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四章　赴俄考察與歐洲之旅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公開一些關於戰爭起源的秘密外交文件。凡爾賽條約把整個挑起戰禍的責任委之於德國。然而，德國偉大的出版物《大政治報》（Die Grosse Politik ）由許多學養深厚的學者撰稿，除了剖白德皇政府對戰爭所應負的責任外，還對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外交情形有所說明。德國這種公開秘密文件的舉措，使英、法和蘇聯也起而效尤。透過此種舉措，世界歷史家在戰後十五年內能夠寫出自普法之戰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正確的世界政治史。在公布資料時，各國政府不僅幫了歷史科學很大的忙，而且也啟發了世界專家們的意見。 我對這些公開資料極感興趣，特別是有關遠東部分的。在這方面，德國、蘇聯和法國的資料中有極豐富的材料，英國資料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其中沒有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關遠東的資料。 除了蘇聯政府公布的文件外，俄國學者們還發行一本名叫《紅色檔案》（Red Archive ）的刊物，其中有許多關於沙皇政府在遠東的外交文件。我曾將它們譯成英文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這些文件雖然替我解決了許多問題，同樣的，也引起了許多新問題，而且我對這方面資料的需要越來越殷切。有人告訴我說，在莫斯科蘇俄政府成立了中央檔案室，把檔案公開給世界學者。我找蘇俄大使館接洽，要求赴蘇，到中央檔案室去研究。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Bogomalov）很興奮地答覆我他絕對儘量替我設法，爭取使用資料的許可。他要我詳細指明我所需要的資料。我提出一張明細表，其中包括：（1）關於一八五○年繆拉維耶夫（Muraviev）在阿穆爾河（黑龍江）一帶的活動資料；（2）關於義納鐵耶夫（Ignatiev）一八六○年在北京的資料；（3）一八七○年至一八八五年有關中亞的各項資料；（4）有關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朝鮮的資料；（5）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間有關我國東北的資料。關於我準備赴蘇旅行的事，除了鮑格莫洛夫大使外，我還拜晤了好幾位他的部下，他們也都對我很有禮貌。暑期來臨，我不僅拿到護照，而且也獲得對方的許可，我可以接觸所有我所需要的資料。 除了蘇聯的文件外，使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英國檔案處（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資料。雖然英國政府對外交函件及使領館的報告的公布一向是相當自由的，我認為還是有很多的遺漏。最重要的一項遺漏是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英國在朝鮮的外交工作情形。從我所搜集的李鴻章的資料中，我獲悉英國在那段期間內曾經支持過李在朝鮮的前進政策。除非我從英國方面得到反證，我認為在朝鮮紛爭中大英帝國是和中國攜手的。英國政策的目標是阻止蘇俄滲入朝鮮。當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之戰爆發時，英國宣告中立，沒有參加對日作戰。英國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我認為似乎充分說明了李鴻章在他逝世前六年所表現的對沙皇政府盲目而堅定的信任。我想我可以利用英國檔案處的資料，花費部分假期時間，徹底研究一下中日之戰前十年英國在遠東的政策。 一般的說，研究中國近百年的外交關係，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細研究中國文書資料就夠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後，則需中外資料並重。早期的作者寫到一八八五以前的時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資料而不涉獵中國的資料。這就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時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寫的原因。一八八五年以後的情況稍有不同。在更近的期間中，西方和中國有些新文件出現，有助於歷史的編寫。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學校放假，我急於前往歐洲。但是，我想起了蔣委員長年初在南昌時對我說的話，在我離國前應該先去看他。我不知道他在說話時認真的程度如何，我不想製造一種印象，爭取好感，或是為了將來的政治前途與他建立一些關係。我先訂了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票，預計七月中旬動身。大約離平的前五天，我接到蔣委員長的電報，要我再到牯嶺去見他。我把車票往後延了一個星期。 