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變」與《獨立評論》

瀋陽事變（日本稱「九一八事變」為「瀋陽事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於瀋陽城外，是遠東有史以來最大的事變。駐在我國東北的部分日本軍隊，即所謂關東軍，秘密計劃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開始行動，占領東北。當時瀋陽城內外駐守的中國軍隊毫無準備，悉被解除武裝。東北行政中心——瀋陽——兵不刃血為日軍占領。日軍占領瀋陽後，進而又占領了整個東北三省。從東北又向中國內地擴展。數年以後，又從中國把戰爭擴大到東南亞，包括印尼、菲律賓、越南、寮國、星馬、緬甸和泰國，直到澳洲邊緣。向東擴展，到了珍珠港。 「事變」之發展所以如此深遠，實因集合許多條件而促成。 第一，是中國國力和民族意識覺醒的程度不能相稱。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雖然不能在短期內躋身於現代強國之林，但在短期內喚起民族意識，認清國家主權，爭取國際大家庭中平等地位和尊重還是可以辦到的。我們堅決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但是我們沒有支持此種要求的國力。假如這種情形反過來，也就是說我們在國力發展方面還較民族意識的發展快，則「九一八事變」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即使發生，日本方面也不會那樣為所欲為。 第二，是日本領土擴展論抬頭的結果。「九一八事變」時，日本也正如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陷於經濟不景氣中。工廠關閉了，國際市場沒有了，失業的人很多。經濟情況予好戰分子和極端分子以採取激烈行動的藉口。面對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所有國家都設法控制國內市場，排斥日貨。日本主戰論者利用世界資源分配不公及「有」資源國家加緊排斥日貨的事實為藉口。另一方面，「有」資源的國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銳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場和原料。日本有見及此，自然要籌謀對策。他們認為：日本如果不能從西方列強控制下的落後地區分一杯羹，就只有犧牲中國，在亞洲北部去建立他們的帝國。 日本人認為占領我們東北是很公道的。他們認為他們並非從中國人手中攫奪東北，而是從蘇俄手中拿到東北的。他們認為：一九○四至一九○五年間的日俄戰爭如果日本戰敗的話，東北勢將成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結果日本戰勝了，東北自然應該歸他們。他們進一步認為：日俄戰後東北重歸中國版圖那實在是因為國際間的嫉忌和中國的外交陰謀有以致之，事後中國非但不與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發展，而且更重申中國的主權。 東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雙方都承認的。我們都知道東北的農工業在中國均居最重要地位。同時，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在過去若干世紀，我們一直把日本人當作「侏儒」，認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對中國人說實在是個大震盪。中國人把那次失敗當作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三十年後，日本在東北非法築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為：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這就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衝突的看法。 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劃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劃，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慎，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面，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儘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它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卻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長顧維鈞博士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我贊成他的建議，此舉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約我到燕大演講時，我極力支持顧氏主張。講完後，燕大名教授陸志韋（Lu Chih-Wei）起立代表教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經過簡短的說明，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政治系主任徐淑希（Hsu Shu-hsi）也贊成他的提議。司徒雷登校務長將提案付諸表決。我從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喪。我當時覺得我是在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鐵路為之受阻。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是很簡單的。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當時日本主政的是民政黨。我和華盛頓史汀生（Stimson）國務卿一樣，都把信心寄望於民政黨。一九二七年夏，當我在東京研究時，我曾見過日本外相幣原（Baron Shidehara），我與他在華盛頓會議中也見過面。