有古風。例如《小說中的詩人李士棻》里，你曾替李士棻辯護說： 芋仙是一個天真的詩人，疏狂則有之，說他無賴，未免有點過分了。吳沃堯與李士棻也許不相識，吳氏到上海謀生後一二年，芋仙已死，當然和他沒有什麼仇怨，而在小說中把他寫成這樣下流，無非是作者拿他來代表當時上海的名士典型，予以譴責一番罷了。 我常覺得，文字的奧妙，全在恰到好處，頌揚而不至肉麻，譴責而不至謾罵，這需要長期的訓練，切實的功夫。你從事著述和寫作多年，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現在水到渠成，自然有操縱自如的樂趣。 瞿兌之前輩說你的輕快的筆調是：「妙緒環生而並不是胡扯，談言微中而並不涉輕薄。」這兩句話我完全贊成。 隨著時光的消逝，大家已經逼近老年。但是，你不但寶刀未老，而且越用越精，越砍越利，這恐怕得力於莊子的「養生主」的方法罷。不過莊子的「以無厚入有間」的方法，說來很容易，實行起來卻非常困難。這兒全看個人的修養問題。 離開香港二十二年，我的夢魂仍縈迴於太平山上、淺水灣頭。目前交通雖極便利，但路費如何籌劃，頗使人傷腦筋。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26日） 十一 ××： 多日未見，不勝懸念！據說，你目前在義安學院擔任要職。這間學院的歷史雖短，但它的前途卻很遠大，尤其是武吉知馬路七英里處的藍圖，有水有山，各學院的建築物林立，的確是最高學府的勝地。 昨天五一勞動節，報館放假一天，無事一身輕，得一口氣讀完大著《歐非勝覽》。你所記載的名山勝水，大部分是我的舊遊之地，現在重溫一遍，備覺親切。 我曾說過，旅行是個快事，寫遊記是個苦差。對於所描寫的事物，不熟不能寫，太熟不想寫，難就難在恰到好處。 為著寫遊記，一個作家事前應有充分的準備，事後須細心整理各種資料。至於遊覽的時候，更需要目觀四面，耳聽八方，把親見、親聞，以及各種感想寫下來，不然，稍縱即逝，以後要從記憶中慢慢去追溯，恐怕印象已經相當模糊。因此，我常覺得，一個旅客在一個月內所遭遇的事情，所得到的經驗，至少等於普通過著止水無波的生活的人整年的經歷。 三十年來你研究南洋的史地，鍥而不捨，實至名歸，尤其是自大著《南洋史》出版後，你在這方面的建樹，至少可以說是超越前賢。本來南洋這塊肥沃的土地是通過西歐各國的組織的能力，華人的血汗和眼淚的累積的力量，雙管齊下，才有今天的輝煌的成就。論功行賞，西歐幾個國家算一個單位，華人也算一個單位。不過華人一路來抱著「功成而不居」的態度，不管他們對於當地的事業有多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總覺得，幹完就算了，何必多留一點痕跡。因此，關於華人在南洋的豐功偉績，史傳的記載，實在寥寥可數。以《新加坡風土記》一書成名的李鍾鈺領事，他那本書不過8000字，寒傖之態，可以想見。 你專門研究南洋史地，這並不妨礙你對於歐洲和非洲的認識。原因是，你一向喜歡搜集郵票。郵票這個東西，小中見大，它會引誘集郵的人增進史地的知識。當一個新郵票被發現的時候，好事的人絕對不會看完拉倒。他一定要窮源究流，追問到底。所謂學問，就是學其所不知，問其所不明；多學多問，遲早總會得到左右逢源的樂趣。 大著的照片多達一百零六幀，用照片補充文字的不逮，這是最省時省事的辦法。這些照片，有的因為時間關係，是買現成的；有的是你自己拍的。除了照片外，你還用地圖、世系表來說明，處處都替讀者設想，這證明你想得很周到。就照片而論，我極欣賞你從前所攝的印度達吉嶺的彩色片。前年蒙你惠贈一幀，到如今，還放在我的書房，朝夕把玩。至於書本所選的照片，當然以荷蘭阿姆斯特丹運河上的石橋環洞為最精彩。 一個學人不能沒有偏好，一有偏好，就難免有所偏重。你的興趣在於歷史和考古學，所以你到每處參觀的時候，馬上注意歷史和考古學的資料。你所注意的既然是歷史和考古學的資料，所以寫遊記的時候，當然會偏重於古蹟的歷史，尤其是事件所發生的年度，宮殿的大小的尺度。這些東西本來是研究歷史和考古學的人起碼的條件，不過一般讀者也許會太急性，他們要趕快知道故事的發展，所以你所努力搜集的數字，他們很可能會忽略了。 作為一個忠實的讀者，我覺得《詩情畫意的拿坡里》和《騎駝涉流沙》兩章寫得最成功。例如： 沙漠中的景象，別有風味。但我們是遊客，在晴朗春風的日子，在沙漠邊緣優遊，心上當然覺得很輕鬆。如果我們是往日的商隊，跨著駱駝在茫茫無際的沙漠中跋涉趕路時，命運完全交給了不可測的風雲，萬一旋風急起，沙山翻騰，便無從走避。因此，在沙漠中來往的人們，到現在為止，還只好付之天命，向上蒼跪禱。我們看到起伏的沙丘上，經風吹過後的沙波，一層層和海水差不多，所不同的它是靜止而已，古人稱沙漠為「瀚海」大概也由此得到靈感。 這一段文字非常緊湊，它訴於情感，而又不違背事實；它運用「瀚海闌干百丈冰」的典故，但又一點不枯燥。我時常勸導青年熟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因為那種文字既十分洗鍊，又能鼓勵讀者馳騁想像力，而豐富的想像力可以說是文學的生命。 由歐洲回來已經十五年了。由印度回來也要八年了。靜極思動，我真想出國漫遊。不過目前俗務纏身，同時，負擔又極繁重，起碼須等三四年後，才走得開。屆時，當鍛煉腳力，磨礪筆鋒，作漫遊各國的計劃。一面遊歷，一面學寫遊記。自己能夠花些時間、精力、心血寫成遊記，讓一般朋友得享「臥遊」的樂趣，這工作是值得一試的。 寫到這兒，酒店的天空中傳來《當我們年輕的時候》那悠揚的音調，幽雅的韻律，美妙的詞句，恨不得聞歌起舞。的確，旅行是一宗樂事。雖然寫遊記的人比較普通旅客要費加倍精神，但是，文成之後，不但自己多一種切實的資料，幫忙回憶，而且使朋友也能夠增加見識。一舉兩得，所以我一直鼓勵大家寫遊記，尤其是有內容、有文采的遊記。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5月2日） 十二 ××： 接五月一日信，知道今年六月底你要參加倫敦音樂會的演奏。這是個好機會，讓你鍛煉技巧，培養風度，加強自信心。因此，在表演前，你須有充分的準備，把要彈的歌曲彈得爛熟，好像那些琴譜出自你的手筆一樣。當演奏的時候，你須鎮定自然，恰如古人所說「泰山崩於前而不變」。到了演奏過後，你須請教良師益友，請他們給你最嚴格的批評。多一次表演，就多一種經驗，所謂成功，這不過是長期經驗的結晶罷了。 古人曾說「幼學壯行」，又說「學以致用」。起初我不大明白這道理，經過四十年體驗和觀察後，覺得這話很有道理。本來學習是手段，表現才是目的。單純學習而不能表現，這好像單純會生長繁枝茂葉而不能開花結子的果樹一樣，多少會失掉它的效用。 事實上，學習和表演是沒有衝突的地方。學習到了相當階段，必須鼓起勇氣，公開表演，看看觀眾和聽眾到底有什麼反應。 任何善意的批評，須虛心接受。因為善意的批評等於一面鏡子，妍媸美醜，一下子反映得一清二楚。經過人家一度批評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那位批評家就是義務的老師，因為他能夠督促我們往前邁進。 現在有個問題，學習到什麼程度後，才可以公開表演？時間應該怎樣決定？在舊時代的中國，普通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孩子，跟大匠學習了三年，便可「出藝」。出藝之後再見習兩三年，便可獨當一面。在舊時代的英國，「學徒制度」普通是七年出藝。 自新式的學校制度實施後，學習專門技能的時間，從三年、四年到六年、七年不等。讀法律的時間較短，普通三年可以畢業，但是一個法律系畢業生，必須參加律師會的大宴會十二次，才有資格申請為律師會的會員。我想這辦法是對的，因為年輕小伙子，沒有見過世面，他可以在專門行業的大宴會裡，瞻仰那些已經成名的律師和法官的丰采，聆聽他們的偉論，觀察他們的舉動，那種親炙的樂趣，絕對不是書本上所能夠找得到。 學習醫科的時間照英國的制度，醫科六年畢業，見習一年。照美國的制度，醫科七年畢業，見習一年。雖然二者畢業後都有資格行醫，但前者僅得到學士學位，後者卻得到博士學位。已經得到學位的醫生，還可以深造，專治一科，時間一年至三年不等。英國的銜頭叫做M.R.C.P.（皇家內科學院會員）。會員須經過考試，會員做了十五年以上而又卓著成績，便由全體會員選舉為院士（Fellow）。 英國的四間著名的音樂院，都是三年畢業。畢業後可得A.R.C. M和L.R.A.M．的銜頭，以後憑這銜頭，可以教書，可以表演。但是，最穩健的辦法，就是畢業後，再度深造三四年，把根柢打得更切實，以後進步和發展的機會，全看根柢的深淺而定，千萬不可存半點僥倖的心理。 寫到這兒，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昨天蒙賀師俊教授送來沈翁尹默的法書屏條一幅。沈翁的法書，我仰慕了37年，現在得償宿願，真是痛快！ 記得1927年的秋天，我初到北京。偶爾在北京大學的紅樓門前經過，那鐵畫銀鉤的「國立北京大學」六個大字映在我的眼帘，仿佛磁石一樣，把我吸住，以後每次經北大門前，總要停驂，行個注目體。 本來沈翁的令兄士遠教授是我的老師。他對我另眼相看，在大學一年級那年，因為特別用心，蒙他老先生給我以最高的分數。只因這一著，就判定我一輩子要賣文為生。假如當初他老先生給我以不及格的處分，我很可能會知難而退，提前改行。 多年來，我一直想請士遠教授代我向他的令弟尹默教授求字，可是一年過一年，一直虛度了37年。現在士遠教授已經作古，誰料緣分未斷，我竟能從賀教授處得到尹默教授的墨寶呢？ 現在我的斗室似的客廳可豐富了。客廳的四壁上懸掛沈翁尹默、於翁右任、葉翁恭綽當代三大家的法書。這三位老先生的年齡都在八十歲以上，可是他們的精神卻十分飽滿，每天仍以臨池為人生最大的樂趣。 你知道，這三位老先生，在年輕時代，早已打好鞏固的基礎，到了三十左右，便卓然成家。此後，除了臥病外，多活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績；多做一天有一天的新收穫。除了以書法馳譽藝壇外，他們壯年時代，曾參加過社會活動、實際政務、大學教育等工作，生活的內容那麼充實，真是值得自豪。 一般說來，做體育的人，遠不如音樂家、繪畫家、書法家、文學家那麼能持久。當一個運動家於40歲左右宣告退出體壇的時候，其他藝人和文人正是旭日初升，鴻運當頭。此中關鍵是，體育不但需要技巧，而且需要充沛的體力，而體力是過了四十以後，一年不如一年。 我很高興，你對於音樂有濃厚的興趣，不過目前還是處於打底子的階段，對於正確的方法和精細的技巧須特別加工。底子打得好，以後將樂此不疲，誰想用南面王來更換你的崗位，你一定會掉頭不顧。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5月9日） 十三 ××： 別後忽已一星期，從電話里知道你的工作已經上了軌道，慰甚！ 這個長假過得很愉快。每次和你談話，我都增進了不少知識。的確，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學不完。英國文豪林·羅柏（Robert Lynn）說：「我們忘記，蘇格拉底之所以能夠以智慧出名，並不是因為他無所不知，而是他一活到七十歲的時候，還覺得他自己是一無所知。」 我引用林·羅柏這句話，並不是用來掩飾自己的㝢陋，而是因為目前科學這麼進步，書籍這麼繁多，非多見多聞，勢必成為落伍者。我很羨慕你們，整天無憂無慮在教室、實驗室、圖書館裡討生活，而我卻需要浪費大部分的時間去謀生，只剩下清晨、深夜以及周末來用功。綁著雙手來應戰，成績之差，自在意料中。 照一般人的說法，醫科第三年是全部學程中最重要的一年。事實上，第三和第二年的功課相似，它僅修三門功課：生理學、解剖學、生物化學。第二年第三學期，讀完即告一段落，即普通所謂醫預科。這完全是打底子的工作。因為生理學是教人以正常人的生理狀態，只有徹底明了正常人的生理狀態，那麼將來研究反常人——即病人——的生理狀態的時候，心裡才有準繩來衡量。 一般「自命」聰明的學生，以為打底子工作的時候，需要較多的記憶力，因而忽視它，結果，多數都栽了大筋斗。事實上，任何基礎的工作都需要極大的記憶力。這似乎太過單調而又無聊，不知道這一關如沒有打通，基礎不夠結實，將來很難有登堂入室的希望。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學音樂和唱京戲，這完全是尋開心的工作，用不著什麼記憶力，不知道一個著名的音樂家或指揮家，需要把著名歌譜記得爛熟，連一個音符也不能錯誤。同樣的，唱京戲的人，一個字的咬音，反覆推敲幾十遍，直到無懈可擊之後，這才放手。 和蘇東坡齊名的黃山谷，他在書法、詩、詞的造詣上都很可觀。他有個名言：「讀書百遍，其道自見。」雖然有些書只須略讀，或者僅參考幾章、幾節、幾段，但是，有些打基礎的書，須置在案頭，預備隨時溫習。每溫習一遍，便得深一層的了解，這道理很明顯，可惜普通人缺乏耐性，要趕快，要抄近路，而趕快和抄近路是學習任何部門的學術最大的絆腳石。 當代書法家沈尹默教授說得好： 用筆貴自在，這就是便。但便的受用，卻得經過一個不便的勤修苦練的過程，才能得到。這其間，就有手腕由不穩到穩的感覺，等到手腕穩了，下筆才有準，能穩而准，就有心手相應之樂。（見沈著《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文》。） 由不便到便，由不穩到穩，由不准到准，中間總有相當的距離。這距離的長短，全看個人的天才和努力、環境和師承來決定。 日前和一位很有名的醫生談天。他說，普通高等畢業生，如認真訓練半年，便可執行門診的任務，這是說，懂得各種病的象徵，同時，懂得分配幾十種特效藥的分量。但是，當危險和困難的病症發生的時候，這位半路出家的江湖醫生，馬上要當場繳械。這時候，只有那些受過長期訓練的合格的醫生，才能夠執行任務，而名醫的可貴，就在於能夠應付危險和困難的病症，這套功夫非受過長期訓練的合格的醫生莫屬。 其實，這種情形在各種行業都是如此。因為任何人都懂得粗枝大葉，只有專家才深知細微。換句話說，誰能夠領略大體而又深知細微，他就是出色當行的人物。 現在告訴你一段消息。月前燕大舊同學卞萬年醫生伉儷路過新加坡。在一個茶會裡，他告訴我說，戰前美國的華人毫無社會地位，他們主要的是開餐館和洗衣作。戰後形勢大變。除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青年科學家得到諾貝爾獎金外，另外還有吳健雄女士，也是有數的物理學家。 你知道，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出身的。那時，交通梗阻，經濟困難，任何儀器的設備，根本談不到。但是，他們在那種環境中，仍能夠孜孜不倦地打好學問的基礎，尤其是數學一門，不是家學淵源，便是師承有自，所以他們一到設備充實的美國，就能夠發揮大作用。這充分證明，做學問全靠自己立定腳跟，而環境的便利，還是次要的問題。 目前留美的中國的科學家，正是人才輩出。除了上述三位外，我們有第一流的建築師，第一流的醫生。至於美國的幾間最負盛名的製藥廠，雖然老闆是美國人，但是廠長和製藥科主任多數都是中國人。 今後的世界，是「鬥智不鬥力」的世界。自英美蘇三國簽訂核子禁試的協定後，大規模的戰爭大概打不起來了。雖然小規模的傳統式的戰爭或者游擊戰也許勢所難免，但大體上，我們可確保和平。 在這當兒，每個國家的優秀青年，應該以專心治學為報國的上策。在良師益友的指導和薰陶下，只要一個人肯用功，前途正是如花似錦。「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問題只看自己的素養是否到家，值得人認識。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5月24日） 十四 ××： 昨接手教，謹悉近況清勝，為慰！ 自別之後，你曾在荷蘭、葡萄牙逗留相當時間，去年才往夏威夷擔任要職，最近又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檔案，到哈佛大學會晤親友。整天埋頭故紙堆，到了工作告一段落，又有機會到處遊山玩水，訪問新交舊識，這種福分不知道是幾生修到？ 大著《中葡交通史》，經過這幾年大量補充和整理後，成績一定大有可觀。將來新著出版時，別忘記惠贈一套，以開眼界。 這兒的一般朋友，個個忙碌異常。除了兩三間政府主辦的最高學府的教授們得養尊處優，每年有長假，每六年有一年給薪假期外，其餘在私立的文化教育機構工作的人，有得飯吃，就沒有時間；有了時間，吃飯又成問題。偶爾撰述幾篇文章，著作一本小冊子，這些都是忙裡偷閒，發奮忘食的結晶品。 三星期前我寫了一篇社論，題為《創辦國立編譯館》，希望由這種大規模的機構來編訂各級學校的課本，劃一人名、地名、專門名詞。我本來認為像這種文字發表後，至多還不是石沉大海，無影無蹤？誰料過了幾天，南洋大學生物學系王友燮教授竟來信支持，並鼓勵我繼續為文「設立馬來西亞科學院」。 一般說來，英國算是近代歐洲文明的先驅。英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地步，這多少和「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有密切的關係。皇家學會創辦於1660年，在該會沒有成立以前，英國的科學家，因為他們的主張和傳統的宗教有相當距離，致被教會開除會籍或受其他處分的，真是史不絕書，可是自該會成立後，實險科學便以一日千里的姿態，在英國發達起來。在國王及一些權貴的倡導下，大家都以科學精神來研究許多科目，而這種精神已經在英國的教育思想上發生很大的影響。 化學界、物理學界，以及皇家學會初期的會員，都是宗教人物，他們排斥霍甫士的懷疑論，但他們卻使全國同胞熟悉宇宙的定律，以及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發現真理。 自皇家學會成立後，三百年來，英國人才輩出。擔任該會會長的人物固然是一時的博學鴻儒，被選為該會院士的人才也是各部門的有數領袖。一般學者專家，在他們所得到的許多學位中，最後而最光榮的學位，不消說是F.R.S．即皇家學會院士。當代哲學家羅素如此，當代科學史家李約瑟也如此。 日前和魏雅聆醫生閒談。他承認學術中心的重要性。他說，在學術中心裡，有些專家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也是樂此不疲。他們在一實驗室、圖書館、課堂里固然干專門的工作，甚至一日三餐，或者參加茶會的時間，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他們根本沒有工夫批評張家長，李家短。在那種情形下，自甘落伍的人，難免要退避三舍，好讓學者專家儘量發揮他們的本領。 魏醫生熟悉當地的環境。他認為學術研究中心遲早會成立，在群策群力下，馬來西亞的科學的進步，自在意料中。 和學術研究中心同等重要，就是印刷業和出版業。 當17世紀時，英國的出版物檢查法雷厲風行。這樣一來，整個英國的印刷所的數目大見減少。除了牛津和劍橋這兩間老大學的出版部外，所有印刷家都集中於倫敦城，這無形中使外省的知識分子的活動大受限制和損害。到了18世紀，出版物的檢查法逐漸放鬆，印刷業廣布民間，這使外省的文學和科學的活動大受鼓勵。雖然如此，倫敦及那兩間老大學卻壟斷印刷業和出版業。 談到馬來西亞的印刷業和出版業，我敢說這兩年似乎不大景氣。 先說印刷業。這兒的幾間大印刷所的設備還不錯，因為資方只要有錢而且敢花錢，誰也可以買到德國、美國、日本最新式的印刷機。可是買機器很容易，訓練專門印刷的人才卻十分困難。據說，有些印刷所曾買到最新的印刷機，只因印刷的專業人才缺乏，結果，還是備而無用。 一般說來，新馬的工資比較香港高。因此，大規模的印刷品，如教科書和月份牌，多數都寄到香港去印。香港的印刷業越發達，這兒的印刷業就越黯淡，長此下去，這兒的印刷業恐怕曾一蹶不振。 至於出版業，這兩年也日見蕭條。原因是，一般青年整天忙著各種各式的考試。過分嚴格的考試把青年們弄得頭昏眼花，使他們的眼光越來越狹窄，以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學問這東西，除了有關的幾種課本以外。 還有一層，由於檢查的嚴密，書籍和雜誌的發行也受了限制。目前各書店裡竟沒有一種值得一看的文藝刊物，這似乎使愛好文藝的青年很寒心。 從歷史的眼光看來，時代的進展，好像潮水一樣，既有高潮，又有低潮。目前造成出版業低潮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印尼的對抗政策。等到這問題真正解決後，相信出版業的高潮又會來臨。 然而移風易俗的工作，全靠少數人。假如這少數人具備正確的觀念，無比的魄力，努力戰勝一切困難，那麼望風景從的人是大有人在。不知道你以為然否？ 專此布復，順頌 撰祺！ 子云（1964年6月2日） 十五 ××： 日前蒙光顧寒齋，並蒙惠贈大著博士論文《文以載道新論》，不勝感激！ 三十多年來，我的朋友和學生考到博士學位的倒不少，但論治學的過程，意志的堅定，奮鬥的艱苦，沒有幾個人能夠趕得上你。這兒謹為你浮一大白，恭祝前途無量。 大家共同在新加坡的文化街工作五年，但始終沒有見過面，直到三年前，在某種場合下，我有機會和你晤談的時候，才看到你的學歷和經歷，認識你的儀表和風度，欣賞你的談吐和舉動。自此以後，我就「到處逢人說項斯」，大有相見恨晚之慨。 我是個懶人，平時抽不出工夫去看朋友。因此，三年的寶貴的時間過去了，我還沒有和你再度晤面，可是就在這短短的三年間，你在公務非常繁重的環境中，已經考了巫文一號和二號，法律第一部和第二部，另外還寫了這篇洋洋三十萬言的巨著《文以載道新論》。 由於你苦學的成功，南洋的一般青年應該向你認真學習，尤其是要培養意志和興趣。只要意志堅定，興趣濃厚，成功僅是時間問題。 據我的觀察，你的困難問題，不在於一面在報館當編輯，一面兼讀馬來大學的時期，因為那時你的年紀還輕，同時，收入很有限，非發奮圖強，連生存也發生問題。你的困難問題，在於你已經得到榮譽學位，加入政府部門做行政官之後。因為當時的一般社會風尚，誰也認為這是最高度的成就，從此以後，就可以廢書不讀，以行政官終老。 但是，堅定的意志和濃厚的興趣，終於使你拒絕一切世俗的誘惑，克服一切工作上的困難，穩紮穩打，堅持到底。結果，你仍能夠以最低限度的時間——三年——完成了學業。 然而最使我高興的，就是你並不以目前的成就而覺得心滿意足。相反的，你卻真正了解「畢業」（Commencement）的意義，不把「畢業」當做研究學問的終點，而把它當研究學問的起點。光是這種正確的觀念，已經使一般大學畢業生，無論學士、碩士、博士，望塵莫及了。 據熟悉當地教育文化水準的人的意見，在殖民地制限下，一級官員以上的職務全部保留給「海外官員」去干，當地的「子民」僅能擔任二三級以下的職務。原因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現在年紀在四十五歲以上的官員，大多數連劍橋九號文憑也沒有考到，至於中文一竅不通，那是極平常的事情，誰也不覺得奇怪。 1949年，馬來大學的正式成立，這是馬來亞高等教育的新頁。1956年，南洋大學的成立，這是馬來亞高等教育的另一新頁。1963年馬大正式分開為兩間大學——馬大和新大——這又是馬來亞高等教育的另一新頁。除了馬大和新大外，這幾年來南大畢業生在政府各部門擔任工作的，已經超過600人。在各種獎學金的鼓勵下，以及自己出資，前往外國去深造的，也超過百人。昨天報紙宣布，政府決定以同等待遇對待南大，將來這三間大學和兩間學院——義安學院和新加坡工藝學院——在政府的鼓勵和社會的支持下，人才輩出，無論政府各部門或各階層的學校，定有一番新氣象。 你得風氣之先，自幼養成好學的習慣。雖然在當時學潮風起雲湧的狀態下，一般輕浮的學生動輒罵人「讀死書」，但你仍屹立不動，一聲不響地埋頭苦幹。現在水到渠成，手裡擁有雙鋒兩利刀，無論在政府各部門，或者大學文學系，你都遊刃有餘地能夠負起任何艱巨的任務。 現在略談大著《文以載道新論》。兩千年來，中國的學者和文人，不是主張「文以載道」，便是主張「詩以言志」。所謂載道，主要的是闡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所謂言志，主要的是發揮個人的悲歡離合、窮通利達的感情。 自五四運動後，西洋的文藝思潮逐漸被介紹過來。其中兩個主流，即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更轟動全國。當時中國有兩個文學團體，即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前者傾向浪漫主義，後者偏愛寫實主義。前者「為藝術而藝術」，便是言志；後者「為人生而藝術」，便是載道。從表面上看來，言志與載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 根據你三年的研究，你說：「『志』的文學思潮存在於六朝以前，『道』的文學思潮勃興於唐宋以後，兩者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中，披上不同的外衣，出現在文學思想的領域中。」又說：「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家所寫出來的作品，必然具有載道性，但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所寫出來的作品，依然具有載道性，所不同的只是各『載』各的『道』而已。」 