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一章　國內遊歷

（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北平 我在南開教了六年半書，在此期間，我經常到北平去。北平當時予我的印象很難捉摸。因為印象很混雜。 北平，當我第一眼看到時，就不禁對自己驚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國偉大的過去。北平證明中國過去是偉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為中國人實在值得驕傲。」北平的壯觀是不待言的：城門、城牆、宮殿、筆直的大街，樣樣都說明它的偉大。從街道和外貌看，北平是和諧、平衡、相稱和正直。就磚、石、木材所能具體表現的文明而言，北平可以說是具體的表現了所有的中國文明。 在經過前門時，我的同室朋友，也是我第一次赴平時招待我的居停主人李先生，敲敲我的腿說：「每個初到北平的人都應該在前門樓子前叩頭。」誠如他所說的，我不僅願意在前門樓子前叩頭，幾乎在北平每座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前我都願意叩頭。樣樣東西都令我感到新奇滿足。 但，過了兩三天，另外一種感覺突然發生了。北平拉長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距離。不錯，北平是偉大莊嚴的，但這是天子特有的偉大莊嚴。北平是皇帝所在地，言外之意，國家就是皇帝的私產。北平的天壇就說明天子君父的特性。在人類發展的特殊過程中天壇代表奉祀，天壇發揮了多方面作用——技術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但是今天每個中國人都不禁要問：北平所代表的文明是否能夠保存？是否應該保存？ 西方文學家描寫中國、談論中國，就好像埃及學家描寫、談論埃及一樣。西方陳列館展覽從龍門、雲岡各地弄來的佛像和佛像頭顱。全世界似乎都認為中國的過去是過去，現在的中國文明是一種陳列館和圖書館的文明。我們中國人是否應該把北平城當作一個大陳列館、大展覽室以供中外旅行者參觀？或是當作學者研究的安靜處所？中國在建築方面的發展路線是否應該按照北平的形式繼續發展下去？或是改採新的科學方式？建筑北平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一批人認為他們可以按照原來的發展路線發展下去。只需略加更改即可。所以協和、燕大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建築是中國宮殿式的。另一方面，建筑北大、北京大飯店、六國大飯店的一批人無視於北平的歷史，他們認為應該採用西方的直線型。因此北大、北京大飯店、六國大飯店的房子就和他們在天津、上海所建築的一樣是直線型的。我首次抵平所引起的問題沒有人能夠給我回答。歷史，只有歷史能夠解答這個問題。 由於皇帝地位崇高而莊嚴，人民地位就要低下而謙卑。人到北平，上述兩種情形都可以見到。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沒有的謙恭態度。他們處事謙恭、客氣。無論是拉黃包車的、賣面的、賣饅頭的、賣燒餅的……無不如此。由於宮廷對於藝術和手藝或真或假的了解，謙恭的北平人不僅繁榮了他們的小生意，而且，在各方面，也提供了一般的生活藝術。對那些認為生活就是享受的人說，北平實在是個好地方。但對那些認為生活就是要建設工廠，改善國家，救全世界的人說，北平實在不是個理想城市，至少一九二○年我所見到的北平是如此的。 在北平，前代帝王貴胄的財富，依稀還可從其所留下的紀念建築中看到，在其他方面則甚少能夠看出了。有閒階級不僅藏起他們的財富，甚至他們的嗜好、特殊技能和知識也不願為人所知。你要從高聳的院牆偷看進去，才能見到院內可愛的景色，你要和對方聊上幾個小時，才會發現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某次，一位學者和地方人士請我吃晚飯，早到的人坐下來吃茶、磕瓜子，談論各種題材，包括天氣、滿洲溜冰方法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據西方觀念衡量，真不曉得為什麼他們一直不開飯。後來，一個年紀相當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進來，他頭不梳，穿一件黑色緞馬褂，上面沾滿塵土和油垢，黑色棉襖外面罩一件藍色大衫，下擺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長。