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喧囂的孤獨 · 五
因此，依我看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邁進之後又都向後回歸，恰似鐵匠的風箱，也猶如我這台壓力機，機槽里的一切在綠色和紅色電鈕的作用下一會兒跳向前，一會兒又跳回來，唯獨這樣世界才沒能瘸了一條腿。
我當打包工三十五年，干我這一行不僅要有大學或舊式高中的文化水平，而且還應受過神學院的教育。
在我這一行，螺旋體同圓圈兒相重合，progressusadfuturum同regressusadoriginem相連接，對此我有切身的體會，我不幸地有幸在無意中獲得了學識，現在我開始夢想讓progressusadoriginem同regressusadfuturum相重合。
這是我的一種消遣，正如有些公民晚飯時候看《布拉格晚報》一樣。
昨天，我們埋葬了我的舅舅，他是給我指點迷津的游吟詩人，他在哈勃雷自己的園子裡蓋了一座小信號塔，在樹叢中架起了小鐵軌，同朋友們一塊兒修好了一台奧賀蘭斯登-柯貝爾牌的機車，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點火，讓孩子們坐到三節平板車皮上在花園裡兜風，晚上則自己坐在上面兜風，舉著大杯喝啤酒。
昨天我們埋葬了我的舅舅，他在信號塔里得了腦溢血。
那些天正是休假時期，他的夥伴們都去了樹林或河邊度假，炎熱的七月天沒有人來看望他，舅舅就這麼去世了，躺在信號塔的地板上過了半個月，待到一位司機發現他時，他周身已爬滿了蒼蠅和蛆蟲，屍體像融化了的卡孟倍爾乾酪似的在漆布地板上淌水。
火葬場的工人們到來後，只取出他衣服里還裹著的那點兒遺骸，後來他們跑來找我。
我乾地下室的活兒什麼都習慣了，我用一把鐵鏟，後來用砌牆的小鏟一點一點地把他的剩餘軀體從漆布上刮下來。
他們給了我一瓶羅姆酒，我默默地、仔細地刮下舅舅遺體的殘留部分，最困難的是刮下他的紅頭髮，它們已經粘在漆布上，活像公路上被卡車碾斃的刺蝟，我只得拿一把石匠的鏨子把頭髮剔下來。
收拾完之後，我把這些碎渣兒塞在棺材裡我舅舅的衣服下面，給他在腦袋上扣了一頂鐵路員工的制帽，那是他掛在信號塔里的。
我找來一本康德的著作，翻到那永遠使我感動不已的段落……有兩樣東西總使我的心裡充滿了新的、有增無減的驚嘆——頭上的星空和我內心的道德法則……不過，我想了一想之後翻到了更為動人的一段，是康德年輕時寫下的……夏天的晚上，當滿天繁星在抖動的光亮中閃爍，一輪明月高懸時，我便漸漸陷入一種對友情倍加敏感，對世界和永恆不屑一顧的心態之中……我把書翻到這一頁放在舅舅的手裡。
我打開舅舅的小櫃櫥，不錯，這兒放著他的那些個收藏物，他曾經常常拿出來讓我觀賞，但當時我並不理解，那是一堆五顏六色的鐵片，一隻只小盒子裝得滿滿的，舅舅值班時還喜歡把一些銅片、錫片、鐵片和其他彩色的金屬片放在鐵軌上，火車駛過之後，他撿起這些軋成奇形怪狀的小碎片，每天晚上把它們分門別類地存放，每片都根據它喚起的聯想給它起了名兒。
這些盒子很像裝著亞洲蝴蝶的標本盒，也像裝滿果仁巧克力彩色錫紙的空糖果盒。
我一盒盒拿來撒在舅舅的棺材裡，把他視為珍寶的小金屬片兒撒在他的身上，一盒一盒倒空之後才讓殯儀館的工作人員蓋上棺材。
舅舅躺在棺材裡，身上堆滿了獎章、紀念章、勳章，像一位赫赫顯要，我的舅舅在棺材裡那樣神氣，仿佛是我製作的一個非常漂亮的包。
之後，我回到地下室，下樓梯時我不得不手扶著階梯倒退著下，就跟順著梯子爬下閣樓似的。
我默默喝光那瓶羅姆酒，是用啤酒送下肚的。
我拿起鎬頭耙著那堆黏糊糊、濕淋淋、腐爛了的廢紙，裡面滿是窟窿眼兒，猶如瑞士乾酪，耗子在洞裡做了窩。
我喝一口啤酒，叉起這粘成一團的石棉般的爛紙，把這令人噁心的東西裝進機槽。
我捅開耗子的通道，毀了它們的城市，把它們一窩窩送進機槽。
因為我們收購站這兩天停業，好讓我有時間在清點盤貨之前把地下室徹底打掃乾淨。
每天傍晚我給山一般高的廢紙堆淋水時，從沒想到在最下面，花朵和書本已結成一塊餅，被山一樣高的廢紙堆壓成一個整體，幾乎比壓力機壓成的包還要嚴實。
的確，幹這樣的活兒我應該是一位神學家，從上次盤貨之後，六個月來我從沒碰過這小山的底部，這裡廢紙已腐爛，猶如沼澤地的植物老根，散發著一股甜味，好似放在罐里被人遺忘了半年之久的一塊家制乾酪，這濕透了的、壓成一個整體的廢紙也失去了它們原來的顏色，變成灰白色和淺米色，硬得像塊陳麵包。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爾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風井，從五層高的煙囪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輕的康德那樣，然後拿著空啤酒筒爬上樓梯，踉踉蹌蹌走出後門去打啤酒，之後又一手舉著啤酒筒，另一隻手扶著階梯下梯子似的倒退著下來，回到地下室。
