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自序 ·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五行說的起源
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於宇宙系統的信仰；二千餘年來，它有極強固的勢力。它在經典上的根據，為《尚書》的《甘誓》和《洪範》。這兩篇中，都有「五行」字樣，而《洪範》講「水、火、木、金、土」的性質尤為顯明。《甘誓》說是夏書，《洪範》說是商書；自有《書序》之後成為周書。夏、商之書既稱引它，那麼，它的起源當在夏、商之前了。所以《史記·曆書》中就說：
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
自有此記載，而五行遂確定為黃帝所建立。大家對於這一說，毫不發生問題。直至七年前，梁任公先生作《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東方雜誌》二十卷十號。始對於這個向來信守的五行起源說有所懷疑；但他仍以為這一個名詞是本來有的，不過到了戰國時被人加上新的解釋而已。所以這文的結論，是：
春秋、戰國以前，所謂陰陽，所謂五行，其語甚希見，其義極平淡。且此二事從未嘗並為一談。諸經及孔、老、墨、孟、荀、韓諸大哲皆未嘗齒及。
此論既出，駁者甚多。四年之後，他的弟子劉節先生又作《洪範疏證》，《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二號。證明《洪範》一篇出於戰國之末，其中所載的五行之說即是戰國時騶衍一輩人的學說，比了任公先生承認《洪範》是箕子的話但無神秘色彩的更進一步。此說出後，不聞駁論。是不是我國的學術界已經把這個結論默認了呢？
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是十分贊成劉先生的。我以為五行之說如果真是黃帝傳到夏、商，夏、商傳到秦、漢，則五行思想早已有了強固的基礎，孔、孟、老、莊們著書立說，縱然不積極提倡，也必於無意中流露出一些以五行為信條的時代色彩。即使他們不但不願提倡，而且有意打破這個社會信條，則更當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加以攻擊。我們看，漢儒生在以陰陽五行為信條的社會裡，便沒有不受陰陽五行說的浸潤的，陰陽五行即是他們的思想的規律。到了魏、晉，玄學起來了，王弼們就對於這些術數公然攻擊了，把術數的大本營的《周易》也講成非術數了。可見在一種時代意識之下，無論什麼人對於它都脫離不了關係：普通人無思無慮，只有全盤承受；聰明的人或把它說得更精密些，或用了自己的見解改變它的面目，或則不滿意它而起作反抗的運動。假使五行之說早從黃帝時傳下來，則到商、周時已有久遠的歷史，早該起了巨大的影響，為什麼我們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跡呢？為什麼我們在東、西周的文籍（《尚書》、《周易》、《詩經》等）里，除了《甘誓》和《洪範》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跡呢？為什麼我們在諸子書（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跡呢？黃帝傳了下來，經歷夏、商、周不曾發生影響，而一到秦、漢便在社會上大活動起來，這是什麼道理？
如果有人駁我，說：《尚書》中《甘誓》和《洪範》既說到五行，是五行之說在夏、商的文籍里已有徵了。《墨子》書中有「五行無常勝」及「帝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的話，是五行之說在諸子書中又有徵了。為什麼你說從黃帝至商、周不發生影響呢？我說，《洪範》為偽書，劉先生文中已講明了。《甘誓》這一篇，記與有扈戰於甘的事，但這一件事，《墨子》以為禹，《書序》以為啟，《呂氏春秋·先己篇》又以為是夏後相，可見這事在秦、漢間還是一種沒有凝固的傳說。至文中所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與三正對舉，簡直是漢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論調。試問夏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無論伐有扈的是誰，總是夏王，那時尚沒有商、周二正，他的誓師文中怎麼已說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們的曲解，說建寅、建丑、建子三種曆法是夏以前本來有的，夏、商、周三代不過順了三統的次序循環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討伐他的怠棄寅正，怎能說「怠棄三正」而強迫他連過去及未來的丑正、子正也一齊奉守了呢？所以這種不合理的話實在使人看了好笑，前代的經師無論怎麼樣替它圓謊總是圓不攏的。
《甘誓》始引於《墨子》，我們只能把它與《墨子》看成同時代的東西。《墨子》這部書是什麼時候著作的呢？我以為不是在戰國末，便是在西漢初。第一，它裡邊稱「子墨子曰」，足見是墨子後學者所作而非墨子自作。第二，自《尚賢》、《尚同》至《非樂》、《非命》，皆為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俞樾以為是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後人合以成書，見《墨子間詁序》。這個假設很可信，故《墨子》一書自當在「墨分為三」之後。第三，書有篇題是很後的事，自《詩經》以至《論語》、《孟子》，皆摘篇首數字為題，直至《荀子》始立了題目做文章；《墨子》亦然，足見此書不能出於《荀子》以前。第四，墨家的衰息由於漢景、武時的誅殺遊俠，今所傳的《墨子》書是從《七略》著錄的本子傳下來的，是墨家絕了之後的一個本子；章學誠《言公篇》說古人書無私著，為某家之學者往往附衍其說於某家的書的後面，這是一個很精確的觀察；今所傳的《墨子》書出於漢代，其中有些漢代人所附衍的東西也無足怪。有此四個理由，故吾以為墨子中有幾處說到「五行」，並不是在墨子生時已有此說，乃是因為《墨子》的書沒有凝固，而戰國之末五行說很風行，至漢更盛，那時的墨學者便把這時代思潮糝入《墨子》中去了。
綜上所說，《甘誓》、《洪範》、《墨子》們在傳說中的著作時代與實際的著作時代俱不相應。它們雖都說到五行，但都不足為五行說起源甚早之證。
此外，在《國語》和《左傳》中，也屢見「五行」字樣。如：
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國語·魯語》上，記臧文仲語。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左傳·昭二十五年》，記子太叔語。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三十二年，記史墨語。
似乎是春秋時人也常用這一個名詞。但《國語》和《左傳》實出於戰國時人的撰述，又加以漢人的竄亂，性質複雜，有待於我們的分析者正多，決不能徑看作春秋時代的史料。我們只該存疑。然則，五行說是什麼時候起來的呢？最可依據的材料還得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其文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這段話的是非先不必講，至少它已告給我們幾件事情：（一）在荀子時已有五行之說了；（二）從荀子眼光看來，這五行說是案了往舊之文或傳聞。杜造出來的，其說甚僻違，甚幽隱，甚閉約；（三）這班人造了五行說之後，騙人道，這是真正的孔子和子游的話；一般的俗儒就受而傳之了。
所可怪的，他說五行說是子思所倡，孟軻所和。子思書雖不傳，不知其果倡是說與否，但孟子的書具在，哪有一絲一毫的五行氣息？荀子這樣說，不是錯怪了他嗎？這個疑案，我以為可用《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中所記騶衍的事實來解決：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這一段文字也告訴我們幾件事情：（一）騶衍因為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不經之說，使得他們聽了懼而修德；（二）他的歷史學說有兩種：其一，從黃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從天地剖判以來到當世，用了五德轉移之說，說明各代的符應及其為治之宜。這兩種學說，如果我們代他定個名目：前者應名為「寶塔式的歷史觀」，後者應名為「螺旋式的歷史觀」。他的書有十餘萬言之多，實為戰國時一大著作。
在這一段里，「陰陽消息」的字樣出現了，「五德轉移」的字樣也出現了。騶衍是荀子以前人，他的學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他的學說是以陰陽五行作基礎的，他的學說是「濫」，是「怪迂」，是「閎大不經」，有類於「僻違」、「幽隱」、「閉約」的，為什麼《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
我很疑騶衍亦儒家。他的學說歸本於「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此其一。《〈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劉向《別錄》，有騶衍論「辯」一節，適之先生以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與荀子論辯的話相同，《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頁三六〇。此其二。《史記》以他與孟子、荀卿合傳，此其三。西漢儒者如董仲舒、劉向等的學說與他極相像，此其四。
如果這個推論不錯，我敢作一假設：《非十二子》中所罵的子思、孟軻即是騶衍的傳誤，五行說當即騶衍所造。戰國時，鄒與魯接壤，鄒與魯又並包於齊。鄒、魯之間為儒學中心，故《莊子·天下篇》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先生多能明之」的話。魯學風被於齊，齊遂成為儒學大支，故西漢立學，《詩》有《魯詩》，又有《齊詩》，《論語》有《魯論語》，又有《齊論語》。我們研究戰國文化，當把魯、鄒、齊三國看作一個集團。孟子是騶鄒。人。騶衍以騶為氏，當也是騶人。《史記》上寫他為齊人，或他由騶遷齊，或他以騶人久居於齊，故有此說，均未可知。《史記》言「騶衍後孟子」，或騶衍聞孟子之風而悅之，刺取其說以立自己的主張，觀其言仁義、言六親可知。不過那時的齊國人說話是很浪漫的，《孟子》上有「齊東野語」，《莊子》上有「齊諧」，《史記》上有「燕、齊海上之方士」。騶衍是齊彩色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義加上齊國的怪誕，遂成了這一個新學派。給人傳訛，即以騶衍之說為孟子之說，因以騶衍的五行說為孟子的五行說。又因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說。遂又以孟子的五行說為子思的五行說。於是荀子遂有「子思倡之，孟軻和之」的話。此等事情，在現在看來固然荀子太糊塗，或者可說荀子必不至這樣糊塗；但在當時，則口說之力甚強而筆札之用頗弱，孟子與騶衍因地方的接近和思想的一部分類同，因而在傳說中誤合為一人，也是很可能的。
以上的話是本篇的引論，只希望把「五行說起於戰國的後期」，「騶衍是始創五行說的人」這兩個意思略略說明。但騶衍的書既無傳，五行說的材料又太少，我不敢確實斷說五行說必是戰國後期起的。我以為零碎的五行思想是久已有的，但或少於五數，如秦國有白、青、黃、赤四帝之祠。或多於五數，如《左傳·文七年》，卻缺引《夏書》，釋之曰：「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並不曾有嚴整的五行系統。《非十二子》中既說「案往舊造說」，則一方面是「按舊」，一方面是「造說」可知。騶衍憑藉了往舊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類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齊齊的一大套五行說，用之於歷史上，說明歷代的符應及其為治之宜，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五行思想的起源，我們雖不能知道，而五行學說的起源則我們不妨作此假設。
以下的文字，專討論騶衍的五德轉移說及其在政治上和歷史上所發生的影響。
二、騶衍的略史及其時代
騶衍的事實，除了《史記》之外竟很不易找到，《史記》記他的事又十分錯亂。《孟子荀卿列傳》道：
騶衍，後孟子。……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云：
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
又《魏世家》云：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于髠、孟軻皆至梁。
又《燕召公世家》云：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策一》語略同。
又《平原君虞卿列傳》云：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史記集解》於此條下引劉向《別錄》云：
齊使騶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騶子。騶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設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是騶衍曾與梁惠王、燕昭王、趙平原君發生過賓主的關係。適之先生駁之云：
這幾句話很不可靠。平原君死於西曆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於前三一九年，此據《紀年》；若據《史記》，則在前三三五年。梁惠王死時，平原君還沒有生呢。《平原君傳》說騶衍過趙，在信陵君破秦存趙之後，前二五七年。那時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若依《史記》則那時惠王已死了七十八年。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也有騶衍過趙見平原君及公孫龍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來，騶衍大概與公孫龍同時。《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頁三五六。
讀了這一段話，可知騶衍與燕昭王尚可並世，而與梁惠王則必不能相及。所以致誤之故，我以為也和《荀子》書中致誤的原因一樣：騶衍和孟軻兩個人，因籍貫的相近和學說的一部分相同，給人弄糊塗了。騶衍的五行說可以算做孟軻的，孟軻見梁惠王的故事也就算做騶衍的了。
燕昭王立於公元前三一一年，信陵君破秦存趙在前二五七年，兩事相距五十四年，似乎騶衍在社會上活動的時間不會這樣長久。我們姑且假定他游燕的時候不是在昭王初立時吧。如此，他的著書立說的時代當在公元前三世紀的前半世紀。
在這半世紀中，戰國的時勢有沒有重要的變動？有的，是帝制運動。戰國時的國君，老想升級。晉之三家，齊之田氏，本來是世卿，到公元前四〇三—三八六年，先後列為諸侯了。秦、宋本來是諸侯，齊、韓、魏、趙是剛由世卿升作諸侯的，因為他們的國勢駕於一般諸侯之上，到公元前三三四—三一八年，先後稱王了。在這些國家之中，有的國勢日益發展，又駕於諸王之上了，又想升級了。人世上的位號，到了王已經登峰造極。現在再想升級，有什麼更高的位號呢？有的，是上帝的帝。於是這特彆強盛的國便要自稱為帝以壓抑諸王而有以下的事情發生：
（一）秦昭王十九年前二八八。十月，秦昭王自為西帝，而使魏冉至齊，致東帝於齊湣王。不久，蘇代自燕入齊，勸湣王除帝號，使天下愛齊而憎秦。湣王從之，復為王。十二月，秦亦復為王。見《戰國策·齊策四》及《史記·秦本紀》、《田敬仲完世家》、《六國表》。
（二）燕昭王二十六年，前二八六。齊湣王滅宋。蘇代遺燕昭王書，勸昭王說秦，以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昭王善其書，召蘇代，與謀伐齊。二十八年，前二八四。竟破齊，湣王出走。《燕策一》及《六國表》。
（三）趙孝成王九年，前二五七。秦圍趙邯鄲。魏王使辛垣衍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視〕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游趙，勸止之。會魏公子無忌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見《趙策三》及《史記·魯仲連列傳》。
這三件事相距不過三十一年，都在秦昭王的世里。當昭王初年，齊國甚強，故昭王自欲為帝，猶必以東帝送給齊湣王。除齊之外，燕、趙亦均不弱，故蘇代勸燕伐齊，即以北帝歆動燕王，而欲他以中帝送給趙，以西帝送給秦。到昭王晚年，秦為惟一的強國了，故昭王伐趙，求為帝；而魏王亦勸趙尊秦為帝。在那時，不必把帝分成東西中北了，寰宇之中只能有一個帝了。
在西元前三世紀的前半世紀中，帝制運動是一件最大的事，因為帝制定了，就立刻開展一個新局面了。我很疑心五帝之說，《帝典》之文，都是在這個時代中應時而生的；此事說來話長，暫且按下。
騶衍的時代，正是帝制運動的時代。騶衍的居地，正是東帝齊。和擬議中的北帝燕。的國家。騶衍的思想，則是講仁義禮樂的魯文化和誇誕不經的齊文化的混合物。有了這三種環境，於是五德終始說就產生了！五德終始說沒有別的作用，只在說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來，真命天子的根據是些什麼。至騶衍創立此種學說的用意，或在警誡當時國君，以為如果沒有真命天子的根據時切不可存著干求天位的非分妄想，也未可知。
五德終始說是一種命定論，自是儒家承受傳統思想，重視天命的結果。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說「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究竟兩方面的話還是抽象的。惟有五德終始說，卻是一種極具體的天命的律法。要是這一說在墨子的世里已存在，那麼，《非命篇》中一定大駁而特駁了。現在沒有，足見這是騶衍憑空想出來的。
他的學說，除了這最有名的五德終始說外，還有「大九州說」也曾發生過大影響。《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
這是他大膽的對於世界的想像，他這想像比了我們現在實在知道的世界還要大。大概他生在齊國，那時海上交通必已發達，他聽到一點海外狀況，就「舉一反三」，畫出這樣一幅偉大的地圖來。《爾雅·釋地》及《列子·湯問》都稱中國為「齊州」，恐因那時海上交通的中心在齊，故海外民族就以齊州稱全中國。這大九州的名號，《史記》只記了一個神州，但《淮南·地形訓》全記下了：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戎州，曰並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後漢書·張衡列傳》中載其所作《思玄賦》，中有句雲「越印州而愉敖」，章懷注引《河圖》云：
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戎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這兩個名單雖文字間有出入，大體還是相同，「神州」都是其中的一州，可信為騶衍的遺說。所不可解者，正中的冀州，正東的揚州，都是《禹貢》中的小州，為什麼也廁在這大九州里呢？古籍無存，只得存疑。自從他有了這種學說，使得中國人的胸襟為之擴大了許多，可以說是他的好影響。
他這個人，真是有絕大能力的。談天、說地，已使人舌撟而不能下了。然而他還有許多特殊的本領。據書上的材料看來，似乎他對於醫藥和音樂都有成就。《漢書·劉向傳》云：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這《重道延命方》如果不是一部假託的書，那麼，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兼長方技的人。《列子·湯問篇》說：
鄭師文棄家從師襄游。……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
」
師襄的話當然不真，因為他是孔子同時人，無論如何不能下見騶衍。但《列子》的作者或者有所依據。張湛注云：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這是同樣地不知其出處的。如果真有這回事，他在音樂上又有奇蹟了。
三、騶衍的五德終始說
《史記·騶衍傳》說：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作《主運》。
這是記載五德轉移說這裡稱做「轉移」，《封禪書》及《始皇本紀》則稱做「終始」。的起點。在那條上，已說明五德轉移說是騶衍創造的。他作的書有《主運》。這篇書已失傳，幸《史記集解》引有如淳的註：
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
讀此，可知《主運》即是說明五德轉移之說的。五德，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的所據之德。五行以次循環，以次用事，終而復始，得到五德的天子也跟著它循環，跟著它用事，終而復始。哪一行用事那時的人所穿的衣服也當跟著這一行的顏色而改變。
《史記·封禪書》又說：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按，上言燕有宋毋忌等為方仙道，故此與齊之騶衍合言之。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讀了這一段，可知他的學說的結果是很壞的。他的目的原在警誡有國者的淫侈及其對於天子之位的希冀，但反使一般方士可以利用了他的學說以為阿諛苟合的資料。這是他想不到的。他「論著五德終始之運」，《集解》又引如淳曰：
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
又《〈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
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則他的五德說是以「土、木、金、火、水」相次轉移的，其轉移的次序是照著五行相勝的原理規定的。因為木克土，故木繼土後；金克木，故金繼木後。……換言之，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據之德必為前朝所不勝之德。這是他的中心思想。
戰國時的人本來常在豫備新王的出世。墨家鼓吹尚賢和尚同，就是希望天下道德最好的人作地位最高的人。孟子汲汲勸時王行仁義，施王政，就是要時王實現孟子的理想去取得天下。現在騶衍有這個新學說發表，使得時君知道：如要做成天子，定要在五德中得到符應，才可確實表示其受有天命。這個學說的意義最簡單，最能吸收智識薄弱的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勢力便一日千里了。
騶衍的著作，《漢書·藝文志》上著錄了兩部：
1.《鄒子》四十九篇，
2.《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他的書共有一百零五篇之多，關於這個五德問題的議論必極詳細。可惜從《隋書·經籍志》以下就不著錄了。失傳的緣故，當由讖緯的禁絕。因為讖緯是導源於騶衍一派的思想的，末流既不勝其弊，遂連這位老祖師的遺書也連根拔去了。他的書雖失傳，猶幸《呂氏春秋》中保留了一鱗片爪。《盪兵篇》云：
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
這「遞興廢，勝者用事」一語，就是五德終始說的骨幹。但此文太短，說得較詳盡的是《應同篇》。文云：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頡剛按：此句以下文例之，應為「天先見木，草秋冬不殺」，後人未得其句讀，遂誤倒為「草木」耳。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這一段話，與《史記》所謂「五德轉移，符應若茲」，如淳注所謂「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七略》所謂「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的話完全符合。故雖錄入《呂氏春秋》，仍可信其為騶衍的學說。在這一段話里，我們可以知道：騶衍的兩種歷史論，第一種是從黃帝推上去的，第二種是從黃帝推下來的；這兩種歷史論雖都為他所創造，實際上乃不發生關係，他沒有把天地未生至黃帝的前一代加入這五德的組合里。又他的五德終始說所支配的時代是很短的，夏以上只有黃帝一德，五帝當已盡數納入黃帝的德中。自從黃帝到周，也僅有四代，占了四德。他雖說「五德終始」，但第一次的終始中還缺了一德，哪裡說得到「終而復始」。
這缺著的一德是什麼呢？《應同篇》又說：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這是推測未來的天子所據的德運的。因為周是火德，滅火者水，故代周者必為水德。他說，水德的符應現在雖尚未顯現，但因代火者必為水，故天「且」先見水氣勝了；得著這水德的人，其服色是應當尚黑的，其政治是應當照著水德的方式做的。可惜他所定的五德的政治的方式，現在已看不到了。
騶衍是後於孟子而作燕昭王師的，《史記》中說他在燕作《主運》，此說如信，他倡此說時約當公元前二九〇至二八〇間。那時周室尚存，他自當有這般推測。但《呂氏春秋》作於秦始皇八年，前二三九。那時東、西周都亡了，火德已銷盡了，滅火者秦。之為水德已可確定了，為什麼這部書里還只說「代火者必將水」呢？為什麼水德的符應還不肯出來呢？
這個問題，以我猜測，或有下列的情形。一、《呂氏春秋》鈔錄《鄒子終始》之文，未加潤色。二、那時六國未滅，秦雖滅周，尚未成一統之功，那時人對於天子的觀念和商、周人不同，一定要統一了所有的土地才算具備了天子的資格，看《禹貢》的分列九州、五服可知，故《呂氏春秋》不即以滅周的秦為水德，亦不為秦尋出水德的符應。
《漢書·嚴安傳》引騶子之言曰：
政教文質，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
這所謂「變」，就是隨著五德之運而流轉。這是他的理論的僅存者。至於「政教文質，所以雲救」，更是後來董仲舒、司馬遷們常說的話了。
他的五德說，在朝代遞嬗之外還有月令的意義。《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
鄭司農眾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春夏秋冬本來是四時，他別「季夏」於「夏」之外而為五時，足見其用五行說分配。案《論語·陽貨篇》有「鑽燧改火」一語，何晏《集解》云：
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馬融雖引《周書》，說與騶衍一致。皇侃《疏》云：
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
照他所說，五行的意義更明顯。但有一可疑之點，就是：他的朝代遞嬗說本來用「土、木、金、火、水」為次的，為什麼到了這段文里要改用「木、火、土、金、水」為次呢？對於這個問題，賈公彥《周禮疏》直斥皇侃的話為不成立。他道：
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
那麼，騶衍「更火」之說究竟用的是哪一種五行系統，當然無法斷定。我們只能從鄭眾的引文中知道他曾有這樣的分配而已。
四、秦的符應及始皇的改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秦初並天下，令丞相御史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於是定帝號為皇帝，天子自稱曰聯，命為制，令為詔，除諡法。
秦始皇初做皇帝，高興得很，一切制度都要改變，以建立開國的盛大規模。騶衍的為真命天子作鼓吹的學說創造了六十餘年，到這時逢著應用的機會了。所以《史記·封禪書》說：
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
又說：
秦始皇既並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把這兩段文字合看，可見所謂「或曰」即是「齊人」的說話。他的話與《呂氏春秋》所記載的符應大略相同，試作一比較表如下：
在這個表里，四代的符應有半數相同。差異得最顯著的，是商的符應，一方面說刃自水生，一方面說銀自山溢。但這沒有什麼大關係。有關係的，乃是黃帝多了一個黃龍，夏多了一個青龍，頗有以龍為君象，以君之德為龍之色的樣子。說起了這事，使我們回憶到《易·文言傳》上的話：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它也以龍為君象，和這符應自然有些關係。又《始皇本紀》云：
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
這個豫言是以「祖龍」暗射「始皇」的，祖等於始，龍等於皇，其以龍為君象的意義也很顯明。至於五色之龍，《墨子·貴義篇》上也有：
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
可見《封禪書》中齊人所言之符瑞雖和《呂氏春秋》不同，但在五行的方式上原是應當如此，也沒有什麼奇怪。
可恨我們的頭腦太會懷疑了！我們記得，《周語一》云：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祝融與回祿都是火神，而終始為夏的國運的徵兆，那麼，禹為什麼不以火德王呢？我們又記得，「湯有七年之旱」，這是古書里最多提起的。《大雅·雲漢》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又雲「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旱和火太有關係了，為什麼湯不為火德呢？還有，周的赤烏固然是火德的符瑞，但《墨子·非攻下篇》不曾說嗎：
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文同。
何以武王不居了土德呢？這樣說來，這些帝王的符瑞不免出於作者的「單相思」了！
最可注意的，乃是說秦的水德之瑞由於秦文公獲黑龍。《呂氏春秋》里僅說將來的天子應為水德，在他出世的時候，天必先見水德之瑞。到秦始皇即天子位時，說者根據了這一義而推秦為水德，又根據了「水色黑」及「龍為君象」而說其所獲水德之瑞為黑龍，這都在意想之內。所不可解者，這個水德之瑞乃不為秦始皇所得而為秦文公所得。《呂氏春秋》所記的得著符瑞的人是黃帝、禹、湯、文王，足見五德之瑞即應於受命之王的本身。《封禪書》這段話除了黃帝之外，說夏，說殷，說周，不實指其人，已屬模稜；而於秦乃實指了秦文公，既不舉初封的秦仲，又不舉成大功的始皇，只歸之於一個普通的先公，這件事頗值得研究。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文公立於周平王六年，前七六五。卒於桓王四年，前七一六。凡享國五十載。《年表》中文公事實，僅有十年作鄜畤，十九年作陳寶祠兩事。《秦本紀》中，除了這兩件事之外，又有「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的話，亦含有神話意味。《封禪書》中則對於鄜畤、陳寶兩事有較詳的敘述：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雲，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雲，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讀此，可見秦文公是很崇信神道的人。他夢見了一條黃蛇就造鄜畤，拾到了一塊石頭就造陳寶祠，足見他所信仰的宗教還是拜物教。
秦文公造了兩個大廟，又初置史官以紀事，《秦本紀》。是秦的文化的創造者，故常為後人所記念。這個為騶衍之學的齊人，迎合秦人心理，假借了「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的一件舊故事，杜造了「出獵獲黑龍」的一件新故事，以見秦的王業之成早有豫兆於周室東遷之際。但這又何以解釋《呂氏春秋》的「天且先見水氣勝」的「且」字呢？
再有一個理由也是可能的。秦始皇應為水德，其符瑞應為黑龍，這在五德終始說上是確定了的。但那時實無黑龍出現，實無「天且先見水氣勝」的符瑞為始皇所得。為要證明五德終始說的真實，使秦始皇聽了相信，只得把這個符瑞移到前代去了。
這位齊人既把這些有憑有據的符瑞告給始皇，始皇果然很相信，於是就根據了水德的條例，做出一番似「因」而實「創」的事業來。《秦始皇本紀》說：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封禪書》也說：
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終始說而制定的制度。
看了上一段記載，可知在五德的法典里，注意的是以下幾件事；其受水德支配的是這樣：
從上面一個表里，使我們推知五德法典的大概當如下表：
有了這一個方式，每逢新朝起來時就可照此安排了。
又《前漢書·禮樂志》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章懷注云：
《五行舞》者，……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
他們的話如果可信，又是秦始皇用了五行說定製度的一個實例。
