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四十四講 · 第六編李思純、呂思勉講元史

蒙古大帝國的盛衰 元史學之鵠的 蒙古大帝國的盛衰 蒙古是野蠻的侵略民族(1)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國，他是適直幸運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幾於包括整個亞洲，而且還跨有歐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還是西域。蔥嶺以西，亞歷山大東征後，安息、大夏，對立為兩個大國。其後則變為波斯和月氏的對立。南北朝時，嚈噠興，月氏為其所破，分為許多小國，波斯亦被其攝服。突厥興，嚈噠又為所破。月氏舊地，大抵服屬於西突厥。時大食亦已勃興。公元641年，破波斯，蔥嶺以西之地，次第為其所吞併。是時中國亦滅西突厥，波斯以東之地，盡置羈縻府、州，兩國的政治勢力，遂相接觸。然蔥嶺以西之地，中國本視屬羈縻，故未至引起實際的衝突。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寶九年，唐將高仙芝伐今塔什乾的石國，石國求救於大食。明年，大食來援，唐兵敗於怛邏斯。未久，安史之亂起，唐朝就不再經營西域了。安史亂後，中國對於西域，就不再過問了。遼朝滅亡後，其宗室耶律大石，會十八部王眾於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魯番縣。簡其精銳西行。此時大食的紀綱，久已頹廢，東方諸酋，據土自專，形同獨立。大石兵至，滅掉雄據呼羅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並壓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書》作貨利習爾。使之納貢，而立國於吹河之濱，是為西遼。 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時，今蒙古西部乃蠻部的酋長古出魯克奔西遼，運用陰謀，和花剌子模裡應外合而取其國。又有在鄂爾坤、色楞格兩河間的蔑兒乞，其酋長忽禿亦西奔，和古出魯克都有捲土重來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動搖，乃於1213年北歸，遣哲別、速不台把這兩人擊滅。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兒即回紇異譯。及其西之哈剌魯，唐時西突厥屬部葛邏祿。歸順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開。既滅古出魯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興於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總是先向中國地方侵掠的；況且是時，蒙古與金，業已兵連禍結；所以蒙古對於西域，本來是無意於用兵的。但野蠻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發達之地，通商往來，自為其所歡迎；而商人好利，自亦無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於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許。然花剌子模的軍隊多數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錫爾河濱的訛打剌城為東西交通孔道，城主為王母之弟，蒙古人隨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400多人，都被他認為奸細，捉起來殺掉，只有一個人脫逃歸報。成吉思汗大怒，遂以1219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輾轉入裏海小島而死。王子奔哥疾寧，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還。哲別、速不台別將繞裏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諸部。欽察酋長奔阿羅思，Kiptchac，亦譯奇卜察克·阿羅思即俄羅斯。又追敗之，平康里而還。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來是復仇之師，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質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繼續侵掠的欲望。太宗立，命諸王西征。再破欽察，入阿羅思，進規孛烈兒即波蘭及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問至，乃班師。憲宗立，復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報達，木剌夷Mulahids，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裏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 東北一帶，自高句麗、百濟滅亡後，新羅亦漸衰。唐末，復分為高麗、後百濟及新羅三國，石晉初，盡並於高麗王氏。北宋之世，高麗曾和契丹構兵，頗受其侵略，然尚無大關係。自高句麗滅亡後，朝鮮半島的北部，新羅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麗亦未能盡力經營；女真逐漸侵入其地，是為近世滿族發達的一個原因，金朝即以此興起。完顏部本曾朝貢於高麗，至後來，則高麗反為所脅服，稱臣奉貢。金末，契丹遺族和女真人在今遼、吉境內擾亂，蒙古兵追擊，始和高麗相遇，因此引起衝突，至太宗時乃成和。此後高麗內政，遂時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時甚至廢其國號，而於其地立征東行省。元世祖時，中國既定，又要介高麗以招致日本。日本不聽。世祖遂於1274、1281兩年遣兵渡海東征。前一次損失還小。後一次因颶風將作，其將擇堅艦先走，餘眾20餘萬，盡為日本所虜，殺蒙古人、高麗人、漢人，而以南人為奴隸，其敗績可謂殘酷了。世祖欲圖再舉，因有事於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開始於憲宗時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雲南，滅大理。即南詔。自將北還，而留兵續向南方侵略。此時後印度半島之地，安南已獨立為國。其南，今柬埔寨之地為占城，蒲甘河附近則有緬國。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1284、1285、1287三年，三次發兵南征，因天時地利的不宜，始終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則曾一度用兵於爪哇。此外被招致來朝的共有10國，都是今南洋群島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當時海外諸國，以俱藍、馬八兒為綱維，這兩國，該是諸國中最大的。馬八兒，即今印度的馬拉巴爾。俱藍為其後障，當在馬拉巴爾附近。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滅宋，共歷112年，而蒙古的武功，臻於極盛。其人的勇於戰鬥；征服各地方後，亦頗長於統治；如不干涉各國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稱。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則仍在此時別些大國，都適值衰頹，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國和大食帝國；又有一部分人，反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時附從的諸部族便是；所以我說他是適直天幸。 