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趣味 · 叄　文人的趣味

文人怪癖 「文人無行」，中國很早就有這樣的一句話。 大概文學家們的思想，比較開豁，不受習慣的束縛，興來時就旁若無人，或吃酒，或寫詩，或哭或笑，好像是變態的人，因此一般人看「文人」的行動是失常的。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不過一般人並不像文人那樣惹人注意。並且別人的嘉言懿行，一陣子說說就完了。文人的怪癖常是給人寫下，因此廣播遠布，傳為佳話。 有些文人的怪癖，是很有趣味的。 英國有位文學家叫法勒（D．Tarrar）的，他一生的著作，都是站著寫的。著名的詩人密爾頓（John Milton）作詩時喜歡躺在床上。哲學家尼采動筆寫作前，喜歡到外面去散步。這種習慣是姿勢的習慣。有人研究一個人的姿勢，對於思想很有影響。據說把腿平放，放鬆地臥著，或是立著都有益於寫作。因為這種姿勢可使血脈流通的緣故。 寫文章需要最安靜的環境。有的文人的怪癖就是由於這種要求。因為在安靜的地方，可以深思。 《舊唐書》里記著：唐初四大文人之一的王勃，他作文的時候，起初並不精思；先磨墨數升，然後喝些酒，臥在床上，用被蒙頭大睡。到醒來時，執筆直書，不改一字。當時的人稱王勃有「腹稿」。 宋代有個文人叫由浩，他作文的時候，必須藏在深深的草叢裡，避開一切的人聲。不久，從草里跳出來，立刻寫成一篇文章（見《宋史》）。 隋朝有個文人叫薛道衡，作文的時候，必隱坐空室，蹋壁而臥，聽見門外有人就發脾氣（見《隋書》）。 有的文學家，喜歡一定的顏色：匈牙利小說作家周開（M．Jokni），一定要用紫墨水，才寫得出文章。法小說家大仲馬用藍紙才得寫出小說，用黃色紙才寫得出詩歌，用玫瑰色紙才寫得出散文。這些怪癖完全是習慣，好像我們早晨穿鞋子，成了習慣以後，一定要先穿左腳，或是先穿右腳才覺得舒服一樣。又好像我們用慣了自來水筆的人，用墨筆寫字就覺得不方便，而有些用慣毛筆的人，用自來水筆也同樣受很大的影響一樣。 文學家喜歡在寫作時，藉助於刺激品的習慣，這是很普遍的。李白喝得陶然之後，詩興方濃，「斗酒百篇」。法國文人巴爾扎克寫作時必喝咖啡。魯迅、林語堂、高爾基等人，寫作時必吸紙菸。用這些方法尋找刺激，以疏通思想之路，並不稀奇。最奇怪的是盧騷和席勒兩人的怪癖。 據說盧騷思索時，便露著頭頂，讓太陽曬他的頭蓋骨，曬得熱烘烘，思路格外暢快。德國詩人席勒，在創作的時候，喜歡聞爛蘋果的氣味，所以他的寫字檯上，爛蘋果和紙筆是一樣的重要。最有趣的是：有一個文人，脫下襪子，一手弄著腳趾，有腳臭味傳過來，方有妙文。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每個文學家也有自己的怪癖。這種怪癖，一旦成了習慣，是有助於我們的工作。並不必像戒菸那樣的苦心來改正。「文人無行」，這是大眾已公認的事實，有些怪癖，又算得什麼。不過我說這話是專指怪癖說的。如果文人過分的縱酒、狎妓、不治生產、不修邊幅、放蕩不羈、狂倨無禮、隨口謾罵等等，倒是要不得的壞行為，關於這一點，梁實秋曾有下面的一段話： 假如文人的無行，與文學事業真有密切之關係──換言之，假如文人若把無行的地方取消，文學的泉源就要乾涸，那麼，社會對於文化人之無行採取原諒姑息的態度，也未始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文與行並無多大關係。 短命詩人 文學家是不是死得早些？ 許多人相信文學家的壽命比平常人較短。尤其是詩人，往往在年青的時候夭折。是的，在歷史上確實有許多短命詩人：英國大詩人拜倫三十四歲就死了，雪萊還不如拜倫，三十歲那年就離棄世塵，濟慈比雪萊還要早亡，他二十六歲就一命嗚呼，最可憐的是湯摩生（Thomson）二十三歲就到黃泉去了。 法國也有幾個短命詩人。有一個叫林博特（Rimband，1854—1891）活了三十七歲，一個叫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活了二十七歲。德國詩人柯納（Theodor Korner，1791—1813）恐怕是壽命最短的詩人了，他只活了二十二歲。 這些詩人的年齡，就能證明詩人是短命的嗎？並不，也有許多是長壽的：著名的華茲華士（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活了八十歲，白朗寧活了七十七歲，丁尼生活了八十三歲，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活了八十六歲，德國有個詩人叫亞倫特（Arndt，1769—1860）的活了九十一歲的高齡。 