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浙學
理學何學也？談心說性，初不切於實際，而其徒自視甚高。世之言學問者，苟其所言，與理學家小有出入，則理學家必斥為俗學，與之斤斤爭辯。其所爭者，不過毫釐之微，而其徒視之，不翅丘山之重。此果何義哉？果其別有所見歟？抑實無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隨事應付，常人本自能之。哲學家所以異於常人者，乃在每一問題，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論事之語。此義前已言之。理學亦一種哲學也。故理學之異於尋常學問者，在於徹底。（以一種學問與尋常人較，則尋常人之所言，恆不徹底，而學問家之所言，恆較徹底；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則尋常學問之所言，恆不徹底，而哲學家之所言，恆較徹底。故以尋常人與言學問者較，猶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也）徹底即追究到底之謂也。理學家就宇宙間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則焉，即其所謂理也。此理也，自理學家言之：則亘古今而不變，通世界而無二。大之至於書契所不能紀，巧曆所不能窮，而莫之能外；小之至於耳目所不能聽睹，心思所不能想像，而亦不能不由。天下事由之則是，背之則非。一切學問議論，與此合者，看似迂曲，實甚逕捷；看似背謬，實極得當。而不然者，則皆似是而非；由之雖可得近功，而隱禍實已伏於其後者也。是則所謂俗學也已（理學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諸人事，是謂虛無，是為異學。言人事而不本之於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職是故，理學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無絲毫破綻。所以貴王賤霸者以此。以一身論，亦必反諸己而無絲毫之慊，而後可以即安。否則雖功蓋天下，澤被生民，猶為襲取，猶為僥倖也。（理學家所以不肯輕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義：（一）己不正，必不能善事。朱子謂「多隻要求濟事。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是也。（二）則論至精微處，天下至當不易之理，如幾何學之只有一點。此一點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後禍。而有心為善，即已偏而與此點離矣。鄒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還是索隱行怪。」理學家之精神，專注於內，事事求其至當不易，故覺得出身任事之時甚難）理學家之見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與尋常人大異。尋常人目為迂曲、為背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為未足與議也。
理學家之議論，自理論言之，周亦無以為難。然天下事理，至無窮也。凡事必從根柢上做起，不容絲毫苟且，固是一理。然必先撐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圖，亦是一理。（如謂產當公不當私，豈非正論。然專將目前社會破壞，共產之蘄望，豈遂得達？欲求共產，有時或轉不得不扶翼私產矣。世界大同，豈非美事？然欲躋世界於大同，必先自強其國。若效徐偃、宋襄之為，轉足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學，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又必事事照吾主張做去，不容有絲毫委曲，乃得免於枉尺直尋之誚，而其事亦無後災。固是一理。然如此，則天下將永無可為之日，而吾身亦永無出而任事之時。以天下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亦是一理。由前之說，則理學家之所以自處；由後之說，則非理學者之所以難理學家也。宋時所謂浙學者即如此。
浙學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源於薛艮齋，而大成於葉正則。與宋時所謂理學者，根本立異。永康一派，道源於呂東萊，變化於其弟子約及陳同甫。其所爭者，則以理學家所謂天理，範圍太隘，而欲擴而充之也。今略述其說如下。
薛艮齋問學於袁道潔，袁道潔問學於二程，故永嘉之學，亦出伊洛。艮齋好言禮樂兵農，而學始稍變。陳君舉繼之，宗旨亦與艮齋同。然不過講求實務，期見諸施行而已（君舉頗主《周官》，謂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廢食）。於伊洛宗旨，未嘗顯有異同也。至葉水心出，而其說大變。水心之意，以為聖人之言，必務平實。凡幽深玄遠者，皆非聖人之言。理學巨子，當推周、張、二程，其哲理皆出於《易》。故水心於《易》，力加排斥。謂惟《彖》、《象》系孔子作，《十翼》不足信。而後儒講誦，於此獨多。魏晉而後，既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說入中國，亦附會《十翼》，於是儒釋又並稱。使儒與釋老相雜者，皆《十翼》為之。世之好言《十翼》者，皆援儒以入釋老者也。有范巽之者（名育，邠州三水人），受業於橫渠，而其序《正蒙》，謂其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實為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水心深然其說。謂浮屠之道非吾道，學者援《大傳》「天地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固若是，實陽儒而陰釋者也。案宋儒之論，究與《易》意合否，誠難斷言。然一種學問，必有其哲學上之根據。儒亦當時顯學，安得無之？如水心言，凡高深玄遠之說，悉出後人附會，則孔子乃一略通世故，止能隨事應付之人乎？必不然矣。
