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八章　赴法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特別是威爾遜總統領導各國反對同盟國和同情中國學生時，我很親西方。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對於是否參戰問題，軍政兩界爭論甚烈。就我回憶所及，大部分人是主張參加協約國的。極少數人主張中立。沒有人主張加入同盟國。我個人是完全站在協約國一方的。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 中國後來決定參加協約國。決定後不久，中國政府即和協約國方面達成一項協議。依據該協議，中國應對協約國提出人力支援。中國招募十五萬勞工前往法國。有些在兵工廠工作，有些配屬盟軍擔任兵工。其中隸屬於英軍的有十萬人，法軍的有四萬人（其中部分為軍需工人），美軍的有一萬人。美國本身也有隨軍志願組織，目的是鼓舞前線士氣。志願組織中最傑出的是紅十字會和哥倫比亞騎士隊。他們代表天主教和青年會。後者一向是具有中國意味的。要組織一個隊伍到法國戰地中國勞工營中去鼓勵士氣。邱安（James Chuan）先生，中國學生青年會幹事，也是我的朋友，於一九一八年春到歐柏林去物色人參加騎士隊。我接受了他的約請。 歐柏林學堂一九一八年班是在戰雲籠罩下舉行畢業典禮的。儘管我們畢業班的人都曉得畢業是我們生平一件大事，但也興奮不起來。不過我還記得金校長在他的寓所招待我們的情形。一向矜持的校長那天也對我們笑起來，這是稀有的事。他用一種追懷往事的口吻，談到他自己過去在歐柏林的情形，他對我們說：當他要從歐柏林學堂畢業時，他和他的同學們都擔心，認為歐柏林學堂沒有他們的領導，將來一定不成樣子。「嗨！」他哈哈大笑說：「大出我們的意料，我們離開後，學校反倒進步了。」他又繼續告訴我們，他知道學生們中普遍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懷疑他是否笑過。他告訴我們，他有時也的確會大笑，只是機會不多而已。我很高興金校長告訴我們他的往事，因為當時我和我的同學也正有那種憂慮，認為歐柏林不能缺少我們。此後，無論何時只要我自我陶醉得過了火，我就回想那段往事。 在我敘述法國生活之前，我認為應該插入一段個人生活的插曲。當我哥哥來美國留學前，就告訴過我，他在祖母和家父的堅持下，赴美之前曾先回老家一次。抵家後，使他大吃一驚，他發現原來是要他回去結婚的，對方姓趙，就是過去我在他們家私塾上學的趙家女兒。儘管他非常不願意這件婚事，但也只好服從長輩的命令。 家兄當時對結婚經過，不願多說。我感到這是一個悲劇，但我知道我對此事無能為力。他的婚姻經過，促使我考慮到我自己未來的婚姻問題。我是否應該像家兄一樣，俯從長輩的意思，與我五歲時訂婚的賀小姐結婚呢？我決心不干。於是我立刻寫信告訴父親，請他解除婚約。家父的回信可以總括為兩句話：「荒謬絕倫，不可能。」當他發現我的意志堅決時，他開始用說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讓親友看他教子無方，丟他的面子。我無法向他解釋我對婚姻的觀點，我只說我要自己選擇對象，除非和賀小姐解除婚約，我決不回中國。 這樣一威脅，親戚們的信函雪片飛來。這都是家父發動的。要他們幫助說服我。有些人說家父對我的主張很震驚，甚至為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說賀小姐既溫柔又漂亮。我的三弟，當時正急於赴美留學，寫信告訴我，說家父已經後悔當年讓他的兩個兒子赴美留學，因此，他絕不讓他的三兒子赴美，以免受美國不良思想的薰陶。對這些說詞，我堅不低頭。我請父親儘速解除婚約，因為任何遲延都會影響賀小姐的終身大事。大約是我在歐柏林畢業時，終於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訴我與賀小姐的婚約已經解除，我如釋重負。 畢業後，我前往紐約接受一星期青年會戰地工作訓練。七月間，我渡大西洋赴法國。途中第四天，我們勞連（Lorraine）輪上的乘客發現有一個龐大艦隊與我們同行。