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七章 戰爭的考驗
我於一九三八年元月離開莫斯科，經巴黎、馬賽、地中海、紅海、印度洋、新加坡、西貢、昆明回國。我隨即前往漢口，當時漢口等於中國實際的首都。軍事前途暗淡，一般官員都很沮喪，但是一般人民卻是勇往直前，生活清苦，工作勤奮。
二月底抵漢口。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蔣委員長的抗戰勇氣和決心。他既不樂觀也不悲觀。軍事倥傯，一面忙於指揮軍事，一面又處理政務。他被推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副之。他集中全力去改革黨務。有一次我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聽他訓話。他嚴斥那些不稱職的黨工人員。他要中央黨部人員首先以身作則。此外，他又成立了青年團及參政會。吸引黨外人士，以擴大政治基礎。目睹這些措施，我認為蔣委員長此舉的目的部分是為了革新黨政，部分是在鼓舞士氣。一旦人們努力工作，他們就沒有時間去悲觀。是否蔣委員長本身也這樣想，我就不知道了。
蔣委員長集大權於一身的程度令我也感到驚異。當時汪精衛在黨中地位是僅次於他的副總裁，他也對每個有關人員承認此一事實。但汪的副總裁併不意味著可以代他行使權力，汪的副總裁僅意味著是向蔣委員長個人負責。這種關係從另一方面看也很清楚，汪在行政院沒有地位，行政院的院長是孔祥熙。換句話說，汪不能干涉行政院的事務。
在南京時我與汪曾有數面之緣。此次在漢口我發現他對這種貶抑有些怨恨。
行政院長孔祥熙博士邀我重作馮婦，再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他說：他一直懸缺以待。我認為他不過是一種官場客套，用不著認真。尤有進者，我急於返湖南，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在我出使莫斯科期間，一直和我哥哥留在家鄉。同時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湖南人對戰爭的看法究竟如何。在戰爭中湖南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徵調了大批壯丁，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志願入伍。
在湖南，軍事和一般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老百姓充分就業，不再有失業的情形。工資提高了，物價也開始上漲。小康之家抱怨他們不能掌握長工，一反過去的情形，長工已經能不再倚賴地主，因而受人尊重，家鄉的人都欣喜他們的米和桐油的價格較過去漲了一些。一九三八年春的湖南，正沐浴在戰時繁榮中。
一九三八年湖南的經濟情況可以說是整個戰時中國的典型。艱苦的是薪水階級，主要的是政府公務員和教員。在戰區，當然所有的人都很艱苦。戰區以外的地區，除了薪水階級以外還不太感到經濟的壓力。
由於封鎖，中國經濟又恢復了舊時代的情況。女人又搬出她們的紡車，洗洗乾淨，開始用手紡線。用煤油燈的人家改用桐油燈。抽紙菸的人改抽水煙。家機布代替了機織布。就一般人說，他們寧願回到舊時代。
當我在湖南旅行時，當時的經濟部次長何廉博士電告我：孔院長要他到湖南設法說服我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為了不使他受風霜之苦，我提前返漢口。孔院長的誠意使我無法峻拒。他說蔣委員長都請我作政務處長，他若不請豈不是不禮貌。他又說：因為我接受了委員長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請就是「不賞臉」。他的說詞，令我無法拒絕。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又返行政院重作馮婦。
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是魏道明，翁文灝已轉任經濟部長。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見過魏道明先生。我的工作要與他密切配合，否則，一旦不協調就會引起極大的不幸。這時，我仍視孔院長的約請不過是一種官場客套，我認為用不到真正去賣力氣，所以我決定避免責任，希望有一天能擔任其他工作。
七月間，武漢保衛戰開始。七月二十日，我搭機赴戰時的首都重慶，因為孔院長和魏秘書長留在漢口，我是重慶方面行政院高級官員，於是許多聯絡工作和行政責任就落到我的肩上，這實在是違反了我的意願。
在我赴渝前一天，蔣委員長的秘書電告我，要我當晚與委員長共進晚餐。我從漢口渡江至武昌，在輪渡上遇到張群將軍，他也應邀出席當日的晚宴。我們共同推測當天晚上的情形。當時日本軍隊已經與蘇俄遠東軍布魯轍的部隊在朝鮮邊境發生武裝衝突（即張鼓峰事件——譯者）。此種衝突的意義報紙上已有很多報導。有人認為這就是我們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戰爭。張將軍認為：當日晚宴的討論主題可能就是張鼓峰事件，他猜測：由於我新從蘇聯回來，委員長可能要我發表意見。
