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韻 · 17.老師和同學

凌叔華 《古韻》
從日本回來以後,媽覺得我在日本學習兩年,學業大有長進,已找不到合適的班級讓我繼續讀書了。幸運的是,媽的一位朋友找到一位畢業於著名女子師範學校的老師,她輔導學生參加入學考試。這時,在姑姑家住了許多年的梅姐也回來了,也想得到老師的輔導通過校考。我們老師非常有遠見,當她得知我們姐倆已學過古文、數學、中國歷史,便決定讓我們直接參加女子師範三年級的考試,雖然當時我們年齡還不夠。我倆經過近半年的發奮學習,通過了三年級的入學考試。 記得穿上校服的第一天,我和姐姐高興壞了。那是1919年秋,我們穿上淡藍色的棉織上衣,黑色的短裙,配上一雙黑鞋。我們還把辮子在耳朵上挽成兩個髮髻。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看,異常快樂,對媽說:「媽,我們終於長大了。」 「孩子,等你真的長大了,就不會這麼想了。」媽嘆了口氣說。 我和梅姐開始沉浸在美好的校園生活里。梅姐很快就有了很多朋友,並贏得了「洋娃娃」的美稱。她的眼睛大而漂亮,兩片薄嘴唇,姣好的皮膚,個子在那個年齡也算高的。女孩子都很喜歡她,一下課,她們就圍住她聽她說個沒完。她聰明善辯,常令我想起八姐,因此,我也加入到讚美她的行列。 進校不久,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學潮很快席捲全國。我們當時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英、法、意、日等列強對中國非常不平等。對德作戰,中國也是戰勝國,可她得到了什麼?情況比以前更壞。德國撤走後,日本占據了青島,享有更多的特權。除此而外,日本利用中國的內戰,竊奪土地,同軍閥簽訂秘密協定,進而在中國許多重要領域享有特權。當時的軍閥們都有列強作靠山,他們是主要的軍火來源,是一股無形的力量,決定著內戰的命運。有時列強的資本家們利用軍閥混戰,把剩餘資本作為賭注。這樣,有的公司、企業利潤上升,有的財力受損,利潤下跌,市場混亂。但資本家心裡一點不亂,那些發了戰爭財的自然春風得意,那些虧了本的準備再一次冒險。對他們來說,中國的內戰猶如一場遊戲。數以萬計的士兵死亡,房屋被毀,黎民百姓在飢餓中痛苦掙扎,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得不到糧食。對這些,資本家從來不動心,因為他們絕沒有半點想停止戰爭的誠意。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只要他們不再向軍閥出售軍火,內戰輕易就會制止。 學生運動取得勝利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髮現外交部長曹汝霖同日本簽訂了秘密協定。他們招集其他幾所大學的同學,告訴市民中華民族正處在危機時刻,外交部長出賣國家利益,已同日本簽訂了幾個秘密協定,不能再忍受了。他們組成學生聯合會,北京的幾乎所有學生都入了會,決定舉行遊行示威。近萬名男女青年學生渴望為拯救民族的命運做點事情。 清晨,學生們手舉寫著標語和校名的橫幅上街了。他們在街頭演講。下午,他們向總統遞交了請願書。總統接受了,但學生聯合會的秘書長沒有找到外交部長。他們立即問群眾該怎麼辦,群眾決定立即去外交部長曹汝霖家。部長逃跑了,他們只找到陸副部長,然後進入曹宅,還是沒有。過了一會兒,曹宅著火了。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知道是誰放的火。有些學生被警察逮捕。 總統被這條消息震驚了。第二天,首都的所有商店都關了門,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大城市相繼舉行學生遊行,商店關門三天,聲援學生運動,要求總統釋放被捕學生,取消政府同日本簽訂的秘密協定。經過內閣會議的討論,總統決定釋放被捕學生。學生運動一天天壯大,許多知識階層的人士,諸如大學教授、學校老師、記者也都參加進來。他們中大多是愛國者,很少有政治家。 我們女師的所有學生都熱情洋溢地參加了這場運動,以能為國家分憂感到驕傲。我校大多數老師積極幫助學生制定遊行計劃。在北京學生聯合總會下面,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學生會。我的中文是班裡最好的,被選為學生會的四個秘書之一。當我們準備遊行或到公眾中演講的時候,都是由我來寫計劃、標語和演講詞。 一年之後,兩名罷工工人被日本廠主殺害,我校學生會向天津市長遞交了請願書,要求他轉呈總統。我們走上街頭,講演宣傳,努力說服商店抵制日貨,關門一天,並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 許多商店為聲援學生運動,停業一天,而且給總統寄去了請願書。