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六章　出使莫斯科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當我出使蘇聯的消息公布後，各方都寄予厚望。朋友、公私團體，予我一連串的招待。每次聚會中，大家都希望我、要求我能設法使蘇軍與我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他們相信我一定能進行此一重要工作，他們希望，不僅是進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這些聚會中所表現的，反映出一般人的情緒。輿論日漸主戰；而且認為蘇聯會介入我們的抗日戰爭。這有很多理由。 雖然中日兩國政府盡力製造談判氣氛，但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卻繼續向中國政府和人民揮動他們的鐵拳。因為日本不願減輕中國對日本的仇恨，很自然的，中國的輿論也只有主戰一途了。 蘇聯駐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Bogomolov）很巧妙地煽動了這種戰爭熱狂。他與中國領袖，政府方面的和民間方面的，頻頻接觸，示意蘇聯準備予中國所需要的援助。他慷慨承諾，特別是對民間領袖，更是滿口應承。雖然他對政府人員說話比較謹慎，但也獲得相當的成功，使他們都寄望於蘇聯的援助。我的任命正式公布後，鮑格莫洛夫用極肯定的口吻告訴我，蘇聯甚至可以接受建議，訂立互助條約，他並沒有談到互不侵犯條約。 很明顯，鮑格莫洛夫希望中國儘速對日作戰。他還表示：蘇聯可以，而且也應該給予中國實際軍事援助。我當時，甚至直到現在，我都不相信他是蓄意欺騙中國的；不過我當時，甚至直到現在，我也懷疑蘇聯政府會授權給他，對中國政府作超出互不侵犯條約的承諾。他對蘇聯介入遠東戰爭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儘量想要達到他的目的。我猜想鮑格莫洛夫和他的同志是認為日蘇在遠東的戰爭能夠使史達林垮台。我對自己的猜測雖未證實，但也未獲反證。我在此處予以說明，其目的是希望日後學者們能想法子找到證據。 一九三五年，中國發生了所謂「統一戰線運動」，此一運動有兩個目的：其一，停止中國反共運動；其二，對日作戰。中國所有的反政府人物，軍事的和政治的，都參加了統一戰線。大多數加入者都是為了愛國，少數人是想要打倒蔣委員長，阻止中國統一。統一戰線公開宣布，中國一旦表示需要，蘇聯會立即準備對日作戰。 儘管有鮑格莫洛夫的保證和統一戰線的叫喊，但我對蘇聯的援助並不寄予厚望。我認為：蘇聯似乎儘可能的在保持和平，因為他需要在和平中完成他國內偉大的建設。根據一九三四年訪蘇時所得的印象，我相信蘇聯可以從保持和平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然而，蘇聯東西兩方都受威脅。一九三六年，我還不能肯定究竟是德國還是日本誰先對蘇聯下手。我認為史達林一定認為德國的威脅甚於日本，因為蘇聯在歐洲的地區較之亞洲地區尤其重要的原故，即使日本能夠占領了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一帶，蘇聯還是一個強國；但是，一旦德國占領了蘇聯歐洲的領土，蘇聯的根本就動搖了。這兩條戰線的重要性可以從蘇聯的駐軍情形清楚看出來。蘇聯在歐亞兩線的駐軍人數是三比一，此一事實即可說明重點之所在。 因為上述的輕重關係，我們中國人不能希冀蘇聯犧牲自身利益來幫助中國。不過，蘇聯面對自己的危險，一定急於爭取友邦的援助倒是真的。因此，我對出使蘇聯一事，是將成功的希望建立在蘇聯自身的需要上，而非建立在蘇聯的慷慨上。在呈委員長的秘密報告中我曾指出：中國與幾個國家（包括蘇聯）結盟的機會比中蘇兩國單獨聯盟的可能性大。我們在考慮中國需要時，必須同時要考慮蘇聯的需要，否則，外交是無從進行的。實際上，我所提的建議乃是成立一個反日聯盟。 對中國說，與日本作戰乃是生死交關的事。我建議中國要傾全力以赴。我認為：根據蘇聯的力量估計，他最多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的力量。尤有進者，我很清楚，蘇聯的援助程度還要視英美的援助情形而定。我並未把法國計算在內，並不是我不希望法國援助，因為我認為法國必須將其全部力量集中在歐洲之故。 我並未異想天開認為中國，乃至於我個人，就可以組織一個反日大聯盟。即使各方面都答應合作也是困難萬分的。我對自己的構想並不樂觀，但與蘇聯單獨結盟，我認為似乎毫無希望。