根據這個角度來研究，從歷代名家文集中尋章摘句，找出要點，加以按語。條分縷析，一覽無遺。最後，才下個結論，很肯定說一句：「文必載道。」這兒所說的「道」，「並不限於任何一家的道，而是作家的主觀感情，融合了客觀的社會現實，在作品中所作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一種思想反映。」 寫了三十萬字，把「文以載道」的「以」字改為「必」字，變成「文必載道」。這就是現代科學的方法和精神的表現。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6月7日） 十六 ××： 英國企鵝叢書，最近出版了不少名著。無論文學、哲學、史學、音樂、藝術，甚至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它都有代表作和讀者見面。這些書籍，封面漂亮，校對精準，正合物美價廉的條件。雖然紙張僅用普通報紙，恐怕不易保存得很長久，但作為普及和提高教育文化的工具，這個叢書倒盡了它應盡的責任。 這半年來，我曾買了這個叢書幾十種。一種剛讀完，接著，又買兩三種。等到這兩三種剛讀完，我已經又買了五六種。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書籍日積日多，精神上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看樣子，大有夸父追日的形勢，我所看的書和我所買的書老是有很大的距離。 從前我看到德國一個大哲學家的圖片。他站在樓梯上，往書架上取書，褲襠下夾一本，左腋下又夾一本，雙手正在翻閱一本。書呆子在打發生活費用之餘，剩下的錢，多數用來買書，平時可以關了門，在書城裡做皇帝，可是一旦遇著什麼大變動，書籍又成為最大的負擔，除了忍痛捨棄外，真是毫無辦法。 昨天趁周末的餘暇，得研讀法國名作家伏爾泰的小說《坎迪德或樂觀主義》。伏爾泰是大機智時代最富有機智的作家，而這部小說是他的最機智的作品。他的筆鋒帶著尖刻的諷刺。為著支持正義，他一生受苦。他長期隱居於瑞士日內瓦的附近，以便避免政府和教會的迫害。他曾被人懷疑為諷刺過攝政王，致被捕入獄；他也曾被誣為譏笑朝臣的命令，致被趕出巴黎。 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很肯定地認為沒有快樂，生活等於空虛，而真正的快樂是不受任何物質的限制。這部小說就是諷刺人類愚蠢和罪惡的傑作。 我懷疑伏爾泰在沒有動筆寫這本小說之前，曾讀過中國的老莊的著作，或者塞翁失馬的故事。因為作者非常重視因果律，他認為有因必有果，這和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理論極相近。 這部小說的男主角坎迪德是德國某男爵的私生子，女主角喬尼艮是他的私生女。有一天，喬尼艮從屏風後邊吻了坎迪德一下，致被男爵趕出去。 坎迪德和他的老師潘格洛，老友詹姆士動身赴里斯本。中途遇著風暴，詹姆士淹死，坎迪德和潘格洛游到海岸。湊巧里斯本發生地震，於是當地長官下令處罰新客，潘格洛被判上吊（但劊子手沒有把死結弄好，結果，給他逃掉），坎迪德被判毒打，打得遍體鱗傷。 正在絕望的時候，有個老婦人帶他到一間屋子，給他吃，給他穿，並且使他和喬尼艮晤面。這事件使他大為驚奇，因為他早就以為喬尼艮不在人間。 坎迪德和喬尼艮這對貧賤夫妻，跟著老婦人跑到卡迪斯，不幸他們被人搶光。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坐船逃到巴拉圭。那時，坎迪德希望加入西班牙的軍隊，和反叛的耶穌會人士打仗。途中，老婦人訴說自身的經歷，原來她是教皇厄班十世的女兒。 在宗教史上，根本沒有厄班十世這麼一個人，這兒作者故意製造一個人物，託名厄班十世，藉以諷刺教會當局的口是心非的行為。 坎迪德決定攜帶一批寶石和金泥去找他的太太。當他和他的僕人動身的時候，身邊有一百隻綿羊，滿載財富，不幸中途被海盜搶去，財物損失殆盡，僅剩兩隻綿羊及其所載的一些東西。 坎迪德往見一位荷蘭商人，希望找門路，前往南美洲，不料這個商人乘他不注意的時候，竟把他的財帛搶走，把他拋在後頭。接著，他的僕人親自前往南美洲去找坎迪德的情婦，並且把她帶到義大利的威尼斯和他相見。 經過幾次希望和失望、得勝和失敗，坎迪德終於在土耳其和他的情婦相見。這時，他們都大徹大悟，知道流浪的生活是毫無意義，所以坎迪德特地買幾畝薄田，長為農夫，以度殘年。 這部小說的分量不大，人物也不多，但故事卻很多變化，其中有幾種哲理，很容易被中國的讀者接受。 第一，財產害人。聖經的「八福」，最注重清心寡欲。中國的聖賢也教人安貧樂道。不幸在人慾橫流的時代，有錢就有勢，有錢就有權，有錢就有名。因此，富甲王侯的富翁，大可無惡不作，而御用律師又要替他們保護。但是，熟悉世故的人，知道財富很難保留到第三代，與其賺了許多作孽錢，增加明偷暗搶的機會，不如放棄求富的念頭。 第二，色即是空。本書主人翁坎迪德，從初戀的時期算起，曾為他的情婦喬尼艮吃過不少苦頭。等到他歷盡萬苦千辛，最後和她晤面的時候，她已經變成又老又丑的婦人。這兒，色即是空的理論，剛好使人大發猛省。 第三，農家最樂。現在一般的趨勢，任何人都往都市擠。都市人口一多，住宅成問題，交通也成問題，而人聲嘈雜，空氣污濁，特其餘事。因此，比較聰明的大作家，多數都長期住在鄉下，連賽珍珠女士也要買了一大塊農場以終老。 至於本書諷刺的妙句，俯拾即是。須知諷刺需要高度的素養，謔而不虐。但是，為著愛寫諷刺的文章，伏爾德曾經付出很大的代價——坐監和驅逐出境。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6月14日） 十七 ××： 承詢「字無百日之功」是什麼意思，我可以簡答如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學書並不難，任何人只要很認真地寫了一百天，不難抓到門徑，至於登堂入室的成績，那麼就花了一輩子工夫，誰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其實，任何藝術和學術，最難的是基礎。在打基礎的時候，誰能夠找到良師，每天很專心而有恆地苦幹四小時至六小時，到了百天之後，他不難打好初步的基礎。例如西洋人學習中文，這在過去是一般人認為難若登天的工作。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起，由於美國兩間著名大學——哈佛和耶魯——的帶頭作用，美國的許多軍事、政治的工作人員，多數能夠在百天之內，學到純粹而流利的中國普通話，雖然中文要學得到家，這又需要畢生的時間和精力作代價。 由「字無百日之功」這句話，我不禁聯想到：「文史三冬足用。」在「六經皆史」的原則下，中國所有的汗牛充棟的古籍，都可以歸納到「文史」兩部門，因此，「文史三冬足用」這句話似乎很誇張，但其中卻有大道理在。 本來研究文史這兩門學問，雖然花了一輩子時間和精力，至多僅像九牛一毛。為什麼有人竟這樣狂妄，說「文史三冬足用」呢？原來所謂「三冬足用」，是指入門。到了入門之後，學者就覺得頭頭是道，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績，做一年有一年的新收穫；而這種境界，普通外行人絕對辦不到。 我平生愛看傳記。我看傳記的時候，最注重事主20歲沒有成名以前，但不大注意他們已經功成名遂之後。例如《羅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當他沒有畢業便離開牛津的時候，他還是個似通非通，半通不通的人物。就在二十歲那一年，他發憤自修，一面研究學問，一面鍛煉文字，不到一年半載之後，他便豁然貫通。從此以後，他就蓄意潛修，花了十二年功夫，著述一部空前的大著，在英國的史學界上坐穩頭把交椅。 又如丘吉爾。他本來是個壞學生，每次作文，落得老師給他以最壞的批評。就在他還未滿20歲時，他曾停止一切活動，專心看書半年。他一面研讀吉朋的大著《羅馬衰亡史》，一面背誦馬秀皋萊的《羅馬歌》一千二百行。另外還看了一些名著。從此以後，他信筆寫來，都成文章，連老師碩儒都要另眼相看。 又如戊戌政變的領袖康有為，他的一舉成名的行動固然在於「公車上書」，但他比較同時代的一般老學究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曾花了幾年時間，把當時上海各教會所翻譯的幾百部「西學」陸續讀完。本來好和壞，高與低，完全是相對的。康有為當時對西學的認識，恐怕遠不如現代的普通大學生，但在當時確是了不起。物以稀為貴，康有為之所以能夠起了帶頭作用，並非沒有理由。 一般說來，一個人無論從事藝術或者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從15歲到25歲的十年間。 孔子之所以很坦白地說明，他在十五歲那年，已經下個決心做學問；到了三十歲，他在學術界已經能夠站得住。這些話無非教人當少年氣力旺盛的時候，須特別努力。 關於年輕時代須立定鞏固的基礎這事情，18世紀英國政治家兼文豪徹斯德斐爾勳爵（Lord Chesterfield）《致子書》里曾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他說： 記住，任何部門的學問，假如你在十七八歲以前，沒有奠定鞏固的基礎，那麼當你的呼吸還存在的時候，你永遠也休想做巨匠。學問是我們年老的時候的一種舒服的必需的庇護所；假如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不從事種植，那麼當我們年老的時候，它就不會給我們陰涼。當你一參加偉大的世界去工作之後，我既不需要，又不敢希望你多多看書。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種情形下，這是不適當的；因此，目前是你的時代，是你唯一的時代，從事無倦、無怠，不間斷的努力。（見該書第38頁，人人文庫版） 徹斯德斐爾的《致子書》算是英國文學名著之一。在他的書信里，他時常以警告的口吻，告訴他的兒子，「現在還有兩年」、「現在還有一年半」，讓他傾全力來讀書，因為一旦離開學校，加入社會工作後，一個人至多僅能夠忙裡偷閒地讀一點自己心愛的書籍，寫些心愛的文章，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干例行公務，以便換回一家的口糧。 你也許會提出這麼一個疑問，我既然口口聲聲宣稱少年時代的重要，為什麼齊白石、陳半丁都是半路出家，後來居然能夠成為一代畫師呢？ 對於這問題，我有幾個答案。 第一，齊白石是做細木出身，陳半丁是畫茶壺出身。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固然沒有機會受過正式的藝術教育，但是，他們日思夜想，一心一意要向藝術進軍。這種心理上的準備，是他們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他們須比普通畫師費了加倍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須時常暗中摸索。例如齊白石，他曾足足花了半年功夫，把《芥子園畫譜》摹臨幾遍；他又曾細心觀察各種動物的動態，花卉的形狀，這些基本功夫下得深，一旦機會來臨，他們當然會脫穎而出。 第三，他們都活得長命。蕭伯納40歲左右，在倫敦社會上還沒出頭。齊白石在50歲前，在中國畫壇上還很寂寞。照常理，前輩提拔後輩；可是就齊白石而論，他卻靠後輩——如徐悲鴻和梅蘭芳——來扶持前輩。假如他早死，恐怕他的藝術天才始終沒有表現的機會了。 此問 近安！ 子云（1964年6月28日） 十八 ××： 接6月26日信，知道你的學問日有進境，不勝喜慰！ 來信說：「現在讀統計學，才知道解析幾何的方程式大派用場。以前我總覺得，各門科目是獨立的，彼此毫無聯繫，現在才知道事實全不如此。」 本來任何部門的學問，都是殊途同歸的。從前在討論治學方法的文章里，我曾一再強調文學、史學、哲學三門功課的重要性。假如這三門功課有相當基礎，以後無論研究文科的任何部門，你都覺得頭頭是道，絕對不會離譜太遠。 像文科以史學為中心一樣，理科是以數學為基礎。凡是史學和數學很有根柢的人，以後無論研究那一門學問，他都會搔著癢處。 我常覺得，從前華校的課程相當充實，除了英文一門，因為學習的環境不夠理想外，其餘中文、數學、理科，甚至美術、體育，都能夠平均發展。因此華校出身的學生，到外國去留學的時候，往往能夠得到驚人的成績。 其實，研究學術和藝術最大的樂趣，莫如融會貫通的意境。當一個學者或藝術家用功相當時間，到了一旦達到「一以貫之」或「豁然貫通」的程度後，他將樂此不疲，除了學術和藝術外，什麼事情他都可以不放在眼內。 當中國的幾間著名大學全盛時期，它們取錄學生的標準並不希望每科都及格。相反的，假如一個學生有一門功課能夠出類拔萃，得到最高分數，那麼他仍有被取錄的機會。 我想這辦法是對的。雖然我們希望被取錄的學生樣樣通，但是這種人才究竟占極少數。退而求其次，我們還是要遴選精通一科或兩科的學生，這比較每科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學生，更值得造就。為什麼呢？因為各門學問有共通點。凡是得到優異的成績的人，除了個人的天資和興趣外，主要的是得力於廣孚眾望的老師，設備充實的環境。一個學生既然在某部門學科上得到最好的成績，他當然可以運用同一的方法去研究其他部門的學科，因而達到同等的成績，所差的僅是時間的先後罷了。 在中國的藝術上，我們時常聽到「書畫同源」的說法。這是說，書法好的人去學畫的時候，會比人家占了三分便宜；同樣的，繪畫內行的人學字的時候，也會比人家省了三分力氣。因為任何藝術不外形式和內容，形式雖異，內容卻沒有二致。假如一個藝術家的人格高尚，生活豐富，態度認真，那麼他所運用的工具也許不同——有的用刀，有的用筆，有的用顏色，有的用琴線——但他的成功還是一樣。 古人說：「功不唐捐。」這句名言用普通話來說，就是「功夫不會白費的。」在市場上，我們時常會聽到「一分錢，一分貨。」在學問上，內行人也一下子會看出每個人的功夫的深淺，道行的高低。 從前孔子有兩位得意的門生——顏回和子貢。前者沉著，後者活潑；前者好像一個書呆子，後者儼然是個外交家。有一天，孔子以開玩笑的態度，問子貢說：「你和顏回較量一下好麼？」子貢答道：「小的哪裡可以和顏回比較？顏回是聞一知十，我至多是聞一知二。」 從這一段對話里，我們知道子貢太過謙恭，但是，就事論事，子貢的道行大概是不如顏回。雖然不是十與二之比，但我們可以很穩健地推測為十與七八之比。不然，以子貢自負嫻於辭令，長於外交，他絕對不會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 平心而論，做學問最大的關鍵，完全在於累積的功夫。一面往博大發展，一面往高深鑽研，到了火候成熟的時候，水到渠成，那種樂趣只有百戰百勝的將軍接連得到捷報時的心情可以媲美。 你現在研究會計學，所以下列三門功課，你必須念茲在茲，不可片刻離開。 第一，會計學原理。無論研究任何部門的學術或藝術，首先須注意原理、原則、方法。這種東西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過長期累積來的。一個專家畢生研究的成果，僅增訂一條定律，或鑄造一個名詞，成功之難，這兒可見一斑。我希望你熟讀會計學原理，每年至少要重溫一遍，每三年換一個最新的修正版，或其他更好的課本。一經比較之後，馬上可發現大同小異的地方。積三十年的經驗，你不難找出會計學原理變動的過程。屆時你如想寫一冊「會計學史」，一點也不困難。 第二，統計學。過去三十年間，歐美學術界最注意歷史和統計。大勢所趨，不但文科和商科各種課程受了影響，連理科，甚至醫科也沒有例外。你瞧，現在較大的醫院治療病人的時候，醫生不但要問病人的詳細歷史，而且要追溯到祖宗三代。在診治時間，無論溫度、血液、大小便，都要經常檢查。負責人就根據檢查的紀錄，造成統計表，一目了然。 第三，成本會計。現在工業先進國對於這門學問非常注意。由於大量生產的關係，每一單位的成本減少一兩分，一年就可以節省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目前馬來西亞各地區開始工業化，五年之後，所有工廠都投入生產，屆時，成本會計將極吃香。 假如你能夠把握住三門功課，這等於堅守三道防線，以後無論治學或治事，都綽有餘裕。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7月1日） 十九 ××： 接7月6日信，知道你最近在皇家音樂院的演奏會上的成績不算壞。除了謝台三次外，還得到一點獎金。《星期泰晤士報》的音樂評論家本人也是專門研究巴赫，他所給你的最高的評價，這意義比較獎金更重大。從今以後，你可以加強自信心，一面跟名師學習，一面找機會表演，雙管齊下，水到渠成，十年二十年之後，你也許會有一點出息。 萬事開頭難，第一道難關打破後，機會就會來找你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德國某城定於八月間舉行的音樂節，當事人要你的音樂院派人參加，你的教授馬上選中了你。我除了全力支持外，對於這次你赴德國參加音樂節，不能不說兩句話。 德國人是優秀的民族。他們無論治學治事，既注重方法，又重視精神。在方法上，他們力求系統化，因此，他們在哲學上、史學上，音樂上，以及各部門科學上，無一不以方法見長。在精神上，他們力求徹底，無論什麼事情，他們總是抱著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非窮源究流，融會貫通，絕對不會輕易放手。具備科學的方法，積極的精神，他們不干則已，要干總要達到出色當行的境地。 這是他們的優良的品性，同情他們的人固然這麼說，反對他們的人也是這麼說。 多年來，你喜歡演奏巴赫的歌曲，我想你對他的生平和事業早已有深刻的認識。現在我以外行的地位，略述他的軼事，給你參考。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是德國的作曲家，二百年來，一脈相承，每代產生了一二名手。雖然巴赫一家人長期住在杜林嘉（Thuringia）的小鎮，過著艱苦的農民生活，但個個把音樂當做最光榮的傳統。積二百年的經驗，到了巴赫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 十歲那年，巴赫的父母便溘然長逝。他的哥哥（Johann Christoph）本來是個風琴家，這時候便負起撫育巴赫的責任，並且教導他音樂。據說，他的哥哥因為妒忌這個小弟弟的才華，所以不許他擅自翻閱幾位風琴名家的手稿。求知心切的巴赫，不得不於月明之夜，藉助月光來抄寫琴譜，前後達半年之久，從此之後，他的視覺大受損害，到了臨死那一年，他的雙目完全失明。但是，狠心的哥哥一發覺他的手抄本的時候，卻馬上把它繳械。 15歲那年，他的哥哥也去世。於是他必須獨立謀生。仗著他的高音，他在學校的歌詠隊里找個職務。關於他當時所請教的老師，各傳記家都是莫名其妙，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他不斷努力地精研過去一二百年間德國的幾位音樂大師的作品。用中文的成語來說，他的成功，是得力於私淑，不是由於親炙。 巴赫的故鄉究竟是個小地方。因此，在假期內，他決心步行到漢堡去聽音樂。當他聽完音樂，在旅店的窗外羨慕人家大吃大喝的時候，忽然間有人扔了兩隻魚頭，附帶還有兩塊錢。他拾了錢，不準備回家，寧願再到歌劇院去多聽一回音樂。 當時他所崇拜的對象，為巴克斯德囂（Baxtehu）。這個人的許多作品，他曾手抄了不少。起初，他在恩斯達城（Anstadt）找個小職務，後來才在魏瑪城（Weimar）一顯身手。到了29歲那年，他一躍而為魏瑪公爵的高級樂隊的領隊，從此以後，他便充分發揮他的聖樂的天才和技巧了。 當巴赫在德萊斯登城（Dresden）從事巡迴演奏的時候，有人曾慫恿他和法國的一位高傲成性的風琴家馬贊打擂台。誰料到了指定的日期的早晨，馬贊倒有自知之明，偷偷地跑走了。 這次的勝利，使巴赫得到格申（Gothen）公爵的賞識，聘他為首席指揮。他在這兒一連住了六年，直到38歲那年，他才移居到萊比錫（Leipzig）。 35歲喪妻，第二年續弦。前妻生了七個兒女，其中兩位頗負時望。繼室生了十三個兒女，她是個有名的女高音，對於他的樂譜的寫作有極大的幫忙。 巴赫和亨德爾（Handel）是同時代人，彼此互相仰慕，但兩人始終沒有謀面的機會。「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中外的詩人和藝術家多少都有這樣的感覺。 自巴赫定居於萊比錫後，他的著述宏富，聲譽鵲起。他在音樂界享著最崇高的地位，可惜收入不多，負擔極重，所以他死的時候，仍是一貧如洗。 由於印刷業出版業的落後，巴赫一生所寫的樂譜多數散失，直到一百年後，才有人把他的作品儘量搜集起來，陸續出版。 巴赫是德國音樂的開山祖師。受他影響最大的有莫扎特（Mozart）、貝多芬（Beethoven）、蕭邦（Chopin）、孟德爾孫（Mendelssohn）、瓦格納（Wagner）、勃拉姆斯（Brahms）。其中以貝多芬的研究最為深刻。貝多芬把他所能找到的巴赫的遺著詳加分析，並且隨時做筆記。因此，他大可像蘇東坡說陶淵明是他的前生一樣，認自己為巴赫的化身。 自來成大功的人，多數是集大成。在音樂上，巴赫是集大成的人物。他的才華和智慧，信心和努力，使他在音樂上成為無所不知的全才。結果，他成為承先啟後的大人物。他把德國幾百年來的成績作個總結算，然後建豎自己的體系，後來的音樂家就根據他的體系，隨個性和時代的差異，略為增減，而他的成績，就是真美善的最高境界。 容再談，順祝 旅途平安！ 子云（1964年7月10日） 二十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雖然沒有知人之智，卻有自知之明。 從加入偉大的社會的熔爐那天起，我馬上發覺自己是個無能的人。我的無能達到什麼程度，這要看環境而定。在通都達邑里，我當然是「天下無能第一」；在窮鄉僻壤里，我也許是「天下無能第七」，因為周遭目不識丁的鄉下佬恐怕比我更差勁。 明知自己的無能，但是雄心未死。我羨慕那些叱吒風雲的英雄，縱橫捭闔的鬥士，旋乾轉坤的偉人。我想自己既然一事無成，為什麼不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 中國是個名教的國家，名正言順，所以首先要做正名的工作。當我的兒女沒有出世前，我已經給他們取好了寓意深長的名字。 老大出世時，我正在重溫《左傳》。在春秋的大政治家中，我最佩服子產的辭令、手腕、風度。子產名僑，因此，我毫不遲疑地把老大來紀念僑。 當現代史家還沒有做翻案文章之前，諸葛亮無疑是三國時代的第一能手。當老二出世時，我早就決心把他來紀念諸葛亮。湊巧那時第二次大戰打得很熱烈，一代英雄丘吉爾「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的行動和言論，都受我密切的注意。因此，我也學時髦，把「溫思頓」這個洋名，加在老二的頭上。 閒居研讀《明史》和《明儒學案》，知道王守仁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在政治上，他能夠當首長；在學術上，他能夠自立宗派。這充分說明他並不是單純的道學先生。你瞧，「險夷原不在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他的胸襟是多麼豁達！因此，老三一出娘胎，我決定把她來紀念王守仁。 曾國藩是我童年時代所崇拜的出將入相的大人物。我能夠粗通文字，略識治學門徑，很得力於曾公，所以老四是用來紀念他。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的偉人。他的學識和才華雖然沒有機會讓他充分發揮，但他的百折不撓的魄力，實在值得人欽佩。因此，老六的名字就採用孫文的文字。 自1949年由歐洲歸來後，動極思靜，對於政治毫無興趣。那時，我最愛看蕭伯納的作品，到了老七出生時，我決定把她的名字叫做蕭，不管這是洋蕭或土蕭。 老五幼殤，不必提。 時間過得真快，一下子就是幾十年。現在他們的個子，都長得很高大，雖然思想和學問還很幼稚。我細心觀察他們的興趣和嗜好，知道他們六人之中，沒有半點和叱吒風雲的英雄、縱橫捭闔的健將、旋乾轉坤的偉人相近。這兒我不得不心甘情願地收拾白天做夢的念頭，老老實實地鼓勵他們往科學、技術、音樂等方面進軍。 孔子說得好：「觀過知仁。」假如你知道一個人的偏差，你就知道他的優點。本來「知子莫若父」，做父親的人對兒女的認識比較別人更清楚，他應該很坦白地分析他們的優點和缺點，截長補短，使他們得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點，這才不會誤入歧途。 老大出世時，正值我的生活最快樂的時代，精力充沛，工作永不疲倦。當她兩周歲那年，我就請了一個先生來教導她，到了3歲生日，她已經毫不費力地認識了三千個生字，背誦幾十首唐詩。不幸七七事變發生，舉家逃難，學業中輟。