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自序 ·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周報》附刊的《讀書雜誌》里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朴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老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悵恨著的。
去年夏間，上海某書肆中把我們辨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來埋怨我，說：「為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我對於這事，當然對社中抱歉，並且看上海印本錯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應道：「我立刻編印就是了！」哪知一經著手編纂，材料又苦於太多了，只得分冊出版。現在第一冊業已印刷就緒，我很快樂，我幾年來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這第一冊分做三編。上編是在《讀書雜誌》中作辨論以前與適之、玄同兩先生往返討論的信札，是全沒有發表過的。這些信札只就手頭保存的寫錄，當然遺失的還有許多。在這一編里，可以知道《雜誌》中文字的由來和我對於懷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識的緣故。中編所錄全是在《讀書雜誌》中發表的。其中許多問題雖都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但是我們將來繼續研究的骨幹卻已在這幾篇文字中建立起來了。下編除首二篇外全是《讀書雜誌》停刊以後的通信及論文，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在這一編里，可以見出我現在對於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趨向。
第二冊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做三編。上編是討論古代史實及傳說的。中編是說明經書真相及批評註解得失的。下編是辨偽者的傳記和評論。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冊出版後有銷場，社中同人容許我繼續出版，我就可寫定付印。
以後我的環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廢學，我的胸中所積蓄而且渴望解決的問題正多，自當陸續研究，作文發表，第三冊以下也盡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為生活而奮鬥的能力能打出一個境界，完成這個志願與否。
現在輯成的兩冊，範圍並不限於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於古史的。例如辨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為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沒有枝葉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但有了枝葉也更可以把本乾的地位襯托出來，所以我不想把枝葉刪芟了。
這幾年中，常有人問我，「你們討論古史的結果怎樣？」我屢次老實答道：「現在沒有結果。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它的事實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經了二三千年來的亂說和偽造，哪裡是一次的辨論所能弄清楚的！我們現在的討論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呢，說不定我們一生的討論也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咧！」
也有人對我說：「你為什麼不把幾年來的討論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作成一篇齊整的論文呢？」這話固然是好意，但我決不敢答應。我現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績的少，是大家看得見的，實在沒有把這種一目可盡的東西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的必要。況且我所提出的論題全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也無從加以斷定。我並不是沒有把我的研究構成一個系統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許我作繼續不斷的研究，我到老年時一定要把自己的創見和考定的他人之說建立一個清楚的系統。但現在還談不到此，還只能見到一點寫一點，做零碎的發表和溷雜的編集。
我非常地感謝適之、玄同兩先生，他們給我各方面的啟發和鼓勵，使我敢於把違背舊說的種種意見發表出來，引起許多同志的討論。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沒有結果，總算已向學術界提了出來，成為學術界上的公同的問題了。我又非常地感謝劉楚賢掞藜、胡堇人、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他們肯盡情地駁詰我，逼得我愈進愈深，不停歇於浮淺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滿足了。我永遠要求得到的幸運，就是常有人出來把我痛駁，使得我無論哪個小地方都會親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學力不足而勉力尋求知識。我在生活上雖是祈禱著安定，但在學問上則深知道這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墮落，所以願意終身在彷徨覓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興地呼喊道：「真理已給我找到了，從此沒有事了！」
我自在《讀書雜誌》中發表了推翻相傳的古史系統的文字之後，一時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抨擊古人只不過為的趨時成名。也有愛我的前輩肫摯地勸告道：「你是一個很謹厚的人，何苦跟隨了胡適之、錢玄同們，做這種不值得做的事情！」我聽了這種種的議論，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決不會比二千年來的人特別聰明，把他們看不清楚的疑竇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苟非確有所見，也決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韙，自己提出一種主張來疑經蔑古。至於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說沒有，但總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我也決不願無故凌辱古聖先賢來造成自己的名譽。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師，但我正因為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真實地企服他們；若把他們當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們的腳步而作應聲蟲，那麼，我用了同樣的方式去讀古書時，我也是古人的奴隸了，我還哪裡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業呢。老實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於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像與假設的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沒有辜負了我的個性和環境，沒有什麼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給與我的損害了。因為我對於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了解，所以我對於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詫為新奇的。常以為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我只順著自然的引導，自己無力於其間，譽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譽我與毀我的人，我不嫌怪，因為他們只見到我的主張的斷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個性和環境，也是當然如此。
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為看了可以了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了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了解我，不致驚詫我的主張的斷面。
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就借了這一冊的自序，約略做成一部分的自傳。我很慚愧，我的學問還沒有成熟，就貿貿然來做這種自傳性的序文，實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會上已經等不到我的學問的成熟而逼迫我發表學術上的主張了，已經等不到我的主張的討論出結果來而逼迫我出書了，我為求得讀者對於我的出版物的了解，還顧忌著什麼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中已經久不聽見小孩子的聲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長孫，受到他們極濃摯的慈愛。我家是一個很老的讀書人家，他們酷望我從讀書上求上進。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識字。聽說我坐在「連檯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經識得許多字了：老媽子抱上街去，我盡指著招牌認字，店鋪中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因為如此，所以我了解書義甚早，六七歲時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但也因為如此，弄得我遊戲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靈敏，言語非常鈍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會。這種的狀態，從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現在看來，只是遏抑性靈，逼作畸形的發展而已。
在這種沉悶和呆滯的空氣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這寂寥而直到近數年來才從回憶中認識的，就是民間的故事傳說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極能講故事的：祖父所講大都屬於滑稽一方面，如「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於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幾個老僕和老女僕也都擅長這種講話，我坐在門檻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的趣味，到現在還是一種很可眷戀的溫煦。我雖因言語的鈍拙，從未複述過，到後來幾乎完全忘記了，但那種風趣卻永遠保存著，有人提起時總覺得是很親切的。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樑，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家後再按著看見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因此，我的意識中發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當我讀《論語》的時候，《孟子》已買在旁邊；我隨手翻著。我在《論語》中雖已知道了許多古人的名字，但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連接。自從看了《孟子》，便從他敘述道統的說話中分出了他們的先後，我初得到這一個歷史的系統，高興極了，很想替它做一個清楚的敘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講話中，知道有盤古氏拿了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有老嫗和犬生出人類的故事；到這時就把這些故事和書本上的堯、舜、禹的記載聯串了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先著一家起了幾個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寫成一篇古史，起自開闢，訖於《滕文公》篇的「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敘述道統到孔子為止，我作歷史也到孔子沒後為止，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歷史觀了。這篇古史約有五頁，那時還沒有練習過小楷，襯了紅格紙寫得蠅頭般的細字，寫好了放在母親的鏡匣里。從我所讀的書和母親的病狀推來，那時我是七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可惜後來母親死了，這篇東西就失去了。
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後再讀深的。我讀著非常感受興趣，髣髴已置身於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腦海里活躍。但我的祖父不以為然，他說：「經書是要從難的讀起的；《詩經》和《禮記》中生字最多，若不把這兩部書先讀，將來大了就要記不清了。」所以在一九○一年的春天，命我改從一位老先生讀《詩經》。《左傳》只讀了一冊，就擱下了。
我讀《國風》時，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後來讀到《小雅》時，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減少了，便很有些兒怕念。讀到《大雅》和《頌》時，句子更難念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為什麼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為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著我讀。我念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擊之下，常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著膽子向先生請求道：「我讀《左傳》時很能明白書義，讓我改讀了《左傳》罷！」先生聽了，鼻子裡嗤的一聲，做出很傲慢的臉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裡懂得《左傳》！」好容易把一部《詩經》捱完，總算他們順了我的請求，沒讀《禮記》而接讀《左傳》。這位老先生要試一試我以前類於誇口的請求，令我講解華督殺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講了。他很詫異，對我的祖父說道：「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我雖承蒙他獎贊，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驁不馴的。雖是受了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壓抑，把我的外貌變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終不能摧折我的內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專喜自作主張，不聽人家的指揮。翻出幼時所讀的《四書》，經文和注文上就有許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終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勝不仁章》末又有「亦終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間《欲貴章》首的「〇」號，批道：「不應有〇，下文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之語，可見兩段相連。」又如《離婁下篇·逢蒙學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我疑心「羿」與「宜」因同音而致誤，就批道：「宜，當作羿。」這一類的批抹，在現在看來確是極度的武斷，但我幼年讀書就不肯盲從前人之說，也覺得是不該妄自菲薄的。
約在十一歲時，我初讀《綱鑑易知錄》，對於歷史的系統更能明白認識。那時，我便自立義法，加上許多圈點和批評。我最厭惡《綱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勢利。例如張良和荊軻一樣的謀刺秦始皇，也一樣的沒有成功，但張良書為「韓人張良」，荊軻便書為「盜」。推它的原因，只因荊軻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斬首的，而張良的主人劉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記載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見把它改了。可惜我讀的一部《易知錄》是石印小字本，上邊寫不多字，只得寫上小紙，夾在書里。前年理書時檢得一紙條，是那時的筆跡，寫道：
書「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薨，子楚立」。下《目》書曰：「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書「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訛也。
現在知道，這個批評錯了，因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只是我敢於寫出疑問，也算值得紀念。
兒時的佚事，現在還記得幾樁。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飯碗，上面畫著許多小孩，有的放紙鳶，有的舞龍燈，有的點爆竹，題為「百子圖」。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個兒子的，以為這一幅圖一定是畫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兒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從習見的書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數人；《左傳》上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國。我在那時很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名人的兒子竟如此的難考？後來知道文王百子之說是從《詩經》的「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來的，而「百斯男」的話正與「千秋萬歲」、「千倉萬箱」相類，只是一種諛頌之詞，並非實事；心始釋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孔子有師七人的話，替他一考居然如數得到。但現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師襄、萇弘、郯子、項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諡法的解釋不同，想做一種《諡法考》，把《左傳》上的諡法鈔集起來，比較看著。結果，使我知道「靈、幽、厲」諸諡未必是惡諡，孟子所說「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話並不十分可靠。有一回偶然在《漢書》上看到漢高祖為赤帝子，斬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黃帝一樣的嗎，為什麼黃帝為人而赤帝、白帝為神？又在某書上看見三皇、五帝的名號和《易知錄》上所載的不一致，考查之後，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那時見到的書甚少，這種考據之業現在竟想不起是怎樣地做成的。
我們顧家是吳中的著姓，自漢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們一支的家譜只始於明代成化中，又標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伯祖大來公其蘊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後即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一二顯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則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已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孫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後之不安乎！……此尼備從侄嗣曾之近譜所以不宗鹿城崑山而宗唯亭也。唯亭距鹿城不數十里，有農家者流繁衍於上二十一都之鄉，地名顧港，此吾支之所自。鄉之先達巳蒙稱述，信為文康公顧鼎臣之支矣。而尼備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無庸宗也，所以寧唯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這種信信疑疑的態度，在現在看來固是非常正當，但幼年的我哪裡能懂得呢。我只覺得他們的胸襟太窄隘了：我們和崑山一支既經是一族，為什麼定要分成兩族？偶然見到一部別宗的譜牒，以西漢封顧余侯的定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於禹、啟、少康，中經無餘、勾踐，訖於東海王搖和他的兒子顧余侯期視，約有三十餘代。這個表不知道從哪裡抄來的，現在遍查各種古書竟查不到。我快樂極了，心想我家的譜牒可以自禹訖身寫成一個清楚整齊的系統來了！又想禹不是祖黃帝的嗎，黃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嗎，那麼，豈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幾百幾十世孫了！我真高興，對著我的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一是『勾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礽』。」這位同學也讚嘆道：「你家真是一個古遠的世家！」於是我援筆在譜上批道：
甚哉譜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則昧於得姓傳遞之跡而徒見十數世而已。吾族之譜始自允齋公，遂謂允齋公為始祖。夫公非始得顧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個人的思想真是會得變遷的：想不到從前喜歡誇大的我現在竟變得這般嚴謹，要把甘心認為祖先的禹回復到他的神話中的地位，要把尼備公創立家譜的法子來重修國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著讀書。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著。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著沒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這兩年中，為了功課的松，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鋪里選著買；買了來，便自己選著讀。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要遊戲，要胡鬧，要閒談遣日，當然也隨我的便。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涌盪，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只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藉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