當我在牯嶺見到蔣委員長時，他想知道我的計劃，他要我儘可能把時間用在蘇聯。他希望我能測探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蘇聯的情況。他所用的字眼很籠統，實在說起來，似乎有些不明確。我想他不作明確指示是有理由的。他希望我從事初步了解。如果我進行得順利，他會採取適當的行動。在當時，如果請他作更明確的指示，我認為是不適當的。但是，由於這件事是很機密的，我認為他似乎應該選一位經驗比我更豐富，比我更能獲得他信任的人去擔任。我告訴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來擔任一定不會得到實際效果，因為這不是學術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難，他告訴我他會和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聯絡，此舉可令蘇聯政府獲悉他對我的信任。 為了在滿洲里車站搭西伯利亞特快車，我要經過日本控制的東北。透過一位朋友的介紹，我告訴日本大使館我要經過東北去蘇聯。我沒有請求任何優待。沿途日本機關也沒有找任何麻煩。 在火車上我遇到威爾·洛澤斯（Will Rogers）及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我們迅即成為朋友，談論了各方面問題。洛夫人對蘇聯人極感興趣。當她看到窮孩子們在車站時，她就對她先生說：「威爾，把這匣子巧克力打開，給這些孩子們一些。」威爾依言而行。沿途我們看到很多強壯的蘇聯婦女工作。在較大的車站，火車要徹底洗刷，這些工作完全由婦女擔任。洛夫人不明白為什麼蘇聯要他們的女同胞來擔任這種吃力的工作。威爾先生突然得到靈感。他隨時將他在西伯利亞途中捕捉到的靈感撰成新聞稿發往《紐約時報》。有一天，他的兒子給我看一頁他寫的稿子，上面寫著：「一個中國人了不起。兩個中國人平庸。三個中國人沒有用。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合作。我在車上遇到一個中國人，他很了不起，我要向羅斯福總統推薦他作顧問。」 抵莫斯科的第二天，代理大使吳南如參事告訴我美國大使蒲立德（Willam C. Bullitt）急於要和我談談。因為，鮑格莫洛夫已經告訴蒲立德我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時間。我曉得蒲立德是最先主張美蘇建立正常關係的人。早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期，他就深獲威爾遜總統及勞合·喬治（David Lloya George）的信任，派他到蘇聯。從那時起他即不斷要求美國承認蘇聯政府。基於他的背景和地位，我想他一定能告訴我很多有關蘇聯的事物。於是我欣然接受他的約請。 我們首次見面時，蒲立德省卻一切客套，立即開門見山說明約我的目的。他對促成中蘇進一步友好關係，特別是交通電訊方面的極感興趣，他主張蘇聯的中亞細亞、中國的新疆，和四川間應該修一條鐵路。我對他的偉大構想感到吃驚。我不知道他何以有此想法，我不曉得從蘇聯修一條鐵路通到中國的大後方，其重要性何在。我的確從無此種想法，我認為在當時（一九三四年秋）其他的人也不會有此想法。我對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不太了解，但我告訴他，我認為他的構想的路線山巒太多，築路非常困難。他令他的隨員拿一份地圖來，查看一下實際情況。我們發現的確是山地太多。他感到很失望。接著，他又提議開闢另一個交通線，經過蒙古。他提議以庫倫為中間站開闢一條空運航線。我告訴他中國與蒙古之間關係非常不融洽，一旦有戰爭，中國恐怕無法控制。由於蒲立德所提的兩項建議我認為似乎均欠實際，因此我認為他是個不著邊際的人。 我們會面時，我對蒲立德說我對中蘇進一步建立友好關係也非常感興趣，我急於要先了解情況，為達此一目的，我需要獲得蘇方的認可。他很高興，立即要安排在他的大使館中邀宴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或次長史托莫尼亞可夫（Stomoniakov）。他的話令我很出意料，簡直不知所措。我想以他對外交的經驗以及對蘇聯的知識，他一定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我曉得蘇聯願意和中國直接談判。中國最令蘇聯不滿的是做美國的保護國或衛星國。我應該坦白向他說明我的看法。因此，我對他的做法很不以為然。 中飯前我與蒲立德先生見面。我越想越擔心。吃完飯我即刻去看吳南如，請他去看蘇聯外交部長。在當時，即使是吳先生，我都不能告訴他我所擔任的工作性質。我請他安排我和李維諾夫或是史托莫尼亞可夫直接見面，要他不必過問我和蘇聯政府所談的內容。我急需他能搶在蒲立德之前為我安排見面，因為我確認如果直接和蘇聯當局談判，不使第三者介入，尤其是美國人介入，可能更順利。吳先生很好，完全依照我的意思辦理。 他安排與我會面的是次長史托莫尼亞可夫。我先問對方，蘇聯是否希望進一步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史說他的政府早已表示此一願望，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需不需要與蘇聯進一步建立友好關係的問題。當時我解釋說，國民黨與蘇聯之間密切合作了一個短時期後，雙方關係破裂。我不想詳述這段歷史，更不想討論雙方的誰是誰非。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蘇聯是否因為過去的種種而不願意建立未來的進一步友好關係。