他曾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決定與中國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國內部的統一。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報告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變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儘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面都儘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的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 所有反對中央政府的政客和軍人，毫無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對日作戰。此種現象不禁令我深思。我認為愛國並不是反對中央政府者的專利。顯然的，反對派這樣做法有兩個前提。其一，在中國政爭中反對派已經無可挽救地敗給蔣委員長了。其二，日本軍隊可能抄了蔣的後路。愛國口號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雖然學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愛國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後操縱的。活動費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數學生身上。此種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戰爭。 中國人對中立地區的擬議不是冷漠就是堅決反對，因此，蓄意占領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乃無視於日皇對中立地區的指示，大批日軍迅即滲入平津地區。日本的侵略立即影響到平津兩市的大學學生。我們曉得：欲想獲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須要中日雙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現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們也只有漸漸轉而主張備戰了。 清華教授集中住在三處。我住在北院。北院七號是葉企蓀和陳岱蓀，他倆那裡成了非正式的俱樂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裡，其中包括哲學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張奚若和錢端升，物理系的薩本棟和周培源。我和其他許多人常於飯後到七號去聊天。我們爭論和戰問題，無盡無休。每個人都曉得戰爭的困難，但只有我一個人是公開而誠意的主張維持和平的。不過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價取得。我和他們都主張從速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為了使學生準備作戰，許多教授也改變了他們的授課內容。 在那段時間裡，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課一次。因為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我常到城內總社去。透過這些關係，我一直和城內一些朋友們有接觸。現在我已不記得是哪一位發起的，在清華俱樂部舉行一次晚餐，當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席間曾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我提議辦個周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陶孟和第一個就給我澆冷水。陶曾編過若干年《時代評論》，深知出版周刊的各種困難。他警告在座諸君，不可掉以輕心，不加思索地冒險嘗試。胡適也反對我的想法，只是沒有陶那樣激烈而已。他曾編過一個叫做《播種者》（The Endeavor ）的期刊，在五四運動時期曾發行了若干年。他說：他的經驗使他不敢輕易創辦一個新刊物。他的話令我很泄氣；因為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為不辦刊物則已，設使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莫屬。因為我對辦周刊毫無經驗，我想我應該接受這些有經驗的人的意見。 過了一周，任家約我和另一些人到他們家中去吃飯。我又提出辦刊物的想法，他們又和過去一樣表示反對。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議：為了測量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刊物的經費。「辦刊物很容易，」他說，「但能繼續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夠共同負責。否則，整個重擔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他提議我們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上的支持，我們可以放棄這個計劃，把捐錢發還，如果有人來支持，我們就可以詳細計劃出版問題。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丁當時決定經費總數最低不得少於八百銀元。丁的建議對我說似乎是太嚴苛了，但我還是同意了，在座的其他人也未反對。 從那時起，我們每周聚會一次。起初是討論發行日期問題，接著是準備出刊。丁又提議我們應該約請一位銀行家來加入我們的陣營。所有捐款、保管及財務上的事務都請他偏勞。丁介紹竹垚生（Chu yao-sen）先生，大家欣然同意。幾周過去了，捐款也都交進來，大家提出好幾個刊物的名稱，最後選用了胡適先生所提的《獨立評論》。我們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委員三人，由胡適總其事。