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十章　革命仍須努力

一九一五年（辛亥）秋天革命發生時，我曾根據教科書中有關法國和美國革命的記載，估計中國革命所需的時間大約要十年左右。如果我留學十年，回國後正好參加革命後的重建工作。但當我拿到護照和船票準備放洋時，我發現事實與我估計的頗有距離。革命已經過去了，南北和議已成，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之後出任總統，似乎天下大定了。但我已經箭在弦上不能不赴美國，否則，豈非半途而廢，前功盡棄了。 不久，我發現我的估計並沒有錯，事實上，我的估計還相當保守。中國革命持續的時間比美國革命的時間還長。迨我一九二三年春返國時，我甚至擔心中國革命的時間比法國還要長。即使離國十一年（美國十年，法國一年）中國分崩離析如舊。而我也只能在這種情形下工作。 回國後，上海予我的印象並不太好。上海給我的印象是太亂與不調和。街上有現代化的汽車、摩托車、電車；也有落伍的黃包車、牛車和手推車。我們可以看到婦女穿著巴黎、紐約人都嫉羨的服裝溜街漫步，也可以看到婦女穿著最不合時尚的大口袋褲子。 我在上海未作長期逗留，我感到當時留在上海對我實在沒有好處。這種五花八門的現象以及這種現象所予我的感受實在無法形容。 正好在我離美返國前我接到一份聘書，聘我到天津南開大學教西洋史。與我同時接到聘書的還有一位孫倫（Sun Lun）先生，他也剛在美國完成研究工作，準備到南開去教商業經濟，我們從上海搭車赴天津。 南開大學是由南開中學發展來的，南開中學系由張伯苓博士創辦。南開就是張伯苓，張伯苓就是南開。張氏曾任北洋政府海軍軍官。一八九四年張氏脫離海軍，不久即在天津一位遜清官吏家中任家教。這位官吏不是別人，他就是遜清學部侍郎嚴修（范蓀）。因為海軍軍官有相當教育水準，不僅對中國傳統的學識，甚至對新知識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也有相當根基，於是張氏就成為嚴家的全科教師。後來學生人數日增，嚴家的私塾就從嚴家搬出來，遷到他家一所獨立的房子裡，漸漸變成了張伯苓學校而不再是嚴修私塾了。 南開，就我一九二三年所知，有一所男中，學生約有一千人。大學部設在一所舊中學中，有兩百名學生，十九位先生。後來，南開又設立一所女中。 南大的房子原是一所中學。但在我到南大以前，張博士即決定遷校。他在天津郊區找到一大片空地，其中部分是沼澤，部分是農田。他和總務人員想出一套高明的辦法，在那片蓽路藍縷的荒地上開闢了一個校區。他們挖了一條水溝，用挖出來的土填平了坑坑窪窪的地，再在平地上建起房子。每一棟大樓旁邊都有一個水池，因為是用水池的土填補了樓基的關係。為求美化起見，池中再種上荷花。此一設計非但解決了建築上的困難，而且也極方便，可以免掉許多土方工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天津郊區竟出現了一所廣闊的校區。此舉相當了不起。了不起儘管了不起，但卻一直無法除掉沼澤地區的霉味和附近豬、驢的騷臭氣味。張博士對此情形毫不在意。事實上，在新舊交替的中國，南開當時的情形正是一個典型。 欲想道出南開的精神實在是很困難的。首先，張校長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樹立學生們的品格。他自己言行一致，向此目標邁進。無可懷疑的，南開學生的品格是負責、值得信任的。 其次，南開教育是求實的。在我返國時，大多數學校都發不出薪水。國家稅收都用於十年內戰了。因為學校不能按時照規定發薪，於是老師也就無心授課。大多數老師都儘量兼課，因為薪水是按鐘點計算的。某些老師成了兼課專家。一位精於此道的教員他可以算出合法缺課的時數，並且上課時又可遲到若干分鐘。結果，每周竟有人兼課四十小時的。易言之，教育完全成了破壞道德的東西。這種情形在南開是沒有的。張校長很嚴格。他按規定付酬，也要老師全力授課。南開老師大部分都守規矩，學校名氣雖不算大，但學生和老師的出席率卻是極高的。 第三，張博士在辦南開時，他又回到了中國的舊倫理。以中國舊道德來辦學校，張博士終身致力於教育，人們對他這一點無不推崇，很多人都捐款給該校興學。 第四，張氏是一位傑出的實幹教育家。他雖身為大學校長，但我認為他對學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他所採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雖然以現代眼光看是不夠的，但當時卻是可以為中國社會接受的。 他所採取的實際作法很簡單，遇有問題他就向同事及新從美國回國的博士們請教。