我的報告除了委員長外只有翁文灝看到過。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我離上海，二十五日夜抵海參崴。我本想在海蘭泡能停留一下，因為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布魯轍（V. K. Blüecher，按即加倫將軍）將軍的司令部在那裡，委員長要我轉送一幀簽名照給他。但，蘇聯駐海參崴的外交部代表告訴我，蘇聯政府希望我能按時趕到莫斯科，以便出席紅場的革命紀念會，列車長已接到命令，要儘快把我送到莫斯科。因此，我只有打消拜訪布魯轍將軍的念頭。事實上，雖然我於十一月七日趕到莫斯科，但為時已晚，仍然沒有趕上紅場慶祝大典。 駐在莫斯科的外交團體成了蘇聯大海中的孤島。蘇聯嚴禁人民與外國外交人員來往。此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是使外交人員彼此間越來越親密。他們好像成了一個大家庭。外交團體普遍反蘇。對蘇聯的政策以及其種種措施沒有一個人稱讚的。如果蘇聯政府殷勤招待我們，大家會說：「何必多此一舉。」如果屋頂漏水，水龍頭不管用，大家都認為是蘇聯沒有行政效率。那些對沙皇時代俄國有一知半解的外交官常常向我描述舊時燦爛的文明和人民的幸福。他們一再警告我不要去上共產黨的大當。 當時蘇聯報上連篇累牘的都登的是西班牙內戰的消息。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會中所喊的口號也都表示同情並保證支持西班牙國內的「民主」黨派。西班牙內戰的孤兒被收養了，許多是蘇聯人自己的。蘇聯對西班牙的事有如此高的興趣，令我感到不解，使我要探聽更多的消息。我所得到的回答非常不同。 有一種說法是說蘇聯想要在西歐挑起一場大戰，於是英、法、德、意均會捲入，他們既傾全力於歐洲，就無暇顧到蘇聯了。另一種說法是說史達林遭到了困難。據說事實上史達林並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的獨裁者。他必須對國內外的意見予以相當顧慮。如果他不管西班牙國內的鬥爭，蘇聯的共產黨就會譴責他沒有遵照列寧的路線，其他國家的共黨分子也會對第三國際失去信心，不再將莫斯科當作世界共產主義的聖地。處於這些情況下，史達林對西班牙共和政府至少要予以象徵性的援助。但為了避免開罪英、法，他也不敢予以有效援助。 有人進一步認為：某些蘇聯駐西班牙和西歐的外交人員有意在西班牙煽動革命，以使蘇聯陷身其中，因而造成一個巨大的國際動亂，藉機來動搖史達林的統治地位。那些希望蘇聯保存實力以待異日對付德國的人，均對克里姆林宮的作法表示悲哀。據說蘇聯在西班牙的政策已經開罪了法國人，嚴重地影響了法蘇互助協定，使法國只有完全信賴英國。也有人說，檢討蘇聯在西班牙的政策，法國發現他與衛星國之間越來越不協調，因此使他開始認為與德國建立關係可能更符合他的利益。 抵莫斯科不久，蘇聯外交部邀請外交團到布爾什（Bolshoi）戲院去觀賞歌劇《卡門》（Carmen）。《卡門》的音樂是法國情調的，故事是西班牙的。法國大使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對李維諾夫幽默地說：「嘿！李維諾夫先生，你拿法國、西班牙的東西來招待我們哪。」英國駐蘇大使契爾斯頓（Lord Chilston）竟然向李維諾夫告罪，中途退席離去。不久庫倫德也提前退席。這時，李維諾夫算是抓住了機會，他說：「至少在交際應酬方面，法國也用不到以英國馬首是瞻吧。」 我到莫斯科不久，戴維斯（Joseph Davis）出任美國駐蘇大使。我們很快成為朋友。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但戴維斯還是發現了蘇聯有很多可以稱道的長處。不過，他也向大家表明，他認為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政策。甚至他發現蘇聯的生活方式是可厭的。有一天，當我拜訪他時，我發現在我們談話時，他不停地用鉛筆擊打桌子，很像中國和尚敲木魚念經。看到這種情形，使我有些不解，後來他告訴我這是防止蘇聯特務「格別烏」（GPU）錄音和竊聽的最好辦法。儘管戴維斯已經派美國的電訊專家檢查過美國大使館，但他仍不敢確信牆中沒有蘇聯秘密布置的竊聽、錄音設備。我對蘇聯是否在中國大使館布置錄音、竊聽設備問題不想去偵破，因為我相信在這方面我不是蘇聯特務的對手。戴維斯和我很想在不受特務及竊聽設備干擾的情形下，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談。