中國和亞、歐、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兩個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這兩個區域的文明，被亞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嶺，和北方的荒涼阻隔住了。歐洲文明的東漸，大約以希臘人的東遷為最早。漢通西域時所接觸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臘人所傳播、所留遺。其後羅馬興，東邊的境界仍為東西文化接觸之地。至羅馬之北境為蠻族所據而中衰。大食興，在地理上，擁有超過羅馬的大版圖，在文化上亦能繼承希臘的遺緒。西方的文化，因此而東漸，東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於海路，至蒙古興，而歐西和東方的陸路才開通。其時西方的商人，有經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到蒙古來的，亦有從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而來的。基督教國亦派有使節東來。而義大利人馬哥博羅，Marco Polo，居中國凡30年，歸而以其所見，著成遊記，給與西方人以東方地理上較確實的知識，且引起其好奇心，亦為近世西力東侵的一個張本。 如此廣大的疆域，自非一個大汗所能直接統治；況且野蠻人的征服，其意義原是掠奪；封建制度自然要隨之而興。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為最大。當時的分封，大約他的長子朮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欽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蠻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遼之地，而和林舊業，則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習，歸於其季子拖雷。此據日本那珂通世說，見其所注《成吉思汗實錄》，此書即《元秘史》的日譯本。其後西北一帶，朮赤之子拔都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則功出於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後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謂阿闊台、察合台、欽察、伊兒四個汗國。阿闊台之後稱Km. of Ogotai，亦稱Naiman。（乃蠻）察合台之後稱Km. of Tchagatai。拔都之後稱Km. of Kiptchac，亦稱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後稱Km. of Iran。而分裂即起於其間。蒙古的汗本來是由諸部族公推的，到後來還是如此。 每當大汗逝世之後，即由宗王、駙馬和管兵的官，開一個大會，蒙古語為「忽力而台」。議定應繼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兒帖曾給蔑兒乞人擄去，後太祖聯合與部，把他搶回，就生了朮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兒乞種，有些歧視他，所以他西征之後，一去不歸，實可稱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時，曾有命太宗承繼之說，所以大會未有異議。太宗死後，其後人和拖雷的後人，就有爭奪之意。定宗幸獲繼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憲宗被推戴。太宗後人，另謀擁戴失烈門，為憲宗所殺，並奪去太宗後王的兵柄。蒙古的內爭，於是開始。憲宗死後，爭奪復起於拖雷後人之間。憲宗時，曾命阿里不哥統治漠北，世祖統治漠南。憲宗死後，世祖不待大會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於漠北，為世祖所敗，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於西北，察合台、欽察兩汗國都附和他。伊兒汗國雖附世祖，卻在地勢上被隔絕了。終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1310年，海都之子才來歸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號令，就不能行於全帝國，此時亦不能恢復了。所以蒙古可說是至世祖時而臻於極盛，亦可說自世祖時而開始衰頹。 （呂思勉） ———————————————————— (1) 編者註：為了保持文章原貌故未作改動，但並不代表編者認可原作者的說法。這裡需讀者自己來辯證地閱讀和理解。 元史學之鵠的 凡將時間自成吉思汗以降，迄於其裔孫淪亡，空間自中國以至西域，中間一切興革盛衰之跡，為有統系的歷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學」。 「元史學」之命名，蓋未為適當也，所謂「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國後，規仿漢制，始定國號曰元，故元之為義，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脫歡貼木兒順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為中國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思汗太祖、窩闊台太宗、貴由定宗、蒙哥憲宗之尚未定中國者，與奇卜察克汗國，伊兒汗國，察哈台汗國之離中國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實際上吾人所謂元史，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學家屠寄敬山頗知此義，彼將自成吉思汗以來塞外崛起之故乘，與西域諸汗開藩建邦之事實，別輯為專書，署名曰《蒙兀兒史記》，所以別於吾國舊時所謂元名，其識解甚卓。吾於屠氏之命意，固甚贊同。特吾書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舊名者，（一）國中專家，自屠寄外，無不習用史之名，即較屠氏更為晚出之柯劭忞鳳孫，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約定俗成，當以不改為是。（二）漢文既為單音，命名宜從簡易。蒙兀兒史或蒙古史，字繁音復，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簡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國後，雖宗藩不服，叛亂頻仍，然在名義上，仍為蒙古全國大汗。中間亦時有西域宗王，入覲貢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謂為代表蒙古帝國之中心。則元史二字，固可涵蓋余邦。雖不免以偏賅全之譏，但亦有可據之理由。故吾書仍從元史舊名。且更將數百年來東西專家對於蒙古之研究，亦擅為定名曰《元史學》。 今於世界歷史之中，致力以專攻元史學者，果有何「鵠的」乎？凡學問者，為學問而學問，其鵠的之不涉功利主義，吾固無庸於此再為贅辭。若自其本身性質上言，則元史之譯名商訂，地輿考證，年代搜索，事實稽訪，其困難蓋十倍於他種歷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難者，則酷嗜搜索之學問家對之，其趣味愈濃，其勇氣愈增。然則治元史之鵠的為何，吾人姑存而不論可也。即使斯學別有其較高之鵠的，吾人亦不妨大膽斷言之曰，「元史學者，別無鵠的，即以困難為其鵠的」。