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四十四講 · 第七編 呂思勉、孟森講明史

明朝的盛衰 洪武年中諸大事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宦官的專權 權臣和黨禍 崇禎致亡之癥結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剷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謂不雄。他雖然起於草澤，亦頗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學校、科舉、賦役之法，皆為清代所沿襲，行之凡600年。衛所之制，後來雖不能無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確是一種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煩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強的軍隊。所以明朝開國的規模，並不能算不弘遠。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廢宰相，使朝無重臣，至後世，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他用刑本來嚴酷，又立錦衣衛，使司偵緝事務，至後世，東廠、西廠、內廠遂紛紛而起。東廠為成祖所設，西廠設於憲宗時，內廠設於武宗時，皆以內監領其事。這都不能不歸咎於詒謀之不臧。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 明初的邊防，規模亦是頗為弘遠的。俯瞰蒙古的開平衛，即設於元之上都。其後大寧路來降，又就其地設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泰寧在今熱河東部，朵顏在吉林之北，福余則在農安附近。所以明初對東北，威遠瞻。其極盛時的奴兒干都司設於黑龍江口，現在的庫頁島，亦受管轄。《明會典》卷一〇九：永樂七年，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清曹廷傑《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說廟爾以上250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兩座碑：一刻《敕建永寧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寧寺記》，均系太監亦失哈述征服奴兒乾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庫頁。宣德為宣宗年號，宣德六年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對於北邊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對於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確實，他亦曾屢次出征，打破韃靼和瓦剌。但當他初起兵時，怕節制三衛的寧王權要襲其後，把他誘執，而將大寧都司，自今平泉縣境遷徙到保定。於是三衛之地，入於兀良哈，開平衛勢孤。成祖死後，子仁宗立，僅一年而死。子宣宗繼之。遂徙開平衛於獨石口。從此以後，宣、大就成為極邊了。距離明初的攻克開平，逐去元順帝，不過60年。明初的經略，還不僅對於北方。安南從五代時離中國獨立，成祖於1406年，因其內亂，將其征服，於其地設立交趾布政使司，同於內地。他又遣中官鄭和下南洋，前後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間，早於歐人的東航有好幾十年。據近人的考究：鄭和當日的航路，實自南海入印度洋，達波斯灣及紅海，且拂非洲的東北岸，其所至亦可謂遠了。史家或說：成祖此舉，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尋求的。這話億度而不中情實。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當日的情勢下，又何能為？試讀《明史》的外國傳，則見當太祖時，對於西域，使節所至即頗遠。可見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的。但是明朝立國的規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興，西域人來者即漸少。又好勤遠略，是和從前政治上的情勢不相容的，所以雖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從仁宗以後，就沒有這種舉動了。南方距中國遠，該地方的貨物，到中原即成為異物，價值很貴；又距離既遠，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貪汙，這是歷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後，還是如此。其時中官奉使的多，橫暴太甚，安南屢次背叛。宣宗立，即棄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隸中國的版圖，不過22年而已。自鄭和下南洋之後，中國對於南方的航行，更為熟悉，華人移殖海外的漸多。近代的南洋，華人實成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發端實在此時。然此亦是社會自然的發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敗壞，實始於成祖時。其（一）為用刑的殘酷，其（二）為宦官的專權，而兩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製，內侍本不許讀書。成祖反叛時，得內監為內應，始選官入內教習。又使在京營為監軍，隨諸將出鎮。又設立東廠，使司偵緝之事。宦官之勢驟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寵太監王振。其時瓦剌強，殺韃靼酋長，又脅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長也先入寇。王振貿然慫恿英宗親征。至大同，知兵勢不敵，還師。為敵軍追及於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貞等主張遷都。于謙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監國，旋即位。也先入寇，謙任總兵石亨等力戰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後屢寇邊，又不得利，乃奉英宗歸。大凡敵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時，遷都與否，要看情勢而定，敵兵強，非堅守所能捍禦，而中央政府，為一國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則全國的政治，一時要陷於混亂，則宜退守一可據的據點，徐圖整頓。在這情勢之下，誤執古代國君死社稷之義，不肯遷都，是要誤事的，崇禎的已事，是其殷鑑。若敵兵實不甚強，則堅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氣。一移動，一部分的國土，就要受敵兵蹂躪，損失多而事勢亦擴大了。瓦剌在當日形勢實不甚強，所以于謙的主守，不能不謂之得計。然徐有貞因此內慚，石亨又以賞薄怨望，遂結內監曹吉祥等，乘景帝臥病，闖入宮中，迎英宗復辟，是為「奪門」之變。于謙被殺。英宗復辟後，亦無善政。傳子憲宗，寵太監汪直。憲宗傳孝宗，政治較稱清明。孝宗傳武宗，又寵太監劉瑾，這不能不說是成祖惡政的流毒了。明自中葉以後，又出了三個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氵㸒。其（二）是世宗的昏憒。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於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寵劉瑾，後瑾伏誅，又寵大同游擊江彬，導之出遊北邊。封於南昌的寧王宸濠，乘機作亂，為南贛巡撫王守仁所討平，武宗又藉以為名，出遊江南而還。其時山東、畿南群盜大起，後來幸獲敉平，只可算得徼幸。武宗無子，世宗以外藩入繼。馭宦官頗嚴，內監的不敢恣肆，是無過於世宗時的。但其性質嚴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齋醮，不問政事。嚴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竊握大權，政事遂至大壞。其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邊自也先死後，瓦剌復衰，韃靼部落入據河套，謂之「套寇」。明朝迄無善策。至世宗時，成吉思汗後裔達延汗復興，擊敗套寇，統一蒙古。達延汗四子，長子早死。達延汗自與其嫡孫卜赤徙牧近長城，稱為插漢兒部，就是現在的察哈爾部。次子為套寇所殺。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兩子：一為今鄂爾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為阿勒坦汗，《明史》稱為俺荅，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則為喀爾喀三部之祖。車臣，上謝圖，札薩克圖。其三音諾顏系清時增設。自達延汗以後，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勢了，所以達延汗亦可稱為中興蒙古的偉人。俺荅為邊患是最深的。世宗時，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燭天，嚴嵩竟騙世宗，說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謂駭人聽聞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張居正為相。