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舉止。他抵達不久，開飯了。我因為餓，儘量吃東西不暇他顧。幾道菜過後，我突然發覺那個「小商人」正講古羅馬城的紀念門。他指出希臘的紀念門和羅馬的有什麼不同。接著，他又突然把話題轉到明陵上，然後又談到西安。後來，談話內容轉到音樂，「小商人」認為最好的歌劇院是米蘭的斯卡拉（La Scala）歌劇院。後來，他又告訴我們孔廟的樂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國音樂單調而憂傷。無疑地他是一位古蹟、名勝、音樂、戲劇……的名家。事後我問主人他是誰？主人告訴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孫子。 十年以後，我和幾個學生在英國北部度假，遇到葛累（Grey）大夫，義和團舉事時期他正在中國，在北平擔任英國公使館醫生。我將那天吃飯的情形告訴他，他講給我另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他正騎驢到哈德門街，一輛黃包車從巷子裡衝出來，驚了他的驢子，幾乎沒有把他摔下來。他很生氣，揮拳就打那個拉黃包車的。這時，乘客舉手攔阻說：「你不能這樣。」對方說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語，使他大吃一驚。葛累抬眼端詳一下對方。另一件使他吃驚的是對方衣衫襤褸，貌似落魄之徒。經過詢問，他才知道那位乘客是曾國藩的後人，正是我在朋友家晚餐席上遇到的那位「小商人」。他們很快成了朋友。經過葛累的介紹，曾居然成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爵士的莫逆，朱爾典靠他才能把北平歷史、藝術和光榮的過去解釋給赴平的英國人。 對我個人說，北平還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故宮博物院有數以噸計的歷史文獻，大部分都是清代資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中許多老家庭的後人，滿人和漢人，常把他們先人的各種手稿廉價出售。每次到故宮博物院都會有新的發現。如果你對近三百年中國史有興趣，欲想知道一些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事，並不困難。在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很容易使人成名。 西安 當年在中國國內旅行是很困難的，不僅因為交通工具慢、不方便、太貴，而且萑苻不靖，盜匪橫行。 當時劉鎮華將軍任陝西省長，在西安創辦西北大學。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本人對高等教育有極大興趣，一方面是他欲藉辦學校博取開明進步之名。一九二五年春，他派代表至平津，聘請著名學者暑期到該校演講。此舉極為聰明，對一所新成立的學校極有用處。我想到西安及其附近各地遊歷，因為西安是歷史名城，漢唐兩代建都於此。與我同行的尚有其他十六名學者，在省長衛兵護衛下，從北平搭車至鄭州。從鄭州轉車到陝州（河南陝縣），陝州當時是隴海路西部的終點。在陝州我們改搭兩條帆船溯黃河而上，黃河偉大的景色朗然入目，令我感到興奮。我希望親眼看看這條所謂「中國之患」的大河的自然風貌。我們逆風逆流而上。每條船上有幾名船夫。他們都是腳踩河底，因為當時水深不及三尺。儘管他們努力拖拉，頭一天我們僅走了五里多路。到一個縣府所在地，省長侍衛請當地縣長每船再增派八名船夫。河流湍急，事實上，那是一條小的急流，水從大岩石和小石子上流過。有些地方，泥很深，幾乎可以說是一片泥漿。沿岸的村落和居民貧窮得幾乎無法形容。我實在想不到中國會有那麼窮的人，他們竟然赤身露體穿不上褲子。河南岸，屬於河南省的地界，是一片不毛之地。北岸屬於山西，常常可以看到綠樹。我們希望船夫把船停在北岸，如此，我們可以看看山西。但，船夫告訴我們山西省長閻錫山，不准非山西的船隻接近他的勢力範圍。一九二五年，中國顯然又回到了戰國的割據時代。 從陝州到潼關是六十里，要走四天五夜。潼關是一個戰略上的要路咽喉。在古代，據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實際上，潼關東部為高山所阻，在黃河沿岸只有一個小口子，往來的人都要從小口子經過，所以非常險要。