蔣委員長的晚餐一向非常節儉，戰時較平時尤甚。晚餐後，他說他要在當晚討論張鼓峰事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首先發言。他認為張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戰爭的開始。許多人都發言贊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為了強調樂觀的遠景，甚至宣稱日本財政將於九月崩潰。在委員長面前表示意見往往有不同的幕後動機。有些是堅信自己的看法的，有些是揣度委員長的意思，附和討好的。當晚發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許多人發過言後，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黻，你對蘇聯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張鼓峰事件。」我回答說：「我認為那只是一次邊界衝突，起於雙方的帶兵官，並非雙方政府事先命令他們開戰的。就布魯轍本人說，我認為他的行動不僅未受到上級命令，而且可能是違反上級規定的。」當我發言時，所有以前發言的人都反對我，認為我不智。但委員長卻在討論結束時說：「廷黻說的對，散會吧。我們要自己努力，就當作張鼓峰事件沒有發生。」如果說他對蘇聯直接軍事援助曾經存在任何幻想的話，他一定是放棄這種幻想而面對殘酷事實的第一人。
中日戰事爆發之前，委員長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動。他比別人更清楚對日戰爭的嚴重性，無論是物資方面的或是人員方面的。戰爭一旦開始，他從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條件。當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占領武漢時，日本首相近衛文麿（Prince Konoye Fumimaro）曾發動一次和平攻勢。他發表一項聲明，表面上對中國人民和日本軍閥雙方面面俱到。我認為當時我國應該由負責的政治家發表一項答覆，使日本某些人相信我們中國人是溫和穩健的，我們的抗戰純粹是出於自衛的，我建議孔院長，我認為由他答覆最為妥切。他同意我的建議，但先要得到委員長的批准。我起草一份答覆文稿，將它拍發給正在前方指揮軍事的委員長。擬議中文件發表的方式是將它當作一篇行政院總理紀念周中的演詞。直至紀念周舉行時，委員長的批示仍未到達。孔院長仍然照預定計劃，宣讀了那篇文件。下午二時左右，委員長的批示才到：不要發表那個文件。
後來，委員長發表一項聲明，聲明中他嘲笑了近衛文麿。他說日本欲想停戰，就退出整個中國。就我個人說，我認為這項聲明用不到那樣嚴重。後來有一次與委員長在午餐席上討論問題，他要出席者對那篇聲明發表意見，我將我的意見坦率地說出來。迄今，當我回憶那次討論時，我認為就細節說我的批評是對的，但就整個政策說，委員長是對的。因為委員長聲明的目的是要激起全國的士氣。他認為在那個軍事節節失利的非常時期來談和，一旦失敗，必致影響士氣。即使和談能夠成功，也只能達成一種不利於中國的和平。
中國乃至於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蔣委員長在八年抗戰期間一柱擎天的力量。
在重慶主和最力的是汪精衛和他的同黨。政府由漢口遷重慶後，委員長到前方指揮軍事，因此他最後才到重慶。在預計委員長抵渝那天，汪派人到我的旅館告訴我汪希望能立刻見到我。當我抵達他的官邸時，汪與他的太太陳璧君同時出迎。他告訴我：他想儘早爭取最佳時機請求委員長對日談判。他並且說，他有某些德國和義大利的路線，透過這些路線可以進行談判。我回答說：如果對於和戰重大問題有意見應該直接向委員長詳細坦述，這是絕對正確的。不過我又接著說：我深信，比和戰問題更重要的是統一問題。統一作戰或統一言和，中國才能有辦法。如果分裂，無論是戰是和都會失敗。如果我所言不虛，則最後的決定一定要取決於委員長，因為他一身獨攬國家團結的重任。當我發表意見時，我發現汪雖然深受感動，但他的太太幾乎是怒不可遏。當談到與日本政府接觸的路線時，我向汪建議：不要利用他的德、意關係，因為中國人多數認為德、意是日本的同黨，任何透過德、意的談判不論其實質如何，都被認為是對中國不利的。我說我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利用其他國家；如果不可能，寧可直接談判。汪認為我的意見不切實際。當我辭出時，他說，待他見過委員長後再儘速召見我。當天汪與其他人員到機場去迎接委員長。汪隨蔣到官邸討論甚久。我下班後一直在旅館中等候汪的消息，一直等了三天才召我前往。當我到他官邸時，我發現他正在垂頭喪氣。他告訴我委員長徹底反對他的意見。「既然如此，」我說，「我們一定要服從。」幾天後，汪離重慶前往法屬越南。從越南前往南京，成立了他的傀儡政權。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預料。雖然我一直對他未寄以厚望，但我確曾認為像他那樣文化背景和有革命歷史的人實在不該去從事違反國家民族利益的叛行。我認為：汪的叛國行為也許是有原則的，也許是為了滿足一己的私慾，但他太太卻完全是為了滿足一己的虛榮心。汪之走上叛國之路可能是她將滿足虛榮心的要求與汪的政治原則相結合。這種作法，合了他們雙方的胃口。