從這些人看來，詩人短命的說法是不合理的。在無論什麼職業人中，總有短命的，也有長壽的。你不必懷疑，以為會寫詩的人都必定夭折。 有人統計英國詩人的年齡平均是五十三歲，法國詩人平均是五十八歲，德國詩人平均也是五十八歲。我曾把中國的代表詩人，如：李白、陶淵明、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後主、周邦彥（中國詞人實際上亦可稱為詩人）等十餘人，平均其年齡，為六十三歲。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已經年過花甲，還算短命嗎？ 我們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文人多用思想，這些勞心的事，消耗精力（energy）過多，所以使人健康受損，因而短命。其實，用腦力的人並不比用體力的人多消耗精神，相反的，文人所用的精力比勞動的人更少。許多文人體弱的緣故，是因為缺少運動，營養不足，或是憂慮過深的關係。 文學家的作品大都成於什麼年齡？ 許多人相信，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成於四十歲以後的作者，因為年紀會贈給作者以豐富的經驗，好像商人一樣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商業。例如英國利查孫五十一歲發表《拔美拉》，司各得四十三歲刊行《威福雷》，霍桑四十六歲作《紅字》，囂俄六十歲完成《哀史》，羅曼·羅蘭四十六歲寫成《若望·克利斯托夫》，托爾斯泰四十八歲作《戰爭與和平》，陀斯退夫斯基四十四歲作《罪與罰》，曹雪芹晚年作《紅樓夢》，吳敬梓四十九歲左右作《儒林外史》，蒲松齡五十歲完成《聊齋志異》。 文學作品是需要經驗和長期的醞釀，才有偉大的成就。歌德的《浮士德》，從二十三歲打腹稿，到八十三歲才完成。密爾頓的《失樂園》孕育了二十七年才脫稿。左思的《三都賦》，構思十年才寫成了。像這樣仔細忍耐的工作，才能磨礪出金鋼石一樣的作品。 文學家並不是全都這樣遲緩，也有許多作家的寫作是很快的。文興到來，揮手即成。正如李白所說：「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英國偵探小說作家懷來斯（Edgar Wallace）在三十二歲到五十三歲的二十一年之間，做了一百五十部長篇小說，三四百篇短篇小說，二十餘種劇本。用這種速度來寫作，自然免不了有粗製濫造的弊端發生。我們是很願學文人的仔細和忍耐，不要學文人的多產和速成。 文學是需要極大的熱情，尤其是詩，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情感豐富，精力充實，所以有許多詩詞、樂曲和藝術品，都是年紀很輕的人作成的。 美國詩人布賴德（William Bryant，1794—1878）十歲即發表拉丁詩譯作，十三歲作《封鎖》，十八歲寫成《薩那托普息》，一八二六年，三十二歲時做了《紐約晚報》的主筆。 英國文人李頓（Lydon）六歲就會作詩，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十五歲那年出版的。 拜倫二十一歲作了《赫洛爾遊記》，立刻成了大名，做了詩人之王。他自己說：「我早晨醒來已聲名揚溢，成為詩壇上的拿破崙了。」 美文人辛克萊，從十五歲開始寫作，不久，每星期有五元的收入，可以過獨立的生活。二十歲就有每年寫二百萬字的能力。大學畢業的時候，平均每天寫八千字。 易卜生十九歲發表處女作《加的林拿》。丁尼生在二十歲以前寫了詩篇《恩德民》。 講到中國的早熟文人，那就更多了。梁啓超十九歲能綴千言。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指瑕」，指摘顏師古所注之《漢書》內所有錯誤。張耒十七歲作《函關賦》。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不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立就，韓愈大驚。謝榛十六歲作《樂府商調》，少年爭歌之。 年齡不能限制文人的工作。有的人早熟，成就較早。有的人教育開始得早，所以早有作品問世。 文學作品的高低，也不受年齡大小的影響。少年人有不朽的大作，老年人也有萬世不能磨滅的偉著。 