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七章　四年美國自由教育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歐柏林學院的四年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我記憶所及，戰爭一開始我對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均無偏見。時間一天天過去，我漸漸同情英、法、比。記得在二年級時我在歐柏林加入後備軍官訓練團。我還記得，當時曾就商於院中體育指導薩維吉（Savage）先生，看看我能否入美國軍事訓練營。他仔細檢閱我的體格紀錄表，並且打量一下我的身體，他說他認為我最好不要去當兵，他認為我的視力不適於當兵。此一建議我極感失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年，我的同學有些前往歐洲，大部分都在法國擔任醫護工作，我非常羨慕他們。 薩維吉的建議令我失望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還沒有忘情於我的「救中國」夢想，我要做個軍人。我請駐美公使施肇基推薦我進西點軍校。當他要我提出體格紀錄表時，我只好作罷，因為我確知：薩維吉先生一定在紀錄表上，對我身體不會給予好評。 然而，救中國的念頭一直潛伏在我的意識里，時隱時現。歐柏林對於我實現此一理想已沒有什麼作用。它在過去和現在一直是一個純粹自由的學堂，目的是訓練美國青年能夠生活於美國社會。當然，它也吸收了大批外國人，特別是中國學生。尤有進者，它在中國山西設有一所分校。在校園中還立一個碑，是紀念一九○○年山西拳匪之亂所犧牲的歐柏林人的。其課程宗教氣氛太重，對於外國學生的特殊需要不甚考慮。 我在歐柏林讀書時所產生的救國思想是溫和的，目標是針對個人和全世界的。歐柏林的生活是每天忙著上課、進圖書館、上實驗室、運動、交女朋友。是什麼把這些串連在一起呢？第一，是因為要應付考試，要畢業；第二，是基於一種模糊的意識，認為健全的思想應該育於健全的體魄；最後，是人類內在的好奇心。學校生活本身也能產生一種動力。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的救國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說是擴大了。偶爾想一想，我的救國觀念未免太簡單了。有時我認為：我之所以有這種觀念，實在是一種自我陶醉，這是不健全的。在我追尋內在思想之前，不妨先敘述一下校外的環境和重要大事。 一九一四年，湖南發生一個政治風暴。袁世凱總統免掉湖南省長譚延闓的職務，因為譚是國民黨革命分子。他任命他的親信湯薌銘擔任省長。因為譚曾予留美湖南學生獎學金，所以認為留美湖南學生都是革命分子，於是他停發獎學金。 我和哥哥失去了獎學金，又回到自力更生的情況。林格爾夫人和另一位住在紐約邁亞克（Myack）哈德遜河畔的慈祥太太柯爾畢夫人供給我學費。我在歐柏林一個中國學生俱樂部工作，賺取食宿。當時在歐柏林求學的中國學生有二十人，學校小而中國學生最多，我們共同組織一個俱樂部。俱樂部有一所房子，大約有十個人住在那裡。由工讀生擔任清潔、烹任等工作，其他有家庭支援的學生，負擔俱樂部的其他開支。 到暑假我要另覓其他工作。克利夫蘭報上登出一則求才廣告，我前往應徵，獲得錄取。一九一五年夏我到水牛城去學習售貨術。學習如何推銷一本叫作《萬寶全書》（The Dictionary of Facts ）的書籍。該書系由福克（Funk）和瓦格納斯（Wagnalls）二位出版。售貨指導員教我如何進入假想買主的屋子，如何引起他們的購買興趣。他指定我一些俄亥俄的市鎮，大部都在歐柏林附近，要我去推銷。我想這份工作我可能賺到幾百元。 售貨的第一個城鎮叫什麼名字，我已不復記憶。他們告訴我：每到一處應該先拜訪當地督學。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能夠推給督學先生一冊，則在以後的推銷中就可以多一番說詞。我遵囑前往。督學先生很文雅，他耐心地聽我推銷，並看樣本。待我說完，他說：「小伙子！你講得很好，我曉得這本書，因為我也推銷過。