例如：我記得某次經濟學家何廉（淬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氏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氏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有一天，張氏問另一位學者李濟（濟之）博士，李在美國是個傑出的人類學研究生，他一直想對全國人做頭部測量。張問他：「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說：「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氏離開南開。 張氏的真正目的是予青年人以他所理想的教育。他要年青人成為一個負責的人，要社會把他當個大學畢業生看待。根據此種想法，張設法替他所有的畢業生找工作。的確，如果他的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他會感到極大痛苦。 另一件重要事是張氏本人生活樸實，即使依照中國的標準，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和太太住在一棟舊式中國房子裡。他私下從不飲酒，公開場合也只是象徵性的。他出門乘黃包車，從不坐汽車。他的樸實生活得到了很大的報償。中國人和印度人都希望他們的領導人是一個聖者，必須過一種類似貧民的生活。任何人生活奢侈，就代表他的道德水準不高。但中國的苦行不似印度那樣徹底。張是中國人，因此，他的儉樸也和印度甘地不同。 我在南開教了六年，對張的種種已經深知。由於明了他的為人，所以就更崇敬他。他的偉大並非因為他是校長或是聖人，而是因為他很有人情味。他身材高大，超過六尺。很喜歡北方飲食，愛吃大蒜。他是一個吃家，但不喝酒。我們常談政治和內戰的罪惡。某次他問我：「你知道在中國選擇領導人的方法嗎？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內戰了。」我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種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論我提出什麼方法，總是能夠接受的人很少。我的方法不過是紙上談兵。校長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他說：「不錯，我對此問題曾經熟思至再，我認為解決領導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是選個個子最高的人擔任總統。」我告訴他我一定支持，但恐怕其他的人贊成的很少。 雖然人們爭權奪利，但張的為人仍為各派人士所敬仰。他是超黨派的。他從不支持任何不正當的活動。同時，他也絕不無故去侵犯人，因為他認為任何冒犯人的行為都是會影響到學校，都會影響外界對學校的經濟支援。一旦需要，他就設法去找有錢的大亨或是天津、上海的大商人捐錢，他們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別尊敬正直人，這真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我是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年輕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們教給我的偉大理論和當時南開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幾次要發火。我認為張本人和南開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輕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經過深思，特別是若干年後，我對張氏反倒越來越崇敬了。事實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高度的知識水準。我想即使張伯苓改換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張認為如果他從事政治，他可能做了很大的官。但官位是不穩的東西，他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保持，於是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從事建設事業。