以其研究之特為困難，而學者乃更群趨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學之鵠的，必先明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並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今人梁啓超，謂「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颶風」，其言最為切當。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輸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為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並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 今若自南並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雖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遺蹟，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征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編·地理志》雲，「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劭忞《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為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兼轄行省，實明清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眾。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劃，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兩代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並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蹟也。 複次，則元人於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頗有影響。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竄據吾北方以後，浸假而文化濡染，習於漢俗，其「民族意識」已漸淪亡，而相率自附於漢人之列。故當蒙古盛時，彼曩日與吾為敵之遼金二族，已馴伏歸化，深染華風。然彼雖自附於漢人，而漢人固未必便認為同類也。自蒙古南並中國以後，乃逕分中國民族，曰「漢人」，曰「南人」，其所謂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漢人，則其中包含北方久習漢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習漢化未能即真之異族，乃逕取得漢人之名，加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認之。於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賴蒙古人指鹿為馬等稱齊視之結果，而名實兩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當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遺蹟於中國者，則「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無所謂宗教信仰，厥後四方以次戡定，東西諸汗，亦頗苦其民蠻野鄙僿，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當時諸汗國分封萬里，幅員遼闊，風尚之傳習不同，交通之情況互異。故其所假借應用之宗教，亦復彼此不同。諸汗國中各種宗教爭竟抉擇之結果，略如下表。 元人興盛之時，西歐諸帝王，方沉迷於復興基督教之夢中，竭其力以屢興十字軍，冀絕滅回教於西亞東歐之地。當時以伊兒汗國之撲滅回教故，羅馬教皇乃屢遣教士東行，冀與蒙古人聲氣相通，以從事合作，撲滅回教。於時元人方務兼併回教諸國，故亦采遠交近攻之策，務與基督教士交歡。吾人熟知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polo）之父與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與羅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東來著也。乃不幸道元稽遲，復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請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僅派二人，且未達中國，中道而返。其時復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侶，聲勢大張，若輩挾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別受聶思脫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響，而今日風靡蒙藏之喇嘛教，於以創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轉移其眷顧基督教之眼光，而別注目於喇嘛教。於是北方遊牧馳突之民族，逐一變而為黃衣佛號氣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實以是時種其因。吾人今日試游北方諸地，遠及塞外盟旗，乃恍然於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遺蹟，其支配北方種族生活之情形，蓋若何強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當研究之鵠的耳。 元人南並中國之所留影響，為吾人研究元史之鵠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歐洲之關係，尤為蒙古史跡之價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價值所在，則「東西交通」耳。原來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在歷史上，曾有多次之機會，垂相接觸，而終致參商不果。自紀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東侵，兵鋒及於印度恆河，其於中國，未達僅一間耳。及漢武帝遠通西域，而亞力山大王所建東方藩封，早歸淪滅，東西交通，終不相值。漢武與亞力山大王之相距，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參商，遂成永隔。甘英遠使，已臨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見惑偽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臨之海，近人考證以為裏海，獨洪鈞以為系波斯灣，見洪氏《元史譯文證補，中國與歐洲之間》，遂終無直接通使之機會。由此因循，至於中古一二二九年以後，乃藉元人兵力，西達波蘭奧斯馬加，而後中西陸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紀元。此即一部元史之極大價值所在，而亦即吾人所以戮力搜討之鵠的。英國霍渥爾特氏（Herry H. Howorth）所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三卷之序言有曰： The in vasion of Mongols opened the various roads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closed, and brough tmen of all races together, while one of the chief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vasion was the transportation of whole peoples to and fro. 