此為明朝中興的一個好機會。當穆宗時，俺荅因其孫為中國所得，來降，受封為順義王，不復為邊患。插漢兒部強盛時，高拱為相，任李成梁守遼東，戚繼光守薊鎮以敵之。成梁善戰，繼光善守，張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東北邊亦獲安靜。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張居正則能行嚴肅的官僚政治。下一紙書，萬里之外，無敢不奉行惟謹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瘡的財政，整理後亦見充實。惜乎居正為相不過10年，死後神宗親政，又復昏亂。他不視朝至於20餘年。群臣都結黨相攻。其時無錫顧憲成，居東林書院講學，喜歡議論時政，於是朝廷上的私黨，和民間的清議，漸至糾結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開礦，名為開礦，實則藉此索詐。又在窮鄉僻壤，設立稅使，騷擾無所不至。日本豐臣秀吉犯朝鮮，明朝發大兵數十萬以援之，相持凡7年，並不能卻敵，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後，熹宗繼之。信任宦官魏忠賢，其專橫又為前此所未有。統計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後，即已大壞，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122年之中，內憂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雖有志于振作，而已無能為力了。 （呂思勉） 洪武年中諸大事 一、命相與廢相。太祖自下集慶後，自領江南行省平章與元帥府元帥，時猶以一官自處。元至正二十四年（1365年），太祖為吳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設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長為左，達為右。達方連年統兵，平漢平吳取中原，實不與省務。洪武元年，改相國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長獨相。四年正月，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右丞相，徐達以左丞相仍統軍，旋為大將軍西征，廣洋獨相。至六年，左遷廣東參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獨相。至十年九月轉左，仍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尋賜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謀反發覺，誅，遂罷中書省，定製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實止善長、廣洋、惟庸三人。善長自太祖略地滁陽時迎謁，與語大悅，留掌書記，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參謀，預機務，主饋餉。太祖威名日甚，諸將來歸者，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誠，並調護其齟齬。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師行所克，取郡邑，善長預書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軍機進退，賞罰章程，有所招納，則為書詞；自將征討，則命居守。定榷鹽、榷茶諸法，制錢法，開鐵治，定魚稅，饒益國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帥禮官定朝野禮儀制度。又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祭祀、封建、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與儒臣謀議之，為功臣第一，比之蕭何，為真宰相。富貴既極，帝稍厭其驕，以病致仕，恩禮尚隆，復以公主歸其子。洪武十年，與李文忠並命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議軍國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誅，善長以與相厚，他坐黨死者眾，而善長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誅之。廣洋依違無大建白。惟庸始以才當帝意，曲謹市寵，獨相數年，大為奸利。徐達、劉基均以為言，會基病，帝遣惟庸以醫往，遂以毒中之。與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善長耄年，竟以惟庸謀反牽染死，遂結千餘年中書柄政之局。洪武間四大獄，連坐動至數萬人，惟庸獄最早發，延十餘年，其獄始竟，不可不稍詳之。 洪武初，帝有厭李善長意，欲易相，《明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明通鑑考異》以此文為史有誤，憲被誅在三年七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憲，當在其前。谷氏《明紀事本末》以為劉基論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狀》敘帝責善長，基論相，皆在元、二年間。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基傳》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賜歸老於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跡如此，然究為惟庸所中。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為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地，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制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子璉，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參政。太祖常欲大用之，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 按誠意之歸隱韜跡，非飾為名高也，亦非矯情也，蓋懼禍耳。《歷朝詩集·劉誠意小傳》云：「公負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淪下僚，籌策齟齬，哀時憤世，幾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與石抹艱危其事，遇知己效馳驅，作為歌詩，魁壘頓挫，使讀者僨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遭逢聖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為宗臣，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為詩，悲窮嘆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硉矹之氣，澌然無有存者，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測量其深淺者乎？嗚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讀公遺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亂世為有意氣發舒，得志大行則皆憂危之日。其不知憂危者，必有胡惟庸、藍玉之流；知憂危者，則公及漢之張良是也，而公猶且不盡免禍，讀史誠可感矣。然以國家全體而論，當開創之後，而無檢制元勛宿將之力，人人挾其馬上之烈以自豪，權貴縱橫，民生凋弊，其國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嘆漢、明兩祖之少恩，其實亦漢、明開國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吏本傳又言：「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道導予。』顧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為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公幹陰陽風角之說，史以為非其至，其實可雲達人嗜奇之一蔽。談洋王氣之讒，正以公有術數之長，而運帝聽。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學問所養成之識力，於陰陽風角何預？使果有秘術，何以談洋奏請設官，不能預防其訐；惟庸醫來下毒，不能先燭其奸？臨死使其子上天文書，毋使後人複習，誠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傳》：「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太祖用計拔和州，奉郭子興檄總其軍，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至正二十四年，陳理降，始設湖廣行省。吳元年，召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紀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得召入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入，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為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代州，洪武二年降為縣，八年二月復升為州。