《中庸》篇末道：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騶衍創了五德終始說，把三代的制度用了五德之運來說明，這是「考諸三王而不繆」的。這個學說永遠可以循環應用，乃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這個學說給「功過五帝，德侔三皇」的秦始皇帝當著「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時候用來「議禮、制度、考文」，自然萬民就尊而信之，信而從之了。所以《中庸》這一段話，可以抵得一篇《秦始皇帝改制頌》。
五、漢為水德或土德的爭辨
自從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不過十五年，就給漢高祖們滅掉了。這水德之運僅有十五年，太短了。就是從周亡算起，也不過四十九年，依舊是太短。秦的據有水德之運的時期既這樣短，算不算呢？
《封禪書》說：
漢興……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漢高祖立了一個黑帝祠之後，《曆書》說他：
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
可見漢高祖也自以為是水德，其符應即是北畤待他而起。贊同這一說的有張蒼等。他既自信為水德，所以仍舊沿用秦的正朔和服色。一直到高后執政時沒有發生過問題。
這件事可以作兩種解釋：其一，是承認秦為水德，也承認漢為水德，兩代的水德不妨並存。其二，承認漢為水德，但以為漢是直接繼周的，不承認秦占有五德之運，其理由是秦的年代太短。這兩種解釋不知道他們用的是哪一種。看高祖的「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的「亦」字，似乎他用的是第一種。但同德的能不經五德的一度循環而緊緊地承接嗎？這恐怕不為《鄒子終始》所許可吧？
因為這個原故，到文帝時就有人樹起異議來了。第一個是賈誼。《史記·賈生列傳》云：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
他是承認秦為水德，又承認漢滅秦，土克水，漢應為土德的。秦為水德故尚黑，漢為土德故尚黃。水德之數以六為紀；土德之數以五為紀。他是確遵了五德終始說而議禮的。只有定官名一項，《始皇本紀》沒有提起，不知曾否根據了五德之數而有所改定；如今賈誼也改作了。
他草具其事儀法之後，本傳云：
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周勃、灌灌嬰、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他胸中的一大套土德制度，竟以文帝的謙讓和絳、灌之屬的嫉妒，沒有施用的機會。過了數年，他就死了。在這件事上，可見漢初並不以定德改制當作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賈誼的主張不曾得著一班民眾做後盾，而且從絳、灌們的眼光看來，這種改制說簡直足以「紛亂諸事」的，於是他只得鬱郁以沒世了！《藝文志》陰陽家有《五曹官制》五篇，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這也許是他的定製度的遺著，可惜現在看不到。
大約是文帝十四年吧，《史記·孝文本紀》及《漢書·郊祀志》說是十四年，《封禪書》則說為十二年。又有一個人起來，繼續這個「改德運動」。《封禪書》云：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
他因為第一個得土德的黃帝，其符應是「黃龍地螾見」的，所以第二次得土德的漢，其符應也該有「黃龍見」。這個符應雖還沒有出來，但他豫言它是會得顯現的。賈誼僅言漢當為土德而已，他則更言漢當有土德的符應，這是他比賈誼進一步的地方，也是他比賈誼膽大的地方，也是他比賈誼能夠吸引民眾信仰的地方。
不幸這時候的丞相恰恰是那位主張水德的張蒼，所以他碰了一鼻子的灰。《封禪書》道：
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
張蒼不信那未來的土德的符應黃龍見。而信據這已見的水德的符應，河決金堤。故斥公孫臣說。因為他官居丞相，他勝利了。
但是，公孫臣終於靠了他的幸運也許靠了他的詭計。戰勝了張蒼。文帝十五年，黃龍真的在成紀天水郡屬縣。出現了！《史記·孝文本紀》云：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又《封禪書》云：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
又《曆書》云：
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張蒼》十六篇」，為張蒼論著，惜不傳
又《張丞相列傳》云：
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綜合以上幾條看來，可知黃龍出現之後，文帝即幸雍郊祀五帝，拜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草土德的曆法、服色、制度，張蒼就免職了。
但《張丞相列傳》所說的「更元年」，卻不與黃龍見為一事。這件事出在新垣平的手裡。《封禪書》云：
其明年，十六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焉……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讀此，可知文帝的更元年完全因新垣平而不因公孫臣。但新垣平所以這樣做，也可以說是步公孫臣的後塵。他看見公孫臣豫言黃龍見而真的黃龍見，得著天子的寵信，他就變本加厲，想出神氣五采，獻玉杯，日再中……種種花樣來了。他比了公孫臣的膽子更大，欺騙皇帝的次數更多，所以土德的制度尚未頒行，而後元年卻先實定了。
土德的制度為什麼終沒有頒行呢？那可以說，公孫臣受了新垣平的累。《曆書》云：
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
《封禪書》云：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
可見新垣平也是講改正朔、易服色的，因為他詐欺的事發覺，殺了，文帝遂不高興再辦土德的大典了。公孫臣的「黃龍見」的豫言雖幸得應驗，而漢家終沒有實定為土德，這未免辜負了他的一番好意。
綜合以上的記敘，我們可以知道：漢高帝、惠帝時，漢德已定為水德；文帝時，賈誼、公孫臣等要把水德推翻而建立土德制；自從黃龍見於成紀，這事頗有實現的可能，不幸以新垣平伏誅，又擱下了。這是公元前二〇六至一五七年中的情形。
六、漢武帝的改制及三統說的發生
這種改德和改制的運動，在景帝時怎樣，我們沒有找到記載，不敢懸斷。但文帝時既有賈誼、公孫臣、新垣平一班人的宣傳，又有黃龍見及改元年的事實，儒者和方士們一定繼續鼓吹著。雖沒有給景帝提倡，又因新垣平的族誅而銷聲匿跡，但潛伏的勢力總是不可侮的。
到武帝時，這潛伏的勢力又飛躍了。恰好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憑藉漢家全盛之業，所以他和秦始皇最相類：他們的黷武窮兵是一樣的，封禪求仙是一樣的，就是定德改制也是一樣的。
《封禪書》中記他初即位時事，道：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
可見在漢武帝的初年，改歷服色之事，搢紳之屬已伸長了脖子在望，以文學為公卿的人又已在討論，在起草，武帝又正心向著他們；這件事運動了三十餘年，成熟了，全國人一致有此要求了。
不幸，那時有道家與儒家之爭，而竇太后是道家的護法者。她看見儒家占了上風，很不快樂。《史記·儒林列傳》云：
孝文時頗徵用儒者。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封禪書》云：
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於是這個快要實現的制度又打消了！綜計這個改德和改制的運動，賈誼始倡之而厄於絳、灌，公孫臣繼倡之而厄於張蒼，新垣平繼倡之而見殺於文帝，趙綰、王臧繼倡之而見殺於竇太后，真可謂盤根錯節，厄運太多了。
但是，到了這時，已有一班搢紳之屬作後盾；所征的賢良文學之士雖不用，他們總是豫備繼承著趙綰、王臧的事業而努力的。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五月，竇太后崩。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冬十一月，那時建亥，故冬十一月即元光元年二月，離六年五月〔即八月〕竇太后崩僅六個月耳。武帝就令郡國舉孝廉了，夏五月就詔試賢良了，董仲舒、公孫弘一班人就起來了，給竇太后摧殘的儒術又像春草一般地怒茁了。
不過我們在那時的記載上，並不曾找到公布改德的事實。這或因記載脫漏，或因改制之事需要長期的豫備，均未可知。
元封元年，前一一〇。有「報德星」的一件事。《漢書·郊祀志》云：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雲。」
按：漢代以五星分配五行，《淮南子·天文訓》及《郊祀志》王莽請祀六宗奏書中均有記載，其方式如下：
這五種星，兩書所載全同。「鎮」與「填」雖異字，但此二字在漢代是通用的。例如《漢書·地理志》：「天水郡，莽曰填戎」，而《原陟傳》及《後漢書》《隗囂》、《馬援傳》則均作「鎮戎」。又如《西域傳》烏孫條雲「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鄯善條則雲「於是漢遣司馬……以填撫之」。顏師古注云「填音竹刃反」，是「填」亦音「鎮」。填星出而謂「天報德星」，是漢已自承為土德可知。秦為水德，改名河為「德水」，漢為土德，因稱填星為「德星」，這是很相類的事。此事，《史記·封禪書》亦有之，但「填星」二字，除《索隱》本及北宋本外均誤作「旗星」，見張文虎《校刊〈史記〉札記》。填星既為土星，土色黃，故這星的顏色是黃的，《史記·天官書》云：
填星，其色黃，九芒。
自天報德星之後，元封二年祠泰一，其贊饗之辭即為：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郊祀志》。
這可見那時對於此事的重視了。
既有了這件事，再回上去看，則漢武帝所得的土德的禎祥已在十年前具備。元鼎四年：前一一三。
迎鼎至中山，曣，有黃雲蓋焉。
又元鼎五年：前一一二。
郊見泰一，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均《郊祀志》。
這也是黃，那也是黃，可見漢為土德早為那時一般人所承認，天報德星只是一種形式的證明罷了。
改制中最困難的是曆法。到太初元年，前一〇四。曆法方面的研究已得到一個結果，所以就正式宣布改制。《漢書·武帝紀》云：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又《史記·封禪書》云：
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
又《曆書》云：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膚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又《漢書·律曆志》云：
……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元封七年。為元年！」遂詔卿公孫卿、遂壺遂、遷司馬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乃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乃生。平曰：「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
用了以上的記載，把秦始皇與漢武帝的改製作一比較表，如下：
在這個表里，服色度數與賈誼們說的一模一樣，確是土德的制度。只有正朔，是分明不依照五德說改的。在漢前之秦既建亥，如以「戌、亥、子、丑、寅」為次而逆數之，因為周建子，秦建亥，亦以逆數。則漢應建戌；如以「亥、子、丑、寅、卯」為次而循環之，則漢應建卯。為什麼他們不順了五德之數，建戌或建卯，反而建了離亥兩辰的寅呢？
說到這裡，我們應當考一考三統說。
三統說是什麼？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中，最早的是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質文篇》所舉的：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製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當作「其」。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五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制質禮以奉天。
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疑當作「制爵」。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
這段話的內容很複雜，擬另作《三統說下的政治及其歷史》一文論之。現在且簡單地一講。
創三統說的，他把朝代的遞嬗歸之於三個統的循環。這三個統的名字是黑統、白統、赤統。得到哪一個統而為天子的，那時的禮樂制度就照著哪一個統的定製去辦理。他把本代和前二代列為「三王」，即本屆的三統。三王之前的五代列為「五帝」，五帝之前的一代列為「九皇」，一共是九代。
所以三王、五帝、九皇，都不是固定的名稱而是推移的名稱，好像親屬之有高祖、曾祖和曾孫、玄孫一樣。除此之外，又有所謂「四法」。四法之名是夏、商、質、文，夏、商不是代名，乃是兩種法制的類名。也是循環的。因為三統以三數循環，四法以四數循環，故必歷了十二代始得一次大循環。例如第一代為黑統法文，第二代為白統法商，……到了第十三代仍為黑統法文。
我們在明了五德終始說之後再來看這種學說，不消說得，這是從五德說蛻化出來的。五德說終而復始，它也終而復始，此其一。五德說以顏色分，它也以顏色分，此其二。五德說以五德作禮樂制度的標準，它也以三統、四法作禮樂制度的標準，此其三。不過五德說但以五數循環，而它則以三與四為小循環，十二為大循環。可見它起得較後，故能把簡單的五德說改頭換面，變成了複雜的三統說。
現在我們順了代次，把五德說與三統說作一比較表，如下：
在這個表里，兩說相同之點顯現得最清楚的是商、周及周后一代，顏色完全一樣。商在五德說中尚白，在三統說中亦為白統。周在五德說中尚赤，在三統說中亦為赤統。周后一代在五德說中尚黑，在三統說中亦為黑統。所以我很疑心三統說是割取了五德說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董仲舒在此文中所以只敢從「湯受命而王」說起者，正因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說一致，凡五德說所擺布下的符應和制度，大可取作三統說之用而不見其矛盾。若一說到夏，則一邊青，一邊黑，就要惹人疑惑了。例如《禮記·禮器》中說的：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我們就可知道這是五德說下的產物，和三統說是牴牾的。
董仲舒是《春秋》家，《春秋》家說孔子作《春秋》是制一代之法的，孔子之被稱為「素王」即因於此。孔子既受命而王，所以他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但不幸他有其德而無其位，終究是一個素王，空王。因此，他只能在《春秋》一經里把他手定的制度垂諸空文。董仲舒在這篇中說，孔子作《春秋》托王於魯；因為春秋與虞在四法里都是「法商」，故《春秋》便「以虞錄親，樂制宜商」了。
在這篇文字中，講改制的方式極詳；今以文繁，只摘其與周后一代相關的兩種鈔出來，其一是黑統，其二是法商。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阼；昏禮迎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以上是黑統的制度。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制鼓；用錫儛，儛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封禪於尚位。以上是法商的制度
讀此，可知這也是把一代的正朔，服色，禮樂，爵祿，宮室，器物，刑法……一一制定了的。可惜《鄒子終始》不曾傳下來，可惜史書上記的秦始皇、漢武帝的改制太簡單，我們不能把五德說下的制度和這三統說下的制度作一詳細的比較。我們只能說，從這一篇三統說的制度里可以推知五德說下的制度亦當為很瑣細的，不會像史書里所說的漢武帝改制，數用五，只改了官名的印章為五字。
他們說，孔子是定了一代的制度而沒有實行的。實行的是誰呢？當然是漢。所以漢人有「孔子為漢製法」的話。所以說春秋繼周實即是說漢繼周。換句話說，就是把秦踢出了三統之外，不算它是一代。再換句話說，就是周為赤統，漢繼周后應為黑統，應當照著上邊開的一個黑統的單子去做。
這不是我有意文致，乃是有實據可查的。《史記·高祖本紀》末，司馬遷的《贊》里說：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鬼，故救僿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得天統矣。
這是說，政術是循環的，三代是一次的終始，故夏為忠，殷為敬，周為文；周之後又應當是忠了。秦既承周，乃不知救文敝，反酷刑法，這是它的謬誤，這是它所以不在三統中占得一統的緣故。到漢興，承敝易變，以忠救文，於是就得到了自然的統天統。了。這是很清楚的三統說，他也把秦踢出了三統之外，司馬遷的《春秋》學是「聞諸董生」《太史公自序》。的，所以我們可以推知董仲舒是主張漢為黑統的。
他們建立這三統說只是一種玩意兒嗎？不是，那時的社會正有此需要。什麼需要？就是「行夏之時」。在一部《左傳》中，告訴我們那時有兩種曆法，一是周曆，一是晉歷：周曆是建子的，晉歷是建寅的。因為晉國即夏虛，故他們的曆法也稱為「夏時」。這是一個大問題，當在三統說的專篇論文中說明之。現在我們所要提出來的，即是在三統說中，黑統建寅，夏與漢在代次上既俱為黑統，故俱應建寅。夏之為寅正，古書中已證明了。漢應為寅正，在三統說中也確定了，正可照此改造曆法了。三統說的中心主張，不過如此。
三統說何以有「漢應為寅正」的中心主張呢？這隻要看《漢書·律曆志》便知。《志》中說：
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漢初是曆法最混亂的時候，那時有六種曆法，但都是疏闊得很。《顓頊曆》在六種曆法中比較最精密，但漢朝聽了張蒼的話用了它，弄得月盡月初見了月亮；到了月望，反而虧了；上下弦時卻又滿了。有了朔晦弦望之名，沒有朔晦弦望之實，這在民生日用之間有怎樣的不便。加以十月為正，先冬後春，於四時之序又不相應。故這時的改歷運動是全體人民的要求。他們的設想，以用寅正為最善。但漢代是「必則古昔，稱先王」的時代，一切的行事必須在經典中找出證據，於是有孔子「行夏之時」之言；《論語》。有孔子傳《夏小正》之說《史記·夏本紀》。有孔子到杞國訪得《夏時》之事；《禮記·禮運》。有孔子應天作新王，作《春秋》以正黑統之書：《春秋繁露》。把這個要求完全推到孔子身上，說漢的該用寅正是孔子主張的。這也是很複雜的一個傳說，待在專文中詳細討論。
可是，改歷並不像改服色的容易，必須有經久的豫備。漢武帝初年雖已有改制之志，而終於遲至三十年之後者，未始不是為了求得精密的曆法之難。《律曆志》云：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在這一段話里，很明白地說，推三統之制，固然現在該用夏時，但以前的曆法已不可知了，不能遵行古制而必須另外創造新制了。創造了新制，便可「為萬世則」了。這就是說，現在定的曆法如果精密，將來即使換朝代也不必改了。所以，這新的曆法，是由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歷來的。漢行夏時而於前代無所遵循，漢定曆法而後世可以相承不變，這不是把三統說打破了嗎？所以，三統說只是漢用寅正的敲門磚，孔子行夏時等等又只是三統說的護身符，實際上乃與漢家曆法沒有關係，因為那時所要求的乃是一個精密的曆法，什麼「夏時」，什麼「黑統」，都不過替它戴上的帽子而已。
漢在五德說上是應當尚黃的，在三統說上是應當建寅的，所以漢武帝的改制就「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對於這兩方面都顧到了。
說到這裡，該得發問：漢為黑統，黑統是「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的，現在服色尚黃，不是衝突了嗎？為什麼這兩種衝突的學說會得同時應用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最直捷的答語，是漢人的行事本來很滑稽，不能叫他們跟了我們的理性走。宛轉一點，也可說是三統說的詳密的組織僅見於董仲舒書，這或是他的一家之言，未得當時多數人的承認；而三統說的中心問題即在曆法，曆法既改，其餘便不關重要；況五德說的勢力亦正不小，三統說自不能把它全部吞併過來。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或在當時改制的幾個中心人物，他們對於這兩種學說都有相當的信仰。《漢書·郊祀志》贊云：
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太初改制是兒寬、司馬遷主持的。兒寬有書九篇，列於《七略》「儒家」，見《漢書·藝文志》。可惜現在看不到。司馬遷則傳下一部大著作，《史記》，其中用三統說的，如上舉的《高祖本紀贊》；用五德說的，如《五帝本紀》：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其反對漢用水德的，如《張丞相列傳贊》：
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
可見他是贊成賈誼、公孫臣的主張的，他是以五勝定五德的終始的。他對於三統說和五德說都有信仰。推之兒寬，當亦如此。有了他們主張漢為黑統兼土德，於是漢的受命之符遂真成為黑統兼土德了。
我們在這一章里，可以知道：三統說和五德說各有其正朔和服色，他們除了顏色的偶然相合如殷為白統兼金德，周為赤統兼火德。之外是不相容的。漢武帝時，三統說主張漢應為黑統，五德說主張漢應為土德，他們都接受了。接受的方法，是取了三統說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說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這兩種不相容的學說終於相容了，太初改制就這樣地改了。
七、《世經》的出現
漢的成為土德，醞釀於文帝時而實現於武帝太初元年，具如上述。照我們想，這事既醞釀了七十餘年，又經國家頒為法典，已是十分確定的了。自從天地剖判以來，五德終始之序，為：
黃帝—夏—殷—周—秦—漢
土←木←金←火←水←土
已是不可改移的事實了。
可是，事情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到《世經》出現，這個系統又完全改變了樣子。《世經》是西漢末年的一部書，劉歆《三統曆》引用之，班固作《漢書》，他在《律曆志》里說：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他明說自己的《律曆志》是「述」《三統曆》的。故顏師古注云：
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
又《律曆志》首云：
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征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
可見劉歆們幫助王莽說話的「偽辭」是給他「刪」掉了的。
《世經》這部書，在別的地方從沒有引用過，只見於劉歆的《三統曆》。以那時的學風而論，偽書是大批地出現，劉歆又是造偽書的宗師，俱見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則此書頗有亦出於劉歆的可能。話說得寬一點，此書也有出於劉歆的學派的可能。
《世經》中，商湯以上但詳世次，商湯以下則以《三統曆》說明其年月之數。其文甚多，今專錄其與五德終始說有關係的，如下：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世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即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堯嬗以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即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後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凡殷世繼嗣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歲。
……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周室。……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漢。……
這真是非常奇怪的一篇記載。用了這一篇記載，繪起五德終始的圖來，該成下面這個樣子。乙圖。這比了前面說的五德終始甲圖。差異了多少？
甲圖
乙圖
我們比較這兩個圖，可以知道，《世經》的系統，第一是不遵守五德相勝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兩倍。因此，本來以「土、木、金、火、水」為次的，現在改以「木、火、土、金、水」為次了；本來到秦代剛湊滿五德之數的，現在到周代已經是第三次終始了。這個系統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大家不知道。然而大家都沿用它，無論作古史的和作通史的都依照著它。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書，從皇甫謐的《帝王世紀》直到吳承權的《綱鑑易知錄》，沒有不這樣寫的，也沒有敢不這樣寫的。它是成了正統了！它是成了偶像了！它是成了大權威者了！
這個五德系統究竟是怎樣出來的？裡邊自有複雜的原因，因為它的原因太複雜了，所以二千年來的人看不破，拆不穿。非三言兩語所可道盡。諸君要知道嗎？讓我把這些理由一樁一樁地道來！
八、《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
我們要明白《世經》的系統，必須先明白了《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太多了，我們且從《騶衍傳》敘起。《史記》記騶衍的學說，其一，是：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可見當騶衍之世，「學者所共術」的最古的帝王是黃帝，所以騶衍的推至「天地未生」的學說也只能從黃帝推起。其二，是：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騶衍傳》雖沒有明言以「五德轉移」的是哪幾代，但《呂氏春秋》及《封禪書》已代它言明了，是黃帝、夏、商、周四代。
根據這兩個學說，可以知道騶衍之世所共術及騶衍所自造的古史系統應如下式。
（騶衍所造） ||（學者所共術）
天地未生→天地剖判→黃帝→夏→商→周
這實在是很簡單的一個系統。但到了後來，就有「五帝」之說。記載這一說的有以下許多書：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國語·魯語》及《禮記·祭法》。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帝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帝堯立，乃命質為樂。……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呂氏春秋·古樂篇》。
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嚳……玄囂之孫，極之子也，曰高辛。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勛。……帝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略同。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極；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勛，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牛；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大戴禮記·帝系》，《史記·五帝本紀》略同。
這種說話是怎樣來的，是不是信實的記載，我們且不必管，因為裡邊的情形太複雜，非數言可了，當另作《五帝考》一文論之。但我們可以知道，在騶衍以後的古史系統已經放成
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周
了。我們如果依了《帝系篇》的記載畫成一個「五帝世系表」，應如下式：
《呂氏春秋》和《封禪書》中的齊人所以在五帝之說已起之後仍維持「黃帝、夏、商、周」四代的舊說者，或因五帝出於一族，時代亦極相近，所以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歸併在黃帝的一代中也未可知。看《淮南子·齊俗訓》列四代禮樂，不稱黃帝而稱虞，當以此故。
五帝之說，大約是戰國後期起來的。在未有此新系統時，《孟子》書中但云：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等到有了這個新系統，《荀子》書中即謂：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而「五帝—三王—五霸」遂成了一個很長的歷史系統了。
到了戰國之末，這個系統又伸展了。《呂氏春秋》公元前二三九年所作。云：
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性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情類》。
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此神農、黃帝之所法。《必己》。
然而以理義斫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離俗覽》。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上德》。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尊師》。
於是黃帝之前又有神農了！又云：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貴公》。
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用眾》。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孝行覽》。
於是五帝之前又有三皇了！三皇是哪三個人，神農既在黃帝之前，是否即為三皇之一，《呂氏春秋》都沒有說。
《呂氏春秋》作成了十八年，秦王政削平六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王綰等議道：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
在這一說里，可見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和《呂氏春秋》合看，則秦時的古史系統，是：三王之前為五帝；五帝之前為三皇；而在三皇、五帝之間又有一個神農氏。
到了西漢初葉，這個古史系統又有些增益了。淮南王安立於文帝十六年，前一六四。死於武帝元狩元年前一二二。他的《淮南子》一書即是作於此四十二年中的。在這一書內說起的古史，我們也可尋出它的系統：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主術訓》。
昔者黃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然猶未及戲氏之道也。《覽冥訓》。
至德之世，甘瞑於溷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宇。……及世之衰也，至伏犧氏……而知乃始昧昧啉啉……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是故治而不能和下。《俶真訓》。
在這幾段里，很明白地在神農、黃帝之前又捧出一位伏犧氏來了！
莊子雖是戰國時人，但《莊子》這部書卻極多漢人的著作，因為西漢初葉是道家全盛時代，這部書為那時的道家的著作所湊集，不啻一部《道家叢書》。所以《莊子》的古史系統和《淮南子》的古史系統極相像。只是又多出了一些：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淳散朴……然後民始惑亂。《繕性》。
它固然把伏犧放在神農之上，但又把燧人放到伏犧之前了！
《管子》，也是一部雜亂的書籍。孟子對公孫丑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因為管仲是齊國的中心人物，故為齊人的著作所湊附。西漢時，齊學極發達，我們無論在《儒林傳》中看儒生，或在《封禪書》中看方士，齊人皆占大部分。所以《管子》這部書，我們可以用了「秦、漢間的《齊學叢書》」的眼光去看它。它裡面有一篇《封禪》，說道：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佶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史記·封禪書》文同。
這是在黃帝以前更加上炎帝，在神農氏以前更加上羲和無懷氏的。據它說，必須受命的人即受天命而為天子的。始得封禪，自上古到周上泰山去封禪的已有七十二家了。可惜管仲只記得十二家而忘記了六十家，否則古史系統要怎樣地放長呢！