戰時重慶最大的困難是政府無法將中國僅有的貧乏資源集中使用到戰爭上。重慶時代國民黨及政府所發表的最重要的指示是：「抗戰建國。」現代化戰爭很容易解釋為包括所有的活動。在重慶有許多人為了強調他們所屬機關的重要性，於是把「抗戰」一詞擴大解釋。一旦把「建國」增列為首務，於是有如黃河開閘板一樣，人力物力就被分散了。
戰時行政上有一項重大措施，即所謂新縣制。一九三九年政府在此一制度上花費了許多時間。報紙上，對這一制度曾有很多佳評。依此制度，每鄉要設立衛生所，要增設學校，同時要增加縣府的工作人員。我請財政部提出經費增加的正確數字。我發現新縣制制度要比過去的制度在經費方面增加一倍。最熱心推行新縣制的是張群將軍，他是當時國防最高會議的秘書長兼行政院副院長。我對他指出：此種制度戰時財政將無法負擔。尤有進者，很明顯的，即使我們能夠籌到經費，我們也很難物色到所需的人才來擔任新增設的職位。在一次圓桌討論會上，我代表行政院出席，席間我見到起草新縣制的人員，我儘量誠懇請求他們，希望能將錢和人力集中用到抗戰上。他們對我的請求無動於衷。我雖然打了敗仗，我仍建議將此制度修改，分期推行。我建議分五期進行，每年實行五分之一縣份。起草委員會堅持立即全面實行。最後他們勝利了。但是，他們的勝利變成紙上談兵，因為中央政府沒有經費推行。事實上，只是增設了許多沒有工作的新機構。當我獲悉事實真象時，我了解何以在我反對新縣制時財政部未予我有力的支持。原來財政部人員比我聰明，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新縣制不過是紙上談兵，不會實施。
因為新縣制是道地的政府工作，所以我曾深入研究。一項新措施在立法時，人們都很認真。一旦立法完成人們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來的確很多，但詳細計劃卻很少，至於談到努力不懈地去實施改革，那就越發得少了。
為了熟習各省的情況，一九四○年春，我到湖南、江西、浙江、廣東和廣西去視察一次。陪我同行的有吳景超（Wu Ching Chao），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多年來一直任翁文灝的主要助手。另外還有崔禮（Tsui Li）先生，他是一位公共財政專家，曾在英國倫敦經濟研究所研究，當時他是財政部高級秘書。另外還有內政部的魏景南（Wei Ching Nieh）。我們乘汽車行經一千五百公里。我很照顧司機，司機也很謹慎。我們走完全程，經過日本轟炸地區和盜匪出沒的地區崎嶇坎坷的道路，車子一直都沒有拋錨。
首先，我們發現每個地方都有健全的自給自足經濟，工資和物價都很好。生產者努力去工作，重新撿起他們過去的手工業，耕種他們過去廢耕的土地。城市和鄉村間的苦難的境遇已經減輕了。有些戰時都市如衡陽、贛縣、衢縣、金華、桂林等都相當繁榮。在福建一個小鎮上，當地人對我們說：生活比過去好。在平時，每十天殺一頭豬，鳴鑼通知，請大家來買新鮮豬肉。戰後經濟繁榮了，每天都要殺豬，所以也用不到再鳴鑼了。很明顯的，人們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並非根據政府的曉諭和規定，而解決了他們的供求問題，當然也有些官員認為這種繁榮是他們智慧所產生的結果。
第二，我們發現一般人普遍抱怨徵兵。我家鄉的人和我以前南開、清華的學生告訴我一些徵兵者令人難以置信的罪行。結果，雖然鄉村損失了一百名生產者，而且前線最多只能增加二十五名戰鬥員。年輕人儘量利用機會從營房或行軍途中逃亡。在我們返重慶的途中，我們遇到負責兵役的主管，他也是去視察的。他不相信我們的所見所聞，相反的，他來了一套粉飾太平的說法，我回到重慶後，主張把徵兵的數目減少一半，將薪餉增加一倍。我認為軍隊需要戰力，國家也需要生產。但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卻認為我神經不正常。
第三，我們發現中央政府大部分改革方案均原封未動，變成具文。地方政府經費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政府的少數農業實驗所，連普通的農人都看不起。劃為造林的山地光禿禿的，只有一塊木頭牌子或是一塊石碑，孤立在那裡，表示那兒曾經植過樹。衛生所不是雙門緊閉就是沒有適當的人員和設備。有一個實行新縣制的模範縣，縣中的模範小學，教室中僅有的一扇窗子被一塊黑板遮擋著。我問老師：為什麼不把黑板移到別處，讓它擋著窗子。他當著省主席回答說：因為它一向都擋在那裡。最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的省主席、省委和縣長都以全副精力推行新縣制，而結果卻完全失敗。
整個視察旅行中我們會見的省主席最有精力的是福建省的陳儀。他堅信國家社會主義，他也設法在福建實現他的理想。他控制商業和分配。他的公家機構取代私人的商業組織。他推行嚴格的文官制度，並盡力祛除徇私主義和族閥主義。他倡辦田賦徵實。他的廉潔和苦幹實在是沒話說。只要是他能替福建做的，不論有多大犧牲他都傾全力以赴。但他在當時的省主席中是最不得人緣的。他的奇特的辦法，政府控制和各項規定，手下辦事人員的無能，對既得利益者無可避免的損害，這些都是使別人反對他的原因。我們在報告中支持他的理想，同時我本人在中央也極力替他辯護。但，中央於一九四二年卻准他辭職了。