起初，我們想可以在乘汽車時談，但我倆都不敢確定我們的司機是否是特務。最後，我倆決定去旅行，但當我們下車時，馬上就有四名特務朋友跟上我們。 我決心不使蘇聯特務擾亂我平靜的思想。我深知：我對蘇聯的社會和經濟情況沒有資格去批評。因為：第一，我對蘇聯了解得不夠；第二，我自己國家的情況也糟到極點。尤有進者，有些和我接觸過的蘇聯領導分子都予我相當良好的印象。例如：加里寧（M. I. Kalinin），蘇聯名義上的領袖，在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時我們就會過面，而且一起干過杯。他的態度很民主，不分尊卑階級，待人一視同仁。在向他呈遞國書時，我對他和李維諾夫表明我不大喜歡錯綜複雜的外交。加立刻安撫我說：「不必擔心，我們都不是職業外交家。如果搞外交，那是因為事實的需要。以我說，我很喜歡按照我自己的路子去辦外交。」過去，他當過銅匠。很明顯，他曾讀過很多有關中國的書籍，對於我國的資源非常清楚。除了對未來中國表示信心之外，他又很和靄地說：「我們蘇聯人希望中國富強，越強越好。」 我常與李維諾夫晤面，有時為公，有時為交際。如今當我回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時，我認為李維諾夫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最偉大的歐洲政治家。可能是他率直而銳敏的個性，令我對他激賞。 我出使蘇聯是有固定目的的，因此，儘速開始我的真正工作。我對李維諾夫說，我是受命協商中蘇兩國進一步關係的。開始時他說，他要等鮑格莫洛夫回來，事實上，鮑格莫洛夫已於我抵莫斯科的第二周返抵莫斯科。蘇聯政府在考慮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時需要就商於蘇聯駐中國大使，我認為這也是合理的。但，鮑格莫洛夫回國是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直到十二月初，我們才開始正式談判。 鮑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也和在中國時一樣不斷地煽動中蘇建立進一步關係。我告訴他：中國對單純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沒有興趣，因為這種條約不足以符合蘇聯的真正需要。顯然的，兩國都不會擔心受到對方的侵略。我們不需要互不侵犯條約，我們需要的是積極互相援助的條約。鮑氏同意我的見解。他說他的政府將有限度地採納我的意見。他的回答似乎非常誠懇。我問他如果德國進攻蘇聯，是否能迫蘇聯從遠東撤退軍事力量。他認為不會。我問他：蘇法盟約對此是否有影響。因為我認為法國可能切望蘇聯將其全力置於歐洲。鮑格莫洛夫說，法蘇條約對蘇聯在遠東的行動並無限制。 當我與李維諾夫開始談判時，我發現他與鮑格莫洛夫的看法不同。李表示，一旦中日開戰，他對中國不作任何軍事援助的承諾，因為：第一，蘇聯必須西線絕對優先；第二，蘇聯援助中國的承諾會引起西歐的懷疑，使蘇聯遭到更大的困難。尤有進者，他指出：遠東的局勢需要英美的合作。如果蘇聯表示積極希望中日開戰，必將減弱英美對中國的同情。蘇聯決不能走在英美的前頭。不過，李維諾夫要我相信，如果其他列強同意，蘇聯也決不落後。 事實上，李維諾夫對局勢的分析幾乎與我不謀而合。他最大限度是同意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基此條約蘇聯將貸款給中國購買蘇聯軍事裝備。他提議條約談判的地點要在南京不在莫斯科。因為我認為這種條約沒有重要性，也不想在莫斯科談判。 從李維諾夫對我個人的談話中以及根據我自己對情勢的了解，我認為互助條約式的中蘇聯盟已經毫無可能。我將結果報告給委員長，並建議應按我以前建議的路線採取行動，進行與多數國家締盟。我擔心國內其他人士會執著蘇聯準備對日作戰的觀念。因此，在報告中，我進一步建議應該派遣其他官員，特別是孫科，儘速到莫斯科來，親自了解一下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的可能性。 後來，戴維斯自願說服李維諾夫與中國締結較互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的條約。有一天早上大約十一時左右，戴維斯問我是否可以與他共進午餐，因為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訴我。午餐前我趕到美國大使館。