史立即回答說：蘇聯方面認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他對過去的一切不願表示意見，不過他向我保證，蘇聯的政策是絕對重視現在和未來的。我說，由於我們中國人認為蘇聯絕不會放棄其既定計劃，所以我們也希望蘇聯政府能同意中國按照其自己的方式發展其政治經濟組織。史認為我的話非常坦率。他提醒我說：蘇聯和法國、土耳其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我們蘇聯，」他說，「從未夢想法國或土耳其會成為共產國家，我們也希望法國和土耳其的朋友不要僅僅為了我們希望和他們建立友好關係就希望我們放棄共產主義。凱末爾有時在土耳其殺共產黨人的頭。儘管我們對此不以為然，但是你可以看出來，我們和土耳其仍然保持很好的關係。」他繼續表示：一旦蘇聯政府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一定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會晤結束時他說：「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希望中國強大、統一，而且必須是蔣介石所統治的中國。」 會面後，我認為初步試探的階段已經過去。我向蔣委員長提出詳細報告，並且建議仔細計劃開創將來的局面。蔣委員長復電甚表嘉許。同時我把蒲立德的建議會晤也取消了。當他要安排我們見面時，我告訴他事已過去。對我說，我的政治任務已經完成。我認為我已自由，可以去研究歷史和觀光了。 我對莫斯科的印象很好。當我看到蘇聯人民生活很困苦時，我就感到充滿了希望和進取的氣氛。我看歌劇，欣賞蘇聯的戲院。我住在薩伏依（Savoy）旅社，那裡的生活雖不豪華，但還算過得去，蘇聯人對我似乎很友善。但其他外國人對蘇聯的情況反應卻是各式各樣的。有一天，我在旅館電梯中遇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他曾在美、英、德等國家研究圖書管理。他發現蘇聯沒有一件事是對的。吃的東西、他室內的沙發、床、旅館的沐浴設施他都不滿意。至於圖書管理，他認為蘇聯圖書管理制度簡直是笑話。他發現莫斯科的中央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比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多一倍，但是工作卻只有國會圖書館的一半。我是從西部進蘇聯的，我發現蘇聯情況和我想像的差不多。關於蘇聯印象的好壞，我認為要看一個人從哪個方向進入蘇聯而定。 在莫斯科我住了三個月，我個人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我可以參觀許多機構，隨便和很多蘇聯人談話。很明顯的，蘇聯最高當局正以偉大方法從事許多偉大工作。實際上，工作是參差不齊的。有一次，我去參觀一個訓練機構，訓練人民將來到工廠中去做工。負責人告訴我說蘇聯大多數的村民從未使用過機械，因此，在他們到工廠前需要給予初步訓練。此一想法予我極大興趣，因為中國農民同樣地也不善用機械。訓練機構很大，工作也很繁雜。首先是訓練農民們使用鐵錘。他們告訴我說普通蘇聯農民在用右手持鐵錘錘擊釘子時，都不敢用左手拿釘子，怕錘到手。他們已經設計出一套辦法來克服這種心理恐懼。其中包括在釘子上加個把手。第一支釘子上加上十寸長的把手，第二支釘子上加上九寸把手，第三支釘子上加上八寸把手。一旦農民被訓練得能夠正確地錘在釘子頭上，就可以去掉釘子上的把手。我看見釘子上配著尺寸不同的把手。由於這種方法很妙，使我禁不住大笑。任何一國的人，在習慣用手工作之後，而不敢用手去握一根釘子，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我雖然不敢說對蘇聯農民有特別了解，但我了解我國農民使用鐵錘錘釘子的事並不稀奇，而且也不會恐懼。我認為這種訓練方法一定是一個幼稚的共產黨工人受了馬克思教條的宣傳的傑作。這是階級意識的笑話。我想中、蘇兩國都有很多這樣的理論家。 我和蘇聯歷史學家談過很多次。他們告訴我史達林對各校所用的歷史教科書不滿意。他抱怨書中沒有內容。年輕的一代，用這種書訓練，要他們明了每件事都是資本家壓迫工人。為什麼拿破崙要進攻俄國？是法國資本家為了要利用俄國的工人，才促使拿破崙進攻的。蒙古人為什麼要進攻俄國？是因為蒙古資本家要尋找原料、市場和勞工。羅馬人為什麼要壓迫猶太人？是因為羅馬資本家的工廠想要利用猶太的工人。歷史課程經過如此的教條式的編寫，使俄國年輕人對彼得大帝和凱塞琳大帝的成就毫無所知。他們不知道此一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國是什麼時候、如何建立的。他們告訴我說史達林對空談已經感到不耐煩，但是歷史家仍然不敢寫出有內容的歷史。最後，他們設法要歷史學家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去寫教科書的內容，由共產黨委派理論專家去寫緒言和結論。當時我們中國也在修訂教科書。因為我們書中宣傳的程度不像蘇聯，所以揭穿事實真象也比較容易。蘇聯歷史學家所遭遇的困難使我很感興趣，我一直注意蘇聯新歷史課本的編寫。若干年後我看到一本。我發現這本書是按新方法寫的。其中有些章節很平常，和任何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樣。緒言和結論是共產黨的教條和闡明列寧、史達林對蘇聯人民偉大的貢獻。第一章敘述的是歷史哲學，最後一章摘要敘述布爾塞維克革命歷史。自然，史達林所扮演的角色和列寧一樣重要。托洛茨基甚至提都沒提一下。