最富哲學氣息的主席是江西主席熊式輝。為了推行衛生、農業、教育工作起見，他在試驗許多共產黨曾經試過的鄉鎮制度。他雖然努力，但江西人仍然表示很冷淡。在我們視察時，熊主席正創辦一所大學。該校預計訓練一批較有效率的公務員和領導人。根據柏拉圖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員的教育水準。他不憚其詳地闡述他的理想，並且急於實現他的理想。他要我擔任他的新大學校長。他說：大學校長的地位事實上是與省主席平行的。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戰時，我認為他的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我建議他不可操之過急。
最困難的省份是革命發源地的廣東。如果說有人想要找出革命氣息和封建傳統能夠並存的地方，那麼，廣東就是最佳的所在。族閥主義和貪污腐化達到極點。一九四○年，省主席對這種環境簡直束手無策。省中有力分子對軍中和政府的位置都要推薦人，不論他們推薦的人員如何無能，如何貪污腐化，省主席都要買他們的帳。
十多年來，湖南一直是一個正常省份。它的自然資源和眾多的人口使它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和自給自足。因此，官方的苛捐雜稅較少。人們的健康和教育程度優於其他的省份。當日本進攻湖南時，湖南人踴躍輸將，向軍隊提供了大批物資和勞力。一九三九年間，國軍在湖南奏捷。當時的湖南省主席是有名的「長沙虎」薛岳將軍，他的廣東部下很巧妙地在湖南搜颳了一陣。他是僅有的一位抗議我們視察報告的省主席。我們在報告中除了其他方面不論，曾指出省府用於公共衛生方面的錢還不到預算的百分之一。薛主席在一封譴責我們偏見的電文中引用事實說：他已在七月份增加二十五萬元公共衛生經費，證明他對人民福利的重視。我向委員長說明：我對湖南的視察報告是根據五月份的情況，即使現在薛主席增撥款項，其數目對湖南人的保健說，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的。委員長笑笑說：「你該知道，你們的報告正在發生效果中。」
廣西省素有模範之譽。我們發現廣西省府很清潔，人員工作努力，雖然很窮，很落後，過去秩序不好，但現在卻治安良好。一九四○年間，廣西生活水準仍然比鄰省湖南低。我們發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自然資源的貧乏，不是人謀不臧。我們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批評，主要是說省府過去太貪多嚼不爛，因此，它的資源人力，和經費太分散了。我們請中央進一步支持廣西。廣西巨頭之一白崇禧在我們的報告上附加說明後寄往桂林，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仔細參考。
一九四○年七月我們結束西南各省視察旅行。此時，日本正瘋狂轟炸重慶。我們回到重慶時，因為空襲，被困在一所郊外的房子裡。當我們要渡江時，輪渡已經毀於轟炸。我自己的房子也被炸光。事後他們告訴我：他們只找到我的一條毯子，被炸成碎片掛在電線杆子上。
我回到辦公室時，看到一件教育部的提案，等我處理。該提案是要在戰時中國地區實行五年義務教育。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雅不欲拂教育部陳立夫部長的意思，於是要我想辦法去阻止。對於平時都沒有實行的義務教育制度，欲想在戰時實行，我實在不敢想像。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艱苦的戰時推行此一制度顯非適機。起初，我想把教育部的提案壓一壓，但我想此種方法對個性極強的陳部長恐怕不行。有一次我偶然和軍政部長閒談，我獲悉因為財政困難，有些軍事單位已經三個月沒發餉了。事有湊巧，星期三孔祥熙病了，委員長親自主持院會。我將陳部長提案和未來五年支出明細表一併置於主席桌上。委員長於宣讀這些文件後，指示義務教育留待勝利後再辦。陳部長一再陳明理由，均未達到目的。後來他讓步，請求院會部分採納他的提案。委員長回答說：這種工作，政府絕不可以分批去實施。
由於戰爭拖下去，財經問題越來越嚴重越複雜。固定稅收減少了：鹽稅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業稅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稅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強。中國領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較落後的一半。雖然我自從一九三八年五月就側身於中央機構，一直干到勝利為止，但直到現在我執筆撰寫本稿時為止，我還不知道我們當時是如何渡過上述財經難關的。
一般的說，變化往往出人意料。戰前，中國對敵國最普通的辦法是抵制他的貨物。在重慶最初的兩年雖在政府急需物資時，政府和人民仍然奮力抵制日貨，不僅是抵制日貨，就連所謂傀儡物資也包括在內。這種做法無異自殺。儘管我國缺乏紗和布，但人們認為去購買日本或傀儡政權的棉紗是不愛國的。此種物資缺乏情形因走私者突破日本封鎖線走私一些物資而稍稍減輕，使大後方人民可以獲得一些生活必需品。
