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二章　清華時期

（一九二九——一九三四） 一九○七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退回部分庚子賠款，中美雙方協議，決定將該款部分用於中國在美留學生，部分在中國創辦一所學校，造就學生異日留美。於是，創辦了清華。它是一所留美學生的預備學校（隸屬外交部）。隨著時間的演進，清華後來改成一所正式大學。一九二八年，又改為國立，自此，只派少數畢業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五年中（從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華認真授課。抵清華後一年半，我成為評議會中一員。這段期間，對清華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時那段時間也是內戰與偉大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空檔。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僅有的一段比較和平與團結的時期。內政大部恢復了，中央、各省都恢復了。工商業正在復甦，鐵路逐漸修復，公路修築得很多。這段短暫的時間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在平時進步的能力。 清華校園在北平城郊，外觀很美。清華的土地，在帝制時期是一位滿清皇族的。原來的建築是古老而莊嚴的，大約建於十八、十九世紀。在這塊古老土地上建立一所新式的學校，對於建築物的一致性很少有人去考慮，至少在最初幾年是如此的。有些學校早期建築物是臨時性的，只能用來作學生宿舍。其他的是留美學建築的回國學生們設計的，他們抄襲了歐美的形式，合而為一。大學後面，是圓明園（帝王的夏宮）的遺址，該園毀於一八六○年英法聯軍額爾金（Lord Elgin）和格洛（Baron Gros）的手裡。園內占地幾百畝，有假山和人工湖。其中景物系由義大利建築師設計，意國建築師於十八世紀前五十年應乾隆皇帝之聘到中國來。當我在圓明園廢墟上漫步時，仍可看到大埋石柱子、殘破的雕像、亭台樓閣、水池、人工湖的遺蹟。漫步其間，令人不禁興起許多感想。我一方面認為十七、十八以及十九世紀早期的帝王實在是太奢侈太浪費了；另一方面認為英法聯軍將該園毀為廢墟也未免太野蠻，太殘忍了。現在清華大學在這座故園廢址上創立了，我衷心祈禱，祈求中國歷史中的新時代來臨，希望清華能促成這個新時代的早日降臨。 清華改成國立，預算編在教育部預算中。和其他大學一樣，每年經費由國庫撥給。除了政府所撥的經費外，清華另一個經費來源是退回的庚款，在當時每年可有四十萬元。美方按年繼續撥付，於是經費越積越多。就經費說，清華的確是中國大學中的天之驕子，它利用這些錢建築了圖書館、化驗室、大禮堂、宿舍、教職員住宅，選派優秀學生出國深造，並從國外聘請著名學者來校任教。在短短的幾年時間，清華已經發展為全國數一數二的學府。 清華的經費也有濫用的地方。一批年輕的清華教職員，他們滿腦袋裝的都是美國的偉大學府，他們要使清華成為美國大學的翻版。我是清華的評議委員，對許多校務均有參預最後決定的機會，因此，我常反對新建計劃。有時，我反對增加建築，有時我提議兩三個系共用一座樓。我常提醒我的清華同事：我們是在創辦一所大學，不是建造一座宮殿。很幸運，由於學生日增，總算使我們超建的建築物也派了用場。 清華有兩項重要措施是值得稱道的。清華是一所國立大學，教職員待遇與其他同級大學是一樣的，因此，它無法聘到傑出的學者任教。為此，評議會想出一個辦法。就待遇的標準說，清華是按照教育部規定的，但清華另外規定有休假，並可供給休假旅費；上課鐘點少，較其他大學進修的時間多；圖書館、化驗室的經費也比其他學校充足。如果一個人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華。但是如果為了研究、寫作、進修，他就會到清華來。此外根據清華評議會所擬的規定，清華可以資助學者進修深造。以上規定，使清華建立一種看不見，但卻極有效力的延攬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時日中，我們能夠從其他大學中挖來著名學者，他們來清華不是因為待遇優厚，而是為了做學問。 另一項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國創辦一所大學，某些地方可以學外國，但有些地方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世界各國在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方面的成就，中國都可以抄襲使用。可是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就和其他國家不一樣了。即以政府組織為例，中國留美學生往往熟讀政治思想、比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書籍。他們學成回國後可以在大學開課，像美國學者在大學中一樣教授英國、法國、德國或義大利政府。但是卻沒有一位中國學者能夠教授中國政府，因為美國大學中沒有這門課。再以市政為例：當時在清華有一位教授，教倫敦、巴黎、芝加哥和紐約市政，但他對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卻一無所知。再讓我們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時間，清華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們能從最早的柏拉圖講到當代的拉斯基，但卻沒有一個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演進情形的。換句話說，就以上情形論，清華所教育的學生是要他們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而不是要他們成為中國的棟樑之才。 有些清華教授認為這種情形是滑稽的。這個情形雖然我們個人沒有責任，但我們一直認為這是個問題。最後，我們提議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議任何擔任社會科學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棄原有西方國家的課程改授中國方面的課程，都可以減少他授課的時數，增加研究及實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補助。如此一來，經過三兩年時間，他就可以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政府或中國經濟史等課程了。 歷史系也遭遇到類似的問題。留美學生沒有從美國學到中國歷史，即使他們想學也無從學起。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中，大部分歷史已經經過科學地徹底地研究過若干個世紀了，因此，他們可以有一套能為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在中國卻不然。