一九○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工夫了。我在學校里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於半島，舉孔、佛、耶為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著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為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於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於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只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只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裡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里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托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里，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與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裡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只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於是我每晚從學校里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夠勉強讀懂，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非常高興。祖父教我時，是今古文一起讀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樣一個重大的訟案，也就隨著讀。後來感到古文很平順，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懷疑。偶然翻覽《先正事略》，從閻若璩的傳狀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書》辨得很明白，是魏、晉間人偽造的。一時就想讀他所做的《尚書古文疏證》，但覓不到。為安慰自己的渴望計，即從各家《書》說中輯出駁辨《偽古文》的議論若干條，尋繹他們的說法。哪知一經尋繹之後，不但魏、晉間的古文成問題，就是漢代的古文也成了問題了。那年上海開江蘇學校成績展覽會，我和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就獨到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上看了兩種書：一是龔自珍的《泰誓答問》，一是胡秉虔的《尚書敘錄》。
我既約略知道了這一些問題，我的勇往的興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論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諸篇的平易的程度並不比《偽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漢人《尚書》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歲時，江蘇存古學堂招生，我知道裡面很有幾位博學的教員，也報名應考。出的題目是《堯典》上的，現在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我的文字中把鄭玄的注痛駁了一回。發榜不取；領落卷出來，籤條上面批著「斥鄭說，謬」四個大字。我得到了這回教訓，方始知道學術上的權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夠從此繼續用功，到現在也許可以做成一個專門的經學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後，經學方面既少了一個誘導的人，文學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覺的對於經書漸漸地疏遠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鉤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文學，其次是經學。直到後來才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是史學。我購買書籍就向那兩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只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就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里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著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只能向祖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看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柜們討教版本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冊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一冊自述，題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第二篇是「恨不能游盡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遊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為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須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只為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為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為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也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為這是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讀死書。不過那時既只隨著欣賞的趣味而活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麼成績。
中學校時代，實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縱的時代，書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雖占著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並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愛好山水，愛好文學，愛好政治活動。
遊覽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時候已經發端，記得那時看掃墓是一件趣味最豐富的樂事。我家的墳墓不在一處，有的地方要三天才來回，我坐在船里，只覺得望見的東西都新鮮得可愛。有時候走近一座山，要拉了老媽子一同上去，哪知山基還遠著，久久走不到，船已將開了。自從進了中學，旅行的地方遠了一點，有時出府境，有時出省境，我高興極了，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要盡了我的腳力走。別人厭倦思歸了，我還是精神奮發，痛罵他們阻住了我的興致。每星期日，幾乎必約了同學到郊外遠足去，蘇州城外的山徑都給我們踏遍了。我在那時，愛好自然，為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種情趣，在現在的回憶中更覺得可以珍重。
葉聖陶先生紹鈞是我的老朋友，從私塾到小學和中學都是同學。他是一個富於文藝天才的人，詩詞篆刻無一不能；沒有一件藝術用過苦功，但沒有一種作品不饒於天趣。我在中學裡頗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於文學，請他教我作詩填詞。我們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個詩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為自己的工夫淺。後來永遠不得進步，無論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現出來的作品終是軟弱無力的。有時也偶然得到幾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難。有許多形式，我已學像了，但自省到底沒有「煙士披里純」——文藝品的魂靈。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十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輕茜美妙的篇章和嶔奇豪壯的作品本來都沒有我的分兒，從此不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我在中學校時，正是立憲請願未得清廷允可，國民思想漸漸傾向到革命的時候，使得我也成了這個傾向下的群眾的一個。看著徐錫麟、熊成基、溫生才等人的慷慨犧牲生命，真覺得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後，意氣更高漲，以為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種族的革命算得了什麼！要達到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境界時方才盡了我們革命的任務呢。因為我醉心於這種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時有人發起社會黨，我就加入了。在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個最熱心的黨員，往往為了辦理公務，到深夜不眠。很有許多親戚長者勸我，說：「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與他們為伍呢！這不是你的事呵！」這種勢利的見解我是早已不承認了，我正以為流氓和紳士不過是惡制度之下分出來的兩種階級，我正嫌惡紳士們做種種革新運動的阻礙，要把這個階級剷除了才快意。但入黨多時之後，我瞧著一班同黨漸漸的不像樣了。他們沒有主義，開會演說時固然悲壯得很，但會散之後就把這些熱情丟入無何有之鄉了。他們說的話，永遠是幾句照例話，誰也不想把口頭的主義作事實的研究。他們閒空時，只會圍聚了長桌子坐著談天，講笑話，對於事業的進行毫沒有計劃。再不然，便是賭錢、喝酒、逛窯子。我是一個極熱烈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極不懂世事的人，對於他們屢屢有所規誡、有所希望，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個能承受的。我對於事業雖有極徹底的目標，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學識是很淺薄的，遠夠不上把主義發揮；然而在同黨中間，他們已經把我看作博學的文豪，凡有發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動筆了。在這到處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個極清楚的覺悟，知道這班人是只能給人家用作嘍囉小卒的，要他們抱著主義當生命般看待，計劃了事業的步驟而進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真把他們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願做別人的嘍囉小卒，也不會用了別人做我的嘍囉小卒，那麼我永在黨中混日子也沒有什麼益處，所以我就脫黨了。可喜這一年半中亂擲的光陰，竟換得了對於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認識。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輕易加入哪個黨會。這並不是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改造的希望歇絕了，我知道這種改造的職責是應當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會運動家去擔負的，我是一個沒有這方面的發動的才力的人。我沒有這方面的才力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恥，因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個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會幹的。
在熱心黨會的時候，早把書籍的嗜好拋棄了。這時又把黨會拋棄之後，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虛。民國二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豫科。我在南方，常聽得北京戲劇的美妙，酷好文藝的聖陶又常向我稱道戲劇的功用。我們偶然湊得了幾天旅費，到上海去看了幾次戲，回來後便要作上幾個月的咬嚼。這時我竟有這般福分，得居戲劇淵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於是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每天上課，到第二堂退堂時，知道東安門外廣告版上各戲園的戲報已經貼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鐘內從譯學館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學校中的功課下午本來較少，就是有課我也不去請假。在這戲迷的生活中二年有餘，我個人的荒唐和學校課業的成績的惡劣自不消說；萬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學問上的收穫。這注收穫直到了近數年方因辨論古史而明白承受。上面說的，我曾在祖父母和婢僕的口中飽聽故事，但這原是十歲以前的事情。十歲以後，我讀書多了，對於這種傳說便看作悠謬無稽之談，和它斷絕了關係。我雖曾恨過紳士，但自己的沾染紳士氣確是不能抵賴的事實。我鄙薄說書場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說書的淫俚，不屑讀。在十五歲的時候，有一種賽會，喚做現聖會，從鄉間出發到省城，這會要二十年一舉，非常的繁華，蘇州人傾城出觀，學校中也無形的停了課，但我以為這是無聊的迷信，不屑隨著同學們去湊熱鬧。到人家賀喜，席間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厭惡她們聲調的淫蕩，唱到我一桌時，往往把她謝去。從現在回想從前，真覺得那時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沒有人的氣味了。因為如此，我對於社會的情形隔膜得很；就是故事方面，也只記得書本上的典故而忘卻了民間流行的傳說。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於是只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眾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後，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現在隨便舉出數條於下：久不看戲，所記恐有錯誤，請讀者指正。
（1）薛仁貴和薛平貴的姓名和事跡都極相像。仁貴見於史；平貴不見，而其遇合更為奇詭，直從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見平貴的故事是從仁貴的故事中分化出來的，因為仁貴的故事還不淋漓盡致，所以造出一個平貴來，替他彌補了。
（2）戲劇的本事取於小說，但很有許多是和小說不相應的。例如《黃鶴樓》是「三國」戲，但不見於《三國演義》；《打漁殺家》是「水滸」戲，蕭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見於《水滸傳》；《盜魂鈴》是「西遊」戲，但不見於《西遊記》。可見戲劇除小說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戲劇與小說同是直接取材於民間的傳說而各不相謀。
（3）《宇宙瘋》又名《一口劍》，什麼緣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說，趙高的女兒裝瘋時說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即天地之謂。但戲中凡是遇到裝瘋時總要說這兩句，未必此戲獨據了此句命題。後來看見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戲名應是《宇宙鋒》，宇宙鋒就是一口劍的名字。戲中情節，是趙高之女嫁與鄺洪之子；鄺洪疾惡如仇，不為趙高所容；趙高就與李斯同謀害他，派刺客到鄺家盜取了他們世傳的寶劍，投入秦皇宮中；鄺家既破，趙高之女遂大歸。尚有下半本，未見。這齣戲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小說，也許並沒有小說。皮黃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裝瘋的一段，於是戲名的解釋就變成了猜謎了。
（4）《小上墳》中的劉祿敬夫婦在劇本里原是很貞潔的，情節亦與《雪杯圓》相同，應當由老生與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與花旦演了，作盡了淫蕩的態度，但唱的依舊是貞潔的字句。唱的字句給演的態度遮掩了，聽客對於戲中人的觀念也就變成了小丑與花旦的調情了。
（5）《草橋關》與《上天台》同是姚剛擊死國丈的事，又同是皮黃班中的戲。但《草橋關》是光武命斬姚期父子，馬武聞信，強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請罪時，光武自動的赦免，並沒有馬武救援之事。
（6）《楊家將》小說中只有八妹，並無八郎。但戲劇中的《雁門關》則系八郎之事，八郎亦是遼國駙馬，尚二公主。其他表述楊門功績的戲詞也都以「四、八郎」並稱。看來八郎是從四郎分化的。
（7）《轅門斬子》一劇，在皮黃班中，一掛斬殺劍，佘太君即出帳；一斬馬蹄，八賢王亦即出帳。在梆子班中，則掛劍後佘太君跪在帳前，六郎出而賠禮；及將斬馬蹄，八賢王與之爭辨，六郎獻印求免官，始無精打采而去。在這種地方，可見編戲者看描寫人物的個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狀為重要。因為各就想像中描寫，所以各班的戲本不必一律。
（8）司馬懿在《逍遙津》中是老生，因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淨，華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計》中，與老生諸葛亮對陣時，他便是淨了。曹操在別的戲中都是淨，但在謀刺董卓的《獻劍》中卻是生。可見戲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個性，亦且表示其地位。
這種事情，簡單說來，只是「亂」和「妄」。在我的中學時代，一定不屑齒及，不願一顧的。但在這時正是心愛著戲劇，不忍把它拒絕，翻要替它深思。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後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於他們的想像的緣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預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作者的預期，常常在始則欲其危險，至終則欲其美滿；所以實在的事情雖並沒有這樣的危險，而終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嘆，但這件事成為故事的時候就會從無可挽回的危險中得到天外飛來的幸運了。危險和幸運是由得人想像的，所以故事的節目會得各各不同。這是一樁；其餘無意的訛變、形式的限制、點綴的過分、來歷的異統，都是可以詳細研究的。我看了兩年多的戲，惟一的成績便是認識了這些故事的性質和格局，知道雖是無稽之談，原也有它的無稽的法則。當時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戲劇本事錄》，把各出戲的根據加以考證，並評騭其異同之點，可惜沒有成書。這不得不希望於將來了。
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中，毛子水先生準是我最敬愛的。他是一個嚴正的學者，處處依了秩序而讀書；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學說，受了他的指導而讀書。我每次到他齋舍里去，他的書桌上總只放著一種書，這一種書或是《毛詩》和《儀禮》的註疏，或是數學和物理的課本。我是向來只知道翻書的，桌子上什麼書都亂放。「汗漫掇拾，茫無所歸」，這八個字是我的最確當的評語。那時看見了這種嚴正的態度，心中不住地說著慚愧。我很想學他；適在讀《莊子》，就用紅圈的戳子打著斷句，想勉力把這部書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著篇次讀下，高興圈那一篇或那一頁時便圈到那篇那頁。經過了多少天的努力，總算把《莊子》的白文圈完了。這是我做有始有終的工作的第一次，實在是子水在無形中給我的恩惠。白文圈完之後，又想把郭象注和陸德明音義繼續點讀。但這個工作太繁重了，僅僅點得《逍遙遊》的半篇已經不勝任了。
民國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開國學會講學，子水邀我同往報名聽講。我領受了他的好意，與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風而去。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我從蒙學到大學，一向是把教師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個教師的課，總沒有一個能彀完全攝住我的心神。到這時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子水對我說：「他這種話只是給初學的人說的，是最淺近的一個門徑呢。」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願實心實意地做他的學徒，從他的言論中認識學問的偉大。
那時袁世凱存心做皇帝，很獎勵復古思想，孔教的聲勢浩大得很。有一夜，我們到會時看見壁上粘著一張通告，上面寫道：
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本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薰蕕雜糅之病。
章炳麟白。
我初見這個通告，一時摸不著頭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講國學，孔教原是國學中的一部分，他為什麼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先說宗教和學問的地位的衝突；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又舉了王闓運、廖平、康有為等今文家所發的種種怪誕不經之說：他們如何解「耶穌」為父親復生，如何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為美」為俄羅斯一變至美利堅；他們的思想如何起原於董仲舒，如何想通經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蹟，硬捧他做教主。我聽了這些話真氣極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這類的妄人！我以前在書本里雖已曉得經學上有今古文之爭，但總以為這是過去的事情，哪裡知道這個問題依然活躍於當世的學術界上！我真不明白，為什麼到了現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還有這一班無聊的今文家敢出來興妖作怪？古文家主張《六經》皆史，把孔子當作哲學家和史學家看待，我深信這是極合理的。我願意隨從太炎先生之風，用了看史書的眼光去認識《六經》，用了看哲人和學者的眼光去認識孔子。