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高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並及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雲。」 胡獄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餘人，洪武功臣各本傳中可輯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義·鄭濂傳》：「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宥之，立擢湜為左參議。」宋濂為太子師先後十餘年，太子敬禮之，言必稱師父。以濂學術，實有開國儒臣之首。而浦江鄭氏為三百年義門，《宋史》、《元史》皆有傳，僅乃得免。惟庸誅後十年，而李善長見法時，復有牽染。靖寧侯葉升之以胡黨伏誅。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謂坐誅者三萬餘人，其名何可勝考。此為明初第一大獄。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詔書編之祖訓，略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多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太祖以置相為秦以來事，古三公論道不任職，六官任職而無總攬之柄，政事由君上親裁，此法自亦不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書省為萬幾所集，作奸者有專擅而無分掣，遂成惟庸之禍，故因噎廢食如此。蓋帝好便給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劉基即終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積惡之久，非謀逆無掩蓋之法，天下初定，戎馬之士，反側易生。廢相以後，嗣君能稍勤政，必無奸雄專弄之權。此太祖之特識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終不可免，權相之外，又有權閹，事固有出於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與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誥三編》，若胡惟庸、藍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馭勛貴官吏特嚴。《大誥》於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條目，處以極刑，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至抄札。書成，頒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定《續編》、《三編》，時懲元季貪冒，徇私滅公，立法務為嚴峻，於贓吏尤重繩之，其序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置之重典。」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給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藍玉一案，亦明初大獄，茲補述之。史《藍玉傳》：「玉，定遠人，開平王常遇春婦弟。初隸遇春帳下，臨敵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數稱於太祖，由管軍鎮撫積功至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從傅友德伐蜀。五年，從徐達北征。七年，帥兵拔興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從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滇地悉平，益祿五百石，冊其女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納哈出降，還至亦迷河，悉降其餘眾。會馮勝有罪，收大將軍印，命玉行總兵官事，尋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移屯薊州。時順帝孫脫古思帖木兒嗣立，擾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帥師十五萬征之，出大寧，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眾。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二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奏捷京師，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破哈剌章營，獲人畜六萬。師還，進涼國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命玉討平之。又平都勻安撫司，散毛諸洞，益祿五百石，詔還鄉。二十四年，命玉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以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土著人酋哈咎等遁去。會建昌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詔移兵討之，至則都指揮瞿能已在破其眾，月魯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而盡降其眾，因請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為兵，討朵甘、百夷。詔不許，遂班師。」 以上節《玉傳》所敘玉之功績。當其北伐已建殊勛，敕書褒勞，而封國改梁為涼，賜券而鐫其過。（見下）在玉為武人不修行檢，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廣諸土司益祿而即詔還鄉，明示以功成身退之義。玉若稍有學養，正急流勇退時，可以無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復起用之。既有功，復欲延長兵事，請討朵甘、百夷。朵甘地為青海，百夷則緬甸所析之麓川、平緬等司。詔不許而班師，亦其時朵甘、百夷初不為患也。帝之不欲輕啟邊釁，識高於玉，而玉之不必復以軍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復憤憤爭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禍，然至誅夷滅族，坐黨者萬五千人，則亦太過，非君臣相處之常理矣。 《玉傳》又云：「玉長身頳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於券。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帝數譙讓。西征還，命為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潁兩公下，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何真子。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臣錄》。至九月，乃下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胡謂丞相惟庸也。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凡列名《逆臣錄》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敘此事，雲下吏鞫訊，獄辭云云，獄具，悉誅之。其意謂獄吏所具之文如是，其為事實與否，未可定也。《明通鑑》則據明代私家紀載言：「初，玉征納克楚即納哈出歸，言於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蓋玉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意，而語嘖嘖聞於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禍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來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誅藍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頒《逆臣錄》。其間經告發鞫訊，當更需時，玉之禍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紀又書燕王等來朝。上年太子薨後，不書燕王復來朝。燕王處北平，頗任邊事，亦決不能正月來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歲間再朝。則所言未必盡信，或進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後耶？此等紀載，皆足為功臣不平之現狀。《明通鑑》又云：「藍玉之獄，詹徽從皇太孫錄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實，毋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黨，遂並坐。」此語出《名山藏·臣林記》，亦皆不平於當時之事者所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傳，但言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且《玉傳》徽之與玉謀變，為蔣瓛所告，非錄囚時所攀。