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有滋有味 · 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

竺可楨 諸位同學，這次中央任命本人來擔任本校校長。我個人以前對大學教育雖也有相當淵源，但近年潛心研究事業，深恐對於這樣重大的責任，不勝負荷，因當局責以大義，才毅然來擔任了。今天與諸位同學第一次見面，就來略談本人辦學的主要方針，和我對於本校與諸位同學的希望。 明了往史與現勢二條件 大概辦理教育事業，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歷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境。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歷史，洞明中國的現狀。我們應憑藉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可是我們講過去的歷史，一方面固然絕不能忘了本國民族的立場，也不能不措意於本地方的舊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本校誠然是國立的大學，可是辦在浙江，所培植的學生又多數是浙江人，諸位將來又大致多在浙江服務，所以我們也應得注意本省學術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開化與學術的發達 我們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聯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踐的故地；他那興國的事業，雪恥自強的教訓，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腦際。自東晉民族南遷，五代時吳越錢氏保浙，於是浙水東西開發日廣，浙江文化與江南相併進。南宋定都杭州以後，浙江尤成為衣冠人文薈萃之邦，學風盛極一時。這其間既然發生許多極有貢獻的學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業與捍衛，明代于謙的定邊與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復運動，常以一省的人文關係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見本省的特殊精神。這些遠的姑不具論，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學術史中，我們就可舉出兩位傑出的人物。 黃梨洲和朱舜水 他們承晚明敗壞之餘，而能矯然不阿，以其宏偉的學問、光明的人格，不但影響浙江，且推及全國，甚至播教於海外，並且影響不限一時，而且及於身後幾百年，這就是我們共知的黃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黃梨洲因為圖謀抗清復明，被清廷指名緝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復之謀不成，乃奮志著述講學。他那部《明夷待訪錄》，包含了濃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於盧梭的《民約論》一百年，實為近代民權思想的先覺。他所至講學，著述極富，弟子光大其教，影響吾浙學風甚深。朱舜水與梨洲是餘姚的同鄉，並且同是復明運動的健將，曾到安南、日本運動起義，事既不成，就隱遁日本，立誓不復明就不回國，因此終其身於異國。那時日本人已傳入我們浙江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學說，他的偉大人格也就引起他們的重視。日本宰相德川光國尊之為師，講學論藝，啟導極多。所以梁任公先生說，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致力學問與以身許國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一方為學問而努力，一方為民族而奮鬥。因為他們並不僅為忠於一姓，推其抗清的熱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們不及詳說浙江其他偉大的學者，單說這二位先賢，已足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們所以報國的模範。我們生在文化燦爛的中國，又是生在學術發達先行足式的浙江，應如何承先啟後，以精研學術，而且不忘致用實行為國效勞的精神！ 中國目前環境的艱危 其次講到中國「目前的環境」，我們有知識有血氣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國家情勢的危迫。近百年來列強侵略進行不息，中國不能發奮自強，以致近幾年國家已到了最嚴重的危機。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風習之不振，較之明清間更有過之。