過了潼關，我們進入古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潼關到西安有公路，潼關守備司令為我們準備一輛汽車。公路坎坷難行，車不時停下來。 途中，遠遠地可以看見一座巨墳，那可能是秦始皇的陵墓。據記載，秦始皇死後曾經建築了許多陵寢，以免後代人發現他的真墳。但，人們都相信，他所有的墳都被盜墓人掘過了。 在途中另一個地方，我們看到高聳的華山山峰和低洼的山谷，有人告訴我們：古時有個巨人想在華山開個口子，他右手抓住山的一面，腳跟抵住山的另一面，一發勁，就將華山分為兩半，中間成了山谷。 華山是中國的西嶽，代表了中國西北過去的美麗和偉大。華山以外，我們所能看到的就只有禿山、干河、帶病的農夫、土房、白骨、野狗。我看見有許多圓石子散布田間。據說，那是農人們為了通風才散布的。又有人說，肥料貴，人口稀，交通困難，農人們多數廢耕，有些田地每三年才種一次。一個人在北平會想到恢復中國過去的偉大，在陝西，會相信那是中國歷史上偉大時代的所在地。 後來我到北非時，曾感到奇怪：為什麼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國家，過去文明那樣進步，如今卻遠落於地中海北岸的國家之後。我對中國的西北也常興起類似的感覺。 二次大戰期間，我在政府機構任職，由於職務上方便，對於志願獻身為陝西省修理境內秦漢時代遺留下來灌溉系統的工程人員儘量施以援手。儘管當時軍事第一，一切與抗戰無關的預算均被剔除，但我們仍將修補灌溉體系的費用設法編進預算，終整個抗戰時期從未中輟。 西安城，如果近看，的確可以顯出過去的偉大。城牆和鐘鼓樓都可以看出帝王之都的氣象。市內大街既寬且直，實在具有都市氣派。市外兩里半處是大小雁塔，那是玄奘一千年前譯經的所在。塔中記載玄奘住在雁塔，雁塔當時屬西京管轄。想像中，西安在唐代一定是很偉大的城市。 省教育廳的院中，牆上有五匹雕刻的石馬，是從唐太宗的陵上移來的。太宗是唐代的第二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他有六匹心愛的名駒，號稱六駿，在他死前，曾命名家將駿馬雕刻下來，遺囑死後將雕刻的馬列於他的陵外。一千多年來，那六匹石馬都站在山邊。一九二五年前不久，美國博物館的一個大膽搜集家，偷偷地將雕刻的六駿藏在草中，裝上汽車，想運往美國。偷馬的車隊塵土飛揚，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車隊在潼關被截住五輛，仍有一輛漏網，因而有一匹馬的雕像被運往費城本雪維尼亞大學博物館。我是少數看過六匹馬形的人之一。我在其他地方見過的中國動物雕刻家，多將駿馬的圖形雕在窗子上，完全是模仿之作，沒有特色。這六匹馬是一位懂馬愛馬的名匠或是藝術大家雕刻的，不僅外形美，其飛奔姿態尤其令人難以描述。它們使我窺見了中國健壯活潑的一面。 每個到西安遊歷的人，都要參觀碑林。所謂碑林乃是歷代重要石碑集中之地。中國整個西北的石碑都集中在那兒，的確可以稱為碑林。如果按年代排列，可以從漢代一直排到近代。石碑代表各方面人物，其中有皇帝、武士、政治家、詩人、外國教士、和尚、道士。我們在碑林又見到了中國文明。事實上，如果這些碑不集中到一起，大部分都會遺失。 在西安我遇到馬里蘭州巴提摩的瓦格涅（Wagoner）夫婦，他曾擔任青年會工作。瓦格涅夫人對年輕孩子們很好，抽出時間擔任很多西安社團的顧問。她具有美國人那股幹勁，從美國帶一架鋼琴經過千山萬水到西安。冬天，他們圍爐取暖，他們從距西安六十里的煤礦買煤，用人背到西安。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一九二五年西安的煤每噸為美金三十元。隴海路從陝州延到西安後，煤價每噸跌至美金四元。 在西北大學夏令營演講是很辛苦的。那兒的學生比平津的年紀大，像人面獅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們太沒有禮貌，不是喧鬧就是打盹。我簡直弄不清楚，他們是否還知道有我這個人在。 演講人中有魯迅（周樹人），他後來成為名小說家，「支持」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我們還聞不出他有什麼共產味道。他曾出版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書中鋪陳的全是舊說，很少有新義。據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講的仍為他那本書中的舊套。