我和丁文江協助編務。 當我寫這本回憶錄時，手邊已經連一本《獨立評論》都沒有了。《獨立評論》創刊於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期印了兩千本。初期的《獨立評論》是相當簡陋的，但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們發行了三千本。半年後，已經無需繼續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內，發行數字升到八千本，兩年之內，達到一萬五千本。我們不僅不收津貼，也不接受大幅廣告。終《獨立評論》時期，社中只用一個小職員，負責發行事務，月薪六十元。 在輿論方面，《獨立評論》成了當時著名的刊物。《獨立評論》不對某項專題作有系統的討論，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請託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討論時事，但不作結論。我們不僅對外界是獨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間也互不干擾。我們討論時都了解彼此不同之點，有時大家的觀點也會自然趨於一致。有時，外邊作者會發現《獨立評論》是真正獨立而尊重別人意見的。《獨立評論》實在是一個公開的園地，每個人都可以用它發表自己的意見。 《獨立評論》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其次是公務員，再次是開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軍官也一直看《獨立評論》。其後幾年，我發現有許多人是從《獨立評論》認識我的，而非從我花費多年心血所寫成的歷史著作中認識我的。 《獨立評論》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為《獨立評論》花了許多時間撰稿。他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一旦他撰寫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內容摘出來登在前面，此舉成為出版界的創舉。令許多朋友吃驚的是他的文章不僅能引起讀者知識上的共鳴，而且也能引起他們心靈上的共鳴。能夠引發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惡。 在未辦《獨立評論》前，我對丁文江沒有深切的認識。但經過《獨立評論》在一起共事後，我開始尊敬他、愛戴他。他是一位職業的地質學家，並曾創辦過地質調查所，成為中國最負盛名的科學研究機構，當孫傳芳控制長江下游各省時，對他曾畀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多年來他一直研究中國的陸軍種種問題。孫傳芳失敗後，丁任北平附近一所煤礦的經理。在《獨立評論》同寅中，他對國際形勢知道得最透徹。他不僅多才多藝，而且實事求是。 辦一個刊物需要花費很多人的力量，《獨立評論》的成功，無疑的，胡適貢獻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認為他是個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細心、聰明。談話時，態度和藹，富理性。他反對教條主義，對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卻特別有耐性。如果根據以上兩點認為他處事沒有原則的話，那可能是大錯特錯了。他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在他漫長而多采的人生中，曾有若干時期受到最高的推崇，也有若干次被人認為落伍和膚淺。有時他表現了無比的勇氣，有時他也會因為某事或某人而與人論戰。但是，終其一生，他都是主張自由、民主和實用的。 我不想對胡適多加讚揚。我想談一談我與他的不同之處，有些我已經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他對自由議會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對許多民主國家幕後的貪污、腐化、浪費、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對批評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浪潮也不重視。就在北平，好多國會議員就曾把選票賣給無知、枉法的曹錕，選他作中國的大總統。湖南，在趙恆惕任主席時，就曾頒布過省憲。省議會開會時，議員都把時間浪費在爭權奪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厭惡，認為有它反而不如沒有它。這類事實胡適認為無所謂。他認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馬克思的經濟史觀無疑的是不切實際的，但胡適幾乎是忽略了經濟問題。對我說，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應該在經濟方面即刻採取行動，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我認為經濟應該先於政治。在經濟方面我認為有兩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運輸。其二，社會化或公平地分配財富。我認為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創造更多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從未認為胡適反對向繁榮方向發展經濟，同時，我也希望他從未懷疑我反對政治民主。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 《獨立評論》上曾經刊載過許多關於中國統一問題的文章。在這方面，我認為我與胡適也有不同之處。他似乎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該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方式來統一。我認為除非已經有了最低限度的統一基礎，否則這種會議不會有太大的成就。武力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倆意見相左的所在。