現在國內誠已統一，可是野心家不願見我們的統一進步。他們可說是抱著「兩重標準」的觀念來任意行動。所謂「兩重標準」，從前是指中國社會裡的男女道德問題；因為本著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所以法律容許男子納妾，而風教強迫女子於夫死守節，這可說是兩重標準。現在國際間關係也是如此。我們應知一國的強弱盛衰，並非偶然而致，而有積久的自取的理由。人和別的生物一樣，一定要適應環境，才能生存，否則就趨於衰敗或歸淘汰。現在這世界是機械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研究，雖有深遠的淵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興學以來也繼起不力。今後精研科學，充實國力，大學生固然應負極重大的責任，而尤其重要的是養成一種組織和系統的精神。我們知道現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組織，可是中國社會的舊習慣與此很難契合。中國人民積習最喜個人放任無拘的自由，試問我們以散沙一盤的許多個人來和有組織有規律的現代國家對敵，必無勝理。 民族自由重於個人自由 今後我們的問題，就是：「個人的自由要緊呢？還是全民族自由要緊？」我們大家對此應加以深切考慮。如果明白了「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們就必須以實心實力共來完成民族的自由。浙江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地位都極重要，浙江大學的學生就「目前的環境」一層上著想，尤應刻苦砥礪，才無負本省過去光榮的地位，與今後神聖的使命。 以上就過去歷史和目前環境兩方面來討論中國和浙江省的地位，來證明本校所負的歷史的和時代的使命；而同時也將我對於本校教育方面的宗旨和趨向說明了。現在再從學校教科等各方面來略說我個人的意見，並且就此提及我們今後想走的途徑。 教授人選的充實 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築。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裡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我們中國之有現代式的大學，雖還只是近四十年間事，但歷史上的國子監實際上近乎國立大學，而許多大書院也具有一時私立大學的規模。南宋國子監就是在杭州城西紀家橋，而萬松嶺的萬松書院，到清代改敷文書院，源深流長，並可見浙省淵源之早。書院教育，最有「尊師重道」的精神，往往因一兩位大師而造成那書院的光彩。例如講到白鹿書院就令人聯想到朱晦庵，鵝湖書院就因陸象山講學而出名。近代的大學也正是如此。例如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之所以出名，就因為J.J.湯姆遜、盧瑟福幾位教授。三十年前美國哈佛大學之所以能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的學生去研究哲學，就因為有了J.羅伊斯、桑塔亞那、W.詹姆斯諸教授的主講。俄國出了一位巴甫洛夫教授，使俄國的生理學聞名於世。所以有了博學的教授，不但是學校的佳譽，並且也是國家的光榮；而作育人才以為國用，流澤更是被於無窮。現在中國的大學太缺乏標準，但幾個著名的大學也多賴若干良教授而造就甚宏。不過要薈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辦到，而必須相當的歲月，尤須學校有安定的環境。因為教授在校有相當的年份，方能漸漸實現其研究計劃，發揮其教育效能；而且對學術感情日增，甚至到終身不願離開的程度，這才對學術教育能有較大的貢獻。 本人決將竭誠盡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以充實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學生對於教師，必須有敬意與信仰，接受教師的指導，方能發揮教師誨人不倦的精神。 圖書儀器設備的重要 其次講到設備。人才誠然重要，可是圖書儀器等設備也是學校所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從事高深研究的大學。一個大學必有眾多超卓的學者，才能感得圖書設備的重要，而且會擴充合用的圖書；也惟有豐富的圖書，方能吸引專家學者，而且助成他們的研究與教導事業。簡言之，人才與設備二者之間是必然輔車相依，相得益彰的。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教授學生欲利其研究，必須充實其圖書儀器各項的設備。現在中國許多大學有一共通的弊病，即在經常費中，教職員薪給之比例太高，而圖書設備費的比率太低。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有優良教授也無所施其技，且設科太繁，或職員人數太多，結果連一個院或系都不能健全發展。我們聽到一部分大學近年頗致力擴充其圖書館，固為可喜的現象，然而圖書究是一般的貧薄。