其中有些是商船，有些是驅逐艦。我看到這些小而快的艦艇在我們四周護航，俾免遭到德國潛艇襲擊。危險當前，我們反而感到興奮。上岸的前一天，有一個老婦跳海，有人告訴我她是德國間諜，恐怕上岸時要被捕所以跳海。上岸那天，護送艦隊離去，我們的船平安進了布勒斯特（Brest）港。 巴黎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是陰霾沉沉的。雖然沒有實行徹底燈火管制，但路燈也是暗淡無光的。芳斯畢格爾斯（Follies Bergeres）的演員正在使出渾身解數，使人們狂歡。但普通的法國人，因為節約，自然沒有什麼興致。人和房子都顯得無精打采。大部分婦女都穿著黑色衣裳。 抵法第一次工作是在里昂附近聖芳斯（Saint Fons）的軍需廠。那裡大約有七百名工人，多半來自山東，我為他們成立了一個類似茶館的俱樂部。我辦了幾個補習班，教法文和中文，介紹一些簡單遊戲，放留聲機。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吃苦耐勞的山東人住在法國非常習慣，好像在家中一樣。他們都能說幾個法文字，常常出入鄉間的小咖啡館，和工廠及農場的法國工人相處得很融洽。事實上，這裡實在沒有什麼士氣不士氣的問題，用不到去鼓舞。 十月末的一個夜裡，屋子裡擠滿了工人，突然一聲巨響，山搖地動，把留聲機上的唱針震出了唱盤。窗框震碎散落到地上。有些人大喊：「德國人來啦！」我雖然感到吃驚，但我卻不信德軍能夠穿過瑞士進入萊茵河地區。我力持鎮靜，要大家循序到外面去。我把俱樂部門關好，我認為應該親自去查明一下真象。剛出門，又是一聲巨響。當我到大街時，人潮奔馳，其中有中國人、希臘人、阿拉伯人和法國人。有一名法國警察要我站在他身邊，他用不純熟的中國話高呼，要工人們安靜下來，要守秩序。我自己很想儘速逃跑，但我恐怕警察笑我膽小。 當我站在警察身邊時，一股濃煙直衝霄漢，接著火焰沖天，風助火勢，烈焰騰空，工人們個個驚恐。我站在那裡機械式地重複那幾個字：「不要跑，不要跑。」大約半小時後，群眾已經衝過我站的地方。我們看到遠處一片火光，並且聞到一股火藥味，還聽到一陣闢辟拍拍的聲音，好像中國過年放爆竹似的。我決定循著群眾們跑的路走下去。等我追上他們時，有一名中國工人，他認識我，對大家說：「我們跟他走！」雖然我告訴他們跟我走也沒用，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兒好，但他們還是堅持要跟我走。我沒有別的法子，只能給他們找隱蔽的地方。最後，我們跑到一座小村落，我看到教堂的頂上有一個紅十字，斜對著天空。我直奔教堂。還好，門是開著的，我要大家在長凳上安靜地坐下來，等待天明。 次日晨，我才曉得當晚並不是德軍進攻，而是軍火工廠的彈藥庫爆炸。一連三天，爆炸不停，法國派了大批警察包圍軍火廠。後來我發覺，法國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這件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間，有一天巴黎青年會總部要我去述職。我所乘的火車規定於午後十時到達，但誤了幾個小時。同車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法國人，我們坐在一起雖有幾小時，但彼此並未交談。到了午夜，他突然問我：是否已在巴黎訂了旅館。我告訴他還沒有，因為我想在青年會總部過夜，所以認為沒有訂旅館的必要。他很和靄地約我到他家。他說住在他家比較舒服些，次日清晨辦事也較方便。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後還是答應了。抵他家時，他的太太身穿黑衫正等著他。她立刻給我們沖熱巧克力。我們宵夜時，他太太悠閒地談到西貢和河內的來信。我推測他家是從事化學工業的。第二天早晨，女主人為我準備一餐豐富的早餐。席間她告訴我，她的兄弟和獨生子都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她和丈夫除了對人施予溫情外，已經沒有什麼好乾的了。早餐後，老者帶我去看他的化工廠和辦公室。那是一個偉大的事業，與全世界都有關係。 