以後正式上學後，成績雖冠儕輩，但為人拘謹，不夠活潑；補救的辦法，就是守圓，只要稍微圓滑一點，在處世上她也許會少吃一點虧。 老二倒有一點小聰明，學什麼，像什麼。我恐怕他所務太廣，將來會散漫無歸。俗語說：「百藝通，沒米舂。」荀子也說：「行衢道者不至。」因此，我一再囑他守約。只要他能夠守約，將來不怕不會專精。到了那時，自然而然會長享一精百通的樂趣。此中關鍵，全在加強根據地，而這種意境須在守約二字上做功夫。 老三最大的毛病，在於任性。興會來時，她可以夜以繼日地學習一種東西。到了興會索然的時候，她便掉頭不顧。古人補救任性的毛病，多從有恆著手。陶侃的運甕，許多名人的勤寫日記，這些工作最大的作用，在於養成恆心，所以老三如想克服任性，她應該守恆。 老四本來寡言笑，可是自她表演了一場白話劇後，膽子大了，什麼場面也不怕了。今年她花了兩個月工夫，在澳洲到處旅行，到處都有人熱烈懇待。這是她的長處，但是，圓滑如做得過分，很容易流於虛偽，所以補救的方法，就是守方。 老六好勝心極強，什麼事情她都力求徹底。她的功課預備得很充分，書房陳設得整齊，甚至衣著，也要做到一塵不染。具備這種性格的人，很容易流於孤僻，變成落落寡合，因為曲高和寡，這本來是自然的趨勢，所以補救的辦法，就是守寬。待己不妨照舊嚴格，待人須儘量寬容，這就是古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意思。 老七還小，不懂得運用時間，更不知道創造時間。須知生命有沒有價值，全看時間是否運用得當。以後如能訂計劃，利用時間，前途也許不至於太過黯淡，所以她的當務之急，就是守勤。 寫到這兒，我覺得抓住兒女的缺點，指示他們以改過遷善的辦法，這比較憑空希望他們做什麼英雄、鬥士、偉人好得多。蘇東坡說：「但願吾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我和蘇公不同，我只望下一輩老老實實地做奉公守法，利人利己的公民。 此問 近安！ 子云（1964年7月17日） 二一 ××： 7月15日晚上，到維多利亞劇院，欣賞「李豪合唱團音樂會」，得益真不少。 你這個合唱團，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起初僅是一片荒地，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播種、耕耘、灌溉，現在已經達到收穫的階段。小心眼的人，也許會說你喜歡錶現：真正愛好音樂的人，才十分賞識你的偉大的魄力。 提起合唱團，單純懂得歌唱還不夠，它還需要堅強的組織能力。因為各位團員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愛好歌唱，此外，差不多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有的學問很高，有的能力很低；有的十分文雅，有的相當暴躁。集各種不同典型的青年於一堂，一面要認識每個人的特長，指定他擔任某一項工作：一面要作通盤的計劃，使大家步伐一致。這工作的困難，實在不亞於百萬大軍的總司令，雖然總司令所控制的人數，和團員僅一百幾十個人的指揮的規模不大相同。 你一向長於組織，光是這筆資本，就使你立於不敗之地。那晚的節目，一共三十二項，上下兩場，各得十六項。開頭和結尾，都是全體合唱，那五六十個團員，個個少年英俊，服裝整潔，每個人都是聚精會神，聽命你耶一根纖細的指揮棍。至於你本人呢，外松內緊，不但傾全副精力，要把每首歌唱得成功，甚至連每隻細胞，每根毛孔，也要奔向同一的目標。我暗自揣度，你那種指揮的姿態，固然適宜於合唱團，假如有機會讓你來舞蹈或演劇，也是勝任愉快。 除了全體合唱外，中間穿插著各種歌曲。有的十人八人一隊，有的三人五人一組，另外還有獨唱，參差錯落，顯著多彩多姿。在音樂方面，除了鋼琴外，還有中國的音樂、馬來的音樂、夏威夷的音樂。這樣一來，場面才不單調。每個人既要儘自己的本分，又要彼此配合得很調和，這種功績，當然要歸於得力的指揮。 這次的歌唱會，純粹採用民歌，這是個聰明的辦法。在任何國度里，民歌是一切詩歌的祖宗。樸質雄厚，簡單明了，是民歌的特色。經過大詩人、大音樂家的陶冶洗鍊後，民歌才有定型；而大詩人大音樂家的傑作，不過集民歌的大成罷了。假如把大詩人大音樂家的傑作當做滿漢全席，那麼每一首特出的民歌，等於一種五味調和的最精緻的小食。 在過去，一般士大夫不大注意民歌，直到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音樂專家才到處採訪民歌、民謠，尤其是中國邊疆的民歌，那一股豪放的情緒、激昂的氣概，簡直使一般關在屋子裡無病呻吟的「詩人」，自慚形穢。 這次合唱團不但注意亞非各國的民歌，而且也大量搜集歐洲各國的民歌，其中包括捷克、義大利、西班牙、羅馬尼亞、蘇聯、奧地利、法國、美國、匈牙利的民歌。可惜因為時間關係，北歐幾個國家，以及德國、瑞士、荷蘭、比利時的民歌沒有被採用，不然，這更見完備。 就個別的項目而論，《小黃鸝鳥》、《小河滴水》、《尕老漢》、《三個兄弟挑對象》、《愛挑剔的大姑娘》、《山中少女》等首，唱來很有風韻，同時，也博得最大的掌聲。那些團員，年紀那麼輕，態度卻那麼大方，毫無怯台的毛病，這證明他們訓練有素，心裡很有把握，這才不慌不忙，充分發揮他們的本事。 上半場有男中音獨唱。這位先生是個律師，他的哥哥，是個名指揮，一家人都愛好音樂。那晚他唱黑人靈歌的時候，氣力充沛，聲音嘹亮，把被壓迫民族的一般反抗的精神完全透露出來。 下半場有女高音獨唱。這位小姐，文雅大方，一看就知道她對於音樂很有素養。 然而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伏爾加船夫曲》。這首民歌，前後我已經聽了四十年，直到這次音樂會上，才充分領略它的味兒。 首先我們要知道，《船夫曲》的歌唱者，絕對不止一個人，所以誰想作獨唱，這就是文不對題。其次，伏爾加河像中國各地的河流的上游一樣，船夫須親自下水，把船兒從灘頭硬拉上去。天氣既冷，水流又急，那種辛苦的狀況，實在不是整天坐在冷氣房裡的先生小姐們所能想像。因為工作辛苦，所以大家只好協力同心，哼出「嗨唷」「嗨唷」的聲音。因為這隻船是由遠到近，又由近及遠，所以歌聲應該由微弱到高亢，又由高亢到微弱。這個重點，那些團員早已有充分的把握。因此，他們唱來，合節合拍，絲絲入扣，打動全體聽眾的心弦。 自我能夠運用腦筋，作獨立的思維那一天起，我就堅信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積四十年的經驗，深知要達到這目的，只有文學，音樂，繪畫、雕刻、體育。這些東西都不分國界的，誰有本事，他就高踞寶座；誰沒有本事，他就名落孫山，中間毫無伸縮的餘地。 年來在我的職位上，我曾一再為文鼓勵政府及社會人士創辦音專、美專、體專，同時，我也提倡設立國家科學院。可惜人微言輕，所說的話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 十幾年來，你一直嚴守你的崗位，每年總開了一兩次音樂會，造就不少歌詠的能手，你的成績，已經引起社會的注意。假如一般從事文學、美術，體育的人，都像你這麼熱心，各盡所能，然後集合各細流為巨川，到了那時，國際人士一定會對我們另眼相看。 忙中草此，順祝 大安！ 子云（1964年7月21日） 二二 ××： 前函意有未盡，今天繼續談下去。 最近有一對澳洲的夫婦到我家來做客。為著盡東道主之誼，我特地請他們到維多利亞劇院去聽加拿大的合唱團。這個合唱團的主持人兼指揮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人。他所領導的合唱團不到三十人，其中有兩位男孩，其餘都是十幾歲的女孩。據說，該合唱團已經出國表演十一次，這次順道訪問新加坡，僅表演一場，由國際扶輪社主辦。 由於扶輪社各會員及他們的夫人的努力支持，那天的合唱團來個滿座。但是，就事論事，我覺得加拿大的合唱團，遠不如你所領導的合唱團。因為它的團員有的僅十二三歲，音量不夠大，同時，臉部太過緊張，唱來相當生硬和單調，雖然一般聽眾很客氣，報以熱烈的掌聲。 當我靜聽加拿大合唱團的表演的時候，我馬上有個念頭，要鼓勵你所領導的合唱團出國表演。 過去百年間，一般中國人在歐美列強的炮火的洗禮下，由夜郎自大的習氣，一變為畏外，再變為媚外。在那些淺薄的買辦階級的心目中，仿佛月亮也是西洋的好。莊子說：「哀莫大於心死。」這種自暴自棄的人，他們實在等於慢性的自殺，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所以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實在怪可憐。 我們固然反對妄自尊大，但是妄自菲薄也是要不得。從前我們是關在屋子裡，有時自我陶醉，有時是自我毀滅，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對的。現在事實告訴我們，凡是歐美列強所能做的事情，我們照樣也能夠做到。在大家所認為難能可貴的諾貝爾獎金，我們已經有兩位青年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於八年前得獎。在西洋音樂壇上，我們已經出了兩位名震遐邇的朱暉和傅聰。這兩位天才的指揮家和鋼琴家，他們成名的時候，還未到三十歲。 經過這次加拿大的合唱團的表演後，我更加強了一種信念。假如有機會讓你的合唱團出國表演，成績一定在加拿大的合唱團之上。 現在假定籌備的期間為一年。在這期間內，你最好能夠做到下列幾件事情。 你的合唱團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其中優秀的人才輩出，你可以從那些團員中遴選四十名出類拔萃的人物，加以特別的訓練，使他們既適宜於合唱，又能夠作個別的小組的表現。二者兼顧，將來演出時，當然會多彩多姿，至少不像加拿大合唱團那麼單調而沉悶。 談到表演，起碼要做到精熟二字。只有精熟，這才能夠表達內心的感情。不然，雙手捧著樂譜，邊看邊唱，這不但會妨礙指揮的動作，而且也有礙觀瞻。你瞧，中國的京戲，歐洲的歌劇，演員一唱就是一兩個鐘頭，除平時把歌譜讀得爛熟，以便達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 在遴選和訓練團員這方面，你有絕對的把握，用不著我多嘴。再進一步，就要籌劃經費了。 加拿大各團員的旅費是自備的，這事情你的大部分團員恐怕做不到。要達到這目的，你不妨先來個預算，然後從長計劃怎樣籌款。 假如我們把第一次出國表演的目的地暫定為泰國、南越、香港、日本，每個地方公開表演兩三天，遊覽兩三天，來回不到一個月。假如你能夠得到一兩間航空公司的贊助，讓全體團員買半價來回票，那麼這個數目並不算太大。 假如你能夠和一些機構，如國際扶輪社，或各地男女青年會和音樂團體取得聯繫，讓它們供給膳宿並推動一切推銷門票的工作，那麼你便節省了不少開支，同時，你到了每個地方，大可享受「賓至如歸」的樂趣。將來門票所得，可用來幫忙當地的慈善事業及音樂團體。利人而又利己，這是最理想的辦法。 最後，我們難免會遭遇最頭痛的問題——這就是籌款的問題。 我想，新加坡文化部應該提倡這事情。年來文化部很想做些工作，把新加坡的大名送到國際舞台上去，可惜工作還沒有抓住重點，所以成績還不夠理想。 老實說，聘請外地的藝人到這兒來表演，遠不如派遣我們的藝人到外地去表演更容易收效。這種工作文化部早就應該倡導，現在不妨由你的合唱團開始，等到合唱團載譽而歸的時候，我們更可組織歌舞戲劇團體出國表演。這比較有些人提議花了大筆錢到外國報紙雜誌去登載廣告更見實際。 除了文化部外，新加坡現有的幾個基金會，相信也樂意捐助。他們的基金的來源，是靠新加坡的繁榮；合唱團的工作是間接地促進新加坡的繁榮。因為社會經濟僅算是下層的基礎，文化工作才是上層的建築。有了文化團體，替國家到處宣揚，這工作的重要性，並不比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將士差了一絲半厘。 此外，你的團員中也許有少數家道富有的青年，他們的父兄和親戚朋友，也許願意幫忙一些經費，使你的合唱團能夠成行。新加坡有不少明白事理的家長，他們經過兩次大戰之後，知道儲蓄金錢給子孫，並不是頂妥當的辦法。 合唱團出國表演的計劃，希望明年此日能夠實現。一年不行，二年；二年不行，三年。反正天下無易事，天下也無難事。誰肯埋頭苦幹，遲早總有百川歸海的一天。 此請 大安！ 子云（1964年7月31日） 二三 ××： 昨天和你暢談兩個鐘頭，彼此交換了許多意見，其中關於南洋華人社會組織的變化，大家的意見極為接近。現在趁記憶還很新鮮的時候，特地把它記錄下來，聊供將來參考。 我常覺得，1955年的亞非會議，可以算是南洋華人社會組織的分水界。在亞非會議前，住在南洋各地的華人，十九以僑民的身份自居，不管他們已經在南洋各地住了好幾代。自亞非會議後，中國和印度總理同時發表聲明，住在南洋各地的華人和印人，要麼保留原來的國籍，要麼申請當地的公民權，成為當地的公民。自這聲明公布後，南洋各地的華人社會馬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大多數歸化為當地的公民。因此，馬華、越華、暹（泰）華、菲華、緬華等名詞，馬上流行於各地。 這是個極重要的措施。自此以後，各地政府的政策，配合著社會組織的更動，那變化的迅速，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初期到南洋各地來謀生的華人，既沒有政府作後盾，又沒有學位做靠山，他們單純靠鄉緣和血緣，在社會上找個棲身之地。例如張三是福安縣人，李四也是福安縣人，後者可以根據這麼一點點的鄉緣，請張三幫忙，同時，張三也看在同鄉的面子上，自動地慷慨地供後者以膳宿，並且替他找職業。又如某甲姓陳，某乙也姓陳，二人一經介紹之後，馬上可以認為親人。光憑這一點點的血緣，一位新客很容易地得到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僑領的關照。南洋各地所流行的「隆幫」的精神，是一般新客初到南洋，便能夠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 因為語言、習慣、人情、風俗的關係，從中國同一地區來的人，多數聚集在一起，經營同一的生意。就新加坡而論，源順街和中街，主要的是福建人經營商業的地區；二馬路新巴剎及沙球拉路，主要的是潮州人的地區；米芝路及海南街，主要是海南人的地區；牛車水一帶，主要的是廣府人的地區。至於客屬人士多數經營藥材、當店、洋雜；三江人士多效經營木器、書業、娛樂事業，這已經成為常識，不用說也可明白。 鄉緣和血緣，不但支配商業，而且也涉及文化。在新加坡，福建人較多，所以福建會館屬下有道南、愛同、崇福、南僑、光華等校；潮州有端蒙、義安、潮陽等校；廣州有養正、南華等校；客屬有啟發等校；海南有育英等校；福州有三山學校；三江有三江學校。在戰前，各幫人士多數送子弟到各幫的學校去讀書。一來當時普通話還不大普遍，運用方言來教學比較方便；二來當時還沒有最高學府，一般人多準備送他們的子弟回到原籍去升學；三來幫派很嚴格，誰也不願意低首下心，看別人的嘴臉。基於上述原因，所以學校的陣容也分得很清楚。 隨著新時代的進展，新潮流的襲擊，舊社會完全解體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社會的組織。 首先談商業組織。過去華人的商業，單純是家庭的商業。除了一家的成員外，就是姑爺和舅爺以及他們的朋友。這些成員大多數脫離不了鄉緣和血緣。 現在的商業組織，多數採取有限公司的形式。由於有限公司的數目日漸增加，所以股票市場十分活躍。張三可以買進李四有限公司的股票，李四也可以購入張三有限公司的股票；擁有股票的人，用不著親自到公司經營生理或者檢查賬目，他們可以通過各種經紀人、律師、會計師，替他們執行業務。比起舊式商店老闆腰纏幾十把鎖匙，朝夕不能片刻離開商店，新式的有限公司的股票擁有者可舒服得多了。 商業的形式和規模的變化，使他們不必過分依賴鄉緣和血緣。住宅地區的變化，更使他們不必過分依賴鄉緣和血緣。 從前因為交通不便，一般人都喜歡聚族而居，至少許多鄰居都與鄉緣和血緣很有關係。自建屋發展局大規模地建築高樓大廈後，各種各式人士都同在一個屋檐下討生活，同時，由一個大門或公共電梯出入。在這種情形下，同鄉同宗的觀念差不多降到零度。換句話說，大家僅承認自己是當地的公民。 尤其重要的是混合學校的創辦。從前我們有華校、英校、巫校、印校，而華校中又按幫派來設立許多學校。現在除原有各校不計外，還成立了許多混合學校。在混合學校里，任何幫派的痕跡也找不到。它們只成為當地的學校。教材的內容完全一致，這是訓練新國家的公民所採取的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假如媒介語能夠充分注重母語。 成績更為可觀的，就是最近新加坡舉行的各族學校運動會。以前我們的華校、英校、巫校、印校運動會，分別舉行，看來似乎有些隔膜。現在我們乾脆用國家的名義，把各校的選手聚集於一堂，讓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最後，把打破紀錄的成績，歸功於國家，這是培養國家觀念的另一種方法。 時間和潮流，時時刻刻在變動中。它們是不會等待任何人的。一等人領導潮流，二等人適應潮流，三等人開著大門，閉著眼睛，不理會什麼潮流不潮流。最後一種人也許能夠自我陶醉，但是，狂風暴雨一來，首先遭沒頂的，就是這種抹殺事實的頑固分子。 此問 大安！ 子云（1964年8月8日） 二四 ××： 別後三十四年，天各一方，始終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三個月前，你應義安學院之邀，到該院擔任中國文學講座之後，這才有機會和你晤談。 真是「衣不厭新，人不厭舊」，三十四年的寶貴時光飛也似的過去了，但是，大家一見如故，絲毫沒有隔膜。寫到這兒，我恨不得返老還童，重新回到最高學府里多住幾年，多結交幾位心心相印的明友。 多年來，我曾間接地知道你對於文學批評致力很深，只因關山阻隔，不能時常請益。直到最近拜讀大著數種後，這才明了你對於文學有高深的造詣。 當你離開燕大後，你曾到法國留學四年。在這期間，你縱情瀏覽法國作家的名著以及他們關於文學批評的理論。的確，理論是一切學術的基礎。誰想在學街上有更大的成就，他應該先打通這一關，不然，說話就沒有根據。 古人說：「徒善不足以言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同樣的，單純在理論上做功夫，而沒有豐富的資料讓自己運用，這不是痴人說夢，便是人云亦云，連自己也不敢相信，怎麼能夠說服人家。 據我的觀察，歐洲的文學批評雖然給你以南針，但你得力處卻在於中國古典文學。從《詩經》、《楚辭》、《史記》、《文選》、《陶詩》、《李後主詞》，以及《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元明雜劇，你都下過苦功夫，其中《詩經》，《陶詩》、《紅樓夢》你都有專門的著作表現。具備豐富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知識，你當然能夠予取予攜地引用各種材料來充實你的談資，證明你的理論。事實上，理論是再簡單不過，最難的是胸羅萬卷，提出最適當的例子來證明。 在研讀每一個重要文學家及其作品的時候，你首先注重他的生平及時代背景。這是最聰明的辦法。須知「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假如我們對於一個偉大的文豪的生平及其作品，茫然無知，那麼我們批評他的作品的時候，難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根據這個正確的認識，當我寫《尼赫魯傳》和《泰戈爾傳》的時候，我固然要先敘述他們的時代的背景，思想的淵源；當我寫《甘地傳》的時候，我要費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很徹底地探討甘地思想的前驅。光是美國大詩人韜廬，英國大文豪拉斯金，俄國大小說家托爾斯泰這三篇短文，足足花了我一年時間，但是，閱讀時所得的融會貫通的樂趣，絕對不是任何物質上的報酬所能比擬。 我常覺得，研究任何一門學術或藝術，最重要的是根柢，根柢雄厚，以後受用不淺。譬如中國文學，首先要懂得句讀，或新式標點符號；其次須懂得解釋，或英文的注釋（paraphrase）；再次就要摘要或節略（precis）。這三部分基本的工作做得好，以後無論當教授或作家，將有無窮的樂趣。 大著對中國的古文和舊詩的解釋，可以說是十分到家。本來詩篇是最難解釋的，所以古人才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之嘆。其實，古人既然可以用詩篇表達出來，那麼只要我們慢慢推敲，了解他們的用意，遲早也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記得從前辜鴻銘老先生在他所著的《春秋大義》里，他曾翻譯了好幾首「唐詩」。他首先是一個字一個字對譯，然後翻譯整句，使讀者明了它的意義。最後，才加以修飾潤色，使它成為英文的詩句，既顧全音節，又注意重腳韻。譯筆如此，真不愧為原著者的忠臣。 自新文學崛起之後，一般書店曾請人把中國比較流行的古典文學譯為白話文。這些白話文的譯本，大多數是味同嚼蠟，每個字每句子都可以明白，但全文看完之後，往往不知道它在搞什麼把戲。原因是，那些低級的譯者，僅能照字面翻譯，不懂得抓住要領。比起你的引人入勝的解釋，大部分言文對照的讀物，盡可放在字紙簍里。 自你從法國回來後，你曾任大學教授二十年，擔任政府機關工作十年。前者使你有機會發揮偉論，後者使你認識世故人情。此外，你一有功夫，便手不釋卷，筆不停揮，到如今，水到渠成，大著一部一部脫稿，給出版界增光，給讀者充實精神食糧，這種功德絕不是那些坐大車、住大樓、吃大菜、講大話的達官顯宦、富商巨賈所能望其項背。 截至現在止，朱光潛先生可以算是中國有數的文學批評家。朱先生服膺義大利克羅齊的學說，可算是師承有自。你既然領略他們的優點，同時，又懂得揭穿他們的缺點。這才是讀書得問，這才是做拿手戲，說內行話。 我很高興，當我花了幾年功夫，寫了四冊《海濱寄簡》的時候，你也運用通訊的體裁，寫了幾本《文學與生活》。雖然大家相去幾千里，沒有謀面的機會，但有些論調，卻不約而同，尤其是有時引用《離騷》、《陶詩》、《杜詩》、《紅樓夢》的名句的時候，大家的眼光都集中那些片段，這不知道是否未名湖畔或圓明園中的幽靈附在我們的身邊，使我們對於某一問題，往往有相同的觀察。 今後你將長住新加坡，有空當和你長談。雖然我們早已戒酒，但是以茶當酒，照樣富有風趣。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8月18日） 二五 ××： 五年前，由於某種機緣，得和你共事四個月。在那過程中，我對你的見識的高超、態度的公正、辭令的委婉，非常欽佩！從那時起，我們時相過從，交換意見，那種樂趣，絕不是一般酒肉朋友所能想像。 目前新馬僅有三間正式大學，兩間國立，一間私立，論數量，一點也不算太多。不幸這三間大學的副校長的職位都是虛懸，一位已經下台，一位將要退休，一位還沒有正式補上。以你的治學治事的精神，加上去年訪問英、美、日本時多方考察大學行政，相信在整個新馬中，像你這樣的人才，可以說是不可多得。 我常覺得，辦學不難，難在主持校政的人有聲望、有眼光、有魄力。有聲望，才能夠取得社會的信任；有眼光，才能夠吸引得力的教職員；有魄力，才能夠按照固定的計劃來進行。不為威迫，不受利誘。萬一困難萬端，阻礙力太大，一時不能實現自己的懷抱，那麼只好急流勇退，推位讓賢，絕不應像駑馬戀機豆一樣，受人侮辱。 抱定這宗旨來辦學，自己大可無憂無慮，天君泰然。事實上，這種穩紮穩打的辦法，已經立於不敗的地位，以求可勝。 談到辦學，不外聘請勝任的教職員，遴選敏而好學的學生，充實圖書儀器的設備，加強社會的聯繫四大項目。現在署述如下。 第一，聘請勝任的教職員。喜歡看京戲的人，到了每年年底，寧願典當借貸去找錢來看義務戲。因為義務戲是集各名角於一場，光是那張海報貼出來，內行人看看戲碼，望望名單，早已神遊舞台裡邊。同樣的，當幾位馳名國際學林的好教授被某一大學聘請了之後，這間大學的聲譽馬上變成很響亮，例如愛因斯坦之於普林斯頓大學，懷特海之於哈佛大學，正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須知教授固然要謀生，但他們更需要可以自由發揮的環境。只要學校肯出重資，禮賢下士，聘請聲名卓著的學者來擔任教授，那麼雲從龍、風從虎，高明的人都願意跑到這間大學的旗幟下來服務。你瞧，美國柏克利學院，它的大名與日俱進。年來它已經聘請了不少諾貝爾獎金的得獎人擔任各門功課。看形勢，大有後來居上之概。 第二，遴選敏而好學的學生。在求學的一二十年間，敏而好學的學生，無處不受人歡迎。不過這種優秀的學生，多是身經百戰，一再被淘汰，最後僅剩了少數記性好、悟性強、表現力大的學生。這種人才一出校門，便受社會歡迎。 其實，學生是一片白紙，染於朱則朱，染於黑則黑，關鍵全在於教師。只因教師是良莠不齊，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濫竽充數。有的特立獨行，有的狐群狗黨。