很不幸的，國學會開講還沒有滿一個月，太炎先生就給袁政府逮捕下獄。我失掉了這一個良師，自然十分痛惜；但從此以後，我在學問上已經認清了幾條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條路時是應當怎樣走去了。我以前對於讀書固極愛好，但這種興味只是被動的，我只懂得陶醉在裡邊，想不到書籍里的東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驅遣著，把我的意志做它們的主宰。現在忽然有了這樣一個覺悟，知道只要我認清了路頭，自有我自己的建設，書籍是可備參考而不必作準繩的，我頓覺得舊時陶醉的東西都變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於是我有了煩惱了：對於這許多材料如何去處置呢？處置之後作什麼用呢？處置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時時盲目地侵襲我的心，我一時作不出解答來，很感著煩悶。不知是哪一天，這些模糊的觀念忽然變成了幾個清楚的題目：「（1）何者為學？（2）何以當有學？（3）何以有今日之學？（4）今日之學當如何？」我有了這四個問題，每在暇閒中加以思索，並且搜輯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評：大約民國三年至六年，這四載中的閒工夫都耗費在這上面了。當我初下「學」的界說的時候，以為它是指導人生的。「學了沒有用，那麼費了氣力去學為的是什麼！」普通人都這樣想，我也這樣想。但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的範圍原比人生的範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個覺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追尋最有力的啟發，就在太炎先生攻擊今文家的「通經致用」上。
我當時願意在經學上做一個古文家，只因聽了太炎先生的話，以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則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覽的習性總想尋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壞法。果然，《新學偽經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它的論辨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歷史的證據上，要是古文的來歷確有可疑之點，那麼，康長素先生把這些疑點列舉出來也是應有之事。因此，使我對於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後來又從《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即極愜心饜理。下面匯集諸子托古改制的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雖則他所說的孔子作《六經》的話，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經》中參雜了許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認的。我對於長素先生這般的銳敏的觀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話毀今文家大都不過為了黨見，這種事情原是經師做的而不是學者做的。我覺得在我沒有能力去判斷他們的是非之前，最好對於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幫助。於是我把今古文的問題暫時擱起了。
又過了數年，我對於太炎先生的愛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這個主義我始終信守，但他自己卻不勝正統觀念的壓迫而屢屢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他在經學上，是一個純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許多在現在已經站不住的漢代古文家之說，也還要替他們彌縫。他在歷史上，寧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卻鄙薄彝器錢物諸譜為瑣屑短書；更一筆抹殷虛甲骨文字，說全是劉鶚假造的。他說漢、唐的衣服車駕的制度都無可考了，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圖畫與明器中還保存得不少。在文學上，他雖是標明「修辭立誠」，但一定要把魏、晉文作為文體的正宗。在小學上，他雖是看言語重於文字，但聲音卻要把《唐韻》為主。在這許多地方，都可證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較求是的信念強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於真理，看書本重於實物。他只是一個從經師改裝的學者！
我的幼年，最沒有恆心。十餘歲時即想記日記，但每次寫不到五六天就丟了。筆記亦然，總沒有一冊筆記簿是寫完的。自從看戲成了癖好，作《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好了幾冊。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讀書記》的第一冊上有這樣一段小敘：
余讀書最惡附會，更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於同輩，或將誚我為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影響之談悉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之豸。……
這是民國三年的下半年。這一年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他們都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使我在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之後更得到一回切實的指導。因此，我自己規定了八種書，依了次序，按日圈點誦讀。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弄到上午十二時就寢，以至不易入眠，豫伏了後來失眠症的根基。我的讀書總歡喜把自己的主張批抹在書上，雖是極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擊。別人讀《國故論衡》時，每以為《文學總略》是最好的一篇，我卻以為其中除了「經、傳、論、業」一段考證以外幾乎完全是廢話，既不能自堅其說，即攻擊別人的地方也反覆自陷。例如蕭統《文選》本為自成一家之選文，不必要求完備，其序中亦只說選文體例，不是立文學界說，而太炎先生斥其不以文筆區分而登無韻之文，又說他遺落漢、晉樂府為失韻文之本。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要完備各方面的體制了，他從經史中尋出各類篇章的根源，可謂得文之本矣，但又斥他：「經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為！」這等讀書時的感想，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里。寫的時候也只大膽順著意見，不管這意見是怎樣的淺薄。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為裡邊幾乎滿幅是空話，有些竟是荒謬話；又很多是攻擊他人的話，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冊一冊地翻下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質實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這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段；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為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
以前我弄目錄學時，很不滿意前人目錄書的分類，例如《四庫全書總目》為要整齊書籍的量，把篇帙無多的墨家和縱橫家一起併入了雜家。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時代，再分部類，因為書籍的部類是依著各時代的風尚走的。換句話說，我就是想用了學術史的分類來定書籍的分類。大概的分法，是周、秦為一時代，兩漢為一時代，六朝又為一時代……；再從周、秦的時代中分為經、如《詩》、《書》。傳、如《易傳》。記、如《禮記》。緯、如《乾鑿度》。別經、如《儀禮》。別傳、如《子夏易傳》。別記、如《孔子家語》。別緯如《乾坤鑿度》等。又分別白文於注釋之外，使得白文與注釋可以各從其時，不相牽累，例如《詩經》就可不必因為有了《毛傳》而稱為《毛詩》。這些見解固然到現在已經遷變了許多，各時代的中心雖各有顯著的差異，至於各時代的兩端乃是互相銜接的，必不能劃分清楚。但中國的學問是向來只有一尊觀念而沒有分科觀念的，用歷史上的趨勢來分似乎比較定了一種劃一的門類而使古今觀點不同的書籍悉受同一的軌範的可以好一點。
民國四年，我病了，休學回家。用時代分目錄的計畫到這時很想把它實現，就先從材料最豐富的清代做起。《書目答問》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是一個很好的底子，又補加了若干家，依學術的派別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見存佚，並集錄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評，名為《清代著述考》，即本冊上編第一篇中所說的《清籍考》。弄了幾個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冊。同時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種：（1）《年表》，（2）《師友表》，（3）《籍望表》，（4）《出處表》，（5）《著述分類表》，用來說明清代學者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但編成的只有《籍望表》一種。從這種種的輯錄里，使我對於清代的學術得有深入的領會。我愛好他們的治學方法的精密，愛好他們的搜尋證據的勤苦，愛好他們的實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經聽得幾個今文家的說話，以為清代的經學是「支離、瑣屑、餖飣」的，是「束髮就傅，皓首難窮」的，到這時明白知道，學問必須在繁亂中求得的簡單才是真實的綱領；若沒有許多繁亂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簡單的綱領便終是靠不住的東西。今文家要從簡單中尋見學問的真相，徒然成其淺陋而已。
那幾年中讀書，很感受沒有學術史的痛苦，因此在我的野心中又發了一個弘願：要編纂《國學志》，把《著述考》列為《志》的一種。當時定的計劃，《國學志》共分七種：（1）仿《太平御覽》例，分類鈔錄材料，為《學覽》；（2）仿《經世文編》例，分類鈔錄成篇的文字，為《學術文鈔》；（3）仿《宋元學案》例，編錄學者傳狀，節鈔其主要的著述，為《學人傳》；（4）仿《經義考》例，詳列書籍的作者、存佚、序跋、評論，為《著述考》；（5）仿《群書治要》例，將各書中關於學術的話按書鈔出，為《群書學錄》；（6）仿《北溪字義》例，將學術名詞詳釋其原義及變遷之義，為《學術名詞解詁》；（7）集合各史的紀傳、年表，以及各種學者年譜，為《學術年表》。這個計劃，在現在看來，依舊是很該有的工作，但已知道這是學術團體中的工作，應當有許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擔當的責任了。可是那時意氣高漲，哪裡有這等耐性去等待不知何年的他人去做？既已見到，便即動手。《學覽》的長編，每天立一題目，釘成一冊，有得即鈔。《學術文鈔》也僱人鈔寫了百餘篇。《著述考》則清代方面較有成稿，《目錄書目》和《偽書疑書目》也集得了許多材料。其餘諸種，至今還沒有著手。
那時的筆記中寫有幾段《學覽》的序意，鈔錄於此，以見我當日治學的態度：
此書擬名《學覽》。凡名覽者，如《呂覽》、《皇覽》、《御覽》，皆匯集眾言以為一書，非自成者也。其義則在博學明辨，故不以家派限。章先生曰：「史之於美惡，若鏡之照形，不因美而顯、因惡而隱。」吾輯此書，比於學術之史，故是非兼收，爭論並列。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故有害求是，正可為求是之資，況是與非有難以遽斷者乎！古來諸學，大都崇經而黜子，崇儒學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爭，漢、宋學有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為調人，終於朋黨。蓋不明統系而爭，則爭之者無有底，解之者無可藉。使其明之，則經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學官異耳，漢、宋學者立觀點異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學而外無他學也，不必尊則如天帝而黜則如罪囚也。韓愈之《原道》，蘇軾之《荀卿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雖絕無根據，反若極有力之學說、不可磨滅之鐵案。聖哲復生，亦不敢昌言駁斥。蓋事理之害，莫甚於習非勝是矣。章先生曰：「古之學者觀世文，質而已矣。今之學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予謂雖絕之於心，必存之於書；絕之為是非也，存之為所以是非也。故雖韓、蘇之謬說，亦在寫錄。
有友人過我，見案頭文廟典禮之書，叱嗟曰：「烏用此！是與人生無關係者，而前代學者斤斤然奉之以為大寶，不可解甚也！」予謂不然。前代學者之誤在執舊說為演繹之資，以新為不可知，以舊為不可易，稱述聖賢而徒得其影響，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擇，所以起人厭惡。苟其不有主奴之見，長立於第三者之地位，則雖在矢溺，亦資妙觀；況典禮之制為宗法所存，可考見社會心象者乎！予前稱為學始觀終化：觀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為內籀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擇物，為外籀之法。本此以治學，雖委巷小說極鄙濫者亦不能絕去之矣。
舊時士夫之學，動稱經史詞章。此其所謂統系乃經籍之統系，非科學之統系也。惟其不明於科學之統系，故鄙視比較會合之事，以為淺人之見，各守其家學之壁壘而不肯察事物之會通。夫學術者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國一家自私。凡以國與家標識其學者，止可謂之學史，不可謂之學。執學史而以為學，則其心志囚拘於古書，古書不變，學亦不進矣。為家學者未嘗不曰家學所以求一貫，為學而不一貫是滋其紛亂也。然一貫者當於事實求之，不當於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學相高，有化而無觀，徒令後生擇學莫知所從，以為師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於寧違理而不敢背師。是故，學術之不明，經籍之不理，皆家學為之也。今既有科學之成法矣，則此後之學術應直接取材於事物，豈猶有家學為之障乎！敢告為家學者：學所以辨於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堅守其家說，則狂妄之流耳；若家說為當理，則雖舍其家派而仍必為不可奪之公言，又何必自縛而不肯觀其通也。
是書之輯，意在止所謂之爭，舍主奴之見，屏家學之習，使前人之所謂學皆成為學史，自今以後不復以學史之問題為及身之問題，而一歸於科學。此則余之志也。
這幾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還覺得大體不錯。因為我有了這一種見解，所以我常常自以為我的觀物是很平恕的。
我在那時，雖是要做這種大而無當的整理國學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卻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學。我所以有這種要求，發端乃在辛亥革命。那時的社會變動得太劇烈了，使我摸不著一個人生的頭路。革命的潮流既退，又長日處於袁世凱的暴虐和遺老們的復古的空氣之中，數年前蘊積的快感和熱望到此只剩了悲哀的回憶，我的精神時時刺促不寧，得不到安慰，只想在哲學中求解決。但我是一個熱烈的人，不會向消極方面走而至於信佛求寂滅的，我總想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基礎而解決人生問題。加以年歲漸長，見事稍多，感到世界上事物的繁雜離奇，酷想明了它們的關係，得到一個簡單的綱領，把所見的東西理出一個頭緒來：這隻有研究哲學是可以辦到的。因此，我進大學本科時就選定了哲學系。
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國學就想用我一個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認識宇宙和人生就想憑了一時的勇氣去尋得最高的原理。現在想來，我真成了「誇大狂」了！但在那時何曾有這種覺悟，只覺得我必須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決的問題由我的手中一起解決，方才可以解除我的饞渴。我挾了吸吞河嶽的豪氣而向前奔馳，血管也幾乎迸裂了。曾於筆記中記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猶有一杖鄧林之力，非蜩螗鷽鳩所知已。」又云：「學海雖無涯，苟大其體如龍伯，亦一釣貫六鰲耳。」這樣鹵莽地奔馳了許久，我認識了宇宙的神秘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會公布給人類瞧的。人之所以為人，本只要發展他的內心的情感；理智不過是要求達到情感的需求時的一種幫助，並沒有獨立的地位。不幸人類沒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強做不能做的事情，於是離了情感而言理智。但是這僅是一種妄想而已，僅是聊以自慰而已，實際上何曾真能探得宇宙的神秘。用盡了人類的理智，固然足以知道許多的事物真相，可是知道的只有很淺近的一點，決不是全宇宙。神學家和哲學家傲然對科學家說：「你們的眼光是囿於象內的，哪能及得到我們『與造物者游』的洞見理極呢！」話雖說得痛快，但試問他們的識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全由於他們的幻想嗎？幻想的與造物者游，還不及科學家的憑了實證，以窮年累月之力知道些懱巀的真事物。所以我們不做學問則已，如其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髣髴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層的容積愈擴大。固然堆得無論怎樣高總不會有捫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們要天天去加高一點卻是做得到的。想到這裡，我的野心又平息了許多。我知道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費氣力去探求的了，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種，一簣一簣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個農夫或土工而勤慎將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業。
我有了這一個覺悟，知道過去的哲學的基礎是建設於玄想上的，其中雖有許多精美的言論，但實際上只是解頤之語而已，終不成以此為論定。科學的哲學，現在正在發端，也無從預測它的結果。我們要有真實的哲學，只有先從科學做起，大家擇取了一小部分的學問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發展之後，自然會有人出來從事於會通的工作而建設新的哲學的。所以我們在現在時候，再不當宣傳玄想的哲學，以致阻礙了純正科學的發展。
那時大學中宋代理學的空氣極重。我對於它向來不感興味，這時略略得了一些心理、倫理的常識之後再去看它，更覺得觸處都是誤謬。例如他們既說性善情惡，又說性未發情已發，那麼，照著他們的話講，善只在未發，等到發出來時就成了惡了，天下哪裡有見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們既說喜怒哀樂之情要在已發後求其中，但是又說動而未形曰幾，幾是適善適惡的分點，已形則有善惡，有善惡就有過不及，不是中，那麼，照著他們的話講，所謂中者又只能在未發中去求了，天下又哪裡有得其中的喜怒哀樂之情呢！稱他們的心，求至於聖人的一境，必有性而無情，有未發而無已發，養其幾而不見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雲觀橋洞中趺坐的老道士，未見其可。但若竟如槁木死灰，他們便又可以用了「虛冥流入仙釋」的話相詆了。他們要把必不可能之事歸之於聖人，見得聖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離惝恍的字句來搖亂學者的眼光，使得他們捉摸不著可走的道路，只以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質所可企及：這真是騙人的伎倆了！我對於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竟神秘的滑頭話，因課業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極點，一心想打破它。
即在這個時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學校長，努力破除學校中的陳腐空氣。陳獨秀先生辦的《新青年》雜誌以思想革命為主旨，也漸漸地得到國民的注意。又有黃遠庸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國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隱藏著的傲慢的見解屢屢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調，使我膽壯了不少。以前我雖敢作批評，但不勝傳統思想的壓迫，心想前人的話或者沒有我所見的簡單，或者我的觀察也確有誤謬。即如以前考存古學堂時，給試官批了「斥鄭說，謬」四字，我雖在讀書時依舊只見到鄭玄的謬處，但總想以清代學者治學的精密，而對於他還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點，不過這一點尚不曾給我發見罷了。到這時，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舊思想的明了的意識，知道清代學者正因束縛於信古尊聞的舊思想之下，所以他們的學問雖比鄭玄好了千百倍，但終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為他的偶像所牽絆而妨礙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於是我更敢作大膽的批評了。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裡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制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這個問題在當時絕對沒有想到。
很不幸的，就是這一年，民國六年。先妻吳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緒不好，也成了極度的神經衰弱，徹夜不眠。明年，我休學回家；不久她就死了。以前我對於學問何等的猛進，但到了這時候，既困於疾病，復傷於悲哀，讀書和尋思的工作一時完全停止，坐候著一天一天的晝夜的推移，就是不願意頹廢也只得頹廢了。恰巧那時北京大學中搜集歌謠，由劉半農先生復主持其事，每天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日刊》天天寄來，我看著很感受趣味，心想這種東西是我幼時很多聽得的，但哪裡想得到可以形諸筆墨呢。因想，我現在既不能讀書，何妨弄弄這些玩意兒，聊以遣日。想得高興，就從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漸漸推到別人。很奇怪的，搜集的結果使我知道歌謠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會得隨時隨地變化。同是一首歌，兩個人唱著便有不同。就是一個人唱的歌，也許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異的兩首的。有的歌因為形式的改變以至連意義也隨著改變了。試舉一例：
（一）
忽然想起縐眉頭，自嘆青春枉少年。
「想前世拆散雙飛鳥，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今世夫妻成何比，細絲白髮垂綿綿。
怨爹娘得了花銀子，可恨大娘凶似虎。
日間弗有真心話；夜間寂寞到五更天。
推開紗窗只看得淒涼月；撥轉頭來只看得一盞孤燈陪我眠。
今日大娘到了娘家去，結髮偷情此刻間。」
急忙移步進房門，只見老相公蓋了紅綾被，花花被褥香香微。
還叫三聲：「老相公！你心中記著奴情意？」
抬起頭來點三點：「吾終記著你情意。」
拔金釵，掠鬢邊，三寸弓鞋脫床邊。
「吾是紫藤花盤纏你枯樹上，秋海棠斜插在你老人頭。
花開花落年年有，陳老之人嘸不吾再少年！」
（二）
佳人姐妮鎖眉尖，自嘆青春枉少年。
「想起前生修不得，斷頭香點在佛門前，
故此姻緣來作配，派奴奴正身作偏配。
上不怨天來下不怨地，只怨爹娘貪了錢。
可恨大娘多利害，不許冤家一刻見。
□□□□□□□（此處原文為方框「□」），夢裡偷情此刻間。」
抬轉身，到床檐：只聽丈夫昏昏能，背脊呼呼向里眠。
三寸金蓮登拉踏板上顫。
抬轉身，到窗前：手托香腮眼看天。
抬頭只見清涼月；夜來只怕靜房間。
好比那木犀花種在冷坑邊；好比那紫藤花盤纏在枯樹中；
獅子拋球無著落，□□□□□□□（此處原文為方框「□」）
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從一個地方採集來的；又都以皺眉起，而自嘆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詛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機會，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盤纏枯樹作比喻：可見是從一首歌詞分化的。但中間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床；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獨立，看月自悲。究竟這首歌的原詞是得戀呢，還是失戀呢，我們哪裡能知道。我們只能從許多類似的字句里知道這兩歌是一歌的分化，我們只能從兩歌的不同境界裡知道這是分化的改變意義。