我在巴黎公畢後前往聖芳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天中午，我到里昂中央郵局。我很驚訝，整個郵局大廈的人都跑光了。當我在一個窗口買郵票時，一個法國女孩子突然抓住我說：「我們來跳舞。」我想她一定是發狂，因為郵局在中午怎麼能讓人隨便跳舞。她非要我和她跳不行，我堅持不肯。她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大街上去。這時我看到有許多旗幟飄揚在窗子上。不到幾分鐘，很多人麇集在大街上，高呼，狂吻，跳舞。戰爭停止了。 當天下午我回到聖芳斯。沿途看到很多法國兵都喝得醺醺大醉。有些倒在地上，東倒西歪，嘴裡不斷嘟噥著：「這是平時，這是平時。」據我想像，法國為了爭取最後勝利，已經悉索敝賦竭其所能了。 法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也渴望戰後能早日回家過太平日子。但事與願違，令他們深感失望。隨便發個信號，就能令士兵停火；隨便簽署一個文件，就可使外交官宣布和平；隨便發一個簡單宣言，就可使一個政府承認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卻沒有那麼簡單，慢而又慢。迨至歐戰最後的幾個月，法國人都用「這是戰時，這是戰時」來說明他們的艱苦。停戰以後，當我看到他們那失望的樣子時，我真不知道，他們又會用什麼諷刺的字眼來形容他們的失望。果然，不久他們又都說「這是平時，這是平時」了。 我有一輛美造自行車，是青年會供給的。我常與里昂的工作夥伴徐義宣（Hsi I-Hsuan）先生沿萊茵河乘騎，我們到過萊茵區的許多市鎮，並且遠及南部的亞威農（Aivgnon）。我們發現法國人相當刻苦耐勞，勤儉自持。這與外國人想像的很有出入。有時我們住在法國小旅館中過夜。老闆和老闆娘都拿我們當家人一樣看待。吃過飯後，我就和他們坐在一起談家常。女老闆為了表示對我們的關懷，常問我們是否有扣子掉了，她可以代縫。 一九一九年初，青年會派我到勒克列索（Le Creusat）龐大的斯耐達（Schnecder）兵工廠去為中國工人再開一個俱樂部。當地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名山東工人，住在營房中。當我首次向負責人要房子開俱樂部時，他聳聳肩說，實在沒有空房子。在那段日子中，我常帶著美國香菸，不過我自己卻不吸。當時我遞給他一枝煙，他很高興。後來我把一整盒都送給他。他要我過三四天再去看他。我們下次會面時，我乾脆送給他一整盒香菸。他說他找到一間房子，這間房子現在正堆東西，如果我認為合用，可以撥給我。徐先生和我看過房子，很滿意，認為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有了地方，我們第一個計劃是放電影給工人們看，我們從青年會總部領到一部放映機和一些影片。但房子中沒有電源，我們又到負責人家，送給他小孩子一些巧克力糖。於是他為我們裝了一條專線。下一步就是放映機的操作問題。我們找不到一個會使用放映機的人。徐先生是哈佛經濟系的學生，和我一樣也是一竅不通。但，我們不斷試驗，一天下來，終於搞通了。第一次在營區中放映電影，真是一件大事。 在聖芳斯和勒克列索兩地，我發現中法兩國人很易相處。不服勤務的官長，有時甚至是上中尉，都不時到中國工人的營房來，聊上幾個小時。有時法國人會帶著他們自己的留聲機，到營房放給工人們聽。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俱樂部中工作，一個法國女孩子跑進來。她要和我單獨談談，於是我把她帶到我的小辦公室。她問我，她是否可以和一個姓楊（Yang）的工人結婚。我告訴她，我不認識這個人，所以無法提供意見。我問她是否曾經考慮過中國生活習慣有許多地方與法國不同的問題。她說她已經考慮過了。我又問她是否考慮到後果。她說：「如果我呆在法國，我可能永遠也結不了婚。即使我能幸運地嫁了人，對方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把賺來的錢都喝了酒，醉後發脾氣打我罵我。我認識楊某已經一年，他從未喝過酒，我認為他永遠也不會打我。我想嫁給他一定很好。」 