蒙古西侵，乃將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盡開闢之，而使一切民族種姓，聚首相見。西侵之主要關係，乃輸送全部民族，使轉徒交通。 法國馬斯伯羅氏（Georges Maspero）所著《中國》（Ia Chine），書中第四章亦曰， Ce furent les Mongols Qui rappr ocherent la Chine de I'Europe. Maitres de Moscou etde kiev, ils envahissent la Pologne, en Hongrie, et auraient pousseplus avavt silamortd'ogotain'etait venue sauver I'Europe.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國與歐洲互相接近。彼既為莫斯科與機窪之主人，乃更侵入波蘭，直越奧匈國境。使非阿闊台之死，報拯免歐洲，或將更引其眾前進耳。 吾人於此證知，蒙古西侵乃東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蓋自蒙古西侵，而中西兩方相互間，乃辟漢唐以來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雖鐵騎馳突，未常具有傳播文化之動機，而雙方文化，終於不自覺間，賴以傳播。且以亞洲有色人種，震轢西歐，亦為吾東方民族足以自豪之歷史。蓋自紀元四百四十年來匈奴亞提拉王（Attila）西侵羅馬以後，又越八百餘年，乃有蒙古酋巴都（Ba-tu）速不台（Subutai）等，繼踵前烈。故治元史者，當視蒙古西侵為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對於西侵之事略，與西侵諸役之本身價值，固當以中西交通一問題，為研究之焦點。 巴黎大學舊設《韃靼史》講座，當時法國史學界之主張，以為馬可波羅之著遊記，其關係之重大，不遜於哥倫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國東方史家萊彌薩氏（Abel Remusat），曾將蒙古西侵之影響，列舉多種如下。 （一）關於宗教傳布方面者。 敘利亞之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因蒙古西侵而傳布於中國，當一二八〇年，羅馬教皇使者抵中國時，已有聶思脫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Khanbaligh），當時汗八里之主教，曾將《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及《讚美聖》（Psalms）翻譯為蒙古文。 喇嘛教之創興，實於聶思脫里教派有所採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兒（Ouigur）文字，亦由聶思脫里教徒，於敘利亞文字有所貢獻，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關於物價介紹方面者。 蒙古曾傳中國之羅盤指南針（Mariner's Compass）於歐洲。 自蒙古西侵，歐人乃識中國印度從古早用之火藥（Gur-power）木版雕刻之印刷術，亦由蒙古自中國傳入歐洲。 紙幣（Paper-money）為中國早行這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傳入歐洲。遊歷家巴罷羅（Josaphat Barbaro）曾於一四五〇年，在（Azof）地方，遇一韃靼人曾奉使中國者，呼紙幣為Con nuova stampa，且告以在中國如何印刷發行之大狀況。 紙牌（Palying Cards）作葉子戲之用者，原系木質鐫花，於一一二〇年，自中國傳入蒙古。而歐人最古所用之紙牌，名為（Jeu de tarots）者，其形式花樣尺度數目，皆與中國同。 又算盤（Shan-pan or Arithmatical machine）乃計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時，傳入俄國與波蘭。今俄波兩國不識字之婦女，於計算時，尚通用之。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古人布算為籌，今用算盤，以木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於何代。案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定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萊彌薩氏於列舉以上諸事既竟，更為結論曰：「此交通乃將中古之黑雲，一掃而淨。屠殺之禍雖慘，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為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 其在物質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舉之東方指南火藥印刷紙幣之傳入歐洲而外，其西方傳入東方之物，則火是也。按《元史》載阿里海牙攻樊城，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法，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也。 《元史·工藝傳》載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匠於宗王阿不哥（按即伊兒汗之阿八哈，Abaka khan），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又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於城東南隅，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 吾人自中國史籍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籍中征之，則尚有多人。馬可波羅遊記自雲，元兵攻襄陽時，身預其列，其父曾獻法，遂破其城。是馬可波羅之父，亦為獻之一人矣。 《伊兒汗國史》載云：「蒙古大汗征大馬色城（Damascus）之三手，攻襄陽，一曰阿伯八克（Ababack），一曰伊伯拉希（Iblash），一曰馬合摩德。」（Mohammed）時為西曆一二七二年雲。 吾人觀於中西史籍所載攻襄陽手之名，彼此歧出，頗滋惶惑。近人張星烺考證《中國史書上之馬可波羅》曰：「元史所紀襄陽之役，無馬可波羅之名，或當時獻者多人，而史官僅擇亦思馬因一人之名，余皆從略也。成宗時，史官進世祖實錄，帝閱之，斥曰，亦思馬因一手，事何足紀。由此觀之，即亦思馬因一人之名，得遺留後世，亦云幸矣。」 抑吾人於以上所舉諸事物之外，猶有可補充之數事，甚為重要者。 其一，則中國農產工藝品之再入歐洲也。當中國漢代西方羅馬之時，亦常有中國所產絲茶諸物，由安息（Parthes）之轉運居奇，流入歐洲。於時羅馬人頗不能明曉其來源，而漫呼其產地曰（Seres），斯蓋中國之一別名也。厥後西方羅馬衰亡，中國亦遭晉唐之亂，交通中絕，而中國農產工藝品之不見於歐洲者，蓋八九百年。至元人西侵，而後久睽隔於歐人這眼之品物，若絲與茶，及兩宋以來范制頗精之瓷器，復隨元人馬首，而再入歐洲。 其二，則回教徒天文曆法知識之傳入中國也。吾人讀《元史》，每見當時宗教徒有所謂「木速兒蠻」者，即今日歐人通常習呼回教徒之名曰（Musulman）是也。今據歐洲之蒙古史學專家所考見，以為元人西侵波斯，攻破報達（Bagdad），曾傳阿拉伯回教徒之天文知識於中國（Howorth氏《蒙古史》）。按波斯阿拉伯向為天文歷算諸學發達之地，報達一城，為回教徒聲教文物之中心者，凡六七百年，一旦為元人所蟠據，其天文知識之因交通而傳入中國，乃事勢之所許。今試以此說，考之中國史籍，亦不為無征。