我為要搜集歌謠，並明了它的意義，自然地把範圍擴張得很大：方言、諺語、謎語、唱本、風俗、宗教各種材料都著手搜集起來。我對於民眾的東西，除了戲劇之外，向來沒有注意過，總以為是極簡單的；到了這時，竟愈弄愈覺得裡面有複雜的情狀，非經過長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這種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開創的事業，無論哪條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雄心。
那數年中，適之先生髮表的論文很多。在這些論文中他時常給我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摯地了解而承受；並使我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九年秋間，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水滸》出版，上面有適之先生的長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說中的著作和版本的問題會得這樣的複雜，它所本的故事的來歷和演變又有這許多的層次的。若不經他的考證，這件故事的變遷狀況只在若有若無之間，我們便將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簡單，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從有了這個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戲迷時所受的教訓，覺得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討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例如《蝴蝶夢》，它的來歷是《莊子》上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這原是他的曠達，何以後來竟變成了莊子詐死，化了楚王孫去引誘他的妻子的心，以至田氏演出劈棺的惡劇來呢？又如《桑園會》，《列女傳》上原說秋胡久宦初歸，路上不認識他的妻，獻金求合，其妻羞其行，投水而死，何以到了戲劇中就變成了秋胡明知採桑婦是自己的妻，卻有意要試她的心而加以調戲，後來他屈膝求恕，她就一笑而團圓呢？這些故事的轉變，都有它的層次，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適之先生考《水滸》故事一般，把這些層次尋究了出來，更加以有條不紊的貫穿，看它們是怎樣地變化的，豈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時又想起本年春間適之先生在《建設》上發表的辨論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滸》的考證一樣，可見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因此，又使我想起以前看戲時所受的教訓。薛平貴的歷盡了窮困和陷害的艱難，從乞丐而將官，而外國駙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歷盡了頑父、囂母、傲弟的艱難，從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禪讓而做皇帝一樣嗎？匡人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這不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先型嗎？這些事情，我們用了史實的眼光去看，實是無一處不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時，便無一處不合了。又如戲中人的好壞是最容易知道的，因為只要看他們的臉子和鼻子就行；然實際上要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分出好壞來便極困難，因為一個人決不會全好或全壞。只有從古書中分別好人壞人卻和看戲一樣的容易，因為它是處處從好壞上著眼描寫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統分成幾種格式，因此只看見人的格式而看不見人的個性。它雖沒有開生、淨、丑的臉相，但自有生、淨、丑的類別。戲園中楹聯上寫的「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醜末耳」，確是得到了古人言談中的方式。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是那時正在畢業之後，初到母校圖書館服務，很想整理書目，對於此事只是一個空浮的想像而已。
就在這時候，適之先生以積勞得病，病中翻覽舊籍，屢次寫信給我，討論書中的問題。十一月中，他來信詢問姚際恆的著述。姚際恆這人，我在十年前讀《古今偽書考》時就知道，那時並因他辨《孝經》為偽書說得極痛快而立了一冊《讀〈孝經〉日鈔》，去搜尋它的偽證。後來草《清代著述考》時，找不到他的傳狀，他的著述除了一冊很簡單的《偽書考》之外也見不到別的，所以不曾列入。這時適之先生詢問及他，我就在圖書館中翻檢了幾部書，前後寫了兩封回信。他看了很高興，囑我標點《偽書考》。這一來是順從我的興趣，二來也是知道我的生計不寬裕，希望我標點書籍出版，得到一點酬報。《偽書疑書目》本是我已經著手的工作，這件事我當然願意。標點的事是很容易的，薄薄的一本書費了一二天工夫已可完工。但我覺得這樣做去未免太草率了，總該替它加上註解才是。這書篇帙既少，加上註解也算不得困難，大約有了二十天工夫也可蕆事了。不料一經著手，便發生了許多問題：有的查不到，有的是雖是查到了，然而根上還有根，不容易追出一個究竟來。到了這時候，一本薄極的書就牽引到無數書上，不但我自己的書不夠用，連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也不夠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做去。做了一二個月，註解依然沒有做成，但古今來造偽和辨偽的人物事跡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現代以前，學術界上已經斷斷續續地起了多少次攻擊偽書的運動，只因從前的人信古的觀念太強，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強力去壓服它，因此若無其事而已。現在我們既知道辨偽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們的遺產，就他們的腳步所終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為這樣，我便想把前人的辨偽的成績算一個總賬。我不願意單單注釋《偽書考》了，我發起編輯《辨偽叢刊》。
從偽書引渡到偽史，原很順利。有許多偽史是用偽書作基礎的，如《帝王世紀》、《通鑑外紀》、《路史》、《繹史》所錄；有許多偽書是用偽史作基礎的，如《偽古文尚書》、《古三墳書》、《今本竹書紀年》等。中國的歷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緯書所說已有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但把偽史和依據了偽書而成立的偽史除去，實在只有二千餘年，只算得打了一個「對摺」！想到這裡，不由得激起了我的推翻偽史的壯志。起先僅想推翻偽書中的偽史，到這時連真書中的偽史也要推翻了。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計劃如何？是分了三項事情著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是從哪裡起來的，又是怎樣地變遷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這人怎樣說，那人又怎樣說，把他們的話條列起來，比較看著，同審官司一樣，使得他們的謊話無可逃遁。第三，造偽的人雖彼此說得不同，但終有他們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戲中的故事雖各各不同，但戲的規律卻是一致的，我們也可以尋出他們的造偽的義例來。我為要做這三項工作，所以立了三冊筆記簿，標題《偽史源》、《偽史對鞫》、《偽史例》，總題為《偽史考》，下手搜集材料。
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到這時而更傾心於長素先生的卓識，但我對於今文家的態度總不能佩服。我覺得他們拿辨偽做手段，把改製做目的，是為運用政策而非研究學問。他們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後第二步說孔子托古作《六經》以改制，更進而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為先例。因為他們的目的只在運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雖是極鄙陋的讖緯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丟去。因為他們把政策與學問混而為一，所以在學問上也就肯輕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於怪妄之說的下面。例如夏穗卿先生曾佑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正文中說：「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注中說明道：「案此文學者毋以為怪，因古人謂受天命之神聖人必為上帝之所生，孔子雖不有天下，然實受天命，比於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歸之；雖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然古義實如此，改之則《六經》之說不可通矣。凡解經者必兼緯，非緯則無以明經，此漢學所以勝於宋學也。」他明知道「其事之信否不煩言而喻」，但為要順從漢人之說解釋《六經》，便不得不依了緯書中的怪誕之說，這真是自欺欺人了！這班自欺欺人的人，說來也可憐。他們並不是不要明白古代的事實，只為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寧取其不信者。他們並不是沒有常識，只為漢學是如此說的，所以雖是應怪而終於不敢怪。究竟漢學為什麼有這樣大的權力，可以改變古代的事實而屈抑今人的理性？這個答案當然沒有第二句話：是為有了幾個沒出息的人甘心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漢人的奴隸，更想從做奴隸中得到些利益的緣故。我們慚愧沒有這種受欺的度量，但我們也很欣快沒有這種奴隸的根性；我們正有我們自己的工作在，我們的手段與目的是一致的！
那時我排列過幾個表。一個是依了從前人的方法編排史目，看書上說的什麼時代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三五歷年記》、《春秋命歷序》於太古，置《堯典》、《舜典》、《皋陶謨》於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於西周；一個是依了我們現在的眼光編排史目，看它們在什麼時代起來的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虞夏書》於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胠篋》篇於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於漢，置《帝王世紀》、《偽古文尚書》於晉，置《路史》、《三墳》於南宋。這兩個表實在是平平無奇，但比較看時，便立刻顯出衝突的劇烈和漸次增高的可驚了。這使我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無論在哪個時候發生的故事，他們總一例的看待，所以會得愈積愈多；現在我們看古史是垂線的，起初一條線，後來分成幾條，更後又分成若干條，高低錯落，累累如貫珠垂旒，只要細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層次。因為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我對於古史的來源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那時又起了一個問題：上古史既茫昧無征，這些相傳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數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光復時，不是大街小巷中都張貼著「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告示嗎？這個歷歷可數的年歲是依據的什麼書，我很想考出它的來歷，可惜這方面的工作至今沒有做完，不能把結果發表。就鈔出來的看，例如夏代的年數，最長的是《路史》，凡四百九十年；最短的是《今本竹書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多；內有未詳的數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紀要》，為四百三十九年。其餘四百七十一年、四百四十一年、四百三十二年的都有。各個編纂古史的人的閉著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證實。
崔述的《東壁遺書》整理古代史實，刊落百家謬妄，這是我以前讀《先正事略》時知道的，但這部書卻沒有見過。十年一月中，適之先生買到了，送給我看。我讀了大痛快。尤其使我驚詫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碎沙鍋紋到底」一句諺語。「你又要『打碎烏盆問到底』了！」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來禁止我發言的一句話；想不到這種「過細而問多」的毛病，我竟與崔先生同樣地犯著。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穫的，但他的書里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興極了，立志把它標點印行。可是我們對於崔述，見了他的偉大，同時也見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經書和孔、孟的氣味都嫌太重，糅雜了許多先入為主的成見。這也難怪他，他生長在理學的家庭里，他的著書的目的在於驅除妨礙聖道的東西，辨偽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們現在要比他進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徹底的整理，是不很難的；所難的只在許多制度名物及細碎的事跡的研究上。在這上面，他已經給與我們許多精詳的考證了，我們對於他應該是怎樣地感謝呢！
即在十年初春，我的祖母驟然病了偏中，飲食扶掖一切需人。我是她的最愛的孫兒，使我不忍遠離，但北京的學問環境也使我割捨不得；這一年中南北道途往返了六七回，每回都攜帶了許多書，生活不安定極了。但除了繼續點讀辨偽的書籍之外，也做了兩件專門的工作：其一，是討論《紅樓夢》的本子問題和曹雪芹的家庭事實；其二，是輯錄《詩辨妄》連帶研究《詩經》和鄭樵的事實。《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國立學校為了索薪罷課，而他即在此時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先得讀。《紅樓夢》這部書雖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讀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實，兼以書中描寫得太侈麗了，常有過分的揣測，髣髴這書真是敘述帝王家的秘聞似的。但也因各說各的，考索出來的本事終至互相特牴牾。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實的不足，囑我補充一點。那時正在無期的罷課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詩文集裡尋覓曹家的故實。果然，從我的設計之下檢得了許多材料。把這許多材料聯貫起來，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學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閒著，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的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我從他們和我往來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學問的樂趣。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裡，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狀的複雜。《詩辨妄》本是豫備放在《辨偽叢刊》里的，最早從周孚《非詩辨妄》里見到他所引的碎語，就驚訝鄭樵立論的勇敢；後來又從《圖書集成》內搜到一卷。但兩種書中的話衝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幾篇有許多議論竟成了「《詩》護妄」，使我很疑惑。後來才知道《集成》中標為《詩辨妄》的原即《六經奧論》里的《詩經》一部分，《奧論》這書就是靠不住的。再用各書中記述的鄭樵事實與《宋史·鄭樵傳》合看，《宋史》中的話便幾乎沒有一句可信。這種向不會發生問題的事情，經過一番審查之後，竟隨處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的本子和《隨園詩話》所記曹雪芹事也是如此。這不得不使我駭詫了。想我幼年時，看著書中的話，雖也常常引起懷疑，但總以為這是經過前代學者論定的，當不致有大錯；常說考證之業到清儒而極，他們已經考證清楚了，我們正可坐享其成，從此前進探求事理之極則，不必再走他們的老路了。後來懷疑了古書、古史，也只以為惟有古書、古史是充滿著靠不住的成分的。哪知這年做了幾個小題目的研究，竟發見近代的史籍、近人的傳記也莫不是和古書、古史一樣的糊塗；再看清代人的考證時，才知道他們只是做了一個考證的開頭！從此以後，我對於無論哪種高文典冊，一例地看它們的基礎建築在沙灘上，裡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們何時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時發生問題，把它攻倒。學海無涯，到這時更望洋興嘆了！
因為輯集《詩辨妄》，所以翻讀宋以後人的經解很多，對於漢儒的壞處也見到了不少。接著又點讀漢儒的《詩》說和《詩經》的本文。到了這個時候再讀漢儒的《詩》說，自然觸處感到他們的誤謬，我更敢作大膽的批抹了。到了這個時候再讀《詩經》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數年來在歌謠中得到的見解作比較的研究了。我真大膽，我要把漢學和宋學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來。這半年中所得的新見解甚多，今試舉分化的兩例，作為上面徵引的小老婆怨命之歌的印證。《邶風》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為「夫婦失道」的；《小雅》中的《谷風》，是向來說為「朋友道絕」的。其實，這兩首在起興上都是說「習習谷風」，在寫情上都是說在窮苦的時候如何相依，《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女」，《邶風》「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安樂的時候如何見棄，《小雅》「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邶風》「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末了又都以人我的命運終於類同作慨嘆的自慰，《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邶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遣詞命意十分相同，當亦由於一首的分化。《邶風》的《谷風》既為棄婦之詞，《小雅》的一篇就不會寫的是朋友。《小雅》詩中有「置予於懷」之語，更不是朋友的行徑。至於所以一在《邶風》，一在《小雅》之故，乃是由於聲調的不同而分列，正如《玉堂春》的歌曲，京腔中既有，秦腔中也有，大鼓書中也有。《詩經》既是集合各種樂調的歌詞而成，它有這種現象絕不足奇。又如《小雅》的《白駒》和《周頌》的《有客》，都是說客人騎了一匹白馬來，《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主人替他繫上，留他住下，《小雅》「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他不肯住，逃走了，《小雅》「勉爾遁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周頌》「薄言追之」。主人去追他，喚他道：「您回來，我們有給您的好處呢！」《小雅》「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周頌》「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這明明都是留客的詩，或是宴客而表示好意的詩。《小雅》說「爾公爾侯」，《周頌》說「既有淫威」，當是周天子款待諸侯的詩。此等詩或是由於一首的分化，或是由於習用留客的照例話，都未可知。其所以一在《小雅》，一在《周頌》，亦因聲調不同之故。但說《詩》的人總給詩篇的地位縛死了：他們認定《小雅》的後半部為刺詩，所以說《白駒》是刺宣王的不能用賢；他們認定《周頌》為宗廟中所用的詩，而宗廟中的客人只有勝國的諸侯，所以說《有客》是微子來見祖廟。這真是閉著眼睛的胡說！但這些東西若沒有歌謠和樂曲作比較時，便很不易看出它們的實際來，很容易給善作曲解的儒者瞞過了。
玄同先生，我雖在《新青年》上久讀他的文字，又同處在一校，可是沒有認識；自與適之先生計劃《辨偽叢刊》之後，始因他的表示贊同而相見面。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註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但我雖讀過幾部經書，也略略知道些經學的歷史，並且痛恨經師的曲解已歷多年，只因從來沒有把經書專心研究過一種，所以對於他所說的話終有些隔膜。到這時，在《詩經》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從前人所作的經解真是昏亂割裂到了萬分，在現在時候決不能再讓這班經學上的偶像占據著地位和威權，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謬妄的經說。數年來，對於《詩經》的註解方面作了幾篇批評，對於《詩經》的真相方面也提出了幾個原則。現在都編集在本書第二冊里。
我本來專在母校圖書館任編目之職。十年春間，校中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幼漁、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秋間又兼任大學預科國文講師。在學問興趣極濃厚的時候，我怎能再為他人分去時間。勉強上了幾堂，改了幾本卷子，頭便像刀劈一樣的痛。我耐不住了，只得辭職。惟有研究所卻是很有興味的：四壁排滿了書架，看書比圖書館還要方便些；校中舊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謠也都匯集到一處來了。我這也弄弄，那也翻翻，不覺夜色已深，在黑暗的巨廈中往往扶牆摸壁而出。人家說我辦公認真，哪知我只是為了自己！在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叔蘊先生在日本編印的圖譜，靜安先生在廣倉學窘發表的篇章，為了價錢的昂貴、傳布的寡少，我都沒有見過。到這時，研究所中備齊了他們的著述的全份，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見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象，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更明白自己知識的淺陋。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我很願意向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壞之後得有新建設，同時也可以用了建設的材料做破壞的工具。我讀了他們的書，固然不滿意於他們的不能大膽辨偽，以致真史中雜有偽史，例如靜安先生《殷周制度論》據了《帝系姓》的話而說「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後，本可以有天下；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後，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於秦、漢間的偽史。但我原諒他們比我長了二三十年，受這一點傳統學說的包圍是不應苛責的；至於他們的求真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辨，這是以前的史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他們正為我們開出一條研究的大路，我們只應對於他們表示尊敬和感謝。只恨我的學問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學的素養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們的研究的結果都親切地承受了呢！從此以後，我的心頭永遠頓著一筆債，覺得在考古學方面必須好好讀幾部書。但境遇的困厄，使得我只有摩挲了這些圖籍而惆悵而已！