囚攀問官，明是狡供，以此並坐，並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於約束勛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謹於守法而致成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傳》：「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鎮廣東，見本傳。」數以威福撻同，同不為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悟，以為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甫到，則同已死矣。』《亮祖傳》：「亮祖誣奏同，同死，帝尋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至與其子府軍衛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壙志，仍以侯禮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當亮祖一奏同無禮，即遣使誅同，不先一問虛實。而其時縣令得自上奏，則權貴不能無所忌憚。若亮祖之武夫不學，不足深責，但使所誣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償命，但優獎鯁直之縣令，深斥恣勢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樹之風聲，勛臣不無相警。史家類記其事，有臨淄縣令歐陽銘，抗常遇春，《銘傳》附《道同傳》：「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嘩，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開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縣令多能為民保障，觸忤貴官，未嘗非恃朝廷之能執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駙馬歐陽倫以私販累有司供役而伏誅，足以見例矣。太祖之馭吏，復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楊靖傳》附嚴德珉事云：「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右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希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雲。」讀此可以想見峻法之為用矣。民權不張之國，不能使官吏畏法，則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即國家養千萬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刑亂國。用重典，正此之謂，豈謂對民眾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納諫與拒諫。《紀事本末》敘明祖開國規模，大約明祖能識大計，不待人言，早有定見，逮言者適與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類事極多，《明史》列類敘頗有法，如陳遇等傳以純儒高識，導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帝所敬禮，言無不用，而不敢強以官。薦遇者秦從龍，帝止聞從龍名，從龍居鎮江，帝遣徐達攻鎮江，即屬亟訪從龍。達訪得之，帝即遣從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綺造廬敦聘。從龍來薦遇，又發聘書，引伊、呂、諸葛為喻，尊遇至此。遇來，遂留參密議；從龍亦事無大小，悉與其謀，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終敬禮，其所敷陳，無文字可見，但知為不嗜殺人及薄斂任賢等大指而已，蓋亦非敢以嚴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賢。從龍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與世子親至其家，尊禮無匹；遇死於洪武十七年，太祖屢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嘗敢以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罪相坐。蓋其有益於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計，其品駕乎劉基、宋濂等之上。惟劉基、宋濂、葉琛、章溢諸人，則原本儒術，而文武幹濟，亦有實見之事功。宋濂始終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與軍事，然劉基之傾倒於濂，在元代即視為天下之才，惟濂與己。蓋當時之第一流，實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者，視者功乃其末節，太祖皆得而用之，開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傳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數卷中皆見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絕非馬上治天下之氣度。至以綜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圖治，其後或不得善終，則皆偏重於才，而德不足以稱之。若陳修、楊思義等傳附見多人，如開濟即以奸狡棄市，此亦可以見太祖之尊賢用才，輕重自有分際也。 以上所謂納其言而不待以諫名者，至其以諫自名，太祖之能納，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舉一事為例。史《周觀政傳》：「觀政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人，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單薄廢缺，欲使內家肆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 按此是何等氣象。明之奉天殿，即令太和殿，奉天門即太和門，以御史監奉天門，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觀政竟肯奉職，可見當時肯任官者，其抱負已不凡，帝竟納之，已奇，納之而聽御史請，親出門邊面謝其過，此豈百世帝王所有？豈但帝王，抑豈稍有權勢者所肯為？清代自高宗以來，御朝不登正殿，有終身未至太和殿者，宮禁深遠。一御史叫呼於門前，傳命交刑部或誅戮之，則聲息可達，若既聽其言，而又從宮中親出以謝過。今試觀三殿之後，復隔乾清宮門，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宮，其出宮已甚遠，若近代帝王起居，更遠在離宮別館，乾清且為蹤跡罕到之地。以太祖所為視之，真不在意計中矣。 又《歐陽韶傳》：「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從之。」 以上為帝納諫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諫臣，則亦有之。如《葉伯巨傳》，伯巨以訓導應星變求言詔，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載本傳，所言深以分封諸王土地太侈，恐為將來尾大不掉之禍。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迨燕王以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有先見。又《李仕魯》、《陳汶輝》傳：「帝自踐祚後，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帝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怪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裡。』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汶輝亦「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雲。」又《王朴傳》：「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強，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見帝之納諫奇，拒諫亦奇，其臣之敢諫死諫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責難之心，不望其君為堯舜不止，至以言觸禍，乃若分內事也。以道事君，固非專以保全性命為第一義矣。風氣養成，明一代雖有極黯之君，忠臣義士極慘之禍，而效忠者無世無之，氣節高於清世遠甚。蓋帝之好善實有真意，士之賢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一為意氣所激而掇禍，非所顧慮；較之智取術馭，務抑天下士人之氣，使盡成軟熟之風者，養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與流弊。明代之弊，無過於信用宦官，《宦官傳》序：「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製：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中，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紀事本末》：英宗正統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太監王振益無所憚。