他有點兒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們在一起玩一門青銅造的玩具炮。他告訴我，如果把一個小石子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可以彈出二十碼遠，像彈弓一樣。他說那門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設計的，但他買時價錢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東西。我問他為什麼不相信？他說：「如果我一定說是唐代的古物，別人就一定說它不是。如果我一開始說它可能不是，就不會引起爭論了。」在鑑定古物方面，他倒是個不與人爭的人。人們絕不會料到他居然是一個文學與政治紛爭中的重要人物。 劉省長在我們要離西安時安排我們去逛華山。華山地區有土匪，他派了三十名衛隊。當地的縣長為了進一步保障我們的安全，又加派了三十名警察。爬山時，前一段坐轎子，下轎後只有靠步行，有時甚至用到我們的雙手。在「猴兒擺」（Monkey Swing）我們要從一座山峰沿著一條鐵鏈爬到另一座山峰。還有一個地方，為了到一個高僧住過的岩洞，我們要從岩石邊上爬行，抓住嵌在岩石中的鐵鏈子，通過一條人工鑿出的小徑。山本身有五座峰，像人的五指。每座峰頂都有一座廟宇。我們在一個廟中進早餐。飯後，又爬另一座山峰，在第二峰的廟中吃中飯。略事休息，我們又爬，當晚住在另一座山峰的廟中。如果說風景和大自然真能幫助我們淨化心胸、超塵絕俗、淡薄名利，使我們趨於完美的話，那麼，華山應該是最佳的所在了。 上海、杭州、南京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黨在長江下游獲得勝利，在南京成立一個新政府。暑期到來我和何廉博士決定到中國的中部去遊歷。 我們發現中國的老百姓對革命的反應非常不同。在杭州西湖有個船夫告訴我說，他對革命很失望。他說：曾經有人告訴過他，革命一旦到來，米價會跌。「現在此地的革命軍比兩個月以前多，」他說，「可是米價卻比過去貴。」在上海和南京，國共的衝突很激烈。但老百姓搞不清楚誰是共產黨誰不是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和軍人也弄不清楚。到處充滿了懷疑和猜測。在國民黨之內也很不和協，人與人，派系與派系之間，紛爭不已。很少有人急於執行國父的主張。革命分子大多數想營求地位爭取工作崗位。朋友們能夠詳細告訴我某人屬於某派。這對我說實在是太複雜，令我無法了解和記憶。 我們第一次到新國都南京，我還記得，首先入目的是病馬拖著破車，農人們就在城中種菜種稻子，水塘、沼澤、半塌的廟宇、光禿的小山、高低不平塵土飛揚的大街、破爛的店鋪。南京城好像很蕭條。圍繞這些破敗景象的是高聳的城牆，它好似嘲笑人們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們所談的也是共產和反共產的問題。外國人則打趣中國的軍隊，說他們的將軍說話太多，士兵無紀律，營養不良。槍械不統一，有來復槍、有手榴彈、有手槍、有機關槍，還有雨傘。 上海和南京到處是宣傳品。報紙上充滿了口號和三民主義的長文。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倒蠻有勁頭。他們遊行、示威、演說，參加革命。在政府或黨中獲得位置的朋友們帶我去看他們的老闆。我希望他們和我談些土地改革、工業發展、銀行國有、國父理想，以及中國的其他各方面問題。這些題目只有在報紙上討論，革命的大人物先生們卻不討論這些，他們都忙於其他的事去了。我當時對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興趣。有人告訴我說：主持接收膠濟鐵路談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長。當時我們那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都把他當作新領袖。我見過他好幾次。在上海，我希望能從他那裡獲得新政府對外關係的真正意向。我記得很清楚，我赴法租界他家去拜訪他。我和何廉博士於上午十時到他家會客室，屋中座無虛席。我們在候見時，又有許多新客人到來。直到十一點半王博士才露面。他滿手都是名片，顯然的，他事先已排好了接見的次序。他念一下名字，看看那個人，站著和他談幾句話。不久他已接見過所有的訪客。他們幾乎都是求差使的。王博士要某人再去找另外的人想辦法，要某人再等幾天，告訴某人他的工作已經安排好了。