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十三、在南京軍事學院任教二十年 （1950—1970年）

赴南京途中 * * * 我雖然在日本士官學校學過工兵，略知汽車路的坡度及曲半徑等知識，但畢竟對交通不是內行，尤其擠羅崇富下去為副廳長，他雖毫不在意，但我內心總覺得很彆扭，又不便直言對他說明心情。恰好1950年底中央軍委成立南京軍事學院，來電徵求我是否願意去工作。我當即表示樂意去軍事學院當教員，干本行業務，甚於在川南行署尸位素餐。郭影秋不強留，1951年初，用一輛卡車送我全家到重慶，還送了五十元路費。當時是低薪制，我任廳長，月薪才50元，這可謂是大禮了。 我向西南軍政委員會報到後，暫住在兩路口招待所。任廉儒同志和趙力鈞（當時在西南軍政委員會任交際處處長）同志都來看望和照料我們，並派一輛吉普車供我使用。 隨後我將父母和妻子安頓在張家花園，又親自打掃房屋，一時也忙得不亦樂乎。恰巧我的一個侄女郭相靜也到了重慶，我就勸她參軍，她不想參軍，但她願意偕同愛人去新疆支邊，我鼓勵她紮根邊疆，建設邊疆，並資助了她50元路費。她竟然很聽我的話，夫婦二人不僅把畢生精力貢獻給大西北的建設事業，而且有一些卓有成效的業績。 任廉儒和趙力鈞同志在這期間又經常來鼓勵我到南京軍事學院後不要太計較職位高低、利害得失，經得起考驗才能恢復黨籍。我自然聽從，完全以這種精神在軍事學院服務。 1951年2月我登上了赴南京的行程。在船上遇到一個戰士，他自稱赴青島歸隊。我一細問才知道他是七十二軍起義的士兵，他所在的部隊已去青島改編為海軍。因請假回家，這時才來趕部隊。這種情況要是發生在國民黨軍隊中，他早已跑了，國民黨的士兵處處被監視，仍然逃兵不斷；而在共產黨部隊卻正好相反。這個事情雖小，卻體現出國共兩黨軍隊本質的區別，令我感慨尤深。 到達南京軍事學院 * * * 1951年3月到南京軍事學院報到，南京軍事學院已按部就班、井井有條地進行教學工作了。後來才知道1950年下半年，軍委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大學，邀請了蘇聯軍事顧問，首席顧問說：「學校是培養海、陸、空軍合成軍隊軍事指揮幹部和政治幹部的，叫陸軍大學不確切，建議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 在院長、政委領導下設訓練、政治、院務三大部，先設立高級速成系（即高上級速成系）和基本系（後增設了情報系），黨中央批准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劉伯承院長取法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聘請蘇聯顧問，讓國民革命軍起義投誠人員任教員學習蘇聯條令規章，然後再教學員，這樣講課時不用翻譯，自然事半功倍。加之劉院長的威信很高，辦事不掣肘，所以收效很快（學院的組織系統如附表五）。 到軍事學院後我就任合同教授會編寫組的教員，組長是許午言（立新），同組教員有王元直、趙秀崑等，他們都曾是我從前的老部下和學生，因此，我說話做事很隨便。我曾在一次學習會上講：「大家不要互相攻擊，讓別人看成是一丘之貉。」有人就把這話向領導匯報了。雖然沒有批評我，但我感到很難過，深知自己起義後未參加學習是一損失，以後遇事雖謙遜慎重，然而也還有人認為我「在舊軍隊吃香，到人民解放軍又吃香」。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的證明書 不久劉伯承院長邀我吃飯，我最初認識他是早在「三人會議小組」到安陽視察的時候，我原以為他這個為四川人爭光的名將，必定是精明幹練、中等身材，可是見面後才發現他卻像個樸素的山東大漢。今天吃飯才知道他語言也十分幽默，談笑風生。席間炊事員用洗臉盆裝了個雞上來，他說：「這個傳統我們可以不要了嘛！」他接著又講起當年進軍西南時「到貴陽時飢餓難忍，我叫炊事員『快做飯』，等把飯端上來，我叫『快拿下去』。