但我現在並不需要它，因為我所需要的字典和百科全書一類的書籍，我全都有了。很抱歉，再見。」我認為這位仁兄拒購的理由很充分，也就不想再向他推銷。 第二個推銷對象是一個女教員。我順利進入她的寓所。她正收拾房子，屋內還有另外一個中年婦人，我認識她，她也在本地學校教書。她倆對我這位中國推銷員大感興趣，於是坐下來聽我的說詞。出我意料之外，她們聽起來很用心。臨了，其中一位說：她和她的朋友賺錢很少，為了收支平衡，她們自己還要操持勞務。在此情形下實在無力購買這本書，真是對不起。她們外表極誠懇，回答也很堅決，我想我實在沒有辦法再要她們購買。 經過上述兩次失敗後，我認為在水牛城傳授我銷貨術的那位先生一定是錯了。我應該放棄學校中的推銷對象，到闊氣的住宅中去找主顧。他們有錢，會購我的書。於是，我找到高級住宅區，決心要在區內找到合適的買主。 我敲一家相當闊氣的大門，裡面出來一位中年婦人，她也很客氣，立即請我進去。我向她推銷，她很感興趣，她說她正有個孩子在念書，一定會用得到我推銷的書。於是我又詳細介紹書中的內容，特別是說明部分。正當此刻，我聞到有一股燒焦的味道，她趕到廚房，又盛怒地衝出來說：「小子！為了你，我把餅都烤焦了，滾！」又是一次失敗。 幾次失敗後，我不想再做售貨員了。我回到歐柏林，要求學校人事部門給我一份工作。事有湊巧，一位赴遠處渡假的教授，正好需要一個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園。工作很容易，但是待遇卻不高。 有時我在歐柏林附近演講。講的最多的地方是俄亥俄州艾克倫（Akrons）的一個俱樂部。我相信在那裡我賺到二十元。 對學生們說，最普通的自力更生辦法是去端盤子。歐柏林學堂有一個小旅館，很多到歐柏林和歐柏林學堂的人都去光顧過。我在小旅館餐廳中找到一份工作，令我十分高興。中餐晚餐時我去工作，可以賺到兩餐飯。此外並可得到一些小費。工作很簡單。 我在「歐柏林旅館」工作最初的幾天，有一次我招待六位同來的顧客。我記下他們點的湯、魚、肉、沙拉、咖啡和點心，回到廚房，我一口氣背出來。廚房領班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黑人，名字叫薩姆，他對我一言不發，兩眼瞪著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很快的，他把我所要的東西一股腦兒做好，放在台子上，要我端出去。我開始先端湯，待上魚時，已經有點冷了，當上肉時，肉已太冷，顧客抱怨。我把客人的反應告訴薩姆。他對我大肆咆哮，好像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似的。他說我應該按順序報出菜單。我說這是他的責任，因為他應該知道每道菜所需的時間。我們爭論得很兇，其他侍者出面勸解，但他們都站在領班的一方，要我以後報菜單時把時間算好。 不打不成交，我和薩姆經此爭吵，反而變成朋友。事實上，我對端盤子藝術很有一手。我不僅能仔細調配時間，更能牢記每位客人所點的菜。我成了端盤子明星。 有些教授到餐廳來，我侍候他們。他們同情我，多給小費。我感到很不安，因為在中國，學生對老師習慣上總是免費招待的。我對心理學系主任史塔生說：「我是你的學生，不能收小費，因為中國習慣是『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他聽後大笑不止。他說在美國給小費是很普遍的。 有一天，是在畢業典禮那一周，我的女友凱塞琳和她母親到餐廳來。另一個端盤子的，也是個學生，有意捉弄我，故意避開。我被迫只好硬著頭皮去招待這兩位女客。我女朋友的母親給我五元小費。我感到很尷尬，因為我想：將來我約會凱塞琳，她一定會以為我用的是她媽媽的錢。另一位侍者要我把錢收起來，不必耿耿於懷。 兩年以後，我從清華得到部分獎學金。清華是用羅斯福退回的庚子賠款創辦的。我哥哥因為不滿亞拉巴馬專科，也轉到歐柏林來。我倆都半工半讀。 歐柏林學堂的水準在一般的同級學校之上。學堂本身有一千名學生。此外，音樂學院有四百名學生，神學院有四百名學生。學生人數占全鎮人口一半。如果再加上老師和他們的家屬，可能占鎮上人口的三分之二。校區和校舍都很精美。教室、圖書館、實驗室都很合乎我們的理想。 歐柏林學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說明白一點，就是要使其學生成為一個品行好、學問棒的基督徒。