古人說：「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同樣的，不但學校要遴選學生，學生也應該選擇教授。除了本系必修科外，學生應該選擇那些能夠叫座的教授的課程。至於那些不稱職的教授，學生不妨向學校當局提供意見，但不宜採取直接行動，或任何恐嚇手段。 現在科學日新月異，要受完全教育，起碼須二十年工夫。聰明的學生，應該充分利用這機會來增進技能知識，奠定學術基礎。因為將來一離開學校，擔任社會工作，恐怕很難找到適當的機會來進修。因此，潔身自愛的學生，應該以認真學習為第一要義。只要全體學生都抱定這宗旨，那麼良好的學風一造成，連不長進的人也會長進了。 第三，充實圖書儀器的設備。美國的幾間著名大學如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它們的學生和圖書的比例，是一對六百。這是說，一萬名學生，就有六百萬冊的圖書。我們到一間大學去參觀，只需看它的圖書館藏書的豐富或貧乏，便知該校一般水準的高低。 至於理科、工科、醫科，關鍵全在於儀器。儀器是最費錢的東西。一間著名的大學，它的儀器的設備，往往成為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表率。只因它的儀器的設備十分充實，造就出來的學生能夠領袖群倫，所以它容易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大力支持。只要捐款源源而來，同時，出錢的人不干涉校政，讓校長及各位有關教授去自由處理，相信這間大學一定會辨得使大家個個滿意。 第四，加強社會的聯繫。大學不但要為學問而學問，而且須注意學生將來的出路。假如大學當局懂得運用這種複雜微妙的關係，一方面，可以聘請公私各大機構的主管人兼授一點功課，給他們以象徵式的報酬：另一方面，可以徹底認識社會所需要的到底是那一類人才，然後由大學製造適當的人才，供政府和社會使用。這是儲材國用的辦法，這也是使大學和社會不至脫節的辦法。 目前的新馬出類拔萃的人才，實在寥寥可數，所以現有的三間大學都需要你出山。只要你肯答應，誰都表示歡迎。 有人說，你在醫學上已經有高度的成就，假如一旦出來擔任任何一間大學的行政工作，恐怕你的時間和精神將大受限制，沒法子繼續研究專門問題。 話又說回來，做醫生是看個人的病，做大學副校長是看團體的病。目前是鬥智兼鬥力的世界，把有病態的最高學府納於軌道，使它變成健康的機構，這種功勞實在不小。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8月23日） 二六 ××： 你我是新交，但我們有幾位共同的朋友，所以一見如故，無話不談。 日前蒙你見愛，將你的公子朱暉的親筆信兩封給我看，看完之後，大受感動，現在特地寫封信同你道賀。 父母愛子，無微不至，這已經成為天性，一點也不足驚奇。但是，普通人愛子，多少近於溺愛，或者盲目的愛，對於孩子的個性和特長反而熟視無睹了。 你告訴我說，自朱暉五歲那年起，你發現他有音樂的天才，所以你就傾全力引導他往這方面發展。積二十七年的苦心栽培，現在朱暉已經立功異域，享譽歐美了。「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句話加在你身上，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 你是個宅心忠厚、沉默寡言的人，平時極少和人交遊。以你那種性格而插足商場，正如蘇東坡所說，「滿肚子不合時宜。」但是，「德不孤，必有鄰。」真正誠實的人，到頭來，不會吃虧的，因為冥冥之中自有一定的安排，你不急急於功名，但是實至名歸，功名會自動地落在你的頭上。請問，目前整個東南亞是否還有第二個朱暉？而你是一手創造朱暉的人，這還不值得你自豪嗎？ 目前朱暉應南美洲阿根廷國家劇場之邀，前往指揮一個著名的樂隊。全部節目，須五個晚上演完，而朱暉個人得指揮四場，每次演奏完畢，謝台多達五次，那種狂熱的態度，正如虔誠的教徒的信奉神明。一個年僅三十二歲的青年音樂家，面對這種偉大的成就，他大概會發出勝利的微笑。 然而朱暉志不在小。阿根廷的音樂節告一結束後，他將前往南美其他國家，尤其是巴西、智利，這就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所謂南美的ABC三國。將來如有適當機會，相信他將前往美國和加拿大，讓南北美人士，像歐洲各國人士一樣，盡情欣賞朱暉的高深的造詣。 其實，新加坡人士如要欣賞朱暉的高深的造詣也不難。假如社會有力份子能夠和幾個音樂團體合作，一方出錢，一方出力，讓朱暉率領倫敦的一個著名的交響樂隊到新加坡來表演一星期，這不但會轟動整個東南亞，而且會提高新加坡的音樂水準。 托爾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名做《上帝知道真情，但須期待》。相信三五年之後，新加坡，甚至整個東南亞的聽眾，將會如醉如痴地受他那一枝纖小的指揮棍的催眠。現在你還須期待，再期待。 據我知道，新加坡廣播電台負責人已經通電到南美洲去接洽。假如條件適合，相信新加坡的聽眾將有機會聽到阿根廷的交響樂隊的演奏，而這樂隊的指揮是新加坡的一位最出色的公民——朱暉。 從你的口述中，知道朱暉已經離家十四年。在這悠長的時間裡，他是風雨不移地每星期一寄回一封家信，所以父子雖遠隔萬里，但精神上的聯繫卻與日俱增。 目前朱暉的大名已經廣播國際樂壇，這事情當然會使你得到最大的安慰，但你覺得更高興的，就是朱暉具備崇高的品格。他不喝酒、不抽菸，沒有一切不良的嗜好。此外，他自奉十分儉樸，往往親自烹調，耐勞忍苦，純粹是學人本色。因此，他雖離家萬里，你還是很放心，用不著替他憂慮。 在告別前，蒙你見示一本裝潢精美的剪報簿，裡邊全是歐美各報介紹朱暉的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應有盡有。事實上，在中文方面，劉天鳳兄曾寫過一篇很長的報道，而我也以門外漢的地位寫過一篇社論，一篇海濱寄簡。這證明新加坡的文人也同樣關懷他的成就。 記得去年在一個宴會裡，認識歐陽奇先生的公子歐陽平。這位優秀的青年在美國一間著名的大工廠研究電腦，成績卓著。他告訴我說，他學了這一行，回到當地來，恐怕沒有就業的機會。我勸導他，男兒志在四方，而且科學和藝術都沒有國界，無論在哪兒謀生，還不是一樣？ 朱暉以指揮成名，但是，假如他回到新加坡，一來沒有陣容完整的樂隊供他指揮，二來一般聽眾的欣賞力還不夠高，暫時恐怕不會予以熱烈的支持。因此，謀生很成問題。當生活問題還不能順利解決的時候，任何高深的研究，恐怕無從著手。 就一般形勢看來，朱暉大概以歐美各國為長期服務的所在。假如天從人願，每年能夠回到東方來，在新加坡、香港、菲律賓、日本演奏一兩個月，同時，和家人團聚，和舊交新識晤面，這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現在是工業時代，和農業時代的生活，截然不同。在農業時代里，「在家千日好，出路片時難」，一般人長期困守於一個小地方，很少見過世面。在工業時代里，社會變動得很快，一張護照，一本旅行支票簿，到處都是家，而且招待得十分周到，什麼事情都用不著自己費心。 你是個標準的父親，一舉一動，都為下一代著想，而朱暉就是你的傑作。希望所有做父親的人都向你看齊，盡心盡力培養下一代。 專此布達，順請 大安！ 子云（1964年8月30日） 二七 ××： 八月二十三日的信發表後，蒙你在百忙中，寫一封回信，感甚！感甚！ 新加坡是個商業社會，銅臭很重，一般人多急功近利，而你卻特立獨行，片刻不離學問，一面致力於專門問題的探討，一面從事廣泛知識的吸收，把章實齋的名言「博而不雜，約而不陋」奉贈給你，倒是很恰當。 在前信里，我提出主辦大學應注意的四大事項，是以富強國家裡最出名的大學做榜樣：現在你所提出的兩點辦法，是根據當地的情形來立論。我的太過理想，你的更為實際；理想和實際，兼程並進，這當然更有成效。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中國社會裡，讀書人一向受人尊重。老實說，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很淡，極少人為宗教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倒是教育問題，大家都極端重視。富人要送子弟上學，窮人也要送子弟上學，因為大家承認知識萬能，只有豐富的知識，才能夠使貧弱的國家變為富強的國家。 教育的重要性，任何人都知道，不過怎樣辦教育，見仁見智，各自不同。 就過去百年而論，中國的教育曾經過幾個大階段。起初，遣派幼童出國，因為幼童記性好，感受性強，到外國學東西，更容易接受，可是這些幼童從外國同來之後，因為中國學問的基礎太差，所以三分不像洋人，七分不像中國人，和社會格格不入，結果，不是中途改行，便是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白費工夫。 其次，是那些留美預備學校。這階段的留美學生，中文僅有中學程度，英文能夠直接考進美國大學一年級，不過他們還是年紀太輕，很容易給美國的物質生活迷住。這些青年學成歸來之後，多數在社會上占了相當地位，可惜洋氣十足，只知享受，不懂創造；只會說「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的教授曾經怎樣」，對於國內情形卻不大明了。結果，社會上憑空增加了許多美國的活動廣告，對於社會的改良，並不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再次，大約在抗戰的前夕，中國的教育家知道遣送幼童出國固然無用，派了中學畢業生出國仍舊不切實際。經過長期研究後，大家才贊成更實際的辦法，即留洋的學生，必須先在國內大學畢業，並且有兩年的社會服務經驗。這樣一來，他們才知道本國的問題在哪兒，個人所差的又在哪兒，因為他們胸有成竹，所以他們到了外國後，馬上摸到門徑。除了縮短學期，節省時間和金錢外，還造就了不少優秀人才。 這是1937年前幾年的事情。最近27年來的中國教育的情形怎樣，我已經十分隔膜，恕不多談。 平心而論，教育好像農業和園藝一樣，最重要的是要能生根，根柢雄厚，以後才能夠繁枝、茂葉、開花、結果。不然，捨本逐末，乾的無非插花的工作，不用多大工夫，花兒就要萎謝了。 我常覺得，日本的維新是1868年，和中國的維新差不多同時。為什麼日本進步那麼快，一下子就變成富強的國家，中國卻事事落後，成為日本侵略的對象，到了1943年間，整個中國的錦繡河山，幾乎有大半淪於日本的鐵蹄下？此中關鍵，還是教育問題。 日本的接受西洋文明是主動的，中國是被動的。因為日本是主動，所以它能夠集各國的大成，「擇善而固執之」，發展非常迅速。因為中國是被動的，所以它給青年學生一個印象，把出洋當做「鍍金」，至多想借重自己所留學的國家的名氣來炫耀於沒有知識的人，極少人會挺起脊樑，抱著「彼可取而代之」的志願。出發點既然錯誤，歸宿點不問可知。 目前日本的教育已經達到收穫的階段。在應用物理學這方面，無論聲、光、磁電、機械，它已經巧奪天工，凌駕歐美許多國家。在醫學上，微菌學已經穩坐了國際上的頭把交椅。至於各種語文的字典，各部門科學的辭典，無一不出色當行。至少在教育上它早已能夠獨立，不必依賴任何國家了。 除了嬰孩可以依賴父母，同時，父母有撫育嬰孩的責任外，什麼人都不能依賴的。因為依賴的代價是喪失自由，俯仰由人，自己連哼一聲也要加以考慮，不然，對方很可能拂袖而去，使你啼笑皆非。 說了一大堆話，無非證明你的就地取材的建議，最能腳踏實地。俗語說：「留蜂不能釀蜜。」真正的大事業，完全靠自己用血汗和眼淚換回來的，而且是急不得，因為欲急反慢，這是常見的事情。 關於教授的留優去劣問題，大學當局當然有全權處理。事實上，每個教授應聘前，照例要呈交學歷、經驗、著作簡表，大學當局看了這些表格，已經明白大半。但是，教授的顧客為學生，有的教授的「票面價值」很高，可是真正指導學生的時候，往往會進退失據，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年來因職務上的便利，讓我有機會和那些正在求職的大學畢業生接觸。在時間所允許的範圍內，我總要問他們一聲，在大學四年間，最得力的是哪幾位教授，而他們的答案倒相當公道，值得參考。 容再談，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9月10日） 二八 ××： 好幾天沒有見面了，想你一定忙著準備考試。這次的考試，關係重大，非把功課弄得爛熟，實在不容易應付。等到過了這道難關，以後走的是康莊坦途，至少不會像攀登崎嶇的山道那麼吃力。 剛才到書店去買兩本書，準備給你閱覽。這兩本書都是醫學博士寫的，一本叫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怎樣過活》，另一本叫做《一個法國醫生的日記》。等你考完了書，休息了兩星期，把體力和精神恢復過來之後，你不妨拿出來研讀。看完之後，假如你覺得餘勇可賈，那麼我倒希望你把後一種書翻譯出來，好讓一般讀者分享一個著名醫生豐富的知識，接受他的外科手術的經驗，以及他對時事的看法。 這兩天業餘之暇，我也看了一部很值得一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作者梁實秋先生，是個老教授，中英文的根柢都相當雄厚，在中國文壇上已經享譽三十多年。 自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以來，首先遭殃的，就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因為他們富有正義感，所以當國難臨頭的時候，他們須迫得逃難播遷，有的從沿海大城逃到大後方，有的從國內跑到南洋群島。你知道，中國人是安土重遷的，非萬不得已，絕對不想背井離鄉。但是，形勢比人強，當你被迫得放棄一切身外浮物，舉家倉皇出走的時候，你所受的痛苦，只好眼淚往裡流，什麼同情，什麼幫忙，實在不容易得到。 物質的損失，還算是次要，最重要的是精神大受虐待。當太平無事的時期，言論相當自由，文化教育界人士不但能夠安居樂業，而且能夠暢所欲言。那時出版物又多又好，這對於一般讀者不消說是個大恩惠。 自抗戰以來，情形剛好兩樣。一般文人學者沒有閒心情去寫作，偶爾執筆，必須和抗戰八股有關。到了抗戰結束後，又有各種各式的八股，字裡行間，火藥的氣味很重，不是一味歌功頌德，便是一味破口大罵，多數人都作違心之論，極少人能夠心平氣和地寫他們真正想寫的文章。這才是中國文人的厄運。 但是，梁實秋先生是個少數的例外。當他於1939年從上海到四川的時候，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雖然如此，「與抗戰有關的文章，他不會寫，也不需要他來寫。」他仍我行我素，潛心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偶爾應報紙雜誌的編輯的邀請，他僅寫些小品，散見於當時的重慶、昆明等處。前後三個階段，一共寫了三十四篇短文，到了1947年才匯訂成書，名叫《雅舍小品》。 這部散文集，真是名副其實的小品。論內容，它們和抗戰無關，從來不採用報紙雜誌的社論或特寫的題目，它們僅旁敲側擊地描寫身邊瑣事。論文字，它們僅發揮作者獨到的見解，既不代天行道，又不奉命撰稿，雖然他的見解的對不對，那是見仁見智，誰也不能隨便論斷，但，這的確是他個人的筆調。 梁先生是個飽學之士，他對於中國的經、史、子、集，西文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都下過苦功夫。幾十年來，他手不釋卷，主要的工作是教書和翻譯莎士比亞，寫散文僅是他的業餘工作。 本書的妙處，就是反映八大山人的心情：「哭不得，笑不得。」被他的箭頭射到的人，也許會覺得不開心，但對他毫無辦法，因為他寫的是他個人觀感所得的結論，而且他是個十足自由主義者，既不受任何政黨的教導，又不受莫名其妙的人的指揮。他想到說出，意到筆隨，雖然在沒有落筆之前，他一定費了相當時間去構思，不然，他的小品也不會這麼精緻。 在英國文學上，他似乎得力於莎士比亞、斯威夫特、蘭姆、勃郎寧、韜廬、林·羅柏德等作家。在中國文學上，他似乎得力於《文選》、《宋人筆記》、《水滸傳》等作品。取精用宏，融會貫通，各種材料配合得很自然，完全沒有生吞活剝的毛病，散文寫到這地步，實在不大容易。 作者對於文章的剪裁也煞費工夫。這書雖名為小品，其實，結構相當整齊，每篇的長度，多在三頁至四頁之間，極少過長或過短，最易閱讀。 本書的妙文，俯拾即是。當我看到高興的時候，不禁失聲笑起來。幸虧書房相當清靜，旁邊沒有什麼人，不然，也許會遭人竊笑。 就我個人的意見，我覺得「寫字」、「畫展」、「詩人」、「汽車」、「醫生」等篇，都是一針見血。好在他的文章並非針對任何一個人，而是貶抑整個範疇，所以被諷刺的人，用不著跟他打官司。 現在引用作者的一段文字來證明我的意見： 「善書者不擇筆」，此說未必盡然。禿筆寫鐵線篆，未嘗不可，臨趙孟心經，可就有困難。字寫得堅挺俊俏，所用大概是尖毫。筆墨紙硯，對於字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有時候寫字的人除了工具之外還講究一點特殊的技巧，最妙者無過於某公之一筆虎，八尺的宣紙，布滿了一個虎字，氣勢磅礴，一氣呵成，尤其是那一直豎，頂天立地的筆直一根杉木似的，煞是嚇人。據說，這是有特別辦法的，法用馬弁一名，牽著紙端，在寫到那一豎時候、把筆頓好，喊一聲「拉」，馬弁牽著紙就往後扯，筆直的一豎自然完成。 本書就這麼有風趣，假期中不妨一看。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9月25日） 二九 ××： 今天是和你討論一個問題：信心和努力。 中外古今，凡是成大功、立大業的人，沒有一個不從信心和努力得來。 孔子說：「民無信不立。」換句話說，一個對人家沒有信用，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根本在社會上站不住腳，還談什麼建功立業？又說：「我欲仁，斯仁至矣。」關於「仁」的解釋，真是罄竹難書，這兒我可以說，「仁」字是指最崇高的品格。孔子對於自己就有這麼大的信心，他要達到最崇高的品格，自信遲早一定能夠達到。 一般說來，自信易，要人家相信難。假如一個人缺乏自信心，他怎麼能夠使人相信？因此，要人家相信，必須先從強烈的自信心著手。 耶穌說：「信心得救。」這句金聲玉振的名言，並非教人迷信，而是純粹心理作用。《聖經》一再提到耶穌替人醫病，行神跡，說來近於無稽，其實，這是得力於強烈的自信心。現代醫學之所以注重心理治療，要病人完全靜養，少受刺激，為的是心理如健全，心情如寬泰，信心如加強，病狀已經去了一半。這樣一來，藥品更容易見效。 孫中山從事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得力處只靠一句話：「有信仰而後有力量。」誰都知道，在專制帝王的淫威下，革命是坐監，殺頭、抄家、滅族的勾當。假如做革命領袖的人，未進先退，欲說還休，自己隨時準備開小差，請問一般群眾是否還能夠相信他？ 須知群眾是盲目的。「民難與慮始，可以樂成。」秦朝的李斯早就很坦白地指出。假如革命領袖要得到群眾的擁護，他必須以身作則，而且須鄭重地說道，只要大家肯這麼這麼幹，前途一定很有希望。光憑這種堅定的信仰，一切力量便油然而生。傾家蕩產不在乎，任何犧牲也不在乎。因為人類富有感染性，領袖崇高人格的號召，就是所有事業成功的基礎，而關鍵處不外自信心。 宗教家和官僚、政客、軍閥不同。官僚、政客、軍閥要利用人家的時候，他們的最大的法寶，不外威迫利誘四個大字。宗教家剛好相反。他所具備的唯一的本錢，就是信用。他說一句，算一句：說兩句，算一雙。他所說的話，像信用卓著的大銀行一樣，句句要兌現。他可以失敗，絕對不可以失信；他可以捨生，絕對不能食言。 你瞧，甘地從事印度的獨立運動六十年，飽受險阻艱難，但他所定的幾個原則，從來不敢違背。例如「反對制度不反對個人」、「既顧目的，又擇手段」、「愛護賤民」。他一直篤信實行，絲毫也不改變。又如他提倡國貨，抵制外貨後，他每天一定要抽出相當時間來紡紗，風雨不移。到了重要的大日子，人家正在大吃、大喝、大玩的時候，他紡紗的時間反而加長。這雖小事，但這充分證明他有信心，因為他相信紡紗就能夠自給自足，不仰賴外國。一個殖民地能夠不仰賴外國，這無異獨立自主的前奏曲。因為甘地有這麼堅定的信心，所以全國人民望風景從，終於使印度獨立。 假如甘地去年提出一個主張，今年卻偷偷地更改；年頭矢口勸人穿著土布，年尾卻偷偷地著洋紗，這證明他沒有自信。自己既然沒有信心，當然沒法子使人服從。 單純的信心還是個空洞的東西，最重要的是繼以長期的努力。 古人說得好：「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話真有道理。當一個人心血來潮的時候，他可以憑一時感情的衝動，赴湯蹈火，在所不計。但是，要一個人長期嚴守一個崗位，專心地有恆地做些相當單調但很有意義的事情，這就難如登天。結果，那些能夠專心一志，無倦無忌的極少數人，穩操左券：那些心猿意馬、一曝十寒的大多數人，終歸失敗。問題僅在於有恆和無恆，努力和不努力罷了。 要努力，必須先有愉快的心情，孔子說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幾句話，我時常反覆玩味，認為這是孔子成功的關鍵。因為他對於學問有濃厚的興趣，因為他對於教育下一代有強烈的愛好，所以他才能夠長期保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只因他把個人的學習和傳道授業當做天職，所以他才會不厭不倦，樂此不疲。 一般人一談到某某人的成功，開口就恭維他有天才。不錯，天才和蠢才不同，但天才並不是不學而知，不教而能的。相反的，真正的天才，就是懂得怎樣培養個人的興趣，使自己能夠長期努力罷了。 近代福建出了幾位名人，如嚴幾道、林琴南、辜鴻銘。他們的政治主張如何，我們可以不論，但他們每個人都下過死功夫。 嚴幾道從英國留學回來後，從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研讀中文。他親手圈點的幾部舊書，有始有終，我曾在他的侄孫嚴群兄處看過，那種精神，真使人欽佩。林琴南以一位不識西文的人，能夠翻譯一百幾十種歐洲文學名著，每天能夠譯述五六千字，二三十年來從不間斷。辜鴻銘在中學時代，已經精通英文和拉丁文。到了英國後，又兼治德文和法文。等到他同國後，又學習中文和日文。他的英文造詣之深，舉世早有定評。為什麼他能夠達到這目的呢？簡單說一句，他有驚人的魄力，對於學問樂此不疲。 「鐵杵磨成針，只怕工夫深。」信心和努力，是我們最光榮的傳統，望你也能夠實行。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0月3日） 三十 ××： 前信曾提到《一個法國醫生的日記》。這幾天來，我已經陸陸續續地把它看完，越看越有趣味。現在把我的感想寫出，聊當面談。 這書名叫「法國醫生」，其實作者博夫（C．F．Bove）是個美國人。他在美國得到合格的醫生執照後，便往巴黎美國醫院去行醫。不料法國的醫學公會不承認美國的學位，所以他要花了一年時間，專修法文，考到高中畢業的文憑：又花了一年，到巴黎大學醫學院去修完各門功課，經過考試及格後，這才得到法國的醫學公會的承認，在巴黎美國醫院行醫。 這書名叫「日記」，其實作者並沒有採用日記的體裁。很正確一點說，這書應該叫「自傳」或「回憶錄」。 這書既然屬於自傳或回憶錄的體裁，所以內容便以作者生平事略為經，以時事為緯，參差錯落，極有風趣。 作者是個外科醫生，他所接觸的不是給車禍弄得遍體鱗傷，四肢不全的病人，便是自殺不遂，病在垂危的病人。至於解剖五臟六腑，那更是家常便飯。 在外科方面，作者有個獨到的功夫。他對於修補燒灼的皮膚這部分工作特別在行，原因是，他對於這部門研究得十分仔細，加以臨床經驗非常豐富，這才能夠把病人的皮膚修補得天衣無縫。光是這些巧妙的技術，他就很有資格成為出色當行的外科醫生，尤其是修補皮膚的專家。 因為作者的英文和法文很有基礎，同時，他在醫學界卓著聲譽，所以他的病人包括貴族、富商、作家、記者、藝術家，而這些人和他的關係都攪得水乳交融，成為他們披肝瀝膽的對象。 醫生最怕不出名，出了名後，他就門庭若市，財源廣進。作者在巴黎做名醫，集資幾千萬元，不料這筆有用的金錢，受了瑞典的火柴大王的欺騙，投入股票市場，火柴大王破產自殺，全部股票變成廢紙。由血汗換回的金錢，一旦變成廢紙，這對作者個人精神上的打擊倒不小。 原來瑞典火柴大王是個大騙子。他在火柴業上搞到一點錢後，便故弄玄虛，今天從巴黎匯一筆巨款到倫敦，明天又原封不動地把這筆巨款匯到紐約，後天又從紐約匯回巴黎。這麼一個消息由銀行透露出去，火柴大王便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富翁。 仗著這一點小名氣，加上他在交際場中的豪華的氣派，誰也知道火柴大王是個名副其實的殷商。 現在火柴大王要創辦電話公司，他把計劃擬定後，便向摩根公司去借錢。摩根公司的審計處要檢查他的賬目。不檢查還可，一經檢查，就發現火柴大王虧空累累。於是這個計劃告吹，同時，他的西洋鏡一經拆穿，他在實業界的地位就像雪山崩潰一樣，全部股票變成廢紙，連本書作者博夫醫生也受了連累。