我們有豐富的資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卻沒有一種大家都認為正確的綜合歷史資料。在過去，人們無法了解整個中國歷史。他只能成為某一特殊時代或某一本書的專家。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要重複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繼續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時間被浪費了。 我在清華，一開始，想找一位能教漢代歷史的學者，當我提出此一擬議時大家都認為楊先生（按：即楊樹達）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為他是最偉大的漢史權威。他曉得各種版本的《漢書》和《後漢書》。他對各種版本真偽的鑑定，以及章句解釋可以說無出其右者。他是這兩本古書的最高權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後，如果有人問他：「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他會說：「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本來，版本鑑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權威書籍，某一本書其所以能有價值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獲悉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我們國家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目的反而被人漸漸給忘記了。人們變成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再把時間繼續浪費在這方面。 漸漸的，我認為我應該放棄這批舊學者。我要把他們當作我個人的老師。我希望他們能在我身邊，以便請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來教歷史。在教書時，他們能夠告訴我們中國從什麼地方發源，又向何處發展，最後定居在什麼地方。我不聲不響地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一點麻煩都沒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時間。我說：「現在，努力吧，準備開一門課，那麼，就是清史吧，你有興趣嗎？你知道清代的大問題嗎？努力吧，我會供給你參考書、助理人員和時間。同時，為了生活，你也必須教一點其他課程。你願意教甚麼都可以，但你必須在兩三年時間內準備開一門新課。」我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點也沒有引起麻煩和反對。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爆發，我們能循此途徑繼續努力下去的話，我堅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內清華的歷史系一定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國惟一無二的歷史系。 對這些政治及社會科學的觀念，同寅們常常交換意見。很幸運，校長和評議會都同意我們的做法。因此，清華擬訂一套適合中國學生的課程。如果有人有興趣比較一下清華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七年的異同，他一定會發現在課程方面有很大的改變。此舉，我認為是對中國教育的一個大貢獻。我一直為此感到快樂，因為我在這方面曾略盡綿薄。 為了行政和教學的需要，清華設四個院：文、理、法、工。法學院內有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系。在戰前，我就已經看出，理工逐漸抬頭，而文法漸趨沒落。甚至我們在文法學院教書的人也都認為這種傾向是對的，因為我們深知中國需要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我們絕不想去與自然科學爭長短，更不想阻止其發展。然而，在校內卻存有衝突，這種衝突不是在課業研究方面而是在專門程度方面。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學家們希望高度專門化。他們希望學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開始接受專門課程。我們教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同寅卻希望晚一點開始專門課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課程。結果，經過一番折衷妥協，才算解決。但是結果雙方都認為不滿意。無可諱言的，清華在戰前比一般美國大學在專門化方面要認真得多。 雖然清華不想受政治干擾，但政客們則不願清華置身事外。當時一般人似乎有一種想法，認為欲想控制政治就必須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認為老師和統治者應該是一個人才對。也有人認為控制一所大學就意味著控制了許多任命權。傳統的中國觀念，認為教書與做官兩者之間是不易清楚劃分的。中國過去教書的人轉任官吏可能比美國律師轉任官吏還要方便得多。因此，戰前的清華是有遭到政治干預的危險的。 校長羅家倫是國民黨忠實黨員，同時他也是教育界優秀的學者。雖然他忠於國民黨，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訂為課程，但他畢竟是個好人，是個好學者，所以他不想把清華變成任何一黨的附屬品。一九三○年春，當北方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反對中央時（按，即中原大戰），有一個時期，看起來好像他們就要成功了。此一成功遠景使某些閻氏左右的學者煽動一次學潮反對羅校長。清華教授中有些是不滿羅的，因為他是個國民黨員。他們認為羅的辦學政治色彩太濃，不適合他們的胃口。再者羅校長過去和清華沒有歷史淵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喜歡展露才華的人，此種個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當反羅運動一開始，多數教授都袖手旁觀，不支持他。一九三○年的清華學運，使羅校長離開清華。 羅離清華後，反對派提名一位名叫喬萬選的人擔任校長。這個選擇就政治觀點說是相當聰明的，因為喬先生是閻錫山的同鄉，大家認為他一定能獲得這位北方新領袖的賞識。此外，喬又是清華畢業生，大家以為他必定能改弦易轍，不走羅的老路。但事實上大出意料，學生和教授都對喬某不滿。戰爭終止，閻馮失敗，這位短命的清華校長也就不見了。閻馮倒戈失敗，中央獲勝，中央認為應該物色一個比較接近黨而願意宣傳黨的政策的人來主持清華。