柯劭忞《新元史》卷三十四《歷志》云：「耶律楚材常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又作麻答歷，今不傳。」又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曆，帝稍採用之。其法為默特納國王馬哈麻所造。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開皇已未。」又云：「十三年平宋，世祖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率南北日官陳鼎臣、鄭元麟、毛鵬翼、劉巨源、王素、岳鉉、高敬等，分掌測驗推步。十七年新曆成，賜名《授時曆》。」又柯書卷四十一《天文志》云：「郭守敬創製諸儀表，台官遵用百年，測驗之精，遠逾前代。」就以上諸說而觀之，元代律歷知識，本有外來之影響。郭守敬之《授時曆》，是否曾受回回曆之影響，《元史》實無明文。假令實有得於西域之曆法，而國人結習，每項以由外夷求得之知識為恥，史官亦必諱言。吾意以為元代曆法之精，乃史家所公認，然斯學何以於短期之內，驟躋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則郭守敬《授時曆》之曾有外來影響，乃理之所必有。然魏源《元史新編》卷六十四《歷志》云：「有元一代制度，莫善於歷，歷出於郭守敬，全憑實測，不事虛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時曆》為無弊。」魏氏之所謂西法，即明季以來南懷仁湯若望之西法。彼蓋認郭守敬曆法之毫無西方影響，不知回回曆法，早入中國，而郭守敬王恂諸氏之驟精歷學，必有其原因也。按史載世祖曾令立回回欽天監回回國子學，亦足為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有「回回算術」一則云：「《明史》載回回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書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為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歲實，雖雲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按阿拉伯歷算之精，世所共曉，此所云回回曆法，在元代已傳入於中國，明代曆法，特因回回舊法，更為推步，固非特創也。 今更就柯氏《新元史》諸列傳中考之，則當制定《授時曆》時，與郭守敬先後同時而深於數理歷學之人數甚多，試為簡舉如下。 郭守敬，順德邢台人，造《授時曆》，作簡儀，仰儀，正方案，景符，窺兀諸器。 李治，真定藳城人，著《測海圓鏡》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朱世傑，文都人，著《四元玉鑒》三卷。 楊恭懿，奉元高陵人，同修《授時曆》，著《歷議》。 王恂，中山唐縣人，同修《授時曆》。 齊履謙，大名人，著《至晷景考》二卷，《經串演操》八卷。 以上諸人，專精數理曆象之學，吾固不能武斷其皆受外來學術之影響。至少其中若干，必為吾國原有之學術傳授。然吾人固熟知，回回曆法，在太祖成吉思汗時，已為耶律楚材所推許，且亦為世祖忽必烈所採用，則以上所舉諸人，又生太祖後多年，當時學術講求，必曾有所灌輸探討，以為比較參合之資。且所舉諸人，皆出北方，吾人考宋末元初，聲教文物，皆在江淮一帶，南方研求學術之盛，遠過北方，何以上舉諸數理曆象專家，皆屬北方人士？豈非因回教徒天算曆法之學，由蒙古西侵而得傳於中國，北方人士，以地近故，其得風氣較先，資參考較易，故河朔之士，乃多以專家名。此雖不得為定說，且無確證，固亦不失為吾人讀元史時一有趣味之假設。 西侵所兼併臣服之國至多，其在中亞一帶，部落錯綜，犬牙雜處，鐵騎一臨，盡歸澌滅。至遠西諸國，或在裏海南北，或在波斯灣附近，其更遠者，則在黑海一帶，盡為蒙古勢力所及之地。吾人於此，固可比合中西史籍所紀，以圖表明之。茲就柯書《西域傳》中列有專傳者，為造一簡明表於下。按表中所載中國譯名，悉本柯書。歐語譯名，悉本Howorth氏《蒙古史》。 附註：表中土耳其及印度，系戰勝而未征服之國。 因西侵而擴大版圖，因擴大版圖而中西交通，乃必至之勢也。按《元史·成吉思汗本紀》云：「成吉思汗病革，語諸子曰，我為汝槽創業，自彼至此，皆有一歲程。」可知當時版圖之廣大。然自成吉思汗死後，其孫巴都（Batukhan）旭烈兀（Hulagukhan）再事西侵，一則深入俄國波蘭，建國都於薩萊城（Sarai）。一則摧滅波斯全境，改建汗國。自此而國境之廣大遼遠，較太祖生時，更增數倍。疆域既極遼闊，則交通益感困難，於是乃興驛站以為補救方法。自驛站既興，而東西交通，遂多利便。按《舊元史·朮赤傳》云：「朮赤，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夫在太祖時，自東至西需一歲程者，今太宗以來，幅員益廣，而由俄境薩萊城至北京，僅需二百餘日，此則興驛站之明效也。 故論東西交通而著眼於元代之驛站制度，實為最切要之一點。當時西行之道有二，其一，由天山南路，經中亞，越波斯阿拉伯以達歐洲，是曰「南道」。其一，由天山北路，經西比利亞之南，以入俄境，是曰「北道」。考驛站制度之創始，蓋在太宗阿闊台時代。「太宗慮奉使者，率經民地，既稽時，復擾民，欲令各千戶分出夫馬，定立驛站，非急務，均須乘驛馬，勿得經民地。商諸察哈台，察哈台善之。允於所轄境內置驛，東接太宗所置者，西接巴都所置者，太宗於是以此意布告諸王駙馬等，皆以為便，始置守驛等戶，命人整治所排驛站，站各設夫二十，內鋪馬與使者廩，餼羊馬及車牛，均著為令，有闕者，沒其家財之半。」以上固中國史籍中之元代驛站制度。吾人須知，自有此驛站制度，商販互市，行旅無阻，中西交通，乃得開從古未有之局面。故太宗阿闊台自言，即位後有四功四過，所謂四功者，即「滅金」「立驛站」「設諸路探馬赤」「無水處使百姓鑿井」是也。於此吾人知驛站制度之在當時，其重要為何如。元代驛站制度、可考《元史》及《馬可波羅遊記》之紀驛站一章。 蒙古西侵，凡三大役，其用兵之目的不同，所擴大疆土亦異，治元史者，所當分別論列者也，今亦列表明之。 以上西侵三大役，其第三役旭烈兀西征在中亞及亞洲西部所發生之影響尤巨，且尤能令吾人驚愕震嘆。蓋此役之結果，乃回耶兩宗教在亞洲盛衰之一關鍵。自有此役，而後「天方衰息，天主東行。」故歐洲之東方史家，其於此役，尤感趣味。蓋波斯阿拉伯之地，自謨罕默德（Mohammed）生於陳宣帝太建三年五七一年，至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年，遂宣布紀元，為回教主。其後子孫世襲，勢力益張。六七五年，西侵歐洲，乃兵鋒達於西班牙。至七八七年，而國境西至地中海，東至印度河，一一八七年，取耶路撒冷，逐天主教徒。至是而歐亞之間，回耶之爭，幾無寧歲。十字軍屢起屢蹶，歐洲帝王諸侯，疲竭精力以事此，而終於無濟。其酋據有報達，號為回教主，曰哈里發Khalifa或譯加利弗，與羅馬之天主教皇，儼然東西對峙。吾人試一稽考，東西史籍所載，當時報達城中文物禮俗之盛，與哈里發之尊崇富厚，蓋可想見。歐洲耶教帝王，痛心切齒，無可奈何。今何幸蒙古旭烈兀挾其遊牧人種之蠻力，一旦風馳電掃，逕將此回教中心之聖地，以馬蹄躪平之，回教徒悉膏鋒刃，余亦逃散四方，數百年綿延不絕之哈里發傳統大位，一旦中絕，中亞回教之焰，忽焉衰熄，而後天主舊教，乃得乘隙東行，旭烈兀諸子孫，亦多受洗禮遵奉耶教。吾人試思，此一役在中亞之影響為何如。斯固歐洲耶教帝王所以撫掌快心，必欲與蒙古通使修好，而歐洲東方史家，所以述伊兒汗國史，與旭烈兀攻報達一役，遂不禁眉飛色舞耳。 今為使吾書條理清疏，便於讀者計，凡旭烈兀攻報達之事實，特自柯氏《新元史》之《旭烈兀傳》《報達傳》中，分年撮舉之。 此末代被殺之哈里發，其名曰木司塔辛（Mostassim），《元史》稱其「嗜音樂，常患頭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聽之病頓愈」者也。自為蒙古所屠殺，而報達城中回教之正統遂絕。且蒙古攻報達之役，尚有一瑣事，足以覘知中亞人民對於此報達一聖地之迷信，其程度為何若。換言之，即回教在中亞之威燄為何若。當旭烈兀遲回未決進攻之時，憲宗遣一星者來，其名曰窪殺哀丁（Husam ut din），旭烈兀令決之，星者卜雲不吉，若攻報達，必有六凶，（一）馬亡，士卒癘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風霾地震，（五）草樹不生，（六）國君死。按此六條，本於Howorth氏《蒙古史》，洪鈞柯劭忞均作日不出、雨不降、士馬亡、年歲荒、風霧地震、國有大喪，與此小異。