因為學校注重宗教，所以我們每天都有宗教活動。校區內不准吸菸和跳舞。金（Henry Churchill King）校長，波士委（Bosworth）教務長，哈琴斯（Hutchins）教授，都是闡明基督教義的名家，他們口才便給，雄辯滔滔。哈琴斯的兒子後來做了芝加哥大學校長，聲名藉藉。我對這些人都極仰慕。當時的美國大學，希望每個學生都是基督徒，至於學問還在其次。但歐柏林卻是二者並重的。 在歐柏林學堂，我首次開始學自然科學。霍莫茲（Holmes）教我化學，布丁頓（Budaington）教我生物學，葛威爾（Grover）教我樹木學和進化學。他們三位都是傑出的教授。 歐柏林的老師不再要我死記課文，不再要我使用演繹法和孔夫子的格言，他要我多用眼睛多用手。要我在顯微鏡下研究試管中的微點。要我觀察我所能看到的東西，不要忽略所觀察到的事實。訓練我觀察要仔細，提出報告要客觀。經過這一番訓練，物質對我又有了新意義。科學方法也成了一個新發現。 我對這種新方法的反應如何呢？雖然科學研究在開始時困難，但我很快上了道。我衷心羨慕這種教育方法。這些課程我都學得不錯，甚至霍莫茲教授勸我主修化學，布丁頓教授勸我主修生物學，葛威爾教授勸我主修植物。 在歐柏林的其他中國學生，大部分均較我年長，中文也較我好，但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認為實驗室工作困難。然而，在當時的美國大學中，卻有許多中國學生，學自然科學或是學機械工程。他們有些是因為興趣所在，有些則是依靠意志去克服困難。他們認為：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科學和技術。有些人甚至以為：中國只需要科學和技術。因此，中國知識分子間，對於文化改革也形成了一連串辯論。 我曾力主科學和技術。我必須說明，我的主張並不是人人贊同的。當時在康奈爾和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胡適博士就是其中一個。他主張：中國人應該研究科學和技術，但西方文學和社會科學對新中國的進步也很重要。他對西方文明和唯物主義不作等量齊視。他終身在中國提倡科學與技術，經常演講，闡揚西方在精神方面的成就。 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自然科學和技術受人重視，致令許多中國人對社會科學和文學都裹足不前。 葛威爾教授的「樹木學」使我認識了歐柏林四周的樹木。我儘量研究，辨別它們冬季和夏季的特點。我成了葛威爾實驗室中的助理。我很高興，能指給其他美國學生認識楓、楊……但當他們隨著樹木長大時，那些美國學生對楓、楊的枝葉也就不再關心了。 最麻煩的課程是葛威爾教授的「進化論」。我們研究達爾文和達爾文以後的理論，實驗孟德爾遺傳定律。由於葛威爾認為他的孟德爾定律損害了基督教教義，以致令我稍感困惑。霍莫茲教授和布丁頓教授認為科學和宗教是並行不背的。我真不了解，究竟是科學增加了他們對宗教的信心；還是宗教增強了他們對大自然刺探的決心。但有一件事卻是真的，宗教和科學統一了他們的心靈和意志。 在歐柏林，又有一門新課引起我的興趣，那就是「心理學」。我認為我對心理學的興趣是威爾斯（Wells）教授在暑期教我的課程中啟發的。他在講課時講解人性中的狂妄。他不用任何教條式的理論，就能使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那年夏季我讀了詹姆斯（Williams James）的《心理學大綱》，該書令我深感興趣。詹姆斯的書有令人感到不忍釋手的魔力。威爾斯教授使我在大學中專攻心理學。不幸，他在我四年級時離開歐柏林。接替他的是達雪爾（Dashiell）教授。他只能在「動物心理學」試驗方面令我稍感興趣。 我在歐柏林對文學也感興趣。莫雪爾（Mosher）教授除教我德文外，並引起我對歌德和希臘的興趣。我認為德文很容易學，而且我進步得也很快。最後幾年，我又學法文。我認為：將來讀法國學者所寫的偉大歷史著作時，法文會有用處。 我在歐柏林時，最傑出的文學教授是瓦格爾（Wager），他教我們「英國文學」。我選他的課是維多利亞時代散文和名著翻譯。前者，我讀卡拉爾、雷斯堪、安諾德、紐曼和派特等的作品。我喜歡安諾德的詩。