落座後，飲料上來，戴維斯說：「今天早晨我和李維諾夫爭論得很兇。」戴與李爭論的焦點是那一國（蘇聯或美國），應該首先軍事援助中國。我聆聽了戴維斯與李維諾夫的談話內容後說：「你們雙方都對，也都不對，我認為你們兩國應該同時採取行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館員和他們的太太於晚餐後在客廳閒聽廣播時，突然有人要我不要說話，注意廣播。我們聽到蔣委員長在西安為張學良部隊所劫持的消息，此一廣播令我們感到震驚。午夜我的一位秘書呈給我一份外交部電報，電報內容與廣播相同，另外又說張學良要求停止剿共立即對日宣戰。次晨，我又接到一份較詳細的電報，是由孔祥熙和翁文灝聯名拍給我的。孔於蔣被劫持後代理行政院長。電報中說，空軍偵察西安地區的結果，發現張學良已在西安各處升起紅旗。同時要我請求蘇聯出面協助平安釋放委員長。 《消息報》和《真理報》，均以顯著地位刊登西安事變消息。他們對中國表示很友善，說明中國面對國際上的危險，一定要團結統一，而且只有委員長能領導全國。如果改換我來寫這篇新聞稿的話，恐怕也不會比他們的更好。但在結尾時，蘇聯記者對西安事變的解釋卻是莫名其妙的。文中說：張學良是和汪精衛合作的。我熟知他們二人。他們的政治見解，南轅北轍。汪不惜任何代價換取日本和平，而張則希望立即對日作戰。我認為：蘇聯既然想找藉口打擊汪精衛，似乎不能，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手段，應該改選一個更好的題目。我認為莫斯科對西安事變用不著解釋。拐彎抹角地提出一個四不像的解釋，非但減低了人們對報導的信任程度，甚至會引起對蘇聯的懷疑。我將蘇方報紙的報導詳細電告南京，但有意將汪幕後策動西安事變的報導略掉。我請外交部將我的電文儘量公布。我希望張學良及其同黨能知道莫斯科方面並不支持他們的行動。 塔斯社將兩篇新聞稿一字不易地發到中國，該社也希望中國報紙能夠刊登。其目的無非說明張學良、統一戰線以及共產黨都不應該加害委員長。 南京當局未能察覺莫斯科的真正企圖。懷疑汪精衛對西安事變的解釋有幕後動機，於是將蘇方電稿壓住不發。 那天早上十一時鮑格莫洛夫過訪。他對西安事變一事表示與我一樣，感到吃驚。他問我：如果我看過《消息報》和《真理報》的兩篇報導，而事實也確是如此的話，我的想法如何？我表示對那兩篇報導非常讚佩，不過我提醒他報導中說汪精衛策動西安事變是不聰明的，也不真實。他說，因為太匆促，所以編輯可能弄錯，不過他很欣慰我能了解那兩篇報導的真正意思。 在陰霾沉沉愁雲四塞中，中國靜待進一步的發展。命令雪片飛來，要我儘量在莫斯科設法要蘇聯協助，促使張學良釋放委員長。此種任務不僅困難而且也很微妙。我怎麼向蘇聯當局說？中國政治領袖在本國國土內為自己的軍隊劫持，蘇聯能做什麼？我去見李維諾夫，向他要求說，因為張學良及其同黨都很信任蘇聯，如果他能表示一下意見，對事變的解決必然很有幫助。他回答說：蘇聯政府與張之間沒有任何關係；蘇方所能做的只有報導事變的真象；他所能做的已經做了。李維諾夫抱怨蘇聯的友善意圖非但未被中國政府接受，反而招來懷疑。他告訴我他已訓令蘇聯代理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強硬抗議。我提醒他：張學良的確有位代表駐在莫斯科，我將名字告訴他。我又向他解釋：中國所以不發表塔斯社的新聞稿實在是因為怕引起麻煩。 過不幾天，我又接到南京的命令，再去見李維諾夫。這一次李很憤激，因為京滬一帶謠傳西安事變的發生是蘇聯煽動共產黨，共產黨又煽動張學良，因而發生的。我倆在那天會晤中爭辯得很激烈。當李知道我是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才去找他幫忙時，他立即提出抗議，認為中國政府不該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他斷然說：蘇聯政府與張學良間絕無關係；我告訴他：張是第三國際所孕育的統一戰線分子。他對我的話未加辯駁，但卻咆哮起來：「我們不是第三國際的主人。」「你過去已經這樣說過了，李維諾夫先生。」我回答他說，「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我們有理由認為第三國際是執行蘇聯政策的機構。」「愛相信不相信，」他最後說，「我還是說莫斯科對第三國際的行動不負責任。」 現在，西安事變的解決已成歷史。我對解決的內幕一概不知。迄今，我得到兩個結論：其一，西安事變促成中日之戰提早爆發。不論南京官方如何解釋，日方認為委員長如果不答應實施張學良的統一抗日主張，張是不會釋放他的。其二，西安事變的解決意味著中國將獨自抗日。蘇聯希望遠東爆發戰爭。