如果我是當時的俄國人，我可能會追隨史達林而不追隨托洛茨基。我認為史達林比較實際。但是要全世界人相信託洛茨基對革命沒有貢獻，一切革命事業都是列寧和史達林乾的，實在是一片謊言。 在莫斯科有些共產黨人向我表示他們希望中國蘇維埃化。他們說話時的神情好似中國已經充分具備了蘇維埃化的條件。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某些地區已經搞過蘇維埃制度。為了使這些蘇聯人知道中國的真正情況，我坦白告訴他們：只有用顯微鏡才能找到中國蘇維埃化的條件。他們認為我若非無知就是替國民黨宣傳。 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我會晤了許多蘇聯的中國通。他們一致譴責那些阻止對日作戰的中國人，說他們是漢奸，讚揚主張作戰的人，認為他們是愛國分子。我告訴他們我比他們更信仰馬克思，因為我同意馬克思的說法：愛國主義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當時蘇聯學者正忙於虛構一套理論，證明只有工人是愛他們祖國的，資本家、地主和商人都是漢奸。蘇聯學者自詡他們通曉中國歷史，他們認為整個中國歷史都說明了地主如何破壞反抗外國人入侵的戰爭。 例如有一天下午，蘇聯漢學家約我出席他們的圓桌會議，討論問題。出席者有一位名叫米夫（Mif）的紳士。我認為他有波斯血統。但他卻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他以偉大的中國歷史學者自況。他曾寫過一本有關中國十七世紀革命的書，指出在那時的革命中，有一位中國將軍，他是地主成分，曾向滿洲人請求軍事援助。這就是滿洲人入主中原建立一個新王朝的原因。中國農民曾經反抗過滿人的入侵。根據這段故事，那位先生建立了他的理論基礎：中國農民是愛國的，所有的地主都是漢奸。這真是滑稽到極點。 儘管蘇聯對戰爭和帝國主義時時能創造出各種理論，但我們知道直到一九三四年所有的蘇聯人仍以莫斯科和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帝國為榮。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仍然和大彼得脫離不了關係。在列寧格勒觀光幾天後，我在遊客簿上寫了以下的話：「史達林是大彼得的繼承人。」導遊小姐讀了我寫的話時感到非常吃驚。她懇求我把內容改一下。她說除非我改一下，否則她一定會有麻煩。我告訴她，上面有我的簽名，一切責任由我負。兩年後，我發現蘇聯對大彼得有一種新的禮讚。小說、戲劇和電影一致讚美歌頌大彼得。我必須要說明，在我寫那句話時我很少考慮到大彼得的武功，我比較重視的是他使俄國和俄國人進步的決心。 我有好幾次到教堂去，要親自看看蘇聯人對共產黨反宗教運動的反應如何。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較大的教堂已經被關閉或改作其他用途了；但偏僻地方的小教堂仍然有人去做禮拜。做禮拜的人女多於男，老多於少。但我也看到有少數人的年齡是在二三十歲之間的。更令我驚異的是這些上教堂的人的熱誠和信仰的程度。 當然，我急於要了解的是共產黨革命後使蘇聯人民在生活方面與過去有什麼不同。我所得到的答案很不一致。有些人說革命後人民的生活不論城鄉已經大大改善了。另一批人告訴我，人民生活情況比過去還不如。我的問題本來是個難題。外國觀察家很容易失掉重點。例如：大部分美國遊客會說，因為蘇聯人生活情況比美國相差很多，所以蘇聯革命一定是失敗的。這種比較可以說完全沒有把握住重點。我們不應該用兩個國家來作比較。我認為我們應該比較一下革命前與革命後蘇聯工農階級生活的好壞。應該比較蘇聯兩個時代的發展，而不應該用蘇聯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我一直都是依照上述原則去找答案的，但是沒有結果。 我到外面遊覽了好多次，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蘇聯有興趣，一方面是要打發時間。雖然離平時我得到蘇聯大使館保證，可以接觸我所提出的表列歷史資料，但我發現當我抵莫斯科時，那裡簡直沒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只有再查問，結果蘇聯外交部在一位股長的抽屜里找到我的資料表。他告訴我：他即刻將我的表送到中央檔案處，以後我可以直接找中央檔案處接頭。中央檔案處的人最初回答我說，他們還沒有收到明細表；後來，又說我所指定的資料分散在各處，集中需要時間；再後，又說資料找不到。我等了兩個月，對方才給我一些外交禮儀方面的資料，如中國高級官員的名片、賀年片、備忘錄一類的東西，毫無價值。 一九○○年俄軍占領瀋陽時，曾從瀋陽掠走一批滿文資料，我和袁同禮對這批資料非常有興趣。當加拉罕一九二○年任駐華大使時，他曾致力中俄進一步友好工作，當時他曾答應北平中國學者把該批資料還給中國。但是是項允諾一直沒有兌現。我們知道那批資料存在聖巴錫爾（St. Basil）教堂對面紅場歷史博物館中。我們很希望收回那批資料，但是得不到圓滿答覆。 當我搭車赴法國時，一位美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位美國工業界大亨，他是到蘇聯觀光的，和我同車。車在蘇聯境內時，他一直說：「多美妙的國家，多美妙的國家。」迨我們到了波蘭境內，那位美國人說：「該死的，我真不該來，我們去喝杯咖啡吧。」 我在美國念書時，就獲悉許多有關德國的事。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德國商人、學者、傳教士和外交人員在中國未受治外法權和租界的保護。因此對中德之間的友誼很有助益。