在選擇時，中央方面對清華情況以及中國教育界的心理估計錯誤。清華教授和學生很有禮貌地向中央表示，對其所提人選（按，即吳南軒）無法接受。拘於面子，中央政府收回成命，最後發表梅貽琦為清華校長。梅自一九一五年起即在清華任教。一九二八年任清華在美學生監督，深得清華各方人士尊敬。清華在他領導下不再是個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軌。 前面已經說過，因為工業研究所的事我曾和天津國民黨黨部之間存有芥蒂。現在，我又和國民黨中央鬧得不睦。因為錯誤報導說我是反對清華校長黨提名人選的主謀。我雖然反對國民黨的提名人選，但事實上我並非主謀，因為事實上無此必要。清華同寅並不想反對國民黨，但也不希望清華成為政黨的附屬品。 梅貽琦長清華後，我們都能安心工作。對我個人說，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最重要檔案是清代軍機處的。自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終止為止，軍機處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由收發登記，這些來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長的奏摺。此外，對皇帝批覆的奏摺也有專人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錄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滿清政府說實在是一種光榮。 由於革命和武裝政變在北平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些老衙門的檔案均被棄置，無人管理。有些檔案在北平當廢紙賣。我為清華成噸購買。清華圖書館所存的資料大部分都是清朝軍機處和海軍方面的資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國歷史，學者可以有很多書目提要作參考，但研究清代歷史則不然。當然，我們可以閱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可是有許多文學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門的紀錄，卻不能指給我們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廠舊書店去找我所需要的資料。漸漸的，書店老闆把我當作好顧客，開始到清華來找我。在這段時期，我按計劃購買書籍。每屆周三，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我接待琉璃廠的書商。他們到圖書館中我的書房來，每人先給我一張作者及書名的目錄，我可以從目錄中找出我有興趣的書籍。如果某一本書可能對我有價值，我把它送到圖書館當局審查、估價。書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帶著他們要賣的書，這樣成了一個慣例。有時他們知道我所需要的書而他們自己又沒有，他們就寫信通知全國有往來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學者，一旦到了北平，就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很有傳染性。有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我們在一起有一小時。他監視我，我監視他。我們找資料時，他問我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我找到兩本小冊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譜》。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籍。袁先生對這兩本書似乎都不太有興趣，我私下很高興。我們分手後，他回北平圖書館，我回俱樂部，當他遠離我後，我又轉回去買那兩本書，但當我半小時後回到那裡向書主購買時，書主告訴我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那兩本書買走了。 中國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十九世紀最有名氣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職務，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過僧格林沁的秘書。僧格林沁於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禦英法聯軍的進犯。遠在英法聯軍進犯的當時，郭就建議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視外國人，應該談判通商條約。後來，他代理廣東巡撫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絕與外人往來。他的政策是要中國在國際上尋求和平、繁榮……而不要閉關自守。與他同時代比較進步的人士，已經有少數人準備接受外國武器、輪船，甚至鐵路，但郭某較他們更進步，他進而主張採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經濟措施。惜乎中外雙方人士均未重視他的識見。他的論文集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我獲悉他有很多未公開的日記。因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寫家信時，就常提到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記。有一天，家兄寫信告訴我他遇到一個湘潭雜貨商，他是郭的孫子。我立即寫信要他去查問，看看他家是否還存有他祖父的日記。我哥哥回信說日記就在那個雜貨商的手裡，而且他願以一千元代價出售。這簡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電報給家兄，要他儘快把它買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對出賣這份遺產，結果，買賣不成，日記仍存郭家。後來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國藩的文集，中間很明顯的有殘缺之處，我一直想把它補全。只要是我認為與曾家稍有關連的人，不論路途如何遙遠我都去拜會他。多少次我均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後，我在漢口有一天獲悉有三百封曾氏親筆函在坊間出售。索價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對方願將三百封全都出售給我，我願每封出價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漢口湖南名人圈中傳布出去，他們都想保存一些偉大同鄉的墨寶；以至我功敗垂成。