文學是各種人的產物，也是各種人的讀物。它是沒有國際性，沒有階級性，沒有年齡的限制。 文人的出身 文學家似乎和窮有很密切的關係。「窮文人」、「文窮而後工」等話，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到底文人都是窮的嗎？相反的，汪靜之曾主張窮人不能做文人，他說： 經濟是作家的肥料，肥料決定植物的榮枯，經濟決定天才的高下。……一個作家生長在富裕之家，便好像一粒種子，種在肥沃的泥土裡，自然開美花，結好果；如果生長在貧窮之家，便好像一粒種子埋在缺乏肥料的沙地里，不枯死便算萬幸了。哪能夠開花結果？ 這兩種論調，哪一種合理？科學的統計證明，這些都是偏見。文人的出身，並不見得一定要富裕的家境來培養；也不一定要貧窮來熬煎。在各種的家境裡，都有著名的文人產生，並且他們的表現和成績，也不分上下。 我曾統計一本外國文學史的作者的出身，結果發現出於富貴之家的占全體的百分之三十三；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出身於貧寒之家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種出身，幾乎完全相等。這是鐵的事實，誰能否認呢？現在我們略舉幾個人做例證。 生活富裕，工作可以從容，自然是適合於作家的條件。但是富家的子弟，卻往往是懶惰偷閒，不肯努力的多。正如拉丁諺語所說：「才智與貧窮，富豪與痴鈍，常常相伴。」如果在舒適的環境裡，肯努力工作，那麼自然有超人的成績。很慶幸的是，自古富豪子弟里，有許多是這樣的人物。 但丁、拜倫、雪萊、托爾斯泰、太戈爾、屠格涅夫等人，都是貴族的子弟；海涅、洛斯金、辛克萊、易卜生等人，都是富商子弟；雨果、繆塞等人，都是軍官的兒子。此外像歌德的父親是皇家顧問，家道頗為富有。莎士比亞的父親也曾做過官，不過不是頂財富的人家就是了。 中國的文人，也有許多出自富豪之家。《楚辭》的作者屈原，就是與楚同姓的貴族；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自然是有錢有勢；白居易、韋莊、李後主、蘇東坡、辛棄疾等，都是出於帝王、貴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曹雪芹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江寧富翁，他自幼就生長在大觀園一樣的環境裡。吳敬梓，世為望族，祖父的遺產有二萬餘金。 這些人在富裕的環境裡，因為肯勤謹地學習，所以在文學的園地里，結出碩大的果子，遺留直到如今，叫我們可以享受。 我們再考察中產階級的文人，他們沒有舒適的生活，但是也沒有衣食的痛苦。這些人，如果懶惰偷安，就要落於貧苦之境，如果努力工作，他們的環境對他們還有適當的幫助。自古以來，中產階級的人最為默默無聞，但是在文學史上也記載許多出身於中產階級的文人。 偉大的詩人華茲華士是律師的兒子，英國詩人哥爾利治（Coleridge）是牧師的兒子，羅塞地（Rossettl）是畫家與詩人的兒子，小說家沙克萊的父親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父親是文學家，也是牧師，羅曼·羅蘭的父親是一位律師。 在中國文學史里，不容易分別各作家的出身，尤其是中產階級的人物，大都使人模糊，不易考究。 現在我們談到文學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就是許多文人是出身於貧寒之家。幼年過著極苦的生活，這種環境激起了他們的向上心；為了要透一口氣，所以他們努力不息，勤謹工作，結果和富豪之子和中產階級的人們，有同樣的成就。 俄國大文豪陀思退夫斯基，十六歲在聖彼得堡工科學校讀書，那時經濟異常困難，完全過著窮學生的生活。他寫信給父親說：「我親愛的父親，當你的兒子向你要錢的時候，你總該想到他如果沒有必要時決不會煩擾你，因為我知道你很困難，所以我平常連茶都不飲的。」他寫信給他的弟弟說：「我因為饑寒交迫，在路上生了病。一天大雨落了下來，我們都在露天下立著，我身上連喝一口茶的錢都沒有的。」 英國小說家迭更斯，早年生活極其窮苦，曾雇給人家貼廣告紙，他的學問全是出於自修。挪威文人易卜生幼年曾做藥店學徒。詩人卡萊爾是石匠與農夫之子。高爾基簡直是癟三出身。紫霍甫是農奴之子。佐拉和安特烈夫等人，都是出於極其窮苦的家庭。 中國文人中這種出身貧苦的也有許多：司馬相如家貧無以為業，揚雄家產不過十金，梁啓超家裡窮得無書可讀。 