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第二年，德軍長驅直入巴黎，博夫醫生成為瓮里之鱉。在那種情形下，他只好捨棄一切身外浮物，間關潛返美國。 他本來擁有三輛汽車。那時，糧食統制，汽油也統制，所以汽車成為很大的負擔。德軍橫行無忌，在通衢大路上橫衝直撞的情形，和當時在東方行兇的日軍，正是無獨有偶。由法國到西班牙，一路上所見的都是斷手斷腳的傷兵難民。從前我們只聽過中國的災區的人民吃樹皮、吃觀音土；誰料大戰期間，歐洲的難民也把雜草來充飢，把草煮成湯水，以便餵小孩。這兒我們不能不信「形勢逼人強」這句話是至理名言，在某種環境下，便會有某種行動，誰也不能例外。 由西班牙跑到葡萄牙，仿佛從地獄跑到天堂。其實，葡萄牙是歐洲最落後的地區，只因它沒有捲入戰爭的漩渦，聞不到火藥的氣味，在商店裡可以自由買賣，所以從戰區跑出來的難民，一見這種情形，就覺得心滿意足。這兒可見自由多麼可貴，一旦失掉任何自由，這才體會到，志士仁人為什麼要捨身來爭取自由？ 在巴黎行醫二十多年，一毀於股票，再毀於戰爭，家產財物，蕩然無存。但他還有一宗最值得紀念的隨身寶，即多年來他在外科手術上所拍的各種照片的底片。不幸在最後要離開法國前，底片被德軍查出，不許攜帶出境，於是含淚燃著火柴，親自把底片燒掉。那時，作者心如刀割，他所受的苦痛，恐怕比那一批股票變成廢紙更難受。 書中一再提到許多國際名人，其中有一位使我特別注意。這個人是施惠澤（Albert Schweitzer）。施氏原籍為德屬阿爾薩斯人，他是個醫生、音樂家、神學家，在歐洲曾享盛名。到了中年，他突然捲起鋪蓋，靜悄悄地從繁華的大都市，跑到非洲去服務。這樣一來，他的言論和行動，更受人注意。 經過作者這一片段的介紹後，我對施惠澤馬上起了敬意。記得倫敦的書店曾出版過他的書籍，回家後，檢查書目，果然有四部，如《我的童年和青年》、《文明和倫理》、《文明的沒落和復興》、《歷史哲學》等書。我已經寫信請書店代訂，將來看完之後，如覺得滿意，當會介紹給你閱覽。 新加坡已經進入雨季，清晨一陣豪雨，把我吵醒，輾轉不寐，索性起來寫這封信。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0月10日清晨） 三一 ××： 後期中學會考，轉眼就到，一般中學生都是漏夜開工，把睡眠時間縮短，連吃飯也沒有工夫，只好狼吞虎咽地填飽了再說。 這情形，新馬如此，香港也是如此。 原因是，學校少，學生多。因此，從小學到中學，先來個初步的淘汰；從中學到大學，又來個高度的淘汰。那些能夠及格的人，固然興高采烈；那些不及格的人，只好硬著頭皮，準備明年補考了。從前的學生，只要家裡有錢，便能夠上學；現在的學生，最重要的是功課好，錢還處於次要的地位。假如功課好，那麼錢還可以商量。除了各種獎學金外，還有助學金，這對於家道清寒的子弟是個大幫忙。 現在假定你能夠會考及格。接著，你就面對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到大學後，應該選讀哪一科？ 我想，關於這問題，主要的須注意兩點：一面尊重個人的興趣，一面配合社會的需要。 普通學生進大學的年齡為十八歲到二十歲，他們到了大學後，才決定要選修哪一科，可是有些環境特別優越，個性特彆強烈的學生，他們在八歲到十歲時期，已經表現出他們特殊的愛好了。例如音樂、繪畫、雕刻、文學，有些人得天獨厚，自幼就奠定鞏固的基礎。到了十六七歲，當一般學生還是糊裡糊塗地一天一天過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文壇藝苑上嶄露頭角了。其中最突出的莫如漢朝的班固、唐朝的王勃、英國的密勒·約翰司徒、美國的富蘭克林、義大利的米凱郎琪羅、德國的巴赫、印度的泰戈爾。 天才多是主動的、自發的，而普通人無論讀書或做事，多是被動的。主動讀書的人興趣十分濃厚；被動讀書的人，伏案好像挑重擔，苦不可言；一念之差，馬上可判定天才和蠢才。 俗語說：「女怕嫁錯郎，男怕走錯行。」這話的意義相當深長。在舊時代的婚姻制度下，男婚女嫁，光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假如一個女人嫁錯一個男人，她只好暗中叫苦，抱恨終身。在新時代的婚姻制度下，一切由男女兩造自我做主，萬一選錯了對象，男的或女的可以隨時解除婚約，而電影明星，五嫁六嫁還是十分平常，不過在過渡時期，我相信當事人的心情總會不大愉快。 至於男人走錯了行，他對於工作一定不會發生濃厚的興趣。每天上班，頭昏腦漲，時時刻刻看鐘表，恨不得即刻下班。日曆上才撕到星期一，恨不得周末快快降臨，至於公共假期或常年例假，更被看做中馬票一樣的高興。 有個著名的醫生告訴我說，在他所認識的一些青年中，有些非常優秀的人才，在假期中仍自動地回到實驗室或圖書館埋頭苦幹。因為他們對於工作特別有興趣，這才能夠樂此不疲，而他們所得的成績也迥異常人。 目前全世界都注重科學和技術，這已經成為普遍的風氣，所以你要選修理科，我當然不會反對。 談到理科，它的範圍一天比一天擴大，分工一天比一天細密。但是，關鍵處還在於語文和數學兩科。假如你的語文的功夫很深，那麼你今後看書的速率大，發表的能力強，比較一般同學，自然會高一籌。假如你的數學的基礎好，那麼今後無論主修物理、化學，甚至純粹數學，你將會覺頭頭是道。 須知基本功夫，多是單調而無聊，但它一點也不可以放鬆。更具體一點說，干基本功夫，須抱著幾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終如一。事實上，只有基本功夫很踏實，其他枝葉的細節，很容易觸類旁通。 你知道，何丙郁博士，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他的中文是家學淵源，自幼已經打好基礎。中學時代，受的是英文教育，成績冠於儕輩。到了大學時代，他主修的是物理，對於光學尤其在行。湊巧大學畢業那年，馬大物理系請了兩位校外的考官，一個是德國某大學的副校長，一位是劍橋大學名教授李約瑟（Joseph Needham）。這兩位老學者都看中了他，要收他做學生，他就憑個性所近，選擇李約瑟教授，並且到劍橋去潛修幾年。 當何丙郁博士在劍橋期間，他曾協助李約瑟做研究工作。你知道李約瑟是什麼人？他是英國科學界的大權威，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兼編者。該書規模宏大，卷帙繁多，將來全書出齊後，將達十一厚冊，其中關於中國的煉丹學、天文學史等部分的論文，都出於何博士的手筆。為什麼何博士這麼能幹，以物理學專家的身份，又能兼通煉丹學、天文學史呢？這沒有別的原因，這主要的是他的學問基礎很切實，同時，他又懂得治學的方法，這才能夠長享左右逢源，一精百通的樂趣。 家裡已經有好幾位從事實用的科學和技術，所以我倒希望你向理論的方面發展。事實上，理論是提綱挈領的工作，假如你在理論方面有所成就，將來才會波瀾壯闊，觸類旁通。 你知道，當代碩果僅存的哲人羅素博士，他是個數學專家，年未三十，就以《數學原理》一書馳譽士林。以後六十年間，他繼續研究教育、歷史、哲學、文學，每書一出，都受世人尊重。這兒證明最無用的學問，原來蘊藏著最寶貴的智慧。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0月16日） 三二 ××： 你平時喜歡看報，注意時事，這的確是個好習慣。 最近一星期來，國際形勢劇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的下台。 你知道，戰後十九年間，全世界分為兩大陣營。東方陣營由蘇聯來領導，西方集團由美國做盟主，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從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到地球上每一角落，任何問題都有美蘇的陰影。換句話說，整個人類的命運，都操在這兩個國家的最高當局的掌握中。 但是，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有時會變成最軟弱、最無能、任人宰割。去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平民奧斯華暗殺。本月15日，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突然被迫下台。用蘇東坡的著名的句子來說，這兩位仁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自甘迺迪被刺後，美國朝野對於政治領袖的保安問題，曾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說來說去，無非要加強保鏢。這完全是皮相的看法。因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只要權力集中於一個人，那麼他本人或者他的親信，難免會作威作福。這事情他本人或者他的親信也許不覺得，但是旁觀者卻洞若觀火，其中有一部分包藏禍心的人，恐怕要抱著「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這麼一來，大權在握的人，很容易陷於到處受敵的境地。因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例如奧斯華那種莫名其妙的人，既沒有政治的才幹，又沒有政治的野心，他和甘迺迪總統，可以說是毫無關係。為什麼他要動起殺機，這事情連心理分析專家也提不出答案來。唯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奧斯華以為自己拼將一死，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甘迺迪總統的傳記最後的一頁里。這也許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兩種矛盾的心理最後的抉擇罷。 在甘迺迪總統被刺前十幾天，南越的紅人吳廷艷、廷儒兄弟也在西貢政變中，被人碎屍萬段。在這事件前兩年，西貢一度發生軍人政變，炮轟總統府，幸虧吳廷艷機警，而且得到一部分軍人的幫忙，所以能夠轉危為安。但是，吳廷艷能夠逃過前一關，卻不能逃過後一關。結果，全軍覆沒，樹倒猢猻散，連那位「第一夫人」只好一輩子流浪海外了。 假如吳廷艷遭遇第一次政變後，稍微謹慎一些，同時，想法糾正弟弟和弟婦的行為，不讓他們走極端，讓南越的佛教徒也有仰首伸眉的機會，我相信吳廷琰及其家族諒不至於有那種殘酷的下場。 老於世故的中國人，他們深知「中庸」的可貴，所以他們在文字上極少放言高論，在行為上多注意適可而止。這種主張是有哲學的根據，即孫子兵法所謂「窮寇勿追」。 一般說來，中國的讀書人多少都懂得「凡事留有餘地」的大道理。因為在理論的爭執，或權位的爭奪中，我們很難找到絕對的對，至多只能找到相對的對。自己既然是相對的對，這等於說，至少有一部分，自己是相對的不對。因此，在理論的爭執，或權位的爭奪中，我們還要留有餘地，以便轉圜。 西洋人則不然。他們凡事要求痛快，動不動就要攤牌，中間沒有商量的餘地。用已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話來說，這叫做「戰爭的邊緣」（Brinkmanship）。雖然到了邊緣，當事人還可以懸崖勒馬，不過這未免是個險局。萬一馬兒脫了韁，臨時勒不住，往前再進一步，恐怕就會粉身碎骨了。 平心而論，名位權勢，最能夠斫喪精力，消磨性靈。姑定本人潔身自好，他卻不容易阻止同黨的人或親信，會假借他的名義去為非作。再進一步說，姑定他的同黨的人或親信，不假借他的名義去亂攪一場，但他本人所受的損失也沒法子估計。 年輕時代，我曾親眼看見一些要人的行蹤，名為尊貴，事實等於囚犯，連大小便都要受人監視：說好聽一點，到處都有人保護。至於要人所要參觀的地方，事先早已經有人通報，把滿地垃圾，草長平肩的街道，打掃得一乾二淨，看不出原來的真正形狀。 最使人吃不消的，就是時間的忙迫。你瞧，一天僅有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以及生活上必要的消磨外，至多僅剩十二小時。假如一天有兩次會議，兩次飯局，另外還有十個八個客人來訪，每人談十五分到半點鐘，很可能使你連氣也喘不過來。 記得印度詩人泰戈爾得到諾貝爾獎金後，訪問的客人，絡繹不絕，無論白天或晚上，都是川流不息。難怪他要長嘆一聲：「從今以後，我恐怕沒有片刻的平靜了。」手無寸鐵的詩人還是如此，一般政治要人更不用說了。 說來還是江湖散人的生活最可愛。袋裡有一點閒錢，不妨到茶樓酒館，大吃大喝一場；袋裡空空如也的時候，就待在家裡，情願以茶當酒。有時可代表自己所服務的機關，出席重要的會議；有時卻到街頭或郊外去閒蕩。俗語說，「叫化三年懶做官」，這話真有道理。 得空望你把鄭板橋的《道情十首》熟讀幾遍。只要你能夠了解詩中的道理，相信你絕對不會羨慕名位權勢，而以江湖散人為最可愛的生活。 「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詩人的警句，最值得人警惕。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0月22日） 三三 ××： 清晨從遠處傳來柔軟體操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精神不禁十分興奮。我趕緊起身，跑到屋外去散步，打打太極拳。回家之後，胃口特別好，早點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的幾個朋友，深得養生之道。他們都是黎明即起，到處散步，有的到植物園，有的往飛機場，有的步行到辦公室，非有要事絕不坐車。這樣一來，個個確保健康，和疾病絕緣。 血氣方剛的青年，也許不知道健康的可貴，但是，一到中年，好像老爺車一樣，什麼毛病都來了。不是這兒的螺絲釘鬆了，便是那兒的機件失靈。在這當兒，假如車主陪個小心，時常檢查和修理，也許會使車的壽命延長几年，不然，麻煩的事情就擺在眼前。 一般說來，住在鄉下的人，多數能夠長享健康的樂趣。一面他們有機會參加體力勞動，汗出多了，全身似乎輕鬆一些；一面他們得力於新鮮的空氣和充足的陽光，而空氣和陽光比較食物更見重要。 住在城裡的人，假如沒有機會參加體力勞動，那麼散散步，打打太極拳，倒是個好辦法。 日前新加坡太極拳學會舉行五周年紀念，我被邀參觀。地點在江夏堂的天台，到會員及來賓幾百人。起初是團體表演，男女老幼都有，其中最年輕的是三個姐弟，年齡在八歲到十歲之間。他們才練習一年，可是他們「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一來一往，剛柔相濟。我暗自揣度，假如我的年齡能夠倒退五十年，讓我朝夕和他們在一起學習，這是多麼有趣。 其實，打太極拳，像學習其他技術一樣，幼童固然占了很大的便宜，老年人照樣可以從頭學起。我在該會認識一對老年的夫婦。幾年前，他們時常生病，自從打太極拳後，病魔不見了。他們還懂得聖賢做人的道理，自己得到太極拳的好處後，馬上自動地到該會幫忙教導別人。經過這一對老夫婦的努力提倡後，會員的數目也逐漸增加，而會務也天天有進展。 除了團體表演外，又有好幾對青年先後表演自由推手。他們個個都顯著雄赳赳、氣昂昂的派頭，而出手的敏捷，身段的圓滑，使人深信他們學藝有得。 接著，該院教務長謝沐泰先生來表演閉目推手。他的雙眼用手巾綁住，然後和好幾個人推手，手力到處，一個一個給他打得落花流水。此中奧妙，全在「純熟」二字，熟能生巧，對方的來龍去脈，似乎可以預知，然後因勢利導，毫不費力地打倒對方。 再往下去，由五個人圍攻謝先生，兩個人拉著他的左右手前行，他使了一個勁頭，這兩個人即刻給他推倒。後邊的三個，一個用匕首，一個用木棍，一個用大刀，他不動聲色地避實就虛，把這三個人一一繳械，博得全場的掌聲。 然而好戲還在後頭。表演壓軸戲的就是該院院長黃性賢先生。黃先生身材魁梧奇偉，穿著淺藍的紡綢長衫。他每次來新加坡，總要抽空到我家談天，得益不淺。 起初，由黃先生和謝先生推手，謝先生的技術本來十分高明，然而一山自比一山高，讓他和黃先生推手，馬上顯出技術的高低。 中國人談藝術和學術，動輒注意一個人的師承以及學習時間的久暫。凡是由名師教導出來，而自己又經長期不斷學習的人，他的造詣自然不同凡響。黃先生得力於鄭曼青先生的指導，加上他自己幾十年沒有間斷的研究，這才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你瞧，外表上他似乎是全身放鬆，軟綿綿地一點勁兒也沒有，但他的手法的靈活，動作的迅速，仿佛每個細胞都有知覺，每隻血球都能發生力量。不然，他絕對沒法子在表演「綿掌斷石」的時候，將幾片石塊一下子砍得粉碎，比較我切豆腐還容易。 歸途我聯想了幾個問題。 第一，無論學道或學藝，最重要的是全神貫注。我們常說某某人看書看得入神，下棋下得出神。入神也罷，出神也罷，「神」字的確是成功的秘訣。「神」並不是神秘的抽象的東西，它僅是時間、精力、訓練的總和。當這種總和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我們才相信莊子的「官知止而神欲行」那句話，是學道有得者的秘鑰，同時，從那句話里，我們可以領略「神來之筆」是什麼意思。 第二，一個學者或藝術家，永遠離不了基本的訓練。基本的訓練，數十年如一日，片刻不能離開。只要基本的訓練很到家，那麼一舉一動，才不至離譜太遠。至於「神來之筆」，那要看特殊的環境和氣氛。環境變了，氣氛換了，同一的藝術家很難創作同一作品出來。 第三，寓健全的精神於健全的身體。這句話本來是西洋最普通的諺語，誰也知道，但很少人能夠領略箇中滋味。事實上，沒有嘗過餓肚子的人，不知道金錢的力量；沒有經過大病的人，不知道健康的可貴。 我們一般從事筆墨生涯的人，每天大部分時間，不是閱覽書報，便是動筆寫作，而構思時的絞盡腦汁，只有個中人才能夠明了。只因我們愛靜不愛動，致養成一種惰性，非萬不得已不動體力，這是個大錯誤。為補救起見，今後只好時常散散步，打打太極拳，永遠維持健康的體魄。 此問 近安！ 子云（1964年10月31日） 三四 ××： 日前蒙你光臨敝報參觀，不勝榮幸！ 那天早晨初接到你的電話的時候，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你的中國普通話的發音那么正確，句法那麼純熟，真是愧死我們這般南方的朋友。此中奧妙，無非你少時在中國北方住了十三年，而且每個字都是從頭學起，所以咬音咬得很正確：我們大多數南方人，因為文字統一的關係，所以自作聰明，不肯痛下工夫，只須把本地的音調稍微變一變，拗一拗，讓對方明白就得了。只因基礎太差，所以一輩子不會講道地的普通話。 從前有句俗語：「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建廣東大人說官話。」自我於二十歲那年離開故鄉後，我發現普通話講得不好聽的並不限於福建和廣東兩省人。漫說各省人士都有各自的濃重的鄉音，尤其是湖南、湖北、山東、浙江、江蘇，甚至同一河北省的幾個名城，如天津和保定，都有它們特有的鄉音，和正牌的京片子有一段距離。 你的普通話既得力於長期住在中國北方，又蒙尊夫人的時常切磋琢磨，所以才能夠達到這么正確純熟的地步。這兒可見，要掌握一種語言，除了個人的天才和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環境和生活。 你目前在大學教普通話，在家裡又時常運用，熟能生巧，這本來是自然的趨勢。 從你的談話中，知道你的興趣不在文學，而在史學。除了幾種單行本及專論外，你的全副精神卻貫注於《明史》。 近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大抵和中國清代的樸學大師相接近，這是說，無論研究什麼問題，必須從「目錄學」（Bibliography）著手。一談目錄學，我不禁覺得，近代西洋人比較清代的樸學大師容易得多。一來，現在各國都有大規模的圖書館。這些圖書館，藏書豐富，從稿本到書籍，應有盡有。二來，有些設備充實的圖書館還很慷慨地替讀者服務，既願意代抄目錄，又願意將讀者所需要的報紙，雜誌，書籍上有關的資料，代為攝影。這樣一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敏而好學的學者，用不著出國門，可以把世界各國有關某部門學問的資料，搜集起來，詳加研究。比起從前的學者，到處向私人借書來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有時根本見不到，借不到，其難易的情形，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普通學者一開頭就整理目錄，這已經成為慣例，但是，僅有極少數學者會進一步將每本書作提要。因為這是個笨重而吃力的工作，非有持久的能力的人，很少不會半途而廢。 當十五年前，我開始注意印度問題的時候，我曾訂個計劃，把我所閱覽的有關印度問題的書籍，每本都作個提要。可是後來看書的興趣多於寫文章，而寫文章的興趣又強勝寫提要，所以在拙著印度三傑——泰戈爾、甘地、尼赫魯——的傳記里，我僅在書後提到有關的書籍的簡明目錄，即泰戈爾、甘地、尼赫魯本人的著作，以及別人替他們所寫的傳記和評論，而書目提要一欄，只好留個空白，這是個缺陷。 你以德國人的身份來研究中國近代史，而你所選擇的大題目是明史。自你立志研究明史以來，你即著手撰述書目提要，到如今，你已經累積了八百多部。據悉，這些書籍多數是在日本各圖書館看到的。你準備將來這部分工作做完之後，用《明史總目提要初稿》這名義，出版專著，這的確是文林盛事。 清朝出了一個大學者，即《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紀的（曉嵐）。當他功成名遂之後，他曾編輯一巨著，名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過紀曉嵐編輯那部書，曾得許多文人學者的幫忙，而你的編輯《明史總目提要初稿》，全靠你個人長期的努力，至多僅得到尊夫人的支持，所以這書的編輯成功，對於明史不消說有個大貢獻。 然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資料，仍以北京和台灣為中心。一面北京是元、明、清以至當代的國都，制度、文物、建築遺留下來的甚多：一面「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曾搜集了不少資料，除少數已經整理出版的外，其餘大多數資料仍在各學術機關保管中。將來如有機會，你應該到北京和台灣參考舊籍，益以新知，使大著《明史總目提要初稿》，成為一部內容豐富而又可讀的書，無論參考或閱覽，都十分便利。 當上述一書殺青後，我倒希望你再花了十年二十年功夫，寫兩部書。一部是科學式的《明代全史》，內容分門別類，引經據典，每個結論都有根據，絕不是臆造虛測的東西，只因出言信而有徵，這才不負「信史」的令譽。 另一部是通俗式的《明代簡史》，內容提綱領挈地把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史實，像講故事一樣，講給普通讀者聽，使他們在最短期內，也知道明史的梗概。 這兩部工作都很繁重，必須以全副時間和精力來處理，才有成功的希望。好在你秉承德國學者的傳統，工作既有方法，辦事又有魄力，只要你有關的機構給你以充分的時間和便利，相信遲早能夠達到這目的。 年來馬大、新大、南大時常有客座教授來講學，這對於馬來西亞的學術的提倡，實在有很大的裨益。 專此布達，順請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7日） 三五 ××： 日前和你暢談，得益不少。 今年你曾做了一件大事，把你四十年來所搜集的《椰蔭館藏書》全部奉送國家圖書館。新加坡文化部為著這件事情，特地舉行一個紀念會，由文化部長親自主持，足見你的慷慨的舉動，曾博得政府和社會的同情。 一般說來，搜集圖書，必須具備三大條件：第一，濃厚的興趣；第二，袋裡有閒錢；第三，經常有閒工夫。十個證書人，九個有買書的興趣，所以第一個條件多半不成問題。讀書人多數是清寒的，收入有限，子女又多，光是打發開門七件事和子女的教育費，已經疲於奔命。在有限的收入中，要籌出一筆款項來購置書籍，並不容易，所以第二個條件，頗難應付。在讀書人不被重視的社會裡，多數有得飯吃，就沒有時間；有了閒工夫，等於投閒置散，吃飯大成問題，所以第三條件更困難。 你在當地社會裡，得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方便：從廈門大學畢業回來後，在事業上早已扎了根。由於生活的安定，你這才能夠培養濃厚的藏書興趣。加以袋裡有閒錢，經常有閒工夫，積四十年的辛勤，你的藏書已經很可觀。更難得的是，你的興趣集中於南洋問題，越專越精，越積越多。當我十八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時候，你的有關於南洋問題的藏書，已經成為朋友們欣賞的對象。 自馬大、新大、南大成立後，喜歡研究南洋問題的青年學者，多數曾登門請教，充分利用你的藏書。