我認為必須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國家統一，但他似乎認為，如果我了解不錯的話，用武力統一是無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為《獨立評論》創辦於「九一八事變」後，自然其中會有許多討論到和戰以及國聯是否可以信賴的文章。《獨立評論》同寅中沒有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的。在這一點上，大家的主張是一致的。當時天津《益世報》編輯羅隆基，發表了一篇轟傳一時的文章，題目是《槍口朝外，不可對內》。文中大意是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在《獨立評論》上為文答覆羅氏，略謂：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社中同寅對我的主張均未表示異議。 但，丁文江略有不同。他進一步認為中國需要來個普拉斯特立托維斯克（Brest-Litovsk）式的條約（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俄國革命推翻沙皇后，為謀保持布爾塞維克新政權，蘇俄政府於是年十二月派加拉罕等人前往普拉斯特立托維斯克與德國舉行和談。一九一八年三月與德國簽訂投降式和約。——譯者）。此一倡議自然是主張中國抄襲列寧於革命成功後為爭取對德和平所使用的策略，使中國付出相當代價。文江的結論是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他相信中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準備的都不夠，不足以應付對日戰爭。在軍事方面，他一直認為中國沒有訓練有素的軍官。他常說，在中國所有工作中，他最有興趣的是軍校校長，一旦做了校長他可以訓練出一批新軍官。當然，他更了解，中國在造兵器方面也相當落伍，除了來福槍和輕機槍外，尚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深悉中國地方割據的情形。他認為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全國資源。他特別指出中國經濟的不足。在太平年間，生產正常，糧食僅能自給。一旦氣候失調或境內爆發大規模內戰，中國就須從國外購進大批糧食。丁堅信欲想贏得戰爭，必須要軍事與經濟並重。他時常要我們注意東北的事實。在東北已經有一支中國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地方部隊，但是日本並未遭到強勁抵抗，輕而易舉地就占領了東北。東北情形如此，中國其他地方又將如何呢？這是他常常談到的問題。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曉得國家沒有作戰準備，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數均主張早日抗戰。戰爭氣氛瀰漫全國。關於這種情形，胡適博士一再地說：「和比戰難。」在當時，也就是說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間，中國人誰能使中國對日本議和？胡適的論點對丁文江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和平的主張可謂是有力的答覆。回顧一下《獨立評論》整個過去歷史，我敢說丁文江當時那篇文章證明了最大的勇氣和最大的知識分子的真誠。我也敢說胡適博士對和平之困難表現了一個真正政治家的了解。 和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可以感到文江胸中的激憤，也可感到胡適心中的憂傷。胡的朋友們似乎都覺得很奇怪，他沒有像文江那樣公開主張和平；因為胡適認為文江不免有些「烏托邦」。問題是：當時除了這種「烏托邦」的意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呢？ 顯然的，主戰者一天天增加，我也清楚看出中日雙方都邁向災難。日子一天天過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來越失勢，迷信武力的主戰者越來越抬頭。在中國，反政府分子利用純潔的人民愛國熱狂，呼籲作戰，而政府拿不出辦法以緩和人民的情緒。我認為一項偉大的改革和建設計劃或可代替人民主戰的情緒，但是政府無力及此。我想《獨立評論》的同事們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時他們表示出來，有時不表示而已。 雖然我們都支持國聯，但在一九三二年間我們卻沒有人真正寄望國聯能採取什麼有效措施。厲行和平的意願，如果說曾經有過的話，也於一九三二年日內瓦會議中消失了。胡適除了尊重國聯賴以存在的高尚理想外，還希望我們不要隨便討論國聯處理東北爭端的事。傅斯年對李頓調查團的姑息作法極為憤慨，因為那種姑息很明顯的除了犧牲原則以外將毫無所獲。至於我，我認為已經有很多國家正千方百計想要搞垮國聯，如果說李頓調查團想要再挨日本一記耳光的話，中國又何必去阻止他呢。 《獨立評論》的同寅從未有人夢想中國可以從外國得到援助以對抗日本的侵略。我們曉得在某些國家中可能有某些人某些團體是同情中國的，但我們也知道僅是同情是不濟事的。中國有些人認為蘇聯可能和中國結成聯盟。為了要與蘇聯結盟，他們要求中國恢復對蘇外交關係。《獨立評論》贊成他們的主張，但並不幻想蘇軍會對日本作戰。我們只是認為中蘇保持正常外交關係是應該的事。很奇怪，在中國，特別是在《獨立評論》同寅中，從來沒有人想到英美兩國會武裝干涉的。我們似乎認為美國已決心不再作戰。英國也同美國一樣，希望和平。此外，有些保守黨黨員認為年輕的民族主義的中國應該受點折磨。 一九三一年，英美的保守分子，不惜任何代價醉心於昔日左傾的和平理論。就好像資本主義也有意要充分證明一下資本主義者能支持世界和平似的。相反的，所有國家中的左派分子卻徹底改變了他們自己。遠在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幾年中，共黨分子和社會主義分子揭發了戰爭的真面目，使他們自己成為全世界最愛和平的人。到了一九三○年，左傾分子一改昔日主張，反而要求戰爭。越左傾越好戰。這種轉變，無疑地說明了我們在防止戰爭與維護和平方面努力得不夠。因為《獨立評論》必須要討論某些有關人的問題，所以迄未對和戰問題予以論列。我們深知，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中，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級都與戰爭和建國有關，對我們說，戰爭似乎是一種病。