他如果從海軍轉到陸軍也可能成為中國攫奪大權的軍人之一。但是他同樣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保持官位。因此，他才集中畢生精力，致力於辦學。他終生不倦，信守他的原則。他為教育才去交接各方面的朋友，並非因為他自己的光榮和事業。 中國有些偉大事，即使是在那個貧窮、落伍、分裂的年代也是偉大的。在貧窮、殘酷鬥爭的中國社會中，中國人還很講面子，對正人君子大公無私的人還很尊重，對於慈善事業願意伸出援手。這是中國歷來的遺風，它使中國能在所有的災難中屹立不搖。 中國政治，從一九二○年開始，發展得很快。先是國民黨革命軍打倒了北方軍閥。接著是對日戰爭。再接著是國共之間的衝突。在此紛爭時期，張氏的學校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共產黨占據大陸北方時曾函請張氏繼續辦他的南開，保證絕對不會干擾他。即使是共產黨對他都很尊敬。在這段動亂期間，換過好多軍事領袖。有些是胸無點墨的，有些是出身草莽的，但是不論他們的教育背景如何，政治哲學如何，幾乎都是崇拜張伯苓的。對他是一種尊敬，對中國文化是一種貢獻。 當我返國時，我已離開祖國有十一年了。顯然的，我有義務去探望我的家人。我本該直接從上海到湖南探視我的祖母、雙親、叔嬸、兄弟姊妹和一些親戚的，但我要趕上南開的第二學期上課，所以未能如願。後來，我想回家過舊曆年比較好。因此，一直延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才回到我一別十一年的老家。 我由天津搭車到北平，再從北平到漢口，從漢口乘船到長沙。在長沙我探望了我昔日的教會學校老師林格爾夫人和我的弟弟，彼時他正輔佐林格爾夫人從事教會工作。他較我先兩年回國，留美時他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教育。我抵長沙時，彼時大家談的都是拆除城牆的事。城牆拆後修了很新很寬的大馬路，拆下來的廢磚修了許多學校教室，大批學生到省城去求學。煤油燈代替了舊時的桐油燈，人們的衣著也改穿機織布。然而就我記憶所及，長沙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大部分還是很古老的都市。沒有一家現代化的旅社。街上不見一輛汽車，到處都是轎子、黃包車和手推車。街上的女人比過去多了，學校中的女孩子年紀都很小。 我從長沙乘車到湘潭，從湘潭我要坐轎子。湖南當時正值荒歉過後，萬國紅十字會發起用以工代賑的方式修築公路。我坐在轎中，可以看到新公路正在修築中。我急於要在舊年前趕回老家，於是我多雇一名轎夫趕路。我答應他們如果四天內走完八十公里送我到家每人另加賞錢。為了幫轎夫們的忙，我每天儘早出發。上午十一時左右我就下轎步行最後的幾公里。儘管如此，我到家時已經是舊年的大年三十中午了。 轎子大部分是沿舊官道走，舊官道像條蛇似地伴著公路蜿蜒前進。公路很直，而舊官道是按照鄉村情況修築的。舊官道上每隔三四里就有一個市集，每個市集都有小客棧和商店。因為公路在市集旁經過，我可以看出房地產價值降落了。商業已經遠離舊官道，那些靠小客棧維生的人不久將失業。時代進步為某些人帶來了災難，這是促使進步的人們始料所不及的，同時也沒有預謀補救之道。 路上走了四天，途經八十公里，三個轎夫輪流抬轎子，我坐在上面，一個轎夫背行李，此行我花了約三十元銀元，約合美金八元。若干年後，我又回一次家，改乘汽車，路途遠近相同，又有我的堂兄夫婦兩個搭便車，再加上我們三個人的行李。午後二時從長沙動身，傍晚五時就到家了，所費不過八塊多錢（美金兩元多）。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不僅節省了時間，也節省了金錢，總之用人力是最浪費的。 在我抵家前，我聽說族人要出郭三里來歡迎我。有樂隊還有旗幟。他們的意思是表示族人中出了一個留美博士。不論從哪方面說這都和古時慶賀進士、翰林榮歸一樣。他們要以迎接翰林的儀式來接待他們的族人。我趕緊帶信給伯父——他正在家主持此一迎接大典，告訴他我不希望這樣鋪張。事實上，我也估不准抵達的時間，他們這樣費心實在沒有用處。於是歡迎大典算是取消了，但其他的傳統習慣還是不能免的。 舊年，族人要在家祠中為我舉行一個宴會，我婉拒無效。我帶兄弟前往，請他權充我的「禮賓司長」。因為誰老誰少，誰是我的什麼人我都搞不清楚。在家祠中對每位族人我要怎樣表示才能恰如其份？我敢說，我進家祠實在有些恐懼。簡直比我在哥大得博士學位還緊張。宴會一開始是大家敘禮。這個項目對我說沒有多大困難。