到接見我們時，其他人都走光了。我想他一定很疲倦，討厭接見我們。為使他輕鬆起見，我開門見山先告訴他：我們不是來找工作的。他大笑，坐下來和我們談。我說：我們聽說他將出任外交部長，我們願意聽聽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他說，「很簡單，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換句話說，他答覆我們的就是當時的流行口號。我告訴他：可能他不願意把外交政策告訴一些和他不熟的人，如果他的真意如此，我們是可以諒解的，不會勉強他。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希望他能說得具體一點。當然，所有不平等條約均應廢除。我想：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不是中國外交部長最困難的工作。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交問題，我認為是「東北問題」。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一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要維持某些國際友善關係，以解決東北問題。王博士細心聽我發表意見，但對我的意見未加可否。 革命工作，在打倒北洋軍閥及廢除清朝皇帝方面，到一九二七年夏季已經大部完成。至於統一，建立新政府，實現國父理想則尚未開始。 東北 所有上過國際關係課的學生都知道我國東三省是遠東的風暴中心。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有許多學生是來自東北各省的。何廉博士和朱契（Chu Hsiao）都對山東河北農民移居東北以及東北地區的國際貿易問題感到極大興趣。地質學家曾經估計過東北地區的煤鐵資源，指出：中國如果要成為工業化國家，一定要依靠東北的礦藏。因此，南開校長張伯苓於一九二八年夏發起一次東北研究旅行。皇姑屯事件（大元帥張作霖被日本地雷炸死）後不久，我們到瀋陽。因此，政治情況很緊張。事實上，東北正陷於極深的危機中，其嚴重情形遠超過我們當時的想像。張作霖控制東北約二十年，他沒有讀過書，但所有見過他的人都稱讚他精力充沛，聰明過人。不管怎麼說，事實上，他左右的人都很能幹，均有行政天才。當時中國任何地方的經濟情況，都不如張作霖統治下的東北。 在瀋陽，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一般人都稱他為「少帥」，在接待我們時表示非常悲痛，他當時打嗎啡，身體瘦弱，面色蒼白，精神緊張。從瀋陽我們乘火車到吉林，吉林位於松花江畔。吉林人的笑貌、溫柔和美麗令我們想起了江浙。在日本壓迫下，從吉林至朝鮮東北角正修築一條鐵路。我們和一群測量工程人員到東部六十里以外的一個地方。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中國廣袤的土地，茂密的森林。有人小聲告訴我日本的陰謀計劃。那裡有恐嚇，也有仇恨。 我們從吉林再到長春，住在山本（Yamato）旅社。日本已經控制了那裡。翌晨我們赴哈爾濱。哈爾濱是中國東部鐵路幹線上的大都市。那裡有寬闊的廣場、圓環、筆直的大馬路，一看就知道這是受了俄國的影響。哈爾濱的工商業均甚發達，另一方面也有政治陰謀和賣淫。那兒有中俄合璧的奢侈；有俄國歌劇，美國爵士樂和中國的胡琴。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革命後，中國收回一半中東鐵路。其他如沿途的地方政府機構，沿途的電信機構，路邊的狹長地區等沙皇從滿清手中竊奪的權益也已經收回。為了控制並管理最近收回的權益，中國政府成立了所謂哈爾濱特區。一九二八年的行政長官是張煥相將軍。他是東北地區中國最重要領袖之一。張有一個野心，要將哈爾濱變成一個純中國都市。他利用中東鐵路的利潤創辦了好多所中小學，校舍都是中國宮殿式的，他計劃將分散的哈爾濱工科、商科、法科等學院合併成一所最具規模的大學。他建立一座孔廟，其外觀之壯麗要超過俄國的教堂。在張氏治理下，哈爾濱特區已經向所有的外國居民收稅，甚至包括了日本人。當初日本人根據治外法權拒絕繳納。張氏定期公布稅單，說明何人繳稅何人不繳。此舉，引起各國人對日本人的不滿。最後，日本人也只好讓步，繳納稅款了。 說到繳稅事，我曾和美國駐哈爾濱領事漢生先生（我想應該是叫漢生）談過。我問他要美國居民向中國政府納稅有無困難。