到這裡止，黃帝以上已有炎帝、神農、羲、燧人、無懷氏五代。但司馬遷作《史記》，對於這五代概不理會，仍依《五帝德》及《帝系》之說，從黃帝開頭。炎帝和神農則以與黃帝有關，在黃帝的本紀中帶說了幾句：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
在這幾段話中，可以知道：（1）神農氏是黃帝以前的天子，但到黃帝時已很衰微，諸侯又橫暴，於是黃帝興勤王之師，使諸侯仍去服從神農氏。（2）炎帝大約是當時諸侯中的一個。還要想侵陵諸侯；黃帝和他打了三次仗，方把他打敗。（3）蚩尤大約也是當時諸侯中的一個。又作亂，不用神農氏之命，黃帝又把他擒殺了。（4）黃帝有了這三次武功，於是諸侯歸心，推他為天子以代神農氏。
這一個記載的來源也不必講，因為這些事不出一源，講起來複雜得很。但我們可以知道，在司馬遷作史時，他確認神農氏與黃帝是相承接的兩代，在神農的季世有侵陵諸侯的炎帝和蚩尤而為黃帝所平定的事。
至於伏羲這人，司馬遷並非不知道，他曾在《自序》中說：「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不過他作《史記》時有意確守《五帝德》的系統，故不肯說到黃帝以前罷了。
伏羲既進了古史系統，於是《易·繫辭傳》中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戰國策》也說：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製法，因事而制禮。《趙策二》。
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的一個新系統又成立了。這一個系統靠了《繫辭傳》在經典中的地位，幾有壓倒《五帝德》的系統的趨勢。
以上諸說，我們可以總列為「夏以前的帝王表」，比較一下：
（注一）凡於名氏上加括弧的，表明此名氏為本書或本篇所有，但未以之列入古史系統。
（注二）《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天文訓》，俱有另一種五帝系統，在此種五帝系統中是將炎帝正式列入的。但此系統決不能出現於秦及漢初，下有詳辨，茲故缺之。
（注三）在此表外，尚有許多古史系統，如《韓非子》之有巢、燧人，《淮南子》之二皇等，以與本文無甚關係，故略去之；將來當另作文討論。
我們看了這個表，可以知道，在許多古史系統中，只有黃帝、堯、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難定。一派說這二人是顓頊、帝嚳；別一派則說是伏羲、神農。說顓頊、帝嚳的，以黃帝為五帝的首一帝，與騶衍時的史說合，可以稱為「前期五帝說」。說伏羲、神農的，以伏羲為首一帝，黃帝居五帝之中，殆是秦以後的史說，可以稱為「後期五帝說」。這兩種學說各有其畛域，不容相混，《國語》、《五帝德》、《帝系》、《呂氏春秋》、《史記》為前期說；《淮南子》、《莊子》、《易傳》、《戰國策》為後期說，當司馬遷作《史記》時，已當承受後期說了，只為他讀書多，所以違俗而從了前期說。惟有貪多務博的《管子·封禪篇》，想多拉攏幾位古帝王撐著「七十二代封禪」的場面，才把這兩個系統並成了一個系統，連兩系統所俱不收的無懷氏和炎帝也一起拉進了。
我們看了這個表，又可知道，炎帝這人確是常給人家稱道的，但除了《封禪篇》以外卻再沒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統的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以前說作他的子孫的國家，如申、呂，如齊、許，都早亡了，沒有人替他爭地位了。而帝嚳後之宋、周、晉、魯、燕、吳，顓頊後之秦、趙、楚、越、田齊，在戰國時，或保持其舊國，或正作新的發展，祖先的地位就靠了苗裔的勢力而不墜，而擴大。黃帝是最早的帝王，兼為顓頊和帝嚳的祖父，又為「百家言」的中心人物，其勢力之大自不消說。堯、舜，靠了「天下之顯學」儒、墨二家的鼓吹，使禪讓的大典實現於燕國；舜又是田齊的祖先，齊人是最誇誕的，他們的勢力也正不可一世。在這種環境之下，五帝的座位哪能不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去坐，哪裡再有空位給與炎帝。所以炎帝雖和黃帝同時出生，《國語·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氏，生黃帝、炎帝。」而竟致落伍了。到了秦、漢，許多小民族已團結為一大民族，顓頊、帝嚳也失了人們的需要。那時道家極盛，他們篤信「世代愈古則人民愈康樂」的歷史律，要找黃帝以上的帝王來壓倒黃帝以下的帝王，恰好那時農家所鼓吹的古帝神農，音樂家所鼓吹的古帝伏羲，《楚辭·大招》云：「伏戲《駕辨》，楚《勞商》只。」《世本》云：「伏羲作琴，伏羲作瑟。」也正風靡一時，於是伏羲、神農便給道家取去，成了道家學說的工具了。他們使用這工具、在罵儒、墨的時候，便把伏羲、神農請出來，說伏羲、神農時是如何好，到黃帝、堯、舜時便如何如何的墮落。逢了講至道至德的時候，又把伏羲、神農請出來，說在至道至德之世是何等好，到伏羲、神農之世就如何漸漸地澆漓起來了。因為有了他們的鼓吹，而伏羲、神農在黃帝前的系統遂得確立。又因為有了他們的鼓吹，而儒家也把這兩位古帝請進了《易》的範圍。可見「五帝」是只許容納五個人的，擠進了伏羲、神農，只得擠出了顓頊、帝嚳，因為他們的地位已經不重要了，有類於戰國以後的炎帝了。
這是兩個五帝系統的來源。因篇幅的限制，說得太簡了，有許多問題簡直沒有講清楚；俟將來作專篇論文時再細談吧。
九、漢帝應讓國說及再受命說
騶衍創立五德終始說，給人兩個暗示。第一個暗示是不可妄冀非分，凡無五德之運的決做不成天子。第二個暗示是天命不永存，此德衰而彼德興，則易姓受命之事便立刻顯現。這兩個暗示如果是他創說的本意，則上一事是用以對一般人說法的，下一事是用以對君主說法的。他希望沒有人爭為天子，天子亦不以「時日曷喪」而暴虐天下。
堪笑秦始皇一方面要「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一方面卻又聽信了齊人的話，自承為水德。他不想想：倘有土德之帝起來，他的天子之位是不是尚可傳之無窮呢？
五德說既演「五德轉移，天命無常」的道理，三統說是模仿五德說而作的，這中心思想自然一樣。封禪說雖簡單些，但它說泰山是新受命的帝王封禪告天的地方，自古以來已有七十二代的帝王到過泰山封禪，則也是一種革命受命的學說。這幾種學說天天鼓吹，使得一般人深信受了天命的天子是常會被革職的；只要皇帝做得不好，失了上天的撫育黎元的用意，就應當有新的皇帝起來嬗代。那時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應是上帝給與他的除書，封禪是他上任時發的奏書，五德和三統的改制是上任後的一套排場。
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可以舉出一個適當的例來。當光武帝時，公孫述據蜀稱成帝，移檄中國，徵引圖緯。光武帝報他道：
《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以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華陽國志·公孫述志》。
讀此，可知公孫述的檄文中曾引了《西狩獲麟讖》以見處在西方的他具有應運而興的資格，讖上說的「立子公孫」，也即是他的姓。光武駁他，說《西狩獲麟讖》指的是漢，所謂「乙子卯金」是漢高祖以乙未歲受命；所謂「立子公孫」，是皇孫病已嗣位。這都沒有什麼大關係。所奇怪的，乃是他以中興之主的資格，而說漢家將來應亡於蒙孫之手，得國的是丞相當塗高。這種預言自己滅亡的度量，似非前世和後世的君主所能有。
因為那時人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樣，多少年後須換一新任，故緯書中便有下面的話：
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春秋緯·保乾圖》；《〈文選·漢高功臣頌〉注》引。
蒼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尚書緯·運期授》，《〈詩·大雅〉正義》及《御覽·咎徵部》引。
它把每一德的帝王的世數和年數都明白規定了。黃帝、赤帝的年數世數並非沒有，只因緯書久佚，我們無從尋到。
以上所引，都是東漢初年的材料。我現在要說的是西漢之季的事實，為什麼卻先引了東漢之初的材料呢？這因西漢中葉以前的歷史，我們有《史記》、《漢書》兩部書可用；但到西漢中葉以後，只有《漢書》一部書了，材料太少，不夠說明那時的時代思潮。讖緯書固非西漢中葉後所有，《七略》不錄此類書可證。但這樣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迷信思想決不會突然發生，一定積累了多少年而後成就，西漢一代就是讖緯書的孕育時期。我們正可從讖緯中尋求些西漢人所播下的種子。
在這一章里，我們要講許多人心厭漢的故事。現在且把西漢的國勢先說一下：
當戰國、秦、漢之際，疲於戰爭，民生陷於極度的痛苦。到文帝之後，居然太平了數十年，百姓們快樂極了。故《封禪書》云：
今天子武帝……元年，漢興已六十餘載矣，天下艾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
可見漢武帝的封禪和改制雖出於他的好大喜功，但當時的民眾也確有此種要求，許他如此。不幸武帝處此全盛時代太奢侈了，封禪巡狩之事遂又成了民眾的痛苦。試看成帝初，匡衡等奏言：
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今……至雲陽，泰畤所在。厄陝且百里；汾陰，后土祠所在。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
其實，在那時，天子只有到甘泉和河東去郊祀了；走得並不遠，而匡衡們還說「吏民困苦，百官煩費」，要把那兩個廟搬到國都中去。那麼，武帝的東至海上，西至隴西，北至朔方，南至彭蠡，且令「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封禪書》。的，吏民的困苦要怎樣呢？百民的煩費又要怎樣呢？
然而封禪所費雖多，還遠不及征伐之甚。武帝時的武功自然是彪炳千秋，但耗費的財力也著實可驚。《漢書·食貨志》云：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漢書·西域傳》云：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徒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這幾段文字，把漢武帝浪費的情形及其傷害民生的結果寫得清楚極了。武帝以前積了五世的休養，財力有餘；給他這樣痛快地一干，國庫也空了，人民也窮了，寇盜也起來了。武帝真是一個敗家子，把偌大的家產揮霍個乾淨！
因為武帝的功業雖大而陷溺其民者亦甚酷，所以那時的人民對於他的怨毒很深。當宣帝初即位時，令丞相御史議孝武廟樂，下詔道：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池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漢書·夏侯勝傳》。
長信少府夏侯勝獨說：
武帝……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同上）
天下怨憤之情，於此可見。在這樣怨憤的空氣中，人民對於漢帝的信仰是衰微了，一班五德三統論者就依據了自家的學說而主張易姓受命了。這不是他們好弄術數的玄虛，正是他們在失望之下的新希望。
就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中，把這個希望公開地向漢帝講說的，第一個是眭弘。《漢書》本傳云：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從嬴公受《春秋》。據《儒林傳》，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至符節令。
孝昭元鳳三年前七八。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非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
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顏《注》引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檀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我們倘使單看這一篇，未有不以眭弘為發狂，亦未有不以《春秋》家的學說為誕妄已極的。但我們知道，漢代的學問的基礎本不建築於事實上，它本沒有客觀的真實性；它只是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案，只是些適應時勢，刻刻改變的理論。它逢了盛世，便作夸揚；逢了亂世，便作怨。要是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枯了的大柳樹再生的事實出現在漢武帝時，不知道這班儒生和方士又要如何地說作祥征，漢武帝將又去封禪且改元了。不幸那時武帝已經享盡榮華而死，自武帝崩至此凡九年。人民經了一番大痛苦，創痍未復，他們長在希望易姓受命，有一個新天子出來救濟他們一下，既有這等事情發生，正好為易姓受命之說張目，哪裡再肯說作符瑞，討漢家的歡喜。所以泰山大石自立，就是到泰山告易代的象徵。蟲食樹葉成「公孫」字，就是公孫氏要繼漢而興的象徵。石柳為下民之象，石自立，柳復起，就是「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的象徵。繼體之君昭帝。雖無失德，但上天既要使另一聖人受命，也只得禪讓了；何況漢是堯後，其應當使用傳國的方式已是前定的事實呢。漢為堯後說，下邊再論。這些說話，都不是眭弘一人忽發奇想想出來的，乃是當時的社會上有此要求，有此醞釀，而後他順了這個趨勢說出來的。不過既經據了天位的人，哪肯輕易讓給人家，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眾之罪伏誅了！這真可算得一個民眾革命思潮中的犧牲者。
眭弘身殉之後，民眾對於易代的想望仍未終止。這種宣傳的情形，可惜沒有紀載流傳下來，我們不能知道。但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蓋寬饒的奏書道：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蓋寬饒傳》。
可以知道這種宣傳在眭弘死後並沒有間斷，成了民眾的口頭禪，所以蓋寬饒便很不游移地說出來了。可憐他們感到了社會的不安，想不出解決的方法，只會希望皇帝去復演歷史上的故事而讓位與賢人，這豈非「與虎謀皮」。所以蓋寬饒也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他不甘下吏，自剄於北闕下了。
在這十八年中，眭弘與蓋寬饒兩次請求漢帝禪讓，都做不到。但民間的怨氣自在，他們對於漢帝早已沒有好感了。漢帝失去了信仰，猶居天位而不肯去。人民的膽子又小，自揣沒有得到五德之運，可把漢德勝了，因此也不敢反叛。長此相持，怎麼辦呢？於是有許多災異之說起來，想把漢帝嚇倒。災異的學說在董仲舒時已有，但至此時而大盛。這種災異說，就是封禪說的反面文章；做得最有名的是京房、谷永等。劉向在這個時代思潮之中，耿耿忠心，惟恐漢室真為災異壓倒，又極力以災異說向元、成二帝下警告，冀其感動修德，所以他也成了一個災異專家。
京房是一個易學家，他的學說托於孟喜。見《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上有《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即是他一手造成的學說。元帝中，他曾於召對時言道：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漢書·京房傳》。
說到這等地步，元帝只得自承，「亦極亂耳，尚何道！」如此，漢帝也已自知漢有亡征了。
谷永，是研究《京氏易》最密的人，善言災異。成帝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是時日食地震，議者多歸咎於他。谷永知道他方在得勢之際，暗底下想靠傍他，就上書道：
（日食地震）……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皆瞽說欺天者也。……
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徵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過微，二者已丑。王先謙《補註》引王文彬曰：「言二者之徵兆已相連比而見也。」陛下誠……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無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漢書·谷永傳》。
「王道微絕，賤人當興」，這是已固定的事實。谷永卻想出禳解的方法，勸成帝多納宜子的婦人，不論貌的美醜，年的長幼，和曾經生產過沒有，只要使太子出於微賤之間，就可對付了上天的垂象。如此，漢就不可亡了。不幸成帝生不出兒子，谷永空設下這個計策。
成帝永始二年，前一五。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為擾亂，舉兵而起者邪？……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大興繇役；重增賦斂……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同上。
這條黑龍若出在文帝前，豈不成了漢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後，也是漢的黑統的符瑞。為什麼成帝時出來了，不當它是祥瑞而反看成災異呢？為什麼谷永不勸成帝去封禪，倒說同姓者將起兵呢？至於改造一個昌陵，在全盛時代算得了什麼，而在那時也就要上下俱匱，愁恨感天了。可見那時的漢朝，正像一個衰病的人一樣，處處露出了下半世的光景。
成帝元延元年，前一二。因災異尤數，上又問谷永。永對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紀，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同上。
這實在是咒詛漢朝，說它逢了重重疊疊的厄運，又出了許許多多的災異，是一定亡了，雖隆德積善也怕過不去了。但那時「北無熏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諸侯無吳、楚、燕、梁之勢」，谷永語。他們所怕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惶惶若不可終日，在臣子的奏書中也把這種很可忌諱的話盡情地講出來呢？
他說的漢的厄運共有五句，但下雲「三難異科」，可知只有三種。這大約因前兩句都歸併到末一句里去了。現在逐句解釋於下：
（1）三七之節紀——從高帝元年前二〇六。到平帝元始四年四。為二百十年。谷永此對在成帝元延元年，前一二。離二百十年之數只有十五年了。大約那時災異家言，二百十年是一個大厄運。
（2）《無妄》之卦運——《易·雜卦傳》曰：「《無妄》，災也。」京房說《無妄》，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見《周易集解》。顏《注》引應劭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王《補註》引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無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准《無妄》。」
（3）百六之災厄——《漢書·律曆志》引《易九厄》曰：「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顏《注》引孟康曰：「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共四百八十。六乘八之數也。」《律曆志》又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可見他們在四千餘年中定出五十餘個災歲，而第一百零六年是陽九的厄年。在這四百八十年中，以這一年和第三百七十四年為重大的災歲。可是從高祖到成帝，已經不止一百零六年了，為什麼說他「直百六之災厄」？這個問題很難解釋，所以自來注《漢書》的人都不注。以我猜想，或者從高祖元年到武帝太初四年為一百零六年，他們以為在這一年上發生的災厄直到成帝時尚未消散；或者他們因成帝是漢帝的第九代，故云「承八世之功業」。從這「九」字上想到陽九，故云「當陽數之標季」。又從這陽九上想到百六之厄，故云「直百六之災厄」。遂有此言，均未可知。我們在這種話里可以知道，在那時，大家相信，漢代是大厄當前而且已是無望的了。大家只有靜待著大恐怖的來臨！
劉向曾集合上古至秦、漢的災異，著成《洪範五行傳論》十一篇，為災異說中最有系統的記載。此書雖亡，但班固作《漢書·五行志》，把它收入，我們還能看見。他因成帝起昌陵，制度泰奢，上疏諫道：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
陛下……徙昌陵……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漢書·劉向傳》。
這也是很清楚地說，漢室快要亡了。而成帝起昌陵，就是致亡的原因之一。這種話若給漢武帝聽得，豈不要大笑他們的眼孔太小。然而若無武帝的大傷元氣於先，成帝的徙昌陵又何至挨那時諸臣的痛罵，以為這是亡國的舉動呢！
那時人都承認漢運已衰，滅亡在即，但實際上卻沒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滅亡不了，這又使得許多人心焦了。於是在這不生不死的局面之中，他們又創造了一種新學說，——漢再受命說。這一說是調和民眾的「漢運已衰，將有新受命的天子出來」的一個觀念和皇室的「漢運雖衰，天命未改」的一個觀念而成的。這就是說：新受命的天子將出來，固然是事實，但這新受命的依然是漢。在我們看來，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設想，豈非太滑稽了！
這個新學說的創造者，是甘忠可。《漢書·李尋傳》云：
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
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
這不知道是成帝哪一年的事。《通鑑》載劉向上《論王氏封事》於陽朔二年，前二三。《漢書·劉向傳》又以作中壘校尉次於上封事之後，而此雲「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則此事當在陽朔二年之後。距蓋寬饒之死，已近四十年了。
所可怪者，是劉向奏他罔上惑眾。劉向不是惓惓君國，惟恐漢室之亡的嗎？有了甘忠可的學說，正可向民眾宣傳，使他們對於漢朝懷了新的希望，延長漢的壽命。為什麼他竟竭力地破壞呢？大約一種運動發生，總是盲目的。惟有盲目的潮流，才是一種最堅強不可抵禦的勢力。我們現在站在旁觀的地位來看漢代的社會，自然對於他們的行事的是非，學說的因果，和思想演變的系統看得很清楚。但漢代人正在這個大潮流之中，為潮流所激盪，只會盲目地奔馳，不會有自覺的評判。劉向所信仰的是災異，其所望於漢家的是皇帝的修德行仁以除去其災異；至於再受命說，則是他的書里所沒有的，其怪妄不經也顯而易見，所以他反對了。他不知道在這個大潮流中，甘忠可正和他在一條路上走，他們原來是同志呢。這和孟子提倡堯、舜、禹的禪讓說而反對燕王噲的禪位於子之正相類。
甘忠可雖死，夏賀良仍在。過了些時候，他又起來作這個運動了。《李尋傳》云：
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
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更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
經了他的半利誘，半威劫之後，哀帝遂真的再受命了：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同上。
這也是受命運改制的。但所改的制只見「漏刻以百二十為度」一事，不知道還有別的沒有。夏賀良所云「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此「行」字當作《世經》之「序於行」的「行」字講，即指五德之運。但哀帝的詔書上沒有說，不知是否記載的疏漏。
哀帝受命改制，夏賀良等達到了心愿，這是何等可喜的事。不幸他們所許給哀帝的利益絲毫沒有著落，而他們一經得勢就忘形起來；弄得不久又失敗了。《李尋傳》云：
後月余，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
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賀良等反道惑眾，奸態當窮竟！」皆下獄。……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同上。
這一出再受命的滑稽劇就這樣地完了。這個運動大約有二十年的歷史，有一月余的得勢。
在這一件事情之外，哀帝時尚有一事也是值得一說的。《漢書·佞幸傳》云：
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常與上臥起。……
上舅丁明……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上重賢，欲極其位……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冊曰：「……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咸蕭咸。私謂閎王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俱。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復侍宴。……後數月，哀帝崩。
可見哀帝為了愛幸董賢，心欲禪讓，既見之於冊文，復出之於口語。眭弘、蓋寬饒們所為流血以求者，至是乃有實現的希望。但因哀帝不久便死，又只成了一句空話。
我們看了這一章，可以知道：自武帝好大喜功，弄得四海困窮之後，人民已不願漢家再居天位。眭弘、蓋寬饒提出禪位賢人的辦法，漢帝大怒，他們都被殺了。災異說者從歷數上指出漢家的大厄運，又把一切稍變常態的物事都說成了漢運衰微的徵象，甚而至於說漢已無望，想去嚇倒漢帝；但要漢帝自承為極亂則可，要他退位則不可。民間雖有種種革命受命的流言，但也沒有一個勇夫挺身而起，自居為新受命的天子而把漢帝趕掉。甘忠可等雖想出調和的辦法，請漢帝再受命，但結果只爭得曇花的一現，白送掉幾條性命。哀帝雖有禪位董賢的意思，但天年不永，又未得如願。「漢室將亡，賤人將興」，在武帝後九十年中，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已成了公同的信念了，但老不實現。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大家悉在此僵局之下徘徊觀望。
上兩章里，講《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講西漢之季的人心不安的現象，占了許多篇幅，似乎軼出了五德終始說的範圍之外。但我們要明白相勝的五德終始說何以會得變成相生的五德終始說，簡單的五德系統何以會得變成複雜的五德系統，實在不可不對於這個題目以外的情形周覽一遍。一件事情是不會無端發生的，必有許多的積因。這些積因日在鼓盪之中，一遇到適當的機會就發泄出來。發泄的力量有大有小，小發泄則把現狀作小改變，大發泄則把現狀作大改變。現在《世經》之說把騶衍的五德終始說徹底改造，而又為後世所遵用，是其所積之因必多，且必醞釀已久，達到成熟的地步，故其發泄之力甚大而維持之力甚強。《易傳》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就說得這個道理。
當騶衍創立五德終始說時，古史系統上至黃帝而止，所以他的五德系統就從黃帝算起。但以後古史系統愈放愈長，而五德系統固定不變，那就不能使人滿意了。只因秦皇、漢武已把它用作國典，未可隨了民意改變，沒有法子。然而董仲舒作《三代改制質文》篇，三代以上就推出八代，已與《世經》相似。自董仲舒到西漢末約一百年，自然這新的古史系統更確立了，《世經》的作者即欲不用而亦勢有不可了。
西漢之季，國政不綱，皇位已搖動，群情也浮動。依照那時的學說，實應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否則漢室也應再受命。但這個問題在五德上作何處置呢？眭弘說「漢為堯後，有傳國之運」，那麼，堯是什麼德呢？這受禪的天子又應為什麼德呢？甘忠可所得的天帝書是「赤精子之讖」，赤為火德之色，是不是說漢家再受命時應為火德呢？谷永說「彗星，土精所生；兵亂作矣，厥期不久」，是不是說繼漢而起的應為土德呢？那時的材料傳下來的太少，這些問題固然不能決定，但即在這些零碎話里已可窺見大家正在猜測新天子的五德之運，所以有志干求天位的人也要迎合群眾心理，自居於大家想望的某一德中才對。
康長素先生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崔觶甫先生適的《史記探源》，抉出劉歆作偽之跡，使學術界中認識新代的學術及其改變漢學的情狀，自然是巨眼燭照；但他們把這個改變的責任一起歸在劉歆身上，以為都是他想出來、造出來的，未免把他的本領看得太大。劉歆固然得到改變學術的機會與權勢，且實有許多為所竄亂或臆造的文件，但倘使前無所因，則無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惟其所改變的東西在漢代已醞釀了二百年，如古史系統。或一百年，如漢帝讓國說。大家耳濡目染已久，一旦逢到機會，取而易之，自然不致成為使人疑駭的大問題，故外表雖為突變，而實際則仍為漸變。但劉歆所易，有醞釀成熟的，也有不成熟的，有順從民意的，也有出以獨斷的，所以有許多太新的東西就不能馬上取得一般人的信仰而屢受攻擊了。事實見下數章。在這一點上，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穆，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第七期。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的方便。
在上兩章里，我們已認清楚《世經》的歷史系統的由來《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和改變騶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動力，漢帝應讓國說及再受命說。於是我們再在下數章里看編排《世經》的方式五行相生說，漢為火德說，漢為堯後說，王莽的《自本》……如何。
一〇、五行相生說
五行的關係，我們在前邊只講了「相勝」。相勝的意義，我們一想就想得出來。例如拿了一柄斧頭跑到樹林裡砍下一棵樹，這就叫做「金勝木」。又如拿了一盆水澆滅一爐火，這就叫做「水勝火」。這是原始的相勝說。《白虎通》云：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這是進步的相勝說，因為已經說得很抽象了。
自從有了五行相勝說，就引起了五德終始說，把五行相勝的原理用之於朝代的遞嬗上。這因下一代「革」上一代的命，正與五行中某一行「勝」某一行相像。
但朝代的遞嬗原有兩種方式，一是革命，一是禪讓：革命如商、周，禪讓如虞、夏。五行相勝的原理可以適用於商、周的革命，但不可適用於虞、夏的禪讓。以前的五德終始說，黃帝之後便是夏，這個牴牾還不顯明。但經了西漢人的宣傳，古史的系統既甚伸展，向來說為一帝的又往往說成一代，那就顯出了支吾的樣子。例如《淮南子》中說「神農十七世」，《史記》中說「神農氏世衰」，即是承認神農為一代名，在這一代中，首帝稱神農氏，末帝也稱神農氏。又如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質文》篇中說：「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而記湯文王的改制之事云：
〔湯〕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
〔文王〕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
是他認堯為湯之前四代，合本代而言，下同。神農為湯之前八代；舜為文王之前四代，軒轅為文王之前八代，神農為文王之前九代。照他的話，我們可以畫出一個「周代的古史系統表」來：
在這個表中，可見他已把九皇、五帝與三王同等看待。三王為三代；九皇、五帝即為六代。這和騶衍時的古史系統，黃帝以後即繼以夏的，大不同了。
軒轅之與神農，照《史記》說是盡臣節的。後來軒轅作天子，乃出於諸侯的公推，非由革命。顓頊、帝嚳，據《帝系》等說，是黃帝的孫和曾孫，同一皇族，也不必革命。帝堯是帝嚳的兒子，更不必說。舜受堯的禪讓，禹受舜的禪讓，止有祥和，毫無克伐。所以這個古史系統既立，以前的五德終始說只有倒壞，因為五德終始說的基礎是建築於五行相勝說之上的，而在這一個系統中，除了殷對夏，周對殷之外，無所用其相勝。這怎麼辦呢？
歷史系統和五行系統不能合拍，在漢代人的眼光看來，是多麼可以發愁的事！
不要慌罷！五行系統除了相勝說之外還有相生說，歷史系統何嘗不可改用了相生說以濟相勝說之窮呢！
五行相生說，始見於董仲舒書。《春秋繁露》第五十八篇為《五行相勝》，第五十九篇為《五行相生》。他道：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
東方者木……木生火。南方者火……火生土。中央者土……土生金。西方者金……金生水。北方者水……水生木。
這段話雖明白，但他只言了相生而不言其所以相生，使人讀了不能有很深的認識。《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
木生火者，木性溫暖伏其中，鑽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為水，所以山雲而從潤，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