在這裡，電燈光下面的小桌上放著一本翻開的康德的《天國論》，一個個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邊，今天我開始用上百張浸透了水的凡·高的大幅複製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個包的四面都閃著金黃和橘紅的光彩，襯著天藍色的背景，這就稍稍緩解了壓力機里死耗子、耗子窩和腐爛紙團泛出的那股子臭氣。
壓板隨著我按下的紅色或綠色電鈕或前或後地運動，在此間隙我喝著啤酒，讀康德的《天國論》，讀到怎樣在寂靜中，在萬籟無聲的深夜，當意識悄然入睡時，不朽的神靈便用無名的語言談論那些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事物……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動，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風井那兒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後來我回到機器旁，繼續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爛紙連同一窩窩裹在棉花似的軟絮里的耗子叉進槽里。
誰干我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樣，但這份活兒總得有人來干，這是屠殺嬰兒的行當，就像勃魯蓋爾畫的那樣，上個星期我用那幅名畫的複製品裹住了打成的每一個包，可是在今天，凡·高的《向日葵》儘管金煌煌的圓盤和盤心光彩奪目，卻只是增添我內心的悲劇感。
我幹著活兒，裝點耗子墓，不時跑出去，讀著《天國論》，每次只讀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裡。
這樣我工作的時候心裡就注滿了一種遼闊感，無邊無涯，極為豐富，無盡的美從四面八方向我噴濺。
上面有通風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腳下兩個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陰溝里激戰，二十個包排列得整整齊齊，猶如一輛有二十節車廂的列車，正朝著升降梯駛去，每個包沖我的那面都點燃著一盞向日葵的明燈，壓力機的槽里裝得滿滿的，一窩窩耗子安靜地被碾斃，恰像被兇殘的公貓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沒有叫一聲。
仁慈的大自然創造了一種恐怖，在這種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毀滅，它比痛苦更為強烈，在真理出現的時刻籠罩著你。
對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頭一亮，覺得自己在變得美好起來，因為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在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看到的一切，身體和靈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後，我還有足夠的勇氣使自己沒有瘋狂，我逐漸驚異地意識到我的工作把我拋進了一個廣大無垠、威力無邊的領域。
我的頭上亮著一盞燈，紅綠電鈕驅動著壓板忽前忽後地來回運動，最後，我終於鏟到貼地的最下層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藉助於膝蓋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攤爛紙已成了泥灰土。
我把最後一鍬又濕又黏糊的東西拋進機槽，活像一個淘陰溝的在打掃布拉格一處廢棄不用的地下水溝。
在最後那個包里，我放進了一本翻開的《天國論》，我用鐵絲把包捆緊，按下紅色電鈕減壓後，我用小車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