那時天津有許多日本商人把便宜貨帶進市場,賣好價錢,除了這,他們常常將走私品運到天津,謀取暴利。中國的商人對此非常氣憤。 遊行返校,教語文的張先生便要求我們就當天的事寫篇作文,他選出最好的送那時著名的《天津日報》發表。 第二天早上,張先生帶來一張報紙。下課時,他當著全班朗讀。我聽出來,那是我的作文。臉紅心跳,緊跟著眼淚也下來了。我誰也不敢看,並感到同學們開始用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奇怪、羨慕的目光注視我。 「留著這張報紙,」張先生把報紙遞給我,「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就更會珍惜這篇東西。」 張先生是我們的班主任,是那種以言傳身教影響學生的教師。他三十五歲左右,高高的個子,寬肩膀,典型的北方人的膚色。他是當時我所認識的最愛國的人士之一,憎恨日本人,討厭西洋貨。他家住在滿洲南部,1896年中日戰爭時,被日本人占領,父親被捕,母親出走,他流落街頭。好在叔叔找到他,把他帶到天津上學。中學畢業時,老師看他很有希望,就把他送到一所學院學習中國文學。他在這方面的學業非常出色,畢業後回到天津任教。 學生運動在天津持續了兩年。張先生經常幫助學生會。為他的學生制定了參加許多活動的計劃。他幫我們修改演講稿和給政府的請願書,還有送報紙發表的文章。他邊讀邊改,認真細緻,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他贏得了我們的尊敬和愛戴,做什麼事都事先同他商量。 「我認為,一場隨隨便便的革命不能拯救中國,」有一天張先生說。他是當時大膽探討此事的第一人。「辛亥革命只把皇帝拉下馬,對中國並無多少幫助,它充其量不過是使人們認識到,沒有皇帝如何生活。但革命後出現的封建軍閥比昏君暴政更可怕。你們明白嗎?」 他常向我們講解軍閥混戰,分析帝國主義如何插手,使國內連年烽火,戰事四起。 「我今天算是看透了所謂"文明之邦',」張先生說,「在我看來,義和團運動後,他們突然發現中國是個不文明的國家。我們有些從西方回來的年輕人,常常盲目吹噓西方,瞧不起中國的一切。在他們腦袋裡,歐美的月亮都比我們的可愛。倘若他們僅僅是讚美西方科技領域的成功,我並不責怪什麼,可我不明白,當他們炫耀西方的哲學和文學時是怎麼想的。 「我們有自己偉大的哲學家,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還有許多不太著名的哲學家。我們為什麼視而不見呢?我們應該為我們的祖先感到驕傲,銘記他們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把他們遺忘。」 我記得有一次,張先生對學生運動中提出的取消學校開設的古文課,表示了強烈不滿。有一份較有名的雜誌出了一期專號「打倒孔教」,這使張先生非常憤怒。一天,我們放學正要回家,他走進教堂,臉氣得通紅,眼睛裡盈滿了失望。 「我有話要說,」他的聲音顫抖了,「你們有誰想回家,請便。我只對愛好中國古文的人講。」 張先生在學生們中間很有威望,於是我們都留下來聽他講。 「我現在感到,學生運動越走越遠。他們要廢除文言,北大的學生甚至公開講:「文言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皇帝已被趕跑,儒家思想也該從中國人的頭腦里肅清。'還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的思想方法,換言之,是要放棄我們舊有的一切。如果這樣,我想我們也沒必要學習中國歷史了。真是荒謬絕倫。」 我同意張先生說的,並開始有點懷疑學生運動的某些舉動。在學校,對中國古典文學,我比大多數同學有更深的理解。我特別喜歡形式別致、哲理明晰的《孟子》,它的基本原則是仁義,意味人對他人負有一種責任感,像大禹治水。他說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感到瀕臨滅頂之災的好像是自己。《孟子》中有許多為他人謀利益的訓誡。 有一次張先生說:「《孟子》中有許多類似於現代民主國家的政策。孔子教我們尊老愛幼,而孟子提出社會應該贍養老人,施教青年。 「孟子也是凡人,他曾對國君講,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國家的功德在於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不是很現代的觀念嗎?」 以我當時的年齡,還不能完全弄懂孔子、孟子的學說,可我欽佩張先生的學問、見識,所以能牢記他所講的。他常讓我們在作文課上寫信,說這種方式可以活躍我們的思想,因為女學生不太願花工夫寫長作文,可極愛寫長信。