住在中國的幾位德國朋友他們優良的性格和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急於親自到德國看個究竟。 德國城市和鄉村既清潔又有秩序，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見到過的。整個國家井井有條。車上和旅館服務人員禮貌周到，服務熱心。 當我抵柏林時，納粹官員們盛情歡迎我，對我非常客氣。何以對我如此，我不知道。是把我當作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嗎？是因為我在中國有影響力嗎？抑或是他們知道我和蔣委員長有些私人關係呢？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的確使我停留在德國的三個月感到非常愉快。 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似乎在德國感到相當自由。我可以在任何報攤上買到倫敦、巴黎發行的書刊，只有左傾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 ）和《人道報》（Humanite ）二者例外。我接觸了很多年輕的納粹工人，雖然他們對希特勒熱誠，但對我以開玩笑口吻的談話仍然很願意聽。他們也時常為他們自己種种放聲大笑。在柏林有一個中德文化協會。其中有一位秘書是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不知是誰把他介紹給我的，當我在德期間由他擔任嚮導。雖然他表示忠於希特勒和納粹，但他也承認他們犯了很多錯誤，並且對將來也表示有隱憂。如果他是受命向我宣傳納粹思想的話，他的確是很稱職的。 我聽過一次有關中國的演講，演講人傅朗克（Otto Franke）是一位傑出的德國漢學家，若干年前，曾在漢口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顧問。傅朗克當時任柏林大學名譽教授。他演講的第一個重點是介紹秦統一中國以前四百年間中國偉大的思想家。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化足可媲美希臘柏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第二個重點是向聽眾說明秦國統一及控制中國的措施，如焚書坑儒等等。最後他說中國在秦以後可以說成了文化沙漠。我的翻譯人員把這些重點小聲講給我聽。我感到他實在是臉皮厚到極點，強不知以為知。柏林大學聽眾對他的演講卻很欣賞。 我曾應約到出版協會演講。朋友們警告我，如果我要用英語，一定會使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人感到不快。但我不能用德語。如果用國語再譯成德語我認為太浪費時間。我決心用英語冒一下險。演講時，我一開始就說，如果我用德語演講，你們聽了可能認為我是說印度斯坦語；為了避免誤解，我還是用英語。室中聽眾反應得很好，順利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演講的內容著重於中國的政經問題。最後我想闡述一下中國未來在政經方面所遵循的途徑。簡言之，我認為中國經濟應該採取混合制度。某些企業應該由政府經營，其他的開放民營。政治方面，我告訴德國人說，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並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悠久的中國歷史過程中，中國曾經作過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於唐代的開疆闢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占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我的講詞譯成德文並且印刷出來。據朋友們告訴我，傳布很廣。 戈林（Herman Goering）當時正推行他的四年經濟發展計劃，目標是戰時能自給自足。年輕的納粹分子在我觀光時一直陪著我，他時常問我對四年計劃的看法如何，我對是項計劃認識不夠，無法判斷，但我告訴他們如果德國想要建立一條經濟長城，將是一種自殺行為。同行的納粹分子有些點頭稱是。 希特勒曾發起一個鼓勵生育的運動。有一天我和八名納粹在一起討論，討論中曾談及控制生育問題。我告訴他們我認為中國絕對應該控制生育，至於德國控制生育與否，自然是德國人的事。但是，如果德國政府盡力鼓勵生育，則其為德國人民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就更沒有理由了。接著，我又問在座的每個人有幾個孩子。他們每個人有三個。我自己已有四個。很明顯，他們和我一樣都沒有徹底實行我的意見。 德國取悅於日本已經很久了。當我在柏林時，我在一家電影院看過一部名叫《今日日本》的電影片。那是一部由納粹協助拍成的日本宣傳片。談到德國與中日關係的問題，德國人的意見非常分歧。主張親中國的人是從經濟方面著眼，主張親日的人是著重於政治。我對我的德國朋友們說：就德國說中日友誼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少數和我接近的人表示悲觀，其他的人乾脆避開這個問題不談。 當我在德時，前德國駐非總督及駐日大使蘇爾夫（Solf）博士在《柏林人日報》（Berliner Tagebalatt ）上發表一篇文章，為日本占領我國東北作辯護。中國駐德公使向德國外交部提出抗議，旅居柏林的中國僑民也表示抗議。