抗日戰爭中期，漢口將陷落時，湖南人上演一幕爭奪曾氏書函的趣劇。後來，大家同意，將書函分開。我分到一些曾國藩致他弟弟曾國荃的信函，其內容為對太平天國戰役中包圍並收復南京者。我很幸運，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內容，因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書法的好壞，不太重視信中的內容。我約定將內容有關包圍南京的部分都分給我。我希望只將未公布過的信分給我。同鄉們答應我的要求，我很高興告訴大家，分給我的信都是精選的，這些信使我們對曾國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當我離開大陸時，一件突發的變故，以致未能將上述信函帶出，被遺在上海，它們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說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為得到偉大的發現而高興，有時因為遇到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我繼續研究中國外交史，同時又出版兩卷編纂資料（《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我的興趣越來越廣泛，我又對近百年來社會及經濟變化發生興趣。大多數人把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塊沒有肉的干骨頭，認為食之無味，而我卻認為棄之可惜，在此我不準備多說，只想敘述一些回憶。 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當我在雜誌上發表我的見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太偏向滿清，有人說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 因為我是個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過不少小風波。後來，當我到政府任公職時，我想撰寫一些歷史題目的文章，或發表專題演講。這種情形又引起相當的麻煩。舉個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條約》一百周年。我發表一次演講，講詞用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在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我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個與孫感情不睦的人攻擊我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請蔣委員長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我的文章。 有的反應是從大洋對岸來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後來升任大使）托亞那波里斯（Annapolis）海軍學院阿倫（Allen）教授向我徵詢意見，問我鴉片戰爭時艦隊司令克爾奈（Kearny）的行動如何？有人告訴我說阿倫教授是受命於克家要他寫一篇克爾奈傳記。問題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國門戶開放。正巧中國當時有一部分資料（那時尚未發表）對克爾奈於鴉片戰爭時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情形透露一線曙光，我的結論是：他並非是門戶開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將備忘錄發表於《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當時我是該刊編輯，此事對我說，到此已經完結了。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訴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圖書管理員出示給裴克一本上面登著我文章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要他注意上面別人加的旁註，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館員認為一定是中國學生剪的，要他調查一下究竟是誰幹的。不久裴克博士獲悉紐約市立圖書館已經抓到那個破壞書刊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克爾奈的後人。 我在清華時期，並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為我深慮歷史系的學生沒有出路。歷史系畢業生雖然可以到中學去教書，但是待遇低，圖書設備差，不利進修。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解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適例。一旦有學生申請入歷史系，我都給他們澆冷水，我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我也要他們曉得研究歷史除非發現真偽，不會成名。另一方面，雖然清華歷史系一直沒有很多學生，但，我很高興，少數優秀青年我都鼓勵他們進了研究院，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們中國尚沒有日本、蘇俄、蒙古、西藏、泰國及越南歷史專家。一旦我發現一個青年，認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歷史的話，我就說服他在研究院學習相關的語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績好，我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勵王信忠（Wang Hsia-Chung）去學日本史。因為他在清華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資料寫過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外交關係的論文。他到東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認為中國大學不會有學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請並通過了特別考試。他在東京研究兩年，回到清華任講師。 另一個例子是朱謙雲（Chu Ching-yun），他研究蘇聯歷史。