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講話 · 元朝的政治與特種文學

元朝以異族入臨中國，它對於別的部族都起了一種同情而予以種種優遇，獨於中國故土的百姓，卻很施過不平等的壓迫。所以當時政治上的措設，到處給中國人以很大的刺激。譬如衙署官僚、首長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漢人、南人便只能做到副貳之職。 1 又如元仁宗既於1313（皇慶二）年參酌中國舊制而仿行科舉，似乎那時的應舉出仕，總該比從前公平些了；然而分掛兩榜，—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待遇顯有高低， 2 而且漢人、南人更須於考試諸藝之外別通蒙古字學及伊斯蘭教，才得賜給出身。那麼，這時候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的活動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是很有限的了。 但這還是用人行政上的大體策略，還是客帝不能忘懷遺民的應有態度，並沒什麼了不得的稀罕。此外元政府的設施，更有直接而且普遍的損害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那真是無形的鎖栲了。這鎖栲是什麼？便是縱容外來番僧的胡鬧和防遏中土百姓的活動。 原來元朝自世祖尊信八思巴為帝師，封大寶法王之後，喇嘛僧 3 的勢力便突然增盛。後來掌管寺院僧徒的「宣政院」漸漸擴張起來，竟變做最有權力的統轄軍民機關。 4 於是他們更有極穩固的靠山，益發縱恣了。那時帝師的尊寵， 5 固然不消說得；而散在外面的番僧，更是無所不為。有發掘陵墓，委棄骸骨的； 6 有強占民房，肆行兇虐的； 7 甚至竟有毆禁職官辱罵王妃的。 8 百姓正苦投訴無門，而宣政院裡倒先奉有聖旨，定下「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西僧者截其舌」的新刑條了。這新刑條雖沒實現， 9 而當時番僧的騷擾，不很可想見嗎！ 番僧的驕橫如此，百姓已不堪苛擾了。而元朝卻因漢人和南人都是被它征服的民族，又到處自抬身份，橫施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務使百姓不能出頭露面，公然與政府為難。譬如漢人、南人是尊師重儒的，他們偏是裝做輕蔑瞧不起的樣子。而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謠。其實他們的心裡，又何嘗不怕百姓的讀書明理，何嘗不怕南人的希圖恢復呢！所以他們對於中土的百姓，在在防遏，而待南人尤酷。不但把江南人不准挾藏兵器的特例勒為禁令，而且每聚十家必設一甲長駐在那裡監視一切。因此，甲長便有唯心所欲地侮虐百姓。在這樣的政治狀態之下，百姓真是搖手觸禁，很難掙扎了。 元朝那種設施，在中國政治史上確要算是很糟的一個時代了。但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終於在那裡活動，總得找到一個可以展布的地方來安頓自己的身心的。政治方面既打不通，自然會轉向他方面，別尋一條出路。所以在這烏煙瘴氣瀰漫著的社會裡竟得爆出一星熊熊的火光，自然蔚成一種別開生面的、平民式的特種文學—曲子—來。我們在這沉悶晦塞的時代里，料不到馬致遠、關漢卿等作家竟有這樣的成績遺留給文學界，似乎有些奇突。其實也只是時代的環境把他醞釀成功的，自有他積漸而來的緣由，初非忽然驟現的事實。所以致此之由，我們可以找出下列的三大原因： （一）白話的流行　自隋、唐以來，佛教的大師每因公開講經的關係，多用口語撰語錄，於是白話體的文詞便稍稍流行了。後來宋儒論學，也多仿佛家說法，以語錄來傳習。至於詩詞里用白話，本是常見的事；中唐以後，作者更多。兩宋的詩人、詞人也多常作白話的。 10 元朝起於漠北，風氣質直，不嫌鄙俚， 11 白話的勢力，更進一步。那時貴族式的文學既不見珍於新朝，這平民式的文學便借著向來潛伏的勢力應運而起了。 （二）仕路的沮塞　元朝以異族入帝中國，一般自好之士，大都窮處民間，不屑出來干祿。又兼元初曾廢止科舉好幾十年，即使要出來也無從投進。後來開科取士了，大多數的人還是沉浮下僚， 12 不得展布。照這樣看來，不問他是自動的還是被迫的，總之在仕途上的希望是微弱極了。所以他們只索絕意進取，專以遊戲筆墨來寄趣；一方面借著描寫社會的情狀，可以發舒平日鬱勃之氣；一方面又得自遠禍害而取給一己的娛樂。於是這種作品便雲蒸霞蔚地盛行了。 （三）風氣的豪奢　元人來自荒寒瘠苦之鄉。一朝得志中原，自然要放情聲色；何況他們又向來沒有什麼虛偽的禮教拘束著呢！因此，他們便玩弄文人，使一般為微祿顛倒的人不得不乖乖地想些方法來供他們娛樂。