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於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振盜去之。」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太祖愛之，然無他寵異，後遷出為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 史《職官志·宦官》：「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託，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製：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宮監文移往來。』然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鑑》：「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為亂，其可得乎？』」此出《紀事本末》而稍節其文。又「四年閏二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閽人為常侍，不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堅冰之意也。』」此純出《紀事本末》。 明之閹禍，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閹，則較前代為甚。史以趙成、聶慶童之奉使市馬，為內臣銜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歸其咎，此緣後來為禍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觀太祖以杜安道為御用監，則宮中給使本不必定用閹人，惜當時未有人能掉廢閹之議，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請革除閹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宮，乃為刑人開利用之路，故亦謂之宮刑。後世既廢肉刑，即應並廢閹宦，遷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歷世患閹，要不得不謂由太祖之作俑，其變遷自見後。 其次為錦衣衛鎮撫司獄。史《刑法志》：「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古者獄訟掌於司寇而已，漢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司馬彪《續漢書》：「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歷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乃天子自將之名，至漢有侍衛司獄，凡大事皆決焉。明錦衣衛獄近之，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所斷治，所誅殺為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又《職官志·錦衣衛》：「洪武十五年，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秩從三品，其屬有御椅等七員，皆正六品。設經歷司，掌文移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錦衣衛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此錦衣衛設詔獄一事，不能不謂太祖實倡其始。設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罷，二十六年，又申禁內外獄毋上錦衣衛，此在太祖已為不遠而復矣。其後復設於永樂中，以一鎮撫為未足，又分北鎮撫司專掌刑獄，更以衛獄為未足，雙倚宦官立東廠，後更有西廠，校尉與緹騎，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慘不忍言，蓋拾太祖已廢之跡也。 又其次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群臣罣誤。許以俸贖，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見上。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誤，列傳《薛祥傳》：「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為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為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一。為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惟庸誅，復召為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禮，然卒犯之，為後世作則。朱亮祖誣死道同，猶為有罪；薛祥則端直長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爭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時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張，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清則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 （孟森）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成祖入金川門，建文宮中火起，永樂間修實錄，以為帝已焚死。明代無人信之，所傳建文行循之書，不知凡幾。而清修《明史》時，史館中忽以建文焚死為定論，王鴻緒《史稿》創此說，而史本紀較作疑辭。蓋當時館中分兩派，主修建文後紀者為邵遠平，多數不謂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錢謙益、李清之說。駁正《致身錄》之偽作乃朱彝尊，世以為主建文焚死者為彝尊，其實彝尊特糾《致身錄》之偽，其撰《建文本紀》獨加以疑辭，不與《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論，就即史及《明實錄》等文證之。 史《建文紀》：「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種，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紀據《曝書亭集》，彝尊自言為所撰之稿。當火起至火中出帝屍，乃一瞬間事，即出帝與後之屍矣，明明已知其所終，何以又雲不知所終，且反先言不知所終，而後言出屍於火乎？是明明謂帝已不知所終，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屍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獪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無野竄倖存之理，為絕天下系望崇禎太子之計，即太子復出，亦執定其為偽托，以處光棍之法處之也。此秉筆者之不得已也。 至進《史稿》之王鴻緒，則不作疑詞，且全書之首，冠以《史例議》一冊，專論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證其焚死，且若深有憾於建文，論其遜國之名，亦為有忝，虐殺宗藩，自早眾棄，勢窮力竭，而後一死了之，何足言遜？鴻緒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遜國之說，燕王所樂稱，若不言遜國，則將謂帝本不遜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謂帝以罪伏誅乎？故鴻緒希時皆太過，轉為紕繆。乃錢氏大昕作《萬斯同傳》，竟采此論入萬先生傳，謂先生之論如是，而後建文不出亡之論乃定。此錢氏誤以《史稿》出萬氏手，而以《史例議》為萬氏所著也。其實《史稿》亦經鴻緒以意竄定，並非萬氏原文，鴻緒進《史稿》時，亦未言及萬氏，但直認為己之所作。至《史例議》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孫嫁翁攜《竹垞文稿》見貽」云云。此語豈萬氏所出，而可認《史例議》為萬氏之說耶？此錢氏之疏也。故謂《建文本紀》為斷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廣孝傳》：「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之，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屍，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蹤跡？若謂溥洽造為其說，則應以妖言罪伏誅，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決？清史館中所倚仗言《致身錄》為偽書者乃錢謙益，而謙益則言帝出亡，為帝削髮者即溥洽。此當別有據。清修《明史》時已不免渾言之矣。