文人成功的條件，也許努力苦幹，有勇敢堅定的意志，比富裕的生活更為重要。經濟──固然是作家的肥料，但是肥料多了，沒有適當的水分和日光，這肥料要把田禾都害死的。安得烈·卡內基說：「不要以為富家的子弟，得著了好的命運。大多數的紈絝子弟，給財富做了奴隸，不能抵抗一切的誘惑，而至於淪落。你要知道享樂慣了的孩子，決不是出身貧苦的孩子們的對手。」 文人的出身，不一定要在富裕的搖籃里；文人的筆也不一定要窮而後工，最要緊的不是經濟，而是努力的精神和堅決的意志。 文人興趣的變遷 多少人從少就有做文人的興趣，但是結果在文學的園地里他一無所成；多少人本是有志於其他職業的，但是後來卻成了文學巨子。 我們的興趣常是隨著時代、環境和思想的不同而變遷，在這些變遷裡面，有些事是很有趣味的。 大詩人海涅，幼年的時候，兩次從商，但是他覺得商業不合他的脾胃，到底他放棄了商業，轉向文學。他說：「我自己是知道的，要叫我從事於商業，正如叫我去同皇女結婚一樣……」海涅努力於自己最感興趣的文學，終成偉大的詩人。 一個人從事於自己最喜歡的事，並且努力地工作，這人是幸福的，他必有所成就。 許多青年在學校里本來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工學的、醫學的，但是後來卻轉向文學。英國文人史蒂芬生，初學機械與法律，後來對文學感覺有興趣，創作了許多小說。司各得在大學裡本是學習法律，但是他成了第一流的小說家。詩人華茲華士起初有意做律師，結果成為詩人。辛克萊、歌德、司各得、卜魯東、魯迅等都是很好的證明。 詩人濟慈十五歲時做了外科醫生的學徒，戲劇家易卜生，也當過藥店學徒，中國文人魯迅到日本留學，本是去學醫的，但是這些人並未做醫生，結果都成了有名的文人。 有的文學家本來是從事於機器或工程的。法國詩人卜魯東初為工程師，後來專心於詩歌。巴爾扎克曾經營印刷事業，失敗以後，以寫作來清還債務。 許多文人曾和政治活動發生過關係，華茲華士一七九〇年曾參加過法國吉倫特黨。哥爾利治（Coleridge）曾經參加軍隊生活，希望在北美建立一個烏他邦。拜倫曾參加希臘的革命運動。雨果曾為上議院議員，竭力反對拿破崙，提倡民主。高爾基曾參加革命運動。羅曼·羅蘭亡命瑞士，組織世界主義的大聯盟。辛克萊曾領導礦工罷工大示威。歌德曾為樞密院長，主持該院的行政工作。杜格涅夫曾參加自由運動，被判死刑，後來遇到大赦，得免於死。 中國有幾位文人，起初都是學圖畫的，後來轉向文學之路，像茅盾、錢歌川、白薇諸人都是，這也許因為圖畫和文學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吧。 人們的興趣常是變動的。這種變動有時於我們有害，使我們朝三暮四，沒有一個中心工作，結果一無所成。但也有時，對我們有極大的利益，因為一個人不是適合於各種工作的，有時適合我們脾胃的事，在這種變動中，會「得其所哉」，因此有驚人的發展。例如魯迅如果繼續學醫，也許埋沒一生，做不出什麼事業來，但是當他改從文學之後，聲譽日高，終成中國的近代文豪。 談到文人的興趣，有一件事很有趣味，就是大多數的文學家不是專門從事寫作，換句話說，他們一面寫作，一面另外擔任別的工作。 辛克萊（Sinclair Lewis）說：「青年作家應當從事於兩種職業，過著兩重生活。應當和非文藝的世界接觸，應當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狀況，未來的巴爾扎克或拜倫，不該整天坐在書桌旁邊寫東西，他該努力，學習第二種職業。」 是的，許多文人確是同時擔任兩個職務的，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美國有一個詩人，在弗曼唐州開一間食品店，不但於事務以外有工夫寫文章，並且還有時間編一份小雜誌。 詩人愛默生（Emerson）是一位牧師和講師。霍桑（Hawthorne）是一個海關職員和駐外領事。惠第爾（Whitier）是個農夫和編輯。郎斐羅（Longfellow）是個牧師。羅威爾（Lowell）是個牧師和外交家。惠特曼（Whitman）是個政府小官。托洛（Thorean）是個鉛筆製造者。辛克萊悔恨自己太遲，他想在著作生活中找些工夫在生物實驗室中工作，或是開一間小客棧，把生活調節一下。 中國的文人大都另外有職業。靠著寫文章來生活，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許多人把文學當作副業。我們不必多舉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