炊事員便說：『你不是瘋了？剛才喊快煮飯，這會兒拿來你又不要了……』我說：『你裝飯的那個東西是富貴人家用的馬桶嘛。』」逗得我們大笑不止，相處日久，了解到他講話也很會「展言子」（即歇後語，比如「瘌痢頭打傘——無發（法）無天」等），非常幽默。 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時，劉院長不准幹部請假回家，因為他知道在運動中，有的幹部政策水平不高，執行政策難免有誤差。學院幹部回家若見了農村中過左的情況回校後不能不說，說出來又犯錯誤，他乾脆不准教職員回家。他愛護幹部，以身作則，很得人心。 合同戰術教授會主任白天（即魏巍，畢業於陸軍大學），反對照搬蘇聯的戰略戰術，主張要按國情適當取捨，發布命令政委要署名等。劉院長說：先學會了來再適當取捨，還沒學會，你知道該取什麼？舍什麼？怎麼能批判地接受？不僅這樣，學院沿用蘇聯的教材講義，我們可以不重新編寫教材，如果重新編寫就不知要編多久，現在將蘇聯教案翻譯過來就一下定案，馬上開課，可以節約很多時間。如不學會蘇聯的戰略戰術，不了解其時代背景，利弊得失，眾說紛紜，如何寫得出教材來？劉院長是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他懂得俄文，所有的教材譯成中文後，他都一一審校，不對的就改正，不允許有一點含糊和馬虎。如戰術上蘇聯用「觀察通信通報聯絡哨」，翻譯人員嫌其太長，就譯為「觀通哨」，他說這會被人誤會為「一觀就通」，他一定要用全名，不能有省略。又如蘇聯的軍語「殲擊機」，譯員譯為「驅逐機」，他給改回「殲擊機」，所以中國今天的軍用飛機都不用「驅逐機」這個名稱。 我到組內不久，軍事學院開始河川演習。 臨淮關河川演習 * * * 軍事學院對河川演習非常重視，準備拍攝成電影以供全軍參考。所以成立臨時指導機構，由學院合同戰術教授會主任陳慶先任演習指導，訓練部陶副部長及院務部都派員參加。總顧問是蘇勃魯諾夫。擬的想定是一個步兵團渡河進攻，陳主任要我擔任教育科長，王元直擔任演習團長，渡河地點在安徽省臨淮關，準備完成後，請來賓和學員參觀。搭了兩個露天參觀台，那天烈日如火，演習人員和來賓都汗流浹背，劉院長卻打綁腿，扎武裝帶，衣冠整齊、精神抖擻地在主席台上端正坐下。望見另一參觀台的學員，穿白布大褂、戴白布遮陽帽，揚長進入參觀台，他不禁喟然嘆曰：「我們的幹部都養嬌了！怕把子弟曬黑了！」第二天演習時，學員都著綠色軍裝，隊列整齊，進場參觀。劉院長以身作則，感動得下級畏威懷德、令行禁止，大都類此。 演習完了，拍攝了影片，我被派去北京編寫說明，因此北影在影片上寫了「軍事顧問郭汝瑰」字樣，事實上我沒有作一點關於影片拍攝的顧問工作。 在合同戰術教授會教學組 * * * 在合同戰術教授會期間，遇三反五反運動，聽人說運動很可怕，但因我不管錢財輕易就過來了，雖然打了幾隻老虎，與我全不相干。以後整風，開始要求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黨搞好運動。非黨教員必然該向領導提意見，不少人就扯些不痛不癢的事作為發言內容。我沒有見過整風，對運動也不太理解，於是想了一條意見，說陳慶先同志在臨淮關演習時，用公款買了一副有色眼鏡送我，這是一種浪費。哪知陳慶先同志要張主任教員來索回眼鏡。我這才知道這件事沒有處理好，弄得大家都很尷尬，至今事已過去多年，每憶及此不能不承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不易辦到的。我在合同戰術教授會兩三年期間，除臨淮關河川進攻演習和首長司令部勤務演習外（首長司令部勤務演習，想定是一個軍進攻，演習地點在句容，演習軍長的學員是兵團司令楊勇。他下達命令頗費力氣，累得滿頭大汗卻毫無倦容，使我非常佩服，也認識到解放軍的紀律嚴明。此時，我擔任端末導演），還在基本系第二期一個班教授一個師想定，時間雖短，但上課前要受蘇聯顧問輔導，這對於我戰術素養有很大的提高。 