此種戰爭將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進攻蘇聯的隱憂。一旦此一目標達到，蘇聯在外交戰略上則予中國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數量僅僅使中國能繼續抗戰。換言之，不論西安事變的原因如何，但卻非常符合蘇聯的利益。我必須再說一句，我不能證明西安事變是蘇聯策劃的。 西安事變過後，我派一名專人返國，攜帶一件呈委員長的秘密呈文，文中大意是建議請孫科到莫斯科從事一項特殊任務。此一建議的動機是因為我認為中日之戰即將爆發，雖然中國衷心盼望蘇聯介入，但蘇聯必儘量設法置於事外。我想：如果孫科能先來看看情形，必然對我的看法極有幫助。但委員長基於他個人的理由，對我的建議未予採納。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真正爆發時，蘇聯對中國在外交及軍事物資供給方面都表現得較英美各國慷慨。我在蘇聯購買武器也未遭到困難。在日內瓦國際聯盟辯論遠東戰爭時，或在布魯塞爾列強所舉行的特別會議中，李維諾夫也特別支持中國。在上述兩處場合中他都和中國採取一致行動。倒是與英美代表們打交道時還有或多或少的困難。美國對中國與日本生死存亡的戰爭，究竟能予多大的援助是無法肯定的，要受許多條件的影響。當時，我對他們的袖手倒無所謂，真正使我不安的是他們不斷地設法使蘇聯置身事外，英美對蘇聯在日內瓦及布魯塞爾任何談判中所表現的都認為是要不得的。我認為這實在是沒有遠見。 戰爭爆發，蘇聯答應供應武器後，我國派楊傑將軍為團長，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蘇聯將楊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官長俱樂部中，目的是對楊的任務儘量保密。楊將軍自認：他本人非但是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個外交魔術師。有一次，當我去倫敦去看孔祥熙時（當時孔代表中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楊將軍要我對路透社發表聲明，意謂蘇軍將於兩周內對日開戰。我告訴他我不能作這種毫無根據的聲明，並且請教他：如果發表這種聲明，有什麼真正的好處？他認為我是個十足笨蛋，無法了解他的謀略。他說：一旦日本看到這種聲明，他們就會先發制人，主動進攻蘇聯，蘇聯也就會抵抗日本，日蘇就真打起來了。 從他與蘇聯國防部長伏洛希洛夫元帥的談話中，楊獲得（或許是想當然的）蘇方的承諾，一旦日本占領南京，蘇軍將對日作戰，他對我說他已將他偉大的外交成就電告委員長。我對他豐富的幻想力感到震驚。我電請委員長注意，請他不要完全採信楊的報告，否則會吃大虧。南京即將陷落之前，委員長為事實所迫，曾以個人名義致電史達林，要求給予軍事援助。他的要求即是以楊傑所說的伏洛希洛夫的諾言為基礎。該電發出前未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不悉內情，直到李維諾夫把史達林的答覆交給我，我才知道。我建議李：關於軍援的問題過去既然以另一條路線彼此聯繫，頂好一仍舊貫，無需透過我。李堅持要我傳遞史的答覆，因為他認為過去的路線不可靠。在答覆中史坦白指出：他和蘇聯官員從無類似的承諾。同時，史更講了很多蘇聯不能對日作戰的理由。 一九三七年冬是我最感困難的一個冬天。因為楊將軍呈給委員長的電文中充滿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電文中卻表示非常失望。南京陷落前不久，德國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出面調停中日衝突。孔祥熙將日本和平條件電告華盛頓王正廷和倫敦顧維鈞及我本人，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回答說：和平問題應多方面考慮，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照顧全局，正確決定。我身為駐蘇大使，僅能從蘇聯角度看問題。不過，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中央在決定和戰大計時，對此情況，應予參考。 外交部長王寵惠在國防最高會議秘密會議中宣讀我的電文。事後有人告訴我說孫科曾譴責我，說我誤解蘇聯的意圖。也許還有其他理由，我被調回。