德國的中國朋友極感為難。最後希望我寫一篇反駁的文章，編者答應在蘇爾夫文章同一版面刊登。惟一的條件是要我不能攻擊蘇博士本人。此一事件即在各言其是的情形下解決。 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約見我。我們談了二十分鐘。談話中他向我介紹希特勒治下德國將在德國及全世界推行的文化理想。他的話像機關槍一樣掃過來。戈培爾在德國人中可能是一位偉大宣傳家，但談到文化，我認為他很幼稚。 我也見過魯森柏（Herr Alfred Rosenbery），他被譽為納粹偉大的思想家。他談到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傳奇》（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這本書在柏林所有的書店中永久陳列著。我曾看過，但是含意太深，文法太難，它給我的印象如此而已。 在我和德國一般納粹分子接觸時，我發現很多善良而通情達理的人。當我見到地位較高的納粹分子時，我又發現他們不近人情，非德國化。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所遇見的德國人都恐懼戰爭，渴望和平。希特勒最後如何將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轉變成一個戰爭狂的國家，我一直未能找出他所用的方法。我記得有一夜我在柏林大學一位教授家中，有一段時間他離開客廳去接電話，我只好和他的太太談天。我偶然問她，是不是德國人認為又要打世界大戰了。她說她無法回答，同時反問我其他國家人如何想法。我告訴她：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國與國間卻有嚴重的衝突。我認為未來的一切是很難說的。我說這些話本是不經心的，目的不過是使談話不要中斷而已，但她卻淚灑胸襟了。迨教授回來見他太太正在哭泣，令我很感尷尬。那位好心腸主婦說我對她說可能又要打世界大戰了。教授並未表示反對，僅僅安慰他的太太說不會打仗而已。 納粹黨本身當時正忙於辦冬令救濟。他們正從事一項勸募寒衣運動。我到一處分發舊衣服中心去參觀。勸募到的舊衣服經過清洗、修補、熨燙，再按尺寸分類掛起來。主事者先替請領人量好尺寸，然後拿一套給他試。申請人也可以用粉筆記下他所需要的衣服種類，然後領一張單子，等以後有了再去憑單領取。 我在納粹為貧民辦的廉價餐廳中吃過一次飯。他們給我一道胡椒洋山芋燒肉（不是豬肉、牛肉，也不是羊肉），量非常多。餐廳負責人是一個女的，她走到我的桌前，告訴我說，她從報紙上獲悉有個獵隊回柏林，帶回很多獵到的野生動物，她請他們捐些野味給餐廳，他們答應了，於是她就燒給顧客吃。我認為她實在是一位忠於職守的人。廳內整理得非常清潔而有秩序。 在菠茨坦（Potsdam）附近我看過一所供工人食宿的勞工營，其中工人都是從其他地方來的青年，在柏林挖掘水溝。其中一位青年對我說，他以前是銀行的書記，已經失業一段時間。自從到營中當工人，生活正常，吃的好，終日與其他青年為伍，努力工作，使他的生活又有了新希望。我看到青年們工作。他們工具很優良，並有人擔任技術指導。他們告訴我，柏林市政府早就計劃開那條水溝，但因沒有經費，所以一延再延。我和勞工營的負責人坐下來談，問他水溝計劃的財務方面問題。很明顯，納粹為了使勞工營保持舒適及效率實在所費不貲。 若干年後當我從政時，蔣委員長交給我一份呈文，上呈文的人也到過菠茨坦那座勞工營。呈文中說，中國也應該仿照德國成立類似的勞工組織，容納那些穿長衫、失業的善良青年。我請上呈文的人到我辦公室一談，我發現他雖深受菠茨坦勞工營工作的影響，但他並未想到經費問題。後來，有人計劃實行一項志願體力勞動計劃，對象是部分穿長衫的人。但，仍然沒有提出具體辦法。該計劃中沒有提到技術指導，沒有適當經費，沒有合用的工具。結果是挫了工作人員、政府和社會的銳氣。 一九三四年間，德國大力推行「寓健康於快樂」運動（Strength through joy）。這是由納粹領導分子策劃藉以保持士氣的一種運動。他們對此運動進行得極為徹底有效，一如作戰和作工。政府和黨分發了廉價的戲票要人們去看戲，組織許多遠足隊請人們去遠足，舉行運動會要大家來參加。此外，納粹黨又對工作特別優異的工人酬以假日旅行，要他們到避暑勝地或公海旅行。一天，幾個納粹工人帶我到一座啤酒廠，然後又去一座香菸廠。納粹官員在這批工人中要選出兩名去游亞述爾群島。他告訴我當選所需的條件很多，如服務期間的長短、家庭人口的多少、工作成績的優劣等等。最重要的是外表長的要像北歐人，因為，每個到國外去的工人一定要能代表德國的種族。在香菸廠，納粹黨負責人選了一名女孩子，然後要我去選另一個。他們說他們要看看我能否看出北歐人的特點。他們對我選的人似乎還滿意。當然，「寓健康於快樂」運動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一項聰明辦法。德國人，由於他們大多數心理天真，所以也不掩飾他們的真正動機。但，實際上這是很好的。在中國，父母、老師以及官方均認為所有的遊樂都是無益的，因此都戴上一層嚴肅的假面具。而事實上人們不是背地為非作歹，就是為貧窮緊張所苦。 當我在德國時，曾物色願意來中國任教的傑出學者。布爾塞維克革命後，部分俄國科學家流落到外國。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因此獲益不少。在德國，希特勒也使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猶太籍知識分子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倭鏗（Hermann Ouckeu）是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我游德國時已被迫從柏林大學退休。