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九章　哥大研究與華盛頓會議

依我想，現在留學的觀念應該與我一九一九年夏季進哥大時一樣。哥大是我留「西洋」的最後目標。當時在哥大的中國學生約有一百五十名。他們也都是留學生。 當我在哥大研究時，有一天，校長布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先生非正式招待哥大中國學生。我想他這次例外地對中國學生表示客氣，可能是受師範學院院長孟祿（Monroe）教授的影響。孟祿教授多年來對中國教育有興趣，而且對哥大中國學生花費過很多心血。他認為：從留美學生中，可以看出一種歷史動向，此種動向會形成當時令人無法相信的發展。在招待會中，布勒校長先致簡短的歡迎詞。接著他又訓了四十分鐘話。大意是談歷來的美國留學生問題。他指出：在不同的時期，美國的偉大學府和著名學者如何能從外國吸引來大批學生。他說，這些偉大學府幫助我們了解文化的動向。他的口才很好，並對出席的中國學生大加讚許。那次招待會增加了我們對留學和對歷史使命的認識。 當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時，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認為我應該專攻新聞。我想如果我能成為中國報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國政治。我曾閱讀英美兩國許多報紙，也曾閱讀許多對美國輿論具有廣大影響力的主筆們所寫的社論。我夢想在自己國家政壇上，能扮演一個像他們那樣的角色。為此，我進了新聞學院。但我在新聞學院讀書期間，有一年夏季，突然感到新聞人員對一國政治的了解僅是表面的，無法深入，所以他們只能隨波逐流，迎合時代。我認為：為了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須專攻政治科學。因此，乃於一九一九年秋放棄新聞改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覺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首先，政治科學講的是抽象理論和計劃。我相信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固守任何固定的原則。因為政治科學中所講的政治，是理論的而非實際的。那麼我要從哪裡去獲得真正實際的政治知識呢？我的結論是：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我已經由新聞轉政治，現在我又從政治轉攻歷史。在我過去的人生歷程中，我曾改行很多次，從教歷史到公務員，再到新聞記者，換來換去。直到最後，我還無法確定究竟那一行能使人對政治有最佳、最正確、最深入的了解。 留學生往往是羨慕有關大學中著名學者的名氣才進那所大學的。中國學生進哥大更是如此。我們未入哥大之前，就聽到許多哥大教授的大名。如果不是為了上這些被認為有名、傑出的老師的課，我們就不會進哥大。但問題是：一個人慾想聞名全國就需要很長時間，欲想聞名世界需要更長的時間。待一個人馳譽國際時，往往已經過了他人生的巔峰。當外國學生前往受教時，他們已經落伍了。本國學生因為能夠跟上時代發展，所以對教授的聲望本身不甚注意。另一個理由也可證明教授聲望不足以當作選擇學校的標準。有時一個人選擇一所國外的大學後，他才發現校中有許多偉大學者，他們的名字在國內時從未聽到過。我們認為這是可喜而偶然的發現。 我在哥大時，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凡是政治研究所的學生沒有不選穆爾（John Bassett Moore）教授「國際公法」課的。他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國務院的官員，的確是馳譽全球的。他對中國留學生很客氣。每年至少要到我們俱樂部來演講一次。他來演講時日期往往是選在我們的雙十節國慶日。他最器重的中國學生是顧維鈞。他常對我們講顧氏在哥大讀書時，有一次去找他，請他幫忙在哥大《旁觀者》（Spectator ）上發表文章，他對這位年輕爽直的學生印象甚好。後來顧氏當選《旁觀者》編輯。穆爾教授又說，自從顧氏擔任編輯後，《旁觀者》的可讀性就更高了。 他講課很少有變化。每年開學時他發一份授課大綱，附帶一份參考書書目。每次上課他的開場白總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某卷某頁到某頁的問題。」他問：「是否有人對指定閱讀的課程有困難，如果有，是否有人要發問？」十之八九是沒有人提出問題的，因為大部分學生對指定的課程都還沒有準備過。但是，如果某個聰明的學生能提出一個有興趣的問題，他就會從各方面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可能很廣泛，令人很愛聽，很感興趣。有時他會說：「嗯，說實在的，你沒有準備我指定的課程。但我指定的課程的確很有內容，希望你能用心去讀。」於是他把書翻到那一頁開始念一下。然後他再講一段他自己出席國際會議的經歷。我必須指出，常年這樣坐著聽講實在是很乏味的。但是，許多寫國際法論文的學生告訴我說穆爾教授對他們很有幫助。 我也曾從吉丁斯教授（Franklin H. Giddings）研究「社會學」。他授課可以說是一篇經過充分準備的演講詞，從不偷工減料。他除了教課外還擔任教會職務。有時我們想找個機會向他發問，或是反對他對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觀點。但他從不給我們機會。 有一次，吉丁斯教授從墨西哥渡假歸來，第一次上課就告訴我們，他在墨西哥過了一個很好的假期，他的精神已經恢復。接著他又說，這次旅行，他的基本學說之一——文明是從下層開始的——被證實了。