我在樓梯上坐下來，耷拉在兩膝間的雙手觸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
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幾隻小耗子凍得發抖，因為這裡空蕩蕩的再也找不到廢紙堆。
有一隻耗子徑直跑到我面前，用後腿躥跳起來朝我進攻，撲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許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讓我受點傷而已。
它使盡全身力氣撲過來，咬我的濕腳跟，每次我都輕輕把它拂開，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沖向我的腳跟，最後它累得精疲力竭了，喘息著坐在一個角落裡瞪著我，瞪著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戰慄起來，因為在這隻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頭上的星空或我內心的道德法則更多的東西。
好像一道閃電，叔本華出現在我的面前說最高法則是愛，這愛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華何以那樣憎恨巨人黑格爾，令我高興的是，無論黑格爾還是叔本華都不是兩軍對壘的統帥，否則他們會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兩個鼠族那樣交戰。
今晚我感到疲憊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頭頂的層層木板托著兩噸重的書，我借著路燈映進來的昏暗亮光，透過木架的縫隙仰望書脊。
當四周都已寂靜時，我突然聽到了耗子啃齧的聲音，我聽見它們怎樣在我臥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著，好幾處書本上傳來的這個聲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兒有個秒針在滴答地走著，哪裡有耗子，哪裡就有耗子窩，哪裡有耗子窩，幾個月後哪裡便會出現一個耗子聚居點，不出半年就成了一個耗子村，然後按照幾何進程一年以後發展為一座小城市。
這些耗子有足夠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槅板，於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會太遠——我只要嗓門大了點，或者一隻手不經心地一動，這兩噸重的書便會倒下來，壓在我的身上。
耗子用這個辦法來對我進行報復，因為我把它們送進壓力機，打進了包里。
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被頭上的啃齧聲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漸漸地，像平時一樣，矇矓中一個茨岡小姑娘銀河般地走來了，她是我青年時代的情人，一個文靜、淳樸的茨岡小姑娘，她總在小飯館門前等候我，站在那兒一條腿微微伸在前面，向外撇著，猶如芭蕾舞女演員亮出的一個基本動作。
她是我年輕時的一個美麗的小姑娘，我久已忘記的小姑娘。
她渾身汗濕，泛著一股油膩的麝香和潤髮油的氣味，每次我撫摩她以後，我的手指上便有新鮮油脂的氣味，馬鹿的板油味。
她老是穿著同一件衣服，沾滿了肉汁和湯水的污漬，背上有白灰和爛木頭留下的痕跡，因為她到拆毀房屋的瓦礫堆上去撿木料，背來給我。
我回想起第一次遇見這個小姑娘的情景，那是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從小飯館裡出來，走回家去，她跟上了我，始終走在我的後面，我得扭著脖子同她說話。
她一路上牢牢地跟著我，既不落後，也從不超到我的前面去，一味邁著小快步悄沒聲兒地跟著。
是的，那天我是從霍爾基飯館出來，到了十字路口，我說好吧，再見啦，我得走了，可是她說，她也去我踏上的那個方向。
我走完盧德米拉街，到了路口我說那就再見啦，我得回家了，可是她說她也去那個方向。
於是我故意繞彎子，一直走到謝爾特伐，我伸出手對她說我得朝下面走了，可是她說她像我一樣也去那個方向。
我們又一起走到了下面的永恆堤壩，我說我到家啦，咱們再見了，可她說她像我一樣也去那個方向。