雖然外國學者認為他的著作太國家主義化，但希特勒政府卻認為太自由。在此情形下，我想我能為清華延攬到一批德國優秀學者。結果我失望了，因為我所要請的人，已經為英、美、加、法等國捷足先登搶先聘定了。 後來，我還是約到一位傑出的年輕猶太人，他曾在倫敦和巴黎任職於《柏林人日報》，他的雙親在文化界極負盛名。這位年輕人後來到清華教德文。他的太太是亞利安族，因為嫁給他被認為搞混血統背叛種族。她欲想來中國非常困難。我有幸能幫她的忙。我和中國駐柏林公使商量，他答應幫忙。後來，她終於如願以償拿到護照來到中國。 另外我又與德國大學簽訂一項交換學生協定。根據是項協定清華與德國大學每年可以交換兩名學生。我回國的第二年，兩名漂亮而年輕的德國學生出現在清華校園，他們在清華學工。我很驚訝，德國人居然到中國來學工。他們到清華不久，就去看我約來的那位猶太人，用非正式的口吻威脅他，要他辭職。我那位猶太朋友把經過告訴我。我立刻請工學院長告訴那兩名德國學生，納粹對種族歧視的教條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如果說有人要離開清華，絕不是猶太人，而是那些具有種族歧視的人。此一警告很有力量，以後一直未再發生問題。這兩個年輕人到清華的真正目的並非是想學工，而是想要知道當時中國所需要的機器。他們是替德國機械製造商搜集情報的。 關於這方面我願敘述一下清華的日本學生。他們在清華讀書也有一個特殊目的。其中有一個選我中國外交史課的。正巧該課前段所授的完全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他們天天聽廣東通商、鴉片戰爭、早期的各種條約、英法聯軍等等，沒有聽到一點有關日本的東西，非常失望。兩個月後，這兩個年輕日本人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倆與那兩個德國學生一樣，是到清華來搜集情報的。他們想要知道有關中日外交關係的授課內容。 我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赴英。最初的目標是研究及摘錄未公布的有關中國資料，特別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間。資料主管當局所能予我的方便都給我了。不幸，英國外交部的資料僅僅公開到一八八五年。我希望把公開的期限展延到一八九五年。好幾位英國歷史學家都幫我忙，但一切努力均歸失敗。因為一八八五年以前有些未公開的資料也相當重要，所以我每天都在國家檔案室（Public Record Office）花掉好幾小時抄錄及拍照資料。我替清華圖書館共複製了大約三百份文書資料。後來，因為怕戰爭爆發，我把這些英國資料連同我為清華購買的其他歷史文獻一併送往漢口去保存。迨戰爭真的爆發時，學校當局又把這些資料運到距重慶約十五里的北碚。很不幸，正好被一顆日本炸彈炸中，化為烏有了。 我會晤過的英國學者有韋伯斯特（C. K. Webster）教授、泰奈（R. H. Tawney）教授和鮑威爾（Eileen E. Power）教授，他們早年都到清華訪問過。泰奈教授是來從事一項社會經濟調查。當他在中國調查工作將完成時，我們請他到中國社會政治科學學會來演講。我曾讀過他許多關於歐洲經濟史的著作，他的思想很接近費邊主義。在他演講前，我私底下對自己說，大概他要替多病的中國開一張費邊主義的藥方了。但在他演講時，卻根本未提到費邊主義，也未讚揚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泰奈教授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不但新穎而且毫無偏見。我一直認為他的著作《中國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對那時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書中除了許多其他的寶貴意見外，他建議中國政府首先應該建立一個行政有效的中心區。我從他的書中擷取這種觀念，儘量在《獨立評論》及與中國政界人士談話時予以闡揚。我同時想將全書譯成中文。迨我到英國時，我當然想再見到他了。 在韋伯斯特教授來到中國參加太平洋學會之前，他過去在哈佛、倫敦大學的學生以及和他在會議中相識的中國人就對我熱烈推崇他的人格和學識。我發現這些事先義務宣傳者的宣傳，對他來說，可以說一點都不過火。在清華我為他安排的宴會上，我們彼此之間就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他離開後，所有中國客人都說：「他不是英國人，他是道地的美國人。」英國朋友們一旦聽到這句話可能會感到不快。事實上他一點都不拘泥。他坦白扼要地表達他的意見，絕沒有英國人那種吞吞吐吐的矜持習慣。和許多到中國訪問的英國人在一起本是很麻煩的，他們往往令我們感到他們不是普通人。當我在倫敦時，韋伯斯特教授約我到倫敦大學和占丹公司（Cloatham House）去演講。在占丹公司演講時，我對中國統一以及蔣委員長的地位略抒己見。我講得不太好，但是當時擔任主席的韋伯斯特教授卻將我四十分鐘的演講做了一個扼要的總結，費時僅五分鐘，使聽眾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對他非常感激。 鮑威爾小姐在北平住過好幾個月。她的學識及為人都深獲我心。從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一位典型的新知識分子。我班上的女生都發誓要作個中國的鮑威爾。