他從中英庚款委員會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倫敦斯拉夫語學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後來他又入達帕脫（Dorpct）大學。為了能在蘇聯多住幾年，他擔任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 後來又有邵循正（Shao cheng-Chung），清華畢業後為了準備將來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語。 宋迪夏（Sung Ti-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畢業後，又申請入歷史系。我對他在學校的情形曾留心過，而且對他多少有些成見。從我對他勸阻的言談中，他知道我反對他再入歷史系。他單刀直入地說：「我知道我已浪費很多時間，但我是確實可以讀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讀，請讓我試試。」我勉強答應了他。為使他及早回頭起見，我指定他個難題，要他研究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境內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經有人就法律觀點和歷史觀點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關的中國資料，找出中國官員在國內如何處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興沖沖地研究此一專題。當他研究完成時，無疑的，成了中國治外法權方面的權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資料而論，我發現他的論文中還遺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設法把它補進去。我告訴他：此種增補工作是很有價值的，如果能作的好，我可以同時用英文和中文將他的論文發表。他對我的意見感到非常高興。但，不久戰爭開始，宋就開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後，他到我行政院政務處長辦公室來看我，見面後，我立刻問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議的增補工作。他即時承認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經把原稿遺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後永遠不要再來見我。不久以後，我輾轉聽說他開始酗酒，終致客死在四川的一個小鎮上。 清華予我足夠的資料和時間從事研究工作。那裡也有許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過的學生中，每年我都發現有些人他們的生活與我息息相關，他們的生活也成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華座落北平西山腳下，是個消閒靜養的好地方。我們打網球、游泳、滑冰、騎馬、打獵，尤其有興趣的是旅行野餐。從校園騎驢很快就可以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八大處。九、十月間，每天都是風和日麗，我每天下午都帶孩子到上述各處去遊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寶頗具長姊風範，為人爽快，有相當的外交手腕。二寶多情善感。三寶喜歡嬉戲，自由奔放，對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為他身體健壯，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寶在家中是最受寵愛的。他一定要牽著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時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賞寶塔，松樹，玉泉山的清流，圓明園的漫步，廟內溫和、兇惡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一九二九年我到清華任教時，校中約有五百名學生，五年後，人數增加了一倍。每年錄取的學生約占報考的十分之一。一般水準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學生們大多數都是一本正經的；他們深深了解對國家的責任，知道擠進清華大門之不易。只有極少數是例外，我敢肯定地說，不會超過百分之二三。 在知識分子占多數的國家中，學者普遍受到社會尊重，學生在政治運動中自然也會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國，自漢代以來即是如此的。新的民主理論只是強調了學生在中國的政治地位而已。在過去的五十年，教育和革命是分不開的。每個政治領袖都要靠學生起家。每個政黨都要爭取學生。由於中國對現代政治組織和宣傳鼓動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運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現者也和其他方面一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傳進中國。顯而易見的，政治領袖、煽動家、幕後的政治團體的作法都為學生政治家所左右。 中國大學教授欲想對學生們提出政治性建議是很困難的。我們是否應該建議那些熱衷政治的青年，要他們犧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個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應該告訴他們救國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長時間，要他們安心讀書，以應未來的需要？在混亂的中國，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個單純的答案所能解答的。事實上，當政治風潮剛開始時，具有說服力的勸告還有效果，一旦風潮發展到某個階段，教授們的話就沒有用了。每逢風潮，學生們的心中也是矛盾的。他們一面喜歡風潮的刺激，一面也想要讀書。中國大學受外界影響淪為政治劇場，其程度如何，要看相關影響力量的消長而定。如果說學校辦得好，能夠啟發學生的求知慾，就會產生一種力量，使學生少受外界干擾，安心求學。反之，他們就會捲入政潮，荒廢學業。因此，中國大學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學生的好壞。基於此種理由，中國最壞的大學就是我們所謂的「野雞大學」。它們很少注意教育問題，專門去搞煽動、演說、運動，去擁護某一方面或去反對某一方面。所以，一旦報上登出中國學生在某地鬧風潮了，我們就會認為參加的人一定是「野雞大學」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