接著族中長輩們宣布盛宴齊備，讓我就坐。按規定我要坐在第一桌的首席。我舉目整個家祠，覺得我實在不能坐在那個坐位上，否則就違反了中國長幼有序的傳統，於是我辭不就坐。但長輩們說：「這個宴會是請你的，如果你不就那個位置，別人都不能坐。」我告訴他們：「我不能坐在那裡，因為，舉例說吧，我的伯父在這裡，他和家父同輩。還有叔祖某某，他們都是我祖父同輩。在家祠中我怎麼可以坐在這些人的上面？」他們似乎認為我說的有理。最後，我說：「我提一個建議，我坐在第二桌的首席，大家可以請一位在座的真正族長坐在第一桌首席。」我走到第二桌，把第一桌首席位置空出來，我站在那裡看看究竟誰會坐那個位置。大家都拒坐那個位置。最後還是我的伯父就了第一桌第二個位置，把首席空起來。解決禮俗問題這倒不失為一種聰明辦法。宴會終了，族人為了學時髦要我來一段演講。在舊時代，並非每個人都能在家祠中演說的。但當時他們堅持如此。於是我站起來，談了一些留美的情形，以及中國需要教育等等。如此這般，我完成了那次中國鄉間的宴會大典。 這次回老家又惹出了一些其他的麻煩。我哥哥的內弟趙先生舊年來家拜年。我們招待他食宿，藉機我又約了一些族人作陪。飯後，趙先生開講了。他講的要點是：蔣、趙兩家門當戶對，且為多年世交，他姐姐明媒正娶嫁給蔣家，但是始終沒有圓房。他姐姐沒有別的希望，只求能圓房生個孩子，此外別無奢望。如果我哥哥要娶小老婆也無所謂，但是圓房是必要的。所以，趙先生請我幫忙，促成他們願望。這件事事先我就料到了，但當我仔細想一下，我實在拿不出什麼解決的辦法。家兄的婚姻是他的事。尤有進者，按照我國習俗我是弟弟，我不能命令他圓房。再者，我實在不知對家兄從何說起。他曾反對這個婚姻，但是族人硬迫著他完婚，他只是表面服從，一直沒有把對方當作太太。他早就告訴過我的父母，在婚姻問題未解決前他絕不回家。我哥哥倒有一個聰明的解決方法：他希望我繼母能收對方作女兒，她可以以女兒身份住在我家，或是以修女身份住在我家。我既已知道家兄的想法如此，所以無法肯定答覆趙先生。更不用說答應他的請求了。我只能告訴他此事無能為力，實在無法幫他姐姐的忙。費了許多唇舌，我只能把當天晚上的情形報告給家兄。至於他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我不得而知，因為我認為實在不該強其所難。我必須再補充一句，我的家人——繼母、祖母、伯母——都認為趙家的女孩子是對的，我哥哥理屈。但我不能干預其事。問題只有拖下去。若干年後，那個悲劇性的女孩子死了，悲劇才算落幕。因為當時我們是生在新舊交替的社會中，所以似上述的事情——解除婚姻——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人們往往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婚甚至結婚，而自己卻不贊成這種婚姻。 當然，在舊年中，我還要給長輩拜年，同時也要接受晚輩給我拜年。我要弟弟列一張名單，上面寫上要給我拜年晚輩的名字。名單的次序是按年齡和關係排列的，以便事先我能準備一點小禮送給他們。中國習俗晚輩第一次拜見長輩，長輩應該給一份禮物，一般的都給一個紅包。於是我把紅包準備好，上面標上名字。如果有晚輩來，我弟弟就把應送的紅包交給我。照這樣我想一定沒錯。 那年祖母已經八十歲，出人意料的她仍精神健旺，身體健康，只是不及我一九一一年赴美時的情形而已。 鄉間大部分和過去一樣。我雖然可以看出某些變化，但並不太大。一九一一年我離家時，鄉下人沒有抽香菸的。一九二三年我返鄉時，我自己是吸菸的，鄉間也有好多人吸香菸了。我弟弟當家，他甚至能從附近買到香菸。點煤油燈的人家已經有一半，衣著全是洋布縫製的。許多人都購買新紡織機，舊織布機雖有，但已為數不多。各種鐵器大部分都是機器製造的，鐵絲則完全是機器製造的，但是種田的方法卻如十年前一樣不曾更改。 我家和過去一樣，沒有什麼變動。但我伯祖父那一股卻變動很大，他們的田地變賣了很多，所余已經不足維生。結果，年輕力壯者都去當兵。我親眼看到經濟貧困下的政治措施。內戰是貧窮的原因，也是貧窮的結果。人民越窮，越得向軍中去找職業——當兵。兵越多，國家越窮。我叔祖的兒子，在鄉下無以維生，於是當了兵。有些一去不回，有些音信皆無。若干年後，有的回來了，說他們升了官，升了個什麼中尉、上尉的。 家父於一九二三年夏去世。我哥哥和弟弟親自負責殯殮。但我卻面臨一個問題：我們應否請和尚念經。當時我剛離開哥大半年，我認為請和尚念經完全是迷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不念經，我的親戚故舊會以為我捨不得錢。於是我對哥哥和弟弟說，依我的意見，我原不想省錢，但可以用這筆錢來修繕我家附近的一座廟宇，利用廟宇來辦一所學校。