茲錄錢氏謙益《有學集》文如下： 《有學集·建文年譜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於餘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剪滅此，而後即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舍，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之訪張邋遢，舍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諸遠，廣其途以安之也；藥燈之詛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改參彝而典僧錄，其釋然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昩終古，此則可為痛苦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煽動，衛世子之焚台，衛太子之詣闕，誰能惎之？讓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為孤竹之封，以休發壞衣為採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此退耕於野；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逾沙軼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宗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治乎？讓皇帝之至德，媲諸泰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盡矣。」以下言世傳諸錄之作偽非實，而作《建文年譜》之趙士喆亦不過排比諸錄，欲傳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爭竹帛之名等語。文繁不具錄。蓋建文之出亡為真，而諸錄則偽，謙益之分辨瞭然也。 史《胡傳》：「永樂元年，遷戶科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頒御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至，急起召人，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宦官《鄭和傳》亦載此事。夫果成祖已確認火中之有帝屍，何以海內海外分途遍訪，歷二十餘年，然後得一確息而釋疑乎？來見時，已寢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對甚久，則必有建文確蹤，並其無意於復國之真意，有以大白於成祖，而後不復蹤跡。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無疑也。 近日故宮發見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紀》刻本，以前但於《乾隆朝東華錄》中見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諭旨：「所有《明史本紀》，並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將原本逐一考核添修。」並未見添修之本。豈料宮中竟有其書。《建文紀》末云：「棣遺中使出後屍於火，詭雲帝屍。越八月壬申，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詔頒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傳世耳。然又因以發見四庫本之《明本紀》早用添修本，緣四庫系寫本，當時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庫本人不易見，即有能讀中秘書者，亦留心於外間所無之書，無人料《明史》之有異同，遂疑誤至今，以為宮修正史，於明建文竟定為焚死，其實四庫定本早已改定。蓋至乾隆時朱三太子案相隔已遠，無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間所修，故有此曲筆耳。此已論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長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長子得立，既死則應立嫡孫，故建文之嗣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無以表示應得國之道，乃自稱己為馬皇后所生，與太子及秦、晉二王為同母，時太子及秦、晉皆已故，則己為嫡長，倫序無以易之矣。此事當見於《太祖實錄》中，預將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樂中將建文所修《太祖實錄》改修兩次，即系闌人此等文字。後修《永樂實錄》則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太子標，次秦愍王樉，次晉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議》云：「《玉牒》諸書並同。當明時，諸家頗有異議，但為《實錄》、《玉牒》所壓，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時亦仍之。《成祖本紀》云：「母孝慈高皇后。」與興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於列傳乃漏出兩證，證成祖之非嫡出。 《黃子澄傳》：「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證明燕王自與周王同母，並不與懿文太子同母。周王袛為燕王之羽翼，於建文帝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孫貴妃傳》：「位眾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無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欶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三年，眾子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證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認他庶母為慈母，而為之服三年。周王既與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檉章《國史考異》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親見神主，故《史例議》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筆記》刊版，蓋以前謂為禁書，只有李氏子孫所藏鈔本，後禁網漸弛，然仍刪節印行，至近年則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筆記》中言北都破後，弘光復都南京，乃發舊太廟，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廟，一帝止有一後，繼後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遷都定此制，以便抹殺生母，不留痕跡。夫因欲冒應嗣之名，而至沒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為疑案，《明史》中紀傳自相矛盾。自《三垣筆記》出而證《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論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專權 明朝的內治，差不多始終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兩朝，內治總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時，北棄大寧，南棄安南，對外的不競，就從此開始了。英宗立，寵任了一個王振，一切妄作妄為，其結果，就弄出土木之變。從成祖建立東廠，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權。王振專權時，也派他的義子馬順，管理鎮撫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鎮撫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無可如何。英宗回國以後，本沒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卻是當英宗北狩時，朝臣有主張遷都的，也有主張堅守京城的。侍講徐有貞，便是主張遷都最力的人。英宗回來之後，不免心懷慚愧。戰將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賞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兒子見深為太子。後來把他廢掉，立了自己的兒子見濟。偏偏見濟又不爭氣，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儲。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貞、石亨等和內監曹吉祥相結。以兵闖入宮中，迎接英宗復位。廢景帝，復位郕王。徙之西內，不多時，就死了。是為「奪門之變」。徐有貞旋為石亨所排擠，貶謫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謀反事泄，伏誅。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為，總應當改弦易轍了，卻是依然昏聵。靠錦衣衛使門達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謀，系門達所舉發。曹吉祥造反時，逯杲為其所殺。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錦衣衛，錦衣衛就廣遣校尉，到各處去偵探事情。弄得敲詐官吏，誣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憲宗立。誅門達。