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羅馬文學 · 翻譯的艱辛

（一） 我走上文學翻譯道路有自己的生活際遇。此刻，日薄西山，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我於1904年7月12日出生在四川威遠縣連界場。1922年到1929年，我在舊制清華學校念書。剛進清華時，念的英語課本是打仗的故事，即什麼阿喀琉斯打赫克托耳；一個月後，我才知道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故事。這本書引起了我對古希臘文學的興趣。但是，我當時志在數學和自然科學。 1926年到1929年，我改學文學，並開始從英文翻譯英國作家哈代和德國作家施托姆的著作。 1929年到1933年，我在美國俄亥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和古希臘文學。1933年，我從希臘原文譯出希臘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的劇本《伊菲格涅亞在陶羅人里》，由趙元任先生介紹給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到1934年，我在雅典入美國古典學院，讀四門功課：雅典城地方志、古希臘建築、古希臘雕刻、古希臘悲劇；大部分時間是到希臘各地去參觀古蹟。這一學年生活非常豐富，使我沉浸在古希臘的文學藝術中，並熟悉了希臘的風土人情。 我於1934年深秋才回國，開始譯古希臘戲劇。1935年初夏，幾經輾轉，我又回到北平。除了翻譯工作外，我還在北京大學兼課。 1937年到1948年，我在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當時暫遷在四川樂山縣）、湖南大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教英國文學、希臘文學、翻譯課等。 這十幾年，我斷斷續續翻譯希臘戲劇，在商務印書館和重慶古今出版社出版了八種。 （二） 1950年以來，我繼續翻譯希臘戲劇和其他希臘著作，出版了埃斯庫羅斯悲劇二種、索福克勒斯悲劇四種（其中兩種即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書）、歐里庇得斯悲劇五種、阿里斯托芬喜劇五種、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伊索寓言》、琉善的諷刺……文章。 我已經編好古希臘小說選，目前正在編古希臘散文選。所謂「古希臘散文」，主要指政治演說和法庭訴訟辭，這樣的文學作品是空前絕後的。 古希臘著作是不大好翻譯的。據說，學習古希臘語的難度僅次於梵文。一個正規希臘動詞的變化，就將近有三百個字形；困難還不限於此，而在於不規則的詞形變化。古希臘語不大講究語法，幾乎任何一個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讀者要從雜亂的語句中找出章法來。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許多筆誤和篡改，不容易讀懂。還有，古希臘文學作品內容深奧，典故繁多。最難懂的希臘悲劇是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這是古希臘最傑出的悲劇，值得下一番苦功夫譯出的。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既深奧又晦澀。我先勉強完成了初譯稿。後來，我得到G. F.……埃爾斯編注的《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論證》，讀後對這部著作算是有了相當的理解，這才定稿。這個譯本學究氣太濃，極不易讀。《詩學》中有一些字句難以理解，翻譯時加了一些注釋。 （三） 《伊索寓言》是一部蜚聲文壇之作，由我和陳洪文、王煥生、馮文華三同志合譯。我們見到的各種英譯本，都不大忠實於希臘原文。各種舊的中譯本大都是根據英文轉譯的，所以也不忠實於希臘原文。湯森（G. F. Townsend）的英譯本收三百多個寓言，算是比較好的，但也不夠忠實。此書已有周啟明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1963年版），是根據希臘原文譯出的，忠實有餘而失之於生硬，不大好讀。另有一種法譯本，相當忠實，譯文很生動、活潑。《伊索寓言》的原文文字是很簡單的，可是我們四個人卻奈何它不得。我們起了四次稿，還是難以表達原文的簡練、生動、樸素、自然。經過長期反覆推敲，譯文才算定稿。下面擬略舉數例，以表明我們在譯文定稿過程中遵循的原則。 力求忠實於希臘原文。如《狼和狗》結尾上的寓意句（即編纂者或後人所加的「教訓」）。法譯本解作：「憂愁煩惱，吃飯不香」，這是意譯，很有風趣。但我們還是緊扣原文，譯為：「這故事是說：處於憂患，不需要飽餐。」 又如《強盜和桑樹》中桑樹的對話，原譯為：「我出一把力把你處死，一點也不感到苦惱。」原文akhthomai不是指「一般的口頭痛苦」，而是指「內疚」。定稿時改為：「一點也不感到不安。」周譯為：「我決不厭惡來幫助處你死刑。」這是歐化語。 力求簡潔。如《海鷗和鷂子》中的鷂子說過一句話，周譯為：「你這真是該當的，生成是一隻鳥，卻要在海上過你的生活。」這譯文緊扣原文，但有些囉唆。我們譯為：「你真是活該，生來是鳥類，卻要在海上生活。」