在倫敦時，我發現她的英國朋友也和中國人一樣，都喜歡她。 在短暫的留英時期中，有一項重大的收穫，那就是會見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教授。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每年印發一份記錄、分析世界大事的資料（《國際事務調查》——譯者）。他的語文造詣和觀察力都很出眾，對我來說，他簡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學識的確淵博。但，一個人從事這樣廣泛的調查工作，自然在極細微的地方，也難免有疏漏的地方。詳讀湯恩比的著述，特別注意其中關於中國及遠東部分，我發現不僅事實正確，而且了解的也極深刻。我是在鮑威爾小姐的宴會中遇見他的。大家都談論他的不朽之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該書證明他對各期歷史均甚熟稔，正如《國際事務調查》能證明他對當代各國有充分的了解一樣。他的智慧實在是英國和二十世紀的一項光榮。 我首次訪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起初我討厭倫敦。倫敦多霧多煙，令人感到不快。我也不喜歡倫敦人。他們單調而古板。我想用針戳戳他們，看看他們是不是有血。我對住過的幾家旅館也討厭。房子古老，取暖設備不足，窗子噼拍亂響。我認為倫敦最好是遭一場大火，燒它個片瓦無存，重新來過。迨停留數周后，我漸漸對某些事物發生好感，我認為我已經變成倫敦的一部分，倫敦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所有行動困難和旅館內的不方便感覺，都一掃而空。 我對英國的經驗和對福建鐵觀音茶的經驗完全一樣。有一次，朋友送給我一小盒鐵觀音，並且講了許多鐵觀音的好處，說那盒鐵觀音是珍品。他又教給我怎樣泡、如何喝。我急於要嘗一下。當我把它泡給朋友們喝的時候，我想一定會博得讚賞，但是初嘗起來，不僅感到稀鬆平常而且還略帶苦味。於是只好不去理它，轉換話題和朋友們去談別的。但當我談話時，我的朋友們有的說：「嗯，這種茶並不壞。」有的說：「嘿，這種茶味道很醇。」不久，大家都要求再泡一杯。我發現中國人到英國後的印象也與喝鐵觀音一樣，開始時，很失望，漸漸的，有點喜歡，最後就熱愛它了。 我到過倫敦郊外許多地方。其中之一是牛津，那兒的古代遺風和我家鄉的一樣，但也無礙於現代的生活。我們中國人無法避免新舊兩個極端。有時候人們認為我們先人思想已經完全成熟，因此，我們現在這一代用不到多批評。有時人們認為現在什麼都不對勁，這完全是過去人們思想行動錯誤所造成的。過去是一條束縛的鐵鏈，我們必須把它掙脫。但英國人與我們不同，他們知道如何嘲笑偉大的過去，同時也知道如何珍視過去。 我也遊覽過梅洛斯大教堂（Melrose Abbey）。這所要傾倒的大教堂外貌較直立完好的教堂還美。有一件事最令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何以英美人不注意教堂內外氣氛的不調和。很明顯的，他們完全漠視了這種不調和。他們禮拜日去到教堂作禮拜，平時做事。兩者在他們精神中沒有任何牴觸。人類的精神本來是超時間的。就精神方面說原子時代的人和石器時代的人實質上是一樣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亞黃教也能給現代的保皇黨、董事長或是好萊塢明星做某些宗教儀式。 我在蘇格蘭附近一家旅社住了一夜，我發現那裡的客人大部分均為上了年紀的女人。晚餐後，我和同伴王博士到休息室去看報。有好幾位婦女在那兒吃咖啡，悄悄談話。天正下雨，否則我們一定出去了。過了一會兒，我開始與她們攀談，其中有一位提出一個問題：「中國老祖母整天做什麼？」我說我的祖母已經超過八十高齡，她仍繼續管教她的兒子、媳婦、孫子、孫女，我又進一步描述我的古老家庭中的和諧。「好啊，」其中一位老婦人說，「這樣的確好極了，我們的孩子都不要和我們住在一起，即使我們免費供應他們膳宿他們都不干。我們對於孫輩最多不過有時抱一抱而已。你瞧，這座旅館就是我們老年人的家。」 九月間，我回到清華，替《獨立評論》寫了一些稿子。我指出現時世界中意識形態的衝突的可怕情形。共黨及納粹的極權主義思想對我似乎太積極，相反的，自由主義又太鬆懈。有一段時間，似乎全世界都傾向自由主義。十九世紀中，法國竭力反對君主政治的復活及教會統治。哈普斯堡皇室（Hapsburgs）及德國霍亨索倫王室（Hohenzollerns）治下的國家，儘管不願意，也都採行了某種憲法，這種憲法在一八八○年一定會受到咒詛。但到了二十世紀，頑固的獨裁政權，如沙皇的俄國、土耳其帝國、日本帝國和滿清帝國都在新領導者領導之下儘量設法步大西洋沿岸人們的後塵。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突然認為自由主義是一個卑鄙的陷阱。蘇聯豎立一個新的典型。不過，我向《獨立評論》讀者保證，儘管自由主義推行困難，有些地方不合時宜，但是最後勝利還是屬於它的。 我在文章中也喚起人們要注意蘇聯與納粹德國間的相似性。我認為它們相似之處較它們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們注意。尤有進者，我相信：雖然史達林羨慕德國科技的進步，但希特勒也一定羨慕史達林控制方法的成功。主要的，我是告訴《獨立評論》讀者要他們知道希特勒是想要用共產黨的策略去反對共產主義。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難是他自己不能夠有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