宋時有道統之說。其思想，蓋遠源於孟子，而近接韓退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屢言願學孔子。又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蓋隱然自附於見知孔子之列，而以名世之任自期。韓氏《原道》曰：「吾所謂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始以孟子繼孔子。宋人以孟子受業於子思，子思受業於曾子，遂謂曾子獨得孔子之傳。朱子又推濂溪、二程，遙接其緒。其《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所謂「恭惟道統；萬理一原，遠自羲軒，集厥大成，人屬玄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雲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者也。後人又以朱子承周、程之緒，而理學家所謂道統者以成。水心既不喜伊、洛，故亦不承其道統之說。別敘道統，自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以至孔子，而斥宋儒曾子傳孔子之學，以至子思、孟軻之說為不足信。其言曰：「四科無曾子，而孔子曰參也魯，則曾子在孔門弟子中，不為最賢。若謂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孔子歿後，曾子德加尊，行加修；則無明據。又孔子謂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以為自作，則非傳也。」此等議論，看似考據精詳，實亦憑臆為說。與主張曾子傳孔子之道，以及子思、孟子者，同一無據。不足深論。水心之意，亦初不在此。所以必列敘道統，駁斥舊說，不過以達其崇實黜虛之見而已。水心之言曰：「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必欲此身嘗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又曰：「《周官》言道則兼藝。《易傳》，子思、孟子言道，後世於道，始有異說。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以支離。」其意可概見矣。
宋儒於《戴記》，獨尊《大學》、《中庸》，諸子中獨尊《孟子》，以配《論語》，而為《四書》。固由於《大學》言為學之方，最有系統；（《朱子語錄》：「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為學之大凡，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功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補之。」又曰：「《大學》是修身治人的規模。如起屋相似，須先打個地盤」）《中庸》所言之精微；《孟子》於諸子中，獨為純正；亦與其道統之說相關也。水心既不信道統之說，故於《學》、《庸》、《孟子》，咸有詰難，其難《大學》格致之說，曰：「《大學》以致知格物，在誠意正心之先。格字可有二解：物慾而害道，格而絕之；物備而助道，格而通之是也。程氏以格物為窮理。夫窮盡物理，則天下國家之道，已無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以為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故程氏之說不可通。然格物究作何解，殊未能定。蓋由為《大學》之書者，自未能明，以致疑誤後學也。」其難《中庸》，謂：「《書》惟皇上帝，隆衷干下民，即《中唐》天命之為性。若有恆性，即率性之為道。克綏厥猷惟後，即修道之謂教。（案所引三語，出《偽湯誥》）然言降衷可，言天命不可。何者？天命物所同，降衷人所獨也。惟降衷為人所獨，故人能率性而物不能。否則物何以不能率性邪？性而曰恆，是以可率。但云受命，則不知當然之理，各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於性矣。民有恆性，而後綏之，無加損也。雲修則有損益矣。是教者強民從己也。」其難《孟子》，曰：「《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者。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於物？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蓋以心為官，出孔子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虛意多，實力少，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案此諸說，均屬牽強。格物之釋甚多，是非誠難遽定。然因其說之難定，遂謂古人自不能通，則未免失之武斷。水心謂「功力當自致知始」，則《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不雲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明格物致知，即系一事，原自致知為始也。古書言性，本皆指人性言之。言物性須別之曰物，言人性不須別之曰人，言語之法，自如此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謂當以心之思，正耳目之蔽，非謂任心而遂廢耳目也。謂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於物？後人之心，安能常思而得之？試問耳目為物所引，果有此事乎？無此事乎？耳目為物所蔽，不借心之思以正之，將何以正之乎？心不能常思而得，將廢心而專任耳目乎？抑當致力於治心乎？水心曰：「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下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為道者，獨出內心以治外，故常不合。」夫心思耳目，非對立而為二物也。用耳目者，非能不用心思；而心思亦非能離耳目而為用也。（物交物則引之，所引者仍系其心。謂心隨耳目之欲，而不思其邪正也。若竟廢耳目之用，則本無物慾之蔽矣）今乃曰：自外入以成其內，自內出以治其外，其說果可通乎？