所有現代國家在戰時都是實行配給制的。因此，有些人（中國人和外國人）建議中國實行配給制。當時試驗過各種不同的配給方法，有的以地區為準，有的以物品為準，但沒有一個獲得良好效果的。配給在中國是個理想，沒有任何實質的基礎。一旦所生產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產者自己消費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沒有辦法了。比較進步國家的經濟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樣，中國的經濟卻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裡流，控制者可以開閉自如，但是水灑到地上卻無法控制。西方國家直至他們生產和分配合理化後才實行配給制，這絕非偶然。中國經濟情況是害了配給過敏症，因為中國還沒有實施配給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組織。於是配給制度的試行利少弊多，引起許多官僚政治的害處。
出我意料的，我與戰時財政工作結了不解緣。一九四一年，經決定：所有的稅均由中央政府徵收，土地稅，改收實物（即所謂田賦徵實——譯者）。此種變動所造成的結果是各省失去了財政上的自治權，中央政府要撥給預算。當時，中國希望從英、美兩國借到大批貸款以資挹注。英國銀行總裁尼美爾（Otto Niemeyer）和歌瑞德（Grady）先生，分別代表英、美政府到中國來了解中國財政情況。他們表示：除非中國編造出一九四二年可行的預算，想像中的貸款是不會來的。在過去，許多中央機關都爭取編造預算的權利；但在一九四一年，各機關凜於事實上的困難，昔日爭權的機關都彼此互推，慷慨出讓他們的權利。因此，我受命起草預算。
歌瑞德先生只在重慶停留一個短期間，但尼美爾先生一直等到預算完成並付諸實施才離開。是年冬季，尼美爾和我幾乎每天都在協商。我認為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財政專家，人聰明，也是一位好朋友。
一開始，尼美爾先生鄭重其事地說：我編的預算絕對不能超過一百二十億元。如果我編的預算能不超過此數，他就建議英、美兩方貸款。我立刻告訴他：即使他是中國的財經霸王，也無法編出這種預算。我答應他，我可以在書面上照他的意思編。但我指出：我希望提出一個真實的預算，既能適合戰時需要又能為政府所遵行。我估計一九四二年的支出約在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億元之間。雖然尼美爾對我的估計未加反對，但他堅持我應盡力不使它超過一百二十億。
編列預算的困難並不在尼美爾方面。在編列時，我們要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去審查。待整個預算編好，總數稍稍超過一百六十億。尼美爾先生很客氣地說：他認為我是盡到力量了，他準備建議貸款給中國。
編預算時最大的困難是和各省政府聯繫。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省府有他們自己的收入，自己編預算。很多省主席都是亨字號人物，都能幕後左右中央政府。尤有進者，各省情況不同。沒有一個能適合於所有省府情況的原則或公式能供我參考。前此若干年的數字是不適用的。各省的支出一向是不均衡的，不僅各省間如此，就是同一省份在不同業務方面也是如此的。例如：有的省份將其收入百分之五以上用於公共衛生，但有的省份只用百分之二點五。很明顯的，我應該使其合理化。但時間無多，我必須、而且也只能在短短的時期內編成。我沒有說明我用什麼方法使各省開支合理化，因為我從經驗中發現，在應合時代要求時理論往往比實際更易引起爭議。
出我意料的，一九四二年各省預算在中央並未引起激烈的爭論就通過了。同樣出我意料的，所有省主席都譴責我所編列的預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有十四位省主席到重慶出席一個國民黨召開的會議。他們藉機向委員長訴苦。他指示他們到行政院和我舉行圓桌會議，討論此事，由他自己親自主持。因為座位關係，甘肅省主席谷正倫第一個發言。他抱怨：甘肅全省預算三千九百萬元絕對不夠。委員長要我說明。我說一九四二年預算對每個單位說都是很困難的，不論是省是部，因此，我不敢肯定三千九百萬之數對甘肅說是否夠，但是現年度甘肅省府自己編列的預算，全部支出僅僅才一千六百萬元。我所編的甘肅省預算大約較本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是各省中增加最多的。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我曉得甘肅是最窮的省份，急需中央政府支持。我說明後，委員長和谷主席都沒有再說話。
第二位發言的是廣西省的黃旭初。他說因為廣西又大又窮，省主席難干，八千八百萬的預算顯然不夠。我回答說：我知道廣西省主席在未來一年中會有極大的困難，但廣西在南方各省中生活是最好的。東部鄰省廣東預算是八千四百萬；北部鄰省湖南是七千八百萬；西部鄰省貴州是六千萬。經我說明後，委員長和黃主席也沒有話說了。