這把五行所以相生之故說得很透澈了。
此外，還有《易·說卦傳》中的一章也是用了八卦的方位來說明五行相生的原理的。其文如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讀這一章，很可見出：下一段是解釋上一段之文的。只有上段說「帝出乎《震》」，下段說「萬物出乎《震》」，其言「出」雖同，而所出之物卻不同。又看它說《震》為東方，《巽》為東南方，《離》為南方，《乾》為西北方，《坎》為正北方，《艮》為東北方，可見作者是把八卦分配四方四隅的。《坤》和《兌》雖未說出其方位，但《坤》為西南，《兌》為正西，循文讀去自然知道。所以這個方位是從正東起，歷東南、正南、西南、正西、西北、正北，而至東北終，很清楚。
《易·說卦傳》是什麼時候著作的呢？據一般人的見解，則《十翼》為孔子所作，《說卦》為《十翼》之一，自當出孔子的手筆。但《論衡·正說篇》云：
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在這一段里，雖沒有說明增益的逸《易》是哪一篇，而《隋書·經籍志》卻指為《說卦》。文云：
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論衡》說是一篇，為什麼《隋書》說為三篇？這因《序卦》、《雜卦》文少，合之則與《說卦》為一篇，分之則與《說卦》為三篇。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猶以《序卦》、《雜卦》附《說卦》卷內。漢人所說的髮屋得古書事凡有三次，伏生一次，魯共王一次，河內女子一次；但俱不可信，說見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
今單就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得《說卦》一事說。康氏云：
《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揚雄、王充嘗見西漢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喜《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偽托無疑。《偽經考》卷三上。
予按：五行與八卦本是兩個不相容的宇宙律。五行家看宇宙間的一切是五種物質及其能力所演成，這五種東西的名字是「水、火、木、金、土」。八卦家則看宇宙間的一切是八種物質及其能力所演成，這八種東西的名字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其具體之物即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這如何合得攏來？但《說卦傳》卻異想天開，把這兩個宇宙律合攏來了！我們只要看《說卦傳》中這一章的後面所說的：
《乾》為金。《坤》為地、土。《巽》為木。《離》為火。《坎》為水。《艮》為山。土。
可見金、木、火、水、土五行已具備於八卦之中。我們若把《說卦傳》的系統和董仲舒的五行相生的系統合列一表，當如下式：
這雖有兩卦《震》、《兌》。未言其屬性，但東為木，南為火，西為金，北為水，在這一點上，五行與八卦已相一致。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寶《易注》，云：
〔《震》，六二，震來厲〕干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
則《震》之為木可知。《火珠林》載《八卦六位圖》，云：
《乾》，屬金。《坤》，屬土。《震》，屬木。《巽》，屬木。《坎》，屬水。《離》，屬火。《艮》，屬土。《兌》屬金。
至是而八卦即是五行了。八卦雖有八個，但以《乾》、《兌》合為金，《坤》、《艮》合為土，《震》、《巽》合為木，也只算是五個了。現在根據以上諸說，總繪一圖，以見它們合為一家的情狀及其終始的次序：
看了這個圖，我們可以知道，《說卦傳》上的八卦方位和五行相生說竟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都是：
1.在五行上，以木、火、土、金、水為次。
2.在方位上，以東、南、中、西、北為次。
這種《易》學，把八卦遷就五行到如此地步，一定要在五行學說極昌盛的時候才能發生。《說卦》既出於漢宣帝時，恐怕就是漢宣帝時人所作的吧？
自從八卦與五行合為一物，而《說卦傳》上又說「帝出乎《震》」，這「帝」字，我以為原是「萬物」二字，因為要創造一個新的歷史系統，故改為此字以張大之；今姑仍之。於是要把五行相勝說的歷史系統改到五行相生說的下面去時就可利用這一點了。《漢書·郊祀志·贊》云：
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
又荀悅《漢紀》一《高祖紀》云：
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乎《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
他們都明白指出，創造這個新的歷史系統的人是劉向父子，劉向父子所持的理由是《易傳》上的「帝出乎《震》」；這比了我們以前知道的五德終始說差異了多少？
《漢書·律曆志》云：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
可惜《五紀論》現在不傳，不知道劉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究竟怎樣。《三統曆》則因班固收入《律曆志》之故，我們還能夠看見裡邊所引的《世經》，證實了班固和荀悅的兩段記載。
我們在這一章里，可以知道，到了漢代，因古史系統的伸展和所伸展的古史的不適於使用五行相勝的方式，故騶衍的五德終始說必須有一度徹底的改造。這徹底改造的口號是《說卦傳》上的「帝出乎《震》」，而《說卦傳》是一篇五行相生化的八卦說。
一一、漢為火德說及秦為金德說
在班固和荀悅的兩段記載中所引起的問題，別的且放在下面再講，現在先把漢為火德的問題提出討論。
我們在上邊，知道漢高祖以作北畤祀黑帝之故而自承為水德，張蒼亦以河決金堤之故而定漢為水德。到文帝時，才有賈誼、公孫臣們說漢是土德。到武帝時，才依了土德改制。如今卻說：
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
豈非太突兀了？要是高祖始起時已著赤帝之符，旗章已用赤色，則漢之為火德在開國時已昭著了，已確定了，為什麼開國之後歷數十年，水德和土德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呢？為什麼在爭論之際，沒有人舉出神母夜號的故事，說漢之為火德已前定了呢？為什麼武帝的改制竟實定為土德呢？現在漢初的歷史中全沒有漢為火德的痕跡，卻待劉向父子尋出了「帝出乎《震》」的前提，又尋出了「以母傳子」的方式之後，始回想起開國時曾有「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的事來。這還能哄騙誰？
我們即此可以知道，漢之為火德，非確有赤帝之符，乃是因為伏羲始出於《震》，為木德，從此排下去，到漢便是火了。在新的五德終始系統中，漢之不得不為火，正如在舊的系統中漢之不得不為土一樣。黃龍見於成紀的符瑞，是公孫臣主張漢為土德之後才出現的。那麼，神母夜號的符瑞，自然應當待劉向父子發明了漢為火德的主張之後而才出現，可以無疑了。
這一件神母夜號的故事，我們鈔出來看一遍：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漢書·高帝紀》。《史記·高祖本紀》也有此事，但司馬遷時不能有此故事，必出偽竄。
既經有了這件故事，於是就有了這把寶劍。應劭《漢官儀》《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云：
待中左貂右蟬……往來殿中……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輿與中官俱止禁中。
也就有了這個地方。唐魏王泰《括地誌》《〈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云：
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雲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
物證這樣地齊全，似乎已不能不信為實事。但我敢斷然地說：這件故事是為了改造漢室的受命之符而出現的，這些物證更在其後。如果不是，為什麼這些記載不見於西漢之世，甚至連東漢初班固作的《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和《地理志》的豐縣下都沒有記？
關於這件故事，我們又有一個新問題應當討論了。漢之為赤帝子，在新的五德終始系統中應當如此固無疑義，因為從伏羲木排下去，神農火，黃帝土，顓頊金，嚳水，堯木，舜火，夏土，商金，周水，秦木，漢自當為火。但為什麼秦會成了白帝子呢？秦不是自居於水德的嗎？西漢定為土德，不是也承認秦為水德的嗎？水之色黑，為什麼秦竟成了白帝子？白為金德之色，為什麼秦是金德？五行相生之序，生火者為木，秦既列在漢的火德之前，為什麼不改成了木德？
這個緣故很不易解釋。據我看來，這是仍用五行相勝說的。因為秦為漢滅，火勝金，漢既為火德，秦自當為金德了。
讀者們看了這個解釋，不免要問：漢之為火德是由相生說來的，在相生說的系統中，如何容得下相勝？對於這個駁詰，實在無法解答。我想，這或者是剛在改變五德系統，尚未成為定論的時候所出；一經沿用，後來就沒法消滅了。或者那時曾有一個參用相勝和相生說的系統，看其得國以禪讓則用相生的系統次之，若其得國以征伐則用相勝的系統次之。只因那時的五德史說的材料傳下來的太少，我們無從判別。
如果有人說：「白帝子」的「白」字安知非本是「黑」字或他色字，後來傳訛的，你何必過信任它呢？我說，不對，這確是「白」字，因為還有他處的文字可以作證：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以上二條俱見《漢書·郊祀志》。《史記·封禪書》也有之，但司馬遷時不能有此說，亦必出偽竄，理由詳下。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太平御覽》八十六引《尚書緯·考靈曜》。
有人雄起戴玉英，祈，旦失籥，亡其金虎。《太平御覽》八十七引《尚書緯·帝命驗》。又引鄭玄注曰：「『祈』，讀曰『皙』，白也，謂之秦也。『旦失籥』，戶將開。『金虎』，白獸之長，喻於秦君。」
這些記載中，「西陲」、「西畤」的「西」，「雨金」、「金瑞」、「金鏡」、「金虎」的「金」，和「白帝」的「白」聯成一個系統，確與五行說十分合拍。但秦襄公在春秋前，前七七七七六六。秦獻公亦在戰國初，前三八四三六二。恐怕那時五行之說還沒有起來呢！而且秦國倘使有了這些故事，秦之為金德亦甚明白矣，為什麼還要推本於秦文公的獲黑龍而自居於水德呢？恐怕襄公、獻公的「自以為」就是西漢末年的人的「自以為」吧？
我說這段話，或者有人不服，以為秦襄公、獻公的作西畤、畦畤而祀白帝，《史記·封禪書》明載之，《秦本紀》及《年表》亦明載之。你說「司馬遷時不能有此說，必出偽竄」，請拿證據來！人對於這個質問，將答說，證據是有的，就出在《封禪書》上。按《封禪書》記秦所祠的上帝，有下列諸條：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駒、黃牛、羝羊各一雲。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池，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照它所說，秦國的上帝祠共有六處，其分配如下：
甲，白帝——1.西畤，襄公作；
2.鄜畤，文公作；
3.畦疇，獻公作。
乙，青帝——密疇，宣公作。
丙，黃帝——上疇，靈公作。
丁，炎帝即赤帝——下疇，靈公作。
可見青帝、黃帝、炎帝都只一祠，而白帝凡有三祠。及漢高祖起，《封禪書》記他的事道：
漢興，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吾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疇。
此祠一立，秦地的上帝祠又多出了一個：
戊，黑帝——北疇，漢高祖作。
大約秦公祠白、青、黃、赤帝時，只是把不同的顏色一次一次地增加；到漢高祖時，五行說的勢力大了，才以為既有四帝不容缺了一帝，既有白、青、黃、赤四色不容缺了黑色，所以更立一個北畤，而高祖亦遂自以為得到了水德之瑞。
照這樣講，秦地的上帝祠在秦共有六個，在漢共有七個。但《封禪書》卻說：
秦並天下……唯雍四畤，上帝為尊。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孝文帝……即位十三年……有司議增雍五畤，車各一乘，駕被具。
黃龍見成紀……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
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
今上武帝……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於是以薦五畤。
這真是很奇怪的，秦時的上帝祠只有「雍四畤」而無六疇，漢時又只有「雍五畤」而無七畤。再有兩個到了哪裡去了？又為什麼獨缺了這兩個呢？偽竄的人也曾見到這一層，所以插說：
〔秦並天下〕……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孝文帝……即位十三年……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
他以為西畤、畦畤的地位次於其他諸畤一等，故上不親往而祭品亦差。「禺」，即俑偶之「偶」，非真物。因此之故，就不算在四畤或五畤之內了。可是，同樣的祭祀上帝之畤，為什麼只有西畤、畦畤的地位低一等呢？西畤為襄公所立，是秦國的第一個畤，地位應當獨尊，為什麼反低了呢？畦畤因獻公得金瑞而立，在許多畤中它最有符瑞的意味，為什麼它的地位也低了呢？如果說，秦已並天下，不再偏居西陲了，秦已定水德，不再希罕金瑞了，所以把這兩畤看作不重要，那麼，秦文公所立的鄜畤也是祠白帝的，在五行的系統上，白帝原是管著西方和金瑞的，為什麼鄜畤的地位不因此而降低一等呢？
再有一個證據也足以證明西、畦兩畤之為偽竄。照他們所講，這兩畤在漢時是和其他五畤一樣地祭祀，不過祭品較差而已。但成帝建始元年，前三二。匡衡奏請罷雍五畤云：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立天地之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漢書·郊祀志》。
他請罷的畤，只說秦侯以意所立的鄜、密、上、下四畤，和漢未定天下時所立的北畤，放過了西畤、畦畤。難道他要廢去五畤而獨留這兩個畤嗎？這大足證明這兩個畤本來沒有，所以他不說了。
於此，我們可以明了，青、黃、赤三帝所以只有一畤而白帝獨有三畤者，這原因就在西、畦兩畤是西漢末年的人造出來的。他們所以造出這兩個畤的緣故，因為漢是火德，被火德所勝的應為金，故秦為金德，故秦有金德的符瑞（櫟陽雨金），故秦首祀金德的上帝。少皞之神。凡《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封禪書》中關於西畤、畦畤的記載都是有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之後插進去的。因為是插進去的，故務求周密，不像密畤、上畤等，各篇中或載或不載，反不一律了。
《郊祀志·贊》說：「高祖……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這一件事是《本紀》中所未見的。故顏師古《注》引鄧展三國魏人。說云：
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足征這一說很不能為人所信。但《封禪書》中卻有漢初施行「色尚赤」的記載：
高祖……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尚赤。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這與下面說的：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而衣上黃。武帝元鼎五年。
天子……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武帝元封元年。
是何等地衝突呵！
漢既以居火德而色尚赤，同樣，秦亦當以居金德而色尚白。是以《封禪書》云：
秦並天下……三年一郊。……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雲。
一二、漢為堯後說
夏以前的歷史，我不知道了。若商，在湯之前有契，有相土，有王亥、王恆，有上甲微等。到湯滅夏時，國勢久已強盛了。周，在武王克商以前，有公亶父，有公劉，有太王，有王季、文王，也在岐山之下經營了許多年了。秦，自秦仲立國，訖於始皇成帝業，依《史記》的記載，已有六百二十三年的歷史。所以漢以前的朝代，都是從小國變成大國，從大國變成共主，沒有以平民的資格而作天子的。
但平民作天子的傳說，在戰國時卻很流行。例如《堯典》中寫的舜，起初只是民間的一個鰥夫，後來由四岳之薦而登庸，終於陟帝位。故孟子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那時儒、墨兩家的主張，誰有最好的德，誰就應居最高的位。
這種想像到了秦末果真實現，漢高祖以平民登帝位了！雖則他的道德是否高出於一切人還是問題，但他開創一個古今未有的局面這是無疑的。
漢高祖以平民作皇帝，不是可羞的事，乃是可夸的。司馬遷於《秦漢之際月表序》中論之云：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合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這些讚嘆之辭，很能代表一般西漢人對於漢高祖的信仰。
因為高祖起於閭巷不足為羞，反而使人深信他是一個天命的大聖，所以他成就了帝業之後不曾為自己的門第裝點。司馬遷作《高祖本紀》時也就直書其事，云：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
他的祖父是誰，已不能知道了，曾祖以上更不必提了。其實，就是「父曰太公，母曰劉媼」也何嘗是真的名字。「太公」只是尊稱。例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
這一件事固然不是真的歷史，但足見秦、漢時人確有「太公」一個稱謂，故謂齊太公之名是由周文王的太公盼望他而來的。這太公，是王季呢，是太王呢？如指王季，則太公為父之尊稱。如指太王，則太公為祖之尊稱。至劉媼，則直是「劉家老太太」的意思，尚不可知其母家的姓。除非她是「劉劉氏」。就是高祖字季，實在也是他的排行，並非特地題出來的名。看他的兩兄名伯、仲可知。所以然之故，只因高祖起於貧賤之家，沒有受過貴族文化的薰陶，一家中人不必有像樣的名和字。至於他們家裡的譜牒，不消說得是沒有，所以《漢書·禮樂志》中所載的《郊祀歌》、《房中歌》等，宣揚漢德，夸辭甚多，但終不曾提起高祖的先人來。一比了《詩三百篇》中的《周》、《魯》、《商》諸頌，各各夸陳其祖德的，真是大不同了。
想不到過了多少年，漢高祖忽地成了名人的子孫了。《漢書·眭弘傳》中說他上給昭帝的書：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
「漢為堯後」，這真是一句破天荒的話！究竟是當時有此世系呢？還是儒者鼓吹堯、舜禪讓太動人了，遂使人懸擬此後之易代應為禪讓，漢既居於堯的地位，遂聯想為堯的子孫呢？這種史料存留太少，我們無從猜測。眭弘是嬴公的弟子，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我們姑且假設在那時的《春秋》學說中曾有漢為堯後的主張罷。
眭弘既秉承董仲舒們的受命的學說，主張漢帝應效法先祖堯的禪位賢人，自然可認他在《春秋》學中有所根據。但我們翻看《公羊傳》及《春秋繁露》等書，都毫沒有這件事的痕跡。不過，在《左傳》里，關於此事，卻確有詳細的記載。其文如下：
晉人患秦人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余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余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噪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文公十三年。
這是說，士會逃在秦國，晉人騙他回來之後，秦人把他的家眷送歸；但還有一部分留在秦國的，就不以士為氏而以劉為氏了。所以改為劉氏之故，或因「劉」之古文為「鎦」，留而不行，故曰鎦。又：
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襄公二十四年。
這是范宣子數自己的氏族系統，說他的家在虞前是陶唐氏，後歷夏、商、周三代均改氏。范宣子是士會之孫；因為士會受封於范，遂以范為氏了。又：
蔡墨……對曰：「……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後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後，夏後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昭公二十九年。
這是可以證實范宣子的話的。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已以劉為氏了。其在夏所以為御龍氏者，就為劉累替孔甲豢龍。其處秦所以為劉氏者，就為復劉累之舊。
杜預《左傳注》於「在周為唐杜氏」條注云：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
他所以說「唐、杜，二國名」，是根據賈逵注《國語》所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來的。《正義》引。但既分為二國，而乃謂成王滅唐，遷之於杜，則又似為一國然，未詳其實。今姑依賈逵及杜預之說，為《左傳》中這三段文字列一世系表：凡世數非直接的，用虛線次之。
這似乎是很尋常的一件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因前端是陶唐氏，陶唐氏為堯，後端是劉氏，劉氏為漢，就顯出了「漢為堯後」的意義來了。自有此說，而漢家世係為之伸展極長。《史記·高祖本紀》只說高祖為沛人，其父曰太公而已；到了東漢班固作《漢書》時，便不能那樣簡單了。因此，他的《高帝紀贊》就說：
《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
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在這一贊里，把《左傳》中的三段記事融成一片，而又采劉向之說，說明士會留秦的一系從秦轉魏，又遷於豐。高祖之祖為豐公，也舉出來了。他所以說「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顏師古引應劭注云：
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
又引文穎注云：
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祀祠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
這樣一解釋，於是《封禪書》中所載的諸國之巫便都為漢室先人的神靈所依。漢之世系歷代凡六，其先人所在跨國凡四，真可謂源遠流長了！可是高祖所置的祠祀官尚有九天巫、河巫、南山巫，武帝所置的尚有粵巫，為什麼就和漢的先人不發生關係了呢？
假使《左傳》所載都為信史，則司馬遷一時疏漏，賴劉向、班固等查明補正，豈非快事。不幸《左傳》是一部很有問題的書，其出現頗不光明。經清代幾個今文學家研究，確為劉歆改頭換面之作。詳下「《春秋左氏傳》的著作時代的各家說」章。它的材料固有甚早的，亦有甚後的。故此書之染有濃厚的漢代色彩，自無足怪。
但《左傳》中漢為堯後的記載，固已不待清代學者提出今古文問題，而早為經師所不信。東漢初，賈逵云：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後漢書·賈逵傳》。
這就是說：言劉氏為堯後的只有《左傳》和圖讖，五經家則從無是說。《左傳》編於劉歆之手；圖讖起於哀、平之間；這一說的來源也就可想而知。
又孔穎達《左傳正義》云：
炫隋劉炫。於「處秦為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愷杜預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訐。襄二十四年。
可見劉炫寧可自己失掉堯的子孫的光榮，而必指斥「其處者為劉氏」一語不是《左傳》的本文。但孔穎達雖笑劉炫的譏訐遠祖，實在他自己對於這一語也是不信的。他說：
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文公十三年。
他的意思，以為「其處者為劉氏」一句是本來沒有的。只因漢室初興的時候不重古文學，而《左氏》為古文，遂致不顯於世；先儒插入此句，見得漢為堯後之文為《左氏》所獨有，好使君主見了喜歡，讓《左氏》出頭。他這個假設，由我們看來，有一半對。「其處者為劉氏」之語，插進的痕跡顯然：秦人既歸士會之帑了，為什麼還有「處者」，為什麼處者要改氏？孔氏說此句出於先儒插注，這是對的。但古文學卻非漢室初興時所有，漢為堯後之說亦不能出現於漢初，孔氏這一猜把時代猜早了。
我的意思，以為《左傳》中這三段文字，魏壽余誘士會一段除末句外自是不假；至范匄和蔡墨的兩段話則殊不可信，非漢為堯後之說已發生時不會出現。
等到緯書起來，漢為堯後之說早成熟了，所以又有一則新的故事云：
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尚書中候》，《古微書》引。
於是劉累之所以氏劉之故也說明了。不但如此，漢高祖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也出現了。《〈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王符云：
太上皇名煓。按今《潛夫論》無此語，或司馬貞誤記。
《索隱》又云：
皇甫謐云：「媼蓋姓王氏。」……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雲「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
高祖的父名劉煓，母名溫或王氏，就這樣完了嗎？唉，他們講故事的興致還濃得很呢！《春秋緯·握成圖》云：
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執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者為王客。」以其年生劉季為漢王。《〈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及《御覽·皇親部》引。
大家看啊！高祖的父又名為執嘉，母又名為含始了！劉媼不是高祖的母親而是他的祖母了！然則，太公是他的父親還是他的祖父呢？
綜合以上的記載，我們可以畫出一個「漢為堯後的世系表」來，結束這宗西漢末、東漢初的公案：
一三、王莽自大司馬做到皇帝的經歷
西漢一代，與外戚相終始。不過當全盛時代，外戚雖強，也不敢推倒皇室。到了元、成之際，漢室益衰，大家引領而望新受命的天子出來之情也愈亟，勢焰赫奕的外戚自然起意了。
且說宣帝時廷尉史王禁獻其女政君入掖庭，為太子奭所幸，生子驁。即成帝。宣帝崩後，太子即位，是為元帝，驁立為太子，政君立為皇后。王禁也封為陽平侯；他死後，長子鳳嗣位。元帝崩，成帝立，尊皇后為皇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就興盛了。王鳳專政十一年，死了；弟王音代其位。王音專政七年，死了；弟王商代其位。王商專政三年，死了；弟王根代其位。綏和元年，前八。王根辭職，薦他的侄子王莽自代。綜計成帝一朝，前三二前七。政權始終不出王氏之手。在這漢運已衰的空氣中，王氏就取得了代興的資格。
劉向是漢室的忠臣，看見這種情形，生氣得很。他曾上封事極諫道：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漢書·劉向傳》。
《漢書》中未記此疏年月，但《通鑑》則載於陽朔二年。前二三。如果司馬光是有所據的，那還是成帝即位後十年內的事呢。在那時，王氏已經是「朋黨比周，宗族磐互」了，已經有「游談者助之說」，且「假周公之論」了，其祖墓上已有梓柱的祥瑞了，在事勢上已經「與劉氏不並立」而使劉向直言「國柞移於外親」了。所以王氏的篡漢是前定的事實，所不可知者，是何人行篡位的大典及其篡位的方式將如何而已。
王莽是王太后的侄子，但因他的父親曼早死沒有封侯。那時他的兄弟輩都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他獨孤貧恭儉，師事沛郡陳參，受《禮經》，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他的叔父王商覺得他有學行，上書願分戶邑封他，遂於永始元年前一六。封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他爵位愈尊，節操愈謙，名譽極好。他繼王根為大司馬二年，成帝崩，無子，以元帝庶孫欣嗣位，是為哀帝。哀帝即位後，自有他的外家，所以丁、傅諸家起來當權，王莽退處了六年。哀帝崩，王太后即日至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復拜為大司馬，迎九歲的中山王為皇帝，是為平帝。從此以後，王莽的政權就鞏固了。
王莽二次得權之後，《漢書》說他：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
因為王莽有了這樣一個堅固的團體，所以他能夠辦起許多新事業來，使得他的名望日高，得到民眾的熱烈的信仰。
平帝即位的第一年，一。他就示意益州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到漢廷，獻白雉一，黑雉二。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在《尚書大傳》里有下面一段話：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烈風淫雨」之誤。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御覽》七百八十五引。
他為要自比於周公，故復演這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的佳話。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他們說：「周公及身而托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王莽謙讓數四，終於受了。這是他二次得政後的第一次升級。
我們看本篇第九章，可以知道西漢之季是災異說極盛的時代，西漢的國運就被這災異說打擊得奄奄欲絕。現在王莽得政，卻有祥瑞來了，這是民眾的視聽上的一個極大的改變，足以喚起他們的光明的希望的。可是以前的災異說是漢受其殃，現在的祥瑞說卻非漢得其利，因為鼓吹這一說的人本只為自己打算呵！
平帝二年，二。王莽欲耀威德，厚遺黃支國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令遣使貢獻，於是黃支國獻犀牛。他又使使者風匈奴單于，上書慕化，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時莽奏令中國不得二名。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知。」又越巂郡有黃龍游江中，夏間，王莽奏太后，說：「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萁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可見那時的祥瑞連駢而來，正同元、成間的災異連駢而出一樣。到元始五年，五。莽加九命之錫，在太后的策書中說；「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可知那時在幾天之中即會出現一個祥瑞。
王莽一方面博求禎祥，一方面制禮作樂。自宗廟、社稷、封國、車服、刑罰之制，以及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莫不有所更定。這因他是禮家出身，所以要把所有的禮制都用己意改過，使其成為極整齊的一大套。這確是一代的大手筆，而他也更像那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周公了。
因為他的權勢這樣高，功業這樣大，所以稱頌他的功德的人非常多。《漢書·王莽傳》中還保存得一整篇奏書，是張竦為陳崇就是上邊所說的「以材能幸於莽」的陳崇，他那時做大司徒司直。所草的。這篇文字用了許多經書上的詞句來稱美王莽，結論云：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
於是王莽的封國有擴大的要求了。
平帝四年四。四月，王莽女立為皇后。太保王舜即上邊「為腹心」的王舜。等奏言：
《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惟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
又人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
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
於是王莽又益封地，稱宰衡，位上公了。這是他二次得政後的第二次升級。
他受了宰衡，辭了封地。因此一辭，又把古代的佳話復演了起來。《史記·周本紀》說：
西伯周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按：此指《詩·大雅·綿》篇中的「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兩句。