屆至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明一種可以醫治它的特效藥。 雖然《獨立評論》同寅間都了解彼此見解不同，但外界卻把我們看成是一體的，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正在成立一個新政黨。這種看法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但外界人士卻認為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之間，除了經常為《獨立評論》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時為天津《大公報》撰稿。我們與《大公報》間從來沒有默契，更談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實上是共守相同原則的。 我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蔣委員長。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約我到長江中部避暑勝地牯嶺去談話。促成此事的是《大公報》的發行人吳鼎昌和蔣的親信幹部錢昌照。吳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也是蔣的密友，對蔣極有影響力。錢一再表示他對發展中國天然資源極有興趣，當時正與翁文灝計劃中國工業化問題。錢當時是蔣親信中比較年輕的一個。因為他們兩人都未說明是誰安排我和蔣見面的，所以我認為是他們二人共同安排的。 屆至一九三三年，我已回國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我從未進過衙門。對任何身居要津的朋友也從未請他們幫過忙。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湊巧我很喜歡清華的工作，而且想寫一本近百年中國史。我希望它能在中國學術界奠定我的久永地位。當蔣約我時我欣然接受，這倒不是我要棄學從政，實在是因為我希望會見一位偉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過是表示一下對學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對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實上，他是正在全國設法發掘才智之士。一旦時期成熟，他就安排與這些人見面。 因為何廉博士也是被約見者之一，於是我倆同上牯嶺。我們在那裡停留了一周，曾與蔣會晤好幾次。第一次見面只是禮貌上的。他很客氣地說，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因為他知道我與何廉都是湖南人。當然，在談話時他已深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大名。為了回答他的恭維，我說：雖然湖南過去出了一些偉人，但是現在的中國偉人卻多出自浙江。 蔣的樸實生活令我深受感動。他在牯嶺住的是一棟樸素無華的房子，門牌正好是十三號。儘管他的許多外國朋友勸他換個號碼，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種洋迷信。他的態度極為得體，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縱。很明顯的，他對財富和虛名都不看在眼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堅強的意志，對於重要工作，能夠全力以赴。 在我們第二次見面時，他的秘書拿著紙筆，顯然的他是準備記錄我們談話的內容。我們被延入就座，奉茶後，他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對當前國家大事有何意見？」我認為他問此一問題的目的是要我發表意見。我談了約二十分鐘中國統一問題。首先，我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然後，我又說明，中國地區遼闊，風俗各異，統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階級進行。第一先建立一個真正核心地區，其行政要優於其他不直接屬於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我又進一步說明，因為日本已經表示對華政策趨於積極，所以中日之間遲早難免一戰，中國必須早作準備。我們應該爭取時間，但有些事往往無法控制。中國政治家們必須認清對日戰爭會使中國自然而然地達到統一。在對外戰爭中，愛國心和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一定會增加。他全神貫注地聽我講，一直沒有打斷我的話頭；也沒有用微笑或是皺眉來表示好惡。當我要離開時，他表示希望我再多留幾天，以便再談一次。 過了一天，他約我去吃午飯。那次午飯除了蔣的秘書外只有吳鼎昌一人在座。席間，吳先生提議最好談一些外界對政府的批評。委員長要我坦白地講，不要有顧忌。我說有些人對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們希望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夠更有效率，希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生活情況更能改善。但是改善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人把中央政府控制省份和非中央控制省份的生活情況拿來比較，認為中央政府控制地區不太好。他立即問我人們認為哪一個非中央控制的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我告訴他，因為我沒有到過那些省份，我不能根據人們看法來下判斷。我所說的只是根據傳聞。就以山東來說，在韓復榘那樣頭腦簡單的人統治下，據說也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榮。他雖然懷疑傳聞的正確性，但仍認為我所說的都很重要，認為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應該改善。 一九三三年秋，中國駐蘇大使顏惠慶博士回國。當時流行一個傳說，大意是說如果中國抵抗日本，蘇聯願予中國武器援助。因此，大家都推測顏對政府述職的內容如何如何。