他說：「當他站在墨西哥大街上時，他看到那裡的女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但是，她們的襪子都是相同的，大多數都穿絲襪子。這足證文明是從下層開始的。」這是吉丁斯教書生涯中僅有的一次跡近幽默的說詞。 在財政方面，哥大有赫赫有名的塞爾曼（Edwin R. A. Seligman）教授。他的「公共財政」在哥大是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我看得出他是公共財政的權威，是口才便給的演講人。但他何以致此，我卻不知道。上課時他能自始至終控制住聽課人的情緒。第二學期他因病不能繼續再教，於是校方從其他大學請來一位教授，來繼續講他未完成的課程。於是出席率大減，學生聽課的情形也不似過去。 哥大教「政治學原理」的教授鄧寧（William A. Dunning）年高德劭。他已完成他的傑作《政治思想史》第三卷。鄧寧任教哥大的同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教授，名叫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也在哥大教授同一門課程。他在城中新設立的社會研究所授課。我上午去聽鄧寧的課，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課。他們二人不僅在理論上針鋒相對，教法也截然不同。鄧寧不獨斷、不大重視教條。他僅僅提出對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學生肯考慮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話，他們一定會了解政治學說的最終問題是政權的性質問題，政治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政權。在政權穩定的時候，大學教授們似乎用不著強調穩定政權的困難。但從那時起，我就感到有些國家的人民，連最低限度的穩定都做不到，而穩定政權、建立秩序乃是一國政治的基點。若干年後，我越發認為鄧寧教授的見解是高明的。 與鄧寧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辯滔滔的口才懾服了我們。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授課時他會引證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斯丁、聖·阿奎那以及法國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課時，他從不停止。我們常被他的言語帶開。我認為有許多次他自己也如脫韁野馬，易放難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無疑的，拉斯基在世界很多地方發生極大的影響，風靡了英國、亞洲，尤其是印度。 在哥大，有兩件令我高興的事，必須在此敘述一下。第一是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他教我們「歐洲發展史」，他的觀念使我終生感到不安，他的理論是無法否認的。但我們對歐洲發展的倫理價值卻是懷疑的。由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向外擴展的結果，大家不禁會問：「究竟西班牙人占領南美，英國人統治印度，以及十九世紀末歐洲人瓜分非洲，是對還是錯？」歐洲發展的背後沒有什麼哲學基礎，也沒有什麼計劃。歐洲人向外擴展的原動力是利益、政治力量、傳教、昔日的英雄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歐洲國家把他們的文明（從政治、經濟到宗教），帶到新發展的地區去。另一方面，歐洲人也從占領地區學到一些事物，開始更了解歐洲人在歐洲以外土地上接觸到新動物、新植物和新社會；這些社會都有他們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雖然不如歐洲，有些的確很好。因此歐洲人在知識方面能夠有機會和歐洲以外地區比較，並能對整個人類生活和物質實體及現象有所了解。如果說歐洲人不向外發展，科學的新生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國的革命哲學，如果不是因為歐洲人進入其他社會（有些是原始的、有些是古老的）也不會發生。 就我記憶所及，沙費爾德教授從未用過「帝國主義」一詞，對於歐洲人的擴展，他的倫理觀念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卻不停地討論此一問題。他對世界性、持續性的發展本身就極有興趣。因為沙費爾德教授從來沒有討論過帝國主義問題，所以他的課自然而然引起我對此一問題的好奇心。因為中國是歐洲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所以，在不問歐洲對外發展究竟對歐洲以外地區是福是禍之前，我是不能聽他的課和讀他所介紹的書籍的。我也不能不問是否能有較好的方法來解決此一問題。當然，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自十五世紀葡萄牙人開始活動起，至十九世紀末瓜分非洲為止，從未有人提出像國際聯盟所具有的「代管制度」（Mandate System）和像聯合國憲章中所包括的「託管制度」（Trusteeship System）的想法。——歐洲拓殖只是一種臨時現象，或是一種管訓工作的想法。 當時霍布森（John A. Hobson）有一本書名叫《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A Study ），深獲我心，使我對帝國主義得以明了。