我的祖母的病態漸漸地沉重，我再不能留在北京了，便於十一年春間乞假歸家，作久居之計。生計方面，由適之先生的介紹，為商務印書館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預支些酬金。我的根性是不能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為一家著述。我想了許多法子，要把這部教科書做成一部活的歷史，使得讀書的人確能認識全部歷史的整個的活動，得到真實的歷史觀念和研究興味。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三皇五帝的系統，當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學上的中國上古史，現在剛才動頭，遠不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思索了好久，以為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為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看著，忽然發見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堯典》和《皋陶謨》我是向來不信的，但我總以為是春秋時的東西；哪知和《論語》中的古史觀念一比較之下，竟覺得還在《論語》之後。我就將這三部書中說到禹的語句抄錄出來，尋繹古代對於禹的觀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層：最早的是《商頌·長發》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個開天闢地的神；其次是《魯頌·宮》的「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把他看作一個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論語》上的「禹、稷躬稼」和「禹……盡力乎溝洫」，把他看作一個耕稼的人王；最後乃為《堯典》的「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把後生的人和纘緒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堯、舜的事跡也是照了這個次序：《詩經》和《尚書》除首數篇。中全沒有說到堯、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們似的；《論語》中有他們了，但還沒有清楚的事實；到《堯典》中，他們的德行政事才燦然大備了。因為得到了這一個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我立了這個假設而尚未作文的時候，我的祖母去世了。心中既極悲痛，辦理喪事又甚煩忙，逼發了失眠的舊病，把半年的光陰白白地丟掉。編輯教科書的限期已迫，成稿卻沒有多少。不得已去函辭職。承館中史地部主任朱經農先生的盛情，邀我到館任職，許由同事人幫助編纂。年底到滬後，和舊友王伯祥先生鍾麒同居；他也是喜歡歷史的，談論間常常說到古史，頗有商榷之樂。館課每日六小時，在滬雜務亦少，又獲得些餘閒。我便溫了幾遍《尚書》，把裡面關於古史的話摘出比較，由此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觀念實在只是神道觀念，這種神道觀念和後出的《堯典》等篇的人治觀念是迥不相同的。又知道那時所說的「帝」都指上帝，《呂刑》中的「皇帝」即是「上帝」的互文；《堯典》等篇以「帝」為活人的階位之稱，是一個最顯明的漏洞。又如「苗」，《尚書》中說到他們的共有七處，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呂刑》，它說蚩尤作亂之後，這個壞品性傳染給平民，弄得苗民成了殘忍的民族，動不動就要殺人；被殺的人到上帝前控告，上帝哀憐他們的冤枉，就降下他的威靈，把苗民絕滅了。在這一時期之中，苗的結果是何等的不幸。第二時期是《堯典》的「竄三苗於三危」和「分北三苗」，《皋陶謨》的「何遷乎有苗」和「苗頑弗即工」，《禹貢》的「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說舜時三苗頑強不服，舜把他們搬到三危，分開住著，他們也就很安定了。在這時期中，他們雖失掉了居住的自由，還無妨於生活，這個刑罰就輕鬆得多。第三時期是《偽古文》的《大禹謨》，說有苗昏迷不恭，以致民怨天怒，舜命禹往征，打了一個月還不服；益勸禹修德感之，禹聽了他就班師回去，舜於是大布德教，兩階上舞著干羽；過了七十天，有苗就自來降服了。在這個時期中，舜和苗兩方面都是極美滿的，沒有一些兒火辣氣了。這種變遷，很可以看出古人的政治觀念：在做《呂刑》的時候，他們決想不到有這樣精微的德化；在做《大禹謨》的時候，他們也忘卻了那個威靈顯赫的上帝了。這種政治觀念的變遷，就是政治現象從神權移到人治的進步。拿了這個變遷的例來看古史的結構的層次，便可以得到一個親切的理解。我們何以感到一班聖君賢相竟會好到這般地步？只為現在承認的古史，在它凝結的時候恰是德化觀念最有力的當兒。我們若把這凝結的一層打破時，下面的樣子就決不是如此的了。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偽。我和他已經一年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覆書，除講《詩經》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後來種種討論的骨幹！四月中，適之先生到上海來，他編輯的《讀書雜誌》需要稿件，囑我趕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經寄了兩個月，還沒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對於我的意見究竟作何批評，很想藉此逼上一逼，就把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鈔出寄去。這文在《雜誌》第九期中發表之後，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長的回答：他贊同我的對於古史的意見，更把《六經》的真相和孔子與《六經》的關係說了許多從來未有的實話。
十二年春夏間是我的身體最壞的時候。因為我久居北方，受不住上海的潮濕的空氣，生了一身濕瘡，痛癢交作，膿血沾濡。兼以服務的地方即在工廠裡面，鄰近也都是工廠，這充滿著煙煤的空氣使得我精神疲倦，食量減少，又患咳嗽，幾乎成了肺病。假使我沒有學問上的安慰，我真要頹廢了。於是我請了長假。回家養了四個多月的病。在這四個多月之中，我對於我的生活真是見情到了萬分。庭中的綠草，園中的小樹，花壇上的雜花，都成了有情的伴侶。妻女們的相親相依，使我觸處感到家庭的溫存的樂趣。向來厭惡為閉塞的蘇州，這時也變作了清靜安逸的福地了。我在家讀書，輕易不出門；別人知道我有病，也不來勉強我作什麼事。我安閒地讀了好些書，寫了好些筆記。本來我對於學問雖是深嗜篤好，但因所好太多，看書太紛亂，精神容易旁逸斜出，所以筆記上什麼東西都有得記錄。到了這時候，我的筆記幾乎成了「古史清一色」了。這個問題，自從與玄同先生信中把數年來的龐雜的見解匯聚了一下，成了一個系統，我就再從這個系統上生出若干題目，依了這些題目著手搜集材料。向時所要求而未得實現的「由博返約」「執簡御繁」的境界到這時竟實現了，有了一種新的眼光再去看書時就滿目是新材料了：我真是想不盡的喜樂，把身上的疾苦一起丟向九霄雲外去了！
自從《讀書雜誌》上發表了我和玄同先生兩篇文字之後，劉楚賢、胡堇人二先生就來書痛駁。我很高興地收受；我覺得這是給與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進自己學問的一個好機會，只當作好意的商榷而不當以盛氣相勝的。因為在家養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個月的生計負擔已壓迫我回復館職了，一篇答覆的長文只作成了一半。
我是一個生性倔強的人，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商務印書館中固然待我並不苛刻，但我總覺得一天的主要的時間為館務犧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應編教科書；館中未嘗許我作專門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無本的著述：精神上既有這般苦痛，所以在這年的冬間又辭了出來，回復北京大學研究所的職務。在研究所中，雖是還不能讓我稱心適意地把所有的時間給我自己支配，但比較了他種職務，我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是多一點了。過去的二年裡頭，我的惟一的大工作是標點《東壁遺書》。因為它牽涉的古書太多，古書的解詁有許多地方是極難捉摸的，所以費去了我的很多的時間。
我自民國六年先妻得疾，中經先妻的喪，自身的續娶，祖母的病，祖母的歿，自身的職業的變更，居住地的遷移，到十三年接眷到京，這七年中的生活完全脫去了軌道：精神的安定既不可求，影響到身體上就起了種種病症。他種病症雖痛苦，尚是一時的，只有失眠症無法治癒，深夜的煎熬竟成了家常便飯！因此面目尪瘠，二十餘歲時見者即疑為四十歲人。我一意的奮鬥，一意的忍耐，到這時剛才勉強回復到軌道上。我所以一定要到北京的緣故，只因北京的學問空氣較為濃厚，舊書和古物薈萃於此，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這確是最適宜的居住地；並且各方面的專家惟有在北京還能找到，要質疑請益也是方便。我自己有書二萬冊，以前分散在京、蘇兩處；後來到了上海，又分做三處。無論住什麼地方，為了一個問題要去參考時，往往是覓一個空。自己有書而不能用，這是何等的煩悶！加以數年中每上行程，書籍總占了行李的大部分，不知道整理了多少次，費去了多少精神，花去了多少運費。這把我磨折得苦極了！自從十二年冬間到京，下了決心，一起搬走。又以寓舍未定，遷移了幾回；每搬動一回便作上十數天的整理，弄得口苦舌干，筋骨疼痛。我真勞倦了，急要得到一個安心立命的境界，從事於按日程功的專門的工作。妻女既北來，寓中事有人主持，不再紛心雜務，精神上亦得有安慰，這兩年中，失眠漸漸地成為例外，夜中也稍稍可以工作了。只是熟人日眾，人事日繁，大家以為我是能做些文章的，紛紛以作文見囑。固然有許多是隨我自己選擇題目的，盡不妨把胸中積著的問題借來作些研究，但現燒熱賣的東西終究掙不得較高的價值，而且此去彼來，勒迫限期，連很小的問題也不能從容預備，更哪裡說得到大問題的討論。因為這樣，所以前年養病時遺下的半篇文債至今還沒有動手清償。這種牽掣的生活，我想到時就怨恨。
二年以來，我對於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敘述。
其一，是考古學方面。十二年秋間，我到北京來，地質調查所的陳列室已經開放；我進去參觀，始見石器時代的遺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銅器原是由石器時代的東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變相，璧和瑗就是石環的變相，銅鼎和銅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變相。那時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發見不久，燦然陳列，更使我對於周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作了許多冥想。
就在這年八月，河南新鄭縣發見大批古物，江蘇教育廳委託我和陳萬里先生前往調查。我們在開封見到出土古物的全份。器物的豐富，雕鏤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驚詫，心想掘到一個古墓就有這許多，若能再發見若干，從器物的銘文里漏出古代的事跡，從器物的圖畫裡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可以獲得多少的裨益。我們又順道游洛陽，到魏故城通稱金墉城。中，隨便用腳踢著，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當。心想自周代建了東都以後，累代宅京於此，如果能作大規模的發掘，當可分出清楚的層次，發見整批的古物。去年，萬里游敦煌歸來，說起陝西、甘肅一帶有許多整個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們去發掘，使我更為神往。
近數年來，國立學校經費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學會在十分困難里勉強進行，時有創穫，孟津出土的車飾數百種尤為巨觀。我雖沒有餘力加入研究，但嚮往之情是極熱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見了，我一定要沈溺在裡邊了。現在既深感研究學問的困難，又甚悲人生壽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專門的一小部分工作——辨偽史——可做，不該把範圍屢屢放寬，以致一無所成。至於許多實物，自當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從他們的研究的結果里得到些常識而已。在研究古代實物的人，我也希望他們肯涉獵到辨偽方面。例如章演群先生鴻釗所著的《石雅》，不愧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裡邊對於偽書、偽史不加別擇，實是一個大缺點。他據了《拾遺記》的「神農采峻鍰之銅以為器」，《史記》的「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說中國在神農、黃帝時已入銅器時代；又據了《禹貢》的「厥貢璆鐵銀鏤」，《山海經》的「禹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說三代之初已知用鐵。這種見解，很能妨礙真確的史實的領受。若能知道神農、黃帝不過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貢》和《山海經》都是戰國時的著作，那麼，在實證上就可以剔出許多偽妄的證據，不使它迷亂了真確的史實的地位了。
其二，是辨證偽古史方面。這二年中，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證以外，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就發表的說，曾經考了商王紂和宋王偃的故事，略見積毀之下的惡人模樣和詆毀惡人的方式；又用了白話翻譯了幾篇《尚書》，使人把商、周間的聖君賢相的真面目瞧一下，知道後世儒者想像中的古聖賢原不是那一回事。沒有發表的，就筆記上歸併起來，有以下許多題目：
春秋、戰國時的神祇和宗教活動如郊祀、祈望、封禪等。
古代的智識階級如巫、史、士大夫。的實況。
秦、漢以後的智識階級的古史承認的古代傳說。和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民間自由發展的傳說。
春秋、戰國間的人才如聖賢、遊俠、說客、儒生等。和因了這班人才而生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中心問題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這種中心問題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國、秦、漢間的制度如尊號、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階級等。和因了這種制度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時各民族的祖先的傳說和戰國以後歸併為一系的記載。
春秋、戰國、秦、漢人想像中的太古。如開闢、洪水及各種神話。
戰國、秦、漢時開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崑崙、弱水及《山海經》所記。
戰國、秦、漢人造偽的供狀。
漢代人為了「整齊故事」而造出的古史。
春秋、戰國時的書籍。著作、典藏、傳布、格式等。
漢初的經書和經師。
《尚書》各篇的著作時代和著作背景。
孔子何以成為聖人和何以不成為神人。
古史中人物的張揚的等次。
古史與故事的比較。
以上許多題目，有的是已經聚集了許多材料，有的還不過剛立起幾條假設。如果讓我從容地做去，想來平均每個題目經過半年的研究總可以得到一些結果。我對於這項研究有一個清楚的自覺，就是：我們要辨明偽古史必須先認識真古史。我的目的既在辨論東周、秦、漢間發生的偽史，所以對於東周、秦、漢間的時勢、思想、制度、史跡等等急要研究出一個真相來。前年作的《研究古史的計劃》要在這六年中細讀《左傳》、《史記》、兩《漢書》等，就為了這個原因。但是很可悲的，荏苒兩載，《左傳》還沒有好好地點讀過一頁，雖則為了作文的參考每星期總要翻上幾回。這種不切實的讀書，我一想著便心痛！我很知道，以前開首發表主張的時候盡不妨大刀闊斧，作粗疏的裁斷；但一層一層地逼進去時，便不得不作細針密縷的工作，寫一個字也應該想幾遍了。為我自己的學問計，為對於學問界作真實的供獻計，最好暫時只讀書，不作文；等到將來讀出了結果之後，再「水到渠成」般寫出來。但這個境界哪裡許我踏到呢，社會上正要把我使用得筋疲力盡咧！
前年作的計劃，大致的意思，是一方面增進常識，一方面從事研究。在研究上，要先弄明白了古代的史實，然後再考各種書籍的時代和地域，考明之後便在裡面抽出那時那地的傳說中的古史，加以系統的整理；更研究了考古學去審定實物，研究了民俗學去認識傳說中的古史的意義。這確是一條最切實的道路，必須把這條道路按步就班地走完了之後，始可把我的研究古史的責任脫卸。但我一來感於境遇的不如意，覺得以有涯之生長日飄蕩於牽掣的生活中，希望作嚴守秩序的研究終是做不到的事情；二來又是感於學問領域的廣漠和個人力量的渺小，知道要由我一個人把一種學問作全部的整理是無望的，所以不由得不把當時的野心一步一步地收縮了下來。去年春間答李玄伯先生時，說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有兩項：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系統的敘述。這自然是在研究所中多接近民俗學方面的材料之故，但我收縮範圍的苦心亦已可見。在以上所列的題目中，如神祇、神話、巫史、宗教活動、非智識階級的古史、故事與古史的比較等題，都是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的。所苦的，研究學問不能孤立，如果得不到研究他種學問的人的幫助，自己著手的一部分必然研究不好。在現在這般的民窮兵亂的國家之中，許多有希望的人都逼向淺薄浮囂中討生活，研究學問的事又如何提倡得起來。我雖在這困苦的境界中竭盡掙扎之力，也不過發出數聲孤寂的呻吟，留幾滴眼淚在昏黃大漠中而已！所以我即使把研究的範圍損之又損，損到只研究一個問題，也怕未必能達到我的願望。何況我的心中原有無數問題，總想把一種學問研究得好好的，那麼，恐怕我的一生只有在憤悱悵惘之中度盡了！
這二年中，繼續搜得的材料頗發見我前半文中的訛誤，但也頗增加我前半文中的證據。試舉禹為社神的一例。我前因《尚書·呂刑》說禹「主名山川」，疑禹是穆王時的山川之神。又因《小雅·甫田》與《大雅·雲漢》皆言祀社，大、小《雅》為宣王前後時詩，疑社祀是西周后期起來的。《魯語》說「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禹績正與之同，疑禹是社神。綜合以上三說，下一假設云：「西周中期，禹為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為社神。」這句話在去年發見了錯誤了。《召誥》云：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如果我不能發見《召誥》在時代上的疑竇，則社祀起於西周后期之說當然由我自己推翻。至禹為社神之說，當時因古書中常以「禹、稷」連稱，疑與「社稷」的連稱有關係；又《周語》把共工氏放在伯禹的上面，和《魯語》把烈山氏放在周棄的上面正同，那麼《魯語》說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后土當即是禹。劉楚賢先生看了，斥為「少見多怪而臆測的牽強附會」。但近來收得的幾條新證據則頗足以助成我的主張：
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灶，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淮南子·氾論訓》。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史記·封禪書》。
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漢書·郊祀志》引王莽奏文。
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輔黃圖》卷五。
上面所舉，前二條明白說禹為社，後二條又說禹配食官社，可見漢代人確以禹為社神。讀者不要以為這些話全是後起之說，須知越是配享越見得是先前的正祀。《左傳》上不說嗎：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周棄……為稷。昭二十九年。
可是到了後來就不然了：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勾龍配社，周棄配稷。《通典》卷四十五。
仲春仲秋上戊，祀太社、太稷，配以后土勾龍氏、后稷氏，以祈報。《大清會典》卷五十三。
太社、太稷姓甚名誰，沒有人能回答；但以前正任社稷的勾龍和周棄卻退而為配享了，這是很顯著的。所以如此之故，只因舊說舊祀到沒有權威的時候自然大家忘懷了，一個新朝起來，就隨順了民眾的新偶像而建立國家的新祀典；可是舊說舊祀在書本上還瞧得見，於是只得屈抑已倒的偶像作為配享。這種「新鬼大而故鬼小」的現象，實亦適用古史系統的成例，是積薪般層累起來的。禹既在漢配社，當然是漢以前的正社神。說不定即是勾龍。惟其他是社神，所以土地所在就是他的權力所在：南山、梁山是他所甸，豐水是他所注，洪水是他所湮，宋國人說下土是他所敷，秦國人說宅居所在是他的跡，魯國人說后稷奄有下土是纘他的緒，齊國人說成湯咸有九州是處在他的堵，王朝人說方行天下至於海表都是陟他的跡。
劉先生在文中說：「縱或祀禹為社，亦是後人尊功報德之舉，加之之名，豈為神職？」近日馮芝生先生友蘭在《大人物之分析》一文中也說：「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時候，一般人把許多與他本無直接關係的事也歸附於他，於是此大人物即成一個神秘，成為一串事物的象徵。如大禹之於治水，釋迦之於佛教等皆是。有人疑釋迦之果否有其人，顧頡剛先生疑大禹之果否有其人。我以為此等人誠已變為一串事物的象徵，但未可因此即謂其人之不存在。近來中山亦漸成中國革命之象徵，但中山之人之存在固吾人之所知也。」《現代評論》三卷六十七期。類於這樣的批評，我聽見得很多，大致都以為禹的歷史上的地位不當因其神化而便推翻。我覺得他們對於我的態度頗有誤解，現在趁此簡略地一辨。禹之是否實有其人，我們已無從知道。就現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確是一個富於神性的人物，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傳布得很遠。至於我們現在所以知道他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乃是由於他的神話性的故事經過了一番歷史的安排以後的種種記載而來。我們只要把《詩》、《書》和彝器銘辭的話放在一邊，把戰國諸子和史書的話放在另一邊，比較看著，自可明白這些歷史性質的故事乃是後起的。所以我說禹由神變人，是順著傳說的次序說的；劉、馮諸先生說禹由人變神，乃是先承認了後起的傳說而更把它解釋以前的傳說的。再有一層，在實際上無論禹是人是神，但在那時人的心目中則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例如現在民間大都祀關帝和灶神，我們固然知道灶神是純粹的神，關帝是由人變神的，但在這一班奉祀的人的心目中原沒有這個分別。他們只覺得神是全知全能而又具有人格的，玉皇也姓著張呢！神如要下凡做人也隨著他的意念。因為神、人不分，所以神人可以互變。我們知道，關羽、華佗、包拯、張三丰、卜將軍是由人變神的。我們又知道，文昌本是北斗旁的星，但到後來變成了晉將蜀人張惡子了；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神，但後來也變成了堯的二女了。可見從神變人和從人變神是同樣的通行，我們不能取了人的一方面就丟了神的一方面，我們只能就當時人的心目中的觀念斷說他的地位而已。禹盡可以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但從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見的材料而論，他確是一個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們大家見不到，如何可以斷說他的究竟。至於春秋以下的材料，我早已說過，他確是人了。
這數年中，又有人批評我，說我所做的文字不過像從前人的翻案文章一樣，翻來覆去總是這幾句書。這個責備自然是該有的：我的學力既不充足，發表的文字也不曾把見到的理由完全寫出，而且沒有得到實物上的幫助，要拿出證據確只有書上的幾句。但我所以敢於這樣做，自有我的堅定的立足點——在客觀上真實認識的古史，並不是僅僅要做翻案文章，這是我敢作誠信的自白的。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上邊寫的題目，如疆域、信仰、學派、人才、時代的中心問題等，都是解決那時候的古史觀念的最好的工具。舉一個例罷。譬如伯夷，他的人究竟如何，是否孤竹君的兒子，我們已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春秋時人是歡喜講修養的，人格的陶冶以君子為標的，所以《論語》中講到他，便說不念舊惡，不肯降志辱身。我們又知道戰國時的君相是專講養士的，士人都是汲汲皇皇地尋求主人而為之用，所以《孟子》上說他聽得文王有了勢力，就興起道：「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我們又知道，自秦皇一統之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忠君的觀念大盛，所以《史記》上也就說他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了。漢以後，向來流動的故事因書籍的普及而凝固了，他的人格才沒有因時勢的遷流而改變。上面舉的《尚書》上的苗，也是這樣的一例。所以我們對於那時的古史應當和現在的故事同等看待，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在口耳之間流傳的。我們在這上，不但可以理出那時人的古史觀念，並且可以用了那時人的古史觀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時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潮流。這樣的研究有兩種用處，一是推翻偽史，二是幫助明了真史。至於我在上面所說的《偽史源》、《偽史例》、《偽史對鞫》三種書如果都能著成，大家自會明白認識我的主張，不致笑為翻案文章了。