他倆接受了我的建議。是年冬，我回家給父親上墳時，鄰里和親友沒有人認為我的決定是不當的。因此，我認為我是在鄉間做了一個進步榜樣。 若干年後，大約是五六年以後，我姐姐到北平去看我，我們談到家務。她突然問我：「弟弟，你還記得葉奶奶嗎？」我說：「我記得很清楚。」「 ！」她說，「你該曉得，她在我家住了許多年，你小的時候，她照顧過你的。」「是的，」我說，「不錯，她近來如何？」「啊，她死了，但大約在她死的一年前，她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對別人說。」我問：「她說些什麼？」「啊，她說的很奇怪，她的口氣好像我們的父親。」「她說：『峋山（我哥哥的名字），你錯啦。不管怎麼說你是老大，你應該請和尚給我念經，你居然沒有在意，現在弄得我的鬼魂飄蕩無依，無法轉世。』另一次她說：『泉清（我的乳名）你也錯了，因為你也反對念經。不過，我倒高興你這樣做。因為我還沒有離開這個世界，我可以照顧你們，替你們消災解難。』弟弟，你說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她在去世的一年前說這些話？」根據我的分析，而且我認為我的分析是正確的，這是因為鄉下人在禮貌上不願公開批評我們不給父親念經的事，但另一方面心理卻感到不舒服，認為我們違背了傳統。他們無法反對、改變我們。但這件事又無法令他們心平氣和。他們認為我的違反傳統的舉措是野蠻的，無論如何都不該那樣做。於是我即刻寄錢回家給父親念經。從此我就沒有再聽說父親回來對我們說什麼了。 學校並未正式供奉我的父親，只是大家了解那所學校的創辦是紀念一位故世的人。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設置供桌和任何可供祭祀的東西。我們只是把那所破廟稍事修葺而已。我們聘老師並告訴左鄰右舍，從那時起，就有一位老師住在廟裡，所有年輕人都可以免費上學。那是一所日校，類此情形過去不是沒有過，只不過不是節下念經的錢興學而已。 一九一二年元月當我離國時，我連中學都沒畢業。我的國學基礎很差。去國十幾年，令我更感荒疏。顯然的，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應該先充實自己。我從六歲時在鄉間所讀的書開始溫習，重讀四書五經。我並不想死記這些經文，但反覆高聲朗誦的結果，大部分過去所學又重入我的記憶。我繼續研究文章和詩詞以及其他適合我研讀的書籍。我首先閱讀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在中文方面，我回國後發現有一個變化。很多定期刊物已經改用白話，也就是一般人所用的口語，而不再用中國古書上的古典文字。換句話說，中文第一次成為活潑的語言，而不再是過去若干世紀的呆板文字。此一變化，首先使國文教學簡單容易。就基本閱讀和寫作說，無疑的，白話也比文言容易，只是形式和表現方式問題尚待努力而已，可是學起來卻方便多了。 在美研究時，我對中國外交極感興趣。那時有關中國外交的標準書籍是莫斯（H. B. Morse）的三卷《中國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該書是依據英國藍皮書和美國對外關係叢書寫成的。就英、美兩方資料說，莫斯的書是無懈可擊的。但，事實上，僅憑兩國資料是寫不出傑出的外交著作的。因此，莫斯的著作觀點是片面的。他對參加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和談的中國人士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這些人當時對問題的看法究竟如何？他們提出過意見嗎？十九世紀中國的外交觀點如何？這些問題當我在南開開課時都令我感到困擾。我想根據中國書面資料，來研究中國外交史。 搜集中國資料是無止境的。出我意料之外，資料非常豐富。在努力搜集時，會發生連鎖作用，由甲引出乙，由公開資料引出非公開資料。由官方資料，如給皇上的奏摺，會引出非官方的資料，如朋友間的信函，甚至家信。雖然我在哥大研究時曾立志儘量搜集編纂此類歷史資料，但我最終的目的還是研究中國史。如今面對這一連串的有趣問題和豐富的資料，使我不得不決定先開始整編資料。 當外界獲悉我對清代歷史文獻有興趣時，各方鑑定家和收藏家都來和我接頭。透過一位朋友介紹，某君帶來大批資料。這批資料原標題為《籌辦夷務始末》，實則可稱之為《中國外交文獻史》。就我所見，這份資料幾乎包括了滿清皇帝所發的每項命令，大臣們所有的奏摺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請有關中國外交事務的資料。