第三個發言的是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浙江是委員長的老家。黃主席指出：我將甘肅省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而浙江僅僅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是增加最少的一省。我承認此一事實。但我請委員長注意：儘管浙江預算增加的百分比最小，但浙江的預算數字仍然高居第二位，僅次於四川。就人口、地區和經濟情況說，浙江都不應該居於第二位。如果中央政府要省預算國家化的話，浙江省的預算，事實上還應該再核減。不過，我還是把浙江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因為我知道減少浙江的支出需要一段時間。如果操之過急，必定使省主席遭遇無法克服的困難。問題是浙江在過去超支太多。我忠告黃主席：浙江在未來若干年內預算百分比都將是增加最少的。聽過我的說明後，委員長認為我編列得很公平。
輪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發言時，他說：他和我的看法距離不太大，他可以和我私下協調解決。以後所有其他省主席均仿效熊主席的做法不再發言。委員長在結束會議時說：「我認為的確沒有什麼可爭議的，預算照原案通過。」
會後，熊主席到我辦公室說：他縮短了討論時間，有功於我，實在應該給江西增加一點預算。
當預算在國防最高會議中討論時，浙江省黃主席的朋友們都替我講話。但考試院長戴季陶發表意見說：對浙江的預算編得不公平。糧食部長徐堪支持戴的意見，他提議：由於整個預算不便增加，可以用變通方法撥給浙江省府一筆錢轉用於省內各縣。這時，委員長說：他已經詳細看過浙江的預算，他認為用不到再改了。他又進一步說：他認為把指定用於縣的款項撥給省府尤其是不合適的。如果此一建議付諸實行，無異是薄於縣而厚於省了。
說到中央各部，對我最不滿的是交通部。當時中國對外僅有一條交通線須要經過緬甸。經過長期的爭論和商討，決定在雲南修一條鐵路，連接緬甸。我以為如果決定付諸實施，就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提議先擱置其他鐵路建設工作，集中全力修築滇緬路。但交通部長張嘉璈要同時把湘桂路延長到貴州，並且要從西安將隴海路延長。在我草擬的預算中，為了修築到緬甸的鐵路我曾編列了八千萬元，但對延長鐵路卻沒有編列一文錢。張部長提議把我編的預算一半用於修築通往緬甸的鐵路，分一半用於延長其他路線。由於委員長和孔祥熙支持我，預算案未被修改，但張部長立即展開有力的遊說。利用中國人愛妥協的天性，最後他終於將修緬甸鐵路的預算弄走一部分去延長其他的兩條鐵路。這兩條路對抗戰說都毫無貢獻。
新加坡陷落後，我認為英國的力量已不足以保住仰光，因此我建議委員長修築緬甸鐵路的工作應該立即停止，因此，可以節省下七千萬元。開始時委員長是同意我的建議的。但是緬甸鐵路建設局局長曾養甫利用委員長巡視昆明之便，說服委員長繼續撥款修築。委員長電令我：停修緬甸鐵路的命令暫勿發布。於是又白花費了三個多月的工夫。
珍珠港事件後，經濟部長翁文灝請求特別撥款七千萬元在重慶建設一座新煉鋼廠。當我看到他的呈文時，我很贊成，因為我認為戰時增加鋼的產量顯然是必要的。為了確定我的立場，我去看兵工署長俞大維將軍。出我意料的，俞先生反對此一計劃。他說：因為原料、燃料、技術工人，在重慶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增加新鋼廠只不過是轉移現有工廠的人力和原料而已。他又進一步說：軍隊需要的是特種鋼，新廠不能煉。經與俞氏晤談後，我改變了我對翁氏提案的看法。當院會辯論此一提案時，孔祥熙欲想平息大家的爭論，他一開始先對翁的忠於職守大加讚賞，接著說明財政部的困難。然後，轉身向我，也誇讚了幾句。他就好像調處兩個人間的爭端一樣。最後他說：「因為你們一方要撥七千萬，另一方認為一分錢都不能撥，我不偏袒你們任何一方。我決定撥四千萬。」
對大多數類似的事，孔先生的決定是聰明的。但對我說，我卻希望他：要干就撥給翁七千萬，要不干就採納我的意見一文不撥。因為七千萬還可以生產一些鋼材，四千萬就等於白白浪費。抗戰時期中國的妥協精神往往就導致上述的結果。實際上，這都是因為中國人缺乏在一個時期內集中力量從事一件事的習性所造成的結果。雖然人們口頭上叫「軍事第一」，但他們心裡卻想從事許多與戰爭毫無關係的事。
我們常聽人說委員長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的人。我知道：委員長左右的人，的確有些本身根本就沒有定見，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員長對某事事先已經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見說出來不合於委員長的腹案，豈不尷尬？因此乾脆就不發表意見。不過，我聽人說過，也曾有人向委員長進過逆耳忠言的。談到我自己的情形，只有一次是例外，那就是答覆近衛文麿聲明的那一次，他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至於他對我所發表的不合他意的意見，是否表示過不快，我就不知道了。
當蔣委員長於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攜夫人訪印度時，他們對甘地和尼赫魯所領導的反英運動表示了同情。印度的動亂仍在繼續發展中，英國政府認為應該加強控制。中國輿論自然支持印度獨立。宣傳部長王世傑請各報基於政治立場不要發表反英言論。有一段時間輿論界不再談論印度問題。黨政兩方人員對王的政策都不以為然，群起反對。有一天，委員長招待我們吃午飯。我一進官邸就發現氣氛很緊張。過去委員長都是在飯後才討論問題。但是那天他卻要我們在飯前先聚攏到餐桌四周。我們坐好後他立即宣布：「今天我們來討論印度問題。」