又如《行人和熊》開頭有一句話，周直譯為：「兩個朋友走著一條路。一隻熊在他們面前出現……」我們的初稿受周譯的影響，照樣直譯，定稿時終於改為：「兩個朋友一起上路。他們遇見一隻熊……」 力求樸素。如《金槍魚和海豚》中的寓意句，周譯為：「有些人看見那是他自己的不幸的原因的人也是不幸，便容易忍受那災難了。」這句譯文，不容易讀懂。我們的初稿是：「那些看見罪魁禍首遭殃的人，容易忍受自己的災禍。」譯得也不夠明白。定稿時改為：「看見製造災難的人遭殃，自己受到的災難也就容易忍受了。」 力求生動、形象化。如《富人和哭喪女》中有這樣一句話，初稿是：「而這些毫無關係的人」，定稿時改為：「而這些非親非故的人。」意思並沒有什麼變動，文字則比較生動、易懂。又如《開玩笑的牧人》中有這樣一句話：「這樣，牧人喪失了他的羊群了。」定稿時改為意譯：「這樣，牧人的羊就被狼吃掉了。」這樣譯比較形象化。 力求避免歐化語。《驢、狐狸和獅子》中有這樣幾個字：「ton epertemenon（懸在上面的）kindunon（危險）」。原譯為：「面臨的危險」。這是歐化語。定稿時改為：「大難臨頭」。這是我們的現成語。又如《小偷和公雞》的開頭一句，初稿譯為「幾個小偷鑽進一戶人家，除了一隻公雞，什麼也沒有找到。」這是歐化語。定稿時改為：「沒找到別的，只找到一隻公雞。」 古希臘語和我們的語言有許多相似之處，如主詞少、代名詞少、形容詞少、動詞少等。但是古希臘人喜歡用連接詞kai（和、與、及）。《小豬和狐狸》中第一句話，希臘原文的意思是：「某個人用驢馱著山羊和綿羊和小豬運進城。」初稿按照西方語的習慣譯為「山羊、綿羊和小豬」。定稿時改為「山羊、綿羊、小豬」。這是我們的口頭語。有時，我們把這個希臘字譯成「有」。例如，我們把《驢和狗》中的一句話譯為：「有乾草，有大麥，有麩子。」 以上這些例子，說明了翻譯的艱辛。 翻譯理論，眾說紛紜。有人求「化」；有人求「神似」；有人求「形似」基礎上的「神似」；有人求「傳神」；有人求「原文的精神實質」；有人求「原作的節奏」；有人求「再創造」；有人求「言外意思的補充」。 我提不出什麼翻譯理論，只能談一點膚淺的看法。翻譯上的「信、達、雅」，我是兼顧的。我力求忠實於原著，以保留一點「異鄉情調」。例如，我把honon phos譯為「看見陽光」，而不譯為「生存在世」。這就引起了一種說法：李健吾譯的《普羅米修斯被綁》一讀即懂，羅某譯的同一齣悲劇，讀時要想一想才能懂。如果想一想都不懂，詞不達意，問題就大了。有時候無法忠實於原文，我就只好譯個大意。至於「雅」，據說嚴復的意思是指典雅的「古文」而言。但是翻譯古希臘悲劇是有一般意義的「雅」的問題，因為這種悲劇很雅致，翻譯時應當力求保持原有的風格。我有一位朋友，他從我譯的悲劇《阿伽門農》第456—502行中抽出下面這些詞句：「殺人如麻」、「多行不義」、「僥倖成功」、「命運逆轉」、「受盡折磨」、「湮沒無聞」、「無法挽救」、「垂頭喪氣」、「喜上加喜」，以證明譯者採用的是雅語—文學語言。他認為譯者有古文根底，注意遣詞造句，譯文顯得典雅、自然而流暢。這是過譽。 至於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則是又雅又不雅。誠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的，阿里斯托芬的樹上有幻想的奇花開放，有夜鶯歌唱，也有猢猻吵鬧。喜劇中不雅的地方，不能加以雅化，但是，完全保留原來的詞義也不好，可以沖淡一些或譯得含蓄一些。至於米南德的「新喜劇」，則是相當優雅的，劇中沒有插科打諢，翻譯的時候不能賣弄文筆，逗人發笑。世界上是有這種不引人發笑的喜劇，所以喜劇並不完全等於「笑劇」。 為了追求「雅」，有人把古希臘文學的樸質加以美化，例如，把「城市遭毀滅」美化為「蘭亭化煙雲」，就和古典風格不相合。英國著名學者G.默里翻譯歐里庇得斯的悲劇時，在「夜」字上加一個「黑」字，他的弟子T. S.……艾略特便認為這位老師把歐里庇得斯弄死了。 我有一位寫詩的朋友，多年來一直勸我用詩體翻譯，徐遲同志也曾鼓勵我把荷馬史詩翻譯成詩。我也想試用詩體，但感到困難甚多。古希臘的詩格律很嚴格，又不押尾韻；戲劇中的合唱歌又講究對稱，翻譯時，不容易保存原來的形式。我用散文翻譯悲劇時，偶爾無意間採用「六音步的詩行」。例如《阿伽門農》第503—505行： 啊，我的祖國，阿耳戈斯的土地！ 一別十年，今天好容易回到你這裡！ 多少希望都斷了纜，只一個系得穩。 這種形式和抒情調子是和希臘悲劇相適合的。但是照這樣譯下去，是很困難的。 古希臘文學很注重形式和結構，戲劇的結構尤為謹嚴。我一直把戲劇中的場次和合唱歌區分開來，使讀者能體會到有機整體是如何構成的。 古希臘著作中最難譯的，是一些有特殊意義的名詞。我有個不良的癖好，專愛摳這種字眼。天神頒發的預言或回答，一般譯為「神諭」、「神答」、「神托」，我認為譯作「神示」比較好。阿里斯托芬喜劇中的「上前」，是指人物退場後，歌隊「上前」和觀眾直接談話的一段戲，其中有許多曲調，我因此譯為「插曲」。至於兩支合唱歌之間的一段戲，其中只偶爾有曲調，一般譯為「插曲」，我卻主張譯為「場」，即一場戲的「場」。 古希臘文學作品多以神話和歷史為題材，內容涉及面甚廣，譯本必須加注，才能使讀者深入理解。現在，有好些譯本不加注，往往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不識「廬山真面目」。我自己卻走向另一個極端，每個典故必注，每個人名、地名必注，以致流於繁瑣。我現在接受讀者的意見，把注簡化了。 回顧過去，辛苦連綿，成就有限。我不過是步先行者的後塵，在十萬大山中踏出了一條小徑；康莊大道尚有待我們的翻譯大師們去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