及報達下後，以星者言不驗，遂殺之。此雖歷史中一趣聞瑣事，亦足見報達一城之尊嚴神秘，使人迷信畏懼，至於如此。苟非以旭烈兀之遊牧野族，潰決藩籬，不為傳說迷信所動者，正恐未易將此數百年宗教之根株勢焰，一旦撲滅也。 旭烈兀自滅報達後，即於其地，建伊兒汗國（Il Khanate）與奇卜察克汗國（Kipchak Khanate），察哈台汗國（Jagatai Khanate），並稱為西北三大藩。然在此三藩之中，唯伊兒汗與回耶兩教之勢力消長問題，其關係最大。故治伊兒汗國史，即無異治中亞回耶兩宗教之消長史也。又伊兒汗國，轄有波斯全境，其西取道阿拉伯，可通非洲，其西北取道敘利亞，可通歐洲。故旭烈兀諸子孫踐汗位者，與歐非兩洲之交涉為最多。其間且有歐亞通婚之故事。又其諸子孫之曾奉耶教者，亦代有其人。故治伊兒汗國史，即無異治是時之東西交通史也。今試列表明之。 就上表觀之，則伊兒汗國與歐洲之關係，較其他諸汗國為獨深，蓋瞭然非誣。故曰，治伊兒汗國史，即無異治當時東西交通史，及治中亞耶回兩宗教勢力消長史，斯言蓋非過論。即以右表中諸史跡論之，阿八哈汗娶東羅馬王密哈哀兒巴里洛克（mi-chael Palaeologus譯名，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之女馬利亞（Maria），人稱脫司配那哈敦（Groat despina khatun）。其孫合爾班答汗，亦娶東羅馬王安鐸魯尼克司（michael Andronicus名亦據洪鈞譯）之女，亦名馬利亞，人稱小脫司配那哈敦。按Howartha《蒙古史》謂安鐸魯尼克司以其姊妹馬利亞為合爾班答妻，洪柯二氏均作其女，似有誤。此等「亞歐通婚」「黃白通婚」「回耶通婚」之故事，實足令吾人讀中古東西交通史時，發生無限之興味。又合贊汗曾娶小阿昧尼亞王森巴德（Sampad）之女為妻，而森巴德亦以一蒙古公主為次妻。如此史跡，吾人翻遍二十四史，僅於《元史》中得見之，且僅於諸汗國中之伊兒汗國得見之。吾故曰，治伊兒汗國史，即無異治東西交通史。 複次，吾人所由感興味者，非僅伊兒汗之東西通婚而已，其尤有趣味者，則諸汗與歐洲帝王通書報聘之史跡是也。伊兒汗國中歷代諸汗，與西歐通使之事甚多。其書函至今尚存，而史跡最可注目者，莫若前之阿魯渾汗，與後之合爾班答汗。今撮舉之。以下所舉並見Howorth《蒙古史》。 阿魯渾曾兩次通使於西歐帝王，其第一次，系致書於羅馬教皇哈奴留司第四（Pope Honrius IV）。其書之拉丁文譯稿，今尚保存，惟其拉丁文極拙劣鄙晦，似當時譯者，於蒙古原書語意，未能明了。書中所紀年月為一二八五年五月十八日。書意大約望與西歐基督教人，提攜合力，同攻埃及回教。且自言其祖母及母，均為基督教徒。其祖旭烈兀及父阿八哈，皆禮敬基督教人。彼自身亦頗崇耶教。今望相約合作，及表其敬睦之意，故以寶衣一襲，名香若干，貢奉長老，云云。 其第二次，系致書於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Pope Nicolas IV），及英王愛德華第一（EdwardI）、法王菲力（Phlippe le Bel）。其致法王菲力之書，今尚保存於巴黎古今文牘官庫，時在一二八九年五月，書為棉紙，作捲筒形，長六尺五寸，寬一尺，字凡三十四行，黑色，硃印一，連印三處，印形正方，寬長各五寸，印文共六字，系漢文。使者名布司路喀雷Buscarel de gisulf，蒙古原書作muskaril，為義大利之幾奴亞人（Genoa）。此書之法文譯稿，有二種，一為萊彌薩（Remusat）所譯，一為希米特（Schmidt）所譯。此書文義，較其他蒙古文字為簡單曉暢，今按希米特氏譯文如下，譯文據傅運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惟余參酌Howorth《蒙古史》，於傅君原譯之外，略有增加字句之處。 蒙古阿魯渾汗致法蘭西王美好腓力書（譯文）： 長生天氣力里，皇帝福蔭里，阿魯渾汗，致書於法蘭西王。貴國使臣巴什麻（Bar Sevma Sakhora）聶斯脫里教徒，即景教徒，駐回鶻地，管理韃靼教民之主教 至，據云，伊兒汗出兵，以趨埃及時，汝即派兵接應，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氣，將於豹兒年冬季十二月即一二九一年一月 出師，於春季第一月，駐兵大馬色（Damas-cus）汝如預定時地，踐約出師，大福蔭護助里，耶路撒冷（Jerusalem）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則會軍之時地無定，吾人之行動不一，則無利益之可言矣。我曾遣使告汝，可派遣嫻習各方言語之使臣來此，且將法國出產各種采色之圖像，及希有之物品，饋我為禮，然非長生天氣力里皇帝福蔭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爾，即布司喀雷、蒙古原名作Muskaril並以奉聞。 牛兒年夏季第一月，剛達郎（kundulen）寫來。即一二八九年 以上之書吾人苟就其辭意，一加審察之，因知彼蒙古之通使歐西，其目的在政治，在自身利益即撲滅埃及，而歐洲教皇帝王之通蒙古，則其目的在宗教，在崇耶攻回。雙方目的不同，所懷各異，故雖竭力聯歡，而於事終無濟也。此雖寥寥短書，而吾人可以考見當時歐亞間之情狀焉。 合爾班答亦曾通使於羅馬教皇，及英法諸國王。其致法王菲力（即Philippe le Bel，1268—1317）之書，今將保存於巴黎藏書庫。其所遣使臣，名圖們（Tumen）。按書角今附有義大利文之譯文，使者名tumen，意譯作tomast，於一三零七年七月九日至英國。時適英王愛德華第一（EdwardI）逝世，嗣王愛德華第二，乃於是年十月十六日覆書。其書之首，稱曰：「至尊貴顯赫之韃靼國王鄂爾介都殿下。」（To the most excellent Lord prince Dolgieto，illustrious King of the tartars）按合爾班答，一名鄂爾介都，書尚保存。又謁教皇克利門第五（pope Clement V）於羅馬。時為一三零八年三月一日，教皇亦有覆書。當時雙方所通書使，各以敬奉上帝，共敦睦誼為言。其致法王菲力一書，今尚保存者，尤足供考古之資。 合爾班答致法王之書，乃其初即位時告即位時者也。合兒班答幼奉耶教，名尼古拉司，後改奉回教，屬於十葉派，同教人以合達班答呼之。合達班答者，猶言上帝奴僕也。與十葉派反對之素尼派人，則以合兒班答呼之。合兒班答者，猶言驢夫也。惟敕令書牘，多自稱鄂爾介都汗或譯為烏勒載圖，乃吉祥及富有之義。因生里久旱適雨，故以為名。其致法王腓力之書，譯文如下，譯文亦據傳運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 蒙古鄂爾介都汗告即位於法蘭西王美好腓力書（譯文） 鄂爾介都皇帝，致書於法蘭西王。昔者佛蘭克各王，皆與皇曾祖考謂旭烈兀皇祖考阿八哈皇考阿魯渾皇兄合贊相友善，道路雖遙，彼此曾遣使持國書禮物相贈，汝當憶之。今者大福蔭護里，身登大寶，亟欲繼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准其繩墨，守其約法，以治天下。吾與若輩，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進兩國睦誼為念也。貼木兒可汗，托克托汗，察八爾，篤哇，均為成吉思汗後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戰爭，大福蔭護里，現復和好如初，自中國日出地，至他拉湖畔之民族，復相交通，吾輩相約，苟有離心離德者，當共擊之，余愛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與汝之交誼乎。因派遣瑪瑪拉克（Mar Malak）及圖們（Tumen）二使臣，通音問。余聞汝輩佛蘭克王，甚相親睦，甚為得計。天氣助里，敢有擾亂汝國和局者，汝輩討之，敢有擾亂吾國和局者，吾輩討之，有志如是，天氣鑒臨。 蛇兒年孟夏月八日，雅理酉寫來 （一三零五年） 合爾班答致法王之書，其形式與阿魯渾之書略同。書為棉花紙，作捲筒式，長九尺，寬一尺八寸，字系畏吾兒文，共四十二行，中逢汗名，皆抬頭另行寫，硃印共五方，印文系漢文，全書邊緣及空白處甚多，兩旁邊緣及背面，有細字密書之義大利文譯文。此書據萊彌薩氏考證，以其邊緣廣而空白多，全書尺度，較阿魯渾之書為闊大，用硃印又甚夥，故斷定其典制似較隆重。阿魯渾璽文六字，曰輔國安民之寶。合兒班答璽文十字，曰真命皇帝天順萬年之寶。 要之，治伊兒汗國史，其趣味極豐富，以其東西交通之關係獨多也。諸汗中崇奉耶教者，頗有其人，而阿八哈汗則確曾出兵攻埃及，與回教王比拔爾斯（Bibars）相持，以為西歐十字軍之聲援，故尤令研究史跡者發生興味。