後來我又發現：這本書對印度的尼赫魯也產生重大影響。「帝國主義」一詞過去沒有人給它下個定義，也無法下個定義，它是一個和人性一樣難以界定的偉大名詞。自然，我們所談的是實質絕非字面。現在我們先不談帝國主義，讓我們先回頭討論一個比較古老的名詞——「殖民地化」。殖民地化是怎樣的形式呢？所謂殖民地化是一種力量的發揮，此種力量無以名之，你可以稱其為「組織力量」。說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個地區的人們向住在另一個地區的人們發揮這種力量。如果兩個地區，殖民地區與被殖民地區之間的力量相同，就不會發生所謂殖民地化的問題。在不同的力量間予以調和能解決殖民問題嗎？徹底消除殖民對人類能產生絕對好處嗎？當然，我們認為：歐洲過去的殖民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這不過是事後聰明。在過去歐洲人認為：他們的殖民方法已經很好、很實際。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殖民或帝國主義並不深恨，因為我感到中國如果願意，同樣有資格能產生與歐洲相同的組織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經濟水準以及資源。改良中國生活方式，根除無效率、渙散的習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地說，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而無利的。歐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時做了很多事，有些他們有意做好，有些他們有意做壞。那些日以繼夜終年高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準的人，我認為他們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國主義或拓殖主義下的犧牲者，他們可以改善他們自己的處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關係來代替一方統治另一方的關係。 當我離美返國時，我仔細回想沙費爾德教授的授課內容。當時，中國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甚囂塵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國人那樣仇恨帝國主義。 另一個重大發現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教授，他事實上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海斯教授使我明了工業革命發生使社會本身起了巨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前的社會和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前的放任主義在工業革命後已經全不適用。國家必須干涉。他清楚指出：德國俾斯麥和後來英國的勞合·喬治有關社會的立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我敢說：海斯在哥大授課的當時，他的立場是左傾的，儘管當時左傾一詞還未被使用。我很奇怪，人們也沒有說他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他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對社會立法極有興趣而已。若干年後，當我再赴美國時，許多對社會安全措施的批評，令我大感吃驚。如果說，羅斯福總統不能或不應該從事俾斯麥於一八八○年在德國，以及勞合·喬治於二十世紀初期十年在英國所從事的社會工作，那是十分荒謬的。 根據海斯和沙費爾德兩位所授課程的啟示，我決定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勞工與帝國」。內容是討論英國工黨的國內外政策。我發現英國工黨，在高度工業化和純帝國主義的國家中，能鼓吹一種新方法以建立國際組織，令我深感愉快。英國工黨以為：新時代的英國，如果放棄統治的觀念而代之以合作的觀念，必能保持其原有之偉大和光榮。我並不是說，英國工黨創出一種新帝國主義哲學，事實上亦不可能如此。因為在工黨提出上述主張之前，自由黨和保守黨早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帝國和英國其他事物一樣，有其傳統性，該傳統是持續不斷的，很多人都對它有過貢獻。英國對所有參預建立大英帝國的人，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都用不著抱歉，因為帝國主義的種種是混雜的，但總說起來，都是有價值、仁慈的。 在談到國際問題以前，海斯教授出版一本論述民族主義的短論——《族國主義論叢》。就我記憶所及，該書最先並非與授課內容或筆記內容一樣。不過，它的確令作者花了很大的心血，作者似乎將他所有的見解都注入書中。我一直沒有放過那本書，一讀再讀。它令我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夠刺激。我決心一俟回到中國，儘速將那本書譯成中文。 無疑的，我們當代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拋開精神方面問題不談，中國已因鄉土觀念和氏族觀念而積弱。如果實行高度的民族主義，對中國人一定是有好處的。以當前政治而論，民族主義幾乎成了教育界的宗教。