我原來接受的軍事教育如《戰鬥綱要》、《四大教程》（戰術、兵器、軍制、築城、地形）、《大軍統帥》、《軍隊指揮》、《炮兵戰術》、《機械化兵戰術》、《空軍戰術》、《海軍戰術》、《曾胡治兵語錄》、《武經七書》等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驗教訓，對於制空權、制海權、動員、輸送、防毒、防坦克、內線作戰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外線作戰要分進合擊，迅速達到利害轉變線，要用聲東擊西等辦法誤敵……也略知大概，但對於導彈、核彈的戰略襲擊，集群坦克衝鋒，艦隊遠洋作戰，依賴航空母艦上的飛機決鬥而不能依仗主力艦等等，則只道聽途說並未接受過系統教育，到軍事學院後，才知道戰爭的勝敗主要決定於戰爭綜合國力。一個國家要充實國防，首先要發展科學技術（如航天、電子、雷射、工農業等），巧妙地運用世界戰略，發揚愛國主義「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野戰戰略和戰術上要嚴格計算空間時間，要嚴格作兵力對比，要集中兵力兵器於主要突擊方向，要注意結合部隊保障，行軍作戰都要嚴格防空、防坦，一公里正面要配置若干單位的防空防坦兵器，要配置防坦克預備隊……發起進攻一般是對陣下發起的中央突破（因正面寬廣，未突破前無包圍、迂迴的可能）。進攻部隊要嚴密換防配置大量兵力兵器，發起突然襲擊，才能避免防者反火力準備等破壞進攻。 可惜我只教了一個想定就調到司令部工作教授會，教司令部工作去了。 在司令部工作教授會 * * * 司令部工作教授會主任劉雲鵬作過地下工作，待人公道，我到司令部工作教授會任教員組長，主要教戰鬥文書，草擬命令、作戰計劃等。無什麼新東西，只是接合部保障表雖有點繁瑣，但保障結合部的精神值得學習。 我到司令部工作教授會後不久（1956年6月），遇肅反運動，組織上宣布：「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非黨教員未見過這種氣氛，一個名叫蘇再綏的教員，編造一套假坦白，在大操場報告後，得到寬大，於是許多人競相假坦白。一個叫程宗晉的教員，跪在毛主席像前坦白他是特務×號，問他：「企圖幹什麼？」他說：「偷教材。」問他：「偷來怎麼辦？」他說：「交郭汝瑰送台灣。」問：「郭的上級是誰？」他說：「是杭鳴志。」問：「同夥有哪些人？」他說：「有萬里（克仁）……」我於是於1956年8月8日隔離反省。 萬克仁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與我在成都聯中和陸軍大學同學，後又在一起工作，可一經審問，他滿口承認自己是特務，並供認5月1日在玄武湖船上與我開會…… 審訊員向我說：「你坦白罷！你們同夥已供認了，你們開會的時間、地點他們都供認了，你若不坦白，就要宣布逮捕。」我確實未曾作過特務工作，尤其在軍事學院未偷過教材，更未開過會，我是為了恢復黨籍，才與地下黨聯繫，並兩次會見董必武同志。我確實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因此不肯假坦白亂說一氣。我被隔離反省，審訊員隔幾天竟說：「現行罪證齊全，死不坦白。」而宣布逮捕。逮捕之後就嚴格了，坐在固定的地方，不准亂動。吐口痰、搔個癢都要報告衛兵，先要說：「報告！我吐痰。」得到許可才能吐，否則要受重罰。我日坐愁城，萬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戰，懷著馬革裹屍的雄心，出入槍林彈雨沒有皺過眉頭；解放戰爭時期，沒有留戀國民黨的高官厚祿，毅然投入革命陣營，沒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我想到中美合作所的嚴刑。想到屈打成招的結果，去熬受痛苦不划算，不如什麼都承認，一死了之。然而這裡畢竟不是中美合作所，不但絕對不刑訊，就是一些人的假坦白，也一一調查，全不信口供。