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十二、在川南行署 （1949—1950年）

六九七團叛變以後，對軍心影響極大，我雖然阻止了趙德樹、肖烈等幹部的逃跑想法並安撫剩餘士兵，最終使部隊穩定下來，但我自己仍感到工作失誤、責任重大、情不自安，遂屢次請求調動職位。我表示願意去西南軍政委員會任高級參謀，請求將七十二軍改編為築路部隊，只保留少數槍支武器，但均未獲得批准。一直到1950年6月初川南軍區調七十二軍全軍幹部開會，每連只留一個排長，開大會時杜義德司令宣布七十二軍改編，幹部除郭（汝瑰）、趙（德樹）、肖（烈）三人留用外，其餘全部赴隆昌西南軍大三分校學習。不久以後下達了我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命令。 全國解放以後，四川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署（為省級單位）。川南行署駐瀘州。行署主任是李大章，副主任郭影秋。李大章曾在華北局當宣傳部長，一直是搞宣傳工作，馬列主義造詣很深，一開會他泡上一杯茶，一邊喝一邊講，從從容容，一講就是三四個鐘頭，毫無倦容。但當我與他談恢復黨籍的事，他不問我與黨的關係如何就說：「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無異給我潑了一瓢冷水；郭影秋曾當過旅長，十分精明幹練。行署日常工作全憑他處理。有一次見我在家裡掃地便到處表揚宣傳我勤勞動、愛清潔的良好品德。行署大多數人對我都很好，相處得也十分融洽和愉快。 任命書 關於抗美援朝，一天開會討論，問我的意見。當時我主張不宜再為自己樹敵，應利用這個機會來整頓我們內部，大力搞建設，要儘快解放台灣。我原以為這是一個有見解的說法。沒想到毛主席深謀遠見，敢作敢為，仗打勝了，事實證明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但我居然沒遭到批評。 當時財政廳的孔廳長，與我比較談得來。孔廳長就送了我一冊土紙的《論持久戰》（或是《論聯合政府》）速記本，讀後更是使我受益匪淺。毛主席說話用「丟納媽」、「汪精衛這個『契弟』」等言詞，我感到非常詫異，覺得似乎有些不雅，既而一想這或許是為了適應當時幹部的需要。因為當時的幹部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出身。受盡封建壓迫，在參加革命以前大多沒有讀書學文化的機會，所以過於理論化的東西很可能起不到應有的教育和鼓動作用，毛主席也就用了這些十分形象的俗話，這也不能不說是毛主席的英明之處。 孔廳長曾約幾位廳長同來我家，開始以為我很闊氣，來之後方見我原來是平民本色，從此也就對我更有好感。交通廳原有廳長叫羅崇富，我去任廳長就讓他下去任副廳長，羅竟毫不在意，這令我十分感動和敬佩，這在國民黨是很難辦到的事情。還有一位民主人士楊繼雲任副廳長，為人比較細心、謹慎。有一次我與妻子吵架，他勸我不要脾氣太大，以免別人見了誤會為你對現狀不滿。另外他見羅副廳長辦事幹練，勇於負責，用錢大方，經常稱讚羅放得開手腳。 中華人民共和國平定西南後，馬上進軍西藏，修築成渝鐵路。隆昌至稗木鎮段，由川南行署負責。羅崇富捨得花大力氣，徵集當地農民挖土石方修路，工錢給得很高，並且當場兌現，所以大量民工踴躍參加修築，曾經有一對夫妻連地都不種了，跑來修路，一天能挖十多方，很賺錢。由於中央決心堅定，執行的幹部又措施得力，所以成渝鐵路很快就通車了，結束了四川無鐵路的歷史，了卻了四川人民數十年的宿願。當時肖烈任交通廳公路局局長，在宜賓參加公路落成剪彩典禮，當地群眾說他是土豪劣紳（他出身於地主家庭），把他抓住送交法院。法院起初不敢收，只是隔離保護。後來肖烈請衛兵送條子給川南民政廳羅廳長，法院就以其運動衛兵為由判處死緩。後來經我證明，並說明起義前的事情既往不咎、寬大為懷的道理，才得以獲釋，後任四川省政協委員。 七十二軍幹部在隆昌學習完之後，有很多復員回家了，還分到了田地。其中，王蜀生、尚宗釗、周白照三人也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其餘還留在七十二軍的幹部隨第十軍改編為海軍。當時我有一個侄兒郭翬任炮兵營長，被留用了，參加了抗美援朝；後來因為他不內行（他是騎兵科畢業）才轉業回了成都，分在一個汽車隊。個別有用的人材也相繼調任了各種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