他說，因為哈爾濱的美國居民要有更好的街道，更好的電訊設施，更好的衛生環境以及更多的安全防護，因此，沒有理由不繳稅。事實上，總領事漢生已使美國僑民在哈爾濱起了示範作用。 沈鴻烈將軍當時成立一個船隊，在松花江上行駛。他有一個造船廠，能夠造船和修船，由一位留美工程師主其事。 在哈爾濱，我們透過一位南開校友的介紹，見到當地的商業領袖。他們都是暴發戶。商會會長是一個身體魁梧的山東人，他當年由山東到東北做苦力，現在他已有八千萬元的財產。我們去參觀修築鐵路工程，鐵路起於松花江北岸，正對著哈爾濱，向北方修築。負責修築的人是誰，如今已不復記憶，但他那股熱誠幹勁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們問他鐵路的經費來源時，他說，這條路是靠他自己建築的。他解釋說，當初他只得到很少的一筆款子，利用這筆錢他先修了二十里，開始營運後，載運大豆，業績非常好。農人們大批移居北方，開墾了更多的土地，也生產了更多的大豆。事實上，這些人都相當的明了，鐵路什麼時候要延長了，要延長到什麼地方，於是他們就將大豆儲存在那兒，待鐵路延長到那裡，就交給鐵路局託運。鐵路延長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 從哈爾濱我們到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黑省教育廳長是南開畢業生。經過他的介紹，我們會見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在哈爾濱一樣，一般所談的都是經濟發展，特別是修築鐵路的偉大計劃。 歸途，我們換了一條新鐵路，該路橫貫黑龍江省西部。我們看到一望無垠的大地，幾乎是沒有人煙。到了一個地方，我仔細請教一位省府秘書：「誰保護我們？土地是誰的？」他說：「這些地都是萬福麟將軍的。」他用手指一下火車兩旁的土地。過了半小時我又問他同一個問題，他的答案也是相同的。那天晚上，我們住在鐵路旁的一個小鎮上。我看到鎮上有電燈，這當然令我吃驚不止。店主告訴我電燈廠是萬將軍建立的。「好啊！」我說，「如果像你們這樣的小鎮萬將軍都設法供電，他一定是個大大的好人。」「是的，是的，但是他不論我們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電費，而且收費的標準也是他自己訂的。」店主回答說。這實在是一種發展經濟的新方法。 東北研究旅行中，我發現很多地方都用上述的方法籌辦地方事業。大豆出口是由政府銀行統籌辦理的，事實上，政府銀行起先就是張作霖的私人企業，後來成為張少帥的私人企業。酒廠、典當業以及麵粉廠等都是如此的。表面上是公開的，私底下張大帥和他的部下是將東北的財富進了他們的私囊。不過，東北人民的生活卻較中國其他各地的老百姓好得多，這不僅是地方政府比別處好，也是因為東北是一個新開發的富庶地區。 我們聽說老帥的得力助手是楊宇霆。據說他負責東北的開發和東北的外交事務。因此，我希望有機會和楊談談。出乎意料的，居然沒有人願意居中介紹。有一天，有人示意我，如果我真想見楊，只要直接打電話到楊的家中即可。我很懷疑，因為我想像他那樣地位的人物不會那樣容易就見到。但當我離開瀋陽的前一日，因為還有餘暇，我想打一次電話也無害處。早餐過後，我立即打電話。楊的秘書告訴我楊即刻就可以接見我。時間是七點多鐘。這麼早就接見客人，他確是個不凡的人。 我出示名片後，楊立刻接見我。我們談了一個小時，他問我都參觀過什麼地方。我把參觀的大致情形告訴他，他說明當時正在發展中的許多企業其背後的真正目的。他對東北有一個偉大的計劃，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他想建立兩條鐵路幹線，都是以葫蘆島為終點。其一，建於東北的東北部，在瀋陽穿過南滿鐵路，經過吉林省會永吉，延伸至吉林省的東北角。另一條是從葫蘆島一直向北，沿蒙古邊境及整個黑龍江省。此一計劃，據楊解釋，不僅可以開發北滿，而且可以鼓勵日本，步中國之後塵，進入俄國的勢力範圍。困難是在南滿。因為新路線中有一條是與南滿路平行的，而另一條路要在瀋陽穿過南滿路。楊進一步指出：「在築路初期，這些鐵路表面上看是南滿的支線。過些時，我們就日以繼夜地建立某些連接路線，把許多支線連接到一起，成為一條獨立的幹線。」 我告訴他，據我了解日本人對鐵路管理很有效率，我擔心中國鐵路不能和他們競爭。他一點都不擔心。他說他可能降低運費，並可用增加地稅的方法來彌補虧損。東北鐵路所運的貨物主要的是大豆，如果對農民的運費降低，再徵收較高的地稅是相當公平的。再說，他可以以出口大豆的收入來彌補，因為大豆出口是政府統籌辦理的。 