一九三八年初，孫科以特使身份被派往莫斯科，親歷其境後，他才知道我對蘇聯意圖的說明並未錯誤。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國政府對蘇聯又採取另一條外交路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從巴黎到莫斯科。他對我說，他是委員長、孔祥熙和宋子文三人共同請他到莫斯科的，但當我向外交部詢問李的身份時，外交部又加否認。在中國政府服務有一種困難，一些地位高的人雖無合法身份而去介入公務，結果責任分散，增加許多無謂煩擾。 李抵莫斯科之初，很客氣地向我說明他的計劃和意圖。因為他許多年來在法國和許多激進社會黨的領袖有密切關係，特別是赫禮歐（Edouard Herrior）和德爾司（Yvon Delbos），他們當時都是法國統一戰線政府中的重要分子。他告訴我說，他這些朋友不僅急於加強法蘇之間關係，也急於加強促進中法和中蘇關係。法國外交部長曾訓令駐莫斯科的考朗德（Coulondre）儘量設法幫助李與蘇聯政府打交道。就個性論，李是個純理論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可以稱他是中國的克魯泡特金。為了推行他的素食主義，曾在巴黎開過豆腐店，也曾在里昂辦過一所特殊中法大學，規定學生每天要以一半時間從事身體勞動。戰前若干年中，他與赫禮歐共同努力國際知識分子合作運動。他在北平曾辦過北京大學、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學，教授法國各派哲學思想。他的父親（李鴻藻）是光緒帝的重臣。我在清華時曾與他見過好幾次面。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談話他都不是一個健者。他抵莫斯科後，我一直注意他對蘇聯政府所產生的作用。 李告訴我，他希望先見到考朗德，然後再見李維諾夫。我忠告他，法國大使並不同情法國統一戰線，並不重視赫禮歐和德爾司。因為李將哲學和外交混為一談，所以雅不欲接受我的忠告。他繼續努力下去，他告訴考朗德有關他國際知識分子合作運動的夢想，他說透過這種合作運動，他和他的朋友可以使世界和平。考用譏諷而有禮貌的口吻答覆他說：「你的哲學是幾世紀以後的事，我們的外交是要解決當前的問題。」 在我陪李去見李維諾夫之前，我告訴他法蘇互助條約已成具文，即將廢除。當時莫斯科認為巴黎那些意志薄弱、心腸軟的官員們已經沒有用處。莫斯科寧願一批像傍卡累（Raymond Poincaré）、巴吞（Jean Louis Barthon）那樣較嚴肅的人來執政。我認為李應該以一個中國老政治家的身份與李維諾夫談話，不必提到自己的其他淵源。我的忠告因為不合他的哲學，他又沒有採納。 李與李維諾夫談了許多他對世界問題的一般看法。所談主要問題是以中、法、蘇三國為第一個三角同盟，推行國際知識分子合作運動。為了適應時代要求，三國必須共同對付日本。迨談到當前的政治問題時，李維諾夫已經忍無可忍。他說：「李先生，作為中國友人，我坦白告訴你：法國不能幫助中國，也不希望幫助中國。不僅如此，法國也不希望蘇聯幫助中國。」 當我赴莫斯科前，委員長夫人曾告訴我說委員長希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他的長公子於一九二五年赴蘇，自那時開始，他便一直留在蘇聯。 在我和蘇俄外交部次長史脫尼可夫初期會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員長的長公子，並表示：極願知其下落，如能代為查詢，感激之至。他認為很困難，不過他答應試一試。 一九三七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未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還未來得及問他計劃和意圖前，他說：「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他說他沒有護照、沒有錢。我請他不必擔心，我會為他安排一切。接著他又說：他已與一位俄國小姐結婚，而且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肯定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接著他又問是否應該給委員長及夫人帶一些禮物。最後，我幫他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裝飾品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給夫人。 