一位黨國元老開始發言，他說：國民黨是個革命的政黨，多年來一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他又進一步說：不論結果如何，中國必須支持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繼起發言者年齡較長，但地位較次，他譴責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帝國主義。他略謂：壓迫亞洲人民已經成為英國傳統的一部分。他主張要對英國採取強硬行動，但是卻沒有提出行動方法。
第三位發言者譴責宣傳部的新聞政策。他說鎮壓親印的報紙言論對中國和國民黨都是不值得的。這時張群想替王講幾句話，但委員長阻住他。其他人員發言後，我問：是否我可以說幾句話？委員長允許我發言。首先我請全體出席人注意一個事實：儘管大家說了很多，但沒有一個人提出可行的辦法。我認為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印度的。在當時，我們僅僅能充當一個中間人。要充當中間人，中國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譴責都或多或少的對於居間調停有損害。我建議宣傳部應該讓報界自由討論，但要請他們注意：儘量避免趨於極端。當我發言時，有些出席人認為我是重慶政界最大的傻瓜。我坐下後，會場中一片沉寂。後來委員長結論說：「我們照廷黻的意見做。」
次日，重慶所有的報紙都報導了印度情況。有些報導的尺度不僅超過了宣傳部所允許的，而且也超過我所預料的。報界對印度突然的報導，而且內容相同，此一事實使駐重慶的外交記者誤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反英政策。他們的結論雖然不對，但他們卻有報紙為證。當記者們要向他們總社發稿時，我國新聞檢查機構只好查扣。當時，我是政府每周記者招待會的發言人。當我到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董顯光的辦公室時，我發現他外表很緊張。他告訴我：外國記者宣布他們要從重慶撤退，因為我們查扣了他們的電稿。當我見到那些記者時，我將在委員長午餐席上的建議的事作個簡單說明。中外記者對我的說明都感到很滿意。新聞稿的遲發並不影響他們的報紙，但對中國說卻有很大好處。當天晚上十點鐘，一位中國報紙的編輯電告我：新聞檢查人員禁止中國報紙發布外國記者已經被允許拍發的電稿。
人們對政府組織和人事的批評很多。這種批評，在我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只有部分是公正的。我個人認為：儘管政府官員的道德水準應該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同樣的也需要提高。側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盡厥職的，固然遠較一般人想像的為多，但政府官員中具有現代眼光的卻遠較大家想像的為少。
我經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員會傾聽討論時，忙裡偷閒去猜測發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們的教育背景是德國、日本、法國、英國或是美國的。這些老知識分子的通病是想將文字當作事實和政策。如果你告訴他們說這種想法是落伍的，他們就會感到不快。從某個角度看，他們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當然，喜歡推敲文字，舉世皆然，這是政治推銷術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在中國卻濫用了這種習慣。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問題是觀念問題，而不是從政者存心如此的。
在這方面，我想引用兩段插曲：其中一段是瑣碎小事，另一個卻相當重要。第一件：在重慶電力非常缺乏。燈光昏暗，但即使昏暗的電燈也是有限制的。在院會中我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四月一日將鍾撥快一小時。孔祥熙博士第一個表示反對。他說他從未聽過這種辦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將時間提前或錯後。他說他同意提早辦公時間，但他不同意隨便將鍾撥快。徐堪部長極力支持孔的意見，他譴責我干擾時間，破壞自然。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出人意料地又被採納了。
第二段插曲是有關公文程序的。在前述章節中我曾將中國政府譬喻為寶塔。依法，所有的文件都要由最下一層逐級呈到最上一層，然後再由最上一層退回最下一層。此種處理程序當然是很浪費時間的，同時還產生另外一種弊端：那就是沖淡了每個人的責任感。大家都處理了文件，至於一件工作是否已經做了、做得是否好倒沒有人關懷了。他們真正注意的是公文的遣詞用字是否得當，繕寫字體是否秀麗，印章蓋得是否端正。