因此，又有王舜的奏書：
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
文王的德化，使得虞、芮之人不訟而去，做了他的受命之徵，則王莽的德化能使路建們輟訟慚怍而退，不也是一個受命之徵嗎？
就在這一年，平帝四。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群臣又奏言：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於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
這幾句話，在經典上也是有根據的。《尚書》云：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康誥》篇首錯簡。
……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誥》。
王莽起明堂等新建築的方式即是周公營洛邑的方式，他不但像周公，簡直是周公復生了。
這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王莽苦辭，願畢制禮作樂之事。但太后下詔不許，令議「九錫」之儀。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九百二人皆曰：
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
於是五年夏，太后臨前殿，親錫他綠韍、袞冕、鸞路、龍旂……許多貴重的東西。這是他二次得政後的第三次升級。
王莽這樣一干，一時天下頓呈昇平的氣象。他因為西方的羌人還沒有表示，又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騙他們獻地內屬。平憲等去後，果然得到美滿的結果。他們奏言：
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等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降；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
他們所說的「或禾長丈余，或一粟三米」，在經典中也是有根據的。《尚書大傳》云：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几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尚書·向禾序〉正義》引。
又《書序》曰：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所以這也是王莽和周公千載同符的一件事。自良願等獻地內屬，王莽又立了一個西海郡。他又以經義正了十二州名。
王莽的勢力和聲望到了這等地步，他不做皇帝再做什麼，所以漢的宗室泉陵侯劉慶上書，就直捷痛快地說：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稱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周公行天子事有根據嗎？他們說是有的。其一在《大誥》。據《書序》說：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則《大誥》是周公所作。而這篇的開頭卻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不說「周公曰」而徑說「王若曰」，可見這個「王」即是周公了。其二在《康誥》。據《書序》說：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
則《康誥》是成王時書。而這篇的開頭說：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封是成王的叔父，此間乃雲「王若曰，朕其弟」，可見這個「王」必非成王而是周公了。其三在《洛誥》，篇末說：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可見周公攝政稱王之期凡歷七年。其四在《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這一段話與《洛誥》之文對看，即顯出「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意義，而周公的稱王乃得了一個積極的證明。其五在《尚書大傳》：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尚書·康誥〉正義》等引。
此文雖沒有踐位稱王之文，但看「攝政」「致政」的話，則其行天子事已甚顯明。自有此文，而周公在這七年間所行的大事乃可屈指而數了。此外的根據當然還有，我們另篇討論吧。周公的真事實及其稱王說之由來，當於另作「《尚書》中的周初史料」一文中論之。
劉慶既有這等提議，群臣當然說「宜如慶言」！
然而王莽行了天子事，將置平帝於何地呢？於是平帝就不得不於這年的十二月里夭亡了。平帝之崩，《漢書·平帝紀》及《王莽傳》俱言其病，但《翟義傳》中所錄的翟義檄文則謂是王莽毒殺。《通鑑》從之。在平帝未死時，《漢書》說：
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
這種辦法，也是周公的態度。《尚書·金縢篇》云：
既克商二年，王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旦代某之身！……」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諸史與百執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
總而言之，凡是周公的故事，他都學會了而且做盡了。
平帝十四歲死。那時元帝世絕，宣帝曾孫有五十三人，玄孫有二十三人，但從王莽的卜相之下，只有玄孫中最幼的廣戚侯子嬰最吉，所以他就嗣位了。
就在這一月里，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於是王舜等共令太后下詔曰：
……玄孫年在襁褓，按：只有二歲。不得至德君子，敦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遂同殊風，至於製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雲「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於是群臣奏言：
太皇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云：「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
太后一一答應了，於是王莽便做了事實上的皇帝了。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一步。
漢的宗室固有勸王莽行天子事的劉慶，但也有怕王莽奪取漢祚的劉崇。他在居攝元年起兵討莽，不幸敗了。群臣復奏：
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權重做了攝皇帝，可謂已經登峰造極了，再要加重應當怎麼辦呢？於是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本來見了太后是稱「臣」的，現在也稱起「假皇帝」來了。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二步。
居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欲絕漢室。郡國響應，累十餘萬。這次聲勢浩大，不比劉崇了。所以莽很惶懼，晝夜抱孺子嬰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這篇《大誥》是很可笑的一篇文章，完全脫了《尚書》里的《大誥》的調而寫成的。因為那時的經師說，《大誥》是周公伐武庚、管、蔡時所作，翟義、劉信的討王莽正與武庚、管、蔡的叛周公情形相類。原文太長，今摘鈔幾段如下：
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君，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以祐我帝室。……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征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謬，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一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無文，建靈台，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
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應而備。《河圖》、《雒書》遠自崑崙，出於重野。古讖著言，肆今享實。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曷敢不終予畝！……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漢書·翟義傳》。
他的運氣真好，翟義等又給他打滅了。於是他的氣焰更高，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
居攝三年，八。他的母親功顯君死了，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制。少阿羲和劉歆即上面「典文章」的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安輯海內也。……伊尹……居攝以興殷道……周公……居攝以成周道。……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
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
今功顯君薨……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私親。……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制。
王莽就照議行了。在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周禮》這部書，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跡，然而溯其來源則由於王莽的「發得」。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忽然發得了《周禮》一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因監」，這部書的出現不是很有可疑嗎？
就是這一年，居攝三。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這些符瑞的情狀，約略可於王莽奏太后書中見之：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
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當是「扶風」之誤。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即上面「以才能幸於莽」的崔發。等眡視。顏《注》：「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台。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
《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
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這是他根據了齊郡新井等符瑞，甘忠可們的讖書，以及周公、孔子的經文而改定的制度。本來他號令天下及天下奏事是稱「攝皇帝」的，現在則直稱「皇帝」了。本來漏刻以百為度，哀帝再受命，用了甘忠可之說改以百二十為度，不到兩個月又改回來：他這次的改制又照甘氏說改了。至改居攝為初始，則是表明他已不是攝皇帝了。這是王莽踏上皇帝位的第三步。
他走了這三步，除他對太后們還稱「假」外，其他一切是真皇帝了，於是有哀章的金匱策書，使他直接受漢高祖的禪讓。見下面《王莽的受禪及其改制》章。
在這一章里，可以知道王莽從大司馬做到皇帝是極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級，費了八年功夫。在這八年中，一八。他費了許多心思定了許多制度，顯現了許多符瑞，用了藝術的手腕把一個愁慘的舊國變成一個昇平的新國。
這一章和五德終始說無關，似乎又出了題外。但我們要明白王莽時的古史系統的改變，不得不先認清了這個所以改變的社會背景以及那時候的歷史觀念的方式。王莽是怎樣一個相信歷史而又喜歡自出心裁的人。他的目的是在做成皇帝，他的手段是在歷史中找出他做皇帝的根據，所以他的一切行動悉以經古史記載。為標準。但經中所記的古事有限，在實用上一定不夠。為要救濟這個缺憾，所以他只得「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了，而《書逸嘉禾篇》更是一個應時代需要而發生的顯例。我們知道了這個，則根本改變古史系統的《世經》，自可知道它是在同一的時代使命之下出現的。
其次，王莽在未作皇帝之前一切模仿周公。他的歷史觀念，只是一個循環論。周公時有了許多文物，又有了許多禎祥，他就可以攝政稱王；那麼，王莽只要有了周公的文物和禎祥，當然他也該居攝稱帝了。到做成皇帝之後，他又應一切模仿堯、舜，《堯典》、《禹貢》等老文章就是他的政治的新文章了。這種循環論最與五德終始說相合，所以他對於五德說下的歷史有一種大規模的改定，而他也成了舜的子孫。
又有一件事，我們應當先提一下。讖緯諸書，向來儒者均斥為妖妄。但我們懂得了五德三統諸說，懂得了災異禎祥諸說，則這種妖妄之談正是應有的碩果，絲毫不足駭詫。讖緯書中，五德終始說的材料是很豐富的，我們要整理這種材料，不得不對於造成這種材料的時勢先看一遍。這就是我寫出這一章的宗旨。
下面兩章——今古文問題，《春秋左氏傳》著作時代的各家說——也是和五德終始說雖沒有直接關係而卻為解決新式的五德終始說的先決問題。
一四、今古文問題
那位為王莽典文章的劉歆，曾在過去的學術界中掀起一回巨大的風潮，即是經書中的今古文之爭。這個問題成為一個最大的癥結，直到現在還不能徹底解決。此問題太大，不能在這篇中詳論，只得約略說一下，讀者諒之。
劉歆的事跡，依據《漢書》本傳及《藝文志》，大略如下：
他名歆，字子駿，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當以哀帝名欣，與「歆」音同，避嫌名之故。是劉向的少子。從小就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召見，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那時王莽亦為黃門郎，他們倆很投契。河平前二八二五。中，成帝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遣書於天下，詔劉向、歆父子及任宏、尹咸等校定。劉向管的是經傳、諸子、詩賦三部分。但劉歆很喜博涉，即數術、方技之類也無所不究。向死後，哀帝初即位，那時王莽為大司馬，舉歆宗室有材行，遷侍中，奉車都尉，使他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七略》。這部書雖已亡，但《漢書·藝文志》是從它出來的，我們還可看得一個大概。
向、歆父子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我們不可忽略過。
古文，是對今文而言的。漢代流傳的經書本子，當然用漢代的文字書寫。現在，劉歆從秘府里尋出來的一部《春秋左氏傳》左氏為孔子的《春秋經》所作的傳。則是用古文字書寫的。這因《左氏傳》在漢代沒有通行，所以還保存得漢以前的原狀。在理論上，本講得過去。經書，在孔子時已有了，從孔子到漢約三百年，在這時期中為經書作傳的人當然很多，也當然不盡在漢代通行。《左氏傳》幸留在秘府里，有人把它表章，使得絕了二百年的學統可以復續，這是怎樣一件可喜的事！可是，我們不要忘了漢代是托古改制的時代，尤其是西漢之末，是《周禮》、《逸書》等等大批出現的時代，見上章。我們不能對於它作無條件的信任。
他尋出了《春秋左氏傳》之後，《漢書》本傳說他：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可見他對於《左氏傳》是曾經動過一番手的。本傳又說：
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這可見他們父子對於《春秋》之學的意見不同，又可見劉向對於《左氏傳》中的《春秋》義是不贊成的。本傳又說：
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這可見他要求立於學官的經傳，在《左氏春秋》之外，還有《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三種。
按《漢書·儒林傳》云：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
這是漢武帝時的情形。那時經學派別，寥寥無幾，除《詩》有三派，《春秋》有二派外，余均為一家之言，無異說。到武帝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各種新派別都起來了。班固《儒林傳贊》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平帝年號。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初，《書》惟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
可知宣、元之世是經學分列的時代。大約因為「勸以官祿」，故學者群思自立門戶，希冀私學變成官學。但是他們只在議論上求勝利，想不出什麼新的方法。劉歆從小就受有很好的家學，稍長又博覽秘府藏書，他也希望自己的學說立於學官，竟被他發明了一個新途徑。秘府中的書當然有用古文寫的，他就從這上面得到暗示，覺得倘在今文經書之外別出許多古文經書，一定可使經學界中開出一個新面目。所以他在《三家詩》之外別出一種《毛詩》，在《歐陽》、《夏侯書》之外別出一種《古文尚書》，在《大》、《小戴禮》之外別出一種《逸禮》，在《公羊》、《穀梁春秋》之外別出一種《左氏春秋》，這四種新經和新傳都是以「古文」為標幟的。
他提出這個請求之後，本傳云：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這一篇移書是今古文問題的第一次辯論，是學術史上的最重要的材料。原書全文錄入本傳，今摘鈔如下：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這是說孔子所定的《六經》，在他死後，經過了學者們的改變，戰國的兵亂，秦的燔燒，已經散失的不像樣子。漢興之後，還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六經》只有《周易》流傳，此外惟叔孫通略略定了些禮儀。直到文帝時，朝錯始從伏生受《尚書》，但《尚書》只是朽折散絕的一堆竹簡。《詩經》是萌芽於文帝時，合成於武帝時的。《春秋》的先師，也到武帝建元之間剛有。所以現在西漢之季。所有的《六經》，是漢興七八十年後東拼西湊而成的，已經不是當初的原本了。這段話雖非完全真實，例如武帝詔書，《史記·儒林列傳》所載的為「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此間卻說「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他為要證明《六經》的不完全，不惜杜造了「書缺簡脫」一語增加進去。但當漢初創痍未復之際，不能馬上闡揚文化，以致經學的發達遲了數十年，加以道家壓抑儒家，《六經》的地位不高，學習的人不多，這是當然的現象，所以我覺得這些話大體是可信的。下面說：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這是說魯恭王在孔子舊宅牆壁中發得了《逸禮》和《逸書》五十五篇，都是用古文字寫的，孔安國把它獻給武帝，因巫蠱之難而未及施行。還有一部《春秋左氏》，數量很多，也是用古文字書寫的，一樣地擱在秘府里。直到成帝詔劉向、歆等校書，方得發見。拿這三部書去校對學官的本子，有的「經」是脫了簡的，缺了。有的「傳」是間了編的，亂了。到民間去訪問，才知道有柏公、貫公、庸生的學說與此相同，但都不曾得到政府的認可。在這裡，他沒有說到《毛詩》的來源。
這一段話很不可信。其一，《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司馬遷是尊信《六藝》的，他也曾講業齊、魯之都，使有此事，不應不載。其二，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早卒。」那麼，當他作《史記》時，安國已死了；司馬遷且不及見巫蠱之難，而謂孔安國能看見嗎？其三，魯共王死於武帝元朔元年，前一二八。到征和二年前九一。巫蠱事起，已歷三十六年了；漢武帝時很崇獎經學，如有此事發生，為什麼要延遲到三十年後而始獻上呢？還有許多牴牾處，見《新學偽經考》卷三上。因為他所說的話，時代與事實均不相合，而且上文說他治《左氏》時已經自己動過一番手，所以這一段話很可斷為他的謊話。下面又說：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意之公心。或懷嫉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將以輔弱扶微。……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余道，絕滅微學。……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誅，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這是痛罵那時的博士，只知道抱守家學的殘書，聽信末師的口說，就以為真理盡在於是。一到國家舉行大典，問他們儀制如何，就不知道怎麼回答。有什麼好東西出來，反要懷了嫉妒之心，結了朋黨，把它壓抑下去。所以《尚書》二十八篇明明不是全本，他們卻說是完全的；《左氏》明明的是《春秋傳》，他們卻說是不傳《春秋》的。
這是劉歆的一面之辭，對方的話可惜沒有整篇傳下來。今把《漢書》本傳及《儒林傳》、《王莽傳》所載的幾條錄下：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本傳。
歆白《左氏》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儒林傳》。
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征來與議，祿曰：「……國師嘉新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王莽傳》。
要立幾部逸經逸傳於學官，使得大家對於孔子之道多明白些，這是好事。即使他太露鋒芒，激起諸儒的妒忌，亦何至為他們所怨恨，必欲把他置於死地而後快。這可見他的學說在經學上所起的變動必甚劇烈，其勢將把以前的經學家的地盤盡數打破，所以他們要和他拚命了。
哀帝既死，王莽復柄政。劉歆的同志既成了最有勢力的人，而且他自己又為這最有勢力的人「典文章」，於是他再不怕諸博士的反對了。班固《儒林傳贊》云：
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這雖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但那時已達到了劉歆的志願，把這四種書一齊立於學官了。這是漢代學術的一個大改變！
平帝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劉歆那時官羲和、京兆尹。王莽使他治明堂，辟雍；有功，封紅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這時候，劉歆已成為文化事業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構成一個文化的系統。他決不會因已立了四種古文學的經傳就滿足的。
於是那時有一個大規模的學術運動發生。《王莽傳》說：
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雲。
又《平帝紀》云：
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這一件事，《王莽傳》載於元始四年，《平帝紀》則載於五年，大約此事非一時可辦，四年征遣，五年數千人集京師，乃令記說廷中耳。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學的種子散播到民間，一方面又令今文學增加許多敵人，凡古文學家的眼光中感到的「乖謬」和「異說」都掃空了。這是用了利祿的引誘來統一學術思想。從此以後，今文學的勢力有減無增，古文學的勢力也就有增無減了。
在這兩段記載里，我們可以知道那時除了《劉歆傳》中的四部經傳外，又立了《樂經》、《周官》、《爾雅》等書於學官。這兩段中雖只說徵求通《周官》、《爾稚》等的人，並沒有說把《周官》、《爾雅》等立學，但《藝文志》在「《周官經》六篇」下已註明「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推之《爾雅》等當亦如是。
《王莽傳》說「《史篇》文字」，《平帝紀》說「小學《史篇》」，關於此事，許慎《說文序》中有一點紀載：
孝平皇帝時，征禮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可見《訓纂篇》是這次文字方面的「正乖謬，壹異說」的結果。推之其它方面，亦當如此，惜已無從覓得材料。《說文序》又云：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製作，故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這是王莽的第二次審定文字。第一次是審定當時通用文字的總數，第二次是審定各種字體。因為他注重古文，所以把它列在第一。又以古文專屬之孔子壁中書，見得壁中書占有獨尊的地位。這都是劉歆宿日的主張，藉王莽的權力而實現的。這真是一個「古文」與「古文經」的大運動！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大運動，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確實建立，所有的經書都分成今學和古學了。其實所謂古學何嘗是真的古學，只不過是王莽所需要之學，劉歆所認為應行提倡之學而已。康長素先生以「新學偽經」名書，這是很不錯的。今依據《漢書·藝文志》，列一「今古文總表」。《藝文志》是出於《七略》的，《七略》是劉歆在哀帝時所奏的，似乎不能記及王莽時新出的古文學書籍。但古代的書並無刻本，隨時可以增加。只要看王莽新發得的《周禮》，《藝文志》中也有，就可知道《七略》雖系哀帝時所奏，而亦不少王莽時新增入的材料了。
這一個表所錄的古文經，比了上面的記載，又添出了《易經》、《論語》、《孝經》三種。自從添出了這三種，而後所有的經書便完全具備了古文了。
這三種里，《易經》頗奇怪，只見於敘錄而不見於篇目中。敘錄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可見古文的《易經》與今文的《易經》所差只在幾處脫字，其餘全同。至於和古文相同的費氏經，也但見於敘錄而不見於篇目。深疑此經的古文或尚無贗造之本，不過空寫幾個名詞而已。《古論語》，注云：「出孔子壁中。」《孝經》，敘錄云：「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到《說文序》，云：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只說魯共王壞璧得《逸禮》和《逸書》，其《七略》又多出了《古論語》和《孝經》。到這裡，又多出了《春秋》了。要不是許慎杜撰，也許仍是劉歆說的。古文經日有增益，孔家壁中的古簡冊也就日出而不窮，這是多麼滑稽的事情。
古文經既是這樣地整齊而且完備，但傳經的系統不完全，也是一個缺憾。所以他們又為它造出許多傳授的源流來。《漢書·儒林傳》云：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邪王璜平仲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於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少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照這樣講，古文學派的淵源至長，學者甚眾，且有兩種是河間獻王已立博士的，它簡直是個「顯學」，為什麼劉歆竟小覷它而稱它為「微學」？再說《春秋左氏傳》，自張蒼、賈誼以來傳授不絕，河間獻王且為立博士，何以傳了二百年，博士們還說它不傳《春秋》？劉歆《左氏》之學是從尹咸們傳來的，師承歷歷可數，為什麼本傳中說他因領校秘書而發見此書，又為什麼說他始引《傳》文以解《經》？又張蒼修《左氏傳》，為什麼《史記》本傳中不說，但云「好書律術」？賈誼作《左氏傳訓故》，為什麼《史記》本傳中也不提一字，但謂其「能誦《詩》、《書》」；連《七略》里也不載這部著作？……對於這些記載，實在可提出的疑問太多了！
自清代學者重提出了今古文問題之後，作最嚴正的系統的批評的，首推康長素先生的《新學偽經考》。他自述其徹悟此問題之由來，有下列一段話，今錄之以終此章：
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盒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偽多矣，吾蓄疑於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讀書澹如之樓……碧陰茂對，籐床偃息……拾取《史記》……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乃益大驚大疑。
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群書皆寫副。集於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乃縉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然而《史記》無之，則為劉歆之偽竄無疑也！……
於是以《史記》為主，遍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漢諸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學以外雜書有之，則劉歆採擷之所自出也。於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吾憂天下學者窮經之入迷途而苦難也，乃先撰《偽經考》，粗發其大端。《重刻〈偽經考〉後序》。
我深信一個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偽經考》這書，議論或有錯誤，但是這個中心思想及其考證的方法是不錯的。他雖沒有完工，但已指示我們一條繼續工作的路。讀者諸君如不信，不妨把他所說的各篇，照《班馬異同》的辦法，鈔出比較，看它們是不是在兩個時代潮流中對於聖人的經典的派別和數量有很衝突的記載？
一五、《春秋左氏傳》著作時代的各家說
在劉歆本傳及其移書中，我們可以知道，他雖舉出了《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三部書，但在這三部書中，他是側重《春秋左氏》的。1特言「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2他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不似公羊、穀梁之得於傳聞。3哀帝下詔，試《左氏》可立否。4傳中說他要立《左氏》、《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四種，《移書》中只說《逸禮》、《逸書》、《左氏》三種，博士所駁只說《古文尚書》、《左氏》二種。我們現在研究五德終始說，也是以《左氏》為最有關係，所以先把《左氏》一書的來歷說明一下：
左氏這個人名，最早見於《史記》。《論語》中亦有之，辨見後。《太史公自序》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此等話之可信與否是另一問題，但他認左丘因失明的憤郁而作一部書以發其憤，這一部書名為《國語》，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實。又他排列次序把左丘放在屈原之後，則也承認他是一個戰國時人。
《漢書·司馬遷傳》引他的《報任安書》，書中也有這一段話，說到左丘的仍是「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一語。但下文還說：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則左丘為氏而明為名，如壺丘子林、吾丘壽王、梁丘賀之類，是以地為氏的。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
又《漢書·司馬遷傳贊》云：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天。漢。
可見司馬遷作的《史記》是根據左丘明的《國語》的，左丘明做的只是《國語》。
但《十二諸侯年表序》中還有一段說：