我發現這簡直是一座寶庫，因而急於要為南開圖書館弄到這份資料。但物主開價三千銀元，南開實在買不起。在結束這段掌故之前，我要插進一段後話。緣於我從南開轉到清華時，我可以自由支配經費購買書籍和資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願望，首先要買上述那份資料。但，事實竟有出人意料者，我到北平清華任教不久，常赴故宮博物院。有一天，和某保管人閒談，他拿出一份上述資料故宮本給我看。經我鑑定，證明故宮本才是原本。而前述的私人本乃是抄本。我立刻建議故宮博物院當局將它影印。後來博物院採納了我的建議，發行影印本，每套一百銀元。那份抄本，經此一來，竟敵不上影印本的價值。 若干周后，美國某大學圖書館採購人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對那份私人抄本的意見。我感到很為難。因為抄本是我朋友的，我既不想買他的，就不該擋他的財路。但另一方面我是一個大學教授，實在不應該建議美國大學圖書館出那麼高的代價去買一套抄本。於是我回答對方：我與此事有利害關係，不便建議，請原諒。對方對我的答覆反應如何不得而知，但據我所知，他們大約花了四千美金買下那套抄本，至今還保存在某大學的大廳中。這不過是搜求珍本書籍和資料的許多趣談中的一件而已。 天津和北平知道此類趣事的人很多，如果你喜歡聽，他們都能津津樂道。舉個例子說吧！有關李鴻章的資料在他代表清廷參加一八九六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以前是齊全的，但自此以後有五年資料，也就是說從一八九六到一九○○年是沒有的。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所幸，在平津當年李氏的舊部很多。有的做過他的助手，有的做過他的秘書。一有機會和他們晤談，我就把話題引到這件事上去。他們對此有很多解釋。茲將當時認為最可靠最富戲劇性的一種敘述於後： 負責編纂李氏資料的是著名學者吳汝綸，吳是保定蓮池書院山長。當年李氏手稿都送到保定蓮池書院去，由木工鐫刻字板，以備印刷。後來，有些駐京的俄國使團人員到保定去，買通字版保管人，把一八九六至一九○○年的字版全部毀掉。我們可以說那是一種早期的間諜行為。因為李氏晚年與俄國駐京使團工作密切。一八九六年他與帝俄簽訂過《中俄密約》。一八九八年後與帝俄談判過租借旅大以及同意帝俄在東北建築鐵路事。俄方文獻，如聯共革命後所公布的，載有一八九八年俄國財長維特（Count Witte）為了完成上述交涉曾予李鴻章五十萬盧布賄賂事。沙皇政府雅不欲此一不名譽事公之於世，這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才設法把中國這部分資料毀掉。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再發現這五年資料，或是原稿或是木版。這樣，有關李鴻章的資料就齊全了。 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當時有兩件事，均須於最短期內完成。其一是中文的學習；其二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國際關係。此外還有一些其他事情也似乎非常重要。其中之一是要了解中國社會及經濟的實質。這些都不是書本上找得到的。是否我應該將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與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和經濟相比較呢？若然，則我是以不了解的東西與不了解的東西相比。此舉將毫無所得。於是我決定與學生們對學校附近的一個鄉村進行調查研究。我們研究的方法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很天真。這是何廉博士和其經濟系同僚開始中國統計調查工作之前的事。我要學生們下鄉去接觸當地人，調查他們一天賺多少錢，用什麼方法，如何生活，住什麼房子，吃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學生們回來都說無法進行。鄉下人不和他們談，他們彼此無法溝通。我感到很奇怪。我決定帶幾個學生自己去。有些學生比我還天真。他們到鄉村，手裡拿著紙筆。雖然他們沒有把問題一一記下，但他們卻滿腦子都是問題，希望鄉下人回答。他們想寫下答案，撰寫一篇適於大學教室用的報告。當然，這引起村民的懷疑。鄉下人懷疑這些年輕傢伙來幹什麼？