總之，我在辨證偽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覺心，有極堅強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許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懸著許多待解的問題；我深信這一方面如能容我發展，我自能饜人之心而不但勝人之口。至於現在這一點已發表的東西，本來不算什麼。畫家作畫，自有見不得人的「粉本」。「良工不示人以朴」，也是一句可以玩味的古話。我現在在學力未充足時發表這種新創的主張，有許多錯誤、淺薄的地方乃是當然的，只要讀者用了「粉本」的眼光看而不用名畫的眼光看，用了「朴」的眼光看而不用精品的眼光看，就可以見出這本書的實際。至於將來能否使它成為名畫或精品，這是全賴於我自己的努力和社會上給與我的幫助，現在是不能豫斷的。
其三，是民俗學方面。以前我愛聽戲，又曾搜集過歌謠，又曾從戲劇和歌謠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這都已在上面說過了。但我原來單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證古史，並不希望即向這一方面著手研究。事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十年冬間，我輯集鄭樵的《詩》說，在《通志·樂略》中讀到他論《琴操》的一段話：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慾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杞梁之妻即孟姜女，孟姜女有送寒衣和哭長城的故事，這是我一向聽得的，但沒有想到從經傳的數十言中會得演成了稗官的萬千言。我讀了這一段，使我對於她的故事起了一回注意。過了一年多，點讀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在《鄭風·有女同車》篇下見到他的一段注釋：
《序》……謂「孟姜」為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
這幾句話又給與我一個暗示，就在簡端批道：「今又有哭長城之孟姜。」經了這一回的提醒，使我知道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為美女的通名了。我驚訝其歷年的久遠，引動了搜輯這件故事的好奇心。事情真奇怪，我一動了這個念頭，許多材料便歷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來。我把這些材料略略整理，很自然地排出了一個變遷的線索。十三年冬間，研究所中歌謠研究會出版的《歌謠周刊》要出歌謠和故事的研究文字的專號，囑我撰文，我就選定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題；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萬二千字，一期的《周刊》撐滿了，但故事還只敘述到南宋的初葉。我正因事務的忙冗未得續做下去時，許多同志投寄來的唱本、寶卷、小說、傳說、戲劇、歌謠、詩文，……已接疊而至，使我目迷耳亂，感到世界的大，就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窮其涯際的，於是我把作成一篇完整文字的勇氣打消了。我願意先把一個一個的小問題作上研究，等到這許多小問題都研究完了時再整理出一篇大論文來。以下本將二年來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時分地開一篇總賬，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但材料太多了，竭力節縮，終有三萬餘言。文成，自己覺得仿佛犯了腹蠱之疾，把前後文隔斷了；只因費了兩星期的工夫所整理，不忍刪芟。後來陳通伯先生源看了，力勸我刪去，我聽了他的勸告，便把這一部分獨立為一文。
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結果，使我親切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眾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又使我親切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著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著說者的解釋故事節目的要求的。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看去，又使我明了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社會。
上面一段話，沒有舉出證據，說得太空洞了。現在我試把這件故事比擬傳說中的古史。江、浙人說孟姜女生在葫蘆、冬瓜或南瓜中，這不像伊尹的生於空桑中嗎？廣西唱本說范杞郎是火德星轉世，死後歸復仙班，這不像傅說的「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嗎？廈門唱本說孟姜女升天后把秦始皇罵得兩腳浮浮，落在東海里做春牛，這不像「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嗎？廈門唱本說范杞郎死後化為鳳凰，這不也像女娃溺死而化為精衛帝女雀。嗎？廣西唱本說孟姜女尋夫經過餓虎、毒蛇、雨雪諸村，這不也像《山海經》上有食人的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孰湖的崦嵫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嗎？用《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看更像。讀者不要疑惑我專就神話方面說，以為古史中原沒有神話的意味，神話乃是小說不經之言；須知現在沒有神話意味的古史卻是從神話的古史中篩濾出來的。我們試退讓一百步，把流行於民眾間的孟姜女故事的唱本小說等拋開，只就士人的著述中看這件故事的情狀：
杞梁之妻……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內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隕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漢劉向《列女傳》。
良已死，並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果至良骸，血徑流入。唐人《雕玉集》引《同賢記》。
姜女……歸三日而范郎赴長城之役；其後齎寒衣至城所，尋問范郎，已埋版築中矣。女乃繞城哭，城隅為隳。隳所，范郎見像；女即其處求骸……遂負之歸。……夫長白其事，主將命追之。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時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將及，忽山峰轉移，若無徑然；追者乃返。明馬理《姜女詩序》。
以上數則，神話的意味何等豐富。但試看清劉開的《廣列女傳》：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為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
這不但把民間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刪去了，就是劉向、馬理一班士大夫承認的一小部分神話性的故事也刪去了，剩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輪廓，除了「崩城」——這件故事的中心——之外確是毫沒有神話的意味了。更進一步，就是崩城的神話也何嘗不可作為非神話的解釋，有如王充所云「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論衡·感虛》篇。呢。所以若把《廣列女傳》敘述的看作孟姜的真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偽存真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卻本末倒置了。我們若能了解這一個意思，就可歷歷看出傳說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為學者們編定的古史所迷誤。
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後，再著手考舜的故事。這一件故事是戰國時的最大的故事。戰國以前以禹的故事為最大，可惜材料太少，無從詳考。許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為中心而聯結起來了。後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話部分刪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極盛的唐、虞之治。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宋芸子先生育仁在《虞初小說序例》上說：
帝舜之賢，則行為大孝，德為聖人；帝舜之才，則自耕稼陶漁，所在成都成邑。其初遭遇之厄，則不得於親，至於捐階掩井；其後遭遇之隆，則先得於君，至於登庸在位。妃匹之愛，則二妃皆帝女；風雲之會，則五臣皆聖賢。成治水之大功；狩蒼梧而仙去。實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說部家所窮思極想而萬難虛構者，乃於帝之實事得之！
他雖不知道帝舜的故事所以能成為「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的故事原由於「說部家所窮思極想」的「虛構」，但他對於它發生驚怖之情確是不錯。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對於故事的性質更得許多了解，一方面也可以對於偽古史作一個大體的整理。本書第二冊中的《虞初小說回目考釋》一篇，就是想把它作一回鳥瞰的。
民俗學方面，除了故事以外，這二年中著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會和歌謠。我在《研究古史的計劃》中，把民俗學的研究放在最後，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後再去探求內部的意義。現在我的環境是適於研究民俗學的，我只得先從此入手了。
研究神道的興趣，是給東嶽廟引起的。我遊了蘇州和北京兩處的東嶽廟，見到許多不同的神名，知道各地方的神道雖同屬於道教之下，但並沒有統一。從這種不統一的神道上，可以窺見各地方的民眾的信仰。更看道教里受進的佛教的影響，以至佛教自身所受的影響，也可以明白宗教的激盪的勢力。例如東嶽，本來是齊國的上帝，《漢書·郊祀志》云：「八神，或雲太公以來作之齊。」又云：「天主祀天齊。」只因齊國的文化發達，聲望甚高，沒有被別國的上帝壓倒；漢以後，他的勢力依舊存在，掌管生殺之權。自佛教侵入，它自有一個東嶽——閻羅王。因為中國人並不抵抗佛教，所以東嶽大帝與閻羅王可以並存，死人受著二重的管束。寖假而道教的東嶽廟中也雕塑十殿閻羅，把他們壓做了岳帝的屬吏。但閻羅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響。閻羅王大約即是尼羅河（Nile）之神烏悉立斯（Osiris）。看「閻羅」與「尼羅」的聲音相合，甚為可信。埃及人承認一個人死了之後，須受尼羅河神的裁判，隨著生前行事的善惡判定賞罰，壞人就罰變為畜類，愈壞的便變得愈低下，等到罰盡之後再變做人。這些原則到了中國閻羅王法典《玉曆鈔傳》里還沒有變。我們如果能搜集許多材料作研究，一定可以得著許多想不到的創見。一部《道藏》，用實用的眼光看固然十之八九都是荒謬話，但若拿它作研究時，便是一個無盡的寶藏；我們如果要知道我們民族的信仰與思想，這種書比了儒學正統的《十三經》重要得多。
我對於這方面研究的步驟，擬先從《楚辭》、《國語》（包括《左傳》）、《山海經》、《漢書·郊祀志》等書入手，認識道教未起時的各地的神道。更把佛教的神和道教的神作比較，將受了佛教影響而成立的道教的神道認識了。再把各地的神道互相比較，認識在不統一的道教之下的各種地方性的神道。這種事情，不說出時似乎沒有問題，但一加思考之後它們變遷的情形便很顯著。例如碧霞元君為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於泰山的分化；天妃為南方的女神，她的勢力由於海神的結合：這是含有地方性的。道教中本來只應崇奉玉帝即《詩》、《書》中的上帝。為最高無上的主宰，但因佛教中有三世佛，所以又摹擬了它而建立三清天尊，他們的地位與玉帝不相上下：這是承受佛教的影響的。古代的神有生有死，有嗜欲，有攻伐，看《山海經》等書可知。和希臘的神話差不多。那時的女神幾乎全為愛情顛倒，所以《楚辭·九歌》對於湘夫人等所致之辭多是相思惆悵之言，《高唐》、《神女》兩賦又說巫山神女薦枕席，《洛神賦》寫宓妃又極綢繆繾綣之致。固然這些都是文人的託言，但至少在當時民眾的意想之中是許得如此的。試問現在誰會對於碧霞元君作薦枕之想？自從佛教流入，看神道成了超絕的人格，一切的嗜欲都染不到，生死更說不上，愛情變成了猥褻，於是女神和男神就同具了嚴正的性格，風流艷冶之事全付與狐精花怪們了。看《聊齋志異》等書可知。這是道教未成立時的神道和後世的神道的不同的樣子。我深信這一方面的研究如可有些結果，必能使古史的考證得到許多的便利。只是這一方面研究必須親到各地搜集材料，不能單靠書籍：像我這樣的拮据，調查考察的事業又從何說起？二年來，我到過的廟宇只有東嶽廟、白雲觀、財神廟、碧霞元君廟等處。
社會的研究，是論禹為社神引起的。社會祀社神之集會。的舊儀，現在差不多已經停止；但實際上，鄉村祭神的結會，迎神送祟的賽會，朝頂進香的香會，都是社會的變相。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很想領略現在的社會的風味，希望在裡邊得到一些古代的社祀的暗示。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妙峰山是一個北方的有名的香主，每年陰曆四月初一至十五為進香之期。去年會期中，我就和研究所風俗調查會同人前往調查了三天，對於香會的情形知道了一個大概。他們都是就一種職業或一處居住的地方聯絡結會，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食物，如茶、鹽、面、粥、饅頭、路燈、拜墊、撣帚、茶瓢、膏藥等；或盡了自己的技能去娛樂神靈，幫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車、槓子、秧歌、音樂、舞獅、戲劇、修路、補碗、縫綻等。到了那裡，一切有人招呼，髣髴進了另一個世界，崎嶇的山嶺便化成了理想的樂國了。這些香會的經費，在鄉下的是按畝抽捐，同皇糧一般的繳納；在城裡的是就本業捐輸，或向人募化。這些會名，我只就刊有會啟進香時的招貼的鈔，已鈔到了九十餘個，其餘沒有會啟的恐還不止四五百呢。他們的香會的組織是極有秩序的：先設立了會所，議定了會規，排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頂、回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糧、請駕、錢糧、司庫、哨子、車把、廚房、茶房等都管，所以人數雖多而不致棼亂。進香的人誠心極了，有的是一步一拜的，有的是提著臂爐的，聽說還有跳澗的。他們以為只要誠心便可由神靈護送回家，成其心愿，其實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這種地方，迷眼的是香菸，震耳的是鼓樂，身受的是款待，只覺得神秘、壯健、親善的可愛，卻忘記了他們所崇奉的乃是一種淺薄的宗教。這使我對於春秋時的「祈望」，戰國後的「封禪」得到一種了解。我很願意把各地方的社會的儀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來的社祀的歷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銜接起來。
社是土地之神。從天子到庶民立有各等的社。但看春秋、戰國間人的稱述，社神的權力甚大；大水、大旱不用說，日食亦用牲於社，決獄和處罰亦在社，祈求年穀和年壽也都在社，軍旅中又有軍社，似乎社是宗廟以外的一個總廟。後來總務與土地分開了：總務方面有道觀和佛寺，它們也可以做祈雨、祈年的法事；土地方面有社壇、城隍廟和土地堂。社壇所祭沒有指實的神人。城隍神有省、府、縣之別，有指實姓名的，也有不指實的。土地神或一村落一個，或一城市多少個，指實與否也與城隍神同。這些神人就很可以研究一下。例如我在清代是江蘇省蘇州府元和縣人，江蘇省城隍和蘇州府城隍我都不知道是誰，聽說是三年一任，由龍虎山天師府札委的。元和縣城隍我知道是張老爺，不知其名，聽說是永遠不換的；看他的封號是「敕封顯應王北極驅邪司」，又號「武安君」。我家在蘇州的東城，依道士所定的地名喚作道義鄉；這一鄉的土地是任大明王，說是梁朝的任昉，也是永遠不換的。任昉既非蘇州人，又未做過蘇州的官，他做過義興太守，義興即今江蘇宜興。不知道為什麼會得做蘇州東城的土地神。蘇州城中約有三十餘個土地神，道士們也記不清楚，因為東城的道士觀只做東城的生意，西城的又專做西城，並無完全知道的必要。據我所知，尚有鳳凰鄉的春申君、大雲鄉的安齊王、永定鄉的茅亭司等。這些神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由於天師的委派，還是由於民眾的擁戴，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倘使由於天師的委派，這不過是道士們的弄鬼，只要尋到了他們的簿冊便可完事。若出於民眾們的擁戴，那麼，這裡邊自有複雜的因緣，不是可以急遽了解的了。依我的推想，似乎後說合理，因為聽說山東、湖北等省的土地神統統是韓愈，與江蘇的辦法不同，如果由天師委派，這制度料想不致如此參差。或者江蘇的文化發達，民眾要求奉祀的神複雜了，所以一城中就有許多名人做土地神。我很願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歷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來有功而祀的人物，並看出民眾的信仰的旨趣。
歌謠方面，因《歌謠周刊》的撰稿的要求，研究《詩經》的比較的需要，以及搜集孟姜女故事的聯帶關係，曾發表了多少篇文字。七八年前筆受的蘇州歌謠，也先寫定了一百首，加上了注釋，編成《吳歌甲集》一種。只因校中經費支絀，至今尚未出版。我很感謝玄同先生和魏建功先生，他們為了這一本歌謠集，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蘇州方音的聲韻的部類，在方音的研究上開了一個新紀元。
老實說，我對於歌謠的本身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為而為的：我想藉此窺見民歌和兒歌的真相，知道歷史上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為民間流行的徒歌。關於下一問題，我已於《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中作一個約略的解答，就歌詞的復沓，方面的鋪張，樂曲的採集，民歌的保存上說明《詩經》所錄悉為樂曲；又從典禮所用與非典禮所用的歌曲上證明程大昌和顧炎武依據了《儀禮》所載的樂章而定諸國詩為徒歌的謬誤。關於上一問題，我們可以知道歷史上所謂應驗的童謠一半是有意的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所謂有意的造作，如宋明帝疑忌王景文和張水，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宋書·王景文傳》。唐董昌稱帝越州時，山陰老人獻謠道：「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新唐書·董昌傳》。從這種種偽造的童謠上可以反映出許多不曾破露的號稱應驗的童謠。《左傳》所記，如「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等童謠，無論史官所記不可靠，就使所記確有其事，這童謠的來歷也還可疑。所謂無意的誤會，如王莽末天水童謠云：「出吳門，望緹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續漢書·五行志》。吳天紀中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晉書·五行志》。晉太寧初童謠云：「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晉書·五行志》。這些歌詞都是很單純的民歌或是無意義的兒歌。但給深信童謠為有關休咎的人聽得了，便解釋「蹇人」是隗囂，「欲上天」是欲為天子；「大馬小馬」是司馬氏，「高山」是蘇峻，「石」是蘇碩，蘇峻逼成帝，死後其弟碩被殺；甚至因王濬小字阿童，晉武帝特加為龍驤將軍，以符「水中龍」的讖語。這都是庸人的自欺。若要附會，哪裡不可附會；正如求籤測字，無論何人得到一簽或一字，詳簽測字的人總可以從他的身分遭際上解釋得相像。我很想就用了這個方法，將現在流行的兒歌和民歌解釋各時各種的不同的事實，打破這種歷史上的迷信。
因為我在歌謠方面發表的文字較多，所以知道我研究歌謠的人也最多，常有人稱我為歌謠專家。這種不期之譽我很不願承受。我的搜集歌謠的動機是由於養病的消遣，其後作了些研究是為了讀《詩經》的比較；至於我搜集蘇州歌謠而編刊出來，乃是正要供給歌謠專家以研究的材料，並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謠的結果。數年以來，北京大學的歌謠研究會收到了各地的歌謠、諺語、謎語等二萬餘首，真是一個民眾文藝的寶庫；可是我諸事亂忙，也沒有翻覽過多少。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學的興味遠不及我的研究歷史的興味來得濃厚；我也不能在文學上有所主張，使得歌謠在文學的領土裡占得它應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的研究的輔助。這個態度，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不要敦促我做非分的工作。
我這幾年中的工作範圍和將來的進行計劃，大致如此。
從以上所寫的看來，我的時勢、個性、境遇，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
先從時勢說。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應用，而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總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舊日的途徑而進行；今文家便因時勢的激盪而獨標新義，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問題做自己的托古改制的護符。這兩派衝突時，各各盡力揭破對方的弱點，使得觀戰的人消歇了信從家派的迷夢。同時，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於治學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的價值。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於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我生當其頃，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科學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覽而對於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夠自覺地承受。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不過那些時代的學術社會處於積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懷疑的批評，以致許多精心的創見不甚能提起社會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著厭惡之情。到了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信守的藩籬都很不費力地撤除了，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幻相，更使人對於古書增高不信任的意念。長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的作偽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就從偽史上去研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偽者深進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教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歷的痕跡。我固然說不上有什麼學問，但我敢說我有了新方法了。在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了一種新樣子，使得我又欣快，又驚詫，終至放大了膽子而叫喊出來，成就了兩年前的古史討論。這個討論何嘗是我的力量呢，原是在現在的時勢中所應有的產物！