他給我們出過不少古怪的題目,並鼓勵儘可能往長里寫。 有一次,他讓我們給總統寫封長信。還有一次,讓我們給月亮寫信。我寫給月亮的信得到表揚。我記得在兩節課的時間內,寫了三千字,把所有想到的都寫了進去。張先生非常高興,第二天送我一本《莊子》,問我是否讀過。 「你肯定愛看,在我的學生中,你最有資格看《莊子》。」他說。 他在卷首題了一行字:「這本書會使你的頭腦保持清醒,睿智。」這更使我倍加珍視。 「記著哪兒讀不懂,告訴我。我最愛讀《莊子》。你肯定也會越讀越著迷。」 我不知是被他的介紹還是書本身迷住,幾個月里,我常常每天凌晨四點爬起來讀《莊子》。 讀完《莊子》,我開始能看清無形無色的美的事物了。我能看見我的白日夢。我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靜思冥想一些以前從未理會過的意念。我很少跟媽和姐說話。只是有時想跟爸聊聊,我知道他會對我此時想的感興趣,可惜他不在家。 《莊子·外物篇》有段文字最令我難忘:「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我急於找到啟開無言思想的鑰匙,故而幾個小時靜坐,觀察不會說話、沒有思想的貓、狗和樹上的鳥。我想通過觀察,或許能發現一些真諦,但屢屢不能成功。我常左思右想,很難寧神靜氣,沒幾分鐘,就忘了開始想的什麼。然後又重新開始,免得思緒像縱橫馳騁的野馬。我試圖像「得魚」的「荃」一樣把握自己的思想,但把握的一瞬間,又不得不用「言」告誡自己。我一有所悟,就感到我們是多麼愚蠢,頭腦總是思想的奴隸,而思想是什麼的奴隸呢?我開始感到困惑,每當此時,頭腦就空白一片······沒有理性,沒有感情。 我腦子裡想些什麼,便記下來給張先生看。他給我寫道:「很高興你這麼喜歡《莊子》,可我擔心你難以消化。我不該讓你讀《莊子》,你還太小,不能讓腦子太累。」 然後,張先生讓我讀《莊子》里的《秋水》、《馬蹄》、《逍遙遊》、《養生主》等。 「莊子是個大散文家,」他對我說,「他的書同文學作品一樣,令你沉醉其中,並能拓開思路。西方有耶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我們東方有孔、孟、老、莊,都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他們的學說對我們都有啟發。全研究透了不可能,讀出味道就成了。 「你一定讀了《莊子·盜跖篇》,該對孔子有認識。其實,此篇被認為是後人偽托莊子之名所寫,但文章很妙,光為欣賞,也要讀它。」 我照張先生所說刻苦學習,一有時間,就打開《莊子》誦讀。 一天,有位老師沒來上課,我們都跑到外面玩。我像平常一樣,隨身帶著《莊子》。郭榮欣跟我走在一起,她在班裡年齡較大,是學生會的一個秘書,思想有點左。她對班裡歲數小的同學,像待妹妹一樣親切和藹。 「我想跟你談談,走走吧。」她對我說。我們坐在校園角落的一條長凳上。 「你知道,我和你一樣欽佩張先生,但近來他開始懷疑學生運動。」 我問為什麼。 「為什麼!他讓你讀《莊子》,最近又大講古文。學生運動正要打倒古文,包括《莊子》。可惜張先生根本不考慮這個。」 「可莊子是個哲學家,也是自由思想家,」我說,「他甚至在文中反諷孔子,讀讀《盜跖篇》你就明白了。」 郭榮欣讀著《莊子》。我在注意她的表情,她的皮膚被太陽曬得很黑,臉上有些小粉刺。她先是皺眉,假裝不願讀,漸漸地,她的表情起了變化,露出天真的笑靨。我很高興,感到心上的石頭落了地。我對她說: 「這下你知道張先生讀什麼了吧,喜歡嗎?」郭榮欣點點頭,表示同意。 「莊子真是位大哲學家,我為他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代替莊子太可恥了。我這就給學生會寫信。」 郭榮欣非常愛國,是那時的「思想先驅」之一,隨時準備為拯救中國犧牲自己。 我很高興說服她讀《莊子》。我挑出我用紅鉛筆畫了線的段落給她看,裡面充滿了睿智的思想和哲理的辯證。她讀出了興趣,她畢竟年輕。 她去給許多同學講《莊子》,勸他們也來讀。單純、虛心使她的個性迷人,而且這也是當時許多領導者的品德。 一天,她告訴我,從北京的一位朋友那裡聽說,北京大學著名的胡適教授,留學西洋時,翻譯了《莊子》。 「《莊子》是那麼奇妙,而我險些出了差錯。」她說。 我見她眼裡盈滿了淚水。那淚光後面一定有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它一定非常美。 幾年前,我聽說郭榮欣被山東一個軍閥殺害,因為她是共產主義者遊行的領導人。張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一年,在南滿被日本人殺害。 寫到此,我仿佛聽到張先生在用渾厚的聲音誦讀《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