據我所知，除清華大學藏書廿八萬餘冊，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各約二十七萬冊，北京大學二十三萬冊，已算最多。次則中央大學、金陵、嶺南、南開也都在十五萬冊以上。此外則圖書在五萬冊以上的大學，已是寥寥，甚至還有圖書不及萬冊的也居然稱學院或專校了。我們若就歐美舉一二個例，柏林大學圖書館藏書達二百萬冊，且得普魯士邦立圖書館（藏書二百五十萬冊）的協助。哈佛大學圖書館現有圖書三百七十萬冊，去年一年增加新書五萬餘冊。可惜中國大學多不知重視圖書之充實，而猶詡然自負為「最高學府」。19世紀英國文學家加萊爾說：「一個好的圖書館就是大學。」公共圖書館尚且如此，大學圖書館自更有高尚的學術價值了。所以我以為大學經常費，關於行政費應竭力節省，教職員薪金所占不能超過70%，而圖書儀器設備費應占20%或至少15%。本校因擴充成立為時尚近，聽說圖書僅六萬冊之譜，雖說省立圖書館近在咫尺，可助應用，但那邊究以舊書為多，所以專門的中西文新書以及基本名著，本校實大有充實之必要。本人已在考量擴充圖書館的地位，下年度起並將謀增加購書經費。就是各系儀器，也當陸續添補，以發揮增高研究實驗的效率。至於如何酌減學生上課的時間，促進利用圖書館和自由研究的習慣，或增進教師對學生課外的指導，凡此種種，還得和各教授共同研究，力謀以圖書館實驗室來輔助大學教育的成功。 校舍的最低標準 複次，是校舍問題。我們對於現今社會之過重屋宇的建築，固然有些懷疑；如大學校舍已有相當基礎，而竟不知充實設備，只求大規模的興築新宇，我曾謂為是缺乏辦學的常識。可是一個大學的環境原也重要，相當完整的校舍也是決不容忽視的。我今天視察了本校文理學院、工學院房子之後，才覺得浙大校舍需要改建和添建的迫切。大概要建築校舍，第一需有具體的計劃，計劃既定，步步進行，這樣建築的形式，才能調和，而不致相互枘鑿。第二，房屋要求其堅固合用，最好更能相對的顧及美觀，但不必求其講究奢華。目前全國各國立大學中，浙大的校舍恐怕要算最簡陋；除一小部分外，大都是陳舊不整齊而且不敷應用。郭校長在任的時期，在華家池新建了農學院新舍、文理學院裡的新教室和其他幾所小房子，終算立了相當的基礎，但為適應目前的需要，修建的要求還很迫切。現在中央財政的艱絀，在此非常時期中教育經費開源誠極不易；然而一個大學，如欲使其存在發展，最低限度的校舍建築是不可少的。我此刻確已感到校舍修理和增築的必要，此後自當設法進行臨時費，從事規劃，以逐漸實現最低限度的本校校舍，改善諸君讀書的環境。 貧寒子弟的求學機會 為了獎勵貧寒好學的子弟，我已訂定了在本校設置公費生的辦法。對此一事，我以為有極充分的理由。在從前科舉取士及書院通行的時代，中國的教育可還說是機會均等的，所以我們在歷史上常聽到由寒士登科而成名立業的，在清代書院養士制度下也造就了不少的貧寒子弟。自從學校制興，有學費的明白規定，情形就漸漸不同了。近來國民經濟的低落，與學校收費及生活費的提高，恰恰成了反比例，因此這問題就更見嚴重。中國讀書已非每年五十元或一百元不辦，等到一進大學，每年連個人日用有需四五百元以上者，至少也得要二三百元之則。大學變成有資產的子女所享受，聰穎好學但是資力不足的人家完全沒有同樣機會。這樣的教育制度，不但是對人民的不公允，並且因為埋沒了許多優良青年，對於社會與國家更是莫可挽回的損失。我以為天才盡多生在貧寒人家，而貧困的環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力學的精神。所以如何選拔貧寒的優秀學生使能續學，實在是一國教育政策中之一種要圖。 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 關於諸同學的學業指導和人格訓練的各方面，個人雖還有許多意見，可是匆促之間，不能充分講明。不過有一點在此刻不能不一提的，就是希望諸君能運用自己的思想。我們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然後在學時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處世方能不負所學。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智和不斷研究的能力。大學生不應仍如中學生時代之頭腦比較簡單，或者常賴被動的指示，而必須注意其精神的修養，俾能對於一切事物有精細的觀察、慎重的考慮、自動的取捨之能力。我們固不肯為傳統的不合理的習慣所拘束，尤不應被一時感情所衝動，被社會不健全潮流所轉移，或者受少數人的利用。今後賴許多教授的指導和人格感化，希望諸位更能善於運用自己的思想，不肯作輕率浮動的行為。十年廿年以後的諸君，都可成社會的中堅分子，而中國今後是最需要頭腦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總之，我希望諸位同學要深切體念在今日中國受高等教育者的稀少，因此益自覺其所負使命的重大，努力於學業、道德、體格各方面的修養，而尤須具縝密深沉的思考習慣。一個學校的健全發展，自然有賴教授校長之領導有方，同時尤需要全體學生有深切的自覺與實際的努力。 本人願以最大的誠意與專注的精神，來力謀浙江大學的進展，而要達到相當的成功，必然期待諸位的合作和努力。 （原載於1936年4月25日《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2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