這種功德真是不小。現在你索性把自己最心愛的書籍一萬冊，拱手送給國家圖書館，讓各地學者自由閱覽，這種行為在南洋社會還算是創舉，值得大書特書。 記得北京圖書館剛開幕的時候，該館特辟一室，庋藏一代文豪梁啓超的十萬冊圖書，門外懸著一木板，題為「梁任公紀念室」。我每天到圖書館時，在閱覽的餘暇，總要到室外徘徊幾分鐘。那時，圖書館的書庫的門禁不大森嚴，我可以隨便進出，東翻翻，西看看，而那些大文豪的筆跡，最使我嚮往。 戰後到歐洲小住一年，每天生活的中心，還是圖書館、博物館、咖啡館。圖書館看書，博物館看寶物，咖啡館寫東西。我知道許多圖書館的長成，主要的是得力於私人的藏書。他們多數把畢生的精力所搜集的東西，到了老年或死後，一一奉送國立或市立圖書館，化私為公，嘉惠士林，這種風氣實在值得提倡。 在科學日益昌明，分類越見細密的時代，父親所愛好的書籍，子女未必會喜歡，因為隔行如隔山，稍微專門的書籍，外行人根本看不懂。從前書籍有限，而且書籍的性質，不外經史子集，所謂「書香之家」，多數仍以八股文、試帖詩為主。那些寥寥可數的藏書，自前一代的人物死後，很可能給蠹魚作食糧，或者給女傭拿去包花生米。 其實，買書難，藏書更不容易。現代的大都市，人煙稠密，多數人都住在鴿子籠式的屋子。除了几榻外，差不多沒有周旋的餘地。在那種環境下，一個人如要大規模地藏書，首先表示抗議的，恐怕是主婦。因為空間有限，而書籍又十分笨重；與其讓書籍堆了滿屋，不如順便送給圖書館還乾淨。 還有一層，普通人買書，隨買隨看，隨看隨丟，東一本，西一本，凌亂不堪。或者把書籍買到手後，往書架上一插，此後一去不同頭，讓塵土把書籍蓋得滿滿。等到要用的時候，又要從頭找起，多麻煩！ 須知藏書是需要專門的訓練。一般私人藏書家，沒有能力聘請專門圖書館員，所以圖書的散失和凌亂，自是意中事。 另一方面，藏書較多的人，當自己的年紀較大的時候，化私為公，送給公共圖書館，讓圖書館管理員代為保管，這才是保護圖書最適當的方法。 從圖書館我們自然而然談到博物館或文物館。你告訴我說，你準備把府上所收藏的古董全部奉送文物館，但目前沒有這種機構，所以躊躇不定。 目前新加坡已經建築了一間「中華總商會」。這間新會所，冠冕堂皇，倒能表示這個新興國家的新氣象。假如中華總商會能夠撥出一層樓來陳列中國歷代文物，題為「中國文物館」，這無形中會增加當地及外來的參觀者的興趣。 新馬都是多種民族的國家，在某種形式上，我們倒像世界博覽會。在博覽會裡，各民族應該把各自的優秀東西，一一拿出來展覽，借收切磋琢磨的效果。 事實上，這種工作和什麼「沙文主義」漠不相關。它僅鼓勵人把各自的特產拿出來展示，由模仿到創造，由個別到綜合，這是歷史進化應有的步驟。 文物像圖書一樣，難得而易失，難合而易分。為著避免遺失和分散，我們只好鼓勵大家把私有的東西，交給公共機關去收藏保管。 《椰蔭館藏書》現在高踞國家圖書館最高一層的「東南亞研究室」，同樣的，你所收藏的古董，最好也交給中華總商會的中國文物館。在你的積極的倡導下，新馬現有的藏書家、古董家，相信都會向你看齊。這倒是人生快事。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14日） 三六 ××： 從電話中，蒙你告訴我一些資料，使我對於許紹南先生的為人，有進一步的認識，這兒先向你道謝！ 去年許先生死後，曹樹銘先生曾為文追悼，我這才知道他生前曾收藏許多書籍。說來真慚愧，我雖然在公共場合中見過許先生，但始終沒有機會和他深交，所以他藏書的情形，我並不十分明了。 前天我到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參觀，在中文的部分，突然在卡片柜上發現「許紹南先生贈書七千冊」的字樣，這一下子就勾起我的記憶。蒙該館館員的指導，我得往書庫參觀。抬頭一看，只見密密叢叢的書林里，有中國各著名大學的學報，各種著名雜誌的合訂本，至於大部頭的叢書，以及翻譯小說，可以說是應有盡有。我一面走馬看花地東翻翻，西看看：一面心裡感愧萬分，為什麼自己竟懶惰到這地步，不在他的生前，找個機會和他詳談，說不定他有許多心得語，值得我代為紀錄。 從你的談話中，知道許先生去世時才五十三歲。他離開潮州金山中學後，即南來謀生。他在某公司有些股份，兼任財改。因為工作相當清閒，所以他得充分利用業餘的時間來買書和看書。 誰也知道，過去南洋的文化教育水準很低，書業不算發達，所以買書相當困難，不但要付更高的代價，而且還根本買不到。據說，許先生在搜羅書籍的過程中，有時為著一本難得的雜誌，須付出500元。只因他對於書籍有濃厚的興趣，所以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卻優為之。這兒充分證明，興趣和志願，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 自許先生立志藏書後，他便注意目錄學，這本來是自然的趨勢；中國如此，西洋也如此。由目錄學，他注意到戲劇；由戲劇，他又注意到考據。窮源究流，觸類旁通，小小的書房裡，另有一個天地。難怪他在熱鬧的商場中辦公的餘暇，才能夠長期保持「市隱」的身份，永遠是和書籍做朋友。 其實，許先生是身在商場，心懷學府。他和中國的幾個名教授、名作家時常通訊，甚至往返辯論。這兒可見，商場並非他的終極的目標，而是借商場的關係，先解決生活問題。到了衣食無憂之後，他這才充分發揮「富而教之」的志願。 除了買書和看書之外，許先生對於一藝之長，一技之精的學者文人也十分重視。有些貧而無告的文人，時常得到許先生的熱烈支持，這種作風在南洋可以說是難能可貴。因為在商場裡，多數人是唯利是視，誰願意把有用的金錢拿來培養「無用」的文人？ 去年許先生不幸患著癌症。他知道這是個很嚴重的症候，所以逆來順受，一點也不慌張。他平生最喜歡的是書籍，他的最重要的財產也是書籍。他深知書籍是難得而易失，難聚而易散，所以在逝世之前，他早已立好遺囑，很鄭重地托你轉送給新加坡大學，而你又絕對尊重故友的志願，把書籍原封不動地照他的遺囑來執行。 飽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的人，誰也知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意義。現在許先生的藏書七千冊很完整地藏在新加坡大學的有冷氣設備的圖書館裡，既有人代為分類，又有人代為保管，而今後的學者專家以及普通讀者，將永久記得許先生的大名，這事實證明你並沒有辜負故友的託付。 記得前年溫開疆先生曾把他的先人的藏書幾千冊，奉送給吉隆坡馬來亞大學。現在你以遺囑執行人的身份，把許先生的藏書七千冊，送給新加坡大學，這兩件事情剛好和椰蔭館主人的慷慨的行動相媲美。 萬事起頭難。在文化教育都比較落後的地區里，最重要的是有人出來倡導。拓荒的工作一經展開，後繼的人當然會增加勇氣和信心。 南洋遍地黃金，可是許多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萬萬富翁死後，除了替政府的遺產稅增加了一筆大收入外，可能因為打官司打得一文不名。須知這兒的富人，生前沒有把財產分配清楚，死後體溫還沒有完全消失，子孫們早已同室操戈。比起許先生來，生前既能夠充分享受藏書和讀書的樂趣，死後又很慷慨地把自己心愛的東西拱手送給公共機構，讓大家都能夠共同享受。這種「與人同樂」的精神，非長期受過高度文化薰陶的人，絕對不容易辦得到。 一代才子袁子才，他的隨園裡有一副對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亡友許地山先生的「面壁齋」，也曾懸掛這副對聯，字仿佛是沈尹默先生寫的。當時許地山先生的藏書也很可觀。1941年他患心臟病去世，死後不久，香港就被日本占領，他一家人輾轉遷移內地。戰後我在重慶的街上，匆匆見到許夫人一面，沒有機會問到許地山先生的藏書。假如戰時沒有散失，我想他的藏書大概是歸香港大學圖書館了。 身外浮物，生沒有帶來，死也不能帶去，這種思想一經攪通，誰都願意化私為公，嘉惠士林。 專此布達，順請 大安！ 子云（1964年11月20日） 三七 ××： 接來信，知道你是個敏而好學的青年。承詢《史記》有關的問題，現在簡答如下。 《史記》是中國的一部奇書。兩千年來，中國著名的詩人和文豪，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受它的影響。陶淵明和李白不必說，唐宋八大家不必說，明朝的歸有光也不必說，光是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最有名的梁啓超，他平生最得力的一部書就是《史記》。至於當代有數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有的從頭到尾看過幾遍，有的時常參考。簡單說一句，兩千年來的文人學士的地位的高低，是和《史記》的關係的深淺作正比例。 為什麼《史記》有這麼大的魔力呢？這是有它的原因。 第一，它的文章很有內容。做戲不難，難在做拿手戲；說話不難，難在說內行話。同樣的，做文不難，難在有真知灼見，充分掌握題材。 自司馬遷立志著述《史記》之後，他就博覽群書，從《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到諸子百家的書籍，他差不多都充分運用。此外，他還遊覽天下名山勝水，一面博訪周詢，一面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資料。只因資料豐富，所以他寫作的時候，各種資料競赴筆端，然後以最高的藝術家的姿態，從事取捨剪裁的工作。比起一般無病呻吟的詩人，或者搜索枯腸的文人，司馬遷不消說是從寫作中得到最大安慰，最真實的生命。 第二，它的思想比較進步。做文最怕流於庸俗，要避免庸俗，必須有進步的思想。誰也知道，春秋戰國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因為那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要一個人能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盡可放言高論。這樣一來，主張性善的孟子，和堅持性惡的荀子可以同時存在；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莊，也可以共存。 但是，到了漢朝，思想定於一尊，只許崇尚儒家，其他各學派都在排斥之列。這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大厄運。 司馬遷是個眼光遠大的史家。他的視野廣闊，胸襟寬大，他不但把諸子百家一視同仁，而且替遊俠刺客等型的人立傳。這還不夠，他所寫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完全從唯物史觀立場出發。三十年前，我曾把《史記》的《貨殖列傳》和《漢書》的《貨殖傳》作個比較研究，借知馬班二人的思想的異同，不幸戰爭爆發，舉家倉皇逃難，那篇稿子丟掉，現在再也寫不出來。 第三，它的文字最為生動。我曾說，要看一個人的外國語的程度，只須看他能否在電話上和人家辦交涉。因為演講稿可以請秘書代為預備，由自己慢慢地宣讀；當面對話還可以藉助手勢和臉部的表情；只有在電話上直接辦交涉，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都被繳械，單純看語文的真功夫，所以更容易測驗語文的程度的高低。 同樣的，運用文字來表情達意，它的效果的好壞，全看駕馭文字的能力。他要你笑，你不能不笑；它要你哭，你不能不哭。要達到這目的，真是談何容易。 一方面，作者須運用最通俗的語言。我們現在把《史記》當做古文來讀，其實，《史記》是運用當時最流行的簡單明了的文字來寫作。凡是「六經」和諸子百家的資料，在可能的範圍內，他總要運用當時最流行的文字來寫作，所以看的人一目了然，完全沒有隔膜。 另一方面，作者充分運用格言、民歌、民謠來證明他的論據。本來理論是簡單的，難就難在引譬取喻。許多留學生在講堂上引不起學生的興趣，為的是他們所引用的材料，多半是外國的材料，和學生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難怪學生要聽得昏昏欲睡。 第四、作者的人格和精神最能感動人。生在離亂時代的人，往往會遭遇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在這當兒，一個人很容易流於消極、悲觀、厭世，甚至跑到絕路。 假如你知道，司馬遷為著替李陵辯護，致引起皇帝的憤怒，而遭受極為羞恥的宮刑，那麼你便了解他之所以忍辱偷生，為的是要完成他的不朽的名著。他說：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作為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這一段文字，是走投無路的人的明燈，熟讀精思之後，自能鼓起勇氣，從新生活下去。 從前的學生，在沒有機會研讀《史記》全書之前，多數是讀《史記菁華錄》。現在各書店所售的《史記選注》，內容僅收二十六篇，校對精審，註解詳明，最便自修。假如你的時間還不夠分配，那麼你就先選讀《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陳涉世家》、《廉頗藺相如列傳》、《田單列傳》、《淮陰侯列傳》、《遊俠列傳》、《貨殖列傳》、《伯夷叔齊列傳》、《太史公自序》等十篇，一連看了三五遍，讀出味道來，然後把全書看完。接著，你可以到中華書局去買一套精裝本，一共六冊，放在案頭，時常參考，一兩年之後，你的中文便有鞏固的根柢了。 戰前顧頡剛教授和徐文珊先生曾把全部《史記》標點出來，這書此地買不到。 此復，順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1月28日） 三八 ××： 你的第一段專業考試，已經很順利地告一結束，慰甚！ 日前你要我在你新買的一本《內科大綱》上題幾個字，我信手抄錄古人的名言：「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話意義深長，恐怕一般青年都不易明了，所以趁這機會給你解釋。 照字面看來，百里的路程已經走過九十里，這應該算是九十，為什麼僅算做半路呢？因為開頭的時候，誰都覺得興高采烈，鼓起幹勁，可是在工作進展的過程中，有的人遇著精神上身體上的打擊，或者由於環境的變動，馬上顯著心灰意懶，很可能前功盡廢，或者功虧一簣。 能征慣戰的拿破崙，他有句名言：「兵家勝利在最後五分鐘。」這真是經驗談。因為開頭打了幾個回合，誰都吃得開；可是過了某階段，多打一回合，顯著力竭聲嘶，精疲力盡。在這當兒，誰能夠「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能為」，咬緊牙齦，堅持到底，那麼他當然會穩操左券。 醫科六年，加上實習一年，才算正式合格的醫生。在戰前，擁有這種資格的人，便可懸壺問世。目前由於國際醫學水準的提高，好學深思的青年，在讀完普通醫科後，往往要專攻一科。據說，考取專科的時候，淘汰更厲害。平均每百人僅有十幾個人合格。物以罕而見珍，因為得來不容易，所以專科醫生更被社會重視。 從前要研究任何專科，必須到英國或澳洲、加拿大，為期三年。現在新大醫科已經充實設備，有些科目可以在當地醫院研究兩年，然後前往倫敦或愛丁堡去實習和參加考試，時間可縮短一年或幾個月。考試及格，便成為皇家內科或外科醫院會員。 但是，「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有的人得到一種專科的資格，又要繼續研究另一種專科。反正學海無涯，越鑽越深，越研究越有興趣。假如高中畢業或高級文憑的學生的年齡為二十歲，普通醫科及專科的學習時間為十年，另再加上實際經驗的時間十年，到了四十歲左右，才可以獨當一面，成為名醫。 孔子說：「三十而立。」現代西洋人卻認為「生命從四十歲開始。」嚴格說起來，芸芸眾生，從搖籃到墳墓，整天紛紛擾擾，所追求的僅是解決生活問題。除了謀生以外，很少人對於學問事業有真正的濃厚的興趣。他們只有「生存」，沒有「生命」，因為真正的生命僅能寄託於事業的上邊。 有事業才有生命，沒有事業就沒有生命，而真正的生命的開始，往往要等到四十左右，所謂大器晚成。這兒可見事業的建樹，比較什麼都難。 因為事業的成功要經過萬苦千辛，所以比較聰明的人，對於事業都十分重視。同時，因為時間稍縱即逝，所以古人才有「輕尺璧而重寸陰」的教訓。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固然可以活到老，學到老，但是，老實說，真正得力處不外幾年功夫，此後，僅能做錦上添花，或修飾潤色的工作。假如在應該做功夫的時代，把機會輕輕放去，以後因為基礎太差，興趣消失，要進步恐怕也很困難。 三千年來，我們以農立國，所以我們對於時間或季節非常重視。一年分為四季，二十四節，和農作物的生長時間配合得很恰當。用簡單的話來說：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這四季或二十四節內，每個季節必須完成它應負的使命，一點也不能錯過。假如隨便丟掉一個機會，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上文說過「生命從四十開始」。不過一個人如要在四十左右展開他的事業，那麼過去三十多年間必須有充分的準備，無論學問和經驗，都需要切實的基礎。不然，當機會來臨，讓你獨當一面，可是你的準備不夠，今天上台，很可能明天就被人攆下台。 孔子是個洞悉社會內幕的人。他會很感慨地說道：「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換句話說，一個人到了四十五十歲左右，還是默默無聞，在事業上毫無建樹，這個人的前途恐怕相當黯淡。因為長江後浪追前浪，只要自己稍微大意，年輕的一代很可能即刻趕上來。 當代英國出了兩位名人，他們都是得天獨厚，年未三十，即名滿天下，可是到如今，他們已經超過九十高齡，在文壇政海上仍發生力量，這真是奇蹟。 羅素今年九十二歲，他的年紀雖大，但思想仍站在時代的前頭。他每天照常看書報，一遇不對的言論或消息，他馬上為文反駁。他的言論的力量，雄勝百萬大軍，至少會使一般愛走極端的人要三思而後行。 丘吉爾今年剛好九十歲。他生日那一天，世界各國都有人替他祝壽。美國總統還指定他的生日為丘吉爾日，以資紀念，足見他的勢力是深不可測。他年輕時即進國會，前後擔任六十四年立法議員，打破世界議會的紀錄。 在思想上，羅素和丘吉爾有相當的距離，但他們的學問基礎的鞏固，才幹的高明，文筆的犀利，正是青年人的模範。 生命有沒有意義，全看事業成就的大小而定。假如你認清這一點，那麼你更會明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意義。「莫問收穫，只問耕耘。」耕耘達到最高限度，收穫僅是時間問題。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2月4日） 三九 ××： 承詢新馬的作家能否靠稿費來謀生，我可以簡單說個「不」字，至少華人作家是如此。 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以前，讀書的人根本不多。偶爾出了幾個文學家或詩人，社會當然會予以重視。文人發揮國計民生的懷抱，詩人發揮悲歡離合的感情。他們的作品完成之後，先拿給師友們傳觀，其中好事的人，也許會親自抄一個副本。那時，既沒有炭紙，又沒有油印機等複寫的工具，原本或副本輾轉翻閱，很可能在沒有問世之前，便毀於水災、火災、兵災。一生心血，盡付東流，這未免太可惜。 文人和詩人的作品，當時雖然換不到飯吃，但是，他們的文名和詩名一再傳播之後，機會就來了。名公巨卿很可能邀請他們做幕僚，幕僚做了相當期間，說不定會找到一官半職。韓愈三上宰相書，固然希望當代權貴能夠提拔他：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當然也希望大權在手的相國會採納他的主張。在產業落後的時代，「學而優則仕」，不清說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 文名和詩名除了幫助作家容易找到一官半職或結交朋友外，「稿費」兩字根本談不上。從前的文人可以找到報酬的唯一機會，就是替富貴人家寫壽序和墓志銘。壽序和墓志銘，多半是撒謊，和事實不符，富貴人家的子孫，為著替先人頌揚，而且一生僅有一次，所以這筆潤金是不會吝嗇的。可憐的一代文豪韓文公，因為窮得發昏，多替人寫幾篇墓志銘，以便換回潤金，作全家衣食之資，致被人譏為「諛墓」。從此可見從前的文人絕對不能靠稿費謀生。 自印刷術發明及現代報業和出版業發達後，情形可不同了。報館和出版社雖然聘用一批專職的文人，但他們更需要一大批外來投稿者。投稿當然可以得到稿費。起初稿費少得可憐，普通是一千字一二元，在中國抗戰的前夕，普通是每千字5元，特約稿件另計。除了作者已經很有名氣，使報館和出版社要借重他以外，一般初出茅廬的作家的稿件，很少有被錄取刊載的機會。因為發表沒有把握，所以一般作家僅能把稿費當做茶資，或者添置新書之需，絕對不能靠稿費來謀生。 幾年前，新馬的出版業相當發達，大間的書店，除了出版教科書外，還可以出版文藝及其他雜文，多達一百幾十種，許多新進作家都有機會顯露頭角。今年是出版業的厄運，有些書店根本不出書，有些僅出版一兩種。同時，報紙的副刊儘量縮小，外來的稿件，堆積如山，很難有問世的一天。在這種情形下，靠稿費來謀生，不但不可能，而且靠稿費來作茶資或者添置新書，恐怕也不大容易。 閒居和友人談天，大家都羨慕外國的作家能夠得到優厚的稿費，過著富裕的生活。起初我也信以為真，但是細心研究之後，覺得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今年11月27日出版的《新政治家周刊》，有一篇長文題為《聖誕節新書》，內容是討論文人及他們所得的待遇。作者蒲列契先生，對於英國的文人和出版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寫來如數家珍，使人相信他的資料是靠得住的。 當19世紀全盛時代，一代文豪兼史家馬皋萊勳爵的《英國史》第三冊和第四冊出版時，可以領到2萬英鎊的稿費。名作家拉斯金自幼就擁有一筆資產，每年可出息4000英鎊。假如把當時的幣值和目前的幣值相較，真是相去何止天壤。更重要的是，當時沒有所得稅，所以上述二人過的是高傲王侯的豪奢生活。 到了20世紀初期，情形也不算太壞，英國的幾個名作家，如蕭伯納、威爾斯，他們的收入也很可觀。 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作家便交上厄運了。戰時紙張缺乏，交通不便，作家整天忙著逃難，不死已算是萬幸，那裡還希望有更高的報酬。 戰後情形越來越壞。加以廉價的紙面書風行一時，這對於作家的打擊實在不小。從前的作家寫了幾本書，一輩子可以靠版稅過活；現在由於廉價的紙面書風行一時，新書出版後不到兩星期，就很少人過問了。 據芬雷特先生的估計，在英國的4萬至5萬可以動筆的作家——事實上，有些人僅在打字機上亂打一場——僅6000人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職業作家。在這6000名職業作家中，百分之60至77的周薪為10英鎊，比較普通的工人的工資還少5英鎊。一年能夠賺到1500英鎊的人，僅占極少數。假如我們把職業作家的定義當做著書為生的人，那麼這數目更是鳳毛麟角。他懷疑整個英國是否有20名這樣的職業作家。 英國人口5000萬，比較新馬多五倍；報業十分發達，平均每人有一份報紙，而新馬每三十人才合看一份報紙；英國出版新書每年有幾萬冊，而新馬出版的新書每年不到幾百冊。兩相比較，顯然英國作家占優勢。 但是，整個英國能夠靠著書為生的職業作家，不過20名左右，所以目前整個新馬的作家，尤其是華人作家，不能靠稿費為生，這是自然的趨勢，毫不足怪。 在這當兒，一般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應該多用一點心思，多費一點力量。每個人須提高警惕性，以讀書寫作為業餘最佳的嗜好。明知讀書寫作對於生計無補，但是，為著維護文化教育，我們的血汗是不會白流的。 此請 近安！ 子云（1964年12月12日） 四十 ××： 日前蒙光臨敝社，惜公私蝟集，沒有機會暢談，歉甚！ 承贈大著《天竺散記》，日來已經陸續看完，不勝欽佩！ 中國的高僧，以及文人學士，當他們的道行或造詣達到相當水準的時候，往往會注意佛教的經典，同時，因為愛屋及烏起見，大家以前往印度觀光，為人生最大的樂趣。這種作風以晉朝的法顯開端，到唐朝的玄奘，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玄奘以後的1300多年間，中國的高僧，以及文人學士，還是步著他的後塵，多數都想到印度去觀光。 因為中國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國，而且在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方面，比較其他兩個文明古國——埃及和希臘——強盛許多，所以中國人的注意印度的文化，自是意中事。 