海斯教授所主張的我不能全部接受。我認為：他書中有些地方離題太遠，不適於我國。中國是一個半專制半民主的國家，自然，它下一步是應該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目前精神基礎已經建立了；只是組織架構尚待完成而已。另一方面，我認為海斯對民族主義的論文，如果能在中國開出第一朵民族主義的花朵，則可使中國民主組織架構順利而自然地趨於完成，否則，就建立不起來。就中國人說，他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是神聖的，也沒有理由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愛國的，靠他們自己就可以救中國。由於中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愛國主義是公正的，於是他們就忽略了別人的愛國，忽略了別人也有理由去愛國，這是不對的。 當中國人熱衷於救國主義和中國文化時，他們往往犯錯誤，往往從褊狹的角度去接觸問題。中國人的過去，正如多年來所努力的一樣，的確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但同時也有許多缺點。是否中國後代人應該繼續維持中國的傳統呢？即使是如此，他們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遺產而得到極大的好處。他們越是對其他民族的歷史有了解，越能尊崇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越對西方哲學有了解，我們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國自己的哲學。同樣的，如果我們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我們就越能重視中國文學。總之，欲想建立新中國，中國人就必須吸收全世界的資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質方面的。 在這方面，世界的注意力應該集中於中國的物質建設，是項建設計劃，已於一次大戰期中由國父提出。國父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他在計劃發展中國經濟時，卻提出中國要儘量利用外國資本及技術的主張。他稱他發展中國的計劃是「國際開發中國」。此一工作的名稱曾經引起批評。我認為這是國父思想太新的原故，他不僅比中國人、甚至比許多世界上其他人也新了幾十年。 因為我有了以上的意念，因此我想把海斯教授的書譯成中文。出我意料的，該書譯本相當暢銷。 一九二一年，我擔任美國東部各大學中國學生夏令會主席。我們的會址設在康內克提州派克維爾豪克斯（Hotchkirs）學校可愛的校園裡。有兩百多名學生聚會在一起。碰巧在聚會開始時，華盛頓美國政府宣布召開裁軍及有關遠東問題的會議。這樣的大事，我們學生豈能輕易放過。一年間，所有留美學生都為華盛頓會議而激動。 當我們在派克維爾聚會時，我看到前期畢業同學，他們有些已經在中國自封為學生領袖。也有些人埋首於特殊研究工作，他們前來聚會是為了多認識幾個人、休息一下以及和他們的同行專家們交換意見。此外，還有一些出生在美國，在美國長大的年輕人，他們也願意參加那個團體，參加團體中的愛國活動。 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問題。來自國內的學生堅持聚會時要用國語，禁止用英語。此一嚴格規定，無異將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關在門外。我認為這樣很糟糕，損失很大。在美國出生長大的中國人，他們沒有機會精通中國語言，至少，無法精通到可以公開表達的程度。對此問題，大家爭論得很厲害，使我感到吃驚。我對此問題沒有作成決議，我提議：每人都可以說他自己認為最能表達意思的語言，主席可以翻譯他的發言大略。儘管我的提議雙方都不滿意，但他們還是接受了。 華盛頓會議原意在裁減海軍，這和中國幾乎是沒有關係的，中國事實上等於沒有海軍，列強之間對海軍的限制對中國是沒有影響的。但會議中也要討論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譬如：中國境內的租借地問題、關稅自主問題、領事裁判權問題以及山東權利，包括以前德國在山東的鐵路和在青島的權益問題。有關上述各項問題，中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和其他國家一樣享有自主權。我們希望，關稅能夠完全自主。我們希望收回租界地，每方寸土地都由中國人治理。我們希望廢除領事裁判權，所有居住於中國土地上的居民，無論是哪一國的，都要服從同一種法律，隸屬同一法院。站在中國立場，我們自然認為德國以前在中國所享的特權，於戰後自然而然地應該交回中國，絕不應該轉移給日本。在這方面，大家沒有什麼歧見。大家所爭論的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方式問題，有人主張採取漸進的辦法，有人主張即刻廢除。 引起派克維爾夏令會與會人員們注意的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代表，他們是北京政府任命的。國父已經在廣東成立一個與北京對立的新政府，他宣稱：他的政府才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他和他在美國的代表，要求美國撤回對北京政府的承認，改而承認廣東的政府。我們學生們認為他的主張不切實際。我們指出：如果美國果真撤銷它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其結果，在華盛頓會議中就沒有中國的代表了。