再從個性上看。我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不肯隨便聽信他人的話，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個歷史興味極濃重的人，歡喜把一件事情考證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來蹤和去跡。我又是一個好奇心極發達的人，會得隨處生出了問題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時候只覺得胸中煩悶的不可耐。因為有了這幾項基本的性質，所以我敢於懷疑古書、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於推倒數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於在向來不發生問題的地方發生出問題而不喪氣於他人的攻擊。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處於不許批評又沒有研究方法的學術社會中，或者竟要成了一個公認的妄人，如以前人對於劉知、鄭樵們的看法。但現在是不必過慮的了！
更從境遇上看。要是我不生在科舉未廢的時候，我的幼年就不會讀經書。要是我的祖父不給我隨處講故事，也許我的歷史興味不會這樣的深厚。要是我不進新式學校，我也未必會承受這一點淺近的科學觀念。要是我在幼年沒有書籍的嗜好，蘇州又沒有許多書鋪供我閒遊，我也不會對於古今的學術知道一點大概，儲藏著許多考證的材料。要是我到北京後不看兩年戲，我也不會對於民間的傳說得到一個大體的領略。要是我不愛好文學、哲學和政治運動，在這種方面碰到多少次的失敗，我也不會認識自己的才性，把我的精力集中於考證的學問上。要是不遇見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學，也不會發生自覺的治學的意志。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要是北京大學中不徵集歌謠，我也不會因寫錄歌謠而聯帶得到許多的風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沒有親見太炎先生對於今文家的痛恨，激動我尋求今文學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會搜讀《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對於古史的不信任的觀念。要是我不親從適之先生受學，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會認識自己最近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偽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要是我發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後沒有劉楚賢先生等把我痛駁，我也不會定了周密的計劃而豫備作畢生的研究。要是我不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服務，沒有《歌謠周刊》等刊物替我作徵求的機關，我要接近民眾的材料也不會這樣的容易。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
我能承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由這三者的湊合，所以我會得建立這一種主張。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初進學問界的人。初進學問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淺陋，但也自有他的驕傲。第一，他能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別人不審量的地方審量。好像一個旅行的人，剛到一處地方，滿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隨處激起興味，生出問題來。至於那地的土著，他們對於一切的東西都接觸慣了，仿佛見聞所及儘是天造地設的一般，什麼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於用直覺作判斷而不受傳統學說的命令。他因為對於所見的東西感到興味，所以要隨處討一個了斷；不像學術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種種難處，不敢為了立一異議，害得自己成了眾矢之的。初生之犢為什麼不畏虎？正因它初生，還沒有養成畏虎的觀念之故。這固然是不量力，但這一點童稚的勇氣終究是可愛的。我真快樂：我成了一個旅行的人，一頭初生之犢，有我的新鮮的見解和天真的膽量。我希望自己時時磨鍊，使得這一點銳猛的精神可以永遠保留下去。如果將來我有了豐富的學問之後，還有許多新問題在我的胸中鼓盪，還有獨立的勇氣做我的判斷力的後盾，那麼我才是一個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這是使我極高興的。我固然有許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們，原為他們有許多長處，我的理性指導我去效法；並不是願把我的靈魂送給他們，隨他們去擺布。對今人如此，對古人亦然。惟其沒有偶像，所以也不會用了勢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勢力的人物。我在學問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許多說良心話的分子，就是為此。固然有人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偏的，不偏於甲派便偏於乙派，但我覺得要保持客觀的態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也有人說，為學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設，有了假設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終該選定的，盡不妨俟將來深入之後而棄去。這種話在以前是可以說的，因為那時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學問的基礎既不建築於事實上，研究學問又苦於沒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點引路的微光，為尋求一個下手處計，也有選擇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詩》毛氏學，便當從齊、魯、韓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鑽下去；等到自己的學問足以自樹了，再脫離家派而獨立。但到了現在，學問潮流已經很明白地昭示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了。我們自有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古器物學、古歷史學等等直接去整理《詩經》，《毛傳》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詩》也是《毛傳》的「一丘之貉」，又何嘗要得！至於我們為要了解各家派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於家派有所尋繹，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我很怕別人看了我表章鄭樵、崔述諸人的文字，就說我做了他們的信徒而來反對毛公、鄭玄，所以現在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對於鄭樵、崔述諸人決無私愛；倘若他們的荒謬有類於毛公、鄭玄，我的攻擊他們也要和對於毛公、鄭玄一樣。希望讀者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這等的批判，千萬不要說「承你考辨得很精細，我有所遵循了」這一類話！
《老子》說「自知者明」，希臘的哲學家多勸人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我「當仁不讓」，自認為無愧的。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務上，只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鑑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貴，所以不受習慣的束縛，不怕社會的威嚇，只憑了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我知道自己的憑藉，故不願沒卻他人的功績；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故不願徇著一時的意氣。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沒有頓悟的奇蹟，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學問是只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我知道我所發表的主張大部分是沒有證實的臆測，所以只要以後發見的證據足以變更我的臆測時，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張加以修改或推翻，決不勉強回護。因為我有了以上種種的自覺，所以我以為我現在固然學力淺薄，不足以解決多少問題，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態度是不錯的，我的假設雖大膽而絕不是輕舉妄動，只要能從此深入，自可馴致於解決之途。
說了上面一段話，或者讀者諸君要疑我是一個傲睨萬狀的人，自滿到極度的。其實我的心中只壓著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個性固然適於研究學問，我的環境固然已經指給我一個研究的新方向，但個性和環境原只是學問的憑藉而不即是學問的實質。譬如造屋，個性是基礎，環境是樑柱，實質是磚石。雖則有了基礎和樑柱可說具備了屋子的規模，但尤要緊的是砌成牆壁的磚石。倘使四壁洞然，這空架子要它幹麼，翻不如穴居巢處的可以得到簡陋的實用了！我對於實質的要求渴熱已極，可是數年以來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後，心中便留著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創傷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沒有辜負我的個性，只是我的環境太不幫助我了。它只替我開了一個頭，給了我一點鮮味，從此便任我流浪了，飢餓了！
我的學問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範圍放得極大的要求，現在則畢意把它收縮，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幾個問題上面去。但痛苦即由這方面起來了！其一，許多學問沒有平均發展時，一種學問也要因為得不到幫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現今這般民不聊生的中國，誰能安心從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於研究的設備的不完全，終於廢然而返。我就是萬分的努力，想在一種學問上創造出一個基礎來，但可以由他種學問幫助的地方也須仍歸自己動手。正如到蠻荒墾殖的人，他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勞力不必說，就是通常的農人可以隨便使用的一切東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織布；要睡覺只得自己蓋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麼有什麼的，固然差得天高地遠，就是比了掘井蓋屋的土木匠，織布製衣的織工縫工，他們因機械的進步而能得到各種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廢棄可以不必廢棄的時間到他種研究上，這也做一點，那也做一點，終至造成一個又亂又淺的局面，遠難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從前人對於學問，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為信守高文典冊便是惟一的學問方法。現在知道學問的基礎是要建築於事實上的了，治學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驟然把眼光放開，只覺得新材料的繁多亂目，向來不成為問題的一時都起了問題了。好像久囚於高牆狹弄中的犯人，到處撞頭碰鼻，心境本是很靜謐的，忽然一旦牆垣倒塌，枷鎖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見萬戶千門的遊覽不盡，奇花異獸的賞玩無窮，翻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該怎樣辦才好，新境界的喜悅與手足無措的煩悶一時俱來到了。我是一個極富於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強把範圍縮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總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後，問題就來了；正在試作這個問題的研究時，別種問題又接二連三的引起來了。不去瞧則實為難熬，一去瞧又苦無辦法。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學問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問題別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問題就可由他人去解決，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結果用來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夠了。但在現在這樣的生活之下，又哪裡可以盼望這種境界的實現呢！
上條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學的煩悶，原是現在中國許多有志學問的人所公同受到的。至於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約略可作下列的敘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時間的浪費和社會上對於我的不了解的責望。但這應加上一個說明：我隨順了自己的興味而費去的時間並不在浪費之內，因為這是多少得到益處的。例如買書、看戲、聽鼓詞等等嗜好，當時固然完全為的是欣賞，但到了現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窯子、坐茶館等等，我也都犯過，但這隻使我知道大家認為嗜好的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使我知道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興味的，從此再不會受它們的引誘，時間的破費也不是徒然。一個人自幼年到成長原只在彷徨覓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以永遠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費力去走。惟其當時肯耗廢覓路的功夫，才能在日後得到該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興味去嘗試，總與自己有益。我在這些事上耗廢的時間，是決不怨的。只有十餘年來在新式學校中過的上課生涯，使得我一想著就要叫屈。學校教員的智識大都是不確實的，他們自己對於學問也沒有什麼樂趣，使我看著他們十分的不信任，幾乎沒有在課業中得到什麼。中小學時代，我尚未發生愛惜時間的觀念，隨班上課，只是坐待鐘點的完畢。在這熬耐鐘點的時候，逢著放任的教員我就看課外的書，逢著嚴厲的教員我就端坐冥想，上天下地般瞎想。這樣的生活過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經衰弱的病症，除了極專心讀書作文之外，隨時隨地會得生出許多雜念，精神上永遠沒有安靜。進了大學之後，因為愛好學問，不由得不愛惜時間。但是教員仍不容我，我恨極了！看我民國初年的筆記，滿幅是這等的牢騷話。我以為我們所以要有學問，原要順遂自己的情性，審察外界的事物；現在所學的只有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內既非情，外亦非物，為的只是教員的薪金和學生的文憑，大家假借利用，捱延過多少歲月。他們各有所為而捱延，卻害苦了真正願意自己尋求學問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陰在無聊的課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學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學觀念，但要得到這一點粗疏的觀念只消自己看幾本科學書，做上數次實驗也就夠了，何必化去十餘年的大功夫呢！他們在那裡殺青年真可恨，青年們甘心給他們殺也可鄙！
自從出了學生界，免去了無聊的上課，我總以為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時間了，哪知道又不然。現在中國的做事的人不知道為什麼會得這樣少，在社會上跳動的老是這幾個人；這幾個人似乎是萬能的，樣樣事情都須他們經手。我因為屢屢受了他人的邀約而發表些文字，姓名為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為我是有意活動的；結合什麼團體，每承招致。我嘗把和我發生關係的團體不管是實際的或名義的。寫出一看，竟有了二十餘個；分起類來，有歷史、古物、文字、圖書館、教育、哲學、政治、社會、商業、編輯十種。這真使我驚駭極了！我一個人如何有這麼多的技能，又如何有這麼強的精力！在社會上活動固然有出鋒頭的樂趣，但我哪裡愛出這種的鋒頭呢。要是我永久這樣的做下去，我的將來的能力至多不過像現在一樣罷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會上是到處退避的，尚有這許多牽掣，那麼，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他們名下的團體又要有多少？社會上多的是團體，有了團體的名目再從事於分頭拉人。無論拉進的人必不能實心實意地做，就是願意做切實的工作的也要不勝別方面的拉攏，做了一點就停止了。這樣做去，是永久活動而永久得不到結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淺，自己在學問上已竭力節縮欲望，更何能為他人奪去時間，所以要極力擺脫這種漩渦，開會常不到，會費常不繳，祈求別人的見舍。可是時代的襲擊到底避免不盡，我的肩膀上永遠擔負著許多不情願的工作。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願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聯絡：例如文學方面的要求，我就藉此作些民眾藝術的文字應付過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歷史的文字應付了。這樣干去，頗有些成效。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研究所中有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我便藉此自隱了。這當然是很不該的，但我深知道研究與事務的不相容，終不願為了生計的壓迫而把自己的願望隨人犧牲。只是這樣做去，雖不致完全埋沒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總是「雞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績決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我心中有許多範圍較廣的問題，要研究出一個結果來，須放下幾個月或幾年的整功夫的，它們老在我的胸膈間亂撞，仿佛發出一種呼聲道：「你把我們悶閉了好久了，為什麼還不放我們出來呢？」我真是難過極了。所以我常對人說：「你們可憐了我吧！你們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不過來的了！」
我記得幼年常見人圈點一部書，如《史記》、《漢書》、《文選》等。圈完了一遍之後買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這班人的迂拘和遲緩，以為讀書只要翻翻就是了，照這樣的讀法，一生能夠讀得幾部。那時我的胸中既沒有宗旨，也沒有問題，所以看書雖多，時間依然是寬裕的；因時間的寬裕而把學問看得更輕易。現在有了宗旨，許多問題都引起來了，無論看哪種薄薄的書，只覺得裡面有許多是可供舊有問題的研究材料的，有許多是可以發生新問題的。因為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棄去，鈔出既沒有空閒，不鈔出又似乎負上了一筆債，所以我到現在，真不敢隨便翻動哪一本書，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讀一遍的。我始回憶先輩的讀書方法，很想揀出幾部必須精熟的基本書籍，一字一字地讀去，細細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現在的時勢只許人發議論而不許人讀書，所謂讀書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覽，像我幼年的行徑一般，我懷了正式讀書的願望久久無法使它實現。豈但是讀書呢！我的袖珍筆記冊積了一抽屜了，裡面有許多是見聞所及的鈔撮，有許多是偶然會悟的見解，很有謄入紅格本筆記簿的價值。但是鉛筆的影子已經漸漸地澌滅了，急寫的字體也有許多認不清了，卻還沒有動手鈔寫。我真悲傷，難道我的過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殘影來嗎？
這幾年，社會上知道我有志研究歷史的很多，對於這方面的期求也特別重，許多人屬望我編成一部中國通史。我雖沒有研究普通史的志願，只因沒有普通史，無論什麼歷史問題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種憑藉，為自己研究的便利計，也願意從我的手中整理出一個大概來。我的心中一向有一個歷史問題，渴想藉此得一解決，即把這個問題作為編纂通史的骨幹。這個問題是：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這是很難解決的。中國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為公認的事實。戰國時，我國的文化固然為了許多民族的新結合而非常壯健，但到了漢以後便因君主的專制和儒教的壟斷，把它弄得死氣沉沉了。國民的身體大都是很柔弱的；智識的淺陋，感情的淡薄，志氣的卑怯，那一處不足以證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沒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恐怕漢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現在世界各強國劇烈地壓迫我們，他們的文化比我們高，他們再不會像以前的鄰族一般給我們同化；經濟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們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極端；又因他們的經濟侵略誘起我們許多無謂的內爭，人民死於鋒鏑之下的不計其數：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們便將因窮困和殘殺而滅種了！在這一方面著眼，我們民族真是衰老已甚，滅亡之期迫在目前，我們只有悲觀，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換了一種樂觀的眼光看去，原還有許多生路可尋。滿、蒙、回、藏諸族現在還在度漁獵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時代的人民。就是號稱文明最早的漢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瑤、僮、僰等未開化的種族依然很多，明、清兩代「改土歸流」至今未盡。這許多的種族還說不到壯盛，更哪裡說得上衰老。就是漢族，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託了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沒有普及，這衰老的文化並沒有和民眾發生多大的關係。所以我們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現在國勢如此貧弱，實在僅是病的狀態，而不是老的狀態。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狀態來喚起國民的健康的要求。生計固然困苦，但未經開發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產，享用數千年來遺棄的地利，並不是件難事。內爭固然繼續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動人民參預政治的自覺心，使得他們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內部的團結。例如四川的民團因軍閥的殘暴而發生，現已力足抵制軍閥。河南、山東的紅槍會也是由於自衛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識太低，以至流於義和團一類的行徑，這是須教育家補救的。體質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觀念的改變也足以漸漸造成強壯的青年，或者過了幾代之後可以一改舊觀。因此，在這一方面著眼，只要各民族能夠得到相當的教育，能夠發生自覺的努力，中國的前途終究是有望的。這真是關係我們的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的歷史問題。這個問題究竟如何，非費多年的功夫去研究決不能清楚知道。我生於離亂之際，感觸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樣地有志救國；但是我既沒有政治的興趣，又沒有社會活動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這個問題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國事業，盡我國民一分子的責任。我在研究別種問題時，都不願與實用發生關係；惟有這一個問題，卻希望供給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改造家的參考，而獲得一點效果。至於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書、府縣誌和家譜中尋取記載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風俗民情的實際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這個計劃是無從進行的；社會上固然期望我，但空空地期望而不給我以實現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結果來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囑為孔德學校編纂歷史講義，我即想向著這一方面走去；只因諸務忙冗，到今沒有編了多少，很使我悵恨不安。