複次，則西北三大藩之中，獨伊兒汗國之聲教文物，遠出彼二國之上。史稱阿八哈汗時，其臣納昔兒哀丁通天文歷算，又有曰只馬拉丁牙庫特者，通輿地之學，曰阿白圖而謨愛明者，通樂律之學。史又稍合贊汗銳意政事，常觀天方台儀器，因亦建台於塔伯利資（Tabriz），自運巧思，創新器。又首出之元史家拉施特哀丁（Rashid ut din）亦生於伊兒汗國，其所著《史篇》，允為歐洲蒙古史學取材之總源。故其文化既有足稱，而於西歐歷史知識，關係尤大。其在中國方面，史稱世祖時，工師藝人，多出體格力斯河（Tigris）之上，天文及物理學家，多出塔伯利資城柯書作台白利司。是皆伊兒汗國封地，吾人於此，可想像其時報達與塔伯利資城，皆為中亞文化中心，伊兒汗國實位於中部，為中國及西歐雙方之文化轉輸機關。而其本身所具之歷史政術，物質科學，亦復東西分流，而澤及雙方也。 複次，吾人固言旭烈兀戡定報達，自建伊兒汗國之結果，乃「天方衰熄，天主東行」也。此項結果，乃不幸中道變易。伊兒汗國於數代之後，終因其地為回教中心所在，潛伏之根株未除，人心萌動，影響政治，以致篡弒頻仍，擾攘不安。合贊汗既即位，深悟其故，乃不得不將其祖父親手剪除之回教，宣告恢復。且身奉回教，以定國是。自此而後，伊兒汗仍為回教之國。試就左列表觀之。 觀上表，而知當時中亞回耶兩教勢力消長之情形，且知合贊汗之毅然恢復回教，乃伊兒汗國史上之一大事。柯劭忞氏《新元史》論之曰，「旭烈兀屠報達，劃天方祖國，然其曾孫合贊，卒奉麻罕默德之教，何則？從其國俗，則上下相安。自阿八哈以來，篡奪頻仍，至合贊而亂始定，以民心之歸附也。君子易政而不易教，有以夫。」其言蓋亦近理。 其次，西北三在藩之中，與西歐頗有交通者，為奇卜察克汗國（Kipchak Khanate）。奇卜察克汗位於西北伯亞俄境，其都臨窩瓦河（volga），名曰薩萊城（Sarai）。自太祖子朮赤（Juchi Khan）、太祖孫巴都（Batu Khan）、伯勒克（Bereke Khan）戡定全俄，遂建汗國。當時巴都建金頂行帳，其兄弟子孫，世襲汗位，故名曰「金帳汗」（Golden Horde）。其兄鄂爾達（Orda）之子孫，曰「白帳汗」（White Horde）。其弟昔班（Sheiban）之子孫，曰「藍帳汗」（Blue Horde）。其蔓衍分合之史跡，歐洲之東方史家，多詳考之。而俄國史家，以與其先世有關，故紀述尤詳。當奇卜察克汗國初建時，威力震於全俄，俄國降王，並皆俯首受命，迫令入朝。故其東西交通之關係，雖不若伊兒汗國之頻繁與重要，亦殊有足供研究者。吾人熟知，當俄羅斯被征服時，蒙古遇之，備極殘虐酷毒，而百年以後，蒙古勢衰，遂起逐之，而仍恢復其疆土，以建立今日俄國，其遭遇蒙古之禍，蓋與吾國南宋敗亡，朱明恢復，頗同一例。故吾人今日苟欲研究近代俄羅斯建國史，與西比利亞史，則吾人不能不研究元史學中之奇卜察克汗國史。 總之，元代西北三大藩之中，察哈台汗國在今新疆一帶，其地勢與西歐無關。故於東西交通一問題，無所貢獻。餘二者，如奇卜察克汗國，與伊兒汗國，一在俄境，一在波斯，其於東西交通並皆重要。故凡亞歐兩方學者之研究中亞史、西比利亞史、回耶兩教勢力消長史、十字軍史、中西交通史、現代俄國之先世建國史、基督教東行史、巴爾幹半島史、敘利亞史者，則必須從事研究奇卜察克汗與伊兒汗之歷史也。讀此書者須留意，吾所謂東西交通者，特泛指西歐諸國與蒙古之交通耳。實則元代版圖遼闊，近接東歐，而蒙古大汗則先都和林（Karakorum），後都北京，其於歐洲，仍若風馬牛不相及。彼歐人之通奇卜察克汗者，僅至俄境窩瓦河而止，通伊兒汗者，亦僅至波斯報達而止，終不足以雲真正之東西交通也。然當時歐人之曾至和林或北京而面謁蒙古大汗者，亦頗有其人，舉其著者，列表於下。按表中之中國譯名，多本柯氏《新元史》。 就上表觀之，則當時西歐人曾直達蒙古大汗之廷者，蓋不為少。就中馬可波羅居中國最久，其所作遊記，最為治東西交通史者之瑰寶，人所熟知，無待深論。此外若勃萊奴喀皮尼，若魯卜里克，若森巴德等，並皆留有旅行記錄，可供研究當時狀況。且當時蒙古大汗與西歐帝王所通書牘，至今多尚保存，其文字並可考見，尤足增人興味。今試述其略。西方帝王教皇之尤熱心通蒙古者，有二人，一為羅馬教皇伊諾森特第四（Irnocent IV），一為法蘭西王路易第九（Louis IX）。此二人並竭盡心力，派遣使者遠行，冀聯蒙古之力，以助十字軍。伊諾森特第四，於一二四五年，在里昂開宗教會議（Council de Lyon），決派遣教士東行，所派教士，分屬於二宗派。其名氏如下。 （一）多米尼派（Dominicains） 所派遣為安色侖姆（Anselm of Lambardy），西門（Simon de saint quentin），亞伯里克（Alberic），亞歷山大（Alexandre）四教士。 四人行至中亞之花剌子模，遇蒙古大將貝住（Baichu），貝住令獻金帛，皆無有，且適奉大汗命勿許通過，貝住將殺之，四人以詭辭獲免。遂返歐，告教皇不能達，且上貝住致教皇之書。 （二）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所派遣為勃萊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及其從者。 一二四五年登程，經機窪（Kiev），次年抵窩瓦河上之薩萊城（Sarai），見蒙古汗巴都。更由巴都送之抵和林，參預蒙古大汗定宗貴由（Kuyuck）之即位大禮。乃返歐，以蒙古大汗之答書上教皇，其書辭如下。 大汗致書教皇： 汝及一切西方基督教人民，欲與我和，遣使來書，汝果真欲平和，則汝教皇，及一切帝王郡司官吏，皆宜來此勿延，覲見世界之主，受其命令。汝謂將使我為基督教徒，我殊不解其故。汝甚訝怪我之屠殺基督教人民甚多，但彼輩何故違抗大汗之命令乎？凡對於違抗者皆殲除之，此乃理法之所許。汝敬拜上帝，輕視他族，以此自命為一己之專職。不知我亦敬拜上帝，此乃上帝之命令及其威力，令我將汝東西各邦全數毀滅也。 教皇伊諾森特第四，辛勤遣使之結果，所得者，不過此傲慢強橫之一答覆，其東方布教之熱忱不免遭一挫折。更越三年一二四九，而法蘭西王路易第九，復親赴東方，經營十字軍，遂再與蒙古通使二次。 法王路易第九，幼年即位，全國震服，其聽明睿智，篤信宗教之令譽，至今猶在人口，所謂「聖路易」（Saint Louis）者是也。當一二四八年，路易親赴東歐，以規劃最後之十字軍。其時東方有耶教僧侶，偽為蒙古大汗書，以致路易於行在。路易得書大喜，以為蒙古果誠意相提攜也，遂遣基督教教士隆俱梅耳（Andre de Linjumel）東行，以約翰喀葛桑（John of Carcassonne）副之。一二四九年，抵和林，適蒙古定宗死，皇后稱制，國是未定，汗位尚虛。使者承法蘭西國王之命，以十字架一具，紅色寺院法衣一襲，耶穌聖跡圖多幅，獻於蒙古大汗，然終無所獲。明年返歐，僅得蒙古大汗至簡單之一覆書。其辭如下。 蒙古大汗致書法蘭西國王 汝宜每年貢我以甚多之金銀，則吾人可永敦友誼。若不願從吾言，則我將悉屠殺汝之人民，如我向日對彼反抗我者之所為。 此強橫而簡短之書，既達於路易，而路易不為之沮喪，復有第二次之遣使。第二次之奉使者，為教士魯卜里克氏（William Rubriquis），以一二五二年抵和林，奉路易致蒙古大汗書，及十字架聖跡圖像等。歸歐時，亦奉蒙古大汗書一通，致路易。其辭如下。 大汗諭汝法蘭西國王路易及一切法國人民： 汝若願服從，宜更遣專使來此，證明汝等臣服之意。倘汝輕藐吾命，不聽勸告，妄挾信念，自恃山高而峻，海闊而深，敢於抗我，當知我固有力，能使極難之事，成為極易，且能使彼遠隔之國，成為逼近，終無所逃。我之所能，汝當熟曉矣。 吾人試就以上三書觀之按以上三書，並見法人maspero氏所著《中國》一書中之第四章「中國與西方之關係」，因譯其大意，當然於蒙古之始終不識耶教為何物，而西方帝王，乃苦欲聯歡，以為十字軍之助，其宗教愚誠，盍亦不可及矣。自此以後，西方帝王，亦知聯合蒙古，已成絕望，而直接遣使通書於蒙古大汗之事，亦以無濟而作罷。然諸教士西歸後，頗能將一身所歷，以紀載傳述出之，使東方情況，瞭然於西方人之耳目，而增進雙方之諒解，則間接之效，亦不可沒。以上所舉陳，特其尤著者。至若東西道路既通，傳道之僧侶，貨殖之商人，輪蹄接跡，朝暮往來，彼無名之旅行家，當尤不可勝數。吾人征之西方紀載，若勃萊奴喀皮尼，魯卜里克孟德高奴維諸人，歸歐時俱有所論述。試舉列其一二可考者於此。 （甲）蒙古人之西遊歐洲者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北京之畏吾兒人（Ouigurs，一作回鶻）名瑪巴瑣馬（Mar Bar Sauma）者，奉命為聶思脫里（Nestorians）大主教，遊歷歐洲之羅馬及英法各國。其抵羅馬時，為一二八八年四月，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Nicolas IV）親出迎之，因上大汗致教皇書，教皇亦作覆書。