公文程序困擾我很多年。我曉得這是中國官場傳統中主要部分，因此，即使是些許的改革我都小心從事。其實建立一個共同意識從事實際改革並不困難。但是，欲想令人接受卻是困難的。草擬改革辦法我倒不怕，但是推行起來卻是困難的。我像淘金者一樣，終於找出一句可以形容公文改革的恰當詞句。突然間來了靈感，終於想出來了：「分層負責。」這句話很典雅，而且也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說來自孔子。我將這句話就教於許多朋友，他們都認為不錯。後來蔣委員長在一次談到權責的講話中也使用了這句話。他可能是自己想出來的，也可能是從我的朋友那兒聽來的。他對「分層負責」一詞的使用，對我實在是一大鼓勵。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現在終於可以將中國的政府機構變成工作單位了。我要為此工作而努力。改革方案最後終於提出院會。院會由孔祥熙主持，議案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辯。實際上，等於引起一次政院危機。孔不願接受這個議案。徐堪支持他。前福建省主席，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陳儀將軍公然譴責他們。他的發言雖欠聰明但卻熱誠，因為他認為孔、徐的反對是不忠於委員長的。他說：他在行政院已經看到過很多類似的事情，對國家領袖的命令和意願只有口頭上的應付。孔、徐二人都痛恨陳的指責。當時改革方案的討論一變而成為人身的攻擊。事情演變的結果，不離中國一般的老套。第三者出面打圓場，最後使所有有關的人都保住了面子。
從表面看，我的計劃是被採納了，但實際上成了具文。這並不全是因為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為人們對此缺乏了解。欲使改革計劃順利推行，還要配以其他方面的改革。首先分層負責需要機關首長先決定他所主持的單位要做些什麼工作。然後，必須再將工作固定地分配給各科室。預先籌劃政府機關重要工作是很吃力的，這要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遇事臨時應付一下，然後推到其他單位的作法困難得多。第二，如果真正要授權給科室主管的話，即使是相當有限度的授權，他們的人選也要深獲上級的信任。於是在人選的物色方面也會較一般情況要小心得多。在過去，即使某一人不稱職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他不過是一個「公事必須經過的桌子」。
這種積弊的來源是很久遠的。幾世紀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耍筆桿，他們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在學校他們學的是紹興師爺那一套。他們認為：一旦把公文寫好，工作就完了。這種積弊大部分還保留到現在。
像中國這樣古老的國家應該把聰明用在研究人類心理和實際管理人方面。就私人關係方面說，我認為中國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文化水準。但在公共生活方面，我卻不敢說已經達到理想地步。中國的政治領袖當然也知道人類都有追求權力和財富的天性。在過去，有許多皇帝，他們曾利用這種天性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不過，文化的傳統似乎使具有野心的人對財富的追求較權力的追求更為熱衷。同時，在中國對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義的。歷代的領袖人物都高唱犧牲精神和無條件忠於長官。此種做法，如果不斷予以強調，就人性好的一面說，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也有危險和限度。理想主義可能成為空口說白話，也可能被現實的想法所代替。理想主義也可能被當作復古運動的藉口。欲想使理想主義的說法有效，就必須搬出歷史上的英雄和聖人來作榜樣，但是他們當時行為的動機在我國的歷史中又沒有正確的記載。過去國民黨的作風就是反對揭露中國英雄聖人的短處，他們忘記了，除非我們能揭過去的短，我們就不能更進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
中國政治領袖們在建國時很少利用人類好工作的本性。我們都想有機會去做一己的工作，追尋工作圓滿完成的滿足。當然，政府應該予其工作人員以實質的酬勞。雖然人生不完全是為了麵包，但是沒有麵包他們是不能生存的。為了使人們努力工作，倒也用不著給以過分的諾言。因為國民黨要建立一個半社會主義化的國家（我完全贊成），所以就要較過去更努力，去引發人類的工作天性，使他們參加工作。建立一個社會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夠有足夠的機會去發展，滿足他們工作的天性，是中國政治家們的首務，我敢大膽地說這也是每個國家政治家的主要工作。目前，人類已不再完全追求權力和金錢，因此，文明的進步應該依靠人在工作中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