孔子明王道……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然則左丘明竟是孔子同時人，或稍後於孔子的人。他作的書，名為《左氏春秋》。他作書的宗旨，是因孔子作《春秋》時沒有把他的指意寫出來，只以口說給弟子傳下，他恐怕弟子口傳失真，所以具論其語。照這樣說，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用意是專為輔翼孔子的《春秋》的。
又《漢書·司馬遷傳贊》也說：
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又《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
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左傳序正義》引。
則左丘明所做的又非《左氏春秋》，乃是孔子的《春秋》的傳了。他是孔子同時人，孔子的《春秋經》和他的《春秋傳》是同時做成的。至於《國語》這書，不過是作《春秋傳》時剩下來的一堆材料，為備稽考異同之用而已。
他們既把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說得這樣密切，於是《論語·公冶長篇》的一段話對於《春秋經》也就發生了意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劉歆所謂「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根據在此。既然左丘明與孔子的好惡相同，自然他們二人所作的《春秋經》和《傳》，其意旨是十分符合的了。這比《公羊》、《穀梁》之出於七十子後的，其價值高了多少？
照這樣說，現在流傳的《春秋左氏傳》，的確是左丘明在孔子時作的。一千九百年來，大多數人對於這個斷案毫不發生問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懷疑著。今無暇細檢，只就朱彝尊的《經義考》卷一六九。中鈔出若干條看一下：
王接晉人。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啖助唐人。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
王皙宋人。曰：「《左氏》……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疏略。」
程子曰：「《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及『庶長』皆秦官秦語。」
劉安世宋人。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一也，然後通矣。」
林栗宋人。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羅璧宋人。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為一。」
呂大圭宋人。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
羅喻義明人。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宜還其舊。」
尤侗清人。曰：「左氏之為丘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八十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
從以上這些零碎話看來，可知自從西漢博士說了「左氏不傳《春秋》」之後，雖是古文學派占了勝利，使得「左氏竟傳《春秋》」，但總遏不住有思想的學者的反對。歸納以上許多人的說話，得下列諸點：
1.《春秋經》所有的，《左傳》中或沒有。《左傳》中所有的，《春秋經》也多沒有。可見這是各不相關的兩部書。
2.《左氏》中最後的諡法命於獲麟後八十年，又用秦官秦語，作《傳》的人必不能與孔子同時，必非《論語》中所見的左丘明。
3.《左傳》中記事，以周、晉、齊、宋、楚、鄭等國為最詳，可見左氏所得的是這幾國的史策。至於加以演通，總合編次年月以為《傳》，這是後代學者的事情。
4.取《左氏》解《春秋》，始於劉歆。書中的「君子曰」，都是劉歆的話。至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始於杜預。不傳《春秋》的《左氏》經過這兩回的安置，遂與《春秋》合為一物。
這幾點觀察都很銳利，但可惜沒有一個人起來作系統的研究，說明作者的時代及此書的由來與其演變的。王安石雖有斷左氏為六國時人的十一事，似乎是一篇有系統的論文，但也失傳了。直到清代中葉，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始在《左傳》里抉出許多劉歆的作偽的事實：有的本為一篇，給他拆成兩篇；有的原書里本來沒有，給他添了出來；有的本來一連多少年沒有記載，他卻把不相干的事情敷衍過去；有的為了要維持「凡例」的信用，杜造出什麼事情來證明。他的書只是隨文評說，沒有系統的敘述。我原想把他的論證鈔些出來，可是這樣一寫又要占許多篇幅，這章文字嫌太長了。好在下面所敘的康、崔諸家是有系統的敘述的，劉氏的話也被引不少，故亦不妨缺去。自從經過了他的一番分析的研究之後，《左氏》一書就不得復成為《春秋》的傳了。可是為了《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有「《左氏春秋》」之名，他依然相信左丘明的書名應為《左氏春秋》。他道：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卷上。
他對於《論語》中的左丘明的解釋，以為他和作《左氏春秋》的是同名的兩個人。他道：
為《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魯悼已稱諡，必非《論語》之左丘；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為失明之丘明。猶光武諱秀，歆亦可名秀……也。卷下。
自從劉氏做了這部考證之後，約莫過了九十年，康長素先生在他的《新學偽經考》里重把這個問題提出。他以為不但《春秋左氏傳》之名是偽造的，即《左氏春秋》之名亦為偽造，左丘明只做得《國語》。他道：
按《史記·儒林傳》，《春秋》只有《公羊》、《穀梁》二家，無《左氏》。《河間獻王世家》無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馬遷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儒林傳》述六藝之學彰明較著，可為鐵案。……
《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凡三言左丘明，俱稱《國語》；然則左丘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
歆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為《左氏傳》。……托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亂之《史記》以實其書。……凡《公》、《穀》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敘事繁博，則《公》、《穀》所無。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證據符合，黨眾繁盛，雖有龔勝、師丹、公孫祿、范升之徒，無能搖撼。
蓋《國語》藏於秘府，自馬遷、劉向外罕得見者……歆故得肆其改竄。「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幾於無跡可尋。此今學所以攻之不得其源。今以《史記》、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所述春秋時事較之，如少昊嗣黃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統，少康中興之誣，宣公之夫人為夷姜而非烝，……隱母聲子為賤妾而非繼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誣古悖父竄易《國語》而證成其說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甚詳。且《國語》行文舊體，如惠之二十四年則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則在獲麟後，皆與《春秋》不相比附。雖經歆改竄為《傳》，遺蹟可考。《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雲「《春秋》、《國語》」，蓋史公僅采此二書，無《左氏傳》也。……
或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以相難。則亦歆所竄入者，辨見前。按前云：「考文翁《孔廟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左丘明名。且《左傳》稱悼四年……則丘明在孔子後遠矣。豈七十子學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據，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據乎！……『安意失真』之說與《七略》同，其為歆言無疑義矣。」見《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
《國語》僅一書而《志》《漢書·藝文志》。以為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傳》，於是留其殘剩，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國語》：《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前事。《魯語》則大半敬姜一婦人語。《齊語》則全取《管子·小匡篇》。《吳語》、《越語》筆墨不同，不知掇自何書。然則其為《左傳》之殘餘而歆補綴為之至明。歆以《國語》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復分一書以當之，又托之劉向所分，非原本，以滅其跡。其作偽之情可見。……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知《左氏》之偽，攻辨甚明；而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蓋尚為歆竄亂之《十二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國語》所改。……然……謂「《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傳》與《國語》相似矣。……《隱公篇》「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盡闕。」……《桓公篇》……「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莊公篇》「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屍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昭公篇》「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偽者比附《經》文而失檢耳。」又觀各條，劉申受雖未悟《左傳》之摭於《國語》，亦知由他書所采附，亦几几知為《國語》矣。《〈漢書·藝文志〉辨偽上》。
至於《論語》中的左丘明，康先生也以為是劉歆加進去的。他說：
歆造古文以遍偽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自鄭康成雜合《古》、《今》，則今本《論語》必有偽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一章，必歆偽竄。
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采孔、馬《古》。之注則改包、周《今》。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偽孔安國注，其為《古文論語》尤為明確。
歆以左丘明親見聖人，好惡與同，以仲尼弟子無左丘明，故竄入《論語》以實之。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創見。康先生本想把《左傳》拆散，歸還《國語》，成《國語原本》一書，已見於《萬木草堂叢書目錄》；但遺稿中竟沒有，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用了這副眼光去看關於左丘明的史料，則僅有《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中所說的為可信；其他如《十二諸侯年表序》、《論語·公冶長》篇所言，皆出偽竄，其偽竄之故是為裝點《左傳》的來歷，抬高《左傳》的地位。劉歆「始引《傳》文以解《經》」既明見於本傳，「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又出於他的口述，他為爭立《左氏傳》又這等出力，當時儒者又因此事恨之刺骨，足見他對於《左氏傳》的成立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把改變《國語》為《左傳》的責任歸到他身上，實在算不得冤枉。
崔觶甫先生適是繼續康先生的工作的人。他著有《〈春秋〉復始》，又著有《〈史記〉探源》。著《〈春秋〉復始》的宗旨，是要根據《公羊傳》、《春秋繁露》，及何休《解詁》等尋出孔子作《春秋》的原意；凡《穀梁傳》、《左氏傳》的經義和紀事盡從刊落。他以為《穀梁》亦是古文學，是劉歆先作了，為《左氏傳》作驅除的，凡《漢書》里所說的武帝、宣帝時《穀梁》傳授的系統及其立學的經過，皆出偽造。這又是一個新問題，但與本篇無甚關係，恕我不談了。他說，《公羊傳》原名是《春秋傳》，是真正的、惟一的《春秋傳》；自從有了《穀梁》、《左氏》，劉歆才替它加上《公羊傳》的名字。所以現在應當以真正的《春秋傳》來治《春秋》之學，來恢復《春秋》的原始狀態。他對於《左氏傳》等的總批評，是：
《傳》《公羊傳》。於「紀子伯」「宋子哀」皆曰「無聞焉爾」，以明不發《經》之義。是凡有《傳》者皆確有所據，此真《春秋》之信史也。此可雪「口說流行」之誣矣。《七略》詆《傳》為口說流行。左丘明乃三家分晉後人，博採異聞，不擇信否而雜錄之，此真口說流行者也，本不與《春秋》之事相比附。其相比附者，多與古史記相刺謬。如「齊仲孫」是慶父而非湫；「秦伯」是穆公，非康公；宣公是文公弟，非文公子；繆姜是成夫人，非宣夫人……季札讓國，非讓謁與夷昧，乃不受乎闔閭；晉靈公即位，自能用將，漏言殺陽處父，則非在母抱之時；令狐之役，秦自伐晉，非送公子雍，趙盾無欲立公子雍之事。……左氏《國語》反是，是固周末之異聞，非春秋之信史也。
劉歆得之，以為事實既不相同，義理更可立異，而複雜取傳記，附以臆說，偽造《左》、《穀》二傳，藉以破壞《春秋》，為莽飾非，為己文過之詭計。凡與《公羊傳》義略同者率其常義；《傳》之精義，《穀梁》削除之以孤其援，《左氏》反對之以篡其統。如王氏世卿，故《左》、《穀》盡去譏世卿之文。新室篡漢，故《左》、《穀》始終不見一篡字。此歆之為莽飾非也。《春秋》崇正，則擅造醜語以誣之，如《穀梁》詆隱公探先君之邪志，《左氏》誣孔父以艷妻賈禍之類。《春秋》惡諼，則多陳陰謀以矯之，如《穀梁》誣公子友紿殺莒挐，《左氏》謂先軫請執宛春以怒楚，欒枝使輿柴偽遁之類。此歆之為已文過也。好聖人之所惡，惡聖人之所好，顧謂好惡與聖人同，幾以只手掩天下之目者二千年，甚矣其禍經也！
這種話是站在今文學家的地位上說的，他先承認了《公羊傳》所記的全是真確的事實，而後以《左氏傳》等校之，凡不合於《公羊傳》者皆視為非信史。我們則不能這樣，《公羊傳》一書無論是否孔子的真傳，我們只能把它放在傳說的地位，與《左氏傳》等作同等的研究，而後定其可信的程度。所以崔先生的這種簡易的建設的工作，我們不能認為滿意。但是他在破壞一方面，則我覺得可信的很多。如《公羊傳》譏世卿而《左》、《穀》不譏，《公羊傳》言篡而《左》、《穀》無一篡字，分明有兩股不同的時代潮流在激盪，造成了涇、渭之判。
《〈春秋〉復始》的末一卷是專辨《左氏傳》所記於《春秋》中無所系屬的，與先秦古書相刺謬的，及其自相矛盾的，分為「鑿空」、「誤析一事為二事」、「分野」、「互體」四章。除「誤析一事為二事」或是《國語》原文之誤外，其餘都是劉歆的竄亂。
崔先生著《〈史記〉探源》的宗旨，在刪去《史記》中的竄亂之文，回復它的真相。《史記》是一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書，是古書的一個總匯。劉歆當漢末新初，既經把古書古學重新整理，作大規模的改變，則這個總匯群書的《史記》也不由得不隨著改變。所以《史記》的受竄亂也不亞於《國語》等。他立志澄清這些東西，故細心研讀《史記》，把其中有新學的色彩的指出刪掉。其卷一為《序證》，先列出幾個去取的標準，如下：
甲，《春秋》——《史記》之文，凡與《左氏傳》同，有真出自左丘明者，列國世系及政事、典章之屬是也。其出自劉歆的有下五類：（一）終始五德，（二）十二分野，（三）變象互體，（四）告則書，（五）官失之。
乙，《尚書》——劉歆偽造《古文尚書》，本與《今文尚書》別行；自馬融、鄭玄用古文之學而釋今文之經，晉出《古文》又偽造二十五篇，其書獨傳，於是《今文尚書》不復可見。幸而《史記》作在未有《古文經》的時代，還保存得許多真今文的經和經說，雖則《漢書·儒林傳》冤枉它，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惟《百篇書序》則是劉歆偽造而羼入的，如為符瑞作的《嘉禾》，為禪讓作的《舜典》，都是跟著王莽時代的要求而出現的。
丙，《漢書》——《漢書》作於《史記》之後，當然有許多鈔錄《史記》之文。但有許多反是《史記》倒轉來鈔錄《漢書》的，這或因補缺，或因續竄。司馬遷《自序》本說他所敘的事「至於麟止」，即指武帝元狩元年的獲麟。故凡元狩元年以後之事，悉據《漢書》補入。
丁，補缺——《史記》本有亡缺，元、成間褚少孫補了幾篇，別人也有妄續的。
以上四項，丙、丁與劉歆無關，乙與本章亦無關，今所應注意的是甲。他說：
《史記·儒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余聞之董生」云云，是太史公之於《春秋》，一本於董生，即一本於《公羊》，其取之《左氏》，乃《國語》也。《自序》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證是時無所謂《左傳》也。
劉歆破散《國語》，並自造誕妄之辭與釋經之語，編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書，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傳》。今案其體有四。一曰「無《經》之《傳》」。姑即《隱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鄭伯之車僨於濟」是也。夫《傳》以釋《經》，無《經》則非《傳》也，是《國語》也。二曰「有《經》而不釋《經》之《傳》」。凡《傳》以釋《經》義，非述其事也。如五年九月「初獻六羽」，《公羊傳》曰：「何以書？譏始僭諸公也。」是釋其義也。《左傳》但述羽數，此與《經》同述一事耳，豈似《傳》體！以上錄自《國語》居多。……三曰「釋不書於《經》之《傳》」。如元年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夫不釋《經》而釋不書於《經》，則傳《書》者不當釋黃帝何以無《典》，傳《詩》者不當釋吳、楚何以無《風》乎！彼《傳》不然，則此非《傳》也。四曰「釋《經》之《傳》務與公羊氏、董氏、司馬氏、劉向之說相反而己」。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譏世卿，為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張本也。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譏世卿，為襄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張本也。……《左氏》改「尹」為「君」，謂之隱公之母；於崔氏之出奔曰「非其罪也」。凡以避世卿之譏，袒庇王氏而已。此皆劉歆所改竄。故公孫祿劾其「顛倒《五經》，毀師法」，班固曰「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已乖」也。
這段話非常的精當。他已把劉歆強《國語》就《春秋》及其杜撰《春秋》和《左傳》的義例的方法和類別告給我們，我們正可繼續加功，使得全部《左氏傳》都經過這一番分析，而把這兩個主人——左丘明和劉歆——的東西還給這兩個主人。
他指出劉歆增竄的五事，其一為終始五德。這是和本篇最有關係的一段文字。其中的主張雖有為我所不敢贊同的，如說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托始於騶衍。但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承受。下面討論《世經》時，將本其意以為說。至於這段文字，擬留在本篇之末「批評五德終始說者的見解」一章中詳論之，茲不贅。
距今四年前，一九二六。瑞典高本漢先生（Bernhard Karlgren）所作的《論〈左氏傳〉之真偽及其性質》一書在瑞典哥敦保大學出版。不久，即由陸侃如、衛聚賢兩位先生譯成漢文，名《〈左傳〉真偽考》，三年前在新月書店出版。書首冠有胡適之先生的《提要與批評》。
這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從歷史證據上討論《左傳》的真偽，下篇從助詞的文法分析上研究《左傳》的性質。歷史的證據，因為今古文問題及經義異同問題太複雜了，材料的真偽也太難定了，所以從我們看來不能十分滿意。文法的分析，則是中國古書上破天荒的工作，創穫非常多，大足指示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
高先生對於康先生的話頗不信任，以為他是一個政客而兼傳教的人，其主張有點新聞紙的味兒。這種態度，與崔先生認《左傳》所記事與《公羊傳》不同的即為晚周異聞而非信史頗相類。我們以為劉歆與康有為的功過應當分開看。劉歆為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造偽書是一件事；他取了真古史作他造偽書的材料又是一件事。康有為為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為自己的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新代出現的偽經傳又是一件事。我們不能從他們的兩件政治性的工作——篡位與變法——上面否定他們的兩件學術性的工作——表章古史和打破偽書。學問的目的與手段，本來可有兩種不同的成就，例如星占術為了迷信的需要而發生，結果卻造成了純科學的天文學。康有為果然是個政客，但前於他的劉逢祿，後於他的崔適，則明明都是學者，他們為什麼要說同樣的話呢？所以康先生在研究今古文問題上，乃是一個上承劉氏而下開崔氏的人，與他的從政和傳教沒有關係。
這書的下篇分為三部分；
1.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
2.用《書經》、《詩經》、《莊子》、《國語》等比較《左傳》文法，證明《左傳》自有特殊的文法組織，不是作偽者所能憑虛構成的；
3.用《左傳》的文法來比較「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證明《左傳》是前四五世紀的作品。
適之先生對於這三部分的批評，以為第三部分含有些感情作用，他希望把此書抬到前四五世紀去，所以因了它和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的不同而有此斷語。然而言語除了時代性之外還有地方性。孟子是前三世紀的人，但《孟子》一書乃是用魯國方言寫的而不是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他也承認。何以見得《左傳》的作者不能在前三世紀仍用他自己的方言著書呢？第二部分，因為《尚書》、《詩經》等都不是可以籠統地算作一種單純的作品的，所以他認它們為自成文法系統的作品是一個錯誤。但他比較研究的結果，說道：
在周、秦和漢初書內，沒有一種有和《左傳》完全相同的文法組織的。最近接的是《國語》，此外便沒有第二部書在文法上和《左傳》這麼相近的了。
這是大可幫助今文家的主張的。今文家說劉歆割裂《國語》，造為《春秋左氏傳》，今本的《國語》只是劉歆割裂的殘餘；如今他從文法的比較上證明這「兩部書的文法組織很是相同」，豈非添了一個有力的證據。第一部分把《左傳》的語言假定作「左語」，又把《論語》、《孟子》的語言假定作「魯語」，選了七種助詞作為比較的標準〔（1）「若」與「如」，（2）「斯」字作「則」字解，（3）「斯」字作「此」字解，（4）「乎」字作「於」字解，（5）「與」字作疑問語尾，（6）「及」與「與」，（7）「於」與「於」〕，結果是都不同，《左傳》的語言決不是魯語。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為節省篇幅起見，恕我對於適之先生之文不引原文，只作概括的敘述。
在這方面的研究上，可以完全打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偽竄的「魯君子左丘明」一句話。這句話看似平常，其實《春秋左氏傳》一個名詞的基礎就建築在上邊。左丘明因為是魯人，故與孔子相接近。孔子的《春秋》因為口授於弟子，弟子們將安其意而失真，故左丘明要「因孔子史記《春秋》。」而成《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這顯而易見與劉歆所謂「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是一鼻孔出氣的。只因它不說《左氏傳》而說《左氏春秋》，所以還能騙人。如今把這「魯」字去掉了，左丘明已決不是魯人了，這句話也就失其存在的理由了。
高先生雖因今古文問題的糾纏，在審擇歷史材料上有些太寬泛的地方，但其證明《左傳》是焚書以前存在的，而不主張此書從孔門產出及其與魯國有何關係，則甚可把傳統的記載打破，而與今文家的說話互相印證。
總上所說，我以為《左傳》與《春秋》的應該分家已是確定了的事實。惟如何從《左傳》中析出其與《春秋》並家的時代所增入的部分，使得它可以回復為一部古史，則有待於我們的努力者尚多。本篇之作，就是想從歷史方面提出一個在左丘明作書時所不曾有的問題而在現今的《左傳》中卻有豐富的材料的，用了漢、新間的時勢來證明這些材料的由來。
一六、王莽的《自本》
《禮記·郊特牲》有云：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這是儒家的階級思想，他們要使天子、諸侯、大夫……的階級分明。因為這樣，所以諸侯的祖只能推到始封者，而不能推到始封者之父；天子。大夫的祖只能推到始命者，而不能推到始命者之父。諸侯。
王莽固然是禮家出身，不過他想做皇帝，便顧不得這些了。於是他打破禮教的束縛而發表他的《自本》。顏師古注「自本」曰：「述其本系。」不知當時書名是不是這兩個字；如其是的，則當由《世本》所脫化。
《漢書·元後傳》云：
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雲。」
在這一篇文字里，我們可以知道幾件事實：
1.王莽有兩個祖先是古帝，黃帝、舜。又有幾世是周代的諸侯，陳。又有幾世是戰國時的王；齊。直至漢興，始為平民。他是一個極久遠的貴族。
2.王賀捕盜，所活萬餘人，有興兆。
3.王賀徙居元城，即春秋時沙麓故地；而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在占卜上已知道六百四十五年之後將有田氏聖女興的事。
王莽有了這樣一個高貴的世系，又有兩個興盛的豫兆，他就被證明為有做皇帝的資格了。
於是，我們試把這篇話研究一下：
其一，他說「黃帝姓姚氏」，這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聽見過的。我們以前只從《國語》里知道黃帝姓姬：
昔少典娶於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晉語四》。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上。
又從《史記》中知道黃帝姓公孫：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五帝本紀》。
可是現在他又姓了姚，他便有了三個姓了。
其二，他說「黃帝……八世生虞舜」，這確與《帝系》所謂：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牛。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
相合。但《國語》包《左傳》。中卻尚有一個幕。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魯語》上。
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八年》。
如果把幕插入《帝系》的世系裡，豈不成了九世嗎？
其三，他說「舜起媯汭，以媯為姓」，這是又有問題的。《堯典》中固說「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似乎舜有姓媯的可能。但《楚辭》中說：
舜閔在家，父何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天問》。
《左傳》也說：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哀三年。
《史記》也說：
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秦本紀》。
可見戰國、秦、漢間人都以為舜姓姚。現在舜的姚姓送與黃帝，而自己則改姓為媯了，這豈非一件奇突的事。但他所以這樣說，也有他的道理。《史記》云：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陳杞世家》。
這可見司馬遷以為舜後即改姓為媯的。又《左傳》云：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昭八年。
可見《左傳》的作者以為周初封胡公時是賜姓為媯的。王莽以為舜後之陳即可姓媯，則舜亦自可姓媯了。
其四，自胡公至田安，時代較近，有史書可憑，沒有問題。惟王氏是否濟北王之後，還有一點小疑問。王符《潛夫論》云：
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志氏姓》。
周靈王之太子晉……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氏王氏。同上。
然則王氏的來源並非單元，凡是王國之後都可姓王。王莽不姓田氏而姓王氏，固有出於田齊的可能性，卻無出於田齊的必然性。《潛夫論》又云：
漢高祖徙諸田關中。……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雲。同上。
加上「自謂」二字，言下也頗有不信任的意思。
其五，他以春秋時沙麓崩為王氏將興之兆，這是顯然的讕言。按《春秋·僖公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它沒有說明在哪一國。《公羊傳》云：「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河上」，占的地方太廣了，究竟是哪裡呢？《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說得更空洞了。可知《公》、《穀》二傳的作者實在沒有知道它在哪裡。到了《左傳》，始說：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這才指定沙鹿為晉國之地，晉當承其咎了。所謂「期年將有大咎」，蓋指僖十五年晉惠公與秦戰於韓被獲的事。疑《左傳》的作者看了下一年之《經》而定為晉的咎徵，因以沙鹿為晉地的。在這裡，也沒有齊、田之聖女將興的卜說。或曰：康氏定《左傳》為劉歆改《國語》而成，你已相信他的話了。但康氏又說劉歆的改作《左傳》，主助莽篡。現在王莽以沙鹿崩為王氏之瑞，而《左傳》無之，可見《左傳》不是助莽篡位的書了。它既不是助莽篡位的書，則必不出於劉歆的改作了。我對於此問的答說，是：《左傳》的出現由於劉歆，這是我相信的，但《左傳》的材料，性質甚為複雜，有的是《國語》原文，有的是他種古書之文而為劉歆所采，有的是劉歆所臆增，有的是劉歆以後的人所增，原不可一概而論。即劉歆所臆增者，有的是為解釋經文而增，有的是為發揮他自己意見而增，有的是為適應漢末新初的時勢而增，也不可一概而論。且劉歆所增的，或因不合於東漢時的功令，或因不適於東漢人的脾胃，以致被刪或被改，也是可有的事。此等事皆有待於我們的詳細考核。康氏的話，只可作一個提議或一個發凡，完工的日子正遠著呢。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左傳》的話，不可用了一種簡單的標準去下評判。本篇中有的取它，有的駁它，並非漫無標準，乃是希望以不同的評判尋出多種的標準。至於研究的精密，自非今日之事。這大約是王莽因自己的家住在沙鹿，故就《春秋經》文附會為此。
綜上所說，可知《自本》中晉史之言，曰「陰為陽雄」，曰「宜有聖女興」，明是王太后握了政權之後所造。曰「土火相乘」，也明是漢為火德之說已興之後所造。曰「後六百四十五年」，按魯僖公十四年當西元前六百四十六年，至漢哀帝末年前一。恰當此數。這一年，即是「王太后至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拜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之年，王氏代漢的局面到這時可謂已成就了。