我到了家門附近的煤氣燈下，我說好吧，再見啦，我到家了，可她說，她也住在這裡，於是我開了大門，讓她先進去，她卻不肯，要我先走進那黑魆魆的過道，因而我走了進去。
這裡還有另外三家住戶，我順著台階走到院子裡，來到自己的門前，我開了門，轉身說那麼再見吧，我已經到家了，可是她對我說，她也到家了，她進了我的屋，同我睡在一張床上，等我一覺醒來，她已不見了，床上她躺的地方還是溫熱的。
其後，我故意遲到深夜才回家，然而一踩上台階，我便看見她了，坐在門前的台階上，窗戶下面堆著一些白木板和瓦礫場上撿來的鋸斷的梁木。
我打開門，她像只小貓似的跳起身鑽進了屋裡。
我們兩個誰也不說一句話，我拿著一隻大罐子去打啤酒，裝了五公升的啤酒拿回來。
這時茨岡小姑娘已在那隻鑄鐵爐子裡生了火，火苗呼呼地響著，爐門是敞開的，這間屋子有個很大的煙道，一度曾是帶店面的鐵匠作坊。
茨岡小姑娘做的晚飯永遠是土豆燉馬肉香腸，然後她坐在敞開的爐門旁，添木柴，爐火燒得很旺，很熱，金色的火光映在她的懷裡，投在她冒汗的胳膊、脖頸和不斷變幻的側影上。
我和衣躺著，不時起身喝幾口啤酒解渴，然後把酒罐遞給她。
她雙手捧著那個巨大的罐子，喝的時候，我聽見她喉嚨活動的聲音，聽見她輕輕地呻吟，猶如遠處的一個酒泵筒。
起初，我見她添木柴，老讓爐火燃燒著，我心裡想，這只是為了討我喜歡罷了，但是後來我明白了，這是她的天性，火是她的天性，沒有火她八成活不了。
就這樣，我同這個茨岡小姑娘生活在一起，實際上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麼。
她也不知道我的，不想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叫什麼，我們兩個就這麼靜靜地、不言不語地每天晚上相會。
我從不曾把鑰匙給她，她總是等著我，有時我故意晚歸，直到過了午夜才回來，想以此考驗她，但是我剛開了門，身旁便有一個黑影一閃，我知道這是茨岡小姑娘進了我的屋子。
過了一會兒她擦亮火柴，點著了引火紙，爐子裡便開始躥出火苗，呼呼作響，不停地吞食著木柴，這些木柴都是她弄來的，堆在窗戶下面，足夠燒個把月。
當我們在燈光下吃晚飯時，我看見她把麵包掰碎，吃聖餐似的把麵包掰成小塊兒，末了把衣襟里的麵包渣兒也虔誠地抖落在爐火中。
之後我們仰天躺在床上，呆望著天花板，電燈我們已經關掉，天花板上的陰影和幽暗的亮光波紋似的在閃動。
當我起身去取桌上的酒罐時，我仿佛走在滿是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魚缸里，又仿佛月夜行走在暗影搖曳的密林中。
我舉杯喝啤酒時，總要轉身瞧一下光裸著身體的茨岡小姑娘，她躺在那裡望著我，一雙眼睛的眼白在閃著光亮，黑暗中我們彼此看到的對方遠比日光下更為清楚。
我最愛蒼茫的黃昏，唯有在這種時刻我才會感到有什麼偉大的事情可能要發生。
當天色漸暗，黃昏來臨時，萬物就變得美麗起來，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廣場，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麗，我甚至覺得自己也是一個漂亮的小伙子了。
我喜歡黃昏時候照鏡子，走在街上看櫥窗玻璃中映出來自己的身影，我甚至抬手摸摸自己的臉，我看到臉上一條皺紋也沒有，嘴角和額頭上也都沒有皺紋。
隨著黃昏的到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出現了人們稱之為美的階段。
爐門敞開著，紅旺的炭火在燃燒，光身子的茨岡小姑娘站起來，她走動時，金黃色的火光勾出了她身體的輪廓，形成一圈光環，恰似查理廣場那座教堂牆面上的洛約拉的伊格納休斯像。
她在爐中加了幾根木柴，走回來，躺在我的身上，腦袋歪到一旁看我的側影，用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子和嘴巴四周畫著。
她幾乎從不吻我，我也不吻她，我們用雙手說明一切，然後就只是那麼躺著，呆望著破爐子裡迸出的火星、搖曳的火光，以及爐膛里木柴燒盡時閃現的捲曲的光亮。
我們一無所求，只希望永遠永遠這樣生活下去，仿佛要說的一切彼此早就說過了，仿佛我們倆一起出生來到人間，從沒有分開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那個秋天，我買了一些藍色包裝紙，一軸線，一團細麻繩和一些糨糊，星期天我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坐在地上糊風箏。
茨岡小姑娘為我跑去打來啤酒。