其所以逮捕，是使當事人互不見面，不能串通編一套塞責，這樣假話終久經不起推敲，一一都揭穿了。我的案情原是有人假坦白引發的，完全不合乎情理，不得不讓人生疑。 一次審訊員勸我：「你們開會的時間、地點我們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了，你就擔白了吧！」 「你可不可以啟發我思考，略略提示一下開會的時間、地點？」我要求審訊員。 「老實告訴你吧，你們的會是5月1日在玄武湖的船上開的。」 我陡然想起，5月1日我不在南京，就反問他：「你沒記錯吧？」 「沒記錯。」他的回答非常乾脆。 「我5月1日在臨淮關演習，怎麼能飛到玄武湖開會呢？」 審訊員一時語塞，允許查明再說，一查我的日記，明白寫的是5月1日在臨淮關。又因當時在臨淮關演習的人員，都說我當日在臨淮關。於是開始疑惑坦白的人說了假話，不再追問我在玄武湖開會的情況了。不久董必武同志、王葆真同志、趙力鈞同志、任廉儒愛人羅瑩澄同志的證明先後到來，我案情大白，被釋放出來。主持運動的當局判決我「假起義無根據」、「偷盜教材無根據」等四個無根據，還向我平反道歉。雖然這時案情大白，不想死了，但是感覺這種運動的主持人不弄清事實真相，就當作敵我矛盾處理，使身受的人精神肉體都遭到折磨，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還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依法辦理為好。 恢復工作後，有人建議我重新回到合同戰術教授會去，因為這樣能發揮我的所學。這時的主任叫雷紹康，認為我是逮捕後釋放出來的，對我就滿不在乎的樣子。我於是說：「能轉來就轉來，若不能轉來就算了。」他也不高興了，就沒讓我轉去。一下就把我弄到準備轉業的教員中去。我們轉業教員要求評銜，因為評銜後轉業我們才好工作，恰好國防部長彭德懷來學院，我們要求派代表見彭部長，教員科允許了，但彭部長公務忙，已經走了。我們就要求給國防部長彭德懷寫信，教員科的人也同意我們寫信，教員組的成員卻都推辭不寫，怕寫了就犯錯誤，我也不贊成寫，後來一個教員組組長李傳璽說：「我來寫！」自告奮勇願意執筆。他的主張很激烈，我們就同意讓他寫。但是開完會後他來找我，他說他的文筆不好，寫不清楚。讓我先寫個草稿，寫清楚。他再拿去修改一下送交教員科。誰知我寫成後他拿去就照著原稿印成六份，分給一組一份。六個組討論以後，都說不能用。因為嫌我稿子中的一些言辭過於激烈了些，但收回來，卻只有五份，另一份不知道哪裡去了。因我的稿子被否決，就無效了，所以也就沒再追究那份稿子的去向。後來才知道又是這個萬里（克仁），把那份稿子偷去藏起來，送到教員科，並說：「這是郭汝瑰寫的稿子，他惡毒得很！」這下教員科的人又不滿意我了。但是我信中最激烈的話也不過只有這樣幾句：「……無恥之徒，希圖過關，假坦白，攀誣好人。一時滿城風雨，鬼影幢幢，逼得懸樑的懸樑，投水的投水……」其實這也是最真實的情況。雖都是真話，卻埋下了禍根，暗中就記住我了。 1957年，肅反之後就遇到反右運動了。反右時就把我寫信的事情抬出來，作為我最主要的一個罪名，說我攻擊黨。我申辯說：「信上寫的無恥之徒，確實是事實，確實也逼死了十幾個人。我從不亂說。」於是讓我去南京市委開幫助黨整風的會。我不發言，市委書記王昭全啟發我說：「你幫黨整風怎能一言不發？」逼急了，我就說：「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所以才能把政權鞏固幾百年。這就是由於一個是法制，一個是民主，我們要厲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這話本來是對的，結果他們說我攻擊黨連古代帝王都不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法制，攻擊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反革命；還說我做夢都在思念蔣介石（我曾在教員組會議上坦白，說剛剛起義後，做了一個夢，夢見給蔣介石敬了一個禮，我就一驚，醒了），如此等等羅列了一百多條罪狀。