果爾，我們認為中國一定會受到損失。尤有進者，我們認為：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代表也同樣是愛國的，代表中有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駐英公使顧維鈞博士，他們均是夙有機智的愛國者，堪稱一時之選，必可稱職。如果南方政府派代表，其才華及愛國程度也不會超過他們。我們在派克維爾聚會的學生清楚指出：我們要恢復中國的權利，至於誰應該在華盛頓會議中代表中國，乃是次要的問題。 儘管我們設法很禮貌地表明了我們的觀點，但到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兩全其美，我們對此很感困擾。我們對北方軍閥是沒有用處的，我們也不願在當時與擁護國父的人為敵。 國父在美國的首席代表當時是一位名叫馬素（Ma Soo）的紳士，有時他設法表現他極有才學，他能引用許多拉丁古典字，簡直能把我嚇倒。但和他談到政治卻無法深入，他是一個盲信者。我們之間如果不談政治問題，他就恢復了人性，變得幽默、有理性、有節制。漸漸的，我認為他是在演戲。以他在美國代表國父的身份，除了攻擊施肇基所率的代表團外，可以說什麼工作也沒有做。因此，我們學生認為設法使雙方達成協議是沒有用的，因為正式協議是不可能的。 夏令會結束時，我們成立一個學生委員會，我也是委員之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監視華盛頓會議進行情形。當我從派克維爾返紐約時，聽說馬某已經煽動中國城的人民用暴力反對我們學生。羅家倫（Lo Chia-lun）——我在派克維爾的一位密友，他認為我們最好立即趕往中國城，面對群眾。我們到中國城最大的中國報館編輯室，和那裡的人辯論。爭論了幾個小時，報館編輯要我們寫一篇聲明，表明我們的立場。羅先生用毛筆寫好聲明，並且為報館製版。聲明發表了，我雖不敢說聲明說服了馬某的群眾，但卻使他們冷靜下來。從那時起，我們與中國城的同胞即不再有芥蒂，學生們中間也沒有困難了。因為羅是位有名的書法家，聲明是用毛筆寫的，所以那份聲明後來也成了著名的墨寶了。 華盛頓會議開始時，中國官方代表團都出席，另外，還有兩位民間代表。事實上，我們早已開風氣之先，開始所謂民間外交活動。民間代表之一是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另一位是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他們的才華和愛國熱忱，為國人所深知。他們出席會議似乎保證中國人在華盛頓必定愛國。事實上，蔣博士和余先生以及官方的代表，他們都是愛國之士。 會議進行期間，我們學生委員會的委員也到了華盛頓，我臨時兼任余先生的秘書，因而有機會看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敢說，中國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中所表現的非常傑出。在恢復主權方面，也略有進展。例如：在關稅方面，中國雖未能恢復關稅自主權，但列強卻同意中國可以適度地調整稅率。華盛頓會議同意中國於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後，列強考慮廢除領事裁判權。還有，山東由日本交還中國。因此，於評估會議最後結果時，我們可以說：偏頗的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對中國的承諾，在華盛頓會議中根本未予兌現。儘管中國在關稅、租界、治外法權等方面收穫不大，但在恢復主權方面，華盛頓會議卻是重要的一步。 因為我們中國學生在開會前後，都曾遊行示威，所以知名度相當高。當代表們出席大會重要會議時，我們利用口號和標語，使各國出席代表清楚知道，中國要在國際家庭中完全平等。 有一點，我們認為相當滑稽。有一次召開一個討論中國關稅問題的預備會。美方出席會議的代表是亞拉巴馬參議員恩伍德（Underwood），他是個民主黨分子，我們當時感到很奇怪，華盛頓共和黨的政府居然派一個民主黨分子出席會議，討論外國關稅問題。有關美國關稅問題，是共和黨說了算，但是中國關稅問題，卻是恩伍德說了算。 在這段時期中，我沒有上課，但是卻開始寫論文。為了儘量參預華盛頓會議事務，以致論文停止了一學期沒有動筆。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出席會議，主要目的是要學習一些東西。我學到許多外交禮節。當時聚在華盛頓的人很多，他們都被認為是專家；其中有福開森博士（Dr. John Farguson），他是著名的中國藝術權威，當時他擔任中國總統徐世昌的顧問。他替徐世昌監視會議有關事務。此外尚有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韋羅璧（W. W. Willoughby），他為中國代表團做了許多文書準備工作。還有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他在威爾遜執政之初曾任美國駐中國公使，華盛頓會議時，他已退休。他以前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主任。芮恩施是美國總統從教授群中擢升為外交官最早的一個，我對國父發展中國經濟的主張發生興趣，就是受他的影響。他曾儘量使西方政府對國父計劃發生興趣。當世人對國父的民生主義不感興趣時，他深感失望，這是我永難忘記的。 此外還有辛普森（Berlram L. Simpson），他曾寫過許多有關遠東的新聞報道。我在宴會、茶會等各種場合見到他們及一些其他的人們，我聽他們談到他們的經歷。華盛頓會議使我這個研究生獲益非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