其實，整個南洋的文化是中國和印度的混合物。由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所造成的印度支那半島不必說，光是越南這個地區，當它還沒有劃分為北越、南越、柬埔寨、寮國之前，它的國名是叫做印度支那。這是說，越南這個國家的文化，的確是中國和印度的混合品。 中國和印度的古文化，加上歐風美雨的新文化，造成三股洪流。這三股洪流和任何一個地區原有的文化相配合，便形成該地區特有的文化。但是，飲水思源，我們應該知道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在南洋各地都有深厚的影響力。 1956年，我到印度參觀一個月，回家後患著嚴重的黃疸病，在醫院治療三個月，才恢復健康。雖然我前後花了17年工夫完成三部長篇傳記——《尼赫魯傳》、《泰戈爾傳》、《甘地傳》——但在印度遊記的寫作上，僅得三篇。後來這三篇遊記收入拙著《名山勝水》裡邊，此外，我就再也鼓不起心情來寫這一類的文字。 1959年，你率南大史地系學生前往印度觀光兩個月。回來之後，同學們很快就出版一部集體的創作。現在你又單獨寫一本遊記，這充分證明那次旅行的收穫是很可觀。 大著一共24章，大小插圖116幀，附錄還有14首詩，可算是洋洋大觀。 在寫作遊記的過程中，你曾定下一個標準。你說： 不過我的行記，和一般人的遊記不同；記游話少，而說勝語詳。我以為記游乃個人瑣事，不必多費筆墨，而志勝則可供他人借鑑，不妨稍下些工夫。因此，我每逢憑弔聖跡，必追溯其源；一登摩登都市，必描述特徵；參觀企業，我便搜集統計；涉及語言，我必附註原文。 上述這一段話，就是你寫遊記的宗旨。雖然見仁見智，各人的宗旨不必盡同，但是，有宗旨總比沒有宗旨好得多，至少你有自己的一套格調，和別人不同。 現在學術的趨勢，就是史學和統計學大行其道。你對於歷史本來有濃厚的興趣，而印度又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一千幾百年前的事情還算是很新鮮。因此，在考古的過程中，你一定要窮源究流，既要了解一種文物制度的根源，又要明白歷代的演變。這種翻閱故紙堆的工作，普通人也許會覺得味同嚼蠟，但是對史學下過工夫的人，總覺得凡事找出來龍去脈，是一宗再快樂不過的事情。 隨著現代化的工商業的發達，統計學便成為工作的中心。現代大規模的工商業機構，日常進出的是天文學一樣的數字，而且變化十分劇烈。加以人事繁忙，誰也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逐條計算。為著一目了然，同時，使人容易掌握最近的趨勢，所以統計學就被人普遍重視。 現在政府機構有統計部門，各大工商業機構也有統計部門，例如印度最大的企業家塔塔有限公司，它的企業和國計民生有極大關係。當你敘述該公司各部門企業的時候，你把創辦的年代、資金的數字，勞工的數字、今年工資的數字，一一例出，使讀者在最短期間內，對於該公司的全部企業有一個具體的印象。 不談印度問題也罷，要談印度問題，多少要涉及梵文。佛教的經典固然用梵文寫作，即古代的一般的記錄，十有八九都用梵文。由於年代久遠，影響深入，有些梵文的術語早已成為東南亞的通用語了。 梵文每個字都包括好幾個字音。在過去，我們的僧侶，都照字音寫出來，讀的時候詰屈聱牙，多數人只懂字音，不知字義，即俗語所謂「和尚念經」。 大著關於梵文的一切單字或詞彙，你都一一注出原文，有時還加上注釋，這對於讀者不消說十分便利，但在寫作的時候，你一定費了不少時間去翻閱參考書。好在寫作是滿足個人求知的興趣，相信你會視苦如飴。 大著雖以追溯歷史源流，臚列統計數字，附註梵文的原文為最大特色，但是就文論文，仍不失為一良好讀物，尤其是描寫大吉嶺看日出時，轉瞬之間，千變萬化的氣象，足見功力之深。 今年新馬出版業走下坡，新書寥寥可數。因此，在這年底非常忙碌的時期，我仍抽暇到海濱去慢慢欣賞大著，並且把讀後感寫出，幸指正！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12月13日） 四一 ××： 日前蒙惠贈大著《搔癢的樂趣》，感甚！ 久聞大名，惜大家分散各地，沒有晤談的機會。現在你將長期住在新加坡，以後應時常請教，以匡不逮。 關於大著的內容，你在《自序》里已經說得很清楚。 書中有談世界大事如「原子戰的威脅」，有述日用小物如「安全剃刀的誕生」。有記洋人的墓碑，有論英國的木刻。有的大公案可以「一發決疑」，有的小人物真是「神乎其技」。新的有「美國的蛋頭」，舊的有「吹拍的故事」。……勞倫斯怎樣帶著女友游義大利的拿波里，史坦貝克怎樣牽著洋狗作全國的旅行。諸如此類，都有專文，無論那篇讀來都比麻姑用縴手的鳥爪為我們搔著背癢一般，各有各的情致，正是「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因把這集子，題名為《搔癢的樂趣》。 從前曾國藩身上長著癬，所以他時常提到「手不停搔」這事情。的確，搔癢雖不是治根的辦法，但至少可得到片時的快感。此中關鍵，全在搔著癢處。假如隔靴搔癢，那麼這真是毫無趣味，白費工夫。 二三十年來，你一直以散文和詩歌馳譽文壇。因為你的中文精，英文熟，所以在駕馭文字和題材上，都有獨到的功夫。 寫文章不難，難在選擇適當的題目，運用適當的材料。事實上，題目和題材有的是，關鍵全在於選擇的功夫。西洋有句俗語，「選擇了一個好題目，等於完成一半的工作」。不過這種題目，一生僅得到幾次。因為得來頗不容易，所以在下筆的時候，一切佳句，競赴筆端，那種蓬蓬勃勃的氣象，只有杜甫的名句「群山萬壑赴荊門」，可以形容於萬一。 從大著里，我可以想見你的閱覽的範圍很廣泛，尤其是外國的雜誌。事實上，一個學有根柢的人，他的胸襟自有丘壑，偶爾在外國報紙雜誌上，甚至在名著上，看到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大有「先得我心」的感覺。「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作，已作古人手。」這兒把「古人」一詞改為「外人」，那問題完全一致，相差的僅是發表的日期的先後罷了。 根據這觀點，你這才決定把外國報紙雜誌上的好資料，有的全文翻譯，有的摘錄大意，有的輯錄類似的資料，自己編織為大塊文章。無論如何，每篇題材都是你自己愛得不忍釋手的東西，同時，又是你想運用文字來記錄的東西。因此，那些文章，名為翻譯，其實等於創作，為的是你在動筆時，又加上謀篇、布局、修飾、潤色的工夫。 大著開頭的兩篇，我反覆研讀三遍。前者富有高深的哲理，後者具備淵博的知識。這兩位作家——A．佛郎士和莫洛瓦——不但你我都喜歡，中國的一般學人也十分景仰。我完全同意莫洛瓦的說法，「一個晚上用來閱讀名著對心靈所受的益處，就好像一個假日用來遊山玩水對身體所受的益處一樣」。可惜目前由科學和技術的發達所給人的閒暇，許多人都不懂得充分運用，因為他們不懂得「把趣味和興趣加以擴大」。 《英國木刻簡介》和《倫敦的俱樂部》兩篇，雖然屬於介紹的性質，但前者你曾下過苦工夫，因為你在學習木刻之前，曾懂得刻圖章，所以你才把木刻當做一種嗜好；後者你曾親自體驗過，然後把自己的經驗，用輕靈生動的筆調描寫出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知道所謂俱樂部，原來是鬧中取靜，陶情養性的地方。 《原子戰的威脅》和《猿與本性》《走出防空壕來吧！》是三篇反戰的好文章。多年來，我一直堅持反戰的論調。我鼓吹「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我曾一再為文強調原子能應改為和平的用途。但是，人微言輕，說的話沒有人注意。為著加強我說話的力量，三年前我特地鼓勵我的小兒把一代大師羅素的大作《人類有前途嗎？》譯出來。 《原子戰的威脅》里有幾句很動人的話。 天然結合的東西是養料，人類把它分解之後，便成為毒素了。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原是接合體的食鹽，而人類偏把它分開來造成毒素，你能說是天地不仁嗎？ 關於詩歌，你的功夫真不錯。在《英國新詩人的詩》里，你的中文翻譯，完全達到信和達兩大條件，至於「雅」，那是見仁見智，有的人以為運用古典的形式為雅，有的人以為套上大眾語才算雅。觀點不同，批判自異，這問題用不著爭論。 在《詩詞真是不能翻譯的嗎？》你現身說法，把英文詩譯為中文，又把中文的詩詞譯為英文。這些東西是素養和興趣的結晶。假如素養不夠高深，興趣不夠濃厚，誰願意把最寶貴的時間用來字斟句酌，仔細推敲？ 綜觀全書，知道你每次閱讀名文的時候，早已發出會心的微笑。為著傳播知識，為著不敢把天下的名著據為己有，你這才在教學的餘暇，尋章摘句，化為自己的文章。 你研究英國文學多年，所以字裡行間，時常流露幽默感，而幽默感是目前全世界最缺乏的東西。目前到處僅有愁眉苦臉，或者狂歡大笑，尤其是在電視、夜總會流行的城市。誰能懂得把一杯清茶，一本名著慢慢欣賞，那就距離風雅的境界不遠了。 此請 著安！ 子云（1964年12月26日） 四二 ××： 大著《詩的欣賞》，先後拜讀兩遍，不勝欽佩！ 一般說來，欣賞似乎比創作容易。許多人不會創作，但他們照樣可以欣賞。事實上，真正會欣賞的人，多數應該會創作，不然，他們就不能充分領略箇中滋味。 提倡寫實主義的人，認為一切文學等於作者的自傳。作者的生活經驗越豐富，他所寫的東西當然越會深入。雖然如此，文學離不開想像。無論你怎樣注重寫實主義，你還脫離不了想像。偉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亞、曹雪芹、托爾斯泰、狄更斯，他們的作品所表現的人物，多數是得力於親見、親聞、親經驗，但也有一部分是由於作者根據傳說，然後馳騁他們的驚人的想像力，化為美妙的文章。 談到欣賞和批評，我覺得兩個先決條件應該予以注意。 第一，政治立場。經常和報紙、雜誌、出版社打交道的人，開口便問某報紙、雜誌、出版社站在什麼立場。只要你明白它的立場，那麼你不難推測它的言論是採取什麼態度，會加上什麼按語。站在同一立場的報紙、雜誌、出版社，它好像鄉下的老媼在送灶時所作的願望：「好事奏上天，壞事丟旁邊。」站在敵對立場的報紙、雜誌、出版社，它是把好事擱在旁邊，壞事大事宣揚。因此，同一事實，便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在火藥氣味十分濃厚的今天，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下列的事情：甲方罵乙方為土匪，乙方罵甲方為流氓；官方罵反對派為叛徒，反對派罵官方為暴君；東家罵西家為娼妓，西家罵東家為婊子。這種立場根本不同的潑婦罵街的方式，在政治性很強烈的報紙、雜誌、出版社裡，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實上，除了忠貞的黨員，或所見不廣的讀者會受催眠術的作用，因而將信將疑外，頭腦比較清醒的讀者絕對不會相信。 第二，教育水準。你說，「大抵絕俊絕劣之詩，易於剔出，而最難定者，為中級之作，此則須視經驗如何耳。」這兒「經驗」二字所包含的內容很廣泛，從教育、環境，到個性、交遊，都有份兒。 順便告訴你一個故事。當我的最小的女兒在光華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帶她到柔佛新山去參觀。當我們的車經過華僑中學的門前時，她大聲喊道：「這間學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學校。」那時南洋大學還沒有成立，從一個五六歲未見世面的女孩看來，華僑中學的確是最大的，至少比她正在肄業中的光華小學大得多。由此可見，我們閱讀批評的文字的時候，必須先注意批評家的教育水準。外行人認為最滿意的詩篇，內行人也許會覺得一文不值。難怪韓愈曾大發牢騷，說時人最賞識他的文章，多數是他自己最不喜歡的東西。相反的，他自己最得意的傑作，人家反而等閒視之。 政治立場不同，教育水準相差很遠的人，根本談不攏。欣賞已經很困難，更不用說要批評了。 欣賞普通文字已經不容易，更不用說要批評詩篇了。 真正的好詩，意境多麼高超，思想多麼深刻，文字多麼洗鍊，音調多麼鏗鏘。這種好詩，就畢生精力貢獻給詩神的大詩人而論，一輩子僅得幾首至幾十首。假如以詩人的年齡和他的好詩的篇數作個比較，平均每年極難寫的一首好詩，從此可見好詩難得，而詩的欣賞實在不容易。 西洋的畫家，寫生的功夫下得很深，所以他們不但擅長畫人像，而且會替自己畫像。歐洲各國，尤其是法國，屋內到處都是鏡子，他們朝夕面對鏡子，顧影自憐，至少對於自己的尊容和神情有深刻的把握。因此，他們的自繪像往往比替別人畫像更見高明。 同樣的，詩人真正的知音，還是詩人自己。揚雄說：「後世有揚子云，必好之矣。」這句話並不是自誇，而是很坦白地指出，只有詩人自己才會領略自己創作的艱辛。「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要人家充分了解詩人的本色，這真是談何容易？ 在大著的結論里，你很正確地指出： 予曾謂詩之優劣乃由比較而來，故欲欣賞中詩，既須對於詩之批評標準，有所秉承，尤必廣讀諸詩，藉以相互印證。所讀之詩，則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此猶習醫，除於醫理深湛研究，尤重臨床經驗，固亦愈多愈善也。 這段話，可以說是先得我心。 平生治學，最崇尚比較研究。理由很簡單，即俗語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任何複雜微妙的事物，一經排比分析之後，高低立分，優劣自見。凡是懂得作比較研究的人，他的胸襟自然闊大。亡友許地山先生就是這種人物。他研究「比較宗教」多年，書房裡有的是儒、釋、道各教的書籍。因為素養很深，所以他極少站在一個宗教的立場來攻擊另一個宗教。他只懂得兼收並蓄，絕不黨同伐異。 最後，從事批評的人，應該儘量避免偏見，在可能的範圍內，找出共同的立場，像數學上的公分母一樣，大家有了共同的基礎，這才容易較量高低。可惜這種人世界上究竟不多，他們只喜歡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人家。一代史學大師章實齋和一代才子袁子才，他們在史學和文學上各有千秋，但二人卻冰炭不相投，彼此互相攻擊。 容再談，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2日） 四三 ××： 自你離開南大後，足足有五年工夫，我沒有再到南大了。 日前蒙三位舊交新識的邀請，到南大盤桓了一整天。除了午飯後到裕廊工業區去觀光外，還在斜風細雨的氛圍中，到你曾經住過幾年的「愛山廬」的前後左右瀏覽一番。的確，地以人傳，只要南大存在一天，「愛山廬」也將成為參觀南大的遊客必到的地方。 大著《一九六四歲暮雜筆》，已在新年特刊和世人見面。你引用藝術大師畢加索現身說法的一段話，真是很有意思。現在我特地轉錄下來，然後加上我的意見。畢加索說： 我要滿足這些人的要求，只有想法畫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反正他們對於愈看不懂的畫，他們愈要佩服。我就仗著這些莫名其妙的玩藝兒成了大名。說來我只是一個為大眾服務的人了吧。 因為人類的天性是好奇喜新，越奇怪的東西，往往越受人歡迎。據說，巴黎曾經有人拿著女帽在街上跑，因為他害怕回家太遲，那頂帽子已經不時髦了。 這雖然是個故事，但從此可見迎新厭舊才是人之常情。廚子之所以難做，因為他展開渾身解數，至多三個月就使常到的顧客覺得膩煩。同樣的，百貨公司的陳列窗必須時常更換新花樣，不然，它就引不起顧客的注意。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畢加索的後半生雖然以立體派大師馳譽藝壇，起初畫的還是工筆畫。三年前，劉蕙霞博士從倫敦寄來畢加索青年時代所畫的人像的照片，所採用的完全是傳統的寫實主義的筆法。可是一般淺見的人不細心研究，不從基本上做功夫，光學他的奇奇怪怪的新作風。到了最後，有些模仿畢加索的人，連自己所畫的作品首尾倒置也不知道。 同樣的，齊白石年輕時代，以木匠為業。他擅長的是刻花的技巧。他足足花了半年工夫，臨摹芥子園畫譜，他又花了長期間從事花卉、翎毛、水產的研究。我們只看他中年時代所畫的蜻蜓，所採用的完全是工筆畫。只因根底深、筆力健，到了五六十歲以後，才能夠隨心所欲，巧奪天工。無論畫小雞、畫蝦蟹、畫花卉，只是那麼疏疏落落的幾筆。那結構的嚴密、筆法的蒼老、神情的迫真，可以當一代大師而無愧。 不幸一般初學不從基本的工筆畫或者寫生著手。他們只覺得齊白石畫了那麼疏疏落落的幾筆便可名家，於是也如法炮製，學取巧，抄近路，不知道這種毫無根底的貌合神離的作品，徒使方家見笑。 閒居和一些飽通經史而又充分了解中國和英、德、法等國的文化的朋友們談天，他們都贊成我的意見，說中國舊時的教學方法，和歐洲的幾個大國極相似。我們注重背誦，他們也注重背誦。事實上，有些名著，非讀到爛熟，非讀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地步，很難咀嚼到它們的味道來。 須知似曾相識的人，並不算朋友；浮光掠影的知識，並不算學問。要結交幾個朋友，只有深刻的認識，彼此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要精通一二門學問，只有勤學苦練，把古今中外的名著，化為自己的血液。 我常覺得，中國的書法和詩學是訓練腦力的一種方法。雖然科舉廢后，毛筆像舊書一樣，被人扔到茅廁坑裡，詩學也沒有什麼人講究，但是，就中國文化的立場而論，書法和詩學自有它們不可磨滅的地位。 先說書法。舊時代的中國學童，先學描紅，在老師用朱筆所寫的字體上，用墨筆描寫一遍。然後用九宮格來臨摹碑帖。無論一畫二畫簡單的字，或十畫二十畫複雜的字，各占一方格。初學時也許覺得很困難，到了成熟之後，得心應手，一點也不覺得困難。 又，中國人學書，多從正楷入手。到了正楷寫得相當純熟後，才從事行草篆隸各種字體的研究。只因正楷的功夫下得很深，內容和形式，筆法和結構早有把握，所以後來兼寫各體的時候，筆酣墨暢，百變不離其宗。 再論詩學。中國的學童，在沒有動筆作詩之前，早已把《詩經》、《楚辭》、《古詩源》、《唐詩三百首》讀得滾瓜爛熟。他們懂得什麼叫做平仄，什麼叫做押韻，什麼叫做雙聲疊韻。經過這種嚴格訓練後，他們才開始作詩。起初模仿這一家，那一家，後來才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雖然自成一家的詩人，一百年間出不了幾個，但是能夠把筆寫詩的人，至少懂得這些起碼的規矩：例如絕句僅有四句，詩人斷不能因為有意未盡，須多加一句。又如律詩僅有八句，詩人斷不能因為好話已經說盡，僅寫七句。雖然許多自命為詩人的作品還處於初學的階段，但他們一開頭就學會這些起碼的規矩。 懂得平仄、押韻、雙聲、疊韻，以及章法和結構，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成為詩人，但這種嚴格的訓練，對於將來治學治事，待人接物卻有很大的影響。飽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的人，多少懂得什麼叫做涵養。所謂涵養，即「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的意思。不然，在朋友宴會期間，自己爭著發言，而且滔滔不絕，使同席的人都沒有說話的機會，這似乎有點失態。 拉難寫來，為的是要證明豪放須從規矩中得來。不然，規矩準繩毫無把握，一開頭便學豪放，恐怕畫虎類犬，永遠不成家數。 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9日） 四四 ××： 承詢學習第二語文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問題我很有興趣。最近我有個機會和許多大學教授及中小學教員晤談，他們在教育界服務的期間，多數超過十年，對於兒童的學習心理，觀察得十分深刻，所以他們的意見頗值得我們注意。 綜合他們的意見，大多數都贊成學童於小學第三年級開始學習第二語文。其中僅有一位原籍印度的教師，認為小學第一年級就可以開始，另有一位原籍潮州的教師，主張初中第一年級，才可以開始。 主張同時開始學習兩種語文的人，他的理由是，新馬根本是個多元的社會，只要各民族的小孩混合在一起生活，他們在最短的期間內，便可通曉兩種甚至三種語文，而且得來全不費工夫。 主張初中第一年級才開始學習兩種語文的人，他的理由是，學童太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兩種語文，這很可能使他們的語文不夠純粹，尤其是巫文和英文的關係，很不容易辨別得清楚。例如「鉛筆」一詞，英文作Pencil，巫文作Pensil，相差僅一個字母；又如「書」一詞，英文作Book，巫文作Buku；「燈火」一詞，英文作Lamp，巫文作Lampu。音同形不同，或形同音不同，這對於學童未免是很大的負擔。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學習第二語文具備幾個條件。 第一，優秀的師資。「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寥寥數語，把教師的任務和使命解釋得一清二楚。 熟悉新馬的內情的人，誰都為這兒的良好的師資的缺乏，而吁嗟嘆息。在戰前和戰後的初期，這兒的中小學教員的待遇實在太低，可是這幾年來，因為政府注重教育，無論新加坡或聯合邦，教師的待遇普遍地提高，除了生活津貼外，還有職薪。因此，大多數教師都能夠過著相當優裕的生活。 教師過著相當優裕的生活，這是天公地道，不過他們在提高待遇之後，似乎也應該相對地提高他們的教學效能，照比例加強他們的貢獻，這才完成他們的任務。 平心而論，一個學有專長，而常識又十分豐富的教師，社會應該予以特別重視。因為教師好像種子，橡樹的種子和芥子的種子，截然不同，不待播種和耕耘，早已可以斷定未來的果實的大小。 為著保證未來的收穫，每個學童應該請教名師，不過名師實在難得。有的虛有其表，認真教起書來，很可能會即刻露出馬腳。有的也許學有專長，不過由於口才太差，辭不達意，不能鼓起學習的興趣。萬一有機會找到一兩位名師，做學生的人應該加倍敬重。 第二，良好的環境。中國有個對聯，「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這充分證明良好的環境的重要性。 就過去中國而論，內地各省的人學習外國文，遠不如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因為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多數是華洋雜處，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會比較多，所以學習外國文比較方便。例如香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華人，但那兒的官方語文為英文，同時，英、美、澳、紐、加等國的商人又通用英文，甚至其他各國的人也略識英文，所以在香港學習英文，又比中國沿海沿江各大城市方便得多。 同樣的，假如你要學習巫文，最好到馬來鄉村住上半年或三個月。業以專而精，經常用慣了，以後繼續深造就十分容易。 我們知道，英國的貴族子弟，多數在每年長假的時候，到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去度假。一面可以毫不費力地學習一兩種外國語文，一面又可以遊山玩水，陶情養性。這種一舉兩得的辦法，完全得力於良好的環境。 第三，精細的工具。自電台、電視、錄音機等工具陸續發明後，學習語文的人，真是方便得多。記得四十多年前初學英文的時候，因為一兩個字不懂得怎樣讀，須步行幾里外去請教人家。現在一般學校和私人都擁有最新的工具，尤其是錄音機，它不但可以記錄優秀的教師標準的發音，而且也可以記錄初學的人不夠標準的發音，一經比較之後，馬上可以改正過來，至少懂得自己的錯處到底在什麼地方。 假如一個人能夠找到優秀的教師，良好的環境，精細的工具，那麼他學習任何第二語文或第三語文，一定比別人容易。我誠懇地希望，新馬各學校都注意這三點，讓學生充分得到學習語文的樂趣。 話又說回來，語文這東西，先入為主。無論任何種族，任何國家的人，最擅長的還是從母親懷抱里所學來的東西，即大家所謂「母語」，以後學來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第六語文，無論如何，都趕不上母語。 就我所認識的外國漢學家的中文寫作程度而論，到如今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和荷蘭的漢學家高羅佩博士相提並論。高羅佩精通荷文、英文、德文、法文、中文、日文，而他的中文早已達到自由演講，自由創作的程度。高羅佩的中文的造詣那麼高深，中國文化素養那麼雄厚，但他的中文寫作，「一和當代名家比較，都仍差一皮」。蕭遙天先生曾這樣坦白指出。從此可見母語的重要性。 