王莽的《自本》，我們審查之後，它的真意義可以宣布了。此書的主要之點凡三。一、他為黃帝之後，黃帝的土德是表現在他的名號上的，永遠不變的，故他亦應據有土德。二、他為舜後，漢為堯後，舜是受堯的禪讓的，所以他們應把這禪讓的故事復演一回。三、「陰為陽雄」，故他應藉了姑母的力量而得國；「土火相乘」，故他應以土德代漢的火德。禪讓的次序這樣定了，五德相生的次序又這樣定了，他尚能不做皇帝嗎！他不做皇帝，是上天所不許的了！於是《世經》系統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躍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歷史就為之作全部的改觀了！
一七、「炎帝神農氏」
上面講過，眭孟曾說「漢為堯後，有傳國之運」，劉向父子又因《說卦傳》之文而尋出漢為火德的道理。我們姑且承認這是昭帝和成帝時的真事實吧。把他們所說的合起來，應如下式：
（火）堯——漢
現在又出現了王莽的一個系統，說他自己是土德，又是黃帝和舜的苗裔。把這一說與上一式合攏來，應如下式：
（火） 堯——漢
（土）黃帝——舜——王莽
這是何等合適的事情！火生土，是固定的了。堯禪舜，又是固定了的。那麼，漢的禪讓給莽，自然也是前定的事了。所感到的缺陷，只是王莽的祖先有黃帝和舜在五德終始中兩次輪到土德，連自己共有三次，而漢的祖先則只有一堯，其在五德終始中輪到的火德，連了自己只有兩次。所以堯的前邊，應當補上一位才是。
說到這裡，就有一個疑問起來了。《帝系篇》及《史記》中所寫的古帝王的世系，是：
舜固是黃帝之後，堯亦何嘗不是黃帝之後呢！舜以黃帝之後而與黃帝同為土德，何以堯為黃帝之後而要另成為火德呢？這是王莽所沒法解答的。我猜想，他所以請黃帝不姓姬而姓姚，或者存心把黃帝拉到舜一邊來，使得堯與舜不同祖，而成為：
（？姓）？——堯——漢
（姚姓）黃帝——舜——王莽
的局面。他也許要把姬姓送給堯的祖呵！
王莽前的朝代是漢，虞舜前的朝代是唐，那是無疑問的。黃帝以前的朝代是什麼呢？照騶衍的原始的五德終始說，黃帝已在天地剖判之際了，黃帝以前更沒有帝了。但據騶衍以後的記載，若《呂氏春秋》，若《淮南子》，若《春秋繁露》，若《易·繫辭傳》……則黃帝之前尚有神農氏。既經這樣，漢的系統就可照了王莽的系統而寫為：
（火）神農氏——堯——漢
了。可是神農氏之為火德，遠不及黃帝之為土德的旗幟鮮明，未免不像，這將怎麼辦？於是他們又想到了炎帝。炎帝的火德，寫在字面上，比黃帝的土德還要清楚。只是以前人都說黃帝、炎帝為同父昆弟，他們是同時人，並不能劃分兩個時代。如何可以把表示黃帝前一代的神農氏和表示火德的「炎帝」兼而有之呢？於是勇於造偽史的漢人就把這兩位漠不相關的古人生生地合起來了，「炎帝神農氏」一名就出現了，戰國、秦、漢間陸續出現的神農事跡全給炎帝收受了！這時的炎帝，再不是《國語》中的炎帝，再不是《淮南子》中的炎帝，也再不是《史記》中的炎帝了。
「炎帝神農氏」一名不太長嗎？他們王莽及助王莽造偽史以篡位的人。說，不妨。舜為有虞氏，已見於《檀弓》等書了。堯為陶唐氏，也見於《左傳》及《史記》了。黃帝名曰軒轅，《五帝德》及《史記》也寫明了。用了這些名氏來配「炎帝神農氏」，就可不嫌此名之特長，且可泯滅其拼湊的痕跡。於是劉、王兩家的世系再經一次的移寫，而成為：
（火）炎帝神農氏—帝堯陶唐氏—漢
（土）黃帝軒轅氏—帝舜有虞氏—新。王莽以新都侯起，故國號當曰新。
這是何等地整齊好看！漢之所以必禪新，新之所以必繼漢，看了這一個世系表及其五德之運，再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的！
千餘年來，大家對於「炎帝神農氏」一名安之若素，所有的歷史書上都這樣寫了。但是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段固然可以欺騙一班庸眾，終於騙不了一二思考精密的學者。三國時，譙周作《古史考》，就以為炎帝與神農各是一人。《左傳正義》引。可惜這書已佚，無從知道他的理由。到清代中葉，崔述作《補上古考信錄》，很痛快地說：
《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氏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神農氏既不能征諸侯矣，又安能侵陵諸侯？既雲世衰矣，又何待三戰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戰，凡兩稱炎帝，皆不言神農氏。然則與黃帝戰者自炎帝，與神農氏無涉也。其後又云：「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之前者自神農氏，與炎帝無涉也。
《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夫十有二家之中既有神農，復有炎帝，其為二人明甚，烏得以炎帝為神農氏也哉！……
要之，自司馬遷以前未有言炎帝之為神農者，而自劉歆以後始有之。
這真是一個理直氣壯的駁詰，可惜不能起劉歆於地下而面質之。
一八、「全史五德終始表」的三個難題
火德與土德既具備了這三次終始中的帝統，於是全部的歷史應當一切依照了這個方式而配置在三次終始里了。
以前我們曾引班固《郊祀志贊》和荀悅《漢紀》，說劉向父子從《說卦傳》的「帝出乎《震》」一句話上尋出一個新的歷史系統，這個系統是：「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我們姑且相信，這是劉向生存時和他的兒子劉歆所共倡的學說。照這一說排下去，應為：
（第一次終始）（第二次終始）（第三次終始）
（木） 伏羲 堯 秦
（火） 神農 舜 漢
（土） 黃帝 夏
（金） 顓頊 商
（水） 帝嚳 周
如此從伏羲的木德開頭，依次循環，到漢而為火德，本也說得過去。可是，這個系統對於王莽的《自本》是不合適的。試抽出火土二德，作一表以比較之：
然則照了前一說，漢雖火德，其所承之運乃舜而非堯；新雖土德，其運乃不能承舜而須承夏了。這和後一說太扦格了！
所以，為王莽設想，一定要捨去這個簡易的「全史五德終始表」而別創一個，使得可與他的《自本》之說相合。他們那時所規擬的草稿，我們雖無從看見，但不妨試擬一個：
（第一次終始）（第二次終始）（第三次終始）
（木）1？————————6？——11？
（火）2炎帝神農氏————7堯——12漢
（土）3黃帝———————8舜——13新
（金）4？————————9？
（水）5？————————10？
這樣一排，立刻有許多問題起來：
其一，炎帝以前尚空一位，請誰坐？
其二，自黃帝至堯，尚空三位，請誰坐？
其三，自舜至漢，中空三位，請誰坐？
這又須他們大大地費一番考慮的功夫了！
第一問題似乎最易解決。炎帝既與神農合為一人，那麼盡可請神農以前的天子作炎帝以前的天子。神農以前的天子，誰呢？這是一想就想得出來的，是伏羲，因為在《莊子》、《淮南子》、《封禪書》、《戰國策》、《易·繫辭傳》等書里都早已告知我們了。所以這第一位就請伏羲氏坐了下去。但是伏羲氏只是伏羲氏，他沒有復沓的稱號。如何可以照「炎帝神農氏」的辦法，加上兩字，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
第二問題就困難了。從《祭法》里，從《五帝德》和《帝系》里，從《管子·封禪篇》和《史記·五帝本紀》里看五帝的系統，從黃帝到堯，中間只有顓頊和帝嚳兩代。這兩個人如何可以坐滿三個位子？這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
第三問題也不容易解決。自舜至漢的中間，實際上有夏、商、周、秦四代，但只有三個位子。前面一個問題正嫌位子太多，這一個卻嫌太少了。能擠一個過去嗎？不行，有王莽的《自本》在中間擋著。
第一問題缺少一個尊號，第二問題多出一個位子，第三問題缺少一個位子，這是王莽們重定五德終始表時所苦心焦思的三個難題。
一九、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閏統問題
現在，我們先從第三個問題講起吧。
自虞至漢的中間，實際上有四代，但只留得三個位子，豈不是要「二桃殺三士」了嗎？好在這是請坐的而不是搶坐的，權在請坐的人的手裡，由得他進退。所以他們仍用張蒼和董仲舒的老法子，把秦剔了出去。這樣一來，第九位為夏，第十位為商，第十一位為周，就指定了；夏為金德，商為水德，周為木德，也分配好了。
可是，以前講五德的人都說夏為木德，商為金德，周為火德；其符瑞有青龍、銀山、赤烏等等。現在因湊付五德系統而使夏的木德變成了金德，商的金德變成了水德，周的火德變成了木德，人家若問他們有什麼佐證時將何以回答呢？因為這樣，所以有替他們各各造出些新符瑞的需要。
不幸那時的書亡佚太多，我們不能直接看見他們替夏、商、周造出的新符瑞。《世經》中引有《考德》，顏師古注謂是考五帝德之書，其中對於五德之運當有不少新說，可惜失傳了。猶幸讖緯書中頗有這一類的話。讖緯是發源於西漢末而盛行於東漢的，把王莽們手造的歷史保存在裡邊是很可能的事。現在鈔出幾條看一下：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尚書緯·帝命驗》。
周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鄗，止於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太平御覽》卷二十四引《尚書中侯》。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禮記·大傳〉正義》引《春秋緯·元命苞》。
照這樣講，夏、商、周的五德之運便適應於五行相生的系統了。他們於周的符瑞所以還肯說「赤雀」者，因為那時《今文泰誓》列於《尚書》，其中明言赤烏，壓沒不了，故姑存之，列之於不重要的地位。
夏金，殷水，周木，既已定了，可是秦的水德的證據也太多，《始皇本紀》有之，《封禪書》有之，《曆書》有之，要完全推翻這件事實倒也不便。於是想出一個「閏位」的辦法來，說秦雖水德，但是他的水德是介於周木和漢火之間的，失了他的固有的行次，所以不久敗滅。又說他是「任知刑以強」的，只能算「伯霸。」，而不能算「王」。於是秦的一代就不為正統而為閏統，不為「秦王」而為「秦伯」了。
閏統的辦法有沒有先例呢？他們看《國語》，有這樣一段：
昔共工氏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周語》下。
看《淮南子》，又有這樣兩段：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文訓》。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原道訓》。
他們想：共工和水既是這等有關係，自該把他算做水德了。他的氣力可以觸不周之山而使地東南傾，其任力而不任德也可知了。他與顓頊或高辛爭為帝，以致宗族殘滅，可見他的帝業是沒有成功的。這三個條件都與秦相符合，自然可把共工作為秦的先例。但「木火之間」從天地剖判以來共有三次：秦已坐定第三次了，共工應該放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呢？第二次在堯前，他們或者以為《堯典》中的共工是堯的臣子，為堯所流，又無叛逆的憑據，不應與《國語》和《淮南子》中的共工混同，《漢書·古今人表》就分作兩人。所以把這爭帝不成的共工放到第一次去。但如此，他的時代又遠在顓頊和高辛之前，不能與他們爭為帝了。好在這是小節，不妨歸之於古史傳說的紛歧。至於有大關係的五德次序，是定得妥當了。
然而，秦是統一天下的，共工若從沒有做過帝王，將不足與秦相配，所以也須把他說成一個統一天下的君主。但若竟把他說成「王天下」，那又違背了閏統的決定了。必得把他說成似王非王，然後可與「秦伯」對舉。於是他們創造些新證據，如下：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魯語》上。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左傳·昭公十七年》。
如此，則共工氏自身是「伯九有」的，與秦極似。其子勾龍又是「能平九土」的，多少與統一天下有些關係。至於「為水師而水名」，其開國規模又已定了，其為水德是無疑的事了。所差的，不過只成了「伯」而已。此數條何以為偽竄，當於下邊《月令中的五帝五神》一章中詳論之。
第一次五德終始的木火之間，有以水德居閏統的共工。第三次，又有秦伯。第二次呢？《世經》中沒有說明。但我把它細讀幾遍，才知道作者並沒有忘記。《世經》云：
帝嚳……為木德。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帝堯……為火德。
可見它是把帝摯算作第二次終始中的閏統的。帝摯這人，古書中說起得很少。《帝系》云：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鋒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
《史記·五帝本紀》云：
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
《帝系》的堯前而摯後，與《史記》的摯前而堯後雖有些不同，但都把嚳、摯與堯看作帝統的三傳。現在《世經》卻說「帝摯繼之，不知世數」，直以帝摯自有其若干世，可以當得一代。帝摯在嚳木堯火之間為閏統，豈不是與共工和秦甚相類嗎？所差的，只是沒有說明他是水德。
這三次五德終始中的閏統都定了，我們可以畫出一個表來了：
其實，什麼共工和帝摯，都不過作秦的閏統的陪客而已；而秦之所以為閏統，也不過被王莽的《自本》所擠，致虞之後，漢之前，只留三個位子，不夠兼容四代，逼得用了閏統之名來敷衍它一下而已。
二〇、「少昊金天氏」
第三問題患在地位之寡，他們想出閏統的辦法把秦安頓了。第二問題患在地位之有餘，既不能把一個人拆做兩個人，兩個人並作一個人則可，如炎帝神農氏。只得補一位進來。但這補進來的一位應當是誰呢？
他們於是翻出《帝系篇》一瞧，這是我的猜想。知道顓頊是黃帝之孫，帝嚳是黃帝之曾孫，堯是黃帝之玄孫，從黃帝到堯共有五代，卻只有四帝，大可補入「黃帝之子」一帝來填滿這個空白，而成為：
（土）黃帝 全史五德終始表中 第三位
（金）黃帝之子未定其人。 第四位
（水）顓頊 第五位
（木）帝嚳 第六位
（火）堯 第七位
這樣一安排，就開了兩種新紀錄。其一，顓頊與嚳，向來都附屬於黃帝土德之內的，現在一為水德，一為木德，都自占了五德之運。其二，新添了一個金德的天子，在黃帝之後，顓頊之前。
但，黃帝之子，《國語》中說有二十五人，其知名的有夷鼓、青陽、蒼林氏三人；加上《帝系》所記，又有玄囂、昌意二人。就算用了司馬遷的「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的說法，其知名的尚有四人。這帝位應當送給誰呢？他們在高文典冊中找來找去，也是我的猜想。結果在《周書》今稱《逸周書》。《嘗麥解》里找得一段文字：
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
他們想，少昊名清，又當黃帝之時，或者就是黃帝之子青陽吧？他有「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的大功，也可說是具備了為帝的資格了。他們又在《國語》今在《左傳》。里找到一段文字：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左傳·文公十八年》。
他們想，少皞氏列於帝鴻氏和顓頊氏的中間，如果帝鴻氏可以解為黃帝，後來賈逵、鄭玄和杜預都釋帝鴻為黃帝；但我們在《山海經》中知道帝鴻為帝俊之子，非黃帝。則少皞氏在黃帝與顓頊的中間，非有天下之主而何，非後於黃帝而先於顓頊的有天下之主而何！於是這第四位就給少昊氏「昊」與「皞」通。坐定，他現成地享有了金德之運。
他們既經請了少昊插入五帝的組合里而有成為「六帝」的趨勢，在古史界中是怎樣一件大事。可是關於少昊的材料太少，他既沒有給戰國人鼓吹過，也沒有經秦、漢人的宣傳，這個地位如何可以站得住？於是他們的偷天換日的手段又施展了。
第一，他們在《國語》里插進了一段顓頊受帝位於少皞的故事。在鈔錄這一段文字之前，我們先須讀一讀《史記》的《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這原是司馬遷自敘其世系，夸揚其門第之言。但給劉歆一班人瞧見了，就把這段文字改頭換面，寫成了下面一段文字：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物……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家為巫史。……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御也。……」《楚語》下。
這一大段文字的來源共有三處。其一是《尚書·呂刑》，抽取了裡邊的「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一語而大做文章。其二是《史記自序》，整段地鈔進去，可謂熟讀司馬氏家譜。其三是《山海經》的《大荒西經》，摘了「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一語，說是出於司馬氏的宣傳。其他巫呵，覡呵，祝呵，宗呵，說得非常透澈，這是因為劉歆在王莽持政時做了「羲和」，又「治明堂」，又「典儒林史卜之官」，這些典制是他很熟諳的緣故。他主張「絕地天通」，或者他有感於王莽時圖讖之盛，競作符命封侯，以致人心不安，覺得「神人雜糅」的不及「絕地天通」的好，也未可知。
我們何以知道這一段文字是假造的呢？這有幾種理由。《太史公自序》之言如果是司馬遷鈔自《國語》，則九黎亂德，重、黎正之，三苗亂德，重、黎之後又正之，這正是司馬氏先代的兩件最光榮的功績，《自序》里為何忘了？重上天，黎下地，也是司馬氏家傳的兩件神聖的故事，《自序》里為何也忘了？這還不奇，顓頊之王天下，受自少皞，《國語》之文明白如此，何以《五帝本紀》里竟缺了少皞一代？這還不奇，巫覡祝宗這些制度，《國語》里口口聲聲說是古代確定的。故前雲「各司其序，不相亂也」，下即雲「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亂，即亂此巫覡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雲「三苗復九黎之德」，則又亂此矣。下又雲「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史記》無「不忘舊者」四字。則又復此矣。這樣的一個自古以來確定的制度，這樣的一個亂了兩回又復了兩回的舊典，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的材料，為什麼司馬遷作《封禪書》時卻不錄一字呢？為什麼班固作《郊祀志》時又完全收進了呢？此無它，司馬遷在劉歆前，還不知道有這些事；而班固生於劉歆之後，耳濡目染已久，就不自覺地上了他的老當罷了。崔觶甫先生因疑五德終始說出於劉歆所造，故以《封禪書》為「妄人錄《漢書·郊祀志》」。其實，五德終始說源遠流長，證據繁多，其變遷之跡亦自可尋，必不能把它一起卸在劉歆的肩上。至《封禪書》不錄《郊祀志》，則這一條乃是一個確證。《曆書》中有這段話，自然是偽竄的了。
第二，他們在《左傳》里又加進了一段郯子說祖德的故事。在鈔錄這一段文字之前，我們也應把《左傳》中的幾段零碎話先讀一下：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僖二十一年。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定四年。
任國在今濟寧縣，宿與須句都在今東平縣，顓臾在今費縣，據《春秋大事表》。距魯都今曲阜縣。均不逾二百里。看《左傳》此文，這幾個小國的先祖有名太皞的，有名有濟的。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其地為少皞的舊址。少皞與太皞名義相承，也有為東方小民族的一個先祖的可能[1]。所以劉歆們又在《左傳》中插入一段：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童，夷民者也。九扈青雀。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昭公十七年。
郯國在今郯城縣，離曲阜二百餘里。曲阜如真為少皞之虛，郯子也未嘗沒有為少皞子孫的可能。可是這一段話，實在不能使人相信。他說少皞立於黃、炎之後，可見他確認少皞是有天下者的一代。下面又說「自顓頊以來」，可見他又以少皞置於顓頊之上，和《國語》中的「顓頊受之」有同樣的意義。總之，他實定少皞為黃、炎以後，顓頊以前的一代，在這段文字中已明白寫出；這在劉歆之前是沒有人主張過的。至於一大批「鳥官」，以掌曆法的為獨多，且其地位也特高，大概因為劉歆自己通明曆法，且任羲和之官，藉以自重吧？
這段文字的根據在哪裡？我以為也出在《嘗麥解》。那篇說：「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即是「以鳥名官」一事的來源。那篇說「故名曰質」，質之去聲為摯，也即是「少皞摯」一名的來源。
自從《國語》中有了「及少皞之衰也……顓頊受之」的一段紀載，《左傳》中又有了「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的一段紀載，而後少皞之為顓頊以前的天子，乃得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漢人雖愚，歷史的系統里忽然跑進了一個嶄新的「古帝」，也不會立時信奉的，所以東漢初年的賈逵他的父賈徵是劉歆的弟子；他傳父業，故為古文學專家。對章帝說：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後漢書》卷三十六本傳。
即此可知當時的經學家還不肯承認黃帝、顓頊之間曾有少皞一代；賈逵們想要維持這個偶像猶須借重於圖讖中不同名的帝，更須借了「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的威嚇的話來聳動漢帝的聽聞。又可見賈逵所云「其所發明，補益實多」者，即《左傳》中「發明」了「漢為堯後」和「顓頊繼少昊後」諸說之後，其補益於漢家的五運歷數者乃甚多也。
到了東漢的中葉，這個新古帝的偶像依然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所以張衡於順帝時曾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一事云：
《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後漢書》卷五十九本傳，章懷太子《注》引衡集。
可知少皞即青陽這一件事，經劉歆學派宣傳了一百餘年，還不曾得到「實定」。
自從古文學派戰勝了今文學派，把今文家的遺說剷除略盡，然後這個新古帝的偶像在初成立時所受的各方攻擊的痕跡看不見了。自從通學者起來，雜糅今古，亂攪一陣，然後這個新古帝的來源也弄糊塗了。攻擊的痕跡既看不見，來源又弄糊塗，於是這件事才「實定」了！幾個作史的人和無數讀史的人習非成是，以為這是固有的事實，再沒有懷疑的聲浪了！這樣平安地把人騙了一千七百餘年，直到康長素先生作《新學偽經考》，始發其覆，他道：
考五帝無少皞之說。……按〔《逸周書·嘗麥解》〕，蚩尤為古之諸侯，而少皞與蚩尤為二卿，同受帝命，則少皞亦古之諸侯，與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黃帝之子甚明。
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說，以與今文家為難，因躋黃帝於三皇而以少皞補之……又懼其說異於前人，不足取信，於是竄入《左傳》、《國語》之中。……而不知其猶有《逸周書》遺文不能彌縫也。夫出於一已者則較若畫一，偶見他書者輒判然不同，其為己所私造尚待辨耶！
歆又竄之《史記·曆書》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國語·楚語》之文。《史記》紀五帝用《大戴禮》、《世本》之說；若《左傳》、《國語》有少皞事，史公於二書素所引用，何以遺之？其為偽竄，益無疑矣。如謂《本紀》據《大戴》，不兼他書，則八愷等說固兼《左傳》矣。如《左》、《國》有少皞，斷無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與縉雲氏並稱。縉雲氏非古天子，則少皞未可據以為天子；殆即《逸周書》所稱之類。《五帝本紀》亦有此語，今皆不必斷為竄偽。）《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
劉歆如果看見這篇駁文，他應當痛悔當時疏忽，忘記把《帝系》、《五帝德》和《五帝本紀》一起改竄了！也許他曾想到改竄，只為「五帝」之名所限，不便改成六帝，因而縮手，亦未可知。
黃帝的氏為軒轅，帝堯的氏為陶唐，上面已說過了。顓頊和帝嚳的氏是什麼呢？《五帝德》說：「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帝系》說：「極產高辛，是為帝嚳；……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則顓頊當為高陽氏，帝嚳當為高辛氏可知。顓頊是否為高陽。帝嚳是否為高辛，這是很有問題的。但這不是《世經》所應負的責任，因為在《世經》之前早已這樣說了。這些問題，將來作《五帝德及帝系姓考》時當詳細討論，今不及。自黃帝至帝堯五代中，別人都有了氏號，惟獨少昊沒有。這也須替他配上一個才好。
要尋一個「口口氏」來配少昊，古書里多得很，僅僅《莊子》一書已可找出二十個來，要湊湊場面原不為難。但少皞的得居於古帝中第四位，以金德王，事出偶然，毫無的據，容易給人窺破。他們感到應當替他找出「以金德王」的根據的需要，所以不在古書里檢出一「口口氏」，而徑自杜撰了一個「金天氏」，使得他的金德可以直接從名氏上表現出來，像炎帝、黃帝的從帝號上表現出他們的火德、土德一樣，於是「少皞金天氏」一個名字就成立了！他們尚為他想出許多金德的證據，下邊再詳敘。
這個整齊的名字造成了之後，如何插入古書里呢？好在《左傳》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可以隨意增訂的，他們便在昭元年《傳》內淡淡地著了一筆：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又在昭二十九年《傳》中寫道：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讓這兩段文字以「玄冥」一名的聯絡，「世不失職」一事的呼應，見出「少皞氏」就是「金天氏」，而金天氏一名在古文籍中也就得到了根據。至於玄冥這名，我想當是由《魯語上》的「冥勤其官而水死」來的。
這個諢名一直沿用下去，沒有被人戳穿。到崔述作《補上古考信錄》，始略略指出其破綻：
金天氏之名見於《春秋傳》，但云「裔子為玄冥師」而已，未言為少皞也。……少皞氏之子雖嘗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為稷，周棄亦為稷；顓頊氏之子黎為火正，高辛氏之子閼伯亦為火正：則玄冥一官亦不必少皞氏之子孫而後可為也。
因為他沒有抓住這件事情的中心問題，這個中心問題必待清末幾個研究今古文問題的人出來才會明白。所以他的駁詰的力量只能打在這一說的表面。
二一、「太昊伏羲氏」
第三、第二問題都解決了。第一問題本已解決了一半，神農氏前為伏羲氏。現在要找補一半也不算困難。
他們想，少皞之外不是還有一個太皞嗎？就從這個名字上看，已可知其在少皞之前。少皞既作了天子，他也未便向隅。既經伏羲氏上面缺著一個尊號，只要請他去頂補就是了。於是「太皞伏羲氏」一個名號又成立了！
但他們想：「庖犧氏之王天下」，《繫辭傳》中早已寫明，至太皞則但為任、宿諸國的祖先，書本上還沒有他作天子的明文；馬上推戴，似乎嫌鹵莽些。於是又在郯子的「鳥名官」一答內加了一句：
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見得他是和黃帝們一樣地有天下的；而且太皞紀龍，少皞紀鳳，亦正遙遙相應。至於太皞和伏羲兩名的連絡，也就在這「龍」字上生髮。試看：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漢書·五行志》。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周易正義》引《春秋緯》。
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偽孔安國《〈尚書·顧命〉傳》。
燧人氏沒，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瑞。《宋書·符瑞志》上。
伏羲受龍圖而畫八卦，太皞為龍師而龍名，這是何等地符同呵！可是尋求這一說的源頭，還是出在劉歆的話里。劉歆一倡了伏羲受《河圖》之說，於是緯書、《尚書傳》、《符瑞志》等便跟著他宣傳了，太皞與伏羲就合併而不可分了。然而，我們回顧前於劉歆的《易·繫辭傳》，只有說：
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何嘗有受《河圖》，得龍瑞之說！即此可見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之說是為證實「太皞氏以龍紀」一事之用的，而太皞氏的以龍名官又是由少皞氏的以鳥名官比例而來的。劉歆固然只說了「受《河圖》」，沒有說「龍負《河圖》」，但《漢書》引他的說話原是不完全的，且稍後於劉歆的緯書就已說「河龍圖發」了，在他支配之下的《左傳》也說「太皞氏以龍紀」了，他編入《三統曆》的《世經》已把太皞與伏羲合作一人了，則龍負河圖之說當然發於劉歆。
太皞即伏羲，自從有了此說之後，似乎也沒有人懷疑過。惟崔述以為應當分作兩人，他在《左傳》郯子的話中指出太皞列於黃、炎之後，與伏羲列在黃、炎之前者不同。但《左傳》這一段，《世經》已說明是「逆數」，且它以太皞、少皞、共工、炎帝入於歷史系統，除了《世經》之外更無是說，這段文字與《世經》相為表里甚是明顯，實不足以駁《世經》。除此之外，崔氏再有一個較為可信的理由：
蓋自《史記》以前，未有言庖羲風姓，為龍師者，亦未有言太皞畫八卦，作網罟者。然則庖羲氏之非太皞也明矣。《補上古考信錄》卷下。
二二、「全史五德終始表」的定本
三個難題都解決了，古史系統已用了五行系統排列好了，古帝王的名氏也已在一個模型里製造出來了，於是他們的「全史五德終始表」可以寫定了：
這就是歷史系統在陰陽和五行上的根據！所謂「天統」，所謂「自然之應」，就是這件東西！
這一個圖，他們造成功的時候，一定拊掌稱快道：「新室的代漢有了歷史的根據了，證明得千真萬確了！誰敢反抗的，即是『威侮五行』，應當『恭行天罰，剿絕其命！』」
於是他們宣布他們所作的《世經》。
不過，這個「西洋鏡」已給我們拆穿了：我們知道它構造的層次，我們認識它拼合的痕跡，我們領會它創立的宗旨。我們也有一個圖，現在就跟著他們的圖一起宣布了罷！
上面說過，《漢書·郊祀志贊》以為這個新的五德終始系統是劉向父子排成的，其所持的理由是《說卦傳》上的一句話。
《贊》云：
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昔共工氏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
現在我們既知道八卦的方位及其在五行上的分配，又知道《世經》的「全史五德終始表」的排列式，於是我們可以替這一段《贊》語補繪一個圖，如下：
說明：1.黑線圈，表示舊有的系統。
2.||表示本相聯合的兩個系統。
3.虛線圈。表示假定《國語》（《左傳》的前身）所本有的。
4.曲線圈，表示閏統。
二三、對於《世經》的評判
《世經》中的五德終始的系統的來源，我們既已明了，就可進而評判它的全文。
這一篇里，有的是引用人家的話，有的是作者自己說的話。我們固然知道它所引的話半是自說自證，但也不妨開出一個單子，看它所依據的書籍共有多少種：
1.《春秋左氏傳》
2.《易·繫辭傳》
3.《祭典》即《小戴禮記》中的《祭法》。
4.《考德》顏師古註：「《考德》，考五帝德之書也。」此書大約東漢時已佚，故其它書中不見徵引。按：《逸周書》第四十二篇為《耆德》，但《序》雲「武王秉天下論古施口而口位以官，作《考德》」。如《序》文不誤，則篇題之「耆德」應為「考德」之誤。這一篇未知是否即《世經》所本，可惜也亡了，無從質證。
5.《春秋外傳》即《國語》。
6.《帝系》即《大戴禮記》中的《帝系》。
7.《書經》
8.《書序》
9.《周書》即《逸周書》。
10.《禮記》
11.《春秋》
12.《史記》自《書序》至此五書，因與五德終始說無甚關係，本篇未錄。
13.《著紀》《漢書·藝文志》有《漢著記》百九十卷；顏師古註：「若今之起居注。」
此外關於曆法的引用書籍，有《殷歷》、《春秋歷》、《三統曆》等。尚有《四分曆》。按：《四分曆》為漢章帝時李梵等所造，當是班固作《律曆志》時所增入的。
《世經》的作者取漢的世繫於《著紀》；取商、周、秦的世繫於《書經》、《書序》、《周書》、《禮記》、《春秋》、《史記》；取唐、虞、夏的世繫於《帝系》；取唐以上的世繫於《左傳》、《國語》、《易傳》、《祭典》、《考德》。其自己說的，則是五行相生的次序，及何以此書有而彼書無的解釋。
現在，我們單把它的唐以上的世系所根據的材料審查一下。《繫辭傳》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章，說的是觀了卦象而制器的故事。但這一章的學說的基礎，建築於《說卦傳》的物象上和《九家易》的互體和卦變上。《說卦傳》為漢宣帝時所出，已見上文。《九家易》則是京房一派的《易》學。必須用了這些學說來講，才能把這一章的故事講通。所以我很疑心這是京房學派所作，插入《繫辭傳》的。我曾作「論《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一文，登《燕大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及《古史辨》第三冊。在那時，後期五帝說正流行著，所以作者就採取了這一個歷史系統作為《易》學系統。《左傳》、《國語》，為劉歆一輩人所偽竄，尤其是《世經》所引的「少皞摯之立也」和「少皞之衰，顓頊受之」這兩章，為要湊成新的五德終始系統而造作，上面也已說過了。《祭法》一篇，本是鈔襲《魯語》而成，理由詳見崔述《經傳禘祀通考》。其所謂「共工氏伯九域」即用《魯語》的話。那時《春秋內外傳》他們目《左傳》為《春秋內傳》，《國語》為《春秋外傳》。全在劉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樣增改就怎樣增改。共工之所以得列入古史系統，只因他曾有爭為帝的傳說，恰與秦相近似，可以作為閏統的先例。故秦既為水，他亦只得為水；秦既為伯，他亦只得為伯。故「為水師」及「伯而不王」諸說必出於重排五德終始表之後。《國語》之文是劉歆改的，《祭法》之文本是鈔錄展禽論祭海鳥一章的，他改了《國語》這一章，實際上不是改，是增加。只要把「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之句直接「黃帝能明民共財」，刪去昔烈山氏和共工氏一段，就是原本的樣子。當於下邊《〈月令〉中的五帝五神》一章中詳論之。並把《祭法》改了，是很容易的事。《考德》一書，除了這裡所引的一語之外，別處再也沒有見過。這書既考五帝之德而又特著少皞，與舊說不同，足征其亦出於王莽、劉歆們的手筆。總此而論，《世經》中唐以上的世系所根據的五部書是沒有一部可靠的，這些材料是都出於西漢末葉的。