教員中我從前的部下都出來斗我。批鬥中有人提出是七十二軍陰魂作怪，畫了一個枯瘦如柴、駝背彎腰的道士，站在香爐旁邊，手揮拂塵，口中念念有詞，正在為七十二軍招魂。畫雖粗劣，但道士的酸像卻勾勒得維妙維肖，讓人忍俊不禁。我在檢討中說：「請把那幅畫送給我，我拿回去做為座右銘，叫我永遠不再想七十二軍……」於是引得大家拍掌大笑。鬥爭會後，政委鍾期光跟我說：「郭教員，你今天報告得很好，你不要改，不要翻案，翻案就不好了。」事後把我的情況反映給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就批了這麼幾個字：「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可見組織對我還是非常愛護的。同時一起報中央軍委的還有一個叫陳達的教員，因為他一直不肯認錯，就把他劃為右派，轉業到江蘇省政協工作。 在軍事史料研究處 * * * 反右過後，我才被分配到戰史教授會，不久又轉任軍事史料研究處（簡稱史料處）任副處長。史料處是我軍幹部在軍事學院畢業，能擔任教學工作後，為安置非黨教員而成立的。我主要負責業務，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史料作為資料整理貯存。一百多名舊教員編成六個組，主要工作是整理中國戰爭史料。寫《從戈矛到火器的衍變》、《中國歷代戰爭戰略問題》、《武經七書注釋》、《解放戰爭的敵情資料》、《中國歷代戰爭地圖》等。這些題目是葉劍英賦予的。以後1966年批判三家村運動，轉為「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 史料處處長於震是個共產黨員，「文革」一起來他就說我們處成份複雜，喊我們後輩的學生們在「點鬼台」上點鬼，把我點到了，說我是牛鬼蛇神。在我家的門上貼上了「牛鬼蛇神」和一副對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並讓六個組每組斗我一天。處長於震說：「我們處的教員情況複雜得很，要嚴查嚴整，要徹底展開鬥爭才行。」研究員康雨生站出來說：「這些研究員都是以前的教員，他們的『罪惡』都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哪有什麼可整的？」他跑到處長門口靜坐絕食鬥爭，以後就斗他。造反派搖旗打鼓，來到史料處，把廉雨生抓來，跪在桌子上的磚頭上，打了兩個耳光，又一腳踢下桌來，給他戴上高帽子，讓他坐在地上受太陽曬。鬥爭時，隔壁工廠的工人們前來參觀，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鬥！」造反派對他們也高呼「靠邊站！」把工人們嚇跑了，然後又搖旗打鼓走了。我因見康雨生的挨打，白挨一頓不值得，不肯吃眼前虧，給我寫下的罪名問我「有沒有？」我都承認有，就斗不起來，一個組斗一天，結果我們就休息了六天。雖然我天天還能回家吃飯、睡覺，但行動卻不自由，要參加勞動，先叫我們幫廚，又覺得對我們這些人不放心，怕放毒，於是叫我們挑糞、種菜。搞了很久，直到1970年才結束。而「文革」中我僥倖未被抄家的原因是當時造反派闖入我家中時，問我女兒是不是造反派，我女兒稱是，說出派名來，竟與之為同一個造反派，不但家沒被抄，還互相握手言稱同志。「文革」中如此類荒謬悲慘的事情簡直是屢見不鮮。記得當時史料處對面有一個外國語學校，一群學生走到新街口，看到一個工人去對火吸菸，聯想到電影片上特務借點火吸菸通消息的情景，就硬說他是特務，讓他坦白。打了以後，關進地下室，第二天就死了。 我們這批被斗的人並無大過，無非是說了些實話，造反派也找不出更多斗我們的理由，沒整出什麼名堂，只是說我們這句話錯了，那句話錯了。到1970年左右就開始逐一「結合」了。「結合」之後就把我們分散安置，我就回到四川老家。這時是1970年5月初。