我的第二種痛苦是常識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我幼年在翻書中過日子，以為書多自然學富，心中很自滿。二十後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橫通》篇中見到以下一節議論：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術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途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學者陋於見聞，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濁無別，而其人亦囂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於橫也！……
讀了這一段，自想我的學問正是橫通之流，不覺得汗流浹背。從此想好好地讀書，但我這時只把目錄平議一類書算作我的學問的標的。過了幾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國五年的筆記中有一則道：
自章實齋以來，學者好言校讎，以為為學始於目錄，故家派流變，區以別矣。然目錄者，為學之途徑，非其嚮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徑而止，遂謂綱目條最之事足以盡學，而忘其原本，此則猶誦食譜而廢庖廚矣。太炎先生與人書云：「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按：此即任目錄而廢學之弊也。予初誦實齋《通義》，即奮力求目錄書；得其一勺，以為知味。自受業於伯弢先生，頗願為根本之學，以執簡御繁，不因陋就簡。乃校課逼迫，不得專攻；所可致力，仍繼前軌。思之輒汗顏不止。
到這時，我才真想讀原本書而不再滿足於目錄平議所載的綱要了。但我的心中還沒有生出問題，以為整理國故只要專讀故書好了，若與世界學問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會的危險。直到近數年，胸中有了無數問題，並且有了研究問題的工作，方始知道學問是沒有界限的，實物和書籍，新學和故書，外國著作和中國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無論研究的問題怎樣微細，總須到渾茫的學海里去撈摸，而不是浮沉於斷港絕潢之中所可窮其究竟。於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識和應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學到大學，為了對於教員的不信任，大都沒有用過功。猶記在中學時初學幾何，我不懂得它的用處，問同學，問教員，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我以為這不過是算學上的一套把戲而已，並沒有實際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現在，除了書首的幾條定義還有些影子之外，其餘完全模糊了。他種科學也都這樣，翻開來時有些面善，要去應用時便覺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課業統統溫理一遍，因為這些都是不可減少的常識，要在現在時代研究學問是不應不熟習的。外國文我雖讀過四種，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讀，也沒有一種讀好。近數年來，我用了極度的勉力，從沒有空閒中硬抽出些時間來自修，結果卻總是「一曝十寒」，沒有多大的效驗。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讀好兩種。所以我惟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獲得五六年的閒暇，讓我打好一個學問的根底，然後再作研究，再在文壇上說話。我相信社會上如要用我，也是讓我在現在時候多讀書比較多做書為更有益。如果我能夠打好了這個根底，我的研究和主張才可達到學問界的水平線上，我的學問才可成為有本的源泉。像現在這樣，固然也可以發表些研究的成績，但這是唐花簃中烘開來的花，提早的開放只換得頃刻的萎謝罷了。
我雖有這樣的渴望，可是我很明白，這僅僅是我的「單相思」，社會上是不能容許我的。他們只有勒逼我出貨，並不希望我進貨。更質直地說，他們並不是有愛於我，乃是有利於我。他們覺得我到了大學畢業，已經教養得很足夠了，可以供他們的驅使了。一頭騾子，到它長成的時候，就可由蓄養它的主人把它駕到大車上，拖煤、拖米、拖磚石，不管有多少重量，只是死命地堆積上去。堆積得太多到拖不動了，也惟有盡力鞭撲；至於它的毛盡見皮，皮開見血，這是使用它的人不瞧見的。直到用盡了它的氣力而倒斃時，才算完了它的任務。啊！現在的我真成了一頭拖大車的騾子嗎？就是不要說得這樣的慘酷，只說社會上推重我，切望我做出些成績來，也好有一比。好比我要從西伯利亞鐵道到歐洲去，在海參崴起程時，長途萬里，滿懷的高興，只覺得層雲積雪的壯觀，巴黎、倫敦的繁華，都將直奔我的眼底來了。車到赤塔，忽然有許多人蜂擁上車，亂嚷亂挽道：「你的目的地已達到了，請下車罷！」我正要分辨我的行程發軔不久時，已經七手八腳地拖我下去了。我向他們陳述旅行的目的和打斷興趣的煩悶，大家笑道：「你已經出了國了，路走得很遠了，很勞頓了，還是將就些罷！」在這時，試問我的心要悲苦到怎樣？
年來稱我為「學者」的很多。我對於這個稱謂決不辭讓，因為它可以用來稱有學的人，也可以用來稱初學的人：初學是我的現在，有學是我的希望中的將來，他們用了這個名詞來稱我，確是我的知己。縱然在現今看學者與名流政客等字樣同為含有貶意的時候。但他們稱讚我的學問已經成就，這便使我起了芒刺在背的不安，身被文繡而牽入太廟的觳觫。我知道，若把我與漢代經師相較，我的學問確已比了他們高出了若干倍。可是小學的及格不即是大學的及格，我們正要把一時代的人物還給一時代，猶之應把某等學校的學生還給某等學校，不該攤平了看。漢代的劉向、鄭玄一流人，現在看來固甚淺陋，而在當時的極淺陋的學術社會中確可以算做成就了。至於在二十世紀的學問界上，則自有二十世紀的成就的水平線，決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能濫竽充數。惟其我要努力達到水平線上，所以我希望打好我的智識的根底而從事於正式的研究。若在現在時候即說我已經成就，固然是一番獎勵的好意，但阻止我的發展，其結果將與使用我拖大車的相同，所以這個好意我是不願領受的。
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所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我屢次問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條基本信條？」靜中溫尋舊事，就現出二十年來所積下的幾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十二三歲時，我曾買了幾部動物、植物的表解，覺得它們分別種類的清楚，舉出特徵和形象的細密，都是很可愛的。進了小學，讀博物理化混合編纂的理科教科書，轉嫌它的凌亂。時有友人肄業中學，在他那邊見到中學的礦物學講義，分別礦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雖想不出硬度的數目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頗愛它排列材料的齊整，就借來鈔錄了。進了中學，在化學堂上，知道要辨別一種東西的原質，須用它種原質去試驗它的反應，然後從各種不同的反應上去判定它。後來進了大學，讀名學教科書，知道惟有用歸納的方法可以增進新知；又知道科學的基礎完全建設於假設上，只要從假設去尋求證據，更從證據去修改假設，日益演進，自可日益近真。後來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於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喜歡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如果傲慢地說，這些新主張也可以算得受過科學的洗禮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學方法是這般簡單的嗎？只消有幾個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處應用的嗎？在這種種疑問之下，我總沒有作肯定的回答的自信力。因此，我很想得到些閒暇，把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弘綱細則，根本地審量一下，更將這審量的結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嚴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學方法去作研究而不僅僅是標榜一句空話。
我在幼時，讀了孔、孟書和《新民叢報》一類文字，很期望自己作一個政治家；後來又因興趣的擴張和變遷而想治文學和哲學。哪裡知道到了近數年，會得發見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我最是自己奇怪的，是我的愛好真理的熱心和對於工作的不厭不倦的興味。中國的學問雖說積了二三千年沒有斷，可是棼亂萬狀，要得到確實的認識非常困難。我今日從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紙廠做揀理破布敗紙的工作，又多，又臭，又髒，又亂，又因揀理的傢伙不完備，到處勞著一雙手。但是我決不厭惡，也決不灰心，我只照准了我的理想的計畫而進行。所吃虧的，只是自己的技能不充足，才力受限制，常感到眼高手低的痛苦。如果我的技能能夠修習得好。使得它可以和我的才力相應合，我自信我的成就是決不會淺薄的。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計的艱窘。我沒有金錢的癖好，薪金的數目本來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來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計是不安的；只為要滿足我的學問的嗜好，所以寧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來，中央政府的財政已陷絕境，政費屢屢數月不發，就是發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這般敷衍，連淡泊的生活也維持不下了。以前學生時代，我向祖母和父親乞得些錢鈔，常常到書肆里翻弄；哪知道現在自己有了職業，反而失去了這個福分。在研究上，有許多應備的參考書，但沒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歷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買全部，尚可搜羅些零種，現在連零種也不許問津了。有許多急需的書，熬到不可熬時，也只有托人去買，因為免得見了他種可愛的書而不能買時，害苦了我的心。有許多地方，在研究上是應該去的，但也沒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說遼遠的長安、敦煌、于闐諸處，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關和徐水縣兩處都是近畿的這件故事的中心，並且是京奉、京漢兩線經過的，大約有了四五十元也盡夠作調查費了，可憐想了一年半，還只是一個空想！
為了生計的不安定，要什麼沒有什麼，一方面又受家人的譴謫，逼得極好學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學。有時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賣，因為我年來得了些虛名，稿子確也賣得出去，在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點急。但一動筆時，又使我懊喪了：我覺得學問原是我的嗜好，我應當尊重它，不該把它壓做了我的生計的奴僕，以至有不忠實的傾向而生內疚。然而學問的忠實談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寫幾千字，把生計靠在上面。與其對於學問負疚，還不如熬著困苦：這是我的意志的最後的決定。所以我雖困窮到了極端，賣稿的事情卻始終沒有做過幾回。賣稿且如此，要我去講敷衍應酬，鑽營職務，當然益發沒有這種的興會了。來日大難，或者要「索我於枯魚之肆」吧？
我記得我的幼年，因頑強而為長者所斥責，他們常說：「你現在的脾氣這等不好，將來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飯！」到二十歲左右時，我初見到社會上種種杌隉不安的現象，初知道個人的適存於社會的艱難，又讀了些《老》、《莊》的書，知道天真與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對人裝像一個鄉愿。向來說我固執的親族長者一時也稱譽道：「頡剛很隨俗了！」哪知道現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覺得必須從我的才性上建設的事業才是我的真實的事業，我只應當受自己的支配於事業的工作上，若遷就了別人就是自己的墮落。無論怎樣受生計的逼迫，只是不能溶解我的堅硬的癖性。看來我的長者斥責我的話是要應驗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會裡面，自己知道是一個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爭鬥。又感到人事的複雜。自己知識的渺小，覺得對於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評，因此我處處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要我呼斥一個僕人，和強迫我信從一個古人一樣的困難。到了交際場中，又因與日常的生活不同，感到四圍空氣的緊張，自己既侷促若轅下之駒，又怕他人因了我的侷促而有殺風景之感。看著許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動，只覺得他們的漂亮、伶俐、劈脫、強健、豪爽的可羨，更感到自己的乾枯、寂寞、沉鬱、拘謹的可厭，像一枚爛柿子的可厭。我自己知道，我的處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這種在舊教育之下和長日的書房生活之中壓迫而成的習慣，恐怕已是改不掉的；並且這種習慣和我的學問事業不生關係，也沒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內心生活也漸漸地有乾涸的傾向了。
許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嗜欲的人，每每戲以「道學家」相呼。但我自己認識自己，我是一個多欲的人，而且是一個敢於縱慾的人。我對於自然之美和人為之美沒有一種不愛好，我的工作跟著我的興味走，我的興味又跟著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別愛好學問，只因學問中有真實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豐富的興味之故。反過來說，我的不信任教師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為他們的本身不能給我以美感，從真理的愛好上不覺地激發了我的攻擊的勇氣。但一株樹木的榮茂，須有蔓延廣遠的根荄。以前我對於山水、書畫、文辭、音樂、戲劇、屋宇的裝飾等等的嗜好，就是許多條根荄，滋養著我的學問生活的本乾的。我對於民俗的理解力固然甚淺，但在向來沒有人理會之中能夠辟出這一條新路，實在就是無意中培養出來的一點成績。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說凡是我所欣賞的都要在裡邊得到實效，我很知道挾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賞決不能成為真的欣賞。我的意思，不過要藉此說明不求實效的結果自能醞釀出一些成績來，這些成績便不是在實效的目標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們若要有偉大精美的創造，必須任著作者隨了自己的嗜欲和興會而發展，愈不求實效愈可得著料想不到的實效。
但是我很可憐，從前的嗜欲現在一件一件地衰落了。去年一年中，我沒有到過一個新地方；音樂場和戲園子總共不過去了四五次，又是受著友人的邀約的。家裡掛的書畫，以前一星期總要換一次，現在掛了兩年還沒有更動，成了照例文章，把欣賞美術的意味完全失去了。從前喜歡隨便翻書，每於無意中得到會心之樂，近來不是為了研究的參考竟不觸手了。要說好，也是好，因為我的精力集中到學問上，在學問上又集中到那幾科，以至那幾個問題。但我敢說嗜好的衰落決不是我的幸福。再用樹來比喻。我們要使得一株樹木增高，自然削去旁逸斜出的枝條是唯一的辦法；但稍加芟削則可，若統統斬去，把它削成了電杆一般細長的東西，無論在事實上不會生存，就使生存了也是何等可怕的一件東西呵！我自己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我年紀雖過了三十，但還保存著青年的豪興，向日徘徊留戀的美感也沒有喪失分毫。只是事情忙了，胸中的問題既驅迫我走遙遠的程途，社會上又把許多負擔壓積到我的肩上。以前沒有目的的人生忽地指出目的來了，以前優遊自得的身子又猛被社會拉去作苦工了，愈走愈難，愈擔愈重，我除了我的職務之外再不能分出餘力到我所愛好的東西上去了。於是我的生趣日趨於枯燥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現在忙得真苦！我也知道，我的事務的種類並不比別人多，只是做成一件事情要求愜心的不容易。別人半天可以做完的事情，我往往遷延到五六天。要草寫一篇文字，總得作多少日子的醞釀。朋友們探望的不答，來信的不復，以至過了一年半載而作覆，成了很平常的事。我的大女兒住在校里，屢屢寫信歸來，說：「請爹爹給我一封信罷！」我雖是心中很不忍，但到底沒有依她的請求。二女兒寫好一張字帖，要我加上幾圈，我連忙搖手道：「送給你的母親去罷！」我的忙甚至使我對於子女的疼愛之心也丟了，這真太可憐了！記得以前與友人下五子棋，十局中輸了九局。他道：「我看準了你的短處了！你不肯下一個閒空的棋子，所以常常走入死路，不能作靈活的運用。」我自想我的現在的生活頗有些像我的下棋了，因為一些時間不肯輕易讓它空過，過於務實，以至生活的趣味盡失。文化原是在閒暇中養成的，像我這種迫不及待的生活，只配作一個機械性的工匠，如何可以在學林藝海之中嘯吟容與，認識宇宙的偉大呢。精神方面既因此而受損害，使得我的思想漸窒實，眼光漸鈍短，身體方面也是同樣的傷壞。我現在除了讀書作文頗能鎮定之外，無論做什麼事情，仿佛背後有人追趕著，越做越要快，以至心跳心悸。照這樣下去，或者草書可以不用練習而自然名家，長途競走也可以考上第一。假使我能彀准了鐘點作事，此心原可安定得多；無如別人沒有定時作事的觀念，遂害得我不能畫出作事的定時。我正在從事工作時，忽然人事來了，別人看得時間是很輕的，他們把我的時間隨便浪費了。我只要一起了愛惜光陰之念，立刻心宕。回到工作時，就刺促不寧了。因為這樣，所以幾乎沒有一天的日子不短，沒有一天的工作不欠，沒有一天的心情不悲傷。但這有什麼法子可以得到別人的原諒呢？沒有法子，只得把應該游息的時間也改隸到工作之下。從此以後，我就終年沒有空閒了。有時在室內踡伏了數天，走到街上，只覺得太陽亮得耀眼，空氣的清新仿佛到了山頂。這類境界，在做專門研究的時候固然是逃不了的，但永久處於這種生活之下終不是個辦法。我很想得到一種秩序的生活，一天總是工作幾小時，游息幾小時，不多也不少，像小孩子的食物一樣的調勻，使得我可以作順適的成長。但在現在的社會之下，這個希望能超過了空想嗎！
以上幾種痛苦，時時侵襲我的心，掣住我的肘，我真是十分的怨望。我要忠實於自己的生命，則為社會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為內心所不許：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了！我自己覺得，我有這一點粗略的科學觀念，有這一點堅定的志願和不畏難的勇氣，我的眼下有許多新問題，我的胸中沒有一個偶像，在現在輕忽學問的中國社會上，我已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我所負的責任是很重的。社會上固然給我以種種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熱情打出一個學問的地位來嗎？我將用盡我的力量於掙扎奮鬥之中，為後來人開出一條大道！就是用盡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條小徑，也要終其身於呼號之中，希望激起後來人的同情而有奮鬥的繼續者！
我的作文本來就有「下筆不能自休」的毛病，近數年尤甚。我讀別人做的文字雖也覺得含蓄的有味，但自己作文總須說盡了才痛快。這篇序文的起草，適在北方軍事緊張之際，北京長日處於恐怖的空氣之中：上午看飛機投彈，晚上則飽聽炮聲。我的寓所在北海與景山之間，高聳的峰和塔平時頗喜其風景的秀美，到這時竟成了飛機投彈的目標。當彈丸落到北海的時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的高，我家的窗欞也像地震一般的振動了。每天飛機來到時，大家只覺得死神在自己的頭上盤旋不去。家人驚恐之餘，連水缸蓋和門戶的開闔的聲浪也變成了彈聲炮聲的幻覺。等到炮聲停止之後，市上更加寂靜了，普通鋪戶都是「清理帳目」，飯店酒館又是「修理爐灶」，闊氣一點的鋪子則是「鐵門有電」，比了陰曆元旦的歇業還要整齊。北京大學的薪金，這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了。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嘆，或者竟要淚隨聲下。在這又危險又困窮的境界裡，和我有關係的活動一時都停止了；就是印刷所中，也因交通阻絕，紙張缺乏，不來向我催稿子。我樂得其所，終日埋頭在書房裡，一天一天的從容不迫地做下去，心中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實足寫了兩個月，成了這篇長文，——我有生以來的最長最暢的文。胸中鬱勃之氣藉此一吐，很使我高興。我妻在旁邊笑道：「你這篇文字不成為序文了！—篇《古史辨》的序，如何海闊天空，說得這樣的遠？」但我的意思，原要借了這篇序文說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一件事實是不會孤立的，要明了各方面的關係不得不牽涉到無數事實上去；至於體裁上像不像序，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原不想作文學的文章。其實就是文學的文章，也何嘗不可隨了作者的意念而改變體裁。
這冊書於去年九月中付印。本來在一二個月內可以出版，只為臨時增加了些篇幅，延至本年二月中方將本文印完。又因等待這篇序文，再延了兩個月。假使沒有朴社同人的寬容，是決不會聽我如此紆徐的。我敬對於社中同人致謝！
末了，我再向讀者諸君嘮叨幾句話。第一，這書的性質是討論的而不是論定的，裡面盡多錯誤的議論。例如《古今偽書考跋》中說清代無疑《儀禮》者，又如與玄同先生信中譏今文家，謂依了章學誠《易教》的話，孔子若制禮便為僭竊王章。現在為保存討論的真相計，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後，大家切切實實地給以批判，不要輕易見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現在剛才開頭，要得到一個總結論不知在何年。我個人的工作，不過在辨證偽古史方面有些主張，並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果來。希望大家對於我，能夠知道我的學問的實際，不要作過度的責望。第三，我這本書和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決的問題。像我這般事忙學淺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把這些問題得到一個約略的解決，說不定到我的生命終止時還有許多現在提出的問題不曾著手。讀者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這些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的，請便自己動手做去。總結一句話，我不願意在一種學問主張草創的時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只願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展的諍友。
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畢。
原載一九二六年六月《古史辨》第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