其至倫敦巴黎，亦遍謁英法王侯。 巴黎有一韃靼人即蒙古人，曾為法國王菲力（Philip le Bel）造一軍中護首之鐵胄。其胄製成後，頗堅美。當時韃靼人領受此工作之文據，其親書手跡，吾人試搜索法國自一二九六至一三零一之國庫文據中，即可查得之。 順帝（Togan Timur，即惠宗，元代最末之汗）至元二年，曾遣使謁羅馬教皇伯奴亦特第十二（pope Benoit XⅡ），時為一三三六年。 （乙）歐洲人之東遊蒙古者 一二九四年，孟德高奴維奉使至北京時已有耶教寺院十二所。又有一義大利拿波耳城（Naples）之佛朗西斯派教士為遠東總主教（Archhishop）。繼之者，乃一法蘭人伯萊可尼色（Preconise），於一三零七年，為北京主教。伯氏原為巴黎大學神學科（Faculte de theologie）之一教授。 魯卜里克奉使所記雲，有一巴黎金工，名曰威廉布歇（Guillaume Boucher），曾居蒙古，為大汗制一鉅大銀質之樹，其根有四銀獅，每獅各有一管口，瀉出牝馬之乳以供飲。 又雲，有一巴黎婦人，名曰帕格特（Paquette de Metz），為蒙古后妃房中侍女，其弟猶在巴黎大橋畔，設鐵匠肆。 又雲，有一英國人之子，名曰巴西爾（Basille），生於匈牙利，能操數國方言，為蒙古軍中通譯。 巴都汗西侵時，其第一次差遣往匈牙利之使者，亦一英國人，曾犯罪，由本國政府流配亞洲，乃投入蒙古軍中服役者。 有一法國歌伶，名曰羅伯爾（Pobert），曾漂流行歌，至亞洲東部之中國各地，後復返歐洲，死於（Chartres）之天主教堂中。 魯卜里克在蒙古所遇者，尚有一少年之法蘭西人，乃法國北部盧昂城（Rouen）之居民，曾在伯格勒（Belgrade）為蒙古所俘。又所遇者，尚有俄人匈牙利人及弗來敏（Flemings）人。 勃萊奴喀皮尼奉使蒙古時，國於蒙古定宗廷中，遇一俄人，充譯人職。 又勃萊奴喀皮尼自言，彼赴中國時，同行有伯萊斯拉夫（Breslaf）波蘭（Ploand）奧斯馬加（Austria）之商人。其由蒙古返歐，取道俄境，亦有幾奴亞（Genoa）威尼斯（Venice）之商人同行。 自元初以降，直迄明清兩代，東西交通之頻繁，實遠非漢晉唐宋以來舊觀。而其在歷史上辟此新天地者，實惟元初辟疆土，建汗國，有以致之。此則蒙古史跡之於近代中國，實有甚重要之影響已。自世祖厚遇西歐人士，而孟德高奴維馬可波羅以後，數十年間，東遊者之名，不絕於紀載。其最著者，若（Sir John Mandeville）若（Odoric of friuli）若（Pegoletti）若（William de Bouldeselle）等，皆曾西發歐土，東抵北京，居留或及十餘年，或則老死中國，未能歸骨，此皆利瑪竇湯若望輩之先驅也。 因東西交通，所被於科學藝術之影響，尤難縷計。相傳猶太人愛薛，於世祖時，曾傳西域之醫術於中國。此外近人尤有一較為新奇之說，蓋謂元曲結構之嚴密，與唐宋以來之疏節闊目者大異，疑係馬可波羅來中國時，曾挾希臘戲劇以俱來，故元曲大受影響。而歸國時，復挾元曲以俱去，故西洋戲劇，亦為之蛻變雲。此其為說，誠新奇可喜，然絕無確實可靠之證據。吾考元曲之重要作家，若關漢卿，若馬致遠東籬，若鄭光祖德輝，若白樸仁甫，若王實甫，皆為領袖一代之人才。前四人，即世所謂齊名之關馬鄭白，若王實甫，則曾以《西廂記》著稱，此五人之才藝及其作品，皆可代表元曲。而試一考其時代，則除馬鄭二人，時代略晚，似與馬可波羅同時外，其他若關若王若白三人，皆金末之人，入元初已屆中年，或竟為暮年，而其著名之作品，亦多為金末葉時所成，斯時馬可波羅尚未入中國，則元曲受希臘戲劇影響之說，毋乃徒逞臆說，務為新奇，毫無實據之可言歟。元曲作家之時代，多不能確考，然關王白三人，皆確有可考者。試述之如下。關漢卿，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云：「漢卿於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陶宗儀《輟耕錄》謂「漢卿至中統初尚存」。似其為太醫院尹，在元初而非在金末。明楊鐵崖《元宮詞》雲，「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弦，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則漢卿於金末元初，皆從事制曲。然無論如何，漢卿由金入元，乃在中統時代，而馬可波羅赴中國，則在至元十年，其時漢卿非老即死。苟雲其所制曲，會受波羅影響，寧非偽言。王實甫，今人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實甫生年，固不後於漢卿，《西廂記》，或謂王作而關續之，或謂關作而王續之。然元人一劇，恆以數人合作，自不能以作者與續者，定時代之先後也。又漢卿有佳人拜月亭劇，實甫亦有佳人拜月亭劇，所譜乃金南遷時事，在宣宗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同及見此事，故各有此本歟。」又今人吳梅《顧曲麈談》云：「王實甫其人，或稱元人，或稱金人，迄未有能確指者。余按實甫《麗春堂雜劇》，系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雲，早先聲把煙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金章宗作結，則斯劇之作，尚在金世，實甫蓋亦由金入元者矣。」以此觀之，則實甫漢卿，俱生金章宗之世。章宗薨之前二年，成吉思汗方踐位。章宗薨之後五十餘年，馬可波羅方入中國。時代相越如此，而謂元曲曾有希臘影響，其誰能信之。 白仁甫，白仁甫名朴，於元遺山為通家侄，著《天籟閣集》，元王博文作序，謂「仁甫年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又云：「中統初年，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按壬辰，蒙古軍破汴，金主出奔，時為金哀宗天興元年，時方七歲，則仁甫實生於哀宗正大三年丙戌，至世祖中統元年，已三十五歲。馬可波羅入中國，在至元十年，於時仁甫已四十八歲矣。其年雖較漢卿實甫稍晚，然尚早於馬可波羅遠甚。若雲其所作曾受波羅影響，此必無之事也。按吳仲倫刊《九金人集》，仁甫在內，是仁甫乃金人而非元人。就上舉關王白三人之時代觀之，而知元曲之與馬可波羅，蓋毫無關係。彼關王白三人，皆著述精美模範一代，為言曲者所宗，有如泰山北斗。而彼輩生年，及制曲之時期，並較馬可波羅為早。 即鄭光祖馬致遠之生年，雖不易確考，亦不過與馬可波羅略想先後，其無關係，可斷言也。 元曲之創始，實在金時，特至元代而其風益盛耳。今人研究中西交通者，好鶩新奇之說，不求確證，此亦一例也，故不可不為辨之。 此外吾人研究西域察哈台、奇卜察克及伊兒三汗國後，尚有一須加注意之事，即帖木兒汗國是也。帖木兒（Timur the great）生於元末明初，崛起西域，平定察哈台伊兒兩汗國，侵略奇卜察克汗國，建國都於撒馬爾干（Samarkand），其兵力所及，深入印度波斯諸地。暮年以二十萬眾，向中國而趨，中道病死，志未能遂。苟其不死，則中國或將第二閃被躪於蒙古馬蹄之下，明之亡國，或不在崇禎，而永樂矣。吾人試思之，苟帖木兒之志獲遂，則中國繼續長埋於異族統治之狀況中，回教之勢力益盛，固有之文化益衰，滿洲之興否未可否。而近代中國之情勢，必有所殊異於今日。故其中道而死，於中國之關係至大。且其所建帝國之廣大幅員，亦既有成吉思汗以來之半，而回教之在印度，雖早植勢力，亦賴彼有以扶掖增植之。斯蓋蒙古種族將衰息以前，有此最後之一回光反照，其功績之偉，影響之鉅，不可忽也。 要而言之，治元史學之鵠的，亦既千端萬緒，不能以一二語簡括之。元人所發生之影響最大，所遺留之史跡最奇，則元史學之於中國史學界中實據有重要地位。其所研究之鵠的，略如下表。 複次，中國自黃帝建國以來，始終為漢人主權。至元代始完全屈服於外族，是乃東亞漢人與蒙古人兩大種族間之勢力消長問題，當與歐史中羅馬衰亡，蠻夷代興，同一事例。中國本部之人民，因被政府，而精神方面，蒙巨大之變化。其在歐亞兩洲之間，亦於此時，肇始陸道之直接交通，遂漸開近代之局面。此皆吾人治元史時所不可忽及不能忘之事象。故元代之蒙古人，實為變更東亞狀況，變更中國狀況之原動力，東亞史中，當於此斬然作一斷代之區別。蓋自此以後，中古之黑雲即消散，近代之生活遂開幕，事實如此，昭然可觀。吾人明曉此理，而後瞭然於元史學之為學，其本身實具有可供研究之價值與鵠的，固非吾人好為偏嗜，好炫博洽，而漫投身於此類之搜討耳。 （李思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