他們是搜集徵稅資料的還是間諜？我要學生們不要帶紙筆，只是到鄉下隨便走走，遇有賣茶的地方就停下來。坐下來泡一杯，大家彼此談談。一旦有黃包車夫或是農人來了，我們就設法和他們談起來。經過長時間的接觸，漸漸就能深入鄉村隱秘。我雖不相信對經濟和鄉村社會有什麼深入的了解，但我們卻清楚地觀察出某些事物的真象。我們可以看到鄉下人的生活和大學生完全不同。鄉下人全神貫注於一件事，說穿了，就是賺錢吃飯。他們謀生的手段，都是沿襲了他們的先人，很少改變。人人都有禮貌，每人都懂得一點點晚輩尊敬長輩和未受教育的人尊敬受過教育的人的道理。到鄉下，我們能迅即感到鄉人的禮貌、尊敬。他們體恤最窮的人和最被忽視的人。也可以清楚看出鄉人的努力、勤儉，以及家人間彼此的熱誠。 在學校里，我們自然常談到鄉村、城市和國家。事實上我們對此都有很多迷惑。經過像一九一一年那樣的革命，我們採用了一部現代憲法，其中有國會，有總統選舉，我們認為中國從此一步登天了。但是，革命已經過去十年，較之一九一一年的情形毫無進步。國會，誰還記得國會？誰對國會議員有一點點敬意？憲法，我們能對有槍桿子的人說「你這樣做是違法的」嗎？他對你說的根本不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又遇到許多其他令人困擾的問題。例如：那個昏聵無知的山東省長，擁有三十個姨太太還嫌不夠，他居然也出錢印行一套精美的孔夫子經典，他為什麼要如此？江蘇省長遺囑將他遺產大部捐給南開大學，借用當時一般人的口吻說：「張伯苓是怎麼使他著迷的？」吳佩孚將軍要他的弟兄崇拜武聖關公，又是為了什麼？以上種種都令我們大惑不解。 另一個令人迷惑的人物是「基督將軍」馮玉祥，他是道地的基督徒，深得中國教會方面及青年會幹事們的讚譽。他治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但，馮將軍有許多怪癖。在中國西部有些紀念碑，是唐代豎立紀念楊貴妃的。陝西有個華清池，據說楊貴妃常去沐浴。池邊有一個長凳子據說她也坐過。驪山、寶塔、樓台、殿閣據說也是她游息之處。馮將軍憎惡羅曼史，特別是楊貴妃的羅曼史。於是他把華清池的長凳子、寶塔都刻上孔夫子的道德格言，要人們遠離酒色。這真是既莊嚴又可笑。雖然中國倫理觀念看不起楊貴妃，但將道德格言刻在楊貴妃坐過的凳子上，就中國的審美觀念言，也是不倫不類的。下面再敘述一段馮將軍的怪行。有時他會充當理髮師替士兵們理髮。其次，《大公報》發行人胡政之告訴我一段馮在開封的趣事。馮曾任河南省督軍，開封是河南的省會。胡拜訪馮，馮延胡入內室。傾談時馮出示一幀他正給士兵剃頭的照片。胡對我說：「為了表示關切士兵生活而替他們剃頭，我認為倒不必；如果他一定要給士兵剃頭，也絕無拍照的必要；如果一定要拍照，也用不著出示給採訪的記者。」這又是一件不倫不類的事，令人大惑不解。 在天津，我有一位朋友，他最了解軍人。他就是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君）。我常問他：「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他責備我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他說這些軍人的天賦都很高，糟糕的是他們沒受多少教育。有一次，我問他：「那個自封為大總統的曹錕怎麼樣？他憑什麼能當大總統？」文江說：「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他又繼續說：「如果閣下是那名士兵，遇到這種類型的長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對曹錕的感受一樣？你能不忠於他嗎？能不感恩圖報於他嗎？你能不覺得他是個可依靠的人嗎？軍隊，我們可以說它是第二個家。」 另一個新聞人物是孫傳芳將軍。他一度控制了長江下游五省。他是一個典型但相當開明的軍人。他委丁文江博士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全權總辦，負責執行大上海計劃。孫是東南大學的贊助人。在孫氏贊助下，幾年工夫，該校成為中國最好大學之一。 我急於了解我自己的國家，回國之初，為此我曾到中國各地旅行。我也注意有關國家問題的各種出版物，我急於獻身國家，但我深知離國那麼久，尤其我離國的時候才十六歲，實在提不出有價值的意見。因此，我在南開時大部時間都用於研究。但到我離開南開之前，已經不能自持，終於寫了一篇文章。這是我在南開任教授時第一篇，也是僅有的一篇文章。該文由《現代評論》發表。《現代評論》的編輯人和撰稿人大部均系平津的大學教授。