後來，有一次我到法國北部配屬英軍的勞工營去，發現英法兩國對中國工人的管理方式有許多不同之點。英國軍官呆板而嚴格。除了公務，官長與工人間簡直沒來往。英國營區較法國清潔，工人照規定領餉領配給。他們可以寫信寄錢，甚至接到家信。法國官員和工人們往來多，甚至和工人們開玩笑，給他們講故事，有時與他們共食，但是營區管理卻相當馬虎。工人們都抱怨不能和中國家中定時通信，他們不知家人是否收到他們從法國寄回去的安家費和不定期的寄款。 我在法國的時候，只要不耽誤公事，儘量旅行。我從青年會領到的香菸和巧克力幫了我很大忙，使我搭車方便。我到過畢亞里茲（Biarritz）、盧德（Laurdes）、坡（Pau）和馬賽（Marseilles）等地。在盧德，我參觀山上的大教堂和雕像，這些建築物都顯示耶穌從前受難的情形。大教堂的旁邊有個小洞，有一股泉水從洞中流出。人們告訴我這股泉水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醫治百病。小洞上面的岩石上掛著許多拐杖，都是腿患痊癒後的人們留在那裡的。有一位曾在雲南傳過教的法國天主教神父用流利的中國話告訴我那兒曾出現過奇蹟。另一個美軍上尉也說那裡的確有過奇蹟。我真奇怪，為什麼現代人會如此迷信。若干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好萊塢把盧德的傳奇拍成電影，片名是《伯納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 在馬賽，我住在一家海濱旅社。我想地中海的景色一定特別美。旅社的房間都配以各國地名，如威尼斯、法蘭西、雅典、北平等等。房間都空著，任我選擇。於是我選了北平。房間有個走廊面對大海，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見滔天白浪，從海上一波一波地掠過。我自言自語地說：「這真羅曼蒂克。」但到晚上睡眠時，我聽到怒吼的風聲，令人感到悲愴、恐怖。我感到非常孤獨。自己獨處一室，全旅社也只有我一個客人，我好像遺世獨立，要羽化登仙了。 和會召開期間，我數度赴巴黎。除了閱報外，我從參加和會的中國朋友處，又得到一些有關會議的報告。會中決議：將德國以往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令我感到十分吃驚。我對一向主張全世界人民自決的威爾遜，實在不解，何以他竟違背了他自己的原則。不過，我想威氏此舉必有不便公之於世的充分理由，也說不定。處在這種環境，每天和中國代表團的人談，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我對事實真象因為太明了，因而簡直不敢想像，中國代表團反對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決定，於拒絕簽署和約後，會對中國學運、中國政府危機、新文化運動產生如何的影響。詹姆斯說得對：世界充滿了意外事故，全能的神不按五年計劃管理人類。 我要離開法國之前，青年會召集所有在軍中服務的青年會人員開會。討論的主題是：法國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討論結果，產生一個集體教育運動。運動的領導人是晏陽初，他曾就讀於耶魯大學。他在軍中教授中文時，突然觸發一個靈機，他認為教育家首先應該找出一千個最習用的中國字。我們在國外研究的學生，都認為學中文太浪費時間，除非我們能簡化教授方法，文盲是難掃除的。事實上，中國教育的中心問題是國語問題。中國字念起來很困難，寫起來更困難。把不同筆劃配合在一起，本身就很困難。晏先生認為：經過相當選擇，可以找出一千個字，能使工人在三個月之內學會，足供他們日常生活使用。晏先生所倡議的基本中國字彙和集體教授法是此次會議中的主要成就。 晏先生回國試驗一年以後，他發現掃除文盲工作，直接從掃除文盲工作本身下手是不夠的，因為文盲問題背後，還存在著貧窮和疾病等等問題。因之，他所領導的集體教育運動，又牽涉到健康和改良生產等等問題。易言之，掃除文盲工作之外，還要對現代科學和技術工作多多努力，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