《世經》中，可以提出的問題尚多。今把上面所鈔的《世經》文字逐段寫出，加以評判：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
這一段話頗迷濛了許多人的眼。以崔述那樣精密的人，亦信《左傳》為實錄而以《世經》為曲解。他以為它們是兩個系統：
（《左傳》的系統）黃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
（《世經》的系統）太昊—共工—炎帝—黃帝—少昊
他又以為就太昊、少昊兩個名字看，就可知道是時代相銜接的兩帝。《補上古考信錄》云：「太皞、少皞不同姓，若其時又不相及，則何為皆以『皞』名？而太皞紀官為龍，少皞紀官為鳳，亦似相比然者。」這單就《左傳》和《世經》的文字上著眼固然如此；但我們知道了《世經》的系統的構成的經過，知道了少皞是為填滿一個空位用的，太皞是為補成伏羲氏的尊號用的，又知道了共工的閏統和水德以及其介於木火之間是為作秦的先例用的，則《左傳》這段文字實與《世經》一鼻孔出氣，必非較早的材料。太昊與少昊的不相銜接，並非他們不該銜接，乃是給五德系統所牽制而無法銜接。至於《左傳》何以要用逆數，則以少昊、共工二代的出現以及太昊與伏羲氏合名的出現甚不光明，倘也照了《世經》寫了，或者更要起人懷疑，所以偷偷摸摸，在《左傳》中插下這種「似非而是」的材料，來惑亂學者的耳目。就使有人出來打破《世經》的系統，也不能連帶打破《左傳》的系統。《左傳》的系統不破，則太昊、少昊和共工還是列於古帝王的系統中，《世經》的歷史還能保持其一部分的信用。這是他們作偽技術的高超！
郯子所說的五種紀官法，大約只有黃帝一種是較早的傳說，《史記》中說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左傳》中也有縉雲氏。《史記集解》引應劭說，黃帝的夏官為縉雲。至炎帝的火官由他的火德來，共工的水官由他的水德來，本極顯明。太昊的龍官，由於伏羲氏得龍負的《河圖》而畫八卦來，上面已說明了。少昊的鳳，也正與太皞的龍相輝映。故此四種官中，水火為五德，龍鳳為符瑞。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這除了「太昊帝」一名之外，幾乎完全取自《繫辭傳》。以前把無懷氏或燧人氏放在伏羲氏之前的系統，他一概不睬，好像司馬遷作《五帝本紀》不睬黃帝以前似的。但司馬遷雖不睬黃帝以前，還說黃帝繼神農氏為天子，承認黃帝以前尚有帝王；他則說「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直認伏羲為開天闢地的人了。司馬遷作史，以《五帝德》的系統為其系統，劉歆們作史，以《繫辭傳》的系統為其系統，不使古史伸展過長，這都算得他們的斷制謹嚴。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
這幾句話，實已把共工氏的閏統由秦比例而來的意思說明了。《繫辭傳》中只說觀象制器的故事；共工如未制器，《傳》中本應無名。此雲「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可見作者看《繫辭傳》為正則的古史，凡《繫辭傳》所沒有的必為尋出其所以缺去的理由，這真可謂「牛頭不對馬嘴」。但即此可知，《繫辭傳》中這一章文字在那時是極有勢力的。至「周人遷其行序」，怎樣遷法，他沒有說，這又使得我們心癢難爬了！
共工這一名，後來都以《世經》關係分作兩人，一置在炎帝前，一置在堯時。我以為只是一個。《堯典》說：
帝曰：「疇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鳩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義？」僉曰：「於，鯀哉！」……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這兩段文字，以前的人都分開講：治洪水者只是鯀而共工不與。然則「共工方鳩僝功」，鳩的是什麼功呢？他們也說不出來。按《周語》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
可見在那時的傳說中，共工的工作也是治水，他的治水的方法是墮山以壅川；後來鯀治水時又用他的方法，所以事業不成，給堯殛了。把這一段話與《堯典》所說的合看，似《堯典》中的「方鳩僝功」即指「墮高堙庳」之事。故堯說他「象恭滔天」，與下文的「浩浩滔天」正相應。疑《堯典》的作者本說共工治水不成而致洪水滔天之禍，堯乃詢四岳以治水之人而得鯀，終於一樣地失敗；但以文義較晦，不易看清楚耳。
因為共工為鯀前治水的人，民間對於他有一種水的傳說，故《淮南子·天文訓》說他與顓頊爭為帝，「地維絕；地不滿東南，故水潦歸焉」。此與《天問》所云「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者類同。又《原道訓》中說他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此與《左傳》所云「鯀化為黃熊，其神入於羽淵」者類同。至《本經訓》則云：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鴻水漏，九州干。
直以洪水之災為共工所發出。共工既與水的關係這樣深，於是劉歆們派他為水德，廁入太昊與炎帝之間，又在《左傳》郯子的話中埋伏了偽證，算作古帝王的一代，而與《堯典》中的共工分了家。但他在治水或鬧水的傳說中雖有勢力，而在帝王系統中則除了《左傳》和《世經》之外卻再沒有憑藉，他在這一點上是找不到民眾的傳說作後盾的，所以後來編古史的人對於他的霸統就常常忘記或刪卻了。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這條中，關於神農氏除炎帝。的材料也都取自《繫辭傳》。因為《繫辭傳》中把神農氏緊接炮犧氏，劉歆們恐人誤會，故對於共工的閏統復作一次解釋。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這一條把《繫辭傳》的「垂衣裳」與「軒轅」的名詞作一個八股文的搭題。又把《史記》的「與炎帝戰於阪泉」改作「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這「之後」二字大可注意，因為炎帝已從一個人變成了一代了！《史記》言「神農氏世衰」，此文當即由此而來；但《史記》中的炎帝與神農氏本非一人，詳前。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這段話說得非常蹊蹺。既說「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是少昊為黃帝之子無疑；乃又說「是其子孫名摯立」，那麼，王天下的少昊又是清陽的子孫而非黃帝之子了。前後兩句話中，為什麼會得這樣衝突？我想，這至少有兩個理由。其一，是要把一個人名變成一個代名，因為一個人在五德中占有一德，似乎這五德之運轉得太快了。他要使得少昊一名，自黃帝之子以至清陽的子孫都用為稱號，有如炎帝或神農氏一樣。其二，黃帝之子清陽，向不說為有天下，一旦令其繼黃帝即位，難免給人破壞；所以油滑一點，說得模稜兩可。倘使有人出來反對，便可分辨道：「我只說清陽的子孫作天子，本沒有說是黃帝之子呵！」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這一條里，把顓頊說為「蒼林昌意之子」，也是一個創聞。黃帝的兒子，《國語》中有夷鼓、青陽、蒼林氏，《帝系》中有玄囂、昌意，它們說的本來各不相關。自《史記》說「玄囂，是為青陽」，而玄囂與青陽並作了一人。這裡說「蒼林昌意之子」，而蒼林氏與昌意又並成了一個。假使依照「炎帝神農氏」的辦法，顓頊的父親大可被稱為「昌意蒼林氏」了。只可憐剩下一個夷鼓，不再有弟兄和他並家了！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世經》對於上古史的系統，一以《易·繫辭傳》為主，凡為《繫辭傳》所沒有的，必為尋出其所以不載的原因。共工以水德介於木火之間，非其次序，故云「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少昊、顓頊、帝嚳，於五行之序沒有差錯了，而《繫辭傳》也沒有，則雲「周遷其樂，故《易》不載」。但《繫辭傳》所記只是觀象制器的故事，與行序和樂有什麼關係？而且遷了行序和樂，難道就可革掉他們的世次，不承認他們曾經王天下嗎？「周人禘嚳」，《魯語》和《祭法》都說了，這裡也說了。嚳為周之自出，用了最尊重的祭禮去祭他，然而竟革掉他的世次，消滅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這是什麼道理？願劉歆有以語我來！
這一條於帝嚳之下寫「帝摯繼之，不知世數」，似乎作者特別慎重，多聞闕疑。其實不然。從前把古代看得很短，故騶衍們排五德符應，夏以前只共占一德；而《帝系》中排帝王世次，自五帝的首一代至末一代，總共不過九世。但經過西漢二百年的醞釀，這古史系統定須放長了。劉歆們既肩了重定古史系統的責任，不得不實現此放長的一義。放長的辦法有二，一以一德拆成數德，一以一世拆成數世；如此，便可顯出其占有的時間之長。為了一德拆成數德，故自黃帝至堯、舜，雖在一族，亦各有其五德之運。為了一世拆成數世，故此篇於黃帝則雲「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見得炎帝傳了若干世才到黃帝。於少昊則雲「黃帝之子清陽，是其子孫名摯立」，見得黃帝傳了若干世才到少昊。於顓頊則雲「少昊之衰，顓頊受之」，見得少昊傳了若干世才到顓頊。於帝嚳則雲「帝摯繼之，不知世數」，見得帝摯傳了若干世才到帝堯。下條於帝堯雲「高辛氏世衰，天下歸之」，亦即此意。可是，漏洞總是掩蓋不了的。顓頊既為蒼林昌意之子，無論蒼林昌意是不是一個人，顓頊總是黃帝之孫。從黃帝到少昊已歷若干世了，少昊之後又歷若干世，而顓頊始得即天子之位，他何以這樣老壽，眼看他的侄子、侄孫、曾侄孫、玄侄孫……一世一世地過去呢？既曰帝摯繼帝嚳不知世數了，既曰高辛氏世衰，天下歸堯了，那麼，堯之距嚳亦甚遠矣，為什麼又雲「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堯還是嚳的兒子呢？故即用《世經》之文自相對勘，也是七穿八洞的。於此可見製造假古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以劉歆的才能也不能不露出破綻來。
《世經》自堯以下，除了五德的次序以外，大都沿用舊史，用不著在本篇中批評了。夏、商、周的年數仍有問題，但這是《三統曆》的問題，將來當於《三統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詳論之。
這篇文字，是中國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來的傳統的上古史記載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觀念，誰能不受它的支配！雖是從我們的眼光里看出來是七穿八洞的，但要是我們生早了若干年，我們便未必能看出；就使看出了也未必敢這樣說。這便叫作權威，叫作偶像！
《世經》，我說是劉歆作，或者有人要不信，以為這是劉歆的《三統曆》所引，如何便把創作的責任也歸給了他。但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歷史系統，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都說為「劉向父子」所立。劉向有三個兒子，長子伋，中子賜，少子歆。伋和賜在政治和學術上都不占地位。劉向固然可以創立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但決不能創立《世經》的歷史系統。因為《世經》的歷史系統是從王莽的《自本》上出發的，其基礎實建築於王氏代劉氏上。劉向對於王鳳等的擅權已經痛哭流涕了，如何肯幫助王莽去取得代漢的符應！何況成帝末年，向已死了，見《漢書·禮樂志》。他又怎能豫為王莽留下這代漢的符應！所以用了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作成《世經》的歷史系統，這是劉向所不知道的，想不到的。劉向既不能作，伋和賜在政治和學術上也都不占地位，賜又早卒，然則只有為王莽典文章的劉歆是有著作的資格了。何況《左傳》之文與此書相為表里，《左傳》乃是經過劉歆的筆削的，正可作為旁證呢。至班固們對於此書的著作人，何以不說為劉歆而說為「劉向父子」，我以為他們是上了劉歆的當。劉歆因為他的父親是當時學術界的碩望，所以他發表自己的主張時要利用他的父親的牌子做擋箭牌。並且這樣一來，使《世經》的歷史系統的出現提前了若干年，也可騙人相信王之代劉實為前定之事，並不是王莽作了攝皇帝之後而始為即真之謀了。
或者又有人要駁我，說：班固們所說的「劉向父子」，只是說他們創立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歷史系統而已，何曾說他們所創立的乃是《世經》的歷史系統。如有此駁，我將答說：班固所謂劉向父子所創立的新學說實即是《世經》的歷史系統。試列表以明之：
即此可知，班固作《郊祀志贊》時所舉的劉向父子的新學說確指《世經》而言。我們既知道劉向必不能立《世經》的系統，其長子和次子又沒有創立此新學說之可能，則《世經》的著作人不是劉歆再有什麼人呢？
二四、王莽的受禪及其改制
古帝王的系統定了，《世經》公布了，於是王莽就動手收拾漢家的天下了，《漢書·王莽傳》說：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
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那時漢與新的禪讓，並非孺子嬰傳授與王莽，乃是漢高祖傳授與王莽，也即是赤帝傳授與黃帝。故哀章所作之銅匱，題為「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莽受嬗後所下旨，亦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又雲「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這或者因禪讓之事須由漢高祖承天命為之，方見鄭重，或因孺子嬰太幼，不足行禪讓之事，或因哀章的銅匱上這樣署了便這樣干，皆未可知。我們在這條上，可以知道當時人的信仰，凡以火德王的都可稱為赤帝，以土德王的都可稱為黃帝；而五德相生，帝王的嬗讓是以「圖書」為其信物的。這與「河圖洛書」很有關係，詳下《讖緯書中的受命》章。
王莽得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改制。他的改制的方式，和漢武帝一樣：是把三統說與五德說混合用的。他在三統說中自居於白統，在五德說中自居於土德。他為要自居於土德，費了很大的氣力，把古史系統完全改變，已見上文。至於白統，則是承接漢的黑統而來，他完全收受傳統的見解，絲毫不曾費力。我們可以列出一個表來，顯明他的改制的意義：
這可謂最守法度的改制，也是在歷史上最有根據的改制了。
他的第二件事，是封國和命官。《王莽傳》云：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順符命去漢號焉。……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后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
（中敘封四輔、三公、四將事，文多不錄。在這十一人中，劉歆的官爵是國師、嘉新公；哀章是國將，美新公。）
策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為修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后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
這個封爵系統即是《世經》的歷史系統，少昊一代在詔書里公布了，而且他也有了後代了。他所謂漢「享國二百一十載」，即是谷永說的「涉三七之節紀」。他所謂「予獨迫皇天威命」，即是眭弘（？）說的「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也即是《自本》中的晉史說的「土火相乘」。漢命不得不終，新又不得不興，這是五德三統的運行中所必有的事實，他哪裡是篡位呢！
不過，在這一篇詔書里，又有奇突的問題發生了。從《帝系》看，從《史記》看，堯為帝嚳之子，舜為顓頊六世孫，甚明白。就是《世經》，它雖把年代伸長了許多，但對於《帝系》之說還沒有打破。為什麼王莽的詔書里卻說「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而以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這當是另一個劉歆，那個劉歆已封為嘉新公了，下面封劉疊為伊休侯，別之曰「國師劉歆子」，即因此。奉顓頊後，竟把他們祖孫父子的關係倒了轉來呢？這或者因漢在新前，漢祖堯在新祖舜前，故堯的上代亦應在舜的上代之前，或者要在堯、舜禪讓之外更使顓頊、帝嚳禪讓一次，以見漢、新兩代的祖先無不在禪讓的型式之中，遂有此改定，皆未可知。這是專屬世系而不屬五德的一個改變。
他的封國是依照三統說的。《繁露》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稱客而朝」，故他封漢後劉嬰為定安公，周后姬黨為章平公，位為賓。《繁露》云：「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當新朝時，三王是「新、漢、周」，周的前一代應為五帝，其裔孫應封小國了，故他說「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我們現在可把他所封的古帝王之後列為一表，總看一下：
（1）黃帝—姚恂—侯
（2）少昊—梁護—伯
（3）顓頊—劉歆—伯
（4）帝嚳—王千—公
（5）帝堯—劉疊—侯
（6）虞帝—媯昌—侯
在此表內，以近古數代列為賓恪，配事虞帝，是應用《春秋》家的「親、故」之義的。其以二王后（周、漢）封公，二王以前封侯，最前數代封伯，則是應用《春秋》家的「親、疏」之義的。至於黃帝之後不封伯而封侯，帝嚳之後不封侯而封公，各升一級者，當以黃帝與帝嚳俱為王莽所自認的直系的祖先之故。如果不升級，則同時應封伯者三，應封侯者五，應封公者二，其中或暗寓了「三皇、五帝、三王」的意義也未可知。因為照《繁露》的說法，漢應以顓頊為五帝的首一帝；現在運轉次移，帝嚳當然升補顓頊的地位。帝嚳既為五帝之首，則其前之黃帝、少昊、顓頊自應列為三皇了。《周禮》及《王莽傳》中俱有「三皇、五帝」之文，但均未列舉其人。這或者因與舊證太不合，未宣布，或宣布之後旋失傳了，均未可知。
他即位後的第三件事情，是定宗系。《王莽傳》云：
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於下，流為烏；或黃氣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顏師古註：「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故謂之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後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後顏《注》引孟康曰：「黃帝之後也。」以配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皆以為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顏《注》：「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顏《注》引孟康曰：「追王陳胡公。」後；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後。……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畤，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通鑑》卷三十七云：「莽以濟北王安為濟北愍王。」則此愍王為田安，非齊湣王。《王莽傳》於劉快敗死事下，引莽語稱齊湣王為「濟南愍王」，則莽亦書湣為愍。顏《注》於本條下引服虔曰「齊愍王」，殊嫌混淆。於城陽宮，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顏《注》：「莽之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孺王。」於魏郡元城。
又地皇元年：
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乃博征天下工匠……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雲。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廟半之。
這兩段文字大可補綴前引《自本》的不足。他把「姚、媯、陳、田、王」五個氏姓的人合為一家了，宗廟和園陵都經過了一番系統的整理了。我們現在可以集合以上的種種材料，為他列出一個比較詳盡的世系圖來：
這種開國排場，比了漢高祖時絢爛了多少，闊綽了多少？他何等地具有做皇帝的資格呵！
他的第四件事情，是為漢立宗廟。《王莽傳》云：
以漢高祖為文祖廟。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於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
他對待漢室這樣優厚，既可以消弭劉氏的反抗，又可顯出自己以正得國。《舜典》中說：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這文祖大約是堯的祖廟，《史記·五帝本紀》云：「文祖者，堯太祖也。」這是一個較早的解釋。禪舜的典禮在此舉行，舜正式即位的典禮亦在此舉行。王莽既承祖德，以舜自比，所以就稱漢高祖為文祖，表示其色色符合唐、虞。我們現在相信，歷史是不能復演的，但在漢代，尤其在五德終始說之下，若是不能復演便不成其為歷史了！
他的第五件事情，是禁止剛卯及金刀。《王莽傳》中記他的詔書云：
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顏《注》引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金刀，莽所鑄之錢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他在攝政之時，為要延長漢的壽命，所以作了金刀錢以厭勝之。不料赤德終盡，黃德終興，無可挽回。現在既已即位，自應承順天心，把漢家制度一切換過。剛卯的「卯」，金刀的「金刀」，就是漢帝的姓，劉。自然應在除去之列了。
王莽拘牽禁忌，這類的事當然還有。《元後傳》末記著兩事，即與此為同性質的。其一曰：「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其一曰：「改漢正朔伏臘日。」
他的第六件事情，是宣傳他的符命於天下。《王莽傳》云：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雲。
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顏《注》：「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顏《注》引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
「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既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
「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擾尚稱假，改元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複決其以勉書。顏《注》引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然按下文有「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之語，則勉書與哀章所作策書自是二事；《王莽傳》中不載勉書事，可見這件故事已失傳了。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顏《注》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至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
「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
「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庭。
這樣大規模的宣傳，使得新式的五德終始說散播全國，成為共同的信仰。《世經》的系統所以能成為後世的正則的歷史，和這一次的宣傳當有甚深的關係。而王莽受皇天的種種壓迫以及他得到許多實物的符瑞，也給與後世以甚大的影響。
又有一個笑柄，我們不要忘記。「黃龍見於成紀」，本是漢代定為土德的符瑞。但到這時，漢既改為火德了，土德給王莽據了，這個符瑞也就被他搶過去了。
此外關於五德說的，再有幾件零碎的事。
其一，始建國二年，一〇。他更號平帝後他的女兒。為「黃皇室主」。顏師古《注》云：「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稱公主。」如此，則王莽不但自稱為黃帝，亦且自稱為黃皇。
其二，始建國五年，一三。他要東巡狩，下書曰：「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顏《注》引晉灼曰：「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莽欲法之以為吉祥。」因為他是土德之帝，故出行時當以土德的星象為其標準。
其三，天鳳元年，一四。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系僕射。顏《注》引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按十日中，戊己屬土。這與《左傳》中所記的炎帝、共工們紀官的方法很相類，我們可以說「王莽氏以土紀，故為土師而土名」了。
其四，就是這一年，他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顏《注》云：「元，善也。」這因戊為土德之日，土德既王，「戊」自當取「甲」的地位而代之，而冠婚之禮自亦當視戊日為定了。
其五，天鳳三年，一六。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群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這因王莽自居土德，匈奴在北方，北為水屬，故岸崩壅水不流，即是王莽克匈奴的象徵。
其六，天鳳六年，一九。他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這「地皇」的年號與「黃皇」的名號是一律的，都是表示其為土德之王。
其七，地皇元年，二〇。杜陵漢宣帝陵。便殿廢藏的乘輿虎文衣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王莽知道了，心厭這事，下書曰：「寶黃廝赤，其令郎從官皆衣絳。」顏《注》引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他要貴的人穿黃而賤的人穿赤，以表示其貴新而賤漢的意思，這是「易服色」的一個變例。
其八，地皇三年，二二。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於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其更名……霸橋為長存橋。
從霸橋火災上，他會發出這樣一大篇議論。今分析之，有下列二義：（1）他以霸橋之「霸」釋作五伯之「伯」，而謂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本應在絕滅之列。這與《世經》所云「共工氏伯而不王」諸語可相印證。（2）他以皇、帝、王、霸分配春、夏、秋、冬，霸橋災之翌日正為立春，而地皇三年正是冬之終，故從此以後，霸道可絕而皇道可興。這些話的意義，與黃皇、地皇之號是一致的，可以證明他不安於「王」，且不甘於「帝」，直要作「皇」咧！
其九，就是這一年，他為關東歲荒民飢，開山澤之防，下書云：「諸能採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顏《注》引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按：王莽前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地皇是這個曆紀中的第一個年號，王光上戊是這個曆紀中的第六個年號，故王光上戊之六年當地皇之三十年。這些豫擬的年號，我們雖只看見兩個，而這兩個都是充滿著土德的氣息的，其他也可以推知了。
這些故事，都是我們在《王莽傳》里尋出來的。其它為本傳所失載而有關於五德終始說的當必不少，將來自有陸續發見的希望。現在先把王莽所作的《嘉量》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器。銘辭鈔出，做一個例：
黃帝初祖，德幣於虞。虞帝始祖，德幣於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
這是始建國元年西元九。班行天下的器。在那時，他很快樂地說：初祖黃帝的德循環而至於虞，始祖虞帝的德循環而至於新，他遂以戊辰直定之日據土德受天命而有民了。他既取得這種種做皇帝的資格，所以就正號即真，又改正建丑，又同律、度、量、衡，以「稽當前人」了。前人，指虞帝。這一篇堂皇冠冕的文章，可以看作王莽的《自贊》。在這篇《自贊》里，已包括了本篇第七章至第二十四章的一切。他們的慘澹經營和我們的逐漸推翻，都不知費去了若干心血，卻只為這寥寥八十一字，真可為一嘆也！
總合以上的記載，可知王莽之所以做得成皇帝及其做了皇帝之後的改制，他共有三種方法：
第一，援引古帝王為祖先，以見其有作帝王的身分。在這一個方法之下，造成了他的《自本》及其所建立的九廟。
第二，援引唐、虞的禪讓為漢、新的禪讓，使得因歷史的復演而成其帝業。在這一個方法之下，造成了他為虞後及其受禪的事實。
第三，援引五行相生說，自居於土德，以承火德之運。在這一個方法之下，造成了種種的符瑞及沙麓崩等的故事。這三個方法反映到漢室，也出了許多新事物：
第一，王氏既有很長的世系，漢氏亦當有很長的世系以相配。於是漢的一個長系統的歷史記載《左傳》中的三段記載，及漢出於顓頊之說，堯子監明封於劉之說，高祖之祖為豐公、父為執嘉之說……。就於此時出現了。
第二，王氏為虞後，漢氏自當為堯後。「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這類話也就出現了。我對於眭弘的話，終究疑它經過後來的潤飾，因為這句話出在昭帝之世無甚意義；出於王莽時則與「王為虞後」之說天然合拍。《漢書》是東漢時作的，說不定這件材料已給新室增改過了。
第三，王氏既為土德，漢氏自必改為火德以合於相生的次序。「漢高祖皇帝伐秦繼周」，不言繼秦。以及「赤帝子斷蛇著符」諸說就出現了，「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的金策書也由天上送下來了。漢為火德，在王莽前已有此傾向，例如甘忠可所倡之漢再受命說是托於「赤精子讖」的。但若沒有王莽的一番徹底的改造，則必不能成為確定的事實。
我們根據以上之說，可以畫出一個簡單的「漢、新對當圖」，以申明這二代的世系，世系的代次，及其五德歷數的由來，作本章的結束：
這篇文字，開頭寫時並不希望寫得很多，因為在我的意想中以為這個題目下的事情是可以一說就明白的。哪知寫下去時，愈寫愈覺得裡邊的情形複雜；一件材料，如不作多方面的說明，即不能得到真實的了解，而要作多方面的說明時，便不得不費了很大的氣力用很多的文字去寫。要不是楊振聲先生屢次催我，並派人來鈔，逼得我不能不寫，在短時間之內我是寫不成的了。我非常感激楊先生的好意，使得我能把這個問題徹底研究一下。
但是，寫到這一章，在全文中只占得一半，而在我的時間方面，在《清華學報》的出版方面，都不能允許我再寫下去了。我只得暫止於此。剩下的一半，當慢慢地做去。
現在先把懸擬的目錄發表如下：
二五 漢再受命說的復活
二六 光武帝的受命及其改制
二七 公孫述的受命
二八 讖緯的發生時代
二九 讖緯中的五帝說
三〇 讖緯中的感生說
二一 讖緯中的受命說
三二 讖緯中的符瑞說
三三 袁術的受命
三四 魏、蜀、吳三國的受命與改制
三五 東漢一代的三皇五帝說
三六 少昊插入五帝系統的大成功
三七 明堂制度的演變
三八 《左傳》中的社稷五祀
三九 《月令》中的五帝五神
四○ 《淮南子》中的五帝五神
四一 《海外經》中的四神
四二 《洪範·五行傳》中的五帝五神
四三 王莽在長安所立的神祠
四四 光武帝在洛陽所立的神祠
四五 五德終始說的餘波
四六 五德終始說的年表
四七 歷來批評五德終始說者的見解
四八 自序
本期中發表的文字及這個目錄，都請讀者們嚴格地批評。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必不是我一個人用了幾個月的力量所能研究完成的。
又，這期發表的文字不能稱為上篇，因為自第七章《〈世經〉的出現》起，必須到三十六章《少昊插入五帝系統的大成功》止，始可告一段落。將來全文告成，當為重定次第，以原始的五德說為上篇；如三統說亦加入，則以五德說為上篇之上，三統說為上篇之下。劉歆改定的五德說為中篇之上，五帝五神為中篇之下；年表等為下篇。
又本篇初著手時原擬寫得簡單些，故對於「五行說的來源」一個大問題未作詳細的探討，近來日本學者關於此問題研究甚詳，亦未採錄。將來得暇，當改作。
十九年五月十日，頡剛記。
原載一九三〇，六，《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
收入《古史辨》第五冊時重加修改，其後作者
又在自藏本上作了校訂，均據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