卻又寵任了太監汪直。於東廠之外，另立西廠，派汪直領其事。緹騎四出，屢興大獄；無賴校尉，布滿民間。貽毒更不堪設想。前四三〇年，才誅汪直，罷西廠。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監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繼曉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憲宗崩，孝宗立，才把這三個人殺掉。劉健、謝遷、李東陽、相繼秉政。把先朝弊政，極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總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鬧得不成樣子了。武宗寵任太監劉瑾，於東西廠之外，另立內廠。派劉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時，不知什麼人，投了一封匿名書於路旁，數瑾惡罪。瑾就矯詔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門外，加以詰責，至於半日之久，然後把他們都送到監里，其專橫如此。前四〇二年，安化王寘璠，反於寧夏。遣都御史楊一清討之。太監張永為監軍。一清遊說張永，回見武宗時，極言劉瑾的惡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劉瑾殺掉。又有個大同游擊江彬，交結了內監錢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極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於是武宗自稱鎮國公朱壽，出遊宣府、大同，又從大同渡河，幸延綏，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於是人心惶惶，謠言蜂起。寧王宸濠，乘機反於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東攻安慶。幸而王守仁起兵贛南攻其後，僅三十五日而平。總算是僥倖萬分了。武宗卻絲毫不知反省，反借親征為名，到南京去遊玩了一趟。平心論之，武宗不過是一個紈絝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過是個敗家子，無甚大害及於社會。要是處境困厄，或者還能養成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卻是做了個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從古以來的皇帝，像這樣的很多。這也可見得君主世襲制度的弊害了。 （呂思勉） ———————————————————— (1) 編者註：這篇文章中作者採用的是民國紀元的方法來紀年，該紀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國元年為基準，在民國紀元之前的稱民國前某某年，簡稱前某某年。為了保持文章原貌，編者未作改動。（1458年） 權臣和黨禍 武宗崩後，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質，是偏於嚴刻的。即位之初，用楊廷和為大學士，釐革武宗時的弊政。天下翕然，頗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議尊本生父興獻王為皇考，而稱孝宗為皇伯考，罷斥抗議的朝臣，而進用承順意旨的張璁、桂萼。這件事，雖然沒甚關係，然而從此以後，阿諛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漸漸的得法起來。中葉以後，用嚴嵩為大學士。世宗頗好神仙，終日從事齋醮。一切政治，都置諸不問。又好以「明察自矜，果於刑戮」，就為楊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於是大家都懼怕嚴嵩，沒人敢和他反抗。嚴嵩就得以大權獨攬。前三六二年(1)，俺答大舉入寇，直逼京城。嚴嵩以「輦轂之下，敗不可掩，戒諸將勿與戰」。於是虜兵縱橫內地八日，擄掠的夠了，方才揚去。世宗看見城外火光燭天，問是什麼事？左右便以失火對。其蒙蔽如此。這時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連亘十餘年；內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敗；明朝的元氣，就此大傷了。 前三四六年，世宗崩，穆宗立，張居正、高拱，相繼為相，革除世宗時弊政。這時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請和。東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惟東方的插漢部又強盛，薊、遼時被侵寇。高拱乃用戚繼光守薊鎮，李成梁守遼東。繼光守御甚嚴，成梁屢戰破敵。於是東北亦安靜。前三四〇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歲。張居正輔政。居正是個「綜核名實」的政治家，要行嚴肅的「官僚政治」的。明朝從世宗以來，吏治敗壞，已達極點。又累朝都好奢侈；國家財政，固極困難；人民生計，尤為凋敝。到處都盜賊竊發，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嚴州縣諱盜之誅。崇節儉以阜財，峻刑法以治盜，信賞必罰，號令嚴明」。一紙文書，雖「萬里之外，無敢不奉行惟謹」。所以神宗初政，論史者稱讚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張居正為然，不過迫於太后，無如之何。前三三〇年，張居正卒，就追奪他的官爵，籍沒其家。從此以後，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紀綱廢弛，仍舊和前此一樣了。 神宗親征以後，荒於酒色。中年以後，怠荒更甚，至於二十多年不視朝這時候，鴉片初輸入中國。有人說：神宗實在是抽了鴉片煙的，但是沒有什麼確據，官缺的也不補人。至於正旦朝會，朝廷之上，寥寥無幾人大凡結黨攻訐，總是起於沒有是非的時候。要是有比較清明一點的政治，朋黨自然結不起來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視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發」。於是言路互相攻擊的人，無是非曲直可見，格外攻擊得厲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於是言路的勢力，反而更重。這時候，又有在野的顧憲成等，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頗「議論時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是朝中的人物，也有遙相應和的。於是黨議復起。言路之中，分為齊、楚、浙三黨；朝臣之中，又有所謂昆、宣黨；互相攻擊。而這時候，又適有所謂「三黨」的好題目，就攻擊得更厲害了。 神宗皇后王氏，無子。恭妃王氏，生皇長子常洛。貴妃鄭氏，也生子常洵。帝寵鄭貴妃，欲立其子。藉口待中宮有子，久不建儲。群臣屢以為言。前三一一年，才立常洛為皇太子。前二九七年，忽然有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梃闖入東宮，擊傷守門內侍。把他拘來審訊，他自言姓張，名差，是鄭貴妃宮中太監劉成、龐保主使他的。於是眾論譁然，很有直攻鄭貴妃和貴妃的兄弟鄭國泰的。後來事末窮究，但把張差、劉成、龐保三個人殺掉，就算完結。這個喚做「梃擊之案」。 前二九二年，神宗死了，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不多時，就病了。鴻臚寺丞相李可灼進紅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於是東林黨說這進紅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負責任。也有人不以為然的。是為「紅丸之案」。 光宗崩後，熹宗即位。時年十六。光宗的選侍鄭氏，也住在乾清宮。御史左光斗上疏力爭，選侍不得已，才移居噦鸞宮。是為「移宮之案」。 這所謂三案，本來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卻是兩黨得之，都把它當作攻奸的好資料。事過之後，依舊彼此爭執，互相攻擊。這時候，大學士葉向高，頗左袒東林黨人。吏部尚書周嘉謨，又多引用東林黨。非東林黨人恨之入骨。熹宗也是個昏愚不過的。寵信乳母客氏，封為奉聖夫人。又寵任內監魏忠賢。非東林黨就和他相結。御史崔呈秀更把東林黨人的名字，都開給他，叫他「一網打盡」。於是魏忠賢自己提督東廠，先後殺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紀忠、周朝瑞、顧大章、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等十二人。這十二人，謂之「前後六君子」。都是東林黨里，表表有名的。又毀天下書院，把東林黨人的姓名，榜示天下。魏忠賢威勢赫奕；至於各省督撫，都替他建立生祠；歌功頌德的，遍于海內，真是不成事體。直到前二八五年，熹宗崩，毅宗即位，才把魏宗賢除掉。然而明朝的國事，已經無可收拾了。 明系圖 （呂思勉） ———————————————————— (1) 編者註：這篇文章中作者採用的是民國紀元的方法來紀年，該紀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國元年為基準，在民國紀元之前的稱民國前某某年，簡稱前某某年。為了保持文章原貌，編者未作改動。 崇禎致亡之癥結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帝崩，是為二十二日，丁巳，二十四日。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崇禎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遺詔，即夕入臨，居宮中，比明，群臣始至。