水心於太極先後天之說，亦皆加以駁詰。謂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太始太素等茫昧荒遠之說，實惟莊、列有之。又謂《河圖》、《洛書》之說，已為怪誣，況於先後天乎？孔子系《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五十，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遍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即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行反以為曆本於《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意，而謂歷由《易》起，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云云。此說誠亦有理。然太始太素等名，見於《易緯》。緯書固多怪迂之論，中亦多存經說。謂其不足信則可，謂非古說則不可。專言數誠非孔氏之意。然古代哲學，與天文歷數，相關極密。謂孔子不專言數則可，必謂言數之說，盡出後人附會，亦非。水心謂「天地陰陽，最忌以密理窺測」。推其意，必專就事論事；高深玄遠之說，一語不及而後可。然哲學固不容如是也。
水心又論「黃叔度為後世顏子」之說云：「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案宋儒好言「聖賢氣象」。在彼修養之餘，誠不能謂無所見。然亦有入魔道處。水心此論，頗中其失。
水心既以實角為主，自不免功利之見。故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殊不知上下交征利，勢必至於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正古人之以義為利；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亦正所以規遠利也。此等說，皆未免失之偏激。
凡主張功利之說者，世人每謂其心術不可問，此實不然。彼不過立說少偏耳，其意，固欲以利人也。若但圖自利，則雞鳴而起，孳孳為之可矣；而何必著書立說，以曉天下乎？故主張功利之說者，其制行，往往高潔過人，方正不苟。以其策書與主張道義之人異，其蘄向則同也。水心當韓侂胄用兵時，嘗一出任事，以是頗為論者所譏。此實理學家好苛論人，而不察情實之弊。不可不有以正之。案水心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為言。開禧欲用兵，除知建康府。顧力言此事未可易言，欲先經營淮、漢，使州有勝兵兩萬，然後挑彼先動，因復河南；河南既復，乃於已得之地，更作一重，為進取之計。實為老謀勝算。而侂胄急於建功（急於建功，便是私意），不能用。水心又上箚子，請修實政，行實德。意主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尤欲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亦以為迂緩，不能用。但欲借其名以草詔。水心力辭。則其不同侂胄之輕舉，彰彰矣。兵既敗，乃出安集兩淮。力陳救敗之計。旋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時傳言金兵至。民渡江者億萬，爭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水心嘆曰：「今竟何如？」乃用門下士滕宬計，以重賞募勇士，渡江劫其營。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水心相度形勢，欲修沿江堡塢，與江中舟師相掎。自此漸北，撫用山水寨豪傑。中朝爭於求和。水心以為不必，請先自固，徐為進取之圖。蓋其審慎於啟釁之先，效命於僨軍之際，其忠忱才略，咸有足多者。而忍以一節輕議之哉？況所議者，皆捕風捉影，不察情實之談乎？侂胄既死，其黨許及之、曾孝友等，懼得罪，反劾水心附會用兵，以圖自免。遂奪職奉詞。前此封事具在，竟莫能明其本末。亡國之是非必不明，功罪必倒置，可為浩嘆矣。水心弟子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北伐時，嘗奉長樞密院機速房之命。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為發狂必死之藥，敢鄉邇乎？」卒不受命。侂胄之誅，水心弟子與者三人。（趙汝談、汝、王大受。汝，一作汝讜，字蹈中，大梁人。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亦可見水心之宗旨矣。水心既廢，杜門家居，絕不自辯，嘗嘆「女真復為天祚，他人必出而有之」。又謂「自戰國以來，能教其民而用之，惟一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故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其經綸又可見矣。其與丁少詹（丁希亮，字少詹，黃嚴人。水心弟子）書，謂「世間只常理。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於以機變為經常，以不遜為坦蕩，以窺測隱度為義理，以見人隱伏為新奇，以跌盪不可羈束為通透，以多所疑忌為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只以長敖；見理之明，只以遂非」云云。則卓然儒者之言，雖程、朱無以逾其淳也。然則世之踔弛自喜，好為大言，而實際並無工夫，隱微之地，且不可問；而顧謬托於功利之論，以嘩世而愚眾者，寧非言功利者之罪人哉？
永康之學，源於東萊。然東萊之論，實與永康絕異，不可不察也。東萊與葉正則書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功夫如此，然後可久可大。」與朱侍講曰：「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功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其與陳同甫，則曰：「井渫不食，正指汲汲於濟世者。所以未為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為不豫哉？殆可深鏡也。」則實非急於功名之流。其論政事，亦恆以風俗為重。所撰《禮記說》，訾「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論語說》曰：「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與學者及諸弟書》曰：「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原，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熏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長思也。」皆卓然儒者之論。其論自治，謂：「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又謂：「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理。」頗能兼朱、陸之長。史稱東萊少時，性極褊。後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困學紀聞》紀其言，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則其氣象寬博，自有過人者。宜其不與於朱、陸之爭，且能調和二家也。