文中所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統一問題。我提出兩個基本而重要的觀念。首先，我認為統一是中國富強的第一個步驟。不統一，一切都談不到。不統一，一切資源都浪費於內戰。第二，我認為中國的統一，和其他國家一樣，可以透過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合作而達成。任何國家和人民均不能單靠武力而完成國家統一。同時，如果沒有武力作後盾，任何國家也不能建立一個為世界各國所尊重的政府。我想，我所說的都是普通道理，但我的同事大部分都認為我過分強調了軍人在中國統一中的地位，實非始料之所及。我的朋友們急於透過憲政會議和裁軍會議途徑尋求一種和平統一辦法。所以只有少數人同意我的見解。但我堅信：中國人必須懂得一面採用適當政策一面運用適當有效的軍事力量，雙管齊下，國家才能富強。 我在南開任教時，適逢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途中，國民革命軍的部隊在山東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日本志在破壞中國統一，軍事衝突發生於一九二八年夏季，地點在濟南。衝突結果，全國各大城市發起抵制日貨運動。 在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起來領導抵制日貨運動，聲言不買日貨是最有效的報復手段，要求國人都不要買。並且通知售賣日貨的商店關門。此一運動是有利國家的愛國行動。但是，售賣日貨的商人原本做的是合法生意，因此，我認為要商人關門干受意外的損失是不公平的。我建議學運領導人：應該改採比較公平的辦法。我建議學生到售賣日貨的商店，詳細清點它的存貨，作個正確的登記。然後，可以徵收日貨所有人愛國捐。繳過捐後，可以出售日貨，再把出售日貨的價款轉購國貨。學生們認為我的建議很合實際，面面俱到。一星期左右，天津所有的學生都動員調查日貨。調查過後，學生團體送給每家商店一份清單，載明應繳愛國捐數目。指示商人到指定銀行繳款。一旦商人繳了款，就可以出賣剩餘日貨。此種方法全國各地很快採行，各地學生紛起效尤。天津一地所收的愛國捐就有五十萬元。 收到的愛國捐做什麼用呢？這倒是個問題。我建議成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訓練出一批人員去教導手藝人改善他們的產品。我認為大部分手藝人都不懂化學，都不會使用簡單機械，假如我們在城裡設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物色一批人擔任指導，就可以將所有的製作人送去受訓。例如：天津盛產醬油，醬油的主要成份是大豆，依照舊法，大豆發酵的過程需要半年。因此，投資人就要負擔六個月的利息。我請南開及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員研究一套加速發酵方法，以減輕投資人利息的負擔。當時在天津有一個做辣醬油的人，每個月他要負擔約等於他資本額百分之十的借貸利息。用某種化學方法，可以促成發酵過程加快，省掉一半時間。同樣的，木材、竹子打成紙漿的過程也需要很長時間。我想：難道我們就不能想出一套用化學方法縮短生產過程的方法嗎？經過和各方人士接談，說明知識分子可以循此途徑為中國生產方面做出貢獻。於是我們建議用愛國捐創辦一個工業研究所。至於負責人，正好，何廉博士堪當斯任。許多朋友勸他辭去南開大學及其他學校的教職，出任所長。當這個研究機構成立時，許多其他人士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應該用這批錢在天津辦個毛紡廠，其實平津一帶已經有很多毛紡廠，再增加一個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認為：將來如果不抵制日貨，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國貨無法和日貨競爭。只有用現代科學和技術生產方法才能提高國貨的品質。一旦我們的產品水準提高，就無需再抵制日貨了。這兩種看法是彼此衝突的。反對我們的人有政治力量作後盾，而我們沒有。儘管我們努力，但終於失敗。我們的研究機構被迫關閉。至於毛紡廠，我聽說他們利用愛國捐買了外國一個舊工廠的破機器，一直都沒有開工。結果，天津北平方面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此次經驗令我們感到很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