楊的結論極為精明，令我解除對日本的顧慮。早晚他們之間是要攤牌的。東北不能獨自對抗日本，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幫助既不能確定也不會充足。我向楊表示我的關切。他認為我的所見很對，他又繼續說，東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開衝突。他的策略是不阻止日本擴大他的經濟利益。他說，事實上，他讓日本從他所創辦的企業中去獲得好處。他的目的是要比日本進步快，日本邁一步，他一定要邁兩步。中國內地移民到東北的人數每年約一百萬，時間對中國是有利的。東北應否是民國的一部分他認為不足重視。事實上，中央政府對東北的統治權也只是有名無實。楊不願表示忠於南京政府，因恐此舉觸怒日本。在我們長談結束時，楊說：「我知道你們關內人都以為你們自己是愛國的，而我們關外人是不愛國的。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們和你們一樣的愛國。東北是我們的；中國人一天天地多起來。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在東北辦教育，創立中國學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發展農業。日本將高興我們增加農業生產。在許多方面中日雙方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不錯，在某些方面，我們彼此間是有衝突的，你們關內的同胞只會搖旗吶喊，放言高論。我要提醒你們，這種舉動是危險的。如要你們使東北與日本公開對抗，恐怕不待關內一兵一卒來解救我們，日本已經予我們致命的一擊了。你們沒有力量予我們軍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們和日本公開衝突。」楊的一篇大道理雖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卻很令人感動。 當我們在東北時，瀋陽謠傳楊與少帥之間不睦。因為此事牽涉到兩位最高領導人間的內在關係，我不願討論此事。楊了解我對此事的關切，他自己卻先談及此事。「我知道，」他說，「大家都懷疑我在大帥去世後，要做東北首屈一指的領導人。我是親自看漢卿長大的。我是忠於張家的。我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的先例。我要和周公一樣將來交出權力。」漢卿是少帥的號。儘管楊表示了他的忠心，但在我們晤談後三周他被少帥給槍斃了。 楊引用周公和成王的故事來說明他與少帥間的關係，似乎是很不妥的。三千年前，有一個國王駕崩，他年少的兒子繼承了王位。新王的叔叔周公攝政。據中國歷史傳說，周公盡忠職守。待新王成年後，周公還政於新王。這是中國熟知的一段故事。但是我想楊用此一故事來作比喻是不適當的，因為少帥張漢卿雖然被稱為少帥，彼時已年滿三十。他不能用周公對他侄子的方式來對待少帥那樣年紀的人。此種比喻，我想，不免暴露了楊的傲慢態度。至於他對東北的中日關係的分析，我倒感到是對的、是高明的。 一九二八年夏，東北形勢漸漸轉變得對中國有利。這是毫無疑問的。山東河北的農民有很多移居到東北各省。俄國已經停止前進，儘量設法固守沙皇時代給它留下的特惠和權利。當地政府儘速建築鐵路。有些地方由日本在經費和技術方面給予支持，有些地方日本秘密或公開予以反對。葫蘆島築港工程已經開始。東北大豆正大量出口。在國際貿易方面，東北是中國僅有的出超地區。東北當時是一片好景，人人樂觀。 張作霖原系東北一名土匪。他在與北方軍閥周旋過程中表現了他的絕頂聰明。他能對人用而不疑，因之，他的部下也能善盡厥責盡忠於他。但是，他的出身和他的封建政治意識使他與知識分子間產生距離。我就不大喜歡他，但我在旅途中聽到一段傳聞，這段傳聞使我又減低了對他的反感。傳聞是這樣的：有一次張作霖到旅順大連向日本作官式訪問。日本人乘機向張氏誇示日本在旅大兩港的成就。「看過我們日本人在旅大的成就後，」日本人說，「你們一定不想收回旅大了。」「正好相反，」張大帥回答說，「我今天看過後，就更想收回來。」從這件事看，老帥也是愛國的。 東北其他政界領袖也是愛國的。我對他們的愛國熱忱絕不懷疑。中國其他各地的領袖亦復如此。中國在一九二八年有足夠的愛國分子。問題是：單憑愛國熱忱是無法阻遏一流強權侵略的。二十世紀是民族愛國主義盛行的時代。人人都是愛國的。