東萊死後，其弟子約，議論漸變。朱子答劉子澄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腳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又一書曰：「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出一般差異的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嘆。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答潘端叔曰：「子約所守，固無可疑。然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也。」可見功利之說，皆起於子約時矣。然其主持，實以陳同甫為最力。故朱子答黃魯直書，謂「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甫」。《語類》又謂「伯恭門人，亦有為同甫之說」者也。
同甫之為人，不如水心之純；其才，亦不如水心之可用。（水心行事具見前。龍川落魄，以疏狂為俠。嘗三下大理獄。其言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歿；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乃大言耳）然其論王霸義利之說，則其攻駁當時之論，實較水心為有理致，不可誣也。龍川之言曰：「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皆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一頭自如彼。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又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三代，做之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小康？」龍川之說，蓋謂義之與利，王之與霸，天理之與人慾，惟分量多少之異，性質則初無不同也。蕺山之言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與龍川之言，若合符節。如龍川、蕺山之言，則天下惟有一理，可以成事。如朱子之說，轉似偽者，有時亦可成事矣。其意欲使道尊，而不知適以小之也。且如朱子之說，則世之求成事者，將皆自屏於道之外，而道真為無用之物矣。龍川又極論其弊曰：「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本質之外，挨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驚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所以引之者過矣。」又曰：「眼盲者摸索得著，謂之暗合。不應兩千年之間，有目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天下之盲者能幾？利慾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今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畫界而立，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兩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兩千年之天地日月，皆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慾，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建功立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案世謂儒術迂疏，正是如此。龍川之言，亦可深長思也。
凡講學家，往往設想一盡美盡善之境以為鵠。說非不高，然去實際太遠，遂至成為空話。中國人素崇古，宋儒又富於理想，用舉其所謂盡美盡善之境，一一傳之古人；而所謂古人者，遂成為理想中物。以此期諸實際，則其功渺不可期；以此責人，人亦無以自處矣。此亦設想太高、持論太嚴之弊也。龍川與朱子書曰：「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慾，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破理想之空幻，而據實際以立論，亦理學家所當引為他山之石也。
所謂義利，往往不可得兼。然此自系格於事實，以致如此。若論究竟，則二者之蘄向，固未嘗不一。所謂舍利而取義者，亦以格於事勢，二者不可得兼云然，非有惡於利也。主張之過，或遂以利為本不當取，則又誤矣。龍川之言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范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反者乎？」亦足箴理學家偏激之失也。
龍川之論，朱子拒之如洪水猛獸，又視其辟江西為嚴，然其議論之可取如此。亦可見道理之弘，不容執一成之見以自封矣。然朱子之言，亦有足資警惕者。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其言足資猛省。蓋謂凡能成事者，皆有合於當然之道，不得謂惟吾理想中之一境有合，而余皆不合，其言自有至理。然世事錯綜已極，成否實難預料。就行事論，只能平心靜氣，據我所見為最是者，盡力以行之，而不容有一必其成功之念。苟欲必其成功，則此心已失其正。成功仍未可必，所行先已不當矣。故論事不宜過嚴，而所以自律者，則本源之地，不容有毫髮之間。龍川箴朱子立論之過隘，朱子譏龍川立心之未淳，其言亦各有一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