我用細線把風箏的骨架綁得很勻稱，好讓它穩穩地飛上藍天。
接著，我們倆一起動手做了一條長長的風箏尾巴，茨岡小姑娘在我的指導下把一隻只紙鴿系在繩子上，然後我們一同到奧克羅烏赫利克去放風箏。
我把風箏拋向天空，鬆開風箏繩，隨後拉緊，抽了幾下，風箏挺立起來，一動不動地在天空穩住了，唯有那條長尾巴隨風飄拂，扭成一個S形。
茨岡小姑娘兩手緊捂著臉頰，手指上方露出一雙睜得大大的驚喜的眼睛……後來我們坐下來，我把風箏繩遞給她，讓她拽著天空的風箏，不料她大聲叫喊起來，說風箏要把她拉到天上去了，說她覺著自己像聖母馬利亞一樣在升天。
我雙手按在她的肩上，說要那樣咱們倆就一塊兒飛上天去，可是她把風箏繩還給了我。
我們倆坐在那兒，她的頭靠在我肩上，後來，我忽然轉念想送一封信給風箏，便把繩子交到她手裡，讓她拉著，可是她又一次驚慌起來，說風箏要把她拉上天去，她就永遠見不著我了。
我無奈只得把繞麻繩的小木棍插進地里，我從筆記本中撕下一張紙，扯開一個口子套在麻繩上，當我再次拿起那團麻繩時，茨岡小姑娘卻高舉雙臂叫嚷著去捉那張順著繩子痙攣的一抽一抽升高的紙片。
天空每刮過一陣風，我手上便有風箏拽緊的感覺，這種感覺從手指傳遍我的全身，當那紙條升到高處碰著了風箏時，我覺出了它們的接觸，我不禁渾身一陣哆嗦，突然間我覺得那風箏就是上帝，我是聖子，那繩子是使人得以同上帝溝通、得以同上帝對話的聖靈。
後來，我們在一起又放了幾次風箏，茨岡小姑娘膽壯了一些，她握住風箏繩，像我一樣渾身顫抖，因為在一陣陣風的襲擊下風箏在顫抖，她把繩子繞在手指上，興高采烈地叫嚷……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卻不見茨岡小姑娘在門口等我，我開了燈，通宵達旦在門外徘徊，可是茨岡小姑娘沒有來，第二、第三天也沒有來，從此沒有再來。
我尋找她，但是永遠見不到她了。
一個孩子般的茨岡小姑娘，淳樸得猶如一塊未經雕琢的木料，猶如聖靈的氣息；一個茨岡小姑娘，除了點爐子生火之外一無所求，那些木柴是她背來的，從瓦礫堆上撿來的沉重梁木和板條，大得像十字架一樣，她背在背上運來，她除了做一鍋土豆燉馬肉香腸，除了給爐火添木柴，秋天放放風箏之外確實別無他求。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她被蓋世太保帶走了，同另外一些茨岡人一起被關進了集中營，從此沒有回來，她在馬伊達內克或者在奧斯維辛的焚屍爐中被燒死了。
天道不仁慈，但我那時候還很仁慈。
戰爭結束後她沒有回來，我在院子裡把風箏、風箏繩，以及茨岡小姑娘用紙鴿做成的那條長尾巴一塊兒燒掉了，這個小姑娘的名字我已經忘記。
戰爭結束後，在五十年代，我的地下室里還堆滿了納粹的出版物，在我那茨岡小姑娘優美奏鳴曲的光輝下，我狠狠地把成噸成噸的納粹小冊子和宣傳品扔進壓力機，這些東西全是同一個主題，幾十萬頁的圖片，歡呼著的男男女女和兒童，歡呼著的老人，歡呼著的工人，歡呼著的農民，歡呼著的黨衛隊隊員，歡呼著的士兵。
我狠狠地把開進解放了的但澤市的希特勒和他的衛隊們，把開進解放了的華沙的希特勒，把開進解放了的布拉格的希特勒，把開進解放了的維也納的希特勒，把開進解放了的巴黎的希特勒，把在他私人宅邸的希特勒，把慶豐收的希特勒，把希特勒及其忠實的牧羊狗，把希特勒及前線士兵，把視察大西洋壁壘的希特勒，把去往征服了的東方和西方城市的途中的希特勒，俯身看軍事地圖的希特勒，把所有這一切統統扔進我的壓力機。
我越是把希特勒和歡呼著的男男女女和兒童們扔進機槽，我就越是想念我的茨岡小姑娘，她從來沒有歡呼過，她一無所求，除了給爐火添木柴，燉一鍋土豆馬肉香腸，抱著巨大的酒罐子去打啤酒，除了把麵包掰成聖餐似的小塊兒，然後透過敞開的爐門凝望爐中的火苗和火光，凝望音調悅耳、呼呼作響的爐火，歌唱著的爐火，這歌聲是她自幼熟悉的，同她的民族有著神聖的聯繫。
火，它的光把一切痛苦深埋在下面，臉上卻擠出一個悲哀的微笑，反映了茨岡人的幸福觀……現在我仰天橫躺在床上，一隻小耗子從上面跌下來，跌在我的胸脯上，一骨碌滾到地上，鑽進床底下去了，也許我在皮包里或外衣口袋裡帶了幾隻耗子回來。
庭院裡泛出一股廁所的臭氣，很快要下雨了，我心裡說。
我仰天躺著，四肢癱軟動彈不得，工作和啤酒已使我精疲力竭，我整整幹了兩天，清出了地下室，使數以百計的小耗子喪了命。
這些溫馴的小動物，它們也是一無所求，只是啃點兒書本，在廢紙堆里做個窩，繁衍後代，在安逸的洞穴里哺乳幼崽，幼耗子把身體蜷成一個團，恰像我的茨岡小姑娘在寒冷的晚上身體蜷作一團睡在我身旁。
天道不仁慈，但也許有什麼東西比這天道更為可貴，那就是同情和愛，對此我已經忘記了，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