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約我到南京一談。在南京我與交通部長顧孟余，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交通部次長、汪的機要秘書曾仲鳴共進晚餐。在此之前我曾見過汪兩次。一次是在南開時他去演講。那次演講非常成功，口才好，內容精采。第二次是在國難會議時期，會議是汪召集的，於一九三三年春在洛陽當年吳佩孚練兵的營房中舉行。 以人而論，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陽國難會議，講了好多次話，我仍不能獲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曉得他是反對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長之前，他的手下也曾發動過學生要求對日作戰，以增加政府的困難。政客們為了爭權會做出許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戰問題當作手段，我認為是絕對不可饒恕的。我們《獨立評論》的同寅於獲悉汪氏出長行政院時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對中國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汪為了他個人理由也不願對日作戰。但是他在野時拚命煽動戰爭，一旦掌權時又要大家維持和平，似乎是缺乏愛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 飯後我問汪，顏對蘇聯有何意見。汪立時回答我說就是為了此事所以才找我來商量。他告訴我，顏向他建議：政府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讓人民去決定和戰問題。汪問我是否同意顏的意見。我回答說如果政府已經準備作戰，想要製造一個海內外人民要求作戰的印象，不妨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否則，我認為此舉不免幼稚。汪表示贊同我的看法。我問他顏是否帶回蘇方承諾，一旦中日開戰，蘇聯予我援助。汪告訴我顏並未帶回此種承諾。 我認為汪可能是曲解了顏惠慶大使的報告，因為顏是我國最有經驗的外交官，我認為他不致提此幼稚建議。為了國家利益，我希望能保持他的聲望。我回到清華，迅即求救於我的同事、顏的好友錢端升先生，問他汪所說的是否正確，如果不錯，我問他可否到天津勸阻顏不要再提這種建議。錢和我一樣，也認為顏所提的建議不妥。他前往天津。歸來後，他告訴我他已順利完成任務。顏的確提過那個建議，而且答應以後不再提起。 一九三四年初，蔣委員長從南昌行營電約我前往，見面後我感到很難過，因為蔣問我的問題和汪一樣。我從報紙上獲悉顏已經晉謁過委員長。顯然的，他已乘機又向蔣提出同一建議。自然，我同答覆汪一樣回答了蔣。晚飯時，黃郛和蔣鼎文也在座，蔣問我對當時全國熱烈討論的憲法草案有何意見。憲法草案的重點是中國應該採行美國的總統制，而不採行法國的內閣制。我很清楚，一旦新憲法草案實行，總統一職非蔣莫屬。問題是：蔣公於獲得最高行政權後再擔任軍隊最高統帥是否合適？我個人認為是不合適的，因此，我也就照實表示了我的看法。我又說：憲法不能完全依據理論，須要根據經驗。因為我們在中國不能確知何種制度適合中國環境，所以採行一種新憲法徒然增加政治緊張而已。當時所行的臨時約法與我們所可能草擬出來的新憲法就好壞論不會有出入。我認為最好是不要修改它。同席的黃郛先生，是一位老政治家。他的經驗當然要比我豐富。我說完後，深感自己魯莽，居然沒有讓他先發表意見。但出人意料的，他卻熱烈支持我的看法。當我告別蔣時，他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說我準備休假時到歐洲去，特別是到英、德兩國去考察。我準備到倫敦英國外交部及普魯士和德國檔案處去找一些資料，以便開始著述。他要我行前再去看他。 蔣在南昌的行營，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真正的首都。江西剿共工作行將完畢，中央軍正追剿流竄至貴州、雲南、四川的共軍。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正隨軍事的進展而擴展。剿共事實上等於變相的統一。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為了上述工作，創立了農民銀行。中央公開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從報紙上我們獲悉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正協助蔣計劃政治和經濟。因為僅僅要我在某些特殊問題方面表示意見，兼以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於是我儘速離開南昌。 西方作家看中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說完全是受了共黨的影響，認為中共從江西流竄到延安是「長征」。「長征」一詞具有英雄氣概。即使他們的逃竄有幾分英雄色彩，但是西方作家卻不該忽略了他們的「長征」乃是中央軍追剿的結果。其流竄一事就政治觀點說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央政府因為追剿共軍而擴大了控制和影響區域，包括中國的西南部。第二，以西南為根據地，使中央能夠對日長期抗戰。 在這段時期中，有一段時間共軍暫時控制了我的家鄉湖南省地區。從我弟弟的信中獲悉共軍在我家鄉叛亂的詳情。地主的土地被沒收分給沒有土地的人。鄉人暫時沒有抵抗，結果因「革命」而得到好處的都是其他省份的外鄉人，沒有一個是附近的人。本地人，無論是地主或佃農都沒得到好處。他們認為他們是被征服，是被外地人騎在頭上作威作福。最後，地主和佃農聯合起來，以本鄉人反對外來人的心情，把共軍的措施又恢復原狀。一切事又和過去一樣。地主收回他們的土地，佃農和過去一樣仍舊耕種他們原來耕種的土地。鄉下人認為革命是一場惡夢。 在我與蔣委員長多次談話中，我曾向他建議，在剿共時應該向農民明白表示，如果他們需要自己有土地，中央政府一定可以幫助他們得到。但是如果農民在土地要求外一定要支持共軍的話，中央一定不能容許。事實進展的比我們計畫的快。共軍在江西的軍事組織在中央尚未採取任何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以前就已經崩潰了。共軍離開後．地主回來，農民對他以前的地主說：「大叔，我真願意你回來，你走以後我一直小心照管著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