我對他那科學前期對宗教信仰問題所作的詩章中的音韻極感興趣，如果我想像的不錯，我認為瓦格爾教授最喜歡的是紐曼。因為他們信仰相同。他們追求的是精神快樂和平安。我對紐曼作品雖不盡理解，但我想紐曼神異的動機，的確是找到了最後的精神安慰。我可能不太重視最後的安慰，因為我不喜歡隔絕的、一元化的世界。 在英國文學系教授們鼓勵下，歐柏林學堂學生掀起一片文學熱潮。他們出版了《歐柏林文學雜誌》。貢獻最大的是魏爾德（Wilder）。我和魏爾德合作，將一些中國詩翻譯成英文。 我對歐柏林的歷史課很失望。上課時很枯燥。但我自己私下卻讀了許多德國史和義大利史。我對俾斯麥很崇敬，對義大利加富爾、馬志尼、伽里波等三位偉大的政治家也同樣敬仰。 當我留學時，我發現祖國正面臨統一問題。一九一一年，從表面看，革命似已成功，但卻正如後來事實所顯示的，革命結果造成軍閥割據。內戰所引起的各項問題深深地刺激了我。不幸，那時歐柏林歷史系的課程不能有助於我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 在歐柏林有一位偉大的經濟學教授，名叫魯茲（H. H. Lutz）。他教我時採用的本子是陶星（Taussing）的《經濟學大綱》。魯茲教授為我詳細講解複雜的供求問題、邊際效用和價值等問題。他非常認真，而且能以身作則，無論對學生或對自己都不馬虎。 在我上魯茲教授課時，有一次青年會國際會議總幹事穆特（John R. Matt）來校布道，學校當局停兩堂課，以便學生聽傳道。但是魯茲教授宣布他的課要照常上。兩者相較我還是上了他的經濟學課。 我發現歐柏林的宗教氣氛太濃，除了校長金氏、教務長波士委及哈琴斯教授對教會活動大力支持外，另一個有形的象徵就是：校區中為紀念在中國山西傳教而被拳匪慘殺的教士，建立一個紀念碑。此外，我的同學中也有好幾個人他們的父母在中國傳教。在鎮上，威廉斯夫人和戴維斯夫人也都是退休的牧師，對中國學生特別有興趣。 美國教會，為了籌集所需費用，往往談到中國的窮人，損及中國人的尊嚴，此舉使在歐柏林讀書的中國學生大起反感。這是他們傷了我們的自尊心。然而這種自尊可能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多半是事實。但我們卻不希望他們在美國公開這些醜事。其實在中國學生中，談到自己國家的種種，有時所用措詞，比教會牧師所用的更粗魯、更尖苛。但是同樣一件事，經牧師們一說，我們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嚴。 離國數年後，我們又把祖國理想化了。凡是在國外的人都較為愛國，這可能是一條不易的真理。這條真理於歐柏林的學生身上更得到了明證。我對整個教會活動都感到懷疑。第一，我認為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第二，我認為中國道德精神價值高於西方。歐柏林過分的教會活動遭到反對，至少大多數中國學生是反對的。 回顧一下中國學生和我自己對國內教會活動的態度，我願對我年青時代的憎恨作一個相當合理的解釋。總之，人民的信仰，是傳統中最內層的部分。的確，宗教信仰是傳統的。沒有傳統，特別是反傳統，就得不到精神安慰。大多數美國人都是基督徒，其所以如此，並非基於邏輯上的理由，純粹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和國家的傳統使然。為求精神健康，每個人都應該有某種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壞這種共同認識的企圖，都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害。傳教可以視為十足的精神侵略。近年來我曾注意觀察，發現美國有些教派，對傳教已不似昔日那樣熱衷。目前，似乎越是守舊的教派（如原教旨主義教派）越喜歡向教外人士傳教。 歐柏林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所好學校。我不敢說我在那裡四年有什麼成就，獲得什麼堅定的信仰。但我敢說：對於過去一些不明白的事務，我已能去觀察，我的智識水準的確是提高了。雖然離開歐柏林後我仍舊沒有成熟，但我卻邁向成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