人家多說元朝以填詞作曲取士， 13 這便是玩弄取樂的表現。雖這事在《元史·選舉志》上找不出曾否舉行的確證，然元人獻曲進身的風說， 14 很可在那些傳說里坐實了。 綜此三因，元朝的特種文學便盛極一時。不但馬致遠、關漢卿、喬孟符、白仁甫、鄭德輝、楊顯之 15 等的曲子為當世所稱道，而羅貫中 16 等的平話小說也風靡一代，很感動了不少的讀者。後來這兩系的流布，更發生了絕大的影響：曲子一系，由高則誠的《琵琶記》和王實甫的《西廂記》為南北曲開宗後，蔚興了明清兩朝的傳奇；小說一系則更是繁衍，直到現在，它的勢力竟占住了平民社會的中心，仿佛是一般平民的思想之源泉了。 注釋 1　元官多用蒙古人為長，漢人、南人，副之而已。所以終元之世，位至丞相的，只有哈散（回人）、史天澤、賀惟一三人不是蒙古人。至1353（元順帝至正一三）年，江淮大亂，始下詔說，「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皆用之」。可見久不用南人，到此才想藉以收拾人心罷了。 2　蒙古、色目人只考兩場，漢人、南人要考三場。難易已是不平；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的，中選後得加一等注授。則登庸之途，更顯有抑揚了。 3　喇嘛僧本即唐時的真言宗，極流行於吐蕃。自八思巴得元朝尊信後，其徒益盛，遂開紅教（教徒都穿紅衣）之宗。於是喇嘛便於佛教中別樹一派，而後人因叫它做喇嘛教。 4　宣政院初立，正使以下，用僧為副。後來僧勢日張，帥臣以下，也僧俗並用。於是軍民悉歸宣政院統轄，而宣命所至直與詔敕並行了。 5　八思巴既得寵信之後，京師位號，代有承襲。每遇帝師死，必遣中書大臣馳往西域迎取一人為嗣。將來中國，中書大臣又必先期馳驛前往接候。及到京，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為前導，百官郊迎。雖帝後、妃、主，皆膜拜。朝會班列，帝師獨專席。敬禮如此，真是無比的尊寵了。 6　世祖時，嘉木揚喇智勒為江南釋教總統，貪酷殘暴，無所不至。以宋朝殯宮金玉必多，便發掘紹興諸陵，焚其胔，雜以牛馬枯骼，建鎮南塔於杭州故宮。又掘紹興、錢塘一帶的大臣冢墓一百一所。掠民間美女珍寶無算。籍江南民為佃戶至五十萬人。 7　泰定帝時（1324—1327），御史李昌上言：「嘗經平涼（甘肅）、奉元（陝西）間，見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驛戶無所控訴，台察莫得誰何，乞加限制！」可見番僧的騷擾，真是無惡不作。 8　武宗時（1308—1311），上都（熱河）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情由，僧已率黨持梃，洶洶而來，把他痛毆一頓。毆後，又拖歸寺中，幽閉空屋內，久始得脫。未幾，僧徒又與王妃爭道，拉妃毆打，致墮車下。又肆意辱罵，言詞且侵及皇帝。然兩事俱得不問，番僧之勢益盛。 9　宣政院定新刑條，也在武宗時。那時仁宗方為太子，居東宮，知此，便亟奏罷其令。由是未得實施。 10　宋時詩詞，如邵雍的白話詩，柳永、黃庭堅、朱敦儒的白話詞等，竟體流利，為時傳誦，可見當時韻文上白話勢力的一斑。 11　元朝詔令，多用俗語，史官載筆，也多有以雞兒、狗兒、豬兒紀年的。如《天寶宮聖旨碑文》《元秘史》等，都可引作例證。 12　元曲魁首馬致遠，只做到江浙行省務官（務官是榷稅的小吏，像現在厘卡上的司事），其餘許多有名的曲家，也沒見怎樣的大用。所以他們在《元史》上竟找不出傳來。 13　元朝以曲取士，不見正史。然明臧懋循說：「元取士有填詞科，如今之帖括然。」沈德符說：「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取士。」吳偉業也說：「當時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則此事似乎不為無因。 14　士子進身既要傅粉墨而踐排場，當然有甘心自賤的人出來以倡優自居。我們只看當時流行的無名作品（或者不好意思署名），盡有許多專寫怪力亂神、驕奢淫逸之事的，便可知這些作品的主人，大部分是那時奔走權門，奉迎獻媚的賤丈夫了。 15　馬致遠等以勢位不彰，很不容易遍考出處。而他們的作品，大抵具見於明臧懋循的《元曲選》中。最著的，有馬致遠的《漢宮秋》，關漢卿的《望江亭》《竇娥冤》，喬孟符的《揚州夢》《金錢記》，白仁甫的《梧桐雨》，鄭德輝的《倩女離魂》，楊顯之的《瀟湘雨》《酷寒亭》等。 16　羅貫中，杭州人，據王圻《續文獻通考》，則作羅貫字本中。相傳他做有十七史演義，最著名的《三國志演義》，便是他的傑作。不過他的作品多經後人竄亂，很難考見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