所不同的是各國間工業、教育、衛生和福利事業發展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以上述各項衡量，東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中國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夠的。軍政兩界的愛國分子都認為兵工廠、鐵路、出超的貿易是強國的條件。但是，他們忽略了健康、受過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強國的基本條件。一九二八年的東北，即使是本身財政困難，又受到日本的干擾，地方政府在教育和保健方面還是做了很多事。擴大政府壟斷的範圍，增加了對工商界的一般法令規定。因此，東北人民儘管較其他地區的人生活優裕，但也感到不滿。所以，東北雖雲富庶，居然也出現了盜匪，甚至打進很多縣城。我們走到任何地方，都要小心土匪。當我們參觀吉林東部鐵路修建工程時，他們告訴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停留十分鐘以上，否則就可能被土匪綁票。在哈爾濱他們不要我們出城。在四平街我們住在一個糧商家，房頂上、大門前都有荷槍實彈的哨兵。東北，正如一九二八年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具有繁榮社會的農業工業資源。但地方當局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參觀中國各地，我們不僅用我們的耳朵和眼睛，而且要用我們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問：「這地方五百年前是怎樣的？一千年前，兩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時期是怎麼樣的？這一省、這一縣是如何設立的？過去曾經重要而美麗，今日是否應該如此荒涼，甚至成為廢墟？這一省在一千年前為什麼是偉大的？在中國各省發展方面，何以某些省份進步快，某些省份落後？何以有的省份在某一時期很進步後來又遠落他省之後？」如果中國太平，交通便利，我要旅行全國，率領一群歷史家、地理學家，以便在旅途中討論中國各省歷代發展情形。 無疑的，中國正致力於保存其固有的歷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在這方面，中國與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截然不同。 原始的中國，也就是說大約三千年以前的中國，侷促於黃河中部地區。中國向四方擴展的經過是一部偉大的歷史故事。各地區是如何納入中國版圖的，有些已經渺不可知。就以我們湖南為例：它是什麼時候成為中國一部分的？它是否因為戰爭才納入中國版圖的？不是的。是根據條約嗎？也不是的。它是漸漸地，經過幾千年的時間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其確定的時間已不可考。事實上，它是由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民移往湖南溪谷地區，漸漸使溪谷地區人口稠密起來，把土著擠到山上去，才漸次形成的。湖南以外，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土著地區，早已具有規模。長江兩岸是舊時的楚國的地方，很早就建立了國家，國號是楚，與中國北方各國爭雄。長江口一帶，即今之江蘇省，也早就建立國家，國號是吳。江蘇以南，即今之浙江和福建，為過去之越地，也早已建立國家，與群雄爭霸。 我們不妨檢查一下中國的方言，就可知道。上海以北和以西的地區說的是普通話，也就是所謂的國語，廣東以北和以西的地區，也說普通話。何以中國的方言只流行於東南沿海各省？據我推測：當中原人口進入沿海地區時，當地的土著人一定就已經相當開化了，無論在人數上和文明方面均占優勢，於是中原古代的語言和當地土著的語言混合的結果就成為當地的方言。 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因素對中國是有利的。此一因素即居民中的種族差異不甚顯著。可以說在眾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國的種族意識是最薄弱的。因為在發展過程中，若干世紀以來，我們都是自己的種族和自己的種族混合。因此，中國人的種族意識淡，文化意識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