專此布達，順請 近安！ 子云（1965年1月15日） 四五 ××： 昨天和你長談，不勝喜慰！ 你說，一個人到了晚年，多數喜歡過著清靜而又平淡的生活，看看自己多年想看的書，寫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但是，事與願違，學校當局硬要你擔任行政工作，整天要看許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許多不想做的事，這未免是一種苦惱。 你的話我非常同情。除了要看許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許多不想做的事外，我覺得你應該再加上兩句：要參加許多不想參加的酒會，要說許多不想說的話。 在現實的社會裡，十人中有九個是趨炎附勢的。他們對你沒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根本不想有什麼認識。他們所認識的僅是權位勢利。當你當權、在位、得勢、專利的時候，誰也願意和你打交道；當你喪權、去位、無勢、失利的時候，誰也會白眼相看。芸芸眾生，大多數都具備這一副勢利眼，毫不足怪。不過描寫最深刻的，莫過於吳敬梓筆下的胡屠戶。 在歐美各國，公私關係，劃分得一清二楚。公事只留在辦公室辦理；回到家裡，很少人會把公事拿來麻煩你。這兒的情形，剛好兩樣。到了晚上，還有人為著芝麻大的公事，到你家裡敲門請教。這樣一來，全部時間將被打得七零八碎，很難有整段時間，讓你慢慢地思考。難怪你說，有許多篇文章，僅寫了一半或者僅寫個導言，以就沒有機會繼續寫下去。 我常覺得，擔任行政工作，比專門研究學問更為困難。因為書本是死的靜的東西，而人事是活的動的東西。要掌握瞬息萬變的人事，當然比研究一成不變的故紙堆要麻煩得多。 據我觀察，一般人一踏進仕途，或者擔任行政工作，他在學問上的建樹，恐怕就要打個九折八扣。別的不用說，光是開會、看卷宗、寫報告、接賓客、赴宴會，送往迎來，已夠把腰骨磨斷了。剩下一些時間，還要料理一點家事。假如他還是餘勇可賈，他至多能夠翻翻一些報紙，看看流行的雜誌，要從事專門的研究，撰述大塊文章，恐怕機會不算太多。 說來還是丘吉爾最高明。今天報載他患著腦中風，病勢十分嚴重，但他已經度過九十歲生日，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尺度來衡量，他已經超過上壽。假如照《劍橋現代史》的分法，把拿破崙、俾士麥都定為劃時代的人物，那麼丘吉爾也可以算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 記得十年前，當丘吉爾度過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曾根據他個人的著作，以及時人對他的評論，寫成一篇長文。這篇文字後來收入拙著《春樹集》。最近十年來，他退出政壇，但他仍繼《第二次大戰回憶錄》之後，寫了一部輝煌的巨著《英國人民史》。別的不用說，光是這兩部大著，加上他在戰前所寫的兩部大著《世界的危機》和《馬爾柏廬勳爵傳》，就可以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了。 閒居研討丘吉爾的成功，我認為他得力於下列三個條件： 第一，精力充沛。辦大事業，做大學問的人，最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只要精力充沛，這才能夠樂此不疲。不然，身為首相或重要的部長的人，一天所要料理的事件，不知道有多少宗。假如體力不濟，精神萎靡不振，對於整個形勢不但沒有全盤的計劃，而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非把事情弄糟不成。 要長期保持充沛的精力，這還須從保重健康著手。丘吉爾一生愛「小憩」或「假寐」（Ciasta or Catnapping），多則半小時，少則五分鐘。經過一度「小憩」或「假寐」之後，他的精力百倍。到了晚上，當人家早已覺得精力不濟的時候，他卻越來越興奮，每天可以工作到午夜三時而毫無倦容。 第二，才具精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負責重任的人，才具的鍛煉，可以說是當務之急。從他所著的《青年時代》里，我們知道，當他二十歲左右，他曾花了一年半載來自修，把文學、史學的基礎打得十分鞏固。此外，他知道英國的勁敵是德國，所以他一路來細心研究德國的內情，尤其是軍事、政治、經濟。因為他的素養很深，胸有成竹，所以當他在國會裡服務的六十四年間，他不出席便罷，每次出席，總是一鳴驚人。平時出口成章，到了大難臨頭，誰都覺得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卻認為這是「最了不起的時代」，錦囊妙計，層出不窮，使盟邦的領袖，俯首帖耳地聽從他的指揮。 第三，社會安定。近百年的中國，曾出了一位大人才，即梁啓超。他也是精力充沛，才具精良，只因政治沒有上軌道，所以他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本事，這對中國是個大損失。 另一方面，丘吉爾卻生在社會十分安定的英國，同時，因為社會上有是非，所以他才能夠暢所欲言，暢所欲為。此外，由於文章有價，他一生稿費的收入，遠超過他當六十四年國會議員，兩任首相，幾任部長的收入。只因收入優裕，所以他不必在生活的鞭子下工作，而是隨心所欲地充分控制自己的時間和命運。無論地中海之濱也罷，或者鄉間的別墅也罷，他都能夠享受寧靜閒適的樂趣。 平居左圖右史，把天下大勢了如指掌；一旦掌握大權，好像六轡在手，操縱自如，而不失規矩準繩。具備那些優越的條件來干行政工作，倒也不錯，因為他是在創造歷史，不是辦理例行公事。 此請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16日） 四六 ××： 剛才在電話中，知道你最近開始學習打網球。你得到一位識途老馬的指導，要你從基本的動作著手，這辦法一點也不錯。真的，打球像治學治事一樣，最重要的是抓住問題的核心，然後按照本末先後的程序，一步緊接一步地實施，既省時，又省事，而效果將和普通人不同。 你知道，不按照規矩準繩來治學治事的人，有時也許會走得通，不過那種辦法僅算是僥倖，而僥倖是靠不住的。真正聰明的人，多數會採取「慢而穩」的辦法，他不想行險僥倖，他僅希望穩紮穩打，做一天有一天的收穫。在短期內也許沒有特別的成績表現，可是日積月累，功夫到家，自然而然有水到渠成的樂趣。 早晨，和C先生談天。C先生即「本是乘槎行，權作歸田計」的名句的作者。乘槎的典故出於《論語》。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C先生以垂老之年，到海外來傳道授業，這在安土重遷的中國人的心目中，不算怎麼理想。但是，C先生是個精通詩詞，飽經世故的人，他把到海外謀生的事情，「權作」解甲歸田的打算。這樣一來，心安理得，隨遇而安，人家不堪其憂，他卻不改其樂，多麼有風趣！ 中國是個韻文最發達，典故最豐富的國家。韻文最易記憶。典故最宜聯想。只要提出一個典故，比較飽學的人即刻會聯想到整篇的故事，言簡意賅，妙不可言。 我常覺得，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不但連綿不斷，而且會發揚光大，這和兩個典故所代表的故事的精神很有關係。這兩個典故是什麼呢？即「愚公移山」和「塞翁失馬」。 「愚公移山」所代表的精神，即治學和治事須有堅定的目標。在舊時代里，朱柏廬曾教人「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在新時代里，我們應該知道，研究科學和技術的人，志在新發明、新發現；從事文學和藝術的人，志在新創作、新作風；醉心政治的人，志在忠黨愛民，甚至治國平天下。 崇高的目標一經訂定，必須用全副精力來進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實上，在舊社會裡，許多行業都是祖傳的，即父傳子，子傳孫，子子孫孫，無窮無盡。姑定這一代幹不成功，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之後，總可以幹得成功。具備這種堅定不移的目標，百折不撓的魄力，許多移山倒海的大建築物成功了，許多鬼斧神工的大藝術品也完成了。 中國人對於宗教的觀念是十分淡薄的。佛教從印度輸入，回教從阿拉伯輸入，天主教和耶穌教從歐洲輸入，這些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遠不如孔孟老莊的學說，即一般人所謂孔教和道教。事實上，道地的中國人所崇拜的是祖先，因為崇拜祖先，充分表現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同時，這又是代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自己沒有完成的事業，讓後代繼續幹下去。 其實，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觀念，不但是中國人最光榮的傳統，而且也是歐洲文明國家最光榮的傳統。19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巴爾札克，他平生拳拳服膺的座右銘，即「拿破崙未竟之志，我將以筆鋒來完成」。換句話說，拿破崙以鐵騎縱橫歐洲，巴爾札克將以筆鋒使萬流景仰。 但是，單純具備愚公移山的精神還是不夠的，因為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這是說，得意的事情，不過十之一二。例如農民，無論他們多麼努力耕耘，可是在科學幼稚，水利和灌溉問題都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的時代，他們對於每年的收穫，絲毫沒有把握。當水災、旱災、兵災臨頭，田園荒蕪，原定十成的收穫，得不到三四成。這時候，呼天天不應，搶地地無靈，他們唯一解嘲的辦法，就是引用「塞翁失馬」的故事，把最不幸的事情，「權作」很幸運的遭遇。觀念一經改變，思想馬上搞通。他們不但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會提高警惕性，加強忍耐性，把一切難關在輕描淡寫的氣氛中輕易度過。 「塞翁失馬」這個故事的精神，不知道給中國人帶來多少福音。例如夫妻偶爾吵架，用不著馬上離婚；朋友偶爾發生誤會，用不著馬上絕交；生意一時賠本，用不著馬上關門。因為熬過難關，前途都是康莊大道，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厚福」。這又是塞翁失馬的精神的賞賜。 愚公移山的精神是積極的、前進的；塞翁失馬的精神是消極的、後退的。這兩種精神交互為用，相反相成，無論在任何環境中都可以生存下去，甚至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經濟上有「商業循環」這麼一個原則。當生意興隆的時候，大家拚命投資，發展工商業，到了發展超過飽和的限度，供過於求，市場阻滯，周轉不靈，於是不景氣的現象即刻降臨。接著，大家步步提防，節省開支，求適於供，使工商業又恢復欣欣向榮的景象。 由繁榮到蕭條，又由蕭條到繁榮，這種盈虛消長的大道理，我們不能不充分了解。假如你能夠掌握這大道理，那麼你將受用不淺。對待自己，永遠運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有目標、有信心、有魄力，這樣一來，離成功的鵠的將不會太遠。對待環境，永遠運用塞翁失馬的精神，把暫時的得失看得十分平淡。因為黑夜總有黎明的時候，我們又何必為暫時的失意而徨徨不可終日呢？ 愚公移山，鼓勵人努力上進；塞翁失馬，避免人發生精神病。這是中國文化的祖傳秘方，值得全世界人細心思考。 此問 學安！ 子云（1965年1月17日） 四七 ××： 在1月9日的信里，我曾提到「豪放須從規矩得來」。蒙你千里來信，說這句話「可使青年學子猛省，從事於基本訓練」。感甚！感甚！ 剛才電信傳來，說英國的偉人丘吉爾已經逝世。各國人士，將為他同聲一哭。丘吉爾是個文武全才，而他的演講術在英國的議會史上可以算是有數的人物。我們不要羨慕他在六十五的高齡，擔任首相時的許多轟動全球的演說，因為那時他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出口成章，操縱自如。我們應該追究六十四年前，他初任國會議員的時候，對於演講術曾下過多大的苦功。 起初，他擔任后座議員。他費了很大的工夫，練習演講。有的時候，一篇演講詞須花了六星期來準備。事實上，初期的許多演講詞，都是預先把全文寫出來，字斟句酌，言簡意賅，然後把演講詞背誦得滾瓜爛熟。此外，他還在臥房裡，高聲表演，說得眉飛色舞，痛快淋漓。當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他還把演講稿預先交給各報館。據編輯先生們說，他對於自己的演講有那麼大的信心，連某段落會博得聽眾的掌聲，也預先加個暗號。 大體長於演講的人，都是口齒伶俐，可是丘吉爾卻是先天有毛病，S字的發音搞不清。為著克服這一道難關，他不知道費了多少工夫。 他不是學文學的，更不是牛津和劍橋兩個著名大學的文學博士。照規矩，他應該和著作絕緣。七八十年前，英國的學校，仍非常重視古文，即希臘文和拉丁文。他對於古文毫無興趣，相反的，他卻醉心現代英語，即現代英國人所常用的最通俗最深入的語言。這種文字，是報紙雜誌通用的文字，深入淺出，為大眾所普遍歡迎。 但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幼年不大用功，好打獵，愛運動，卻不大接近文藝。為著補救這種缺陷，所以他在二十歲左右，發奮用功。一面背誦馬皋萊詩篇1200行，相當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一面精研吉朋的名著《羅馬衰亡史》。吉朋和馬皋萊是英國最著名的史家兼文豪，他們的地位相等於中國的司馬遷和班固。自他花了一年半載功夫讀通吉朋和馬皋萊的名著後，他的駕馭文字的本領已經達到十分純熟的地步，從此以後，他無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兒更可證明「豪放須從規矩得來」。 過去六年間，因為工作上的便利，讓我有機會和各方面人士接觸。每次和他們晤談前，我必須預先研究他們的學歷、經歷以及現任的職務，頂頭上司所加的按語。據我的觀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數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離校十年二十年之後，他們的學問還是和在校時相去不遠。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進修的機會較多，離校十年二十年之後，也許頗有成就，不過數目也不多。這並不是社會的錯誤，而是他們限制了自己發展的道路。 丘吉爾則不然，他無時不在學習中討生活。他年輕時代，曾到過印度和南非，所以第一次進內閣的時候，他所擔任的是殖民部部長，這還算是名正言順，因為他多少懂得當時英國的兩個大殖民地——印度和南非——的內情。 當第一次大戰前，他榮膺英國的海軍部長。這部分工作，在航空時代降臨以前，可以算是制德國的死命唯一要著。 但是，丘吉爾以前讀的是桑赫斯特軍官學校，研究的是陸軍，不是海軍。為著補救自己的缺陷，他又從頭學起。他足足花了八個月工夫，坐著海軍部的遊艇，到處考察，隨時詢問。從防禦工事到所有船塢，從海上供應到一切船隻，他都熟悉得有如指掌，這還不夠，他主張用汽油來代替煤炭。這樣一來，船隻的速率銳增。此外，他心無二用。在戰爭爆發的前夕，所有戰艦都分散於各處，但他卻堅持把所有戰艦集中於一處。因此，當作戰的信號發出的時候，全體海軍人員，無不集中精力，靜待他的命令。 據悉，坦克車也是在他的指導和鼓勵下，由一些機械工程師製造成功。 他曾任財務大臣，但他並非大學經濟系出身。為著補救這缺陷，他曾專心一志地精研經濟學名著。經過相當期間後，他不但精通貨幣學，而且膽敢主張英國須恢復金本位。至於國際貿易，他始終堅持自由貿易的制度。原則一經攪通，枝葉的問題，大可留給普通公務員代為進行了。 英國是個民主國家。在這種國家裡，政務官和普通公務員劃分得一清二楚。當某政黨得勢的時候，各部首長都由執政黨的要員擔任。過了五年十年，當某政黨落選的時候，各部首長又由新的執政黨的要員擔任。政黨領袖換來換去，但普通公務員的職位仍維持現狀。只因普通公務員長期干同樣的工作，所以他們就駕輕就熟，隨時可以把各部長玩弄於股掌之中。他們預備好各種文件，由各部長簽發，而R—bber Stamp一詞，從此就產生。 當丘吉爾沒有做首相以前，他曾擔任過各部門的首長，每種工作，他都是出色當行，誰也不能說他是個傀儡。為什麼他有這樣能耐呢？因為凡事他都是從頭學起，讓「豪放從規矩中得來」。到了正式拜名為首相的時候，他更以堅決的語調，說自己並沒有什麼本事，但願以血汗和眼淚來報答大家所付託的重任。難怪全國人民都樂意接受他的指揮，因而打個大勝仗。 專此布復，順請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24日，一代巨人丘吉爾逝世） 四八 ××： 承詢公務員和政治人物的關係，現在簡答如下： 在民主國家裡，公務員極被社會重視。因為他們僅憑個人的學歷和經驗，找到政府各部門的位置，以後步步高升，一直升到常務次長。常務次長英文名做Permanent Secretary，顧名思義，這個職務是終身的職務。他們的地位和政治人物截然不同。政治人物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公務員只要不犯嚴重的過失，他們的職務可以確保終身。 公務員分為三大等級，即行政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s）、事務官（Executive officers）、書記（Clerical officers）。每個等級又分為好幾個階層。行政官制定各該部的政策，地位相當於舊中國的簡任官；事務官執行已經決定的重要事務，地位相當於薦任官；書記僅辦理例行公事，地位相當於委任官。至於特任全權大使，那算是特任官，這兒不必多說。 一般公務員，須熟悉政府各部門的服務條例（General Orders），凡事照章辦理，萬無一失。他們最重視「先例」（Precedents），所謂無例不可作，有例不可改，就是這意思。 公務員需要公平正直，不可舞弊營私。為著防微杜漸、政府還特地設兩個機關，「反貪污組」和「中央投訴局」，接受全體人民揭發公務員舞弊營私的信件。假如證據確鑿，那麼他們須受懲戒。假如懲戒之後，他們還是明知故犯，那麼他們將被免職。 一般說來，公務員的生活比較安定。只要他們潔身自愛，那麼他們任職的期間越長久，他們所得的報酬越可觀。到了退休之後，他們還可以享受養老金的待遇。因此，一般喜歡過著平淡而又安定的生活的人，多數會走公務員這條路。 政治人物則不同。他們過的是驚濤駭浪式的不平凡的生活。當他們以在野黨的身份，從事政治鬥爭的時候，他們須先下個決心，以旅館為家庭，以監獄為學校。甚至被統治者抓去殺頭或槍斃的時候，他們也應該引領就戮，含笑歡迎子彈。只因他們願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所以當在野黨革命成功的時候，他們馬上可以執政。屆時，論功行賞，身上掛彩最多，坐監最久，而且又是智勇兼全的人，往往會穩坐頭把交椅。蘇聯的列寧、印度的尼赫魯、加納的恩古魯瑪，都是這一流的人物。 政治人物可以分為兩大範疇，即政治家和政客。 政治家有信仰，有政綱，有素養。所以他們像宗教家一樣，頭可殺，血可流，此節不可辱。在鬥爭的過程中，有的死於監獄，有的死於刀下，但是從整部的革命史看來，他們仍照樣的成功。所不同的是，他們算是革命烈士，不是後來的執政黨的首長罷了。 政客剛好兩樣。他們沒有信仰，沒有政綱，沒有素養。只因他們沒有信仰，沒有改綱，沒有素養，所以他們像流氓一樣，只注意眼前的權位勢利，而投機取巧，是他們所採取的方式。他們會展開渾身解數，換回選票，然後以選票換回長期的飯票。須知「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到了選票落空之後，那些政客對政治的厭惡，恐怕比普通平民更厲害。這種例子可以從任何國家的過時政客得到例證。 照憲法的規定，每個身心健全的人，到了二十一歲，便可以成為公民。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他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以每一個年齡達二十一歲的青年，都有資格參政。 但是，任何原則都有例外。有些人從十五六歲起，就對政治發生興趣。例如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小庇得，當他二十四歲那年，即榮膺重任。這一方面得力於他的父親，因為嘉森勳爵也曾任首相，家學淵源，背景雄厚，幹起來比較別人容易得多。另一方面，他個人從十五歲那年起，即醉心政治，把普魯塔的《希臘羅馬英雄傳》讀得爛熟，同時，把當時的正反兩方的政治家的言論詳加分析，看看他們怎樣進攻，怎樣迴避，經過長期訓練之後，他對於議會政治的秘鑰了如指掌。難怪他一進國會，馬上一鳴驚人。 又如丘吉爾。他雖然等到二十六歲，才榮任國會議員，等到六十五歲，才登台拜相，但他少年時代，即喜歡把一千多個木偶排列成隊伍，研究進攻退守的戰略，到了二十左右，即擔任隨軍記者、軍官，同時，也做過俘虜。假如他對於政治沒有極濃厚的興趣，恐怕當他幾度投閒置散的時期，他早已表示對政治厭惡了。 至於你們一些同學，名義上，你們已經算是公民，有權參政，實際上，我倒希望你們稍微忍耐一下，把自己訓練為專門人才之後再說。 一來，當地的專門人才十分缺乏。假如你們有一技之長，那麼你們就有謀生的資本，不必依賴任何人。二來，專門人才除有專門的學識外，他們的才具也比較別人高明，對於時局的判斷，國策的決定，自然不會太外行。你瞧，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許多新興國家的政治領袖，多是律師、醫生、會計師、記者、教授出身，便知我的話是有相當根據。簡單說一句，自己站得住之後，才能夠救國救民，不然，這將增加社會的負擔。不知道你們是否贊成我的意見？ 此問 學安！ 子云（1965年2月5日） 後記 本集所收的四十八封信，（其中十四篇是寫給雲海樓成員的），是從1964年2月22日開始，到1965年2月5日為止，時間還不到一年。據我知道，當時還有兩篇介紹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因為有些地方的書籍檢查官認為這是犯諱的，所以只好抽出。 時間一晃就是七八年。在這期間裡，我除了辦理例行公務外，仍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東西。這些稿件已經在報紙上發表過。蒙各地讀者一再要求出版單行本，但我總抽不出時間來整理。 針對這問題，我的兒子亮思特別表示關懷。他每次和我見面時，總要提出整理舊稿的事情。可是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究竟有限。為著謀生，已經攪到精疲力盡，再也沒有閒工夫和閒心情來整理舊稿了。 但是，舊稿沒有整理出來，好像做生意的人沒有把舊賬收問一樣。無論對方或者自己宣告倒店，這些舊賬正如廢紙一樣，只好扔到字紙簍里去。 根據這理由，我決定退休，縮緊腰帶，把生活儘量簡化，再也不想浪費時間去奔走衣食了。 這本小冊子，就在兒子的再三鼓勵下，整理成功的第一種。 有個出版家的朋友告訴我說：《海濱寄簡》既然要出到八集，那麼第一集、第二集，……這麼排列下去，似乎不易記憶。最好給每集以一個書名。我覺得他的話很有意思。因此，從第五集起至第八集止，我就採用《落霞集》、《孤鶩集》、《秋水集》、《長天集》來命名，而那些已經出版的四集，也補名為《物華集》、《天寶集》、《人傑集》、《地靈集》。 自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到了新加坡後，我曾結交了不少當地第一流學者專家。他們的高深的造詣，輝煌的成就，都使我心折，所以這本書就獻給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何丙郁教授。 關於何教授的生平，我在本書第三十一篇里略作介紹，在《秋水集》里更有較詳細的討論，這兒不必再提。 在校對的過程中，蒙三女婿曾貴明（即劇作家曾四）及五女文思各自校對一遍，使本書減少一些錯誤，特此致謝。 在整理這篇舊稿的時候，發覺有兩位知交已經去世。我在悼念之餘，希望他們在天堂作永久的安息。 連士升 1971年6月11日誌於雲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