時崔呈秀方改兵部尚書，奪情視事，比人臨，內使十餘傳呼呈秀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莫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於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罷崔呈秀。時閹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賈繼春先後劾呈秀以嘗帝，呈秀遂罷。又削浙江巡撫潘汝禎籍，以其建祠作俑。而閹黨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動。楊邦憲建祠疏至，帝閱而笑。忠賢辭建祠輒允。乃僅於部屬中得主事錢元愨、陸澄源各一疏，又嘉興貢生錢嘉征一疏，論劾忠賢，帝召忠賢，使內侍讀疏，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啖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賢鳳陽安置。」戊辰，初五。罷各邊鎮守太監。己巳，忠賢與其黨李朝欽行之阜城，自縊，崔呈秀聞之，亦自縊。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與魏良卿皆伏誅，客氏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光先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妊身者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詔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毀變價。逮陸萬齡於獄，監候處決。崇禎元年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戮忠賢屍，寸磔懸首河間。戮崔呈秀屍，懸首薊門。 崇禎之處忠賢當矣，罷各邊鎮守，禁中官出禁門。創巨通深，宜有此明斷。乃未幾又悉用閹，至日後開城迎闖之曹化淳，正為帝之所尊信者，帝猶自謂：「非亡國之君。」此讀史者所可論定也。 元年正月，大計天下吏，楊維垣以御史佐計，以東林與崔、魏並詆，並堅持三案。是時柄國者皆忠賢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編修倪元璐首上疏一再駁正維垣，當局以互相詆訾兩解之，而公論乃漸明矣。嗣是閣中閹黨黃立極、張瑞圖、施鳳來陸續罷。立極先以山陰監生胡煥猷劾之，不自安求去。楊維垣猶論煥猷出東林指使，帝為除煥猷名下吏，亦允立極去。五月，從倪元璐言，毀《三朝要典》，焚其板，閹黨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後降清，入《貳臣傳》。於是罹忠賢之禍者多贈官賜諡，東林始不負罪於世，而閹黨猶持朝局，動以計陷右東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別磔、斬、秋後處斬及充軍、坐、徒、革職、閒住各等罪名，共二百餘人，諸奸亦多漏網者，維垣名在充軍之列。 維垣於仇東林、翻逆案最力，為清流所深惡，然南都破後，能以一死了之；東林後輩，亦有降於闖軍，列於清廷者，鼎革之際，事多難言，惟皦然不污者終以正人為多。 元年四月，起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誅，王之臣被劾罷，延臣爭請召崇煥，詔所思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師，召對平台，自任五年可復全遼，請勿令在朝諸臣以權力掣臣肘，以意見亂臣謀，帝悉從之，並假便宜賜上方劍。崇煥又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為人排構，不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任而勿貳，信而勿疑。馭邊臣與延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是以為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八月抵關，適寧遠兵缺餉四月譁變，先靖其亂，即裁併諸鎮，關內外止設二大將，祖大壽駐錦州，趙率教駐關門，身自居中駐寧遠。請罷寧遠及登萊巡撫不設，亦報可。二年六月，崇煥殺毛文龍。文龍鎮東江，朝延視為意外之兵，不能時給餉，文龍因得以自籌之說，假通商名，往來海上，多販違禁物規利。建州所資於中國者，得之東江，而文龍亦多得建州所產參貂，賂遺朝貴，恆為閹黨所樂袒庇。既擁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極眾，建州亦頗有顧忌，而朝鮮亦賴以聯中朝之聲氣。崇煥蒞鎮，疏請遣部臣理東江餉。文龍惡文臣監製，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尋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相與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朝鮮最忠於明，明延亦無謀襲朝鮮之意，而至末代之軍人，則多以此為厚自封殖之計，李成梁有次計，故益欲聯絡清太祖。毛文龍亦然，皆以糾集徒黨大眾，思開一新國土，以自雄于海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妄，殺瀕海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海外諸國。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幽之島上，僵臥死者，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攻。十一當斬。開鎮八年，擁兵觀望，不能恢復寸土，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噤不能置辯，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宮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恐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於帳下。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於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藳待罪。」上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眾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已副將陳繼盛攝之，於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皆報可。 崇煥誅文龍一事，流傳失實之紀載不可勝舉，至今人有為文龍報屈，稱崇煥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實錄所見，於文龍至罪狀無疑也。但史又言：「文龍專閫海外，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自謂可弭後患，然東江屹然巨鎮，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此為後來詆議誅毛為失計說之所由來。然此皆崇煥冤死後島兵變化之事實，若使崇煥久任以處其責，何至視劉興祚兄弟與陳繼盛相屠殺，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輩遂為清廷佐命哉？誅毛部署不過三閱月，崇煥已中清太宗反間，明廷自壞長城，反信高捷、袁弘勛、史輩，為閹黨報仇，興大獄，以妄殺文龍陷輔臣錢龍錫。易代以後，流聞語尚不實，則審慎讀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毀邊牆入犯，崇煥入援，謗者以崇煥先有與建州通和之意，謂其招虜脅和，將為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計叛將高鴻中，於軍中所獲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縱宦官歸，以聞於帝，遂再召見於平台，詰殺文龍事，縛付詔獄。祖大壽駭而毀關東奔，遂於獄中取崇煥手書召大壽，得無叛去。時閣臣錢龍錫持正，不悅閹黨，閹黨王永光復用，為吏部尚書，引同黨御史高捷、史，為龍錫所扼，遂以龍錫與崇煥屢通書，訐議和，殺文龍為龍錫主使，並罷龍錫。時起用孫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於三年八月磔崇煥，九月逮龍錫，十二月下龍錫獄。閹黨借議和誅毛，指崇煥為逆者，龍錫等為逆黨，謀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內閣溫體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發自兵部，而兵部尚書梁廷棟不敢任而止，僅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帝不信龍錫逆謀，龍錫亦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令長系。明年，中允黃道周申救謫外，而帝亦詔所司再讞，減龍錫死，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疏粟贖罪，周延儒當國，尼不行，南渡後始復宮歸里卒。崇禎宰相五十人，龍錫尚為賢者，崇禎初與劉鴻訓協心輔政，朝政稍清，兩人皆得罪去。崇煥則以邊事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餘資，天下冤之，帝茫無主宰，而好作聰明，果於誅殺，使正人無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線僅存之命，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遼東大將趙率教、滿桂遇建州兵，先後皆戰死。 （孟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