幾天過後，他們夫婦到大使館來，和我共進晚餐。經國夫人是一位金髮美人，外表很嫻靜。經國先生告訴我他對中國未來的抱負。我勸告他，請他在回國後一年內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儘量了解中國的問題以及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然後再提出解決的辦法。 直到我回國以後很久，我才曉得事情的發展情形。我從友人處獲悉，不僅是委員長，就是經國先生的朋友們也都歡迎他歸來。我獲悉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後來，我到江西去看他，當時他在贛南任行政督察專員。他約我到他家吃飯，我發現他的夫人國語已經講得很流利，完全依照中國舊傳統接待客人。他盡力造福百姓，作風民主，操守廉潔，實在是一位標準的官員。 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襤褸、沉默寡言的人來看我。經我再三詰問，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監察院長於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對我說，他於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國共分裂後，蘇聯懷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後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過去沒有干過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極非常吃不消。蘇聯負責官員發覺他雖然是一名工人，但卻有相當的教育水準，因此叫他作鼓舞同夥犯人士氣的工作，他們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訴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會釋放他們，讓他們恢復正常生活。他十年來，一直把這些話講給其他犯人聽。當他刑期屆滿時，看守人員告訴他可以自由時，他反而哭起來，因為他不知道何去何從。蘇聯人派他任正式監獄管理員，待遇相當好。但，當他獲悉中國已經對日作戰時，他急於返國，想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蘇方幫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幫忙找他岳父要錢和護照，以便回國。我告訴他，一切都無問題，我會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內再來見我。 過了三周他才來大使館。他說上次我們見面後他決定要去看場電影。因為電影要半小時後放映，他想要藉機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鐵路。當他閒逛時，治安人員懷疑他是間諜，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員費了三個禮拜時間清查他的資料，才弄清楚。我告訴他，這段時期要特別小心，我在三天內可以將車票替他準備好。到約定時間，他又不見面。因為他離開大使館後到一家大百貨公司的貨窗前去看裡面擺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這次清查他的資料，警方只用了一個禮拜。 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恐怖氣氛較一九三四年更甚。我目擊彼雅可夫（Piatkov）、梭科木可夫（Sokolmkov）和拉迪克（Radek）的審訊。我也聽到有關杜哈切夫斯基（Tuthachevski）元帥的謠言。我親眼看見他於五月出現紅場閱兵，再被任命代表蘇聯赴倫敦參加英王加冕典禮，最後在莫斯科被處死刑。我發現再想和蘇聯人接觸已不可能。清黨的浪潮洶湧澎湃。報上滿載著托派分子陰謀的消息。我個人的結論是（但我未向任何人宣布）：史達林發現強大的反抗力量反對他，為了爭取廣泛的支持去消滅反對勢力，才給他的政敵濫加帽子。反對史達林是真的，但是說他們犯罪則是虛構的。 邱吉爾創出「鐵幕」一詞，用以說明蘇聯對消息的嚴密封鎖。儘管蘇聯政府在防止消息外泄方面較其他任何國家成功，但其控制也非絕對有效。就是中國大使館有時也能獲得蘇聯所不欲透露的消息。至於那些組織健全、人員眾多的其他各國大使館就更不必說了。 我抵莫斯科不久，外交部通知我新疆有一個代表團到蘇聯洽談借款事宜。我奉命抗議此事，並搜集有關情報。我正式向史脫尼可夫提出交涉。我們談話的內容遍及整個中亞問題，在中亞，蘇聯幫助「新疆王」盛世才奪得政權，推行莫斯科所欲推行的政策。史說蘇聯政策是很純正的。他說，只要新疆是中國的，蘇聯不必擔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國主義想插足其間，蘇聯一定要首先下手。我說中國也是一樣，不希望帝國主義從新疆進入中國。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新疆不再是中蘇兩國衝突的焦點，而是中蘇友誼的橋樑。雖然我的聲明雙方都很滿意，但我卻未能從他那裡搜集到新疆代表團的情報。史否認有代表團這回事。我說代表團的目的可能是做生意，因此，可能與商業部有來往，和外交部不大有往來。他堅決地說，即使是商業代表團，他也絕對會知道。他既不知道，所以絕對不會有。 經向莫斯科各方查詢，我獲悉代表團的性質及其在莫斯科活動情形。後來，我邀請代表團全體人員出席大使館的宴會。 一九三七年冬，蘇聯政府決定召回鮑格莫洛夫，派奧萊斯基（Uganoff Oralsky）為駐華大使。我外交部對奧的背景急需進一步了解，此項資料蘇聯大使館既不願意也不能提供。碰巧羅馬一家廣播電台透露：奧萊斯基不是別人，他就是蘇聯前國防部副部長史米洛夫（Smirov），他在新任命未發表前任新疆迪化的副領事。這位新任命的大使，我當然知道他曾擔任過駐中國的副領事，但是若說他曾任蘇聯國防部副部長，似乎令我難以置信。我想：副部長的照片一定可以搜集得到。經過好幾天的尋找，我的一位秘書終於找到一張史米洛夫的照片，照片載在蘇聯官方的陸軍刊物《紅星》上。照片下面印有小傳，事實上，他在蘇聯是一位重要人物。原來史米洛夫先生就是奧萊斯基先生，我的部下很容易地予以證明，此事令我感到非常滿意。 據報導：鮑格莫洛夫大使和布魯轍將軍以及許多其他部下於一九三八年左右都遭到清算。如果報導不虛的話（我希望它不虛），他們的真正罪名一定是想將蘇聯拖進遠東的戰禍中。 我對蘇聯的軍力極有興趣。德國駐蘇武官科特寧（Koestring）將軍曾提供給我最可靠的估計。他一再對我說：蘇軍力量不可低估，否則，有一天，它將使世界震驚的。另一個可靠的估計是美國駐蘇武官法莫威爾（Faymonville）上校，我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社會哲學家。英法兩國武官均認為蘇聯軍人的勇敢不夠。 當我任職莫斯科時，正如一九三四年我訪問莫斯科時情形一樣，我又目睹工業化運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降低。原因是史達林集中力量搞國防。軍人吃、穿、住比較好，正如軍火工廠在機械、工具、原料、工程師等方面比較其他工廠優先一樣。在戰爭未爆發以前，蘇聯已成為一座大軍營和一座大兵工廠。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就可以說對人民生活並沒有多大改善，主要的是作軍事上的準備。 革命本身有其發展的規律，這是革命領導人所無法預見和控制的，同時也超過了現代科學知識的範圍。我們不否認列寧及其同志當年曾有造福人民的願望，但在一九三○年，史達林卻動員所有的人力和資源在準備戰爭。世界上一般人，特別是史達林的同路人一定都認為史達林有遠見，執行政策時有幹勁，其結果是直到現在，共產主義在戰爭方面較和平方面的成就大。這種發展情形，我並不完全歸咎於史達林個人；原因很多。第一，在偉大的國際社會中有些事實阻礙，曲解了國際的發展。其次，我認為在人類潛意識中也有某種隱藏的力量，騙使人類去從事摧毀人類的工作。 我承認在蘇聯革命的當時，我是同情的。但我也承認當我在一九三八年初離開蘇聯時，我的內心卻充滿了不安。 不論蘇聯革命在歷史上具有何種意義，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必須在外交政策方面將與蘇聯建立友善關係當作首務。在進行此項工作過程中，中